民讯杂志

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手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 父亲鲁迅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70年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7岁的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阳光比往常上学的时候亮多了。我十分诧异：保姆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我连忙穿好衣服，这时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许妈来到三楼，只见她眼圈发红，却强抑着泪水对我说：“爸爸没了，你现在勿要下楼去。”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忙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那么平静，那么安详，好像经过彻夜的写作以后，正在作一次深长的休憩。母亲流着泪，赶过来拉住我的手，紧紧地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我只觉得悲哀从心头涌起，挨着母亲无言地流泪。父亲的床边还有一些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钟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70年过去，这个场面在我的脑海里还是很清晰，仿佛可以触摸。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的写作习惯是晚睡迟起。早晨不常用早点，也没有在床上喝牛奶、饮茶的习惯，仅仅抽几支烟而已。我早晨起床下楼，蹑手蹑脚地踏进父亲的房间，他床前总是放着一张小茶几，上面有烟嘴、烟缸和香烟。我取出一支香烟插入短烟嘴里，然后大功告成般地离开，似乎尽到了极大的孝心。每次许妈都急忙地催促我离开，怕我吵醒“大先生”。偶尔，遇到父亲已经醒了，他只眯起眼睛看着我，也不表示什么。就这样，我怀着完成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样的满足心情上幼稚园去。 曾有许多人问过我，在对我的教育问题上，父亲是否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先生那样严厉，比如让我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比如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音乐；或者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如母亲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多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内。” 听母亲说，父亲原先不大喜欢看电影。在北京期间不要说了，到了广州，也看得不多。有一次虽然去了，据说还没有终场，便起身离去。到上海以后，还是在叔叔和其他亲友的劝说下，看电影才成了他唯一的一种娱乐活动。 我幼年很幸运，凡有适合儿童的电影，父亲总是让我跟他同去观看，或者也可以说是由他专门陪着我去看。有时候也让母亲领着我和几个堂姊去看《米老鼠》一类的卡通片。由看电影进而观马戏。有一次，在饭桌上听说已经预购了有狮、虎、大象表演的马戏票，时间就在当晚，我简直心花怒放，兴奋不已。因为那是闻名世界、驰誉全球的海京伯马戏团的演出。按常规，我以为这回准有我的份儿，就迟迟不肯上楼，一直熬到很晚，竖起耳朵等待父母的召唤。谁料当时父亲考虑到这些节目大多为猛兽表演，且在深夜临睡之际，怕我受到惊吓，因此决定把我留在家里，他们则从后门悄悄走了。当我发现这一情况后，异常懊丧，先是号啕大哭，后是呜咽悲泣，一直哭到蒙蒙地睡去。事后父亲知道我很难过，和善而又耐心地告诉我他的上述考虑，并且答应另找机会，特地白天陪我去观看一次。因而他1933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条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观海京伯兽苑。”虽然我们参观时没有什么表演，只看了一些马术和小丑表演的滑稽节目，不过我已算如愿以偿，以后也就不再成天撅嘴嘟囔不休了。 我幼时的玩具可谓不少，而我却是个玩具破坏者，凡是能拆卸的都拆卸过。目的有两个：其一是看看内部结构，满足好奇心；其二是认为自己有把握装配复原。那年代会动的铁壳玩具，都是边角相勾固定的，薄薄的马口铁片经不起反复弯折，纷纷断开，再也复原不了。极薄的齿轮，齿牙破蚀，即使以今天的技能，也不易整修。所以，在我一楼的玩具柜中，除了实心木制拆卸不了的，没有几件能够完整活动的，但父母从来不阻止我这样做。 叔叔在他供职的商务印书馆参加编辑了《儿童文库》和《少年文库》。这两套丛书每套几十册，他一齐购来赠给我。母亲把内容较深的《少年文库》收起来，让我看浅的。我耐心反复翻阅了多遍，不久翻腻了，就向母亲索取《少年文库》，她让我长大些再看，而我坚持要看这套书。争论的声音被父亲听到了，他便让母亲收回成命，从柜子里把书取出来，放在一楼内间我的专用柜里任凭取阅。这两套丛书。包含文史、童话、常识、卫生、科普等等，相当于现在的《十万个为什么》，却偏重于文科。父亲也不问我选阅了哪些，更不指定我要看哪几篇、背诵哪几段，完全“放任自流”。 在我上学以后，有一次父亲因为我赖着不肯去学校，卷起报纸假意要打我屁股。但是，待他了解了原因，便让母亲到学校向教师请假，并向同学解释：确实不是赖学，是因气喘病发作需在家休息，你们在街上也看到的，他还去过医院呢。这才解了小同学堵在我家门口，大唱“周海婴，赖学精，看见先生难为情”的尴尬局面。我虽然也偶尔挨打挨骂，其实父亲只是虚张声势，吓唬一下而已，他在给我祖母的信中也说：“打起来，声音虽然响，却不痛的。”又说：“有时是肯听话的，也讲道理的，所以近一年来，不但不挨打，也不大挨骂了。”这是1936年1月，父亲去世的前半年。 父亲在世时，我还是个调皮爱玩的懵懂孩童。父亲的生活起居、写作待客，我虽然日日看到听到，父亲与朋友之间的谈话，我每每在场，他们也并不回避我。我对他们交谈的内容偶尔发生兴趣，其实他们究竟说的什么，我也不甚了然。对于孩子的未来，父亲自然是希望“后来居上”的，但他也写下了为很多人熟知的遗嘱：“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宁可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能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也不要做那种徒有虚名、华而不实之徒。如今我已年近八旬，一生只是脚踏实地地工作，为社会尽一份绵薄之力，就此而言，自觉也并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

鲁迅的传记到90年代末已达27种。其中，半部的4 种，未完稿1种，全部的23种。计有5 人写过2 种，2 人合著1 种，多人合作、一人执笔2 种，总计是23人写出27种鲁迅传。与据说已有200 种传记的印度诗圣泰戈尔相比，尚差得甚远，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已属独树一帜，扩大到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领域，也罕有能与鲁迅比肩者。一、鲁迅生前时期的短篇评传1936年，李霁野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在5 月8 日回信中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这幽默的语言，表现了鲁迅淡泊自守的谦逊美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认为传记写作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不为亲者谀美的科学观点。所以，鲁迅毕生没有写过长篇自传，只是在特别必要时写过三次小传，都写得客观、简约、准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传记的观念。而面对要为自己写传的人，鲁迅也并不一律阻拦，只是希望能够真实、中肯。增田涉把传记腹稿告诉鲁迅后，鲁迅立刻就写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两句郑板桥的诗送给他，(1) 充分说明了鲁迅对传记有着严格的要求：希望听到“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据曹聚仁回忆：30年代，当鲁迅问他是不是准备材料替自己写传记时，他承认要写，但表示要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写成一个“神”，鲁迅默许了这一点，并不阻止他写传。(2) 事实也正是这样，鲁迅生前就认真过目和修订过两位外国友人给自己写的传记。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斯诺在上海访问了鲁迅，写了这篇评传。鲁迅看过译文之后，逐段作了细致入微的订正，写了“对于《评传》之意见”，附于同年11月5 日致姚克信后，请姚克转呈作者，予以修改。“意见”对事实审核极严，例如原文说鲁迅“在孩时”父亲死去，鲁迅则指出：“父死我已十六七岁，恐当说是‘少年时’了。”原文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鲁迅则指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说明鲁迅对传记的史实是持何等严格的科学态度。斯诺的这篇评传，1935年1 月以《鲁迅--- 白话大师》为题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同时还登载了1933年5 月26日斯诺专门为鲁迅拍摄的一帧半身照片。斯诺曾把这期杂志寄给鲁迅，查当年1 月17日《鲁迅日记》，有“得施乐君所寄一月份《Asia》一本”的记载。翌年，伦敦出版了斯诺编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中收有这篇文章第八段以后的文字，题目改为《鲁迅评传》(3) ，文字和内容也稍有删改。斯诺这篇经过鲁迅亲自订正的“评传”，尽管属于短制，一些地方也存在误记，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作者没有预定的框框，是从与鲁迅及其所处环境的直接接触中得出的感受和判断，所以往往比后来的许多煌煌大论更符合实际。例如关于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观点，一直被当作斯诺的一个错误，其实恰恰是与实际相符的。1930年9 月17日，在史沫特莱和上海左翼文化界为鲁迅举行的庆祝五十诞辰招待会上，鲁迅自己就说过：现在被请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青朋友要求他当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要是真的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他的根，他的创作生活，是植在半封建的农村中，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除了自己的故乡和周围一些知识者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青年，没有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与痛苦，便能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文学。(4) 大量的史实充分证明斯诺“评传”关于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观点，不仅不是什么错误，而且是斯诺“评传”中最可贵之处。另外，斯诺对阿Q 的分析很精警，对鲁迅和林语堂眼睛的描写也很有神采，巧妙地把采访鲁迅时的感受与鲁迅生平、著作的评述揉和在一起，既给人以亲切的真实感，又没有脱离以传为主的宗旨，这为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写作鲁迅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位是日本学者、鲁迅的私淑子弟增田涉。1931年春天，增田涉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师事鲁迅。从3 月到12月末的10个月期间，每天午后在鲁迅家度过3 小时至4 小时时间，两人并坐在书桌边，一字一句亲耳聆听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等著作。时而还转入杂谈，参加对时事的批评。每天又受到许广平夫人点心或茶水的招待。每星期大约有两次在鲁迅家吃饭。这种手把手的个人教授与谆谆教诲，的确是得天独厚，连中国人也不曾得到过的，为传记写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于是，增田涉在八月间起草了《鲁迅传》的初稿。据他后来所作的《鲁迅的印象》记载，鲁迅看过原稿并进行过修改(5) 。1932年2 月，增田涉又在东京作了进一步修改，发表在《改造》杂志1932年4 月特别号上。后来又由梁成译成中文，刊于1935年《台湾文艺》新年号。由于前言所述创造社压下罗曼×罗兰致鲁迅信一事有误，郭沫若写了《＜鲁迅传＞中谬误》(6) 一文，发表于该刊下一期上，予以申辩。因此，1935年6 月岩波文库出版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附录此传时，就删去了前言。然而因为没有署名，被误为佐藤春夫所作。1936年7 月上海当代书店出版的钱浩所编《鲁迅文学讲话》(7) 和1947年2 月上海博览书局出版的邓珂云编、曹聚仁校订的《鲁迅手册》(8) ，都收了此传，也照删了前言并注明佐藤春夫所作。由此以讹传讹达40年之久，直到1976年钟敬文先生翻译、出版《鲁迅的印象》才得以纠正。增田涉的这篇鲁迅传，约有两万字，篇幅比斯诺的长，叙述也较为详细，但是水平却不及斯诺的高，也不及他后来所写的《鲁迅的印象》，记叙过于琐碎，引用鲁迅的话过多。看来对于鲁迅这样巨大的存在，是需要长时间消化过程的，离得过近，看得过碎，反倒不易把握他。然而由于这篇小传是亲访鲁迅之后写的，记录了鲁迅当时的真实谈话，对于认识鲁迅的内心活动和他所处的实际环境很有参考价值。例如关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谈话，鲁迅认为“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够的，并且没有把握住客观的现实形势。英雄主义的公式主义者，在政冶上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路线同样陷入于左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是失败了，他们也失败了。现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击我是反动，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得，却都好像吃了辣椒似地，因为辣椒一时是会使人兴奋的。”这样的谈话，在鲁迅正式形成的文字里是没有的，但从鲁迅思想实际与当时所处环境来看，却是属实的，反映出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刻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它还有鲁迅关于革命问题的看法和不能把他五四前后的作品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也不能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作家的谈话，也都异常重要。从传记体例上看，增田涉也同斯诺一样，由访问的感受写起，既增添了亲切感，又保存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可资借鉴之处。总之，斯诺和增田涉这两位外国友人写的鲁迅传，虽然有失简略，亦有粗疏、失误之处，但是终归为亲访鲁迅之后所作，又经过鲁迅亲自过目和修订，自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鲁迅之所以支持外国友人写传，除了希望扩大中国左翼文学的世界影响之外，还因为有些话在国内不便明言。他在致姚克的那封信中就说过：“评传的译文恐无处登载”。其实，当时国内也出现了短篇的鲁迅传记，虽然不像斯诺、增田涉那样明显涉及中国时政，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其中能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留下光彩一笔的，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王森然教授所作的《周树人评传》(9) 。这篇评传见于1934年6 月北京杏岩书屋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虽属短制，但却条理畅达，言简意赅，结尾还插入鲁迅先生事母至孝的轶闻和课上课下都置铅笔于右耳上、与人力车夫共坐一凳、欣然大餐玉菽窝头等细节，使一位人间鲁迅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生动程度，是后来的许多传记没有达到的。实质上，传记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是否能够把握传主的突出特点，并予以生动的凸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仅仅两万五千字，却把贝多芬的伟大形象雕塑般地成功凸现出来了，不愧为世界传记史上的大手笔。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以至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文苑中，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手笔。二、鲁迅逝世后至40年代末的鲁迅传记鲁迅逝世以后，生前友好曾有过撰写整部鲁迅传记的动议，并商请茅盾执笔。茅盾认为，他只熟悉鲁迅后半段生活，而最了解前半段的是许寿裳。经过郑重考虑，他觉得不能草率从事，后因抗战事起，就搁下了。直到1942年5 月，才有了中国人写的半部鲁迅传出版。这就是欧阳凡海著的《鲁迅的书》。这本书由桂林文献出版社推出，约30万字，分四章十节，从1881年鲁迅诞生写到1927年离开广州。作者在自序中谦虚地说：“我不敢把这本书叫作评传，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差不多是全部作品的或简或详的分析，也决不能称批评，只能够当作是一种注解。”作者本来打算把鲁迅后十年的生活作为下册写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环境所限，不得不放弃，给后世留下了遗憾。不过，称该书为第一本的半部鲁迅评传，还是当之无愧的。欧阳凡海是1936年底开始准备这本书的。鲁迅逝世后，他应茅盾之约写了一篇论文《关于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商榷》(10)，茅盾认为很好，鼓励他继续研究，他于是着手写书。由于欧阳凡海写论文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理论思辨能力与独立思考精神，所以《鲁迅的书》具有相当厚重的理论份量。该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准确地把握了鲁迅思想的真谛----奴隶观，并以此为核心结构全书，因而从基本原则上与鲁迅达到了契合。欧阳凡海认为：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且断定，历史的进化法则，决不能是永远循环的，做奴隶而不可得，和做稳奴隶的悲惨时代，可以用奴隶自己的力量来结束”。正是这种奴隶意识奠定了鲁迅以真理武装思想的可能。《鲁迅的书》抓住了这一点，也就从中把握了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基点。这也正是该书最可贵之处。其次，该书对鲁迅少年时代的描述很有特色，从“自然界的天真与当时人类社会的矛盾的表现”、“迷妄与虚伪的世界”、“个性的表现”、“故事想象的世界”、“神佛的环境”、“从大自然看到了善与美”、“抄书和图画的兴趣之发生”这七个方面概括少年鲁迅的心灵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确是非常全面、深刻、富有诗意的。而这又是鲁迅传记写作史上的首次实验，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就显得格外难得了。再次，该书注意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范畴去看鲁迅，把鲁迅的心态变化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第三章“流入冷藏器的热情的变化”，详述了辛亥之后袁世凯的窃国与北洋军阀的混战，就清楚地说明了鲁迅当时寂寞、苦闷、越躲到古书的“冷藏器”中去、压在心之底层的热忱就越火热的心灵锻铸过程，驳斥了所谓鲁迅当时没有起而反对军阀统治的无端指责。第四，该书对《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手法的分析和前期杂感诗的素质的体悟也有其独到之处。总之，《鲁迅的书》不愧为第一本颇具理论份量和深度的半部鲁迅评传。当然，这半部评传也有明显的不足。例如把《阿Q 正传》局限在一篇不很重要的杂文《知识即罪恶》中，认为《阿Q 正传》仅仅表现了这篇杂文的思想，就不能不大大限制了对阿Q 这一不朽典型的理解。对此，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曾在《关于< 阿Q 正传> 》一文中予以纠正。但是，邵荃麟最后仍然肯定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大体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鲁迅的较好的书，有许多见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11)另外，该书对传主的称谓也有不妥之处，一律称发表《狂人日记》以前的鲁迅为“豫才”，虽然作者也申述了他的道理，然而总不大合乎读者的习惯。后来的鲁迅传就不这么做了，开头说明周豫才就是后来的鲁迅，然后就以鲁迅称之，倒比较顺乎自然。《鲁迅的书》之后，又出现了一本不能称为正式传记、但又不能不提的鲁迅传，这就是郑学稼著的《鲁迅正传》。这本书最初由江西的胜利出版社于1942年7 月出版，约10万字，分“假洋鬼子”、“十四年佥事”、“《呐喊》”、“《阿Q 正传》”、“不准革命”、“浪子之王”、“革文学的命”、“传赞”八章，附录1937年登于《青年向导》上的《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一文。香港亚洲出版社于1953年元月重版，1954年11月又再版。再版本删去了附录，增加了《再版序言》，说这本书大约是于1939年在重庆北碚附近写的，时年32岁。他以当时“单独地一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感到自豪，足见这本书是以.为宗旨，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所谓“正传”的资料非常粗疏，例如鲁迅少年时因祖父科场案而遭遇到家庭变故，当时已为学术界所知，而“正传”作者竟说“不明白这大变故，究是什么”。并在注中信口说道：“笔者有一位朋友--- 他也是绍兴人。他为着文化的工作，在上海曾和笔者有一次偶然谈到鲁迅--- 似乎是为鲁迅募出版物的经费。他说，鲁迅的父亲(也许是他的祖父，我忘却了。)以家贫，常在考场内抢替，有一次被发觉入狱。周氏因之全家搬到杭州附近，至犯人死亡止。”真是谬误之极！孤陋寡闻，连最起码的资料都没有掌握，就竟然妄作什么传记。然后又道听途说，信口雌黄，谬以千里。仅此一例，就足见郑学稼的学风，足证此所谓“正传”的水平了。该书攻击鲁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说鲁迅在教育部当了十四年佥事，却没有反对北洋政府。其实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革命的爆发，无论是对时代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酝酿期，时机不到是不会爆发的。鲁迅也从来没有隐讳过自己这一时期的沉闷，他这时实质上是为了五四前的“呐喊”而进行着精神上和哲学、文学及学术上的准备。诚如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所说，是将热情“流入冷藏器”中，这恰是鲁迅后来成为坚韧战士和深刻思想家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该书对鲁迅作品的评述也很简陋、浮浅，引一段作品的大意，然后议论几句。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也是非常稚陋，不入堂室的。这本“正传”给人留下的教训是：从狭隘的政治功利出发，又不掌握翔实的资料，不具备严谨的学风和基本的才力，是不可能正确认识鲁迅，更不可能写好鲁迅传的。不过，这本“正传”也从反面证明了鲁迅不可抹煞的巨大价值。对鲁迅深抱偏见的郑学稼，也不得不承认鲁迅无可比拟的文学天才，认为：“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在文学风格上，认为鲁迅的“简洁文体，确有些和契柯夫相肖似”。即使到了晚年，也“靠旧文化教养而取得之超过一般青年的文体”。另外，郑学稼还把当时在上海的有些左翼文化人比作巴黎巴尔札克笔下的“浪子”。这些见解包含一定道理，有的甚至还算深刻。总之，郑学稼的这本“正传”，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政治派别的一种鲁迅观，即从政治上攻击和否定鲁迅的左翼倾向，又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天才和文化修养。前文说过，动议茅盾撰写鲁迅传时，茅盾认为他只熟悉鲁迅后半段生活，而最了解前半段的是许寿裳。许寿裳后来虽然并没有动笔写作鲁迅传，却努力撰写了许多有关鲁迅前半段生活的回忆文章，并为一本专门记述鲁迅前半段生活的传记作品作了序。这本书就是王冶秋著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43年4 月由重庆峨眉出版社推出。全书约10万字，分为“故乡与童年”、“由困顿走入歧途”、“海外八年”、“归来与出走”四章，记述了鲁迅从出生到辛亥革命后离开绍兴去南京这前半段生活。其特点是条理性强，清新、简洁，列出一个个醒目的小标题，把鲁迅的生平轶事及所处环境眉目清晰地囊括于一本书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可以“减少一些将来写传记的人翻拣上的烦劳”。其中有些章写得很有情趣，例如“胡羊尾巴”一节，写鲁迅幼小时候的聪明灵活，就很生动有趣；“张献忠与永乐皇帝”一节，写少年鲁迅遭受困顿之后，从《立斋闲录》等野史中知道了封建皇帝的凶残，将憎恨从张献忠等流贼身上移到永乐皇帝那里去，通过这种心理变化反映了少年鲁迅困顿后的成熟，并与鲁迅后来所作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一著名历史论断相对照，令人感到作者对鲁迅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鲁迅思想的一些本质的东西。而这些本质后来却被忽略了，直到80年代以后才重新提起，由此更显现出王冶秋这半部鲁迅传记的可贵之处。但是，从整体来看，这部传记的写法还很不成熟，引文过多过长，段落分得过碎，小标题列得太烦琐，颇有轶事集粹的味道，离正规的传记尚相差较远。总之，直到40年代，中国传记文苑上仍没有出现整部的正规的鲁迅传，足见其之难产了。然而，一位日本学者却很早就进行了尝试，中译本于40年代在中国广为传布。这就是小田岳夫著的《鲁迅传》。小田岳夫20年代曾在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任职，对中国情况很熟悉，创作过长篇小说《义和团》等中国题材的作品，并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日本汉学家。他的这部鲁迅传，1940年在日本《新潮》杂志刊载过部分章节，1941年3 月由日本筑摩书房社出版。1941年12月，即伪满康德八年，长春艺文书房就出版了单外文的中译本。1945年12月，上海星洲出版社又出版了任鹤鲤译本。1946年12月，北平艺光出版社则印行了夜析译本，改题为《民族导师鲁迅先生的一生》。但是，这三种译本影响都不大，传布最广的是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10月版的范泉译本，当时许多报刊都作了转载和评介。小田岳夫的这部《鲁迅传》，约10万字，共分12章，从幼年记叙到鲁迅在上海病故，是整个一生的传记。书前的序章对鲁迅作了总体性的评价，其中关于鲁迅与孙中山的比较颇有见地，认为“孙文是制造新中国的外表的人。而鲁迅，同他比起来，却是为制造新中国的实质而毕生忍受着苦痛的人。”“和孙文的总是满身洋溢着光辉的英雄不同，鲁迅则是一个寂寞的孤独的时代的受难者。”这一评价颇有见地，而且来自一位外国学者就显得格外可贵。后边12章生平评述，也还清晰有序，生动自然，构成按时间顺序结构鲁迅传的基本框架。但是，由于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评述中也常出现失误和疏漏，例如鲁迅13岁时因祖父科场案遭遇家庭变故，作者对科场案一事竟不甚了了；说“鲁迅的父亲，对于孩子们似乎是相当冷淡的人，但祖父却深深地爱着孙子们”，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特别严重的是，作者因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在推崇鲁迅的同时，竟得出鲁迅反对中国统治者、“无怪日本要为民伐罪，深入中国”的荒谬结论，所以必然受到许广平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批评。(12)从传记写作上看，这部《鲁迅传》也显得过于单薄，引文过长，内容欠充实。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外国人写的单薄、有误的鲁迅传，竟然多次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广为转载、评介，就说明中国读者是多么需要鲁迅传，而中国人写的鲁迅传又是多么难产了！早在1942年10月，茅盾就在《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13)中大声疾呼：；“研究工作中，应该包括一本正确而详尽的《鲁迅传》。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和鲁迅先生订交的前辈先生，恐怕以后是要一天一天少起来了，而要写一本《鲁迅传》，一定要依靠他们前辈先生的许多指示和帮助。‘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今天全部存在，私人信札今亦保留不少，然而‘五四’以前的此种材料，差不多没有了，所以要研究‘五四’以前鲁迅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每苦于材料不足，惟有依靠鲁迅先生的老友们回忆，方能弥补这缺憾。有心作专门的鲁迅研究的人，似乎不应放过这可贵的时机了。一部好的传记将为其他严密的分工研究先树立了基础。”但是，愿望总不能成为现实，完整的鲁迅传迟迟不能出现。1945年10月重庆《中学生》月刊复刊后第92期上，曾雄心勃勃地刊登过陈原的传记小说《鲁迅：黑暗中国的明灯》初稿的第一章《鲁迅在故乡》，(14)然而虎头蛇尾，一章刊出后竟再无续作。1947年10月18日，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丁易在上海大公报上又发表了《我们需要一部鲁迅传记》(15)一文，再次呼唤一部完美的鲁迅传记的出现，说明撰写和出版鲁迅传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正是由于时代的催促，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终于出现了。这就是王士菁著的《鲁迅传》，最初由上海新知书店于1948年1月出版，后来又由三联书店于1949年2 月再版并多次重印。全书40余万字，分十章详述了鲁迅从出生到逝世整个一生的历程与著作。许广平在序中喜悦地说：“胜利之后，有机会看到这本真正自国人写的《鲁迅传》。他把中国历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鲁迅生平经过，从头正确地、客观地寻找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了解鲁迅行文、处世的真意。这正是我多年心里所愿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实现，这一欢欣鼓舞，是不能言语形容的。”是的，在鲁迅逝世后的11年间，人们始终在企盼和呼吁鲁迅传的出现，却迟迟不能如愿，现在终于看到这本完整、厚重的大书摆在眼前，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王著《鲁迅传》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的著作生涯、战斗历程，与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思想演变紧密结合起来，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审视个人的发展，将鲁迅的生平、著作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叙述得有条不紊、全面周严。其次，王著把鲁迅前期小说创作宗旨概括为“批判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针对着这一个在数千年专制制度下养成的，落后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隶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严厉的批判”。这一论断是非常中肯的，后来的鲁迅小说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对鲁迅小说思想价值的认识反而比这时倒退了。再次，王著按时间顺序和鲁迅生活的地点安排章节，条理清晰，进展自如，稳定了以时为序的鲁迅传的体例结构，叙述也还从容。总之，在40年代末能出现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完整的鲁迅传，的确令人欢欣。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和作者的年轻、学力的不足，这本鲁迅传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引证过多，引述鲁迅的原话过多，显得冗长、烦琐。另外，对鲁迅生活方面的事迹很少涉及，仅限于对鲁迅的生平、著作资料进行长编，未能升华到融会贯通、把握精神特征的境界，当然更未能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由此可见，写作一部真正成功的鲁迅传绝非易事，不经过长期的充分酝酿与惨淡经营是不可能的。王士菁的《鲁迅传》出版以后，写出《鲁迅事迹考》的林辰，于1949年1 、2 月在成都《民讯》月刊第4 、5 期上发表了《鲁迅传》的开头两章：“家世及早年生活”与“无需学费的学校”。(16)林辰对鲁迅事迹的考证颇见功力，这两章也写得较为精熟，本有希望写出更为成功的鲁迅传，(17)但可惜没有继续写下去，铸成鲁迅传记写作史上的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