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文学研究小论文

报告 文学的 范文 如何写？我们都知道文学就像炉中的火一样，值得很多人都需要学习，那你对文学研究是如何写好一个文学报告的呢？下面是我为你整理的报告文学的范文_报告文学经典范文，希望对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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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的范文范文篇1

__半岛曲折蜿蜒的海岸线延伸到最南端，在面朝浩浩荡荡的黄海的海洲湾北岸，留下了一段宽阔平直的黄金海岸。

这里就像一截琴弦，在海浪的弹击下，奏出一曲曲雄浑激越的乐章!

这里，静静地座落着一个国家级文明村——__市童海路居委。其间，一个普通渔家女的名字和她的企业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渲染得绚丽悦耳：

——拥有固定资产3000万元，年创产值近亿元……

——“__市十大女杰”、“优秀共产党员”、“省优秀女企业家”、“省三八红旗手”“全国双学双比女能手”……

她，就是__华洋农副水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__：质朴、谦和、睿智、坚毅……

昔日国企下岗女工，今朝豪情唱“大风”!执著孕育机遇，奋斗成就绩业。__以其朴实的创业风采和共产党员的金色年华阐释着“巾帼何需让须眉”的美丽人生。

逆风扯帆辟航道

1975年8月，初中 毕业 的__带着几分幸运，顺利地走进了当时全市第一家国属水产企业——岚山水产冷藏厂。捧着“铁饭碗”，干“亦工亦农”的活，着实让她和全家欣喜激动。好景不长，1981年秋，她和所有的“亦工亦农”人员在国家政策的限制中下岗了，赋闲在家，四顾茫然。

当一个人的经历经过巨大的嬗变后，接下来便是最深沉最凝重的思考了。征服失意还是被失意征服?当她看到邻居大嫂大婶一个个赶海头，走市场，干起小商小贩，日出日落从不歇息时，她再也呆不住了，她也要自谋职业，大干一场。重谋生路谈何容易!她学习织网，进冷藏厂车间摆弄鱼货，干过电焊工……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几年下来手中也没攒下几个钱，但她始终坚信“彩虹总在风雨后”!

机遇往往为有准备的人敞开着大门。1996年，村属企业童海华洋冷藏厂实行改制，向全省发出招标通告，引来不少能人跃跃欲试。当时年已38岁的__一站出来，便招来一片惊疑和不屑的目光，也有人在一旁提醒说：“你一个妇道人家，不要命了吗?真要弄个倾家荡产不可吗?”可她岂能轻易放过这等待已久的机遇。她最终胜出了，成了华洋的女老板，同时接下的还有近千万的银行债务。

都说创业难，但女人创业更是难上加难。接手华洋公司不足一年，水产品市场风云剧变：数十家冷藏厂因库房过剩，展开货源争夺战，且愈演愈烈愈残酷;销售市场主体由集体转向个体，对水产品质量、品种、包装要求提高，企业运行成本大幅上升。企业陷入“吃不饱，转不动”的艰难处境。逆境面前的__比他人更加冷静、倔强：“天无绝人之路，等靠才是死路一条!”于是，她把家事放给了家人，走上了逆境求生存，绝地出击的开拓之路，真可谓妙招迭出，招招致胜。

第一招：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即稳住本地货源市场，拓宽供货 渠道 。她主动出击，争取上属公司投资5000万元，为华洋公司修建渔码头一处，能停靠大小渔船200多艘，实现厂船牵手，供销联营。同行从心里佩服她：“张总，这一招真厉害!”

第二招：拓宽广泛的“游击区”。那就是走出岚山，多路出击，寻找货源。她和公司员工，南上北下，东奔西走，餐风露宿，马不停蹄，与全国多家客户建立联系，形成信用关系，拓宽了发展的空间，“游击区”也成了“根据地”。

第三招： 出国 门，抢市场。__从上任第一天起，就瞄准了这一点，只不过市场的形势逼她提前迈出了这一步。1999年5月，她与日本客商谈成了出口日本樱鲷鱼片、鲐鲅鱼片、橙鲷鱼片等品种的来料加工项目，将产品打入日本市场。尝到甜头后，她决定把来料加工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进行培育，做大做强。先后投入60万元用于海外市场开拓。辛劳必得回报。企业的来料加工业务成功地做到了美国、韩国和香港，村办企业沾足了“洋”味。

“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华洋，如一艘冲破浅滩的帆轮，踌躇满志，辉煌起航!

长风万里送鲲鹏

庄子曾经说过，浅水是载不起大船的，一杯水洒在地上，只能漂起草叶。风的积累不厚也载不动大鹏的翅膀，只有九万里的长风，才能托起鹏飞九天。

华洋在几年的蹒跚跋涉中完成了原始积累。“睁大眼睛看世界”的__在凝重中的思索中寻求着打造现代化企业的“良药妙方”。

1997年5月，一座投资600万元，按照国际标准设计的全封闭无菌加工车间在华洋破土动工了……

1998年3月,华洋通过了HACCP认证,拿到了直销美国、日本、韩国等海外市场的“通行证”。

建起高标准化验室，构建起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借鉴邯钢、海尔、三木等 企业管理 经验 ，实行独具特色的“四季管理法”和“数质价”变数核算……

“员工是企业最宝贵的资产”。__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于是，外籍技术专家走进了华洋车间，昔日“拼体力”的渔家老土摇身变成业务技术精湛的会计师、经济师;党支部、工会、妇委会等政工组织使华洋底蕴大增……“永远的华洋”铸刻在每个员工心中。

接下来是企业“触角”的更长伸展：投资400万元的酒店，投资150万元的物流公司应时而生。华洋正阔步迈上集水产、仓储运输、饮食服务于一身的综合企业集团发展轨道。

真爱 编织 乡亲情结

乡亲的感情是朴素的，朴素的东西是最美的。

__不再贫穷，但她始终没有忘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带领群众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共同致富的目标。在当地妇联组织的“结对共富”活动中，她与120名下岗女工和外来贫困打工妹结对帮扶，解决她们的就业致富问题。多年来，她除了把主体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外，剩余部分便用来提高职工的福利待遇、接济企业的困难职工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上。时值居委创建国家级文明村，她掏钱在居民区建起了群众健身娱乐广场，组织妇女健身队，想着法地引导身边的妇女姐妹们走进文明生活领域;在“春蕾计划”中，她慷慨解囊，资助26名失学 儿童 重返校园;捐款数万元“尊老、爱老、敬老”，最多时一年为扶贫活动捐款8万元……近年来，她为 教育 、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捐款累计达20余万元。有人问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只是轻轻一笑。不为什么，只为依旧贫穷的乡亲早日走出衣食住行的困扰;不为什么，只为脚下这方热土，巍巍阿掖山，浩浩黄海水，你养我以生命，我报你以繁荣;不为什么，只为自已是一名共产党员!爱人者必被人爱!

大海逐浪，百舸争流。__——这位走出家庭、艰苦创业的农村妇女的楷模，在她留下的一串闪耀着奋斗火花的足迹上，是找不到休止符的。如今，48岁的__和她的员工们正在为获得欧盟注册和国际质量体系认证而努力着，她所实现的也必将是奋斗者终究获得的成功!

报告文学的范文范文篇2

罗布泊消逝的仙湖

吴岗

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有个罗布泊。自20世纪初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泊，它才逐渐为人所知。

1980年，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彭家木在那里进行科学考察失踪;16年后，探险家余纯顺又在那里遇难，更给罗布泊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罗布泊.一望无际的戈壁滩，没有一棵草，一条溪，夏季气温高达70℃。罗布泊，天空中不见一只鸟，没有任何飞禽敢于穿越。

可是，从前的罗布泊不是沙漠。在遥远的过去，那里却是牛马成群、绿林环绕、河流清澈的生命绿洲。

罗布泊，“泊”字左边是三点水啊!

翻开有关西域的历史书籍，你会惊异于罗布泊的热闹繁华。

《汉书·西域传》记载了西域36国在欧亚人陆的广阔腹地画出的绵延不绝的绿色长廊，夏季走人这里与置身江南无异。昔日塔里木盆地丰富的水系滋润着万顷绿地。当年张骞肩负伟大历史使命西出阳关，当他踏上这片想像中荒凉萧瑟的大地时，却被它的美丽惊呆了。映人张骞眼中的是遍地的绿色和金黄的麦浪，从此，张骞率众人开出了著名的丝绸之路。

另据史书记载，在4世纪时，罗布泊水面超过20万平方公里。到了20世纪还有lOOO多平方公里水域。斯文·赫定在20世纪30年代进罗布泊时还乘小舟。他坐着船饶有兴趣地在水面上转了儿圈，他站在船头四下远眺，感叹这里的美景。回国后，斯文·赫定在他那部著名的《亚洲腹地探险8年》一书中写道：罗布泊使我惊讶，罗布泊像座仙湖，水面像镜子一样，在和煦的阳光下，我乘舟而行，如神仙一般。在船的不远处几只野鸭在湖面上玩耍，鱼鸥及其他小鸟欢娱地歌唱着……

被斯文·赫定赞誉过的这片水域于20世纪70年代完全消失，罗布泊从此成了令人恐怖的地方。

罗布泊的消亡与塔里木河有着直接关系。

塔里木河全长1321公里，是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内陆河。据《西域水道记》记载，20世纪20年代前，塔里木河下游河水丰盈，碧波荡漾，岸边胡杨丛生，林木茁壮。1925年至1927年，国民党政府一声令下，塔里木河改道向北流入孔雀河汇入罗布泊，导致塔里木河下游干旱缺水，3个村庄的310户村民逃离家园，耕地废弃，沙化扩展。解放后的1952年，塔里木河中游因修筑轮台大坝，又将塔里木河河道改了过求。塔里木河下游生态环境得以好转，胡杨枝重吐绿叶，原来废弃的耕地长出了青草，这里变成牧场。

问题出在近30多年。塔里木河两岸人口激增，水的需求也跟着增加。扩大后的耕地要用水，开采矿藏需要水，水从哪里来?人们拼命向塔里木河要水。几十年间塔里木河流域修筑水库130多座。任意掘堤修引水口138处，建抽水泵站400多处.有的泵站一天就要抽水万多立方米。

盲目增加耕地用水、盲目修建水库截水、旨日掘堤引水、盲目建泵站抽水，“四盲”像个巨大的吸水鬼，终于将塔罩木河抽干了，使塔里木河的长度由60年代的1321公里急剧萎缩到现在的不足1000公里，320公里的河道干涸，以致沿岸5万多市耕地受到威胁。断了水的罗布泊成了一个死湖、干湖。罗布泊干涸后，周边生态环境马上发生变化，草本植物全部枯死，防沙卫士胡杨林成片死亡，沙漠以每年3米至5米的速度向湖中推进。罗布泊很快与广阔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浑然一体。

罗布泊消失了。

金秋十月，我站到了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自治州的塔里木河的大桥上。

放眼望去，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似一道绿色的长城。

胡杨，维吾尔语称做“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胡杨林是牲畜天然的庇护所和栖息地，马、鹿、野骆驼、鹅喉羚、鹭鸶等百余种野生动物在林中繁衍生息，林中还伴着甘草、骆驼刺等多种沙生植物，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牛态体系，营造了一个个绿洲，养育着南疆750余万各民族儿女。

如此重要的胡杨林因塔里木河下游的干涸而夫面积死亡。1958年，塔甲木河流域有胡杨林780万亩，现在已减少到420万亩。伴随着胡杨林的锐减，塔里小河流域土地沙漠化面积从66%上下到84%。“沙进人退”在塔里木河下游变成现实，至罗布庄一带的库鲁克库姆与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合拢，疯狂地吞噬着夹缝中的绿色长城，从中穿过的218国道已有197处被沙漠掩埋。

我们沿塔里木河向西走出200公里后，绿色长城突然从眼中消失。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林与两边的沙地成了一个颜色。由于缺水，长达数百公里的绿色长城在干渴中崩塌。

号称千年不死的胡杨林啊，在忍受了20余年的干渴后终于变成了干枯的“木乃伊”。那奇形怪状的枯枝、那死后不愿倒下的身躯，似在表明胡杨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挣扎与痛苦，又像是向谁伸出求救之手!

再向前，我们到了罗布泊的边缘。同来的同志告诉我，再也不能向前走了。若想进入罗布泊，至少要有两辆汽车，必须备足食品和水。我们只得钻出汽车，将目光投向近在咫尺的罗布泊。

站在罗布泊边缘，会突然感到荒漠是大地裸露的胸膛，大地住这里已脱尽了外衣，露出自己的肌肤筋骨。站在罗布泊边缘，你能看清那一道道肋骨的排列走向，看到沧海桑田的痕迹，你会感到这胸膛里面深藏的痛苦与无奈。

罗布泊还能重现往日的生机吗?我问自己。

此时此刻，我们停止了说笑。那一片巨大的黄色沙地深深地刺痛着我们的心，使我们个个心情沉重。3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30年前那片胡杨茂密、清水盈盈的湖面就在这瞬间从我们的眼中消失。

这出悲剧的制造者又是人!

悲剧并没有止住。同样的悲剧仍在其他一些地方上演。

世界著名的内陆湖——青海湖，50年问湖水下降米，平均每6年下降l米，陆地已向湖中延伸了10多公里;数千年风沙未能掩埋的甘肃敦煌月牙泉，近年来却因当地超采地下水，水域而积从50年代的万半方米缩小至5397平方米，水深只剩尺余，大有十涸之势……这一切也都是人为的!

救救青海湖，救救月牙泉，救救所有因人的介入而即将成为荒漠的地方!

报告文学的范文范文篇3

黔东南州是苗族侗族聚居较集中的民族自治地方,历史悠久,民族 文化 源远流长.

在春秋以前,黔东南被称为“南蛮”或“荆蛮”之地,属牂柯国和楚国的黔中地,后分属夜郎国.秦时置黔中郡,汉时改秦黔中郡为武陵郡.今从江、黎平、锦屏、岑巩和镇远县等地均属武陵郡的镡成县和无阳县,无阳县即今镇远县的前身.在隋代属牂柯郡、沅陵郡和始安郡,唐代改郡为“道”后,属黔中道.元代在民族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分属四川播州宣慰司、湖广思州宣慰司和新添葛蛮安抚司;明代“改土归流”“开辟苗疆”,遂废思州宣慰司,分置镇远府、黎平府和新化府等,隶属贵州布政司,黔东南也进入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清代区划基本袭明代.民国初改府、厅、州为县,今黔东南辖地分属黔东道和黔中道,黔东道驻镇远,领26县.1935年,国民党政府在镇远设置行政督察区,所辖县区划多次调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黔东南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1949年11月,设镇远督察区专员公署,辖镇远、炉山、黄平、施秉、余庆、三穗、岑巩、天柱、台江、剑河、锦屏和雷山等12县.1956年7月23日,废镇远督察区专员公署建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余庆县划出归遵义专区,炉山县更名为凯里县(于1984年撤县建市),黎平、从江、榕江、丹寨、麻江五县由都匀专区划入,全州共辖16县(市),州府驻地凯里.从此,翻开了黔东南历史的新篇章.

黔东南州有不可移动的文物700多处,民族文物十分丰富.特别是以镇远青龙洞、黄平飞云崖和从江增冲的侗族鼓楼、黎平地坪侗族花桥为代表的名胜古迹,记载了黔东南文化空间环境发展的历史,底蕴丰厚,堪称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在苗疆腹地台江有距今5亿年前的古生物化石群,在侗乡榕江板寨有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有石斧、石镞等文物.凯里、麻江、黄平、岑巩和天柱均有古脊椎动物化石出土.1998年,在锦屏亮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青铜兵器及生产工具,有青铜剑、镞、钺和锄等;在岑巩新兴和镇远勇溪出土了战国前的青铜甬钟.这些宝贵的文物充分展现了黔东南悠久的历史.黔东南的摩崖、石刻、碑记众多,除凯里大风洞、施秉华严洞和镇远吴王洞摩崖外,还有麻江田哨的写字崖、剑河翁座的“例定千秋”碑和天柱三门塘碑林等,都是不可多得的文化遗产.

黔东南的古建筑古朴典雅,富于地方民族特色.苗族吊脚楼和侗族鼓楼、花桥蜚声海内外.镇远天后宫、四官殿,岑巩禹王宫,天柱三门塘刘氏宗祠,锦屏飞山庙,黎平南泉山寺、地坪风雨桥、纪堂鼓楼,台江文昌宫,九摆苗族鼓楼,丹寨万寿宫和麻江状元第等虽历尽沧桑,但都是历史的见证.

黔东南山清水秀,人杰地灵,近现代革命文物十分丰富.红军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会址、榕江红七军军部旧址、革命先驱龙大道故居和周达文故居等展现了黔东南辉煌的革命文化历史.

黔东南有镇远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座,有黄平旧州镇、黎平德凤镇和雷山西江镇等三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有黄平、麻江铜鼓和剑河温泉等三个国家文化部命名的农民画之乡,还有九个省级艺术之乡,即郎德苗族歌舞艺术之乡、黎平茅贡侗戏艺术之乡、从江小黄侗歌之乡、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艺术之乡、黎平肇兴侗族鼓楼艺术之乡、黄平泥哨艺术之乡、岑巩思州石砚艺术之乡、施洞苗族 刺绣 艺术之乡和雷山挖拜苗族银饰艺术之乡.这些斑斓多彩的艺术珍品,不但镌刻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而且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个性,是人类文明的结晶.黔东南面积平方公里,东西相距220千米,南北跨度240千米.地势西高东低,自西部向北、东、 南三面倾斜,海拔最高2178米,最低137米, 历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境内沟壑纵横,

镇远(8张)山峦延绵,重崖叠峰,境内有雷公山、云台山、佛顶山、弄相山等原始森林,原始植被保护区与自然保护区27个,其中雷公山自然保护区为国家自然保护区.原始生态保存完好;境内有三条主要河流,即清水江、舞阳河和都柳江,平行贯穿中、北、南部.黔东南耕地面积较小,人均占有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东部、东南部多为山地,土层肥厚,保水条件好,宜于树木生长.

黔东南的气候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均气温在14-19℃之间,雨季明显,降水较多,年降雨量在1000-1600毫米,日照年均约1200小时,无霜期长,为260-220天,南部地区无霜期平均为310天,农作物三熟潜力较大,北部普遍轮作两熟。

报告文学的范文范文篇4

《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是一部典型的报告文学作品。我用典型这个词来描述它，是想强调这是真正的、纯正的报告文学写作。傅宁军是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暖风吹拂下成长起来的报告文学作家，几十年来，他仍能保持着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敏锐与活力，这就非常不容易。他对纯正报告文学写作的坚守，也体现出他对报告文学这一文体充满了自信。

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应该在三个环节上都见出作者的追求。其一是题材选择，其二是采访调查，其三是写作构思。《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就是这样一部在三个环节上都付出了努力的作品。

报告文学写作中，“写什么”往往比“怎么写”更重要，有人称其是“七分题材三分写”，因此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就要在题材选择上接受挑战。一位作家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也是对他的识见和敏锐力的考量。我们从题材的选择上就可以发现作家对于社会和现实的认识是否具有深度和锐度。可以说，题材选择是一部报告文学成功的关键。《淬火青春》的主体对象是大学生，傅宁军关注大学生并不是从这部作品开始的，在此之前，他就完成了一部《大学生村官》的报告文学作品，并获得广泛好评。关注大学生，这不能不说是傅宁军作为一名报告文学作家对社会变化的敏锐感知。大学生是考察中国教育水平的一个重要坐标;大学生的去向，则是评价社会文化素质的切入点。傅宁军正是从这样的角度而选择了大学生作为写作题材的。大学生从军，直接关乎建设现代化军队的伟大战略。题材选择还应该包含着作家对题材的认知。当然选择过程就包含了认知过程，但选定一个题材之后作者对其题材认知的不断深化和确立，将决定作者开掘题材的深度和力度。傅宁军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精彩。他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大学生从军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呢?”事实上他的整部作品都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他从两个方面去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从两个方面去把握这个题材。其一是“大学生给军队增添了什么”，其二是“军队又给大学生带来了什么”。傅宁军通过大学生从军，不仅向人们展示中国军队质的飞跃，同时也告诉人们，“新一代军人应对新挑战充满自信”。这正是傅宁军对这一题材开掘的深刻之处。

采访调查对于报告文学来说则是成功的基础。只有建立在充分扎实的采访调查基础之上的报告文学才能获得成功。傅宁军为这部作品作了充分扎实的采访调查。他在写《大学生村官》时就采访了150多人，因为同样写的是大学生，所以这些采访在一定程度上也为这部作品作了铺垫。为写这部作品，傅宁军又采访了100多位对象，采访的 面相 当广泛，既有叱咤风云的将军，也有扎根基层部队的校尉;既有大学生士官，也有大学生军嫂。

在写作构思环节上，不仅能看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才华，而且也能看出一位报告文学作家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的理解，因此这个环节是提升报告文学作品文学性的核心。傅宁军的文字带有一种抒情性，以饱含情感的语言讲述军中大学生的 事迹 ，因此那些看似纯粹客观的描述却具有较强的打动人心的感染力。这部作品的结构方式也是典型的报告文学方式，它以采访对象为重点，并把采访对象置于军队提高文化素质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之下来写。这是一种串珠式的结构，尽量让一个个采访对象成为一颗颗完整的珠子，并以明确主题为红线将其连接为一个整体，因此作者基本上是以平铺的方式一个接一个地讲述每一个人的从军经历。尽管作品分为5章，事实上5大章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逻辑关系，它不过是提示人们，在这一章里将对某一方面比较强调而已，至于第四章和第五章则是根据叙述对象的身份而归类的，第四章是讲述军嫂的 故事 ，第五章是讲述大学生士兵的故事。这种结构达到了一种反复咏叹调的效果，每一个从军的叙述就是一次对主题的反复和叠加，同时又通过小的变奏对主题加以丰富。傅宁军把握住题材的深度和锐度，不去刻意追求思想意义的繁复性，不把笔墨花在阐释和论证上，而是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呈现，让人物和事实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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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古代文学的源远流长，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史时域实在屈指可数。但伴随其逐步的历史化，对之进行研究的学者方家却堪称拥挤。正是因为它同研究者、同当下文学之间距离的并不长久，很多的研究对象在探讨的过程中总能迸出激烈的思想火花，彰显着这个特定文学范畴不一样的魅力。不过，相关论文与论著的频出并不意味着研究足够的广度与深度，在这段狭窄的历史区间当中，纵横驰骋的文学现象总是如幽灵一般诱引着研究者积年累月、前赴后继的“执迷不悟”。许多有趣或是吊诡的问题不时地搅动着研究者跃跃欲试的探秘之心。1980年的中国，告别旧时代的逆流，改革开放的春风骚动着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仁人志士。本着“对于出现在我们国土之内、绵延了半个世纪以上的报告文学活动，进行系统的考察和尽可能完整的介绍”的“艰巨职责”，19卷本《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广大文艺界与新闻界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有条不紊地展开了。在这套丛书的第3辑第六分册，完整收录了冰心建国之后创作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等四篇“引人瞩目”的报告文学作品。单单从这点上来看，冰心与中国报告文学之间还是有着必要的关联，这也是促发我对二者之间关系进行更深入研究的肇始。 时至今日，查阅中国现代文学相关的研究资料，在对五四一代作家的研究当中，冰心研究的受关注度较之于鲁迅、沈雁冰、郭沫若等仍不可同日而语，这就像在文体范畴的研究当中，现代报告文学研究的理论深度远远不及现代小说、诗歌，甚至是其脱胎的母体散文。这样的双重冷落必然直接影响到了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只有李炳银写于1999年9月的《冰心与报告文学创作》采用线性考察的方式对冰心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并从真实性、社会性的角度确证了冰心这类作品的报告文学属性。在他看来“冰心和报告文学的联系，更多的是她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在这篇论文的第三部分，文章全文收录了冰心于198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我请求》一文，这是她对报告文学《神圣忧思录——中小学教育危机纪实》的声援文章，而并非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从这个部分在文章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似乎作家冰心自己的报告文学创作实在捉襟见肘，甚至无法支撑起一个篇幅短小的研究文章？是否真实的境况也是这样的呢？抑或又是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料搜集实为匮乏的一个例证呢？ 事实上，在谈到包括冰心在内的许多作家的报告文学创作时，很多研究者都提到了一个缠绕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已久的问题——散文与报告文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报告文学的文体认定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报告文学的研究都被狭窄化，将其视为现代散文的一个部类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研究惯性。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短暂时域中丰硕的创作成果相比显然是极不相称的。自然，在当下的语境中，相比于《超人》、《冬儿姑娘》等更具文学性的小说文本和《繁星》、《春水》等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诗歌作品，冰心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冰心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她的相关创作又在哪些方面彰显了报告文学的叙事特征，我们又该怎样去认定她在中国报告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话题。一 在我看来，今天讨论的报告文学作品，指的应该是以现实中具体的人物、事件、问题等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以纪实性的叙述为主要的表现手段，展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场域并体现出作家明确的思想主题与情感态度的文学作品。这其中的四个关键词是时代性、纪实性、叙述性和文学作品。作家在叙述的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报告的及时性与文学的沉淀性之间的平衡，同时应当权衡好“报告”与“文学”之间的距离，只有做到这一些，才能够真正践行报告文学的文体品格。 基于这样的文体特征的认定，我们可以将中国报告文学的文体发生往前溯源到晚清以降的近代阶段，“随着社会生活变迁的加剧和报刊的诞生与发展，我国古已有之的纪实散文、传记文学和游记中的一部分，逐渐演变而成为我国最早的报告文学作品。”包括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戊戌政变记》、《欧游心影录》、黄远生的《记者眼中之孙中山》、《外交部之厨子》等是萌生期报告文学的典型范本。而五四运动之后，知识分子争取民主自由的要求依然选择了报告文学作为载体。除了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周恩来的《旅欧通信》等纪游体的报告文学之外，对时事及时有效的报道也是当时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潮七日记》、《一周中北京公民大活动》等便是直接反映五四爱国运动的振聋发聩之作。这其中，还有一篇冰心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同样值得关注。 “作品虽名为‘感想’，实际上记事成分很重。”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在五四运动失败之后，伺机打击报复学生运动，在终于抓到口实逮捕了一名学生运动的首领之后，由北京审判厅于21日进行公审宣判。冰心有机会旁听了这次庭审，并用文字予以了如实的生动记录，并且在庭审之后的第四天便见诸报端。作品围绕法官与被收买学生之间串演“双簧戏”的表演情形展开，揭露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本质。在叙述的时代性与纪实性上，冰心的这篇文章很好地做到了报告文学的文体要求。同时，在叙述与描写的同时，冰心还及时地站出来发表主观的议论，表达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感想。“刘律师辩护的时候，到那沉痛精采的地方，有一位被告，痛哭失声，全堂坠泪，我也很为感动。同时又注意到四位原告，大有‘踧踖不安’的样子，以及退庭的时候，他们勉强做作的笑容。我又不禁想到古人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唉！可怜的青年！良心被私欲支配的青年！”叙议结构本来就是中国报告文学叙事结构类型在对小说线型叙述模仿基础上的一种突破。客观叙述基础上的主观议论确证了《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报告文学属性。赵遐秋在其《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当中更是将冰心的这一篇文章连同《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一起视为中国报告文学发生的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短篇报告文学作品，报告了这种新的文学样式在中国的诞生”，其之于中国报告文学文体发展的意义自然不容小觑。 1994年12月，由冰心故乡的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的《冰心全集》出版问世。“本全集收入作者1919年至1994年的各类作品（含译文和部分书信、题词），按写作、翻译、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整个全集收入的第一篇文字便是冰心发表于1919年8月25日《晨报》第八版上的《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冰心同报告文学的结缘事实上是要早于她颇受赞誉的问题小说、小诗以及随后的儿童文学作品的。虽然此时包括她在内的所有报告文学作家都尚未具备明确的文体意识，而且冰心的整篇文章在创作的结构、语言、立场等方面也显得稚嫩、温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因此将其置于整个中国报告文学话语场域之外。二 以《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作为自己文学生涯的开端之后，冰心的创作重心迅速转向了问题小说，《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秋风秋雨愁煞人》、《去国》等相继问世，《超人》的出现更是将其虚构艺术的叙事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既是创作个体对于时代潮流的一种迎合，更体现出了发生期报告文学的鲜人问津。时代性的文学趋向对于单个作家的吸附与引导作用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心完全忘却了报告文学这一文体的存在，至少在她的创作中，我们依然可以零星发现其创作的实绩。1921年发表于《燕大青年会赈灾专刊》的《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1935年由平绥铁路管理局出版的《平绥沿线旅行纪》体现着冰心对报告文学创作断断续续的兴趣。 1920年，北方五省遭受严重的旱灾，爱国爱民的广大学生纷纷投入到了赈灾济民的工作当中，冰心同样积极地参与到了募捐等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并写作了《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将事件的全貌予以真实地还原。这篇报告文学作品以时间线型的方式进行结构，限制聚焦与零聚焦相结合，张弛有度地将募捐活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客观的叙述。“走在东长安街，风推着我们走，对面说话都听不见，抱罐的手也僵了。‘风呵，再大一点，我要请你试一试青年的精神；风呵，再大一点，我们要藉着你，预备和万恶的社会奋斗！’”在《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当中存在的温和语调在这里被这种宣泄式的昂扬激情所替代，面对着外在环境的苦涩与艰难，冰心借自己的口喊出了当时所有募捐青年学生共同的心声，也彰显了其深刻的社会责任意识与抗争精神。 在冰心所有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篇幅最长的莫过于《平绥沿线旅行纪》。1934年7月，冰心和吴文藻夫妇应平绥铁路局长沈昌先生之约，同时代邀了文国鼐、雷洁琼、顾颉刚、郑振铎、陈其田、赵澄等其余六人，组成“平绥沿线旅行团”。“我们旅行的目的，大约是注意平绥沿线的风景，古迹，美建，风俗，宗教以及经济，物产种种的状况，作几篇简单的报告。”“旅行归来，小病数月，迟至今日，方追记月前所得，并收集同行诸君子的作品，汇成一集，以献路局，并致感谢之忱！”仅从这一段话来看，文章给人的感觉更像是简单的旅行日志的罗列。但是，通篇浏览全文，对报告文学略有熟络的研究者一定会觉得眼熟。这种熟悉在于其结构方式上与2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代表之作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的类同。甚至在如上所列出的序言部分，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体例。纪游体的框架之下，文章采用时间先后作为结构的线索，旅行的经历是其外在的架构，实际上作者专注的是边防的重要性、民族自信心、民族间的融合等关系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战乱的语境之下，冰心的这一报告文学创作会同萧乾的《流民图》、夏衍的《包身工》、宋之的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共同担当起了启蒙与救亡的时代重任。三 冰心相对集中的报告文学创作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获得了一次丰收。除了《中国报告文学丛书》第3辑第六分册收录的《印度之行》、《日本归来》、《湛江十日》、《咱们的五个孩子》这些作品之外，还有像《伟大的友谊》、《朝阳和夕照》等。在这些作品当中，除了1964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6期上的《咱们的五个孩子》关注的是孩子们因为不幸而备受关爱的感人事迹之外，以上例举的其他几个报告文学作品无一例外都是纪游体的风格。这些报告文学文本也都延续了她在三十年代创作《平绥沿线旅行纪》时采用的单线型的时间结构方式，在对事件进行客观叙述之后，作者总会在最末摆明自己的情感态度。“在重聚的欢乐之中，我们高兴地坚信，人民的意志是不可违抗的！中日人民的热切的友好愿望，冲过了种种人为的障碍，隔着海洋互伸出来的团结之手，把我们越拉越近！作为亚非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的互助合作，可以说是刚刚开始。”事实上，在建国之后创作的这一类型的报告文学中，主观议论与客观叙述之间的结合程度已经明显地超过了《平绥沿线旅行纪》，叙议结构的一体化也表明了冰心报告文学创作在叙事上的进步。 《咱们的五个孩子》在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当中应当算是第一次“为报告文学而报告文学”，体现出了作者鲜明的文体意识。这是她应《人民文学》编辑部之邀、经过认真细致的采访之后，几经酝酿沉淀写作出来的报道周同山、周同庆、周同来、周同贺、周同义五个孤苦伶仃的孩子事迹的作品。真实客观的事件还原以及真情流动的情感线索无疑更加方便了报告文学叙事功能的发挥。随后写作的《颂“一团火”》在对北京市百货大楼售货员张秉贵进行褒奖的过程中，冰心采纳的是相近的叙事态度。 十七年的报告文学呈现出两个很重要的题材趋向：一个是抗美援朝，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包括巴金、靳以、老舍等老作家纷纷奔赴朝鲜前线，写出了像《生活在英雄们中间》、《保卫和平的人们》、《祖国——我的母亲》、《无名高地有了名》等报告文学。未能前往的冰心自然不会有这类题材的报告文学写作。不过，她把目光聚焦在了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一个最高尚的人》、《大东流乡的四员健将和女尖兵》、《十三陵水库工地散记》、《记幸福沟》、《奇迹的三门峡市》、《再到青龙桥去》等报告文学作品相继见于《新港》、《收获》、《人民日报》等当时重要的报告文学发表阵地上。如火如荼的社会工程建设及其涌现出的榜样性的典型人物成了这些报告文学文本关注的重点所在。虽然这类作品体现出了明显的颂歌化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报告文学的批判性品格，但在政治制导的时代里，这种稍显异化的报告文学作品虽烙上了政治的印记，却依然有着它独特的现实意义。1959年7月26日，在发表于《文艺报》的《关于散文》一文当中，冰心将散文定位为“我所最喜爱的文学形式”。在这篇文章的末尾，她说：“我认为我们近代的散文不是没有成绩的，特别是解放后，全国遍地的新人新事，影响鼓舞了许多作者。不但小说家、剧作家、诗人也在写散文，报刊上还有许多特写、通讯式的文章，以崭新的面貌与气息出现在读者的面前。而且有风格的散文作者，也不算太少，我自己所爱看的（以写作篇幅的长短为序），就有刘白羽、魏巍与郭风。”[]虽然只是简短的三言两语，却也道出了冰心在散文概念认知上的模糊，以及她对报告文学与散文之间关系认识上的重叠。她将报告文学作为了散文的一个部类进行看待。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她的报告文学作品最终被她选编收入在了散文集子当中予以发表。虽然缺乏足够清晰的文体意识，也不是一个专门性的报告文学作家，但冰心的报告文学创作研究不管是就报告文学文体本身而言，还是作家自身研究的深入都是必要的。

翻阅已有研究成果，对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有所触碰的论述屈指可数。张春宁在其《中国报告文学史稿》中在抗战时期空前的报告文学创作热潮中提到了巴金由小说向报告文学创作的转向，后又在“老作家‘破门而出’这一节下小点中简要呈现了巴金两次奔赴朝鲜写下的“感情真挚”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和《保卫和平的人们》两本报告文学集。而佘树森、陈旭光虽然也在其《中国当代散文报告文学发展史》中提到了巴金十七年时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但转而却是分析他的抒情散文。以相对集中而系统的角度来尝试关照巴金与报告文学的研究论文只有丁晓原的《别样的史志：巴金报告文学论》。文章呈现了巴金在抗战时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所创作的相对集中的两部分报告文学，并从真实性的角度确证了巴金报告文学的叙事特点，“作为小说家、散文家的巴金，卓然立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坛。其于报告文学，我们也许没有必要名之为‘家’”。这样的论调既是巴金报告文学研究的定论，也是对于巴金研究来说这方面一直都不被重视的症结所在。将报告文学放置于散文研究中，零星地提及，或者简单地一锅端是我们对待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最习见的态度。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来当前报告文学研究一直都存在的尴尬局面，富于特殊性的理论建构方面的缺乏让中国报告文学的研究甚至一度难以为继，这和丰硕的创作实绩相比显然是不相称的。亟待充实的中国报告文学研究可以用来解决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问题的探讨，但它的充实本身却是需要对文体自身属性的确证，而这却首先必须建立在相关研究已经深入的基础上，二者的悖论式循环更加强化了作为个体的巴金与报告文学研究深入的必要性。自然，在当下的文化语境中，相比于《激流三部曲》等洋洋洒洒的小说文本和《随想录》这类产生过极大轰动的散文作品来看，巴金的报告文学显然没有太多的话语权。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状，只有回到历史的缝隙中，真实才会浮出历史地表。任何简单的忽略或是含糊的一笔带过都将是对作家、对历史的不尊重。事实上，巴金与报告文学何时结缘，他的相关翻译与写作在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史的发展进程中又有怎样特别的价值或者独特的贡献，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加以完整呈现并深入探讨的。一 对于缘起阶段的报告文学，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既有的研究都尤其强调它的新闻性与真实性特征。因此，在报告文学作家的界定方面，无一例外地强调作者的职业新闻记者身份或是有着记者经历的现实主义作家。似乎现实迅猛变化的捕捉只有凭借记者这种特殊的身份与思维才能够实现。从杰克.伦敦的《深渊中的人们》到约翰.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从周恩来的《旅欧通信》到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记者身份的重要性一再地被提及。的确，记者的身份有利于相关的报告文学作品更加迅捷从容地见诸报章，这点不容置喙。换句话说，报告文学对于报纸这一新闻媒介强烈的依赖性是记者身份在此时期被彰显的重要缘由，但却因此造就了另外的缺憾，巴金与报告文学之间关系由来已久却未能被确认很重要的原因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在日本文艺评论家川口浩看来，这方面的因素并非评判报告文学作家的重要标准，在他那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设发生过巨大影响的《报告文学论》中，他根据自己对报告文学的把握，提到：“据基休的意见，假使有人要做好的Reporter，要做生活现实的报告者，那么非有下述的三个条件不可。就是：毫不歪曲报告的意志，强烈的社会感情，以及企图和被压迫者紧密地连结的努力。”真实客观的追求以及批判的政论性是基希作为国际报告文学的典范提供给后人的重要资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巴金无疑是一个可以承担起这份责任的作家。 巴金这个名字第一次被现代文学史铭记，基于他的小说处女作《灭亡》1929年在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上发表。但事实上，在此之前，身处那样一个“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的巴金对社会的瞬息万变显然也没有熟视无睹，这点从他各个方面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虽然身处稍显闭塞的西南，但五四新思潮涌动的影响还是波及到了这里，小刊物的创办可以暂时性地缓解他内心的激荡，却无法挽留他日益冲决的青年反叛情绪，1923年，不到20岁的巴金决意离开家乡四川。漂泊上海的岁月里，巴金在潜心完成自己学业的同时，还积极地投身社会实践，为当时上海、广州等地的进步刊物撰写宣传社会革命的文章，并热心地参与到了《民众》等相关刊物的创办过程中，这为他日后走上文学道路做了很好的准备。 特别是留法期间，周边自由、民主与平等的呼声深深地震撼着年轻的巴金，也正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巴金与安那其主义结缘，包括克鲁泡特金、巴枯宁、凡宰特等人先后进入了他的视野。留法期间，巴金先后翻译了凡宰特的《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克鲁泡特金的《狱中与逃狱》等作品就是最好的明证。而巴金自己也承认“我在写《灭亡》之前读过一些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或巴黎公社革命者的自传或传记，例如克鲁泡特金的《自传》。”安那其主义对军阀混战的反对、对无产阶级的深切关注对于那个时期的巴金来说是很好的慰藉，漂泊不定的游子情绪让他的心一时间无处安放，而“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的境况又倍增了这样的忧愁。反观这个时期的法国，巴黎的报纸正在密切关注的正是凡宰特与萨珂这两个意大利工人的事件，报纸上的抗议高潮不时地骚扰着巴金本就不平静的心。虽然最终两人还是坐上了电椅，但巴金却用自己的笔追踪着事件的变化，《反动的欧美》、《法律下的大谋杀》、《法律下的大谋杀——萨珂与凡宰特被害以后》等一系列文章迅捷地在当时国内的《平等》月刊上发表，为国内的民众及时地传回了事件的最新动向： 要说法律不是支配阶级杀人的工具，也许一般人不肯相信，然而这里有一个绝好的证据，这便是轰动全世界的萨珂、凡宰特事件。关于这件事在上海的《民钟》杂志上将有一长篇《死囚牢中的六年》详述此事，这里因为篇幅关系无多写之必要了。 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巴金显然做了很多的工作，以至于远在国内即将发表的文章安排他都烂熟于心。这样的田野调查正是报告文学写作必经的重要阶段。热点事件的捕捉、观点的开门见山、批评的政论性以及无可挑剔的真实性与时效性，这些因素恰恰是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重要组成。 更加难能可贵的还在于，巴金的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将作家自我的情感以更深刻的方式注入其间，显示出了与其他游记类报告文学特异的抒情性与文学性特征。在当时的多数报告文学文本依然停留在简单而又平面的印象式描述与展示时，巴金的报告文学写作已经在字里行间浸透着更加深刻的反思与批判，自我的感情倾向性更是被凸显了出来，艺术的感染力自然而然地也就增强了。安那其色彩的浓厚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或许正是由于思想上的偏执与狭隘，妨碍了我们对于巴金这些文本艺术方面的独到性的发现。事实上，这样的做法并不可取，川口浩在研究报告文学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专门谈到：“亚尔奉司.伯凯德和亚尔志尔.霍利偕，前者带着宗教的成分，后者带着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色彩。可是，谁都承认，他们还是现代很优秀的报告文学的作者。”真切的事实，抒情性的话语，巴金的这些系列式的报告文学作品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用人道主义关怀的评论，向我们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历史的本真，也让我们拥有了真切明晰的历史在场感。 遗憾的是，在已有的文学史叙述中，报告文学的研究者还是都只看到了周恩来、瞿秋白等人以记者身份游历国外所写下的“努力了解人生的印象”，却忽略了巴金所提供的这些中国报告文学的早期范本。虽然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文献证明这个时期巴金接触到并专门学习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但是留法期间，巴金先后阅读了“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作品，其中的高尔基与赫尔岑正是当时俄国重要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们写作报告文学的笔法对巴金本时期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那时候的巴金还无法回答“什么是报告文学”这样的追问，但这并不妨碍他能够在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面做出努力与贡献。1935年，鲁迅在《徐懋庸作<打杂集>序》曾巧妙地回答过类似的问题，他说：“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这样的言论放在报告文学的研究中同样适合。巴金在对高尔基、赫尔岑等人的写作手法进行借鉴之后，根据自己的思想倾向，“在事变的动态中去观察，做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原始资料的搜集人以及历史事件的审查者”。这样的历史真实不应该被简单化地对待。虽然，有时候情感性的过度介入在彰显文学性的同时会破坏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但这对于处在萌生期的报告文学写作来说，同样是应该被理解的。二 罗荪称：“报告文学产生于斗争存在的地方。无论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斗争，无论是被剥削者与剥削者的斗争，无论是反侵略者与侵略者的斗争，无论是新的势力与旧的势力的斗争，只要是这地方发生了斗争，也必产生了报告文学。”意识形态同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缠绕，而以意识形态的眼光来彰显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正是中国三十年代报告文学最为显著的社会功能。中国报告文学的发生发展很好地演绎了报告文学同战争之间的这种对接关系。这一点可以在巴金的身上得到很好的证明。他集中式的报告文学创作正好都是在战火纷飞的两个阶段——抗战初期和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 从法国归来的巴金很快地凭借自己出色的小说创作实现了在当时文坛的登堂入室，特别是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的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一举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重要地位。左联成立之后，虽然他并没有加入这一组织，但一直追随鲁迅的他明显地处在左翼的阵营当中。1936年，巴金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旗帜鲜明地开始了对广大军民抗战的声援，被鲁迅称为“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抗日战争期间，巴金辗转于上海、广州、桂林、重庆，曾任《呐喊》周刊(后改名《烽火》)发行人、主编，凭借着这样特殊的身份，巴金以自己的努力实践着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一方面，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大量地刊载报告文学的作品，另一方面事必躬亲地践行相应的创作，将“正义的呼号和血的实录”传达给普通的人民大众。 “抗战发动以来，社会现实的演变供给了作家们以异常丰富的材料，然而那变动却太急剧、太迅速，竟使作家们没有余裕去综合和概括那复杂丰富的材料，而且作家生活的烦忙（他们除写作之外，大都还要担负许多实际的救亡工作），和出版条件的恶劣（部分出版业的停顿，纸张缺乏，发行的困难），作家们不得不采取短小轻捷的形式——速写，报告，通讯之类，以把握住剧变的现实的断片。于是，这一类小型的作品，就成了战时文艺的主流。”的确，在那样一个即便是很私人的信件都会在“一阵忙乱中遗失”的匆忙时代里，巴金显然无法继续自己所擅长的长篇小说的营构，于是，他自觉地选择了与时代的同步，顺时而动。左联推崇下的报告文学创作在这个历史时期成了文人竞相努力的一个文体，而类似于《饿乡纪程》《赤都心史》这样的游记体形式则因为战乱的原因而备受亲睐。巴金同样不例外，《在广州》、《广州在轰炸》、《从广州到乐昌》、《广州在包围中》、《广州的最后一晚》等报告文学作品结集为《旅途通讯》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四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前后印行了三版次。这是巴金第三个旅行式写作的集子，之前还有《海行杂记》和《旅途随笔》，而之后还有《旅途杂记》等。很显然，抗战的爆发所带来的丰厚的材料给予了巴金的创作以极大的激情： 最近两次的大轰炸中，我就看见了在这里居民中间，人我的界限怎样迅速地消灭；许多人自动地将自己的家里用具献出作为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难处，壮丁们也冒着危险区挖掘炸毁的房屋，救出受伤的同胞；献舍的虔诚并不曾因接连不断的空袭警报而减少一分……我说“死”的威胁使人成为更积极，这是不错的。它还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这里居民的团结；它把数十万人的心变成了一颗心，鼓舞他们向着同一个伟大的目标前进。 相比于同为三十年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如萧乾的《鲁西流民图》等对战乱中灾民惨状予以直击与叙说的题材选择，巴金把自己的视野放在了更高的层面——全民族的存亡上，表现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定的危急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反抗外敌侵略的坚强斗志。从这简短局促却是真诚有力的言语叙述当中，巴金真挚的人道主义关怀与爱国主义情怀的喷薄不言而喻。动情的文字，氛围的凝重背后，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期广大军民不堪示弱的坚毅，巴金希望，通过这样的“摇旗呐喊”可以昂扬抗战军民的斗争热情，最终将“敌人”“永远地埋葬在黑夜里”。是否巴金的努力真的发挥了现实效用我们不得而知，但他的这些叙事生议型的报告文学创作“保存了某个时间、某些地方或者某些人中间的一点点真实生活。倘使有人拿它们当作‘资料’看，也许不会上大当”。而且，在这样的先置下，报告文学的战斗性无疑会更加凸显。 相比较而言，巴金报告文学创作的第二个井喷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1952年和1953年，巴金作为全国文联朝鲜战地创作组的成员，随军采访并写下了许多真实感人的通讯报告作品。这个时期，他把目光移向了讴歌抗美援朝战争中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一个模范的通讯连》、《起雷英雄的故事》、《青年战士赵杰仁同志》等写人的报告文学经过巴金的构思与表现很快被传回国内，在《人民日报》、《人民文学》、《新观察》等刊物上发表，后来又结集为《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爱国主义情思的直接抒发在这个阶段已经被新人物的塑造所替代：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客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昏半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实在显得太渺小了。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如果说抗战时期碍于时间以及篇幅等方面的客观限制，巴金并未能在报告文学的深入细致方面做出足够的开掘，那么，上面这段话中提供的则是另一种全新的范本。在文学性坚持不放松的前置下，报告的新闻性与典型性开始成为巴金报告文学写作中受到重视的范畴。这种文体的自觉源自于战地记者身份的认同，更加有着多年报告文学创作实践的积淀，《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能够“一口气写成”恰好做了最佳的注脚。 在叙事理论中，对于人称及视角的关注为我们揭示了作家不同选择所体现出的各异的文学旨趣。第一人称写作所具有的亲切感以及同读者交流起来所能够达到的顺畅性品格向来为巴金所偏爱，这也是他“在文章里面诚恳地、负责地对读者讲话，讲作者自己要说的话”的最好凭借。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择取的这类英雄人物对巴金的文学创作来说无疑是全新的一个系列，而巴金也创造性地采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将其展现给广大的读者。为了更加真实客观地呈现这类人物在前线战场的最真实情态，巴金充分调动了自己已有的文学积累，特别是在人物描写上，白描式的手法将读者带进了特定的艺术境界。两千多字的篇幅就将彭总亲切朴实的作风、爱憎分明的感情以及克敌制胜的军事才能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出来。而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以及目之所见的精当刻画，特别是在会见前作者一干人等兴奋而又紧张神情的生动形象叙述，仿佛把我们带回了那看似凝重实则轻松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茅盾所强调的“好的报告文学”所必须具备的艺术上的条件在巴金的报告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呈现。而第一人称叙事的文学选择在对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进行真实性确证的同时，也将巴金终生都在践行的“说真话”的品格无可挑剔地表现了出来。三 “速写”常常被当作早期报告文学的另一个称谓而留存在了报告文学史册之上，但事实上，在艺术的其他范畴中，“速写”也都有它的一席之地，比如绘画。相比于报告文学研究现有的收获，绘画当中的速写显然要更加夺人眼球。西班牙的加斯特劳即是速写绘画的佼佼者。生活在法西斯铁蹄蹂躏下的他，用自己灵动的笔触，将底层百姓的苦难生活暴露无遗： “我们在这里想要用照片来表明西班牙时事的发展。巴塞洛那的巷战，法西斯蒂的残暴和罪恶，内战的各个不同的阶段都按时地记录在这里。工人和农民自愿地和谐地合作来继续从事生产工作。工业的省份加泰鲁尼亚热心地为那些在阿拉贡、勒汪特以及西班牙中部作战的志愿兵准备一切。他们对国际法西斯主义作战，他们为了面包与自由而战，他们为了一个较好的将来而战。他们甘愿遭逢困难，忍受艰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国土会得着解放，平等的原理也将在民众中间实行。这些照片便是最好的明证。” 当时同样处在抗战煎熬之中的巴金从友人手中得到了加斯特劳的1937年2月结集出版的画册，那时他在广州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立刻将画册翻印出来，改名《西班牙的血》。巴金在《序》文中充满激情地写道：“我们同胞的哀号和地中海畔诗之国土上的呻吟响成了一片。我们眼前出现了汪洋的血海。那许多无辜者的血！然而这血海开始怒吼了。我们求生存的呼声和地中海争自由的呐喊压倒了呻吟、哀号与呼吁……”两年后，巴金又在上海翻印，给每一幅画配了文字说明，更名为《西班牙的苦难》再次出版。在巴金看来，“它们都是有生命的东西。在每一幅画面上都颤动着同情与热诚，都闪耀着受苦与牺牲的精神。它们忠实地，素朴地告诉了它们自己的故事，并且体现了一个紧要的而且激励的使命。它们的传播会激起无数温良的人的愤怒与同情。”联系之前论述到的巴金报告文学创作方面的努力，我们不难发现巴金的创新与独到。在他看来，固然报告文学的战斗性呐喊可以唤起民众的抗争意识，但比较而言，“图片比文字更真实，而且更有力量”。因此，依靠着这些反法西斯画册的印行，无疑能够更加有力地推动抗战的进程，“有一天理想会开出美丽的花来”。 幸门同样是西班牙重要的速写画家，但他从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九年的西班牙革命中看到的不是加斯特劳所极力描绘的苦难，而是胜利的曙光，“革命也有快乐的时刻，微笑的面容，还有生命和青春”。巴金深受幸门在画册中所凸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感染。他将意大利文的《献辞》完整地翻译出来，放在了书前。《献辞》中写道：“那些侵入加里西亚，把它的可爱的花园，它的河岸和它的海底盖满了哀愁和痛苦的野蛮人，他们使得那地方流出洪水一般的血……倒在侵略者的铁蹄下，默默无闻地埋在受苦的加里西亚的土地中的……会有人为你们的痛苦复仇……”在前记中，他刻意地提到“这本小小的画册，直到现在它还给我希望，给我鼓舞”，他希望通过这本画册给以人们争取平等自由的信念和力量。 以画册的形式来承载报告文学内容在我们这样一个纷扰的读图时代已经习以为常、屡见不鲜了。消费时代所要求的文学的应变也需要报告文学文体适时地求新求变，才能够从容地应对新兴传媒对传统纸质媒介的冲击。但置身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不管是从客观条件的具备还是主观努力的付诸来看，巴金这种独特的反法西斯情绪的抒发显得特别而有力。1958年，巴金在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回忆与总结时，他这样说到：“……我出版了二十本散文集。其实这二十本都是薄薄的小书，而且里面什么文章都有。有特写，有随笔，有游记，有书信，有感想，有回忆，有通讯报道……”在巴金所列举的诸多文类中，“特写”赫然摆放在了第一的位置，而它正是作为报告文学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而存在的。特别是在这个时期，因为中苏关系之间的密切，苏联以“特写”指称“报告文学”的做法必然深刻地影响着本时期的中国文学文化界，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二者直接画等号。“特写”地位在诸多散文分类中的凸显，让我们看到了巴金之于报告文学的偏爱。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他丰硕的文学道路上，这一文体陪伴着巴金一路走来。 一直都无意于成为文学家的巴金自然更加无意于成为报告文学家，他在文学生涯开始阶段对报告文学的接受与创作以及后来两次井喷式的集中写作似乎都没有体现出很明显的文体自觉性。这样的简单判断不应该成为将巴金排除在报告文学研究范畴之外的理由，毕竟即便是在今日，“作家们对其作为一种文体的认识也仍然莫衷一是，文体意识未能清晰地建立起来，文本组织的秩序感和凝聚力没有清晰地显示出来。”就中国现代报告文学发展的角度来说，巴金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他早在20年代末期自己文学生涯刚刚起步时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系列式报告文学创作的尝试无疑比起左联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风起云涌要早许多，其作品中浸透的文学性的彰显也要明显地强于同时期的其他报告文学文本，报告的真实有效与文学的感染力双管齐下。而抗战时期与抗美援朝及中越自卫反击战时期的集中式写作所体现出来的白描式的人物塑造方法、第一人称的叙事选择、题材上对于主流的相对偏离以及文学性色彩的浓烈等等都彰显了巴金报告文学的独特性。特别是三四十年代抗战时期反法西斯画册的翻译及印制所透射出来的他独到的报告文学形式上的创新，更进一步确证了报告文学之于巴金的重要性。同为三十年代重要小说家的茅盾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理论建构方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但创作方面的缺位却使它丧失了实践理性，很多观点本身也文如其名地存在着矛盾。在这个方面，巴金显然更加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