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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纳德·罗斯爵士，（ Ronald Ross，1857年5月13日－1932年9月16日），男，英国医生、英国微生物学家、热带病医师，他曾经以军医的身份参加第三次缅甸战争，同时他也写了一些诗与小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为此获得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特蕾莎修女：信仰之门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网络 点击数1554 更新时间：2005-10-3 文章录入：FirstLight 责任编辑：FirstLight 让高墙倒下吧 一、走出高墙 五十年前，一群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修女们，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她们住在一所宏伟的修道院内；虽然生活得很有规律，可是一般说来，她们的生活是相当安定而且舒适的，修道院建筑以外还有整理得非常漂亮的花园，花园里的草地更是绿草如茵。 整个修道院四面都有高墙，修女们是不能随意走出高墙的；有时为了看病，才会出去。可是她们都会乘汽车去。而且也会立刻回来。 高墙内，生活舒适而安定；围墙外，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粮食运输因为军队的运输而受了极大的影响；物价大涨，大批农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储蓄，现在这些储蓄更因为通货膨胀而化为乌有。因此加尔各答城里涌入成千上万的穷人；据说大约有二万人因此而饿死。没有饿死的人也只有住在街上；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住在街上的人，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我曾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用一只杯子在阴沟里盛水洗脸、漱口，最后索性盛了一大杯，痛痛快快地将水喝了下去。就在我住的旅馆门口，两个小男孩每天晚上会躺下睡觉，他们合盖一块布，哥哥大概只有四岁大，弟弟当然更小；两人永远占据同一个地方，也永远几乎相拥在一起；他们十一点准时睡觉，早上六时以后就不见踪影了。 这些孩子，很多终其一生没有能够走进任何一个房子。也可能终身没有尝过自来水的滋味。 住在修道院的修女们知道外面的悲惨世界吗？这永远是个谜。可是对这些来自欧洲的修女们，印度是个落后的国家，这种悲惨情景不算什么特别。她们的任务只是办好一所贵族化的女子学校，教好一批有钱家庭的子女们。 特蕾莎修女就住在这座高墙之内。她出身于一个有好教养的南斯拉夫家庭，从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十八岁进了这所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虽然她已来到了印度，她的生活仍然是很欧洲式的。 可是有一次到大吉岭隐休的途中。特蕾莎修女感到天主给她一道命令，她应该为世上最穷的人服务。 1948年，特蕾莎修女离开了她住了二十多年的修道院。她脱下了那套厚重的黑色欧洲式修女道袍，换上了一件像印度农妇穿的白色衣服。这套衣服有蓝色的边。特蕾莎修女从此要走出高墙，走入一个贫穷、脏乱的悲惨世界。 高墙到今天都仍存在。可是对特蕾莎修女而言，高墙消失了，她从此不再过舒适而安定的生活：她要每天看到有人赤身裸体躺在街上，也不能忽视很多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即将去世。她更不能假装看不到有人的膀子被老鼠咬掉了一大片，下身也几乎完全被虫吃掉。 特蕾莎修女是一个人走出去的，她要直接替最穷的人服务。即使对天主教会而言，这仍是怪事；很多神父认为她大错特错。可是她的信仰一直支持着她，使她在遭遇多少挫折之后仍不气馁。 到今天，四十六年以后．特蕾莎修女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今年11月16日，她将赴台湾的静宜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为了增加对她的了解，我决定亲自到加尔各答看她。 二、我们了解的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她的第一个特征是：绝对的贫穷。她不仅为最穷的人服务而已，她还要求自己也成为穷人。她只有三套衣服，她不穿袜子，只穿凉鞋。她的住处除了电灯以外，唯一的电器是电话，这还是最近才装的，电脑等一概没有。 她也没有秘书替她安排时间，没有秘书替她回信，信都由她亲笔回。在我去访问她以前，中山大学的杨昌彪教授说她一定会有一群公关人员，替她做宣传，否则她如何会如此有名？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随她？我觉得这好像有些道理，我想如果她有这么一位公关人员，我可以向她要一套介绍特蕾莎修女的录影带。可是我错了，她没有任何公关人员，更没有任何宣传品。 在天主教各个修会人数往下降的时候，她的修会却一直蓬勃发展；现在已有七千多位修女和修士们参加了这个仁爱修会。修士修女们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最穷"（Poorest of the Poor）的人服务。 至于她的思想呢？ 特蕾莎修女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我渴"。对特蕾莎修女而言，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难的人。所谓"渴"，不仅是生理上需要水喝，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最需要的来自人类的爱，来自人类的关怀。 特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而且在十字架上旁边，都有"我渴"这两个字。她要提醒大家，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都是替基督所做。 特蕾莎的默想祷文这样说的： 一颗纯洁的心，很容易看到基督 在饥饿的人中 在赤身露体的人中 在无家可归的人中 在寂寞的人中 在没有人要的人中 在没有人爱的人中 在麻疯病人当中 在酗酒的人中 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 穷人饿了，不只是希望一块面包而已，更希望有人爱他。穷人赤身露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 穷人无家可回，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忘了他，对他漠不关心。 特蕾莎修女不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而已，为了要服务最穷的人，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变成穷人，修士们连手表都不准戴。只有如此，被修士修女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有一些尊严。 只有亲眼看到，才可以体会到这种替穷人服务的精神；他们不只是在"服务"穷人。他们几乎是在"侍奉"穷人。 特蕾莎修女说，她知道她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留给政治家、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慢慢地解决。可是她等不了，她知道世界上太多人过着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她必须先照顾他们。 因为修士修女们过着穷人的生活，特蕾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钱。她从不募款，以她的声望，只要她肯办一次慈善晚会，全世界的大公司都会捐钱，可是她永远不肯。她不愿做这类的事情，以确保她的修士修女们的纯洁。她们没有公关单位，显然也是这个原因。 事实上特蕾莎修女最喜欢的不仅仅是有人捐钱给她，她更希望有人肯做义工。 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有一句话我一直不能了解： 一颗纯洁的心 会自由地给与 自由地爱 直至它受到创伤 说实话，我一直不懂，何谓"心灵受伤"。这次去见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场所，参加修士修女们的工作，才真正了解所谓"心灵受伤"和爱的关系。 三、和特蕾莎修女的五分钟会面 要见特蕾莎修女，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早上去望六点钟的弥散。我和她约好9月4日早上九点钟见面。五点五十分，我就到了。修女们都已到齐，大家席地而坐，这好像是她的命令；教堂里没有跪凳，一方面是省钱，一方面大概是彻底的印度化。除了修女以外，几十个外国人也在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修女的义工，来自全世界。 我到处找，总算找到这个闻名世界的修女，她在最后一排的小角落里。这位精神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静静地站在修女们的最后一排。 弥撒完了，一大堆的人要见她，我这才发现，特蕾莎修女没有会客室。她就赤着脚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和每一位要和她见面的人谈话，这些人没有一位要求和她合影。虽然每人只谈了几分钟，轮到我，已经半小时去掉；在我后面，还有二十几位在等。 她居然不记得她要去静宜接受荣誉博士学位。虽然她亲口在电话中和我敲定11月16日，虽然我寄了三封信给她，告诉她日期已经敲定，可是她仍然忘了是那一天；所以我面交了最后一封信，信上再次说明是11月16日。然后我们又讨价还价地确定她究竟能在台湾待几天，她最后同意四天。 我问她有没有拍任何录影带描写她们的工作，她说没有。我问她有没有什么书介绍她们的生作，她也说没有。可是她说附近有一座大教堂，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种书。我没有问她有没有公关，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我想做的事请都没有做到，因为我给了她一张支票，她要签收据，折腾了几分钟。后面还有二十几个人，我只好结束了会面。我后面的一位只说了一句话"我从伦敦来的""，一面给她一些现款，一面跪下来亲吻修女的脚；她非常不好意思，可是也没有拒绝。我这才发现，她的脚已因为风湿而变形了。特蕾莎箴言录 爱源自家庭：今天的世界，每一个人都极度忙碌，渴求更大的发展和追求更多的财富等等，以致做子女的腾不出时间去关怀父母，做父母的也没有时间彼此关心。这招致家庭生活瓦解，直接扰乱着这个和谐的世界。能够彼此真正相爱的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我在最贫困的人身上看到这份爱。他们爱自己的子女，爱自己的家庭，他们虽然贫乏，甚至一无所有，但他们生活快乐。 苦难：人活着，除了需要口粮外，也渴求人的爱、仁慈和体恤。今天，就是因为缺乏相爱、仁慈和体恤的心，所以人们的内心极度痛苦。 披戴基督的爱：事实上，我们接触穷人时，也就是在触摸基督的身体。当我们给穷人食物、衣物、居所时，我们所作的一切，也就是作在那饥饿、赤身露体、无处容身的基督身上。 饥饿的人所渴求的，不单是食物；赤身的人所要求的，不单是衣服；露宿者所渴望的，不单是牢固的房子。就算是那些物质丰裕的人，都在切求爱、关心、接纳及认同。 我们感到所作的只不过是汪洋中的一滴水，但若欠缺了那一滴水，这汪洋总是少了一滴水。我不赞同做大事，在我看来，个人才是重要的。要爱一个人，我们就必须与他紧密接触。假如我们要凑足一定的人数，才开始工作，我们就会在数目中迷失，无法全面照顾和尊重个人。我只相信个别的接触，每一个人在我而言就是基督，他是那时那刻世上的惟一一个人，因为基督只有一位。就让我们成为神慈爱的活见证：面容中有慈爱、目光中有慈爱、笑容中有慈爱、亲切问安中有慈爱。在贫民窟中，我们对穷苦大众而言，就是神恩慈的光。我们对小孩子、贫困者，和所有受苦和孤单的人，都要常常展露笑容。让他们不但得到你的关怀，也感受得到你的爱心。 富足：有些人的生活比较富足，个中必有原因，他们肯定曾为生活奔波过。而我只会在看见他人浪费时，才会感到愤怒，因为他们在抛弃我们可用的东西。 怜悯的地理学：数星期前，我听闻一个消息，一个信奉印度教的家庭已数天没有吃东西，所以我拿了一些米，跑到他们家中。在我还没弄清楚究竟时，那家庭中的母亲已把米分成两份，将其中一份送给那信奉回教的邻居。接着，我问她："你们一家每人可以吃到多少呢？我给你们的米粮只有那么一点，而你们却共有十个成员，你们如何够吃呢？"那母亲这样回答："他们也没有东西吃。"这就是伟大。在墨尔本，我们有一个专为无处容身的酗酒者设立的收容所。其中有一个人被人严重殴伤。我认为这是一件刑事案，所以召唤警方处理。奉命到场的警员问这位先生："是谁打伤你的？"那人不愿意说出真相，只在不断地捏造谎言。那警员拿他没有办法，只好离去。我们问他："你为何不告发凶手？"他望了我一眼说："就是要他受苦，也无法减轻我的痛楚。"他为免弟兄受苦，不愿告发他。我们当中的穷人真是何等美妙和伟大。而在穷人当中，我们可以不断体验到爱的奇迹。在纽约，修女正在做一些低微的工作--帮助孩童，探访那些孤寂的、患病的及被人遗弃的人。我们从而明白，被人弃绝乃是最严重的病症，这才是我们四周出现的真正贫困。我们的修女曾在探访一户人家时，发现住在里面的妇人，已死去多日，躯体开始腐烂发臭时才被人发觉。但她的左邻右舍连她的姓名也不知道。当别人对我说，修女们并没有开展一些伟大的工作，其实她们正默默耕耘，做着一些小事。我会对她们说，就算她们透过这些事工，只能帮助一个人，也是值得的，因为耶稣会为了一个人而死，也会为了一个罪人而死。英国虽然是一个福利国，但当我在晚上拜访他们的家时，依然看到有人在爱的匮乏中死去。在那里，他们有另一种贫困--心灵上的贫乏，即那种孤寂及被人弃绝的情况。在今天世界中，肺结核或麻疯不是可怕的疾病，心灵上的贫乏才是最严重的病症。英国须要兴起更多的人，明白谁是穷人。在英国的人应以爱心善待穷人，用行动服侍他们，但除非他们先知道谁是真正的穷人，否则，他们没法照着去行，他们认识真相后，才会去爱，因而作出服侍。 爱祈祷：成为真理--被人传颂；成为生命--以生命见证；成为光--被点燃发光；成为爱--为人所爱；成为道路--让人在上走过；成为喜乐--赐人喜乐；成为和平--四处洋溢；成为祭牲--为他人献上。 家庭：有一次，一位女士来到我跟前，她心里有极大的忧伤。她告诉我她女儿失去了丈夫和孩子。她女儿把心中的怨愤都发泄在她身上。她甚至不想看见母亲。 因此我告诉她："现在你试想一想你女儿童年时所珍惜的一些小玩意。也许是一些花朵或特别喜好的食品。把这些东西送给她，而切莫指望回报。" 她依我的话去做，把她女儿喜爱的花朵放在桌子上，或留给她一块漂亮的花布；她并没有期望女儿的回报。 几天后，她的女儿对她说："妈妈，来我这里，我爱你，我需要你。" 这真是一件美妙的事。 这母亲所做的事，唤起她女儿童年时的欢乐，使她联想起她的家庭生活。她必定曾有一个愉快的童年，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重新领会母亲对她的爱是何等令人欢乐愉快。 崔树权译 我不但要归主，而且要尊行－我要参与事奉。 我不但要信仰，而且要实践－我要身体力行。 我不但要宽恕，而且要爱人－我要忘却得失。 我不但要言传，而且要身教－我要感化众人。 我不但要关怀，而且要挽救－我要助人为乐。 我不但要梦想，而且要实干－我要广施善行。 我不但要施予，而且要效力－我要服务终生。 Mother Teresa's Saying I Will do More than belong......I Will participate. I Will do More than believe......I Will practice. I Will do More than forgive......I Will forget. I Will do More than teach...... I Will inspire. I Will do More than care...... I Will help. I Will do More than dream......I Will work. I Will do More than give......I Will serve.
《柳叶刀》是1823年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出版的杂志，部分是由李德·爱思唯尔（Reed Elsevier）集团协同出版。1823年由汤姆·魏克莱（Thomas Wakley）所创刊，他以外科手术刀“柳叶刀”（Lancet）的名称来为这份刊物命名，而“Lancet”在英语中也是“尖顶穹窗”的意思，借此寓意著期刊立志成为“照亮医界的明窗”（to let in light）。
2013年10月，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支持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已故主席阿拉法特系死于钋中毒的说法，并刊登了瑞士科学家的有关调查报告，证实阿拉法特系放射性元素钋210中毒死亡。
[编辑] 早期的生活 德蕾莎修女的本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她是一个出生于鄂图曼帝国科索沃省的史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马其顿共和国的首都）的阿尔巴尼亚裔人， 父亲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成功的地方杂货承包商，母亲是Dranafila Bojaxhiu，她是么女，上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后来也成为修女）。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是天主教家庭，在她所居住的镇上多为穆斯林和基督徒，仅有少数的天主教徒。 德蕾莎修女很少提到她的童年生活，但她曾说，在12岁加入一个天主教的儿童慈善会时，她就感觉自己未来的职业是要帮助贫寒，15岁时，她和姐姐决定到印度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18岁时，她进了爱尔兰罗雷托修会，并在都柏林及印度大吉岭接受传教士训练工作，三学期后，德蕾莎修女正式到了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教职，主要是教地理。1931年，德蕾莎正式成为修女，1937年5月更决定成为终身职的修女，并依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修女‘圣女德莉莎’（St. Theresa）的名字和精神，改名为德蕾莎修女。1940年代初期，德蕾莎修女在圣玛莉罗雷托修会中学担任校长一职，但当时印度贫富差距非常大，校内一片安宁，但校外却满街都是无助的麻疯患者、乞丐、流浪孩童。1946年9月10日，德蕾莎修女到印度大吉岭的修院休息了一年，并强烈的感受到自己要为穷人服务的心，返回加尔各答后，她向当地的总主教请求离开学校和修会，但一直得不到许可。 [编辑] 仁爱传教修女会 1947年东巴基斯坦脱离印度独立，加尔各答涌入了数以万计的难民，大多数都是怕被回教徒迫害的印度教徒，传染病如霍乱和麻疯病没有受到控制，在街头巷尾爆发开来，于是加尔各答的街头，学校的高墙外越来越像是地狱，折磨著德蕾莎修女的心，在不断向总主教以及梵谛冈请求下，1948年，教宗庇护十二世终于给德蕾莎修女以自由修女身分行善的许可。并拨给她一个社区和居住所让她去帮助有需要的穷人。德蕾莎修女马上去接受医疗训练，并寻找帮手，1950年10月，德蕾莎修女与其他12位修女，成立了仁爱传教修女会（Missionaries of Charity；又称博济会），并将教会的修女服改为印度妇女传统的沙龙，以白布镶上朴素的蓝边，成为博济会修女的制服。 [编辑] 小故事 有一天，德蕾莎要到巴丹医院商量工作，在靠近车站的广场旁发现了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德蕾莎蹲下来仔细一看:破布裹著脚，爬满了蚂蚁， 头上好像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著血迹，伤口周围满是苍蝇和蛆虫。她赶紧替老妇人测量呼吸及脉搏，似乎还有一口气，她为好赶走苍蝇，驱走蚂蚁，擦去血迹和蛆虫。德蕾莎心想，如果任她躺在那里，必死无疑。于是她暂时放弃了去巴丹的行动，请人帮忙把老妇人送到附近的医院。医院开始时对这个没有家属的老妇人不予理会，但医师在德蕾莎的再三恳求下，便替老妇人医理，然后对德蕾莎说:‘必须暂时住院，等脱离危险期后，再需找个地方静养。’德蕾莎把病人托给医院后，立即到市公所保健课，希望能提供一个让贫困病人休养的埸所。市公所保健课的课长是位热心的人他仔细听完德蕾莎的请求后，便带她来到加尔各答一座有名的卡里寺院，答应将寺庙后面信徒朝拜后的一处地方免费提供给他使用。他们一开始受到印度教区婆罗门的强烈反对，理由是德蕾莎修女不是印度人，然而德蕾莎修女不畏反对，依然在街头抢救许多临危的病患到收容所来替他们清洗，给他们休息的地方，其中也包括印度教的僧侣，此举感动了许多的印度人，于是反对声浪就渐渐的平息了。 自从找到这个落脚点后，不到一天的时间，修女们就将三十多个最贫困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其中有个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即断了气，临死前，他拉著德蕾莎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 光靠德蕾莎及修女们的工作，要救助全加尔各答我垂死者是不可能的.，但德蕾莎她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她认为人类的不幸并不存在于贫困、生病或饥饿，真正的不幸是当人们生病或贫困时有人伸出援手，即使死去，临终前也应有个归宿，这就是德蕾莎向垂死者传播了主的爱。 p [编辑] 成立 这所名符其实的贫病、垂死者收容院终于在1952年八月正在成立，当时在入口处挂著一块牌子，上面写著‘尼尔玛．刮德’， 按孟加拉语的意思，就是‘清心之家’。 七年后，德蕾莎的‘仁爱传教会’分别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和兰奇设立了两座这样我垂死者收容院。 [编辑] 纪录片与知名度 1960年代，德蕾莎修女的收容所在加尔各答成为知名的地方，在街头生病、需要帮助的患者都知道这个能够让他们安息的地方，收容所开始急速成长，因人手不足，开始招募世界各地的义工，透过义工的口耳相传，也打开了世界的知名度。1969年，英国记者马科尔·蒙格瑞奇拍摄了一部以德蕾莎修女为主的纪录片《Something Beautiful for God》，片中拍出收容所和印度街头惊人的贫穷和无助，以及德蕾莎修女决定终身侍奉最贫穷的人的精神，让许多人相当感动，也让德蕾莎修女变成了世界名人。 [编辑] 获奖 1971年，教宗庇护十二世颁给德蕾莎修女｢Pope John XXIII｣和平奖；同年的甘乃迪奖也颁发给她，此外还有如1975年Albert Schweitzer国际奖也颁发给她，1985年美国总统自由勋章；1994年美国国会金牌；1996年11月16日美国名誉公民，和许多大学的名誉学位；1979年的最重要的诺贝尔和平奖，也颁发给她。当时她拒绝了颁奖宴会和奖金。媒体问及她：｢我们可能做什么促进世界和平？｣。她回答：｢回家和爱您的家庭。｣ [编辑] 健康恶化与过世 1983年，德蕾莎修女到罗马拜访教皇保罗二世时，心脏病第一次发作。1989年心脏病第二次发作时，她接受了人工心脏的安装，1991年从墨西哥拜访回来之后，得到肺炎，健康日趋恶化。于是她向博济会提出辞职，理由是她已无法像其他修女一样全天照顾病患，在修会的秘密投票下，其他修女和修士都投票希望德蕾莎修女要留在博济会领导她们。 1997年4月，德蕾莎修女跌倒并伤到锁骨。8月时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但健康并没有日渐好转， 1997年3月13日，她退出了博济会，同年9月，87岁时逝世。德蕾莎修女留下了4，000 个修会的修女，超过10万以上的义工，还有在123个国家中的610个慈善工作。印度替她举行了国葬。讽刺的是，同年8月31日，英国的戴安娜王妃车祸身亡，媒体花了整整一个月报导戴安娜王妃车祸和后续消息，而德蕾莎修女的过世则变成报端的小角。 《德兰修女传：在爱中行走》[编辑] 评论 [编辑] 奇迹和宣福 德蕾莎修女过世之后，被尊敬她的印度人神化，由于天主教进行宣福仪式前，必须要有奇迹的见证记录，德蕾莎修女的奇迹见证纪录来自于一位印度妇女，Monica Besra，她声称自己是德蕾莎修女神迹的见证人，她将德蕾莎修女的照片，放在腹部，癌肿瘤就消失，但她的丈夫却对媒体说，这事实上是她接受医院手术治疗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如此做是受到天主教教会要替德蕾莎修女进行宣福的压力，根据时代杂志的报导，治疗她的医生也受到天主教教会的压力，必须对外声称这是一个奇迹，此罗生门最后没有定案，Monica Besra的丈夫后来也改变说词，将癌肿瘤的治愈称为德蕾莎修女的奇迹。目前天主教教会在等待第二个奇迹以将德蕾莎修女进行到册封为圣徒的程序中。 [编辑] 给垂死者以天主教洗礼 收容所里的垂死者多数为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但德蕾莎修女总是敦促工作者们给他们施以天主教洗礼。这个做法引发很多争议。 [编辑] 慈善行为的动机 克里斯多弗·息金斯（Christopher Hitchens）认为，德蕾莎修女的组织的目的是以信仰的方式倡导受苦，而不是帮助有需求的人。在1981年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您是否在教导穷人应该忍受苦难？”德蕾莎修女回答道：“我认为，穷人接受自己的命运、与受难的基督分享痛苦是非常美好的。我认为，穷人受苦会对这个世界更有帮助。” 查特基（Chatterjee）说，德蕾莎修女以“穷人的帮助者”的形像出现，误导了公众。在她最大的收容所里，也仅有二、三百人。加尔各答的另一清教慈善组织，上帝的集会，每日发放18，000份免费餐，远远多于德蕾莎修女全部收容所发放数量的总和。 查特基说，德蕾莎修女的许多机构只传教而不做任何慈善活动。如，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八所设施未收容任何人，全部经费都用于传教。 [编辑] 医疗护理的质量 1991年，英国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的编辑罗宾·福克斯博士访问了加尔各答的“垂死者的家”发现，许多服务的修女和志愿者没有任何医学知识，但却要常常做医疗决定。他们也不区分“可医治”与“不可医治”的病人，而前者可能处于由于感染而死去的危险中。另外，他们严重缺乏麻醉剂，使病人不得不忍受剧痛。他们用过的针头只在温水中洗一下。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德蕾莎修女自己有医疗需要时，她会去美国、欧洲、印度的有名望的医院获得医治。 [编辑] 捐款的去向 德蕾莎修女的前雇员们、及前修女苏删·希尔兹（Susan Shields）称，德蕾莎修女不允许她们买医疗器械，而是将捐款转入梵提冈银行作为一般用途，即使捐赠者特别注明将捐款用于慈善行为。 除了法律要求的有关部门，德蕾莎修女从不向公众提供她的组织的财经状况。 [编辑] 德兰修女祷文 最亲爱的主：让我在今天以及每一天，从你的病人身上看见；并在照顾他们的同时服侍。 纵然你将自己隐藏那些急躁、斤斤计较、蛮不讲理的人背后，让我仍然看得出是；并且欣然地说：‘服侍你是何等的甜蜜。’ 主啊！赐我这种洞悉的信心，我的工作便永远不致沈闷，每次鼓励、开解那些可怜的受苦者，我必寻得无尽的喜乐。 啊！亲爱的病者，你于我是何等的可贵，因你代表了基督，能够服侍你是何等的权利。 主啊！让我觉悟这高尚召唤的尊严及其责任，不要容许我因冷漠、麻木或不耐烦而令这职份蒙羞。 神啊！当降卑成为耶稣，我的病，恳求也容许我的诸般错误，只看我内心的动机，就是在每一个病人身上爱及服侍。 主啊！增添我的信心，在此刻及以后，赐福我的努力及工作，诚心所愿
特蕾莎修女（英文名：Blessed Teresa of Calcutta，1910年8月27日－1997年9月5日），又称作德兰修女、特里莎修女、泰瑞莎修女，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工作者，主要替印度加尔各答的穷人服务。因其一生致力于消除贫困，于1979年得到诺贝尔和平奖。2003年10月被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列入了天主教宣福名单Beatification，特蕾莎修女的名称也因此变为真福特雷莎修女（Blessed Teresa）。特蕾莎修女的原名是艾格尼斯·刚察·博加丘（Agnes Gonxha Bojaxhiu），她出生于奥斯曼帝国科索沃省的斯科普里﹙前南斯拉夫联邦塞尔维亚共和国科索沃自治区的首府( 科索沃现已独立）﹚，是阿尔巴尼亚裔人， 父亲尼格拉（Nikolla Bojaxhiu）是一个地方的杂货承包商，母亲是Dranafila Bojaxhiu，她是小女儿，上有哥哥和姐姐﹙姐姐后来也成为修女﹚。家中说阿尔巴尼亚语，是天主教家庭，在她所居住的镇上多为穆斯林和新教徒，仅有少数的天主教徒。
1910年，特里萨修女生于马其顿一个富裕的家庭。12岁时萌生了做修女的愿望，18岁远赴印度受训成为修女，27岁发终身誓愿并升任女修道院院长。自38岁起，她开始了在加尔各答贫民窟为赤贫者、濒死者、弃婴、麻疯病人服务的生涯。在她的心目中，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穷人在价值的等级中至高无上。40岁时，建立“仁爱传教修女会”。她获得过多个国际性奖项，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这位身材矮小、广受爱戴的修女，平静地离开了人间。贫民区学校1948年，38岁的特里萨修女离开爱尔兰的罗瑞托修道院，来到印度加尔各答。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下了罗瑞托修女穿着的蓝色的道袍，改穿印度平民妇女常穿的白色棉纱丽。特里萨修女是在车站后面的贫民窟展开工作的。这里到处是破烂不堪的小木屋和衣衫褴褛的脏孩子。有一天，一个说孟加拉语的小孩，向特里萨修女要东西，这个孩子只有一条腿，而且断肢处还在流血。特里萨修女准备取药给他包扎时，小孩却说他想要吃的东西，边说边做出吃东西的样子。此时她身上只有五个卢比，于是很抱歉地对小孩说：“我是个穷修女，我只能替你包扎伤口。”正准备帮他涂药的时候，小孩突然抓过药品，叫着“这个给我”，便拄着拐棍向贫民窟跑去。想了解究竟的特里萨修女紧跟着小孩跑进一个小窝棚，窝棚里面漆黑一片，隐隐约约地可以看见木板上躺着一个妇女，在她身边还有一个婴孩和一个约五岁的女孩，三个人骨瘦如柴，目光呆滞，非常虚弱。她用孟加拉语与他们交谈，知道了小孩叫巴布，八岁了，那个妇女是他的母亲，患有结核病，窝棚里的另外两个小孩是他的弟弟妹妹。特里萨修女只能把她所带的维生素丸给了他们，那妇人十分感激，向她行合掌礼，并说：“这里边还有生着病的老妇人，也请你看看她。”特里萨修女听到这句话，内心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穷人会有那么善良的心？自己患着病，还关心着别人呢！那一天，特里萨修女连续看望了许多家庭，独腿的巴布和一些小孩一直好奇地跟随着她。巴布还请求特里萨修女第二天再来。白天的经历让特里萨修女难以入睡，这些可怜的孩子们不但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不会数最简单的数字，将来长大了怎么办？要从根本上解救这些孩子，莫过于让他们掌握知识！于是，在贫民区里办一所露天学校的想法，在特里萨修女的头脑中成熟了。第二天，在一块大树下面的空地上，特里萨修女宣布那里就是教室，地面就是黑板，愿意念书的就坐下来。经过她的耐心说服，巴布首先坐了下来，接着又坐下了四个孩子。特里萨修女饶有趣味的讲课，渐渐地吸引了他们，其他的孩子也慢慢地走近了大树。等到第二天特里萨修女再次来到大树下的时候，发现这里已经用破布、木板等物搭起了一座帐篷，坐在里面的小孩也比昨天多得多了。巴布告诉她，“这个棚子是大家帮着盖的，我把朋友都找来上课了。”就在这简陋的“教室”里，特里萨修女除了教孩子们一些简单的读读写写之外，还教他们卫生常识，比如刷牙、洗脸、洗澡等。她还亲自带孩子们到井边，一个个教他们如何洗澡。贫民窟的妇女们将这些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很快地，她们也仿效特里萨的做法，替自己的孩子洗澡了。特里萨修女在贫民窟办露天学校的事儿很快就传开了，一个星期后，来听课的孩子达到了一百多人，后来又增加到了五百多人。加尔各答是印度贫穷人口聚集的城市。由于贫穷，弃婴之多，景象之惨，实在是人世间少有的。继兴办贫民学校之后，特里萨又和别的修女们一起，承担了收养那些骨瘦如柴、疾病缠身、先天残疾的弃婴的工作。修女们不仅收养丢弃在修道院门口的婴孩，还抱回了其他地方所见的弃婴，有些穷人甚至还将自己养不起的孩子也送过来。弃婴收养的数目越来越多，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于是购买药品、奶粉及粮食的经费就出现了经常的短缺。但奇怪的是，每当发生这种短缺的时候，必定会有人送来金钱、食品、药品、衣服等，帮助她们渡过难关。临终关怀院在印度之外，特里萨修女和她的同道们广为人们所知，是在她们为垂死者的服务被报道后开始的。在大部分人眼中，喂哺营养不良的儿童，给穷人送米送饭之类的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在一个人口爆炸到让人绝望的国度中，为一些即将要献给死神的，只能再活几小时或几天的人建造家园，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因为，在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你都找不到特里萨修女在这项工作上所显示的那种精神——对任何苦命人的无条件的尊重。记者迈克尔·左美士曾经介绍过特里萨修女在加尔各答的第一间临终关怀院，他说：一天，有一个垂死的人躺在紧靠甘贝尔医院外面的路上。特里萨修女试图把他送进医院，但是，当她拿着药物从药房跑回来时，那个人已经死了，躺在地下的他无一人问津。特里萨愤怒了，她说：“他们对猫，对狗，都比对自己的同类兄弟好。如果是他们自己心爱的宠物，他们绝对不会让它们这样死去！”特里萨修女经常会遇上此类事情。有一天，她发现一位老妇人倒在路上，像是死了一般，破布裹着的脚上爬满了蚂蚁，头上像是被老鼠咬了一个洞，残留着血迹的伤口周围爬满了苍蝇和蛆虫。特里萨替老妇人测量呼吸与脉搏，发现老妇人似乎还有一口气，就赶紧把老妇人送到了附近的医院。医院得知是位无家可归的老人，便不予接收，但特里萨修女态度坚决：“老奶奶是否有救的责任不在医院，但作为医院想办法给予治疗却是必须的！”迫于特里萨修女的义正辞严，医院才对这个垂死的老妇人予以治疗。特里萨修女决定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这种状况。因为，街头上的死尸何止一具，每天早上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收集尸体，就如同收集垃圾一样。珍珠海贫民区的穷人们曾凑集钱财，为垂死的人盖了一间等死屋，这仅仅是一间摆着两张床的简陋的屋子，却有着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清心之家”。但这间等死屋很快就关门大吉了，这是由于附近居民的强烈反对，他们害怕闻到死亡的腐臭。特里萨修女来到加尔各答市卫生部门，卫生部门的一位热心的官员接待了她，并带她来到加尔各答著名的卡里寺院，寺院答应免费借出供信徒朝拜后休息的一处地方，给她们使用。找到了这个为贫困的病人提供休养的场所后，仅仅一天时间，修女们就将二十多位最贫困、最痛苦的人安顿了下来。一天，在离垃圾堆几米远的地方，特里萨修女发现了一副鬼一般的骨架，那几乎是一副嶙峋的、被纸一般的人皮包裹着的骷髅，但他还有一息残存，而蛆虫已经开始侵蚀他的肌肤了。特里萨修女把老人搬进一间盖了荫篷的大堂，喂他进食，清洁他凄凉的、黏满便溺的身体，还从老人的伤口里清除蛆虫。“你怎么能够忍受我的臭味？”那衰弱得要死的人轻轻地喘道。“比起你身上的痛苦，这根本算不了什么。”她轻轻地回答。老人很自信地嘀咕着：“你不是这里的人。这里的人不会做你做的事。”在垂死之际，他努力使自己微笑：“你是应当受到赞美的。”“不，”她以微笑回报：“应当受到赞美的是你，你不要赞美我。”还有一位老人，在搬来的那天傍晚就过世了，临死前拉着特里萨修女的手，用孟加拉语低声地说：“我一生活得像条狗，而我现在死得像个人。谢谢了。”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修女，曾经让无数被世俗社会抛弃的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获得尊严的补偿。麻疯病康复中心麻疯病在民间又叫蜡烛病，因为患病后，人身体的某些部分会像被火烧熔的蜡烛，慢慢溃烂掉，直至最后死去。二十世纪中叶前后，这种病在印度十分猖獗，据当时估计，全印度大约有五百万麻疯病患者，仅加尔各答就有八万之多。整个社会对麻疯病充满恐惧：病人被家人遗弃，流落街头或躲藏荒郊野外，或被困在山洞中；而一些健康的人见到麻疯病人，也会赶紧躲避甚至会向他们扔石块；警察见到了麻疯病人，甚至持枪要他们抓去投入到集中营……一天，市政府卫生部门的一位官员找到特里萨修女，希望她的“仁爱传教修女会”能协助照顾那些因麻疯病而病倒在街头的患者，政府可提供一个适当的地方，以便把患者集中起来。年轻的修女们感到为难，因为修道院的工作已经很多，除了贫民区学校、儿童之家，还有临终关怀院，如今要再添一所麻疯病人康复中心，已经力不从心。但是，特里萨修女很痛快地答应了这位官员，因为对她而言，无私的仁爱就是天主，她想得更多的是可怜的麻疯病人。1969年，在加尔各答郊外一个叫第达加的地方，由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办的第一所治疗麻疯病的康复中心成立了。这是坐落在一块紧靠铁路路基的废置的地皮上，用麻布袋、竹竿、铁皮、瓦片等作为建筑材料，再加上丰富的想象力构筑而成的小屋，小屋的屋顶部分搭盖在露天排水渠的木桩上。特里萨和修女们开始找寻那些被亲友和家人赶出家门的麻疯病患者，经常走进散发着恶臭的破屋，驱赶麻疯病患者伤口上蠕动着的蛆虫和在伤口上舔食的苍蝇，为他们注射药剂，包扎伤口，抚慰他们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灵。第达加麻疯病康复中心开始服务的那天，特里萨修女特地用手抚摸每一位麻疯病人的身体和手，以此来表示对每位病人的关怀。她亲切地对大家说：“请振作起来，天主绝对没有抛弃你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那些溃烂掉手指头的妇女，失去了双腿的老人，烂掉了耳朵的小孩……顿时感到一股暖流通过全身，增添了战胜病痛的信心。但是，对于每位麻疯病患者来说，医学上的奇迹并不能同时把他们额头上的“麻疯病”刺青刮掉，治愈出院后的患者仍遭到社会上的歧视，没有人愿意雇用他们。所以，病人为了继续留在受保护的医院内，不惜撕破结痂的伤口……面对着麻疯病康复者在回归社会时出现的种种现实问题，仁爱传教修女会创办的这些康复中心开始安排痊愈后的病人参加的职业训练——让一些病人从事为自己纺织绷带，制造自己的药囊之类的简单工作；也有一些人在麻疯病康复中心内的木工工场、造鞋工场、砖窑和小农庄工作，用他们自己的劳动保障自己的基本需要；或耕作自己的稻田和麦田，使他们自给自足。特里萨修女还弄来了一台旧式印刷机，让病人们用它印一些传单和报纸，借此重新投入生活并赚点钱。为了能让病人们过上与正常人相同的生活，每逢到了圣诞节，特里萨修女总要安排他们参加子夜弥撒，还组织他们演出话剧，协助修女们派发圣诞礼品，参加午餐音乐会，等等。总之，住进康复中心的麻疯病人，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能享受到正常人的乐趣，都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他们重新享有了正常人的尊严。摘自《仁爱一生》屈雅君等编译珠海出版社2002年1月版特里萨修女的话：我们常常无法做伟大的事,但我们可以用伟大的爱去做些小事。-----特里萨修女
贫民窟的圣人—— 特蕾莎修女 特蕾莎修女(1910～1997)生于南斯拉夫，37岁正式成为修女，1948年远赴印度加尔各答，且于两年后正式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竭力服侍贫困中的最穷苦者。197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97年9月葬于加尔各答。她创建的组织有四亿多的资产，世界上最有钱的公司都乐意捐款给她；她的手下有七千多名正式成员，还有数不清的追随者和义务工作者分布在一百多个国家；她认识众多的总统、国王、传媒巨头和企业巨子，并受到他们的仰慕和爱戴…… 可是，她住的地方，惟一的电器是一部电话；她穿的衣服，一共只有三套，而且自己洗换；她只穿凉鞋没有袜子…… 她把一切都献给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无家可归者和垂死临终者；她从12岁起，直到87岁去世，从来不为自己、而只为受苦受难的人活着…… 她，被称为“贫民窟的圣人”的特蕾莎(亦译德肋撒或特雷莎修女)，也被世人亲切地称为“特蕾莎嬷嬷”。
“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自然》● 科学家揭示肝硬化细胞水平发病机制英国爱丁堡大学炎症研究中心N. C. Henderson和P. Ramachandran研究组合作发现在单细胞水平上肝硬化的纤维化生态位。相关论文2019年10月9日在线发表于《自然》。为了获得细胞水平的直接相关的发病机制，并为治疗设计提供依据，他们分析了超过100,000个人类单细胞的转录组，从而得出了健康和肝硬化人类肝脏中存在的非实质细胞类型的分子定义。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与疤痕相关的TREM2+CD9+巨噬细胞亚群，该亚群在肝纤维化中扩展，从循环单核细胞分化，并且具有促纤维化作用。他们还定义了新型ACKR1+和PLVAP+内皮细胞，它们在肝硬化中扩展，在形态构造上受疤痕限制并增强白细胞的转运。新型疤痕相关巨噬细胞，内皮细胞与PDGFRα+胶原生成间充质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多谱系配体-受体模型揭示了包括TNFRSF12A，PDGFR和NOTCH信号传导在内的几种促纤维化途径的疤痕内活性。他们的工作在单细胞水平上剖析了未曾被预料的人体器官纤维化的细胞和分子基础，并提供了发现肝硬化合理治疗目标所需的概念框架。据悉，目前尚无有效的抗肝纤维化疗法治疗肝硬化，肝硬化是全世界的主要杀手。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解码胎儿肝脏造血功能剑桥大学Sam Behjati、Elisa Laurenti、Sarah A. Teichmann 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Muzlifah Haniffa研究组合作解码了人类胎儿肝脏造血功能。 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2019年10月9号的《自然》上。研究人员对约140,000个肝脏和74,000个皮肤以及肾脏和卵黄囊细胞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确定了人类血液和免疫细胞在发育过程中的组成。研究者从造血干细胞和多能祖细胞推断分化轨迹，并评估组织微环境对血液和免疫细胞发育的影响。研究揭示了胎儿皮肤中的生理性红细胞生成以及卵黄囊中肥大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先天性淋巴样细胞前体的存在。研究还证明了在妊娠过程中胎儿肝脏的造血成分发生了变化，其远离了主要的类红细胞，同时伴随着HSC / MPPs分化潜能的平行变化，研究人员并对此进行了功能验证。该研究揭示的胎儿肝脏造血综合图谱为研究儿科血液和免疫疾病提供了蓝图，并为HSC / MPP的治疗潜力提供了参考。研究人员表示，胎儿肝脏中的决定性造血作用支持造血干细胞和多能祖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化，但其在人类中的作用仍然不清楚。相关论文信息：● 新发现可作为黑色素瘤潜在疗法美国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癌症中心Robert K. Bradley小组和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Omar Abdel-Wahab小组合作，发现了癌症中剪接体内非典型BAF复合物的破坏，并基于这一机制提出了对待一类肿瘤恶化的治疗方法。 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2019年10月9日的《自然》上。研究人员结合泛癌剪接分析与阳性富集CRISPR筛选来优化促进肿瘤发生的拼接改变。研究团队报告说，多样的SF3B1突变集中在对BRD9的抑制上，BRD9是最近描述的非典型BAF染色质重塑复合体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复合体也包含GLTSCR1和GLTSCR1L57。突变体SF3B1识别BRD9内的异常的、深内含子分支点，从而诱导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元件衍生的毒性外显子的包被和随后BRD9 mRNA的降解。BRD9的清除引起了CTCF相关基因座上非经典BAF的减少，并促进了黑色素瘤的发生。BRD9是葡萄膜黑色素瘤中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剂，利用反义寡核苷酸或CRISPR介导诱变在SF3B1变异细胞中纠正BRD9 的错剪接可以抑制肿瘤增长。据悉，SF3B1是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RNA剪接因子，但对SF3B1突变促进恶性肿瘤的机制了解甚少。相关论文信息：● 癌症中U1剪接体RNA发生高频突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Lincoln D. Stein研究组研究显示，U1剪接体RNA在多种癌症中发生突变。该项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2019年10月9日的《自然》。他们报告了在几种肿瘤类型中，U1 snRNA的第三个碱基处高频出现的Agt;C体细胞突变。 U1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碱基配对识别5C突变与肝细胞癌的酗酒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侵袭性IGHV基因未突变亚型相关。U1突变还可以使CLL患者独立接受不良预后。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剪接体RNA中最早的非编码驱动程序之一，揭示了癌症中异常剪接的新机制，可能代表了新的治疗靶标。他们的发现还表明，驱动程序的发现应扩展到更广泛的基因组区域。据悉，癌症是由称为驱动因子的基因组改变引起的。已知有数百种编码基因的驱动程序，但尽管进行了深入的搜索，但迄今为止仅发现了少数非编码驱动程序。最近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改变的RNA剪接在癌症中的作用。尽管仅在蛋白质编码剪接因子）中发现了导致多种转录类型的异常剪接的驱动子突变，但仍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得到了证实。相比之下，由于表征非编码癌症驱动程序的综合挑战和snRNA基因的重复性，对剪接体非编码成分，一系列小核RNA的癌症相关改变的研究很少。相关论文信息：● 非编码RNA突变可引起Shh型髓母细胞瘤近日，加拿大病童医院Michael D. Taylor研究组发现复发性非编码的U1-snRNA突变驱动Shh型母细胞瘤的隐性剪接。2019年10月9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研究人员报道了约50％的Sonic hedgehog型髓母细胞瘤中U1剪接体小核RNA的高度复发性热点突变，该突变在其他髓母细胞瘤亚型中均不存在。在其他36种其他肿瘤类型的2442例癌症中，发现此U1-snRNA热点突变小于％。婴儿Shh-MB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突变，这种突变发生在97％的成年人和25％的青少年中。U1-snRNA突变发生在5剪接位点结合区域，并且snRNA突变型肿瘤显著破坏RNA剪接，并带有过量的5隐性剪接事件。突变的U1-snRNA介导的可变剪接使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并激活癌基因，这是治疗的新靶点，并造成了癌症中非蛋白质编码基因的高度复发性和组织特异性突变。据介绍，癌症中的复发性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蛋白质编码基因，在大多数儿童癌症中很少见。相关论文信息：《英国医学杂志》●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卒中发病风险的相关性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Naveed Sattar研究小组的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相关论文2019年10月8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搜集了2015年12月31日前四个欧洲国家基于人口的电子基础卫生数据库，其中意大利1542672人，荷兰2225925人，西班牙5488397人，英国12695046人。对120795名确诊为NAFLD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患者平均随访了年。在校正年龄和吸烟因素后，与匹配的对照组相比，NAFLD或NASH患者的AMI风险比为，卒中的综合风险比为。而在风险因素数据更为完整的组别中，在校正收缩压、2型糖尿病、总胆固醇水平、他汀类药物使用和高血压等因素后，NAFLD或NASH患者的AMI的风险比为，卒中的风险比为。总之，对1770万例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在排除心血管危险因素后，NAFLD的诊断与AMI或卒中风险无关。NAFLD患者的成人心血管风险评估很重要，但无需以特殊方式进行。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家系统评价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研究组对晚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和网络荟萃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于2019年10月7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在PubMed、Embase、Cochrane中央对照试验注册中心和等知名数据库中检索2019年5月20日之前符合标准的文献。入选研究均比较了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一线治疗中两种以上的疗法，且至少报告以下临床结果指标之一：无进展生存、总生存、客观缓解率和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18项符合条件的试验包括4628例患者和12种治疗方法：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基于培美曲塞的化疗，培美曲塞游离化疗以及联合治疗。与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的疗效相当，奥希替尼显示出最有利的无进展生存期，显著优于达克替尼、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培美曲塞为基础的化疗、培美曲塞游离化疗、阿法替尼+西妥昔单抗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联合以培美曲塞为基础的化疗在提供最佳总体生存效益方面也大致相当。但联合治疗引起的毒性更大，尤其是厄洛替尼+贝伐单抗，易导致3级以上的严重不良事件。不同的EGFR-TKIs显示出不同毒性谱。两种最常见的EGFR突变类型的亚组分析表明，在外显子19缺失的患者中，奥希替尼与最佳无进展生存相关，而在Leu858Arg突变患者中，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与最佳无进展生存相关。总之，与其他一线治疗相比，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可显著提高晚期EGFR突变的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对于外显子19缺失和Leu858Arg突变的患者，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的无进展生存最优。相关论文信息：●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系统评价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医学院Evangelos Evangelou研究团队系统分析和批判评价了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预后的预测模型。这一研究成果于2019年10月4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系统搜索了228篇符合条件的文献，描述了408个预后模型的开发，38个模型的外部验证，以及20个针对COPD以外疾病预后模型的验证。408个预后模型建立于三个临床环境：239个针对门诊患者，155个针对住院患者，14个针对急诊患者。这408个预后模型中，最普遍的终点是死亡率、COPD急性加重和再次住院的风险。总体来说，最常用的预测因素是年龄、一秒用力呼气量、性别、体重指数和吸烟。在408个预后模型中，100个得到了内部验证，91个检测了校准开发模型。286个模型无法展示，只有56个模型可通过完整方程式展示。C统计模型可对311个模型进行判别。38个模型进行了外部验证，但其中只有12个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团队进行验证。只有7个预后模型的总体偏倚风险较低。总之，该研究对COPD患者预后预测模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和评估，发现它们的开发过程存在一些方法上的缺陷，且外部验证率较低。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通过更新和外部验证来对现有的这些模型进行改进，并在临床实践中对它们的安全性、临床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进行评估。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投稿事宜：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英国医学杂志》● 成年期体重变化与全因和特定因素死亡率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潘安教授课题组分析了成年期体重变化与全因和特定因素死亡率的关系。2019年10月16日，《英国医学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1988-1994和1999-2014年间的数据，共有36051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均超过40岁，测量基线体重与身高，并回忆25岁和10年前的体重。平均随访年后，共有10500人死亡。与保持正常体重的参与者比，从青年至中年开始变胖的参与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脏病死亡率分别高出22%和49%，风险比为和，而从青年至中年由胖变不胖的参与者与死亡风险不相关。从中年至老年时期由胖变不胖的参与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脏病因素死亡的风险增加，风险比分别为和，而从中年至老年变胖的参与者与死亡风险不相关。在整个成年期均肥胖的参与者始终与全因死亡率的增加有关：从青年至中年的风险比为，从青年至老年的风险比为，从中年至老年的风险比为。最大超重与成年期死亡率之间弱相关或零相关。不同体重变化的模式与癌症死亡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总之，成年期一直肥胖、青年至中年体重增加、中年至晚年体重减轻均与死亡率增加有关。若整个成年期保持正常体重，特别是青年期就防止体重增加，对于预防老年早死很重要。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极早产婴儿产后再转院预后较差近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Chris Gale及其课题组研究了极早产儿在非三级医院分娩和出生后，早期转院与死亡率和严重脑损伤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6日在线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研究组分析了英国国家新生儿研究数据库中2008年至2015年间的人口数据，共有17577名小于28周的极早产婴儿出生，按出生医院和出生后48小时内转院分组：向上转院组2158例，由非三级转至三级医院；非三级护理组2668例，在非三级医院出生且未转院；对照组10866例，在三级医院出生且未转院；水平转院组305例，在三级医院之间互转。对这些婴儿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以消除一般资料的差异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向上转院组婴儿出院前的死亡率相差不大，但严重脑损伤的几率显著增加，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显著降低。非三级护理组婴儿死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但严重脑损伤或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相差不大。与向上转院组相比，非三级护理组的婴儿出院前的死亡率相差不大，但严重脑损伤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显著增加。水平转院组和对照组的预后无显著差异。总之，极早产婴儿在非三级医院分娩和48小时内转院与在三级医院分娩相比预后较差。研究组建议提供围产期服务，尽量使极早产婴儿在三级医院分娩，而不是产后再转院。相关论文信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儿童他汀类药物治疗的20年随访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John . Kastelein课题组，近日公布了他们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儿童服用他汀类药物20年随访的结果。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9年10月17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点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严重升高和过早发生心血管疾病。儿童服用他汀类药物的短期疗效良好，但关于其心血管疾病风险变化的长期随访却很少。研究组对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儿童进行了长达20年的随访研究。共有214名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和他们的95名健康兄弟姐妹接受了随访。这些患者均参加过之前关于普伐他汀治疗2年的效果和安全性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所有参与者均填写调查问卷，提供血样，并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随访结果表明，患者的平均LDL水平从 mg/dL降至 mg/dL，下降了32%；37名患者达到了治疗目标，即LDL水平低于100 mg/dL。在整个随访期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平均进展为 mm，而健康兄弟姐妹为 mm。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39岁时心血管事件和心血管原因所致死亡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和0%，均显著低于其同样患病的父母。总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从儿童期开始进行他汀类药物治疗可减缓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进展，降低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关论文信息：《细胞—代谢》● 酮症可改善多囊肾病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Thomas Weimbs课题组取得一项新进展，他们发现了酮症能够改善多囊肾病中肾囊肿的生长。2019年10月17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代谢》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最近的研究显示，食物摄入量的轻微减少会减慢小鼠模型中PKD的进展，但尚不清楚其影响是仅由于卡路里减少还是饮食的其他方面所致。研究人员发现该益处是由于酮症的诱导。在PKD大鼠模型中，限时进食且无热量减少，可强烈抑制受影响肾脏中的mTOR信号传导、增殖和纤维化。生酮饮食具有相似的作用，并导致肾囊性负担的消退。大鼠、小鼠和猫的PKD模型的急性禁食可导致囊肿体积迅速减少，而大鼠口服β-羟基丁酸酮则可强烈抑制PKD进程。这些结果表明，PKD中的囊细胞在代谢上缺乏弹性，可以通过饮食干预或补充BHB加以利用，这提示了治疗PKD的新途径。相关论文信息：《癌细胞》● ATRX基因突变神经母细胞瘤亚型对EZH2抑制剂敏感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Emily Bernstein研究团队发现，ATRX基因框内融合突变的神经母细胞瘤对EZH2的抑制敏感，这是通过调节神经元特征基因来实现的。相关论文于2019年10月17日在线发表在《癌细胞》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ATRX阅读框内融合蛋白从富含H3K9me3的染色质重新分布到活跃基因的启动子，并将REST基因鉴定为ATRX IFF目标，其激活促进了神经元分化基因的沉默。 研究人员进一步表明，由于神经生成基因的抑制，ATRX IFF细胞显示出对EZH2抑制剂的敏感性。因此，研究人员证明了ATRX结构的改变不是功能丧失，并提出了EZH2抑制剂作为ATRX IFF神经母细胞瘤的潜在疗法。据介绍，ATRX基因改变在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神经母细胞瘤中频繁发生。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ATRX的N末端大片段缺失，可产生无关键染色质相互作用域的IFF蛋白，同时保留SWI/SNF样解旋酶区域。相关论文信息：《细胞—干细胞》● 研究揭示驱动神经诱导的调控元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Nir Yosef和旧金山分校的Nadav Ahituv等研究人员合作鉴定并表征了驱动神经诱导的调控元件。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2019年10月17日的《细胞—干细胞》。利用人类多能干细胞的神经诱导作为范例，研究人员通过使用RNA测序、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以及转座酶可及性染色质测序测试了在早期神经分化过程中的七个时间点。研究人员发现，DNA可及性的变化先于H3K27ac，随后是基因表达的变化。通过使用大规模平行报道基因分析在所有七个时间点测试2464个候选调控序列的活性，研究人员显示这些序列中的许多序列具有与各自细胞内源基因表达和染色质变化相关的时间活跃模式。研究人员结合所有基因组和MPRA数据的优先排序方法进一步确定了驱动神经命运的关键转录因子。这些结果提供了基因和调控元件的综合资源，即这些基因和调控元件可以在分化过程中协调神经诱导并阐明时序框架。据了解，表观基因调控和谱系特异性基因表达共同作用以驱动细胞分化，但这些过程之间的时序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清楚。相关论文信息：《细胞》：Volume 179 Issue 3● 体细胞重编程研究取得新进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吴军和索尔克生物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研究团队合作，从小鼠胚胎或成年细胞诱导产生了囊胚样结构。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9年10月17日出版的《细胞》杂志上。从单一的干细胞类型出发，到潜能扩展多能干细胞，研究人员建立了3D分化系统，该系统能够通过谱系分离和自组织的方式生成囊胚样结构。EPS- blastoids在形态和细胞类型划分方面都类似于囊胚，并且在体外模拟了胚胎着床前和着床后早期发育过程中关键的形态发生事件。转移后，一些EPS囊胚进行了着床，引起子宫内膜蜕膜化，并在子宫内产生了尽管杂乱但有生命的组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显示EPS囊胚包含所有三个囊胚细胞类型，且它们的转录水平与正常的囊胚很类似。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可以通过细胞重编程从成年细胞中产生EPS囊胚。 EPS囊胚为研究早期胚胎发生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并为通过使用培养的细胞创造可行的合成胚胎铺平了道路。据了解，从胚胎到8细胞阶段的单个小鼠卵裂球可以产生整个囊胚。实验室培养的细胞是否保留相似的细胞全能性仍然未知。相关论文信息：《科学》● 研究发现发育中小脑初级祖区的时空扩展美国西雅图儿童研究所Kathleen J. Millen团队研究发现发育中的人类小脑初级祖区的时空扩展。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7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他们提出了从受孕后30天到出生后9个月的人类小脑的组织学和分子分析。人与小鼠之间的发育方式差异包括脑室和菱形唇初级祖细胞区域的时空扩展，以包括含有基底祖细胞的脑室下区域。通过小脑发育，人的菱形唇比在小鼠中持续存在更长的时间，并经历形态变化以在后小叶中形成祖细胞集合，这在其他生物体中甚至在非人类灵长类猕猴中都没有看到。人菱形唇的发育受阻与小脑后小脑蚓体发育不全和丹迪-沃克畸形有关。 这些特定物种的神经祖细胞的存在完善了我们对人类小脑发育障碍的认识。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适应性古人类基因美国华盛顿大学Evan E. Eichler课题组在研究中取得进展。他们发现拷贝数变异的适应性古老基因渗入和先前未知的人类基因。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8日发表于《科学》。研究人员发现分层的CNV与美拉尼西亚人的正选择特征显著相关，并为分别来自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和染色体上的大量CNV的适应性渗入提供了证据。使用长读序列数据，研究人员重建了这些多态性的结构和复杂的进化历史，并表明这两种基因均编码大多数人群中不存在的正选择基因。这项研究结果表明，起源于古人类并渗入现代人类的大量CNV在当地人口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代表了尚未充分研究的大规模遗传变异的来源。据介绍，CNV比单核苷酸变异承受更大的选择压力，但尚未系统研究其在古老基因渗入和适应中的作用。相关论文信息：《科学》：Volume 366 Issue 6463● 科学家揭示海洋和陆生群体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德国生物多样性综合研究中心Shane A. Blowes、美国丹尼森大学Sarah R. Supp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Maria Dornelas等研究人员合作取得一项新成果。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海洋和陆生群体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2019年10月18日出版的《科学》发表了这项成果。研究人员使用239个研究中的50000多个生物多样性时间序列，研究了物种丰富度和组成变化的空间变化，并发现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明显地理变化。快速的成分变化是普遍的，并且海洋生物群落超过总体趋势，而陆地生物群落落后于总体趋势。尽管在一些海洋研究中发现群体的丰富度每年平均增加和减少的趋势高达20％，但其平均富集度并没有改变。在局部范围上，广泛的成分重组通常与丰富度变化脱钩，而海洋中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最强烈且变化最大。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多样性。全球范围内下降的预测与地方范围内高度变化的趋势形成对比，表明生物多样性变化可能是具有空间结构的。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cn投稿事宜：.cn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自然》● 科学家揭示肝硬化细胞水平发病机制英国爱丁堡大学炎症研究中心N. C. Henderson和P. Ramachandran研究组合作发现在单细胞水平上肝硬化的纤维化生态位。相关论文2019年10月9日在线发表于《自然》。为了获得细胞水平的直接相关的发病机制，并为治疗设计提供依据，他们分析了超过100,000个人类单细胞的转录组，从而得出了健康和肝硬化人类肝脏中存在的非实质细胞类型的分子定义。他们发现了一种新型的与疤痕相关的TREM2+CD9+巨噬细胞亚群，该亚群在肝纤维化中扩展，从循环单核细胞分化，并且具有促纤维化作用。他们还定义了新型ACKR1+和PLVAP+内皮细胞，它们在肝硬化中扩展，在形态构造上受疤痕限制并增强白细胞的转运。新型疤痕相关巨噬细胞，内皮细胞与PDGFRα+胶原生成间充质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多谱系配体-受体模型揭示了包括TNFRSF12A，PDGFR和NOTCH信号传导在内的几种促纤维化途径的疤痕内活性。他们的工作在单细胞水平上剖析了未曾被预料的人体器官纤维化的细胞和分子基础，并提供了发现肝硬化合理治疗目标所需的概念框架。据悉，目前尚无有效的抗肝纤维化疗法治疗肝硬化，肝硬化是全世界的主要杀手。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解码胎儿肝脏造血功能剑桥大学Sam Behjati、Elisa Laurenti、Sarah A. Teichmann 和英国纽卡斯尔大学Muzlifah Haniffa研究组合作解码了人类胎儿肝脏造血功能。 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2019年10月9号的《自然》上。研究人员对约140,000个肝脏和74,000个皮肤以及肾脏和卵黄囊细胞进行单细胞转录组测序，确定了人类血液和免疫细胞在发育过程中的组成。研究者从造血干细胞和多能祖细胞推断分化轨迹，并评估组织微环境对血液和免疫细胞发育的影响。研究揭示了胎儿皮肤中的生理性红细胞生成以及卵黄囊中肥大细胞，自然杀伤细胞和先天性淋巴样细胞前体的存在。研究还证明了在妊娠过程中胎儿肝脏的造血成分发生了变化，其远离了主要的类红细胞，同时伴随着HSC / MPPs分化潜能的平行变化，研究人员并对此进行了功能验证。该研究揭示的胎儿肝脏造血综合图谱为研究儿科血液和免疫疾病提供了蓝图，并为HSC / MPP的治疗潜力提供了参考。研究人员表示，胎儿肝脏中的决定性造血作用支持造血干细胞和多能祖细胞的自我更新和分化，但其在人类中的作用仍然不清楚。相关论文信息：● 新发现可作为黑色素瘤潜在疗法美国西雅图福瑞德·哈金森癌症中心Robert K. Bradley小组和纽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Omar Abdel-Wahab小组合作，发现了癌症中剪接体内非典型BAF复合物的破坏，并基于这一机制提出了对待一类肿瘤恶化的治疗方法。 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在2019年10月9日的《自然》上。研究人员结合泛癌剪接分析与阳性富集CRISPR筛选来优化促进肿瘤发生的拼接改变。研究团队报告说，多样的SF3B1突变集中在对BRD9的抑制上，BRD9是最近描述的非典型BAF染色质重塑复合体的核心组成部分，该复合体也包含GLTSCR1和GLTSCR1L57。突变体SF3B1识别BRD9内的异常的、深内含子分支点，从而诱导内源性逆转录病毒元件衍生的毒性外显子的包被和随后BRD9 mRNA的降解。BRD9的清除引起了CTCF相关基因座上非经典BAF的减少，并促进了黑色素瘤的发生。BRD9是葡萄膜黑色素瘤中一种强有力的抑制剂，利用反义寡核苷酸或CRISPR介导诱变在SF3B1变异细胞中纠正BRD9 的错剪接可以抑制肿瘤增长。据悉，SF3B1是癌症中最常见的突变RNA剪接因子，但对SF3B1突变促进恶性肿瘤的机制了解甚少。相关论文信息：● 癌症中U1剪接体RNA发生高频突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Lincoln D. Stein研究组研究显示，U1剪接体RNA在多种癌症中发生突变。该项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2019年10月9日的《自然》。他们报告了在几种肿瘤类型中，U1 snRNA的第三个碱基处高频出现的Agt;C体细胞突变。 U1的主要功能是通过碱基配对识别5C突变与肝细胞癌的酗酒和慢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的侵袭性IGHV基因未突变亚型相关。U1突变还可以使CLL患者独立接受不良预后。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剪接体RNA中最早的非编码驱动程序之一，揭示了癌症中异常剪接的新机制，可能代表了新的治疗靶标。他们的发现还表明，驱动程序的发现应扩展到更广泛的基因组区域。据悉，癌症是由称为驱动因子的基因组改变引起的。已知有数百种编码基因的驱动程序，但尽管进行了深入的搜索，但迄今为止仅发现了少数非编码驱动程序。最近注意力已经转移到改变的RNA剪接在癌症中的作用。尽管仅在蛋白质编码剪接因子）中发现了导致多种转录类型的异常剪接的驱动子突变，但仍在多种癌症类型中得到了证实。相比之下，由于表征非编码癌症驱动程序的综合挑战和snRNA基因的重复性，对剪接体非编码成分，一系列小核RNA的癌症相关改变的研究很少。相关论文信息：● 非编码RNA突变可引起Shh型髓母细胞瘤近日，加拿大病童医院Michael D. Taylor研究组发现复发性非编码的U1-snRNA突变驱动Shh型母细胞瘤的隐性剪接。2019年10月9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研究人员报道了约50％的Sonic hedgehog型髓母细胞瘤中U1剪接体小核RNA的高度复发性热点突变，该突变在其他髓母细胞瘤亚型中均不存在。在其他36种其他肿瘤类型的2442例癌症中，发现此U1-snRNA热点突变小于％。婴儿Shh-MB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突变，这种突变发生在97％的成年人和25％的青少年中。U1-snRNA突变发生在5剪接位点结合区域，并且snRNA突变型肿瘤显著破坏RNA剪接，并带有过量的5隐性剪接事件。突变的U1-snRNA介导的可变剪接使肿瘤抑制基因失活，并激活癌基因，这是治疗的新靶点，并造成了癌症中非蛋白质编码基因的高度复发性和组织特异性突变。据介绍，癌症中的复发性体细胞单核苷酸变异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蛋白质编码基因，在大多数儿童癌症中很少见。相关论文信息：《英国医学杂志》● 非酒精性脂肪肝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卒中发病风险的相关性荷兰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医学中心Naveed Sattar研究小组的一项最新研究分析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与急性心肌梗死和卒中的发病风险的相关性。相关论文2019年10月8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搜集了2015年12月31日前四个欧洲国家基于人口的电子基础卫生数据库，其中意大利1542672人，荷兰2225925人，西班牙5488397人，英国12695046人。对120795名确诊为NAFLD或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的患者平均随访了年。在校正年龄和吸烟因素后，与匹配的对照组相比，NAFLD或NASH患者的AMI风险比为，卒中的综合风险比为。而在风险因素数据更为完整的组别中，在校正收缩压、2型糖尿病、总胆固醇水平、他汀类药物使用和高血压等因素后，NAFLD或NASH患者的AMI的风险比为，卒中的风险比为。总之，对1770万例患者进行常规护理，在排除心血管危险因素后，NAFLD的诊断与AMI或卒中风险无关。NAFLD患者的成人心血管风险评估很重要，但无需以特殊方式进行。相关论文信息：● 中国科学家系统评价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何建行教授研究组对晚期表皮生长因子受体突变的非小细胞肺癌一线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和网络荟萃分析。这一研究成果于2019年10月7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在PubMed、Embase、Cochrane中央对照试验注册中心和等知名数据库中检索2019年5月20日之前符合标准的文献。入选研究均比较了晚期EGFR突变NSCLC患者一线治疗中两种以上的疗法，且至少报告以下临床结果指标之一：无进展生存、总生存、客观缓解率和3级及以上不良反应。18项符合条件的试验包括4628例患者和12种治疗方法：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基于培美曲塞的化疗，培美曲塞游离化疗以及联合治疗。与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的疗效相当，奥希替尼显示出最有利的无进展生存期，显著优于达克替尼、阿法替尼、厄洛替尼、吉非替尼、埃克替尼、培美曲塞为基础的化疗、培美曲塞游离化疗、阿法替尼+西妥昔单抗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联合以培美曲塞为基础的化疗在提供最佳总体生存效益方面也大致相当。但联合治疗引起的毒性更大，尤其是厄洛替尼+贝伐单抗，易导致3级以上的严重不良事件。不同的EGFR-TKIs显示出不同毒性谱。两种最常见的EGFR突变类型的亚组分析表明，在外显子19缺失的患者中，奥希替尼与最佳无进展生存相关，而在Leu858Arg突变患者中，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与最佳无进展生存相关。总之，与其他一线治疗相比，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可显著提高晚期EGFR突变的NSCLC患者的无进展生存期和总生存期。对于外显子19缺失和Leu858Arg突变的患者，奥希替尼和吉非替尼+培美曲塞化疗的无进展生存最优。相关论文信息：● 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预后预测模型的系统评价希腊约阿尼纳大学医学院Evangelos Evangelou研究团队系统分析和批判评价了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预后的预测模型。这一研究成果于2019年10月4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系统搜索了228篇符合条件的文献，描述了408个预后模型的开发，38个模型的外部验证，以及20个针对COPD以外疾病预后模型的验证。408个预后模型建立于三个临床环境：239个针对门诊患者，155个针对住院患者，14个针对急诊患者。这408个预后模型中，最普遍的终点是死亡率、COPD急性加重和再次住院的风险。总体来说，最常用的预测因素是年龄、一秒用力呼气量、性别、体重指数和吸烟。在408个预后模型中，100个得到了内部验证，91个检测了校准开发模型。286个模型无法展示，只有56个模型可通过完整方程式展示。C统计模型可对311个模型进行判别。38个模型进行了外部验证，但其中只有12个由一个完全独立的团队进行验证。只有7个预后模型的总体偏倚风险较低。总之，该研究对COPD患者预后预测模型进行了详细的描绘和评估，发现它们的开发过程存在一些方法上的缺陷，且外部验证率较低。未来的研究应着眼于通过更新和外部验证来对现有的这些模型进行改进，并在临床实践中对它们的安全性、临床有效性和成本效益进行评估。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投稿事宜：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普京是如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故事我们就不必多介绍了，总之他是一个霸气十足的人。由于他对国际局势有着重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一举一动常年来都是各方关注的焦点，甚至他的一些小举动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
有人就曾研究过普京的走路姿势，认为他的步态和正常人的步态有很大的不同。简单来说就是正常人走路都是双臂自然下垂，然后自然摆动，但是他却不一样，他只有左胳膊在自然摆摆动，右胳膊却习惯于贴着右侧大腿，走路时也不摆动，如果不是故意克制，正常人是没有办法这样的。
针对他这种奇怪的步态，西方一些关注普京的学者们就提出了种种猜想，把这个步态的原因归结于病理，为此产生了他发育受损，曾患有小儿麻痹，甚至他中过风，得过帕金森等等，但是这些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因为普京先来是以擅长运动著称的，无论是游泳，击剑，柔道搏击，还是开飞机，射击，他都能流畅的完成，而且他在签署文件时使用的也都是右手，非常正常，并没有生病的症状。
在所有的说法中，一篇来源于《英国医学杂志》的文章无疑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也是目前比较公认的一种说法。这篇文章认为，普京的这种独特步态，还他曾经的一段特殊经历有关系，他们为此提出了一个“枪手步态”的说法。
我们都知道，普京有过一段当特工的经历，他曾在1976年参加过克格勃训练，而在克格勃训练手册中就有一项内容是要求成员用右手持枪，行动时重心在身体左侧，一旦遭遇危险，右手就可以迅速完成拔枪、设计的动作。正是那种长期而又高强度的训练让普京形成了肌肉记忆，于是就养成了“枪手步态”的习惯。
为了验证这一说法，神经学专家们还研究了和他一样有克格勃背景的俄罗斯要员们的走路姿态，这些人包括俄罗斯的两任防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和阿纳托利，以及军区司令西多罗夫等等，研究结果表明，这些人确实也有类似的步态，普京并不是个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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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以成，字泽如，曾用英文名Chao Yih-Chang。1908 年2月13日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父亲原是矿工，为人精明强干，酷爱读书。后来，父亲因炸山受伤，耳朵失聪，因此失去采矿的工作，遂以编售斗笠为生。虽然家境贫寒，父亲依然竭尽全力供子女上学，对子女的家教也十分严格。赵以成幼时在离家不远的华英小学读书。1922年7月，他考入厦门寻源书院。他在校生活简朴，勤奋学习，一直被评为优等生。1926年6月，赵以成考入福州市岐山的福建协和大学医科班，这是当时福建省惟一的医科学校。1927年，他转入北京的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1929年6月，他从燕京大学医学预科班毕业，获燕京大学理学士学位。同年7月，他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他成绩优秀，对外科最感兴趣，曾获外科荣誉奖。1934年6月，他从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赵以成毕业后留校工作。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实行院校合一。他先担任普通外科住院医师、助教，并先后在神经内科、神经外科、矫形外科、耳鼻喉科、泌尿科、肿瘤科、病理科、精神科等轮转，担任各科住院医师。他在此时已能做迷走神经切除术、胃肠切除术、血管吻合术、神经吻合术等手术，并著有“实验性纤维性收缩造成的肠道狭窄”、“一种胃肠道灭菌的吻合新技术”、“化脓性中耳乳突炎的颅内并发症”、“颅骨骨折”等论文。两年后，他因神经外科手术技巧纯熟而被评为神经外科研究员和神经外科住院医师。1938年，他获得洛克斐勒奖学金。同年12月，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Montreal Neurological Institute，世界最杰出的神经外科机构之一）为访问学者，在神经外科专家潘菲尔德（Wilder Penfield）教授的指导下研究神经外科。潘菲尔德的渊博知识、手术技巧、管理能力、研究精神、丰富的经验、有效的教学方式、流畅的文笔、对体育的兴趣、好客和热忱的作风给赵以成很大的影响和激励。赵以成受到潘菲尔德一家的热情接待，他们之间也建立了长期的友谊。1939年，他与来自美国波士顿的汉弗莱斯及潘菲尔德研究成一种特制胎膜，用于防止开颅术后或脑外伤后脑组织与脑膜的粘连，研究结果写成论文发表在1940年的British Medical Journal（《英国医学杂志》）上。随后，蒙特利尔神经病学研究所向赵以成颁发了研究员证书。1940年1月，赵以成离开加拿大回国，途中赴美国8所神经外科中心参观考察，广泛了解国际神经外科的发展趋势。回到北平后，他继续在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42年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北京协和医院被日军占领。赵以成先在北平开业。1943年，赵以成夫妇与3个孩子迁居到天津开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以成被聘为河北医学院名誉教授和天津市立总医院神经外科顾问。当时，全国专门从事神经外科工作的只有赵以成一人。1951年，他参加抗美援朝医疗队。1952年，在天津市立总医院建立包括神经内科和神经外科的脑系科，赵以成担任科主任。过去，神经外科疾病多由普通外科医师处理，天津市立总医院的神经外科单独建科在全国还是首例，与美国神经外科独立建制相比晚了一代人的时间。同年，天津医学院成立，天津市立总医院改为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赵以成担任神经科（包括神经外科）主任、教授，李光担任副主任，科室成员有薛庆澄、方都等。王忠诚也到该科工作。1954年，北京医学院建立神经外科，聘请赵以成担任科主任和教授。同年，中央卫生部要求他在北京同仁医院建立神经外科。1955年1月，原苏联基辅神经外科研究所所长、神经外科专家阿鲁秋诺夫（Apyтюнoв）访问中国。他参观了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脑系科后，建议在北京建立神经外科研究机构。1955年，赵以成到北京同仁医院建立神经外科，任科主任兼北京医学院神经外科教授。这是北京第一个神经外科，也是全国第一个与神经内科分开的独立的神经外科。他让自己的第一个学生薛庆澄留在天津，第二个学生王忠诚随他到北京工作。1955 年，北京医学院的神经外科迁至同仁医院。1959年9月，同仁医院的神经外科迁至宣武医院，赵以成担任宣武医院院长兼神经外科主任。1960年3月，宣武医院建立北京市神经外科研究所（BNI），他又担任所长，王忠诚任副所长。建立了神经外科之后，宣武医院发展成为以神经外科为重点的综合性医院。后来，他将宣武医院的神经外科分为几个专业：肿瘤、创伤、儿童神经外科以及杂症（miscelaneous），包括设备精良的神经病理、神经生理、神经生物化学、神经解剖以及组织培养实验室。赵以成在北京、天津两地均担任重要职务。
罗纳德·罗斯爵士，（ Ronald Ross，1857年5月13日－1932年9月16日），男，英国医生、英国微生物学家、热带病医师，他曾经以军医的身份参加第三次缅甸战争，同时他也写了一些诗与小说，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发现蚊子是传播疟疾的媒介，为此获得1902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美国医学会杂志》简称，仅次于NEJM《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世界权威医学杂志，与《柳叶刀》Lancet，《英国医学杂志》BMJ号称世界四大权威综合医学杂志。
中档。《柳叶刀》是英国的一份医学杂志，1823年由汤姆·魏克莱创刊，爱思唯尔出版公司出版，旗下的期刊correspondence又称（letter），每期的字数在350-400字左右，属于典型的中档期刊。
《柳叶刀》是英国的杂志。
《柳叶刀》是一份独立的综合医学期刊，由托马斯威克利创办于1823年，由爱思唯尔公司每周出版发行，是国际上公认的综合性医学四大期刊之一。自创刊之日起，《柳叶刀》便推动科学为大众所用，让医学服务社会、改造社会，用最好的科学创造更好的生活。
《柳叶刀》是全球顶尖的临床、公共卫生和全球卫生知识的可信来源，在全球所有全科和内科学期刊中排名第一。目前，《柳叶刀》旗下共24本系列期刊，其中12本为金色开放获取期刊，12本为订阅型期刊。2022年，有9本《柳叶刀》系列期刊的最新影响因子在各自领域内排名第一。
声誉及影响力
《柳叶刀》系列期刊在全球范围内有广泛的影响力，柳叶刀网站的年度访问量超过4250万，年度文章下载量达亿篇。《柳叶刀》系列期刊的邮件订阅超过350万，包括各刊电子目录的邮件订阅。
《柳叶刀》系列期刊在微信、微博、领英等共有约180万粉丝。《柳叶刀》系列期刊发表的研究每年被全球有影响力的媒体报道，每年被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提到的次数超过万次。《柳叶刀》播客每月收听约万次。《柳叶刀》是全球顶尖的临床、公共卫生和全球卫生知识的可信来源，在全球所有全科和内科学期刊中排名第一。
柳叶刀-《The Lancet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美国医学协会杂志-《JAMA 》 英国医学杂志-《BM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