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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感染的事故并不少见，严重者不得不宰杀成千上万只实验动物，甚至导致实验室工作人员死亡。 目前随着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生物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整个国家、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安全与和平的大命题。近年来，特别是美国“炭疽感染事件”后，生物安全问题备受国内外关注，生物安全术语也经常见诸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文件，见诸于各类媒体。SARS的全球流行无疑会使全世界各国更加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塑料的用量 与日俱增。1996年，我国的塑料包装用量达243万吨，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特别是城市、主要交通沿线、旅游景点的垃圾中塑料废弃物迅速增加。 据调查，北京的生活垃圾年产量已达300万吨，其中废塑料约占3％，年增 长率达48％。沿海地区城市的垃圾中塑料成分更高，达8－10％。这些废 塑料在垃圾中占的比例若以体积计算，已达三分之一以上，而且大大增加了 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 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 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藏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根 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影响作物收成；若用火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 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当前危害我国社会环境的一大公害，严重阻碍了我国 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一次性餐具的年消费量约100亿只，主要为发泡塑料制品，要禁 止生产和销售使用这些量大面广的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就要开发生产其替代 用品，绿色一次性餐具由此应运而生。有关专家认为，绿色一次性餐具的开发 与生产正在成为我国新兴的环保产业。 12月中旬，科技部会同国家经贸委、环保总局、铁道部联合召开了绿色一 次性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会上，记者采访了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负责人 王志学以及几家生产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王志学说：目前我国开发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按原料种类，可分为纸 浆类、稻壳类、秸秆类和淀粉类。我国现有上百家企业生产纸制一次性餐具， 年生产能力约为30亿只。 纸餐具的原料生产过程中污染严重，成本较高，且本身强度及防水抗湿 性较差，因此，它的推广应用有较大的局限性，人们就自然把眼光投向了别 处，向科技要效益。如以稻壳为原料生产稻壳类餐具，我国现在有十几家这种 类型的企业，年生产能力约1．5亿只；秸秆类餐具以农作物的秸秆为主要 原料，我国目前也有十几个厂家，年生产能力达7500万只；淀粉类餐具以薯类 淀粉为主要原料，它的降解性好，回收后可做饲料。总而言之，国家对绿色一 次性餐具的研究与开发很重视，通过科技攻关、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科技发 展计划给予大力支持，不少企业的绿色一次性餐具的生产技术已比较成熟，具 备了产业化的基础。 武汉远东绿世界集团公司就是以淀粉为原料，进行绿色一次性餐具科技攻 关和开发，经济效益初具端倪的公司。该公司总裁苏笑海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他原来在湖北轻工学院学的是工艺美术，1984年进武汉大学读的是哲学硕士 学位，后在德国学习和工作，欧洲的环境保护对他触动很大，就萌生了回国搞 环保产业的念头。苏笑海告诉记者：我学过工艺美术，是位唯美主义者，我今 天投身绿色餐具这样的环保事业，就是发端于我对美的最初认识；而美学的延 伸，说到底也是一种哲学。 在1992年至1996年间，远东绿世界公司开发的再生纸板一次性餐具和苇浆 模塑成型餐饮具由于科技含量较低等原因，生产规模一直未能扩大。1996年公 司派员考察了欧洲市场生物降解包装用品的技术情况，认为开发植物淀粉生产 全降解一次性餐具用品可能是消除“白色污染”的一种途径。1997年，由一批食 品、化学、机械专家组成，公司重点投资开发了全降解一次性餐饮用品，该项目 列入1997年度国家级火炬计划项目。 他们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结合国内纸餐具的生产工艺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利 用国内资源丰富的红薯、玉米等淀粉为主要原料，代替了国外单一的价格较高的 土豆淀粉；在红薯淀粉原料中增加了20％的天然纤维，使餐饮具增加了明显的强 度，再运用食品膨化的加工技术使产品具有重量轻和柔软性；增加强度表面喷涂 处理及整形的设备，使生产出的餐饮用品具有防水、防油、耐热的功能等。苏笑 海做了个生动的比喻：就好比是建筑材料中的钢筋水泥，红薯淀粉是那水泥，而 切碎搅拌进去的各种干草和植物的根茎就是那钢筋，这样才能使餐具的强度明显 增强。 远东绿世界生产的以淀粉为原料的餐具产品，委托德国SGS机构参照国际食品 包装标准进行测试，盛装在摄氏100度的热水及热油二小时以上完全不变形，保 温性能优异。由于淀粉及添加剂均为天然植物原料，产品降解性能优异，经国家环 境测试中心测试表明，10天左右可降解90％以上，一个月内可以完全降解。 据介绍，由于该项目采用的是植物淀粉和植物纤维，成本较低，每一个有盖饭 盒成本为元左右，无盖饭盒及碗、盘成本为元左右，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 目前，远东绿世界公司拟投资亿元，兴建年产50亿双一次性筷子、35亿只各类 碗、盘、盒等产品的大型全降解绿色一次性餐具生产基地，项目达产后，每年可以 新增产值亿元，新增利税约亿元。基地的土建工程已于今年3月份动工， 已建成标准厂房2万平方米，如果后续资金能得到保证，预计1999年底即可达产. 苏笑海说：我们的科技优势是明显的，今后能创造的社会效益也是明显的：用淀粉 制作的一次性卫生筷子，其功能指标完全可以代替一次性木筷，仅此一项，每年即 可为国家节约木材资源近50万立方米；集团如果能达产，每年预计要使用20万吨 以上的红薯，加工成淀粉原料10万余吨，还可以使贫困地区10多万人口脱贫，促 进老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汕头绿恒实业有限公司从前几年开始，对稻壳制绿色一次性餐具进行开发，目 前也初步具备了工业化规模生产的能力，公司生产的稻壳制的一次性包装容器，特 别是提供超级市场使用的食品包装器皿等产品，已经开始试销日本、台湾、美国等 地。 绿恒公司生产的绿色一次性餐具，是将稻壳粉碎过筛，然后与几种可食性的有 机高分子粘接剂加水混合，再经冲压成型、烘干、喷涂等工艺，生产出不同形状的 盘、碗等器皿。 绿恒事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纪晓鹏说：一次性餐具以稻壳为原料，不但在我国资 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它使用后可迅速在土壤里降解，可谓一举两得。 绿恒公司目前已有一条生产线在运营，其投资约为980万元，生产能力为40万 个餐具／天，目前达20万个餐具／天。年产值约为3600万元，预计投资回收期约 一年半，投资利润约在30％左右，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已通过了广东省科委组织的 技术鉴定和食品卫生部门的检验。据介绍，该公司为了更好地将产品推向市场，规 模经营，拟在近期内成立集团性公司，并且要投入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以期使生产 线的自动化程度更高。 据科技部主持召开的绿色餐具技术开发交流会介绍，1998年7月18日，温家 宝副总理在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工作会议上，专门提出要在一年内解决长江、太湖、 铁路沿线的“白色污染”，要求国务院有关部门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加强管理， 禁止乱扔垃圾；二是停止使用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三是尽快研制和批量生产替代 品。11月14日，李岚清副总理在第12次全国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工作会议上，也 提出发泡塑料餐具替代品的推广应用问题。看来，绿色一次性餐具已引起了中央领 导同志以及科技、环保等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它作为一个新兴的环保产业，可谓 生而恰逢其时，现在，既需要我们能够攀登科学高峰的科技人员继续从事攻关和开 发，需要我们懂经营、善管理的企业家加大技术创新的力度和市场开拓，也需要我 们有远见卓识的金融家、风险投资家慧眼识珠，给予绿色一次性餐具的产业化以足 够的资金投入。 我国从事绿色一次性餐具开发和产业化的企业大多目前生产规模较小，抗御风 浪的能力较弱，而且其中不少是民营企业，需要政府部门给予足够的产业政策上的 支持和引导，有个较好的开局，使这个新兴的绿色环保产业能得以健康、持续地发展。
大城市病的文化因素是随着城市扩张而生成的，特别是资本主导的城市扩张扭曲了人们的利益观，加重了城市失序。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和市场经济在城市的兴起，很多地方的城市文化也在悄然发生改变。这一变化，在文化上集中表现为城市不再是以人为中心，而是以金钱为中心。特别是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不断被私人利益蚕食和侵袭。过去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理念早已被私人利益神圣不可侵犯所取代。这一理念的变化，对于市场经济来说，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一种进步；但对于城市秩序来说，则起着致命的破坏作用。比如，我们曾经倡导的“盘活”理念，对搞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其文化意义是永恒的。但超出经济领域，超越资源约束，特别是进入城市的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其文化的破坏作用同样是巨大的。在惟利是图利益观的导引下，不但公共道路侵占比比皆是，私搭乱建无序蔓延，在法不责众的共识下，小产权房已成为不治之症；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扭曲的利益观在非理性的“给政策”的推动下，在教育领域、卫生领域、行政领域得以蔓延和渗透，误导着改革方向，滋生出各种乱象，异化着城市性质。可以说，利益观的扭曲，阻碍了城市治理的进程。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为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那么，“大城市病”的病根真的是人口过多吗？除去疏散人口一途，还有没有治病良方？
对此，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站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关于北京等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真正要解决这一矛盾，要对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
如何看待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财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做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准确把握人口发展长期趋势，是做好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等的基本依据。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十九大中的人口观？
李铁：关于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首先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管控。我国有亿人口，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占，而户籍人口仅占41%。到2035年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比例也要达到70%。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提高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就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达到这个目标，各类城市都要发挥作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也不例外，何况在已经实现的城镇化进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以及城市群地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如何看待特大城市一直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
李铁：比如，从北京的人口增长进程看，三十年来一直在实行的所谓人口控制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人口压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而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大量市场资源随着行政的导向进入北京，各类企业总部、各类大型事业单位、各类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当然需要各类人口进入北京提供服务，市场也及时地通过就业机会的提供进行了实际的补充。因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规划控制人口1000万，不断进行控制和调整，并不能阻止人口伴随着各类其他要素流入。现在又提出了2300多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对于进入北京的资源和要素缺乏深刻的认识。
《财经》：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大城市病”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吗？
李铁：关于当前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我们很多人把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把政府作为的不当以及过去决策的失误归结于人口过多。比如，北京的主城区五环以内667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左右，这和韩国的首尔核心区以及东京的都市区人口相当，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对于人口的恐惧，或采取人口排斥政策？实际上我们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现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的产物，是需要花一段时间通过基础设施供给、公共服务的改善加以解决的。需要看到，北京的辖区有万平方公里，而东京比北京小，只有万平方公里，但东京都市圈已经容纳了4300万人口。
《财经》：如果真的想要化解人口压力，应该怎么做？
李铁：真正要实现人口疏解，其核心在于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的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应该把调整的重点对准优质资源而不是低端产业。
要发挥空间对城市的调节功能
《财经》：如何让优质资源自愿、自发流动？
李铁：我们曾经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进行过调查，大都市周边有30-50公里半径的辐射区，存在无数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它们疏解了主城区的功能，缓解了主城区的压力。在东亚，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而我们提出的人口控制政策，却把所有的辖区都包括在内，放弃了通过更大空间范围调节要素和人口配置的可能，导致主城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是城市治理的一大误区。
《财经》：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区？
李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人口的封闭性，也就是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体制矛盾，户口的排他性导致了我们不愿意在现有的财政供给能力下，开放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给外来人口。这个问题不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也和城市病无关，而是利益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利益，使得我们放弃了空间对城市核心区治理的调节功能，不得不采取行政的控制人口手段，从而也造成了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投入资源来改善城市辖区的治理现状，改变住房供给结构，从而使压力累积，把政策推向人口的排他性路径。
由于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管理的思维模式，遇到任何情况把责任推给人口过多，而回避了本身固有的人口思维模式，最后导致了全国的上行下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所以在十八大以来推行不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财经》：所以长远来看，满足城市不同人群的生存空间需求，还是要靠周边小城镇的发展？
李铁：我们去东京调查的时候发现，距离东京30公里左右的筑波，房价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每平米，相比于东京便宜了很多。可见空间的市场调节功能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超大城市，却普遍限制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产业和居住空间，这又让矛盾集中在高房价上，扭曲了社会的舆论导向。
按照人口控制的思路，特大城市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住房供给来解决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提供了住房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北京。由于外来人口看不到解决住房的预期，当然把怨气对准了高房价。而全世界的大都市的住房供给，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在城市的辐射半径内，根据远近关系，提供不同价位的住房。政府负责的就是如何解决轨道和公路交通的配置问题和规划问题。
市场有能力提供稳定、安全的住房
《财经》：居者有其屋是人们一个基本需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李铁：出租住房在全世界都是解决住房供给的主渠道。问题是出租住房应该由谁来供给？由谁来建设？建在哪里？政府建设出租房肯定是遵照政府的安排，可是我们能够把出租住房建设在所有距离就业地较近的空间吗？显然不可能，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这是最大的浪费。如果选择较远的地方，会有人去吗？当然会，问题是距离就业地是远还是近？
我们应该清楚，城市的就业空间分布在所有角落。如果按照规划和计划安排，只能选择有限的地点来提供出租住房，当然会增加居住者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也给公共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全世界的城市出租住房基本上是分布在城市的所有地方，提供出租房的有城市的居民和住宅所有者，当然也有城乡接合部的农民。
《财经》：你刚才说到的是国际上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成熟的模式和做法可供借鉴？
李铁：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以户为单位的出租房是广东、浙江以及多个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的模式。这种出租房一方面分布面较广，意味着租房者可以从城市的各个方向进入主城区，对交通的压力要小很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者的时间成本。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专门以出租为目的的住房，相对于房地产开发的住房要稳定得多，而且也适合集中管理。广东的出租屋管理，就是责任到村到户。深入细致地管理一方面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为外来者提供稳定廉价的住房。特别要注意的是，所谓廉价不是政府价格，而是随行就市。可以给租赁者提供适合自己的多种选择。而提供住房者也会根据政府的要求和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房屋建设格局。这种各方皆大欢喜的市场供应方式，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消除了各种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了解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租房价格，就会知道，大部分外来中低收入就业者所能承受的价格也就是几百元。对于他们来说，住房是生活中最大的一块支出，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形成收入积累，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后代的教育，或是为将来回到家乡创业形成一定的资金积累，这对他们家庭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的城镇化政策中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个中原因就是考虑到他们在城里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后，有能力回到家乡从事服务业经营。
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距离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较远，希望他们也能达到城市户籍居民生活标准，否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这显然不符合十九大报告总书记提出要以人民福祉为本的基本精神，人民中当然包括了这些为我们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外来就业人口。
《财经》：在你看来，城市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外来就者业？
李铁：城市治理是长期细腻的工程，需要我们的干部要真正替人民着想，特别是要学会换位思维。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供服务业，是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城市发展方式的有效补充，也确实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同层次服务业的兴起也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服务需求，也在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税收。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外来人口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服务。如果我们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就会把风险的预防放到最前面，就会大幅度地减少风险的发生。
之所以出现以上严重的大城市病，主要还是政策不到位，另外就是人们虚荣心在作怪等。为了解决大中小城市严重失调和大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要给中小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使得多数人愿意留在中小城市发展。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北京陷入“大城市病”困扰。所谓“城市病”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长期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是国人的向往，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因为一线城市多有优厚的待遇、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即使是众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的今天，也还有一线城市清结，只是不得已而逃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高昂的房价、残酷的工作压力、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无法让众多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宜居时，逃离是必然的选择。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如何应对“大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困局最近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的1800万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专题调研建议“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广泛争议。>>>详细观点争鸣：大城市该不该设准入“门槛”？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详细网友支招[草木林]：“城市病”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绿色河南]：学习美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而不是把资源过度集中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学习德国，多建设中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阿伸来了]：“大城市病”是社会发展、人员流动的必然结果。我认为最好在北京周边设立卫星城，这样既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又不妨碍城市的发展。[Caesar]: 加强大城市人口控制，刻不容缓！[尘辰]: 城市的需求量大主要在于城乡二元化过于极端。如果农村建设的好，城市的压力就会减少。进一步提高乡村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时对城市建设规划加强科学性，建设生态型城市。[傲视飞龙] :一个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重要的是要有城市的灵魂和理念,太大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资源,空气质量都将崩溃,建立卫星城市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他山之石：日前，我前往了法国的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城市所在的巴黎大区、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阿尔萨斯大区在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功经验，且入选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新华时政）
近年来，一些特大城市为治理交通拥堵、环境污染、房价过高等“大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人口调控政策。那么，“大城市病”的病根真的是人口过多吗？除去疏散人口一途，还有没有治病良方？
对此，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首席经济学家李铁指出，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站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关于北京等城市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过多。真正要解决这一矛盾，要对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
如何看待特大城市的人口压力？
《财经》：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做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准确把握人口发展长期趋势，是做好产业布局、资源配置、福利安排等的基本依据。那么，应该如何理解十九大中的人口观？
李铁：关于城市的人口发展战略，应该在城镇化的大格局下来认识。首先是要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尊重人口的流动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而不是按照传统计划经济的方式进行管控。我国有亿人口，其中城镇常住人口占，而户籍人口仅占41%。到2035年实现国家的基本现代化，人口城镇化比例也要达到70%。因此，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特别注意如何实现人口的城镇化，提高人口的城镇化质量，也就是按照十九大报告的要求，加快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达到这个目标，各类城市都要发挥作用，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也不例外，何况在已经实现的城镇化进程中，北京、上海、深圳和广州以及城市群地区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如何看待特大城市一直面临的巨大人口压力？
李铁：比如，从北京的人口增长进程看，三十年来一直在实行的所谓人口控制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人口压力的原因不是因为外来人口的大量进入，而是行政主导的城市化进程造成的。大量市场资源随着行政的导向进入北京，各类企业总部、各类大型事业单位、各类优质资源都集中在北京，当然需要各类人口进入北京提供服务，市场也及时地通过就业机会的提供进行了实际的补充。因此，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规划控制人口1000万，不断进行控制和调整，并不能阻止人口伴随着各类其他要素流入。现在又提出了2300多万的人口控制目标。这是对于进入北京的资源和要素缺乏深刻的认识。
《财经》：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大城市病”是人口过多造成的吗？
李铁：关于当前的“大城市病”问题，问题在于城市的治理方式而不是人口。我们很多人把管理上出现的问题，把政府作为的不当以及过去决策的失误归结于人口过多。比如，北京的主城区五环以内667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左右，这和韩国的首尔核心区以及东京的都市区人口相当，为什么他们没有出现对于人口的恐惧，或采取人口排斥政策？实际上我们出现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现象是城镇化进程中必然的产物，是需要花一段时间通过基础设施供给、公共服务的改善加以解决的。需要看到，北京的辖区有万平方公里，而东京比北京小，只有万平方公里，但东京都市圈已经容纳了4300万人口。
《财经》：如果真的想要化解人口压力，应该怎么做？
李铁：真正要实现人口疏解，其核心在于围绕北京的优质资源的增量和存量，进行空间的调整。北京行政办公区向副中心迁移、设立雄安新区等疏解非首都功能等举措，都是中央对北京人口控制战略的及时调整。应该把调整的重点对准优质资源而不是低端产业。
要发挥空间对城市的调节功能
《财经》：如何让优质资源自愿、自发流动？
李铁：我们曾经对世界发达国家的大都市进行过调查，大都市周边有30-50公里半径的辐射区，存在无数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它们疏解了主城区的功能，缓解了主城区的压力。在东亚，人口密度较高的日本和韩国也是如此。而我们提出的人口控制政策，却把所有的辖区都包括在内，放弃了通过更大空间范围调节要素和人口配置的可能，导致主城区要素的高度集中，这是城市治理的一大误区。
《财经》：为什么会存在这种误区？
李铁：原因在于公共服务人口的封闭性，也就是改革前三十年积累的体制矛盾，户口的排他性导致了我们不愿意在现有的财政供给能力下，开放更多的公共服务资源给外来人口。这个问题不是城市治理的问题，也和城市病无关，而是利益问题。
正是因为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利益，使得我们放弃了空间对城市核心区治理的调节功能，不得不采取行政的控制人口手段，从而也造成了我们不愿意过多地投入资源来改善城市辖区的治理现状，改变住房供给结构，从而使压力累积，把政策推向人口的排他性路径。
由于北京和上海等大都市这种封闭的公共服务管理的思维模式，遇到任何情况把责任推给人口过多，而回避了本身固有的人口思维模式，最后导致了全国的上行下效。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之所以在十八大以来推行不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财经》：所以长远来看，满足城市不同人群的生存空间需求，还是要靠周边小城镇的发展？
李铁：我们去东京调查的时候发现，距离东京30公里左右的筑波，房价也就相当于人民币2万多元每平米，相比于东京便宜了很多。可见空间的市场调节功能会自动发挥作用。但是在我国的超大城市，却普遍限制周边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产业和居住空间，这又让矛盾集中在高房价上，扭曲了社会的舆论导向。
按照人口控制的思路，特大城市不愿意提供更多的住房供给来解决外来人口。因为担心提供了住房就会导致更多的人来北京。由于外来人口看不到解决住房的预期，当然把怨气对准了高房价。而全世界的大都市的住房供给，基本上遵循一个规律，就是在城市的辐射半径内，根据远近关系，提供不同价位的住房。政府负责的就是如何解决轨道和公路交通的配置问题和规划问题。
市场有能力提供稳定、安全的住房
《财经》：居者有其屋是人们一个基本需求，如何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
李铁：出租住房在全世界都是解决住房供给的主渠道。问题是出租住房应该由谁来供给？由谁来建设？建在哪里？政府建设出租房肯定是遵照政府的安排，可是我们能够把出租住房建设在所有距离就业地较近的空间吗？显然不可能，根据级差地租理论，这是最大的浪费。如果选择较远的地方，会有人去吗？当然会，问题是距离就业地是远还是近？
我们应该清楚，城市的就业空间分布在所有角落。如果按照规划和计划安排，只能选择有限的地点来提供出租住房，当然会增加居住者的交通和时间成本，同时也给公共交通带来巨大压力。全世界的城市出租住房基本上是分布在城市的所有地方，提供出租房的有城市的居民和住宅所有者，当然也有城乡接合部的农民。
《财经》：你刚才说到的是国际上的情况，在中国有没有成熟的模式和做法可供借鉴？
李铁：在集体土地上建设，以户为单位的出租房是广东、浙江以及多个经济发达地区普遍的模式。这种出租房一方面分布面较广，意味着租房者可以从城市的各个方向进入主城区，对交通的压力要小很多，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居住者的时间成本。
从另一个意义上讲，这种专门以出租为目的的住房，相对于房地产开发的住房要稳定得多，而且也适合集中管理。广东的出租屋管理，就是责任到村到户。深入细致地管理一方面使当地农民增加了收入，另一方面也能为外来者提供稳定廉价的住房。特别要注意的是，所谓廉价不是政府价格，而是随行就市。可以给租赁者提供适合自己的多种选择。而提供住房者也会根据政府的要求和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的房屋建设格局。这种各方皆大欢喜的市场供应方式，完全可以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消除了各种安全隐患。
如果我们了解特大城市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的租房价格，就会知道，大部分外来中低收入就业者所能承受的价格也就是几百元。对于他们来说，住房是生活中最大的一块支出，降低住房成本可以形成收入积累，腾出更多的资金投入后代的教育，或是为将来回到家乡创业形成一定的资金积累，这对他们家庭的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中央的城镇化政策中鼓励农民返乡创业，个中原因就是考虑到他们在城里获得非农就业收入后，有能力回到家乡从事服务业经营。
可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的思维方式距离外来人口的实际需求较远，希望他们也能达到城市户籍居民生活标准，否则以种种理由加以排斥。这显然不符合十九大报告总书记提出要以人民福祉为本的基本精神，人民中当然包括了这些为我们城市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外来就业人口。
《财经》：在你看来，城市政府应该如何对待外来就者业？
李铁：城市治理是长期细腻的工程，需要我们的干部要真正替人民着想，特别是要学会换位思维。外来人口进入城市提供服务业，是对长期以来计划经济的城市发展方式的有效补充，也确实方便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不同层次服务业的兴起也满足了不同收入水平人口的服务需求，也在为城市提供稳定的税收。在强化安全管理的前提下，外来人口需要被给予更多的关心和服务。如果我们把更多的工作放在日常管理和服务中，就会把风险的预防放到最前面，就会大幅度地减少风险的发生。
之所以出现以上严重的大城市病，主要还是政策不到位，另外就是人们虚荣心在作怪等。为了解决大中小城市严重失调和大城市病问题，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大城市发展，另一方面要给中小城市更多的发展机会和优惠政策，使得多数人愿意留在中小城市发展。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现，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办法，“新城区”“老城区”“城市西扩”“市中心东移”等等，都是各地应对“大城市病”的努力与实践。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时，开始追求“幸福指数”、“健康城市”、“绿色城市”，以减少“大城市病”的深度传染。2015年7月，11日闭幕的中共北京市委十一届七次全会表决通过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的意见》。其中，涉及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一些重磅信息首次向社会披露：北京将聚焦通州，加快市行政副中心的规划建设，在2017年取得明显成效；“控”与“疏”双管齐下，严控新增人口，2020年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中心城区力争疏解15%人口。北京从单中心模式变为多中心模式，解决人口拥挤、交通拥堵、公共资源紧张等“大城市病”的困扰，是政府和社会达成的共识。但作为首都，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变化敏感而复杂。此次会议透露的信息意味着，北京真正在功能疏解方面实现历史性破局。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所谓“城市病”是指人口过于向大城市集中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问题，也称为城市病。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问题形成的原因很复杂，首先是经济原因。有人将这些问题统称为城市病。城市病是几乎所有国家曾经或正在面临的问题，但城市病的轻重可以因政府重视程度和管理方法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拉美国家的城市病比发达国家更严重 。这些因城市发展而产生的负面影响，被称为城市病。这种城市病就已经出现在东京、纽约等诸多城市然而一直以来。并没有人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是城市病导致了城市的衰退。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主要包括住宅奇缺、污染严重、卫生状况恶化等。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 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的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恶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博弈的重要力量，每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问题一：什么是城市病及其危害 城市病是指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它给生活在城市的人们带来了烦恼和不便，也对城市的运行产生了一些影响，所以被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城市病”。 主要表现在:城市规划和建设盲目向周边摊大饼式的扩延，大量耕地被占，使人地矛盾更尖锐。“城市病”表现为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住房紧张、就业困难等，将会加剧城市负担、制约城市化发展以及引发市民身心疾病等。特别是城市的出行时间较长，因交通拥堵和管理问题，城市会损失大量的财富，无形中浪费了能源和资源，不利于城市的畅通发展。 其危害具体为： 1、人口膨胀。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2、交通拥堵。交通拥堵不仅会导致经济社会诸项功能的衰退，而且还将引发城市生存环境的持续恶化，成为阻碍发展的“城市顽疾”。交通拥挤对社会生活最直接的影响是增加了居民的出行时间和成本。 3、环境恶化。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 4、资源短缺。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 ?5、城市贫困。贫民窟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大中城市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特有现象，贫困人口多数集中于城市，而城市贫民又大部分住在贫民窟。一方面，贫民窟居民大部分人处于贫困线，享受不到作为公民所应享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居住、出行、卫生、教育条件极差，不仅影响当代人，也影响下一代人的发展。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异造成国民感情隔阂，加之贫民窟游离于社区和正常社会管理之外，一些贫民窟为黑社会所控制，成为城市犯罪的窝点。 ? 问题二：什么是城市病 中文名称：城市病 英文名称：city disease 定义：由于城市人口、工业、交通运输过度集中而造成的种种弊病。 所属学科：地理学（一级学科）；城市地理学（二级学科） 本内矗由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审定公布 百科名片 城市病由于人口过于大引起的社会矛盾而产生的一些列疾病称为城市病。 问题三：城市病的具体表现有哪些 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口膨胀 特大型城市通常对人口具有强大的集聚作用，而人口的快速集聚也成为各大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因之一。在人口快速集聚的过程中，一旦城市建设和管理跟不上迅速增长的需求，导致各类城市基础设施的供给滞后于城市人口的增长，就会引发一系列的矛盾，出现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等城市病。 例如，19世纪末前后，英国城市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住房短缺，贫民窟比比皆是;公共卫生设施奇缺，空气及水源污染严重，环境恶劣;就业竞争激烈，工人处境艰难;犯罪率居高不下等等。又如拉美地区，在20世纪中叶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后，城市人口迅速集聚，城市化水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甚至超过发达国家，出现城市化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发展速度的“过度城市化”(或称为“超前城市化”)。 交通拥堵 交通问题一直是大城市的首要问题之一。迅速推进的城市化以及大城市人口的急剧膨胀使得城市交通需求与交通供给的矛盾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交通拥挤以及由此带来的污染、安全等一系列问题。在伦敦，由于市中心区域集中了 *** 机关、法院以及大量的企业、金融机构和娱乐场所，并有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每天在高峰时段有超过100万人口和40000辆机动车/小时进出中心城区，造成该区域严重的交通拥挤，区域内平均车速只有公里/小时，成为全英国最为拥挤的区域。 在巴黎，上世纪60年代，由于采取了“适应小汽车发展”的政策，结果私人小汽车与日俱增，导致市区交通严重阻塞，1973年环城快速路开通后不久就出现了持续性的拥挤。在曼谷，由于车速过慢，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停车场，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 环境污染 近百年来,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全球的气候与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退化、土壤侵蚀加剧、生物多样化锐减、臭氧层耗损、大气化学成分改变等。根据 *** 间气候变化委员会的预测,未来全球将以更快的速度持续变暖,未来100年还将升温℃～℃,对全球环境带来更严重的影响,比如农作物将减产、病虫害发生频率和危害速度将明显增加、水资源短缺将恶化等。环境污染使得城市从传统公共健康问题(如水源性疾病、营养不良、医疗服务缺乏等)转向现代的健康危机,包括工业和交通造成的空气污染、噪音、震动、精神压力导致的疾病等。环境污染对城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世界银行曾对此做出过估算,认为由于污染造成的健康成本和生产力的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到5%。 资源短缺 2002年在南非召开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高峰会议上，一致通过将水资源列为未来十年人类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联合国环境署同年在《全球环境展望》上指出，“目前全球一半的河流水量大幅度减少或被严重污染，世界上80多个国家或占全球40%的人口严重缺水。如果这一趋势得不到遏制，今后30年内，全球55%以上的人口将面临水荒”。在缺水型国家或地区中，大城市的水资源紧缺问题最为严重，据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到2010年，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的大中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休斯敦、雅加达、洛杉矶、华沙、开罗、拉各斯、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新加坡等都将面临严重的水荒。 此外，土地资源紧缺问题也是国际大都市在城市化进程中所必然出现的问题。由于土地存在供给的绝对刚性，在大量的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区集聚过程中，像东京、纽约、伦敦等大都市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土地紧张问题，土地对现代化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如何开......>> 问题四：如今的中国城市病有哪些 资源紧张。电力，土地，水资源紧张。 生活成本、房价高企。 交通堵塞，城市运转功能滞后，比如排水系统。 环境污染，包括空气污染（雾霾）、水污染、固体垃圾污染。 社会秩序不稳，犯罪率上升。 问题五：中国当下城市病主要有哪些 城市也叫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了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辖功能。城市的行政管辖功能可能涉及较其本身更广泛的区域，其中有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公共绿地、写字楼、商业卖场、广场、公园等公共设施。 城市是“城”与“市”的组合词。“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管子・度地》说“内为之城，内为之阔”。“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日中为市”。这两者都是城市最原始的形态，严格地说，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一个区域作为城市必须有质的规范性。 问题六：城市病的根源 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发展腾飞，城市的集聚效应已非常明显。 “城市病”的根源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长期的失谐，必然导致城市生活质量的倒退乃至文明的倒退。在2010年我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是，这已足以说明中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城市型社会”。联合国将2万人作为定义城市的人口下限，10万人作为划定大城市的下限，100万人作为划定特大城市的下限。这种分类反映了部分国家的惯例。中国在城市统计中对城市规模的分类标准如下：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我国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有6个，而超过700万的已经有十几个。“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病，而且还有向中小城市蔓延的趋势。”，常住人口超过1600万的城市大多会有严重的城市病。另外，如果特大城市附近有许多其他城市――成为“城市群”；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3000万时，或多或少地都患有城市群病；当城市群（200公里范围内）常住总人口超过5000万时，也会产生严重的城市群病，尤其是环境问题（城市废弃物难以就近消纳）和交通问题等。 问题七：什么是大城市病京津冀 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 问题八：解读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内容，举出大城市的城市病有哪些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的议题包括城市规划、住房政策、城市人口规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公用事业运营等方面的重要议题。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海绵城市建设逐渐被重视。业内保守估算，海绵城市建设将拉动超万亿的投资。海绵城市是综合性城市建设项目，涵盖有城市水系建设、排水防涝系统建设、海绵建筑等工程领域。 在行业步入高景气度的同时，城市管网公司作为海绵城市最受益标的有望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前后反复活跃。 A股市场在中，相关个股将迎来新一轮战略建仓机会：纳川股份(300198)、伟星新材(002372)、青龙管业(002457)。
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北京陷入“大城市病”困扰。所谓“城市病”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以及环境恶化、资源危机、城市发展带来的大气污染、水资源短缺、噪音污染、交通拥堵、治安恶化等诸多负面影响。每天上下班高峰，北京的环路基本变成“停车场”长期以来，“北上广”等一线城市都是国人的向往，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因为一线城市多有优厚的待遇、宜居的环境、便利的交通。即使是众多年轻人逃离“北上广”转战二线城市的今天，也还有一线城市清结，只是不得已而逃离，毕竟生存是第一位的。当高昂的房价、残酷的工作压力、糟糕的交通、被污染的环境、巨大的生活成本……无法让众多年轻人在一线城市宜居时，逃离是必然的选择。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一般历程，城市发展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在城市化发展阶段，如果人口的过度集聚超过了工业化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发生某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过度城市化”现象，产生了一系列被称为“城市病”的矛盾和问题，国际上特大型城市的“城市病”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详细如何应对“大城市病”破解城市发展困局最近的一项专项调研显示，2009年末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已经超过了2020年规划目标的1800万人。目前北京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0，但人口仍在以每年60万的速度增加。此前，北京市人大专题调研建议“减少对低端劳动力的需求”，引起广泛争议。>>>详细观点争鸣：大城市该不该设准入“门槛”？针对北京人口持续快速增长，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建议对吸纳大量流动人口的小企业小门店实行强制退出机制，而对那些在京拥有住房、具有稳定职业、连续居住的流动人口，应研究采取新的管理模式。>>>详细网友支招[草木林]：“城市病”最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均衡发展大、中、小城市，避免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绿色河南]：学习美国，城市发展遍地开花，而不是把资源过度集中在个别城市、个别地区；学习德国，多建设中小城市，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阿伸来了]：“大城市病”是社会发展、人员流动的必然结果。我认为最好在北京周边设立卫星城，这样既不妨碍社会的发展，又不妨碍城市的发展。[Caesar]: 加强大城市人口控制，刻不容缓！[尘辰]: 城市的需求量大主要在于城乡二元化过于极端。如果农村建设的好，城市的压力就会减少。进一步提高乡村收入和生活质量，同时对城市建设规划加强科学性，建设生态型城市。[傲视飞龙] :一个城市并不是越大越好,重要的是要有城市的灵魂和理念,太大的情况下,医疗卫生,教育,交通,水资源,空气质量都将崩溃,建立卫星城市应该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他山之石：日前，我前往了法国的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这三个城市所在的巴黎大区、罗纳-阿尔卑斯大区、阿尔萨斯大区在城市规划、区域经济发展及环境保护等方面都有不少成功经验，且入选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新华时政）
近些年，一线城市被“大城市病”困扰，准一线城市也正在或即将面临大城市病，比如产业发展不够均衡、公共资源分配不均、环境污染、可持续发展潜力不足等。
报道称，相关人士表示，克服“大城市病”是现代化城市增强发展后劲、补足短板的重中之重。国际上，城市病问题主要发生在首都地区和特大城市，而我国的城市病问题已经蔓延到许多二线城市，体现在城市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高企、空气污染、社会安全弱化、就业困难等多个方面。
除了重点发展城市群外，还应放开对大城市的限制、因地制宜发展小城镇，构建多尺度、多中心的城市体系，强化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用规划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引领大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同时，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给结构，弱化拥挤效应对大城市规模经济的抵消。
最后对于一些人口拥挤的准一线城市，应疏散中心区的公共服务，推动公共服务的空间均衡配置，转变城市发展的空间战略，将离心疏散确立为未来主要的空间发展方向。
希望大城市病可以早日得到有效的治理！
“城市病”是城市化进程中因城市的盲目扩张、违背自然规律搞建设而表现出来的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失衡和无序现象，它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居民生活质量下降和经济发展成本上升，进而导致城市竞争力丧失，阻碍城市可持续发展。治理“城市病”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有效途径，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城市病”的主要表现及成因 1规划滞后于建设。“规划服从于建设”、“建设指导规划”、“换一届政府换一张规划”、“规划赶不上变化”的现象时有发生，因而规划的龙头作用、调控作用发挥不出来，一些地方的城市建设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产生的原因：一是指导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控制性详规覆盖率低，且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应。二是对城市规划的作用认识不够，规划意识差，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行政干预规划、人为影响规划的现象时有发生，从而肢解了城市规划集中统一管理权，削弱了规划的权威。三是中小城市为了招商引资大都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投资商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受利益驱动，不服管理，随心所欲，不报自建、随意乱建，先建后办、边建边办、建毕不办的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规划执法工作的正常开展。四是规划执法查处难度大。从随州市现状看，规划执法阻力大，特别是私人建房因分散隐蔽、建筑量小，有些来不及查处已形成既定事实，加之查处违法建设程序复杂，周期长，即使通过法院强制执行，也难以执行到位。 2“马路拉链”随处可见，影响城市整体形象。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大体有给水、污水、雨水、通讯、供电、供热、供气等七种管线，这些管线所属单位的经济状况、时间要求和管线技术标准各不相同，受城市发展条件限制，不能同时规划、同步施工，而且管线所属单位按各自所需，分阶段、分路段挖路施工，使得城市道路经常“开膛破肚”，既影响城市整体形象，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又浪费大量资金。 3城市绿地少、公园广场数量不足，标准低，生态环境差。以随州市绿化现状看，主城区绿化覆盖率仅有％，人均公共绿地平方米，低于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水平（平方米），城市生态环境比较差，妨碍了城市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的原因主要是：老城区人口密度大，建筑拥挤，道路狭窄，无可设置绿地的富余空间。同时，由于对城市生态环境重要性认识不够，一方面规划拟建城市绿地的土地政府无钱征用；另一方面，在新开发的居住小区，开发商一味追求利益的化，忽视绿化（考试大注册城市规划师我整理）建设，小区绿地面积严重不足。主城区公园数量少、面积小也是造成绿地面积不足的原因之一。目前，主城区内还没有游园，市民游憩休闲空间有限；老城区无绿化预留地，无法增绿扩绿。 4环境污染严重，居民生产生活环境恶劣。中小城市特别是内陆城市大气、水资源污染指标均存在超标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城市工业发展速度快，建筑工地多，机动车迅速增加，使烟尘、灰尘和尾气成为城市大气污染的主要因素；合成洗涤剂广泛使用和城市基础设施不完善，使生活污水同工业废水一起，构成污染城市的重要来源，加之受城市经济发展的制约，无力兴建污水处理设施。 5城市规模盲目扩张，缺乏特色。城市的形象关键在于有特色。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许多城市变得越来越没有自己的个性，到处是似曾相识的街道，“欧美风格”的小区、千篇一律的建筑比比皆是，火柴盒般的高大建筑密集，宛若“混凝土森林”。产生的原因：城市领导热衷于眼前政绩，追求城市变大、变新、变洋，盲目对文脉之本、风貌特色的老城区进行成片改造，虽然一批批低矮破旧的房屋被拆除，一幢幢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大广场、宽马路、豪华办公楼、欧式建筑让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使许多城市原有的特色迅猛消失。一些中小城市不结合本地人文、历史地理、景物等实际来制定规划。而是贪大求洋，舍近求远，搞大而全、高而空的规划，不结合自己经济实力、社会发展、生态环境等因素搞规划，小城市模仿大城市，内陆城市模仿沿海城市，千城一面。 二、“城市病”的治理措施 1树立规划权威，发挥规划的调控作用。一是加大投入，为加快规划编制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确保中小城市控制性详规覆盖率提高到80％以上，更好地指导城市建设。二是政府必须带头执行规划。规划一经制定，非经法定程序任何人不得擅自变更，真正做到规划一张图，审批一支笔，归口一家管，建设一盘棋；强化规划执法手段，政府要积极支持规划执法，对查出的各类违法、违章建筑，要运用行政、经济、法律手段，严肃查处，该拆的坚决拆除，该罚的坚决处罚，该公开曝光的坚决曝光，决不姑息迁就。三是严格按照城市规划技术规范及法规要求，科学、合理调整规划，使规划尽可能满足项目要求，适应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四是加强城市土地资源管理，国有土地是城市规划和建设之源，中小城市必须建立由政府垄断国有土地市场机制，土地利用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相衔接，从源头上治理规划管理失控问题。 2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首先，各级领导必须充分认识规划短视行为的危害，形成“统筹兼顾抓规划，立足长远搞建设”的共识，消除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现象。分管城市建设的领导应从投资—规划—建设—管理的各个层次把好关，确保各种管线同步规划、同步施工、一次性预埋，杜绝“马路拉链”的产生。其次，规划一条道路或一个小区，要强调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各类管网要合理布局、科学布局，始终坚持先地下后地上原则组织施工。第三，政府要对地下管线规划建设和管理加以立法，管理部门依法加强管理。 3立足本地实际，实施增绿扩绿工程。各中小城市应该根据各自的人文、地理、历史科学合理制定绿地规划，提高绿化覆盖率，改善城市生态面貌。 从随州市实际看，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一要充分利用城市现有的山林、水体、地形、地貌、植物等自然资源，合理安排绿地布局，形成功能齐全、效益突出、点线面带四位一体的城市园林绿化体系，突出园林绿化地方风格。二要把城南新区的大面积山林与城市绿化融为一体，构筑绿色生态屏障，开发白云公园山场，使山林与公园景点合为一体。三要在市区大小河流沿岸，以水体为衬托，建设宽阔的防护林和风景林带。四要改造老城区中心公园——神农公园，增加绿地面积，实现城市园林由单纯的游憩、观赏向既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又融游憩观赏功能于一体的生态系统。五要强化绿化监督管理，确保城市绿地面积不被侵占。 4加强污染治理，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严格控制污染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进一步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关停、搬迁污染严重的企业，大力控制废气、废水、固体垃圾排放；优化能源结构，积极推行液化石油气、天然气燃料；大力加快治污设施建设，增强污染治理能力，重点加强污水处理厂和垃圾处理场建设，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理率，为城市居民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借助先进科技构建城市生态经济，使化学工业从源头起就不产生污染物，实现源头治理的目标。 5注重个性特色，科学为城市定位。城市规划要充分体现地理、人文和生态环境，充分考虑城市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资源优势，依据城市的实际，做到文化特色和现代化气息相结合，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呼应，要有超前性、科学性、指导性，准确把握地域内的建设脉博；根据自己的地理风貌、历史文化、人文景观，从特色、优势等方面科学准确地为城市定位，坚持以人为本，根据城市内不同区域的分工，突出功能，注重实用。强化城市总体规划，做好城市风貌规划，在新的建设中注入历史的遗存，使城市脱离肤浅平淡，丰富其文化内涵。 总之，为了防止“城市病”的发生，必须在城市建设中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兼顾，实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例如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发展过度膨胀，出现了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住房拥挤、人口过多等问题，被称之为“大城市病”。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以避免或缓解大城市病的发生，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采取空间调整的策略。过去的城市发展模式是“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是发展中心，周边是居住区，大家早晨往中间走，晚上往外走，使得交通拥堵，并产生热岛效应。如果改变城市发展方式，如采取多中心组团式发展，在城市之外构建一个中心，建设城市新区，成为另外一个组团，这就和单中心分开并形成互补，热岛效应也能够解决。所以，未来大城市发展应该采取多中心组团式。第二，在发展中不断调整产业结构。比如，随着城市的不断发展扩大，应该把制造业、重化工业逐步转移出去，重点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一般情况下，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大城市病”也都会缓解。比如原来伦敦的大雾、纽约的案件频发、东京的环境事件等，都是“大城市病”的表现，但这些城市生态环境、社会治安已经得到不断的改善。第三，大城市的发展要和周边城市采取分工合作的方式。比如把零部件的生产转移到小城镇。大城市之所以膨胀就是因为人口密度过大，城市管理也容易出现各种问题。第四，走新型城市化道路。传统城市化走的是一条“拼土地、拼资源、拼成本”的道路，随之带来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环境污染严重、城市管理水平粗放等系列问题，新型城市化道路正是对传统城市化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的反思和纠偏，是遵循科学发展观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所谓新型城市化道路，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统筹兼顾为原则，以民生幸福为方向，以新型工业化为基础，遵循工业化与城市化、农村与城市、人口与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规律，倡导建立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的城市化机制，着力推进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集约型、可持续的城市化模式。在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强调布局上必须科学合理，功能上必须宜居宜业，品味上必须特色鲜明，产业上必须高端化，管理上必须精细化，执行上必须落实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