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论文范文写作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他的成名作《穷人》（1845）之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在经过苦役、流放、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把它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并加上作者序，让人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轰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个典型的预言家。”1877年，他在提到《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 一褒一贬，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别林斯基认为，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存在某些缺点。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格罗斯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同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引起强烈反对。”俄国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奉行的则是幻想现实主义或发展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把幻想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双重人格》中运用的艺术形式，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渊源于狂欢节文化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把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双重人格》中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试锋芒，尚未娴熟。他自己也承认：“我这篇小说的形式彻底失败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一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疑滥觞于《双重人格》。“有人公开说，这部作品是奇迹，尽管不好理解；它的巨大作用将在以后表现出来；哪怕我（指陀氏本人）只写一篇戈利亚德金，那么对我来说也已足够了；在一些人看来，它比大仲马更有兴味。”别林斯基也说：“一般平庸的作家是不会用这样的作品来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用这样的作品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已经够好，够璀璨的了。” 以后，特别在重返文坛之后，作者继续深入开掘了“双重人格”这一主题，使梅尼普斯式讽刺这一艺术形式更趋成熟。例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斯梅尔佳科夫——魔鬼：前者就是典型的双重人格，而后两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化身，尽管外貌不同。 双重人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的普遍特性。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其不同侧面，因而出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本书译者臧仲伦先生在他为《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序言《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中写道：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戈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妄想型的偏执狂，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戈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人的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他的成名作《穷人》（1845）之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

他是一个奇特的人，甚至是怪物。不过，奇特与古怪只会令人生厌，不会博得人们的青睐，尤其是当大家全都想把个别凑成一致，以便在普遍的混乱之中，竭力求得某种整个的涵义的时候。而怪物大多是个别和特殊的现象。不是吗？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 《东京教父》 （一） “那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啊！” 这是日本动漫电影《东京教父》①里开头的一句台词，是由人妖拾荒者阿花在看见少年拾荒者美由纪与大叔拾荒者金打闹时，美由纪把一本厚厚的书 （写着《世界儿童文学全集》） 扔到金脸上时所说。阿花是一个善良而有母性的人 （虽然阿花在生理上更应用“他”来形容，但为了突出在电影环境下的角色，我们用“她”称呼） ，即便在没有物质基础的情况下，她仍然希望年龄最小的美由纪可以读一些书，只不过被她拒绝了。书，精神食粮，在读者眼中，若有生存困境，精神便不是良药而是可以弃之的废品。人们不能指望书籍在饥饿年代可以充饥，也不能指望书籍带给边缘人们心灵慰藉。作为旁观者，一部分人是世界的幸运儿，我们可以拥有智能手机，可以打开必要的软件，可以有挑选的权力。而对于在苦难深处的人们来说，他们，只有 “……活着，活着，活着！不管怎样活着——只要活着就好！” （陀氏《死屋笔记》） 今天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以下简称陀氏） 诞辰两百年的日子，双十一，中国人赋予其特定的含义。有趣的是，这是一场物质的狂欢，也是情欲的盛宴。在物质生活丰富且饱满的年代，苦难却并没有减少，反而逐渐下沉，成为了狂欢盛宴下的暗流。 人们忽视、逃避、畏惧、不愿面对、强颜欢笑，而不愿意直面苦难。新时代下，人们更愿意活得“快乐”，将念想寄托给乌托邦般的人与物上，将缺点隐藏在科技兴盛的假面背后，也不愿意去直面痛苦。伪装带来的，是泛娱乐化的兴盛与精神方面的空虚。 而当我们再去看二百年前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一生饱受病魔 （癫痫、痔疮、神经失调、胃病、支气管炎、关节炎、肺气肿和脑充血等多种疾病） 困扰、被流放 （人生坎坷） 、穷困潦倒 （物质匮乏） 、童年父亲残暴 （家暴） 、母亲早逝 （爱的缺失） 、照顾弟弟妹妹 （责任的负担） 的作家，几乎集齐了当代青年除去爱情外所有的烦恼，可即便如此，陀氏依旧高亮。他将一生寄托于文学并为之奋斗，他思考、热爱生活、并相信善良与美长存。即便苦难已经遍布了他的身体，让他摇晃，连身子都站不起，可他从未放弃对文学、对生活的希望。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有一个圣母般的母亲 （玛莉亚） ，与一位挚友般的农奴朋友 （马列伊） 。 母亲玛莉亚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她点燃了陀氏生命里对于艺术的追求。早年间，玛莉亚一直带着儿子学习，让他受艺术熏陶，在童年不幸的阴影下，母亲一直呵护着小陀氏。 而马列伊的故事是这样的： “10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幻听，以为听到狼叫，吓得号啕大哭。当时正在犁地的老农夫马列伊，赶紧跑过去用沾满泥土的手指在他身上画十字，竭力安慰他，直到他停止哭泣。 许多年后，当他回忆道：老农夫马列伊使我第一次懂得了，农奴制时代的农民的心灵里充满着多么深厚而又文明的人类情感！” （《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即便陀氏的父亲是被农奴打死的，可他从来没有记仇于农奴，反而心存感激，因为他们的心地善良。他深知自己父亲的暴戾，反抗是善良的人的本性，即便他深爱着父亲，也不能违背对于公正理智的精神内核。他对于农奴的尊重，甚至到了从 “西化的左翼自由主义者” 到 “赞美沙皇” 的地步 （帕穆克②语） 。沙皇解放农奴也是了却了陀氏的一个心愿。 人们能发现生活的美好吗？美好可以影响人的一生吗？在当今时代下，一件小事或美德的欣慰已经很难成为坚挺而立的动力了。为此，这个时代尤其需要陀氏，需要他直面苦难的勇敢，也需要他赞颂生活的坦然。诺奖得主帕穆克曾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70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成了一个疲惫不堪的老人，天天收到众多读者与仰慕之士的来信，甚至赢得了他的敌人的尊敬。《卡拉马佐夫兄弟》出版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多年后，他的妻子回忆，他的丈夫如何坚持爬上四层楼梯，参加一个定期的文学聚会，他会累得筋疲力尽、气喘吁吁，仅为填补上他那永不知足的骄傲：他一进门整个会场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尽管由肝病引起的黄疸时不时会爆发，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拒绝放弃写作的快乐，他会写到黎明，然后，抽一支烟、喝一杯茶。” 人所追求的幸福，也不过是如此吧。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别罗夫 （二） 前几天买书时，有个朋友推荐了陀氏的《白痴》，当时我购物车里已经有两本陀氏的书，一本《群魔》 （收藏用的） 、一本《少年》，所以将机会留给了加缪与里尔克。无独有偶，推荐的书中，陀氏的《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都在其中。其中，很多人都是因为宣传陀氏诞辰二百年才知道的这位作家，但有一个不同。他是一个南方人，他唯一看过的一本陀氏的书就是《群魔》，而在看完后，他给了我一个评价： “我感觉我的脑子快被吸走了，如果《金瓶梅》都算‘禁书’，那么《群魔》就应该‘永远不被人碰及’。” 陀氏的文字里有一种魔力，他将思想混杂于文字之中，在每每读完一节故事后，整个大脑想被抽走了一般。正如每一个人的爱好启蒙， 例如我，文学启蒙是《基督山伯爵》，眼睛在书上趴了一天后，忽然被老师抽走，整个人都是混乱的，仿佛打开了一片全新、未被人涉足过的新世界。 此时，无论老师怎么谩骂，都心不在焉了。陀氏的书给了人第二次启蒙的麻痹，像是毒品一般，迷离而又痛快。 《群魔》所反映的是俄国虚无主义，是一种 “进步阵营、民粹主义运动和整个革命队伍中一个极端主义派别”（马龙闪③语） ，换言之，则是一种偏激的暴力革命主张，有些许类似于恐怖主义。陀氏早年是虚无主义的追崇者，但在流放生活，远离了政治文化中心之后，当他以一个旁观者视角审时度势，也渐渐发现了虚无主义带给俄国的伤害。 虚无主义让人们充满了对于权力的渴望，当这种渴望高过了对于国家未来的期待时，他们就超越了人伦、国家道义，成为了捆绑在民族上的枷锁。为此，人们关心的不再是所谓“解放”与“进步”，而是“上位”与“欲望”。 当时俄国笼罩在恐怖主义的阴霾下，1869年，无政府主义分子涅恰耶夫在一个政治小组里与其余三人一起谋杀了不愿意服从于他并想退出组织的大学生伊万诺夫，将尸体扔到了学校池塘中。这一恶性事件遭到了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内的欧洲知识分子的强力指责。陀氏几乎把故事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小说中，韦尔霍文斯基与他的朋友三个朋友 （塔罗臣科、威尔金斯基、拉姆辛） 在一个公园里，杀死了涉嫌告密的沙托夫，并把尸体扔进了湖里。 而《群魔》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精准预测了往后一百五十年里世界民族主义极端化的根本内在。 当人群被一种思想所虏获，并狂热地验证它是正确的时，民族之理智便消亡了，人们嘲讽与他们行为、潮流、思想不一致的人，并开始团结起来“同仇敌忾”，随之，暴力、流血，甚至战争都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无论是五十年后的日本德国，还是一百年后的土耳其，都无比契合。 （三） 接下来，我们简单感受一下陀氏小说中的思想魔力。 还是在《群魔》中，曾有一个有趣的调查，叫： “人为什么不自杀？” 这个调查很奇怪，相较于我们平常所见的调查，都是 “人为什么会自杀？” 通过调查报告来探讨社会出现的弊病，并做出相应调整，来减少自杀率。而“人为什么不自杀？”邪魅多了，它所印证的与“自杀”恰好相悖，即 “如果一个社会不健康，那么人们为什么不自杀？” 十九世纪的沙俄混乱不堪，农奴盛行，压迫不断。那个时代里，道德崩坏，私生子随处可见，人们对滥情情有独钟，却对责任漠视，并鄙视这些孩子。可即便如此，人们依旧不选择自杀，虽然那时人们死亡率很高，但多数因为疾病与意外，自杀少之又少。时间横跨二百年，在如今这个讲究文明社会的时代，人们被要求彬彬有礼、生活被要求井井有条，娱乐与出行很方便，美成为了人们所追求的另类高度，可在这样一个富足社会，自杀率却高得离谱。那么，这又是为什么？ 我们跳出“自杀与不自杀”的反思中，再去看第二段的问题。十九世纪，人们对应的调查是“人为什么不自杀？”，二十一世纪，人们对应的调查是“人为什么自杀？” 这二百年里，人类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导致了否定词的消失？是人的欲望有所消退？还是人对生活的热枕不再活泛？是我们知道的太多了？还是古人可怜到对世界一无所知？是科学发展导致了信仰崩塌？还是因为思想解放的弊病？…… 你看，仅仅一个“不自杀”的调查，我们就可以去思考很多。在《卡拉马佐夫兄弟》有一段兄弟二人在饭馆里的对话，整整二百页，那段对话，更为经典，是真正史诗的思想碰撞。这里不再多叙，但关于自杀，我还是想多说几句。 六十年后，加缪在《西西弗神话》的开篇中写下了“真正的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这句话的底层逻辑是：自杀是在反问自己活着的意义，而这本就是哲学的终极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真正想过自杀（不是那些被挑唆或者证明勇敢的胡思乱想），其实也是挑战自己对于生活的认知。一个人如此，如果体量翻几亿倍后，这便是一个磅礴的思潮。 只是，我们虽然无法知道一个人想要自杀的原因，但却知道群体想要自杀的原因。他们都遭遇了苦难，无论是疾病缠身、人生坎坷、物质匮乏、被家暴、爱的缺失、责任的负担，还是爱情奔波，惨遇背叛……人们都在苦难中艰难起伏，有人倒下，有人负重前行。在此，人人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那些活下去的人，都有着在苦难之中开出的思想之花，无论盛开大小，它都是人一生最珍贵的美丽。 赫尔曼·黑塞（Hermann Hesse，～） （四） 关于我们为什么要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我想黑塞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这位一生情感平淡，疾病缠身的俄罗斯民族之魂，在如今这个时代，更应该被我们接受。 接下来，请允许我引用黑塞的一段话，来重新认识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们之必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在我们遭受痛苦不幸，而我们承受痛苦的能力又趋于极限之时，只是在我们感到整个生活有如一个火烧火燎、疼痛难忍的伤口之时，只是在我们充满绝望、经历无可慰藉的死亡之时。 当我们孤独苦闷，麻木不仁地面对生活时，当我们不再能理解生活那疯狂而美丽的残酷，并对生活一无所求时，我们就会敞开心扉去聆听这位惊世骇俗、才华横溢的诗人的音乐。这样，我们就不再是旁观者，不再是欣赏者和评判者，而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所有受苦爱难者共命运的兄弟，我们承受他们的苦难，并与他们一道着魔般地、駸駸乎投身于生活的旋涡，投身于死亡的永恒碾盘。只有当我们体验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令人恐惧的常常像地狱般的世界的奇妙意义，我们才能听到他的音乐和飘荡在音乐中的安慰和爱……” 只是有些遗憾的是，之前去看陀氏的书评，有人因看不懂与读不下去打了一星，并且怒斥烂书。我想，这或许也是一个“自杀”问题的另一种解答方向了。 链接：

《双重人格》（1846）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继他的成名作《穷人》（1845）之后发表的第二部作品。 关于《双重人格》，先是好评如潮，曾受到别林斯基和屠格涅夫的赞扬（陀氏曾在别林斯基召集的晚会上朗诵了这篇小说的头三章），继而，全文发表后，却引起了一片批评和指责，认为这篇小说“枯燥乏味，不堪卒读”。别林斯基特别不满这篇小说的“幻想色彩”：“在当代，幻想的东西只能发生在疯人院，而不应当发生在文学中，这是医生而不是诗人应当管的事。” 可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无论在《双重人格》的写作过程中，还是在《双重人格》遭到批评之后，甚至直到他垂暮之年，对《双重人格》的自我评价都十分良好。他在给哥哥的信中说：“戈利亚德金写得很出色，这将是我的杰作”，“戈利亚德金比《穷人》高出十倍。我们的人说，在《死魂灵》之后，在俄罗斯尚未出现过类似的作品。”在经过苦役、流放、重返文坛后的1859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又说，他要修改《双重人格》，把它扩展成一部长篇小说，并加上作者序，让人家看看究竟什么是“双重人格”。他希望这部小说能引起轰动。他说：“我干吗要丢掉这一出色的思想，丢掉就其社会重要性来说最重大的典型呢？这一典型是我头一个发现的，我是揭示这个典型的预言家。”1877年，他在提到《双重人格》时又写道：“我还从来没有把任何比这更为严肃的思想引到文学中来。” 一褒一贬，二者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呢？别林斯基认为，小说在形式方面尚存在某些缺点。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学者格罗斯曼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它同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大相径庭，因而引起强烈反对。”俄国自然派的创作原则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陀思妥耶夫斯基奉行的则是幻想现实主义或发展到幻想性的现实主义，把幻想性和现实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在《双重人格》中运用的艺术形式，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渊源于狂欢节文化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把对立的两极集于一体，情节怪诞，亦真亦幻，亦庄亦谐。 《双重人格》中的梅尼普斯式讽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初试锋芒，尚未娴熟。他自己也承认：“我这篇小说的形式彻底失败了。”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一别具特色的艺术形式无疑滥觞于《双重人格》。“有人公开说，这部作品是奇迹，尽管不好理解；它的巨大作用将在以后表现出来；哪怕我（指陀氏本人）只写一篇戈利亚德金，那么对我来说也已足够了；在一些人看来，它比大仲马更有兴味。”别林斯基也说：“一般平庸的作家是不会用这样的作品来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的”，“对于许多人来说，甚至用这样的作品结束自己的文学生涯，也已经够好，够璀璨的了。” 以后，特别在重返文坛之后，作者继续深入开掘了“双重人格”这一主题，使梅尼普斯式讽刺这一艺术形式更趋成熟。例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卢仁——斯维德里盖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斯梅尔佳科夫——魔鬼：前者就是典型的双重人格，而后两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化身，尽管外貌不同。 双重人格具有普遍性，它是人的普遍特性。人的性格是复杂的，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随着环境与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其不同侧面，因而出现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 本书译者臧仲伦先生在他为《罪与罚》中译本写的序言《人的命运与人的哲学》中写道： “‘双重人格’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它是理解《罪与罚》和他的其他小说的一个关键。 “拉斯科利尼科夫就是戈利亚德金第二。但他并不是妄想型的偏执狂，而是一个理智健全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也不像戈利亚德金那样在自己的想像中幻化成另一个人，而是寓双重人格于一身。 “双重人格，或曰内心分裂，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就是人的二重性。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形象化的说法，就是集‘圣母马利亚的理想’与‘所多玛城的理想’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