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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从《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三字经》《增广贤文》《孝经》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儒家经典入手。先熟悉书中的内容：弟子规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生活中奉行五伦八德，其中的108件生活标准是非常基础的。这是古时候儿童的蒙训文，是基础教育和根本教育，是做人的底线。《朱子治家格言》是教给我们如果持家过日子的。从节俭、持家等方面，是说给成年人的。《三字经》是教孩子历史和生活基础常识的，《增广贤文》是教给人们的生活哲理。《孝经》是教给我们如果做个才是孝子。孝的具体行为有哪些。这些都是适合我们生活的，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儒家思想在我们生活中的具体表现。希望你能认真学习，然后就会思如泉涌，下笔如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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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的自由精神——简论儒道释的自由观>[摘 要] 本文认为，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是自有其自由精神的：儒家“入世的自由”，道家“忘世的自由”，佛教“出世的自由”，以及三者会通的超越的自由精神。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传统自由精神的现代化转换。[关键词] 中国传统，儒家，道家，佛教，自由精神
国学教育，现已逐渐在许多小学铺开，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了国学经典诵读的重要性。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关于关于国学经典的论文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诵读国学经典,培养合格大学生
【摘 要】文章从国学经典的界定，国学经典诵读的价值，合格大学生的标准，以及国学经典诵读对培养优秀大学生的重要意义等几个方面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国学经典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5000年智慧的结晶，诵读国学经典，让优秀的文化和思想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在培养当代合格的大学生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国学经典;诵读价值;合格大学生
国学教育，现已逐渐在许多小学铺开，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认识到了国学经典诵读的重要性。儿童读经，已不是少数学校的创新教育。但在大学，虽然有一些学校成立了国学研究机构或国学系，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早年成立的国学研究院和国学门，2001年武汉大学创办国学试验班，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的国学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国学研究基地，2006年安徽大学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院等等。但多数大学往往只是中文系师生较关注国学，国学经典的文化精髓并没有以切实有效的方式浸入大学生的心灵。很多大学生不知国学为何物，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毫不重视、崇洋媚外、浮躁空虚。在此背景之下，明确国学经典的含义，大力开展国学经典诵读活动，用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浸润大学生的心灵，对培养合格的大学生必将起到较好的作用。
一、国学经典的界定
国学可以说是学问之根。邓实在1906年《国学讲习记》一文中认为：“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大师吴宓先生认为，国学是一个国家学术的总体，是本国学术的整体。也就是说，它应该包容中国学术的方方面面。张岱年先生则认为：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由此看来，国学应是一国固有之学问，它是一个国家民族性的传统精华。而中国的国学从二十世纪以来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它也包括了中医、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或者说是广义的国学。狭义的国学，主要指意识形态层面的传统思想文化，主要表现在对《四库全书》的研究。其中经、史、子、集，应以经、子部为重，尤其倾向于经部，或简称对《四书五经》的研究。
儒、道、佛是传统文化的三大精神支柱。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先生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六祖坛经》、《近思录》、《传习录》。这些传统典籍，无不闪耀着中国国学璀璨的光辉，堪称国学之经典。
二、国学经典诵读的价值
顾名思义，经典诵读是对一些经典文本的诵读。从词源上分析，诵读由“诵”和“读”两个词复合而成。在《说文解字》中，“诵”被注解为“讽也”。段玉裁对此作了进一步的注解：“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读”，《说文解字》释为“籀书也”。段玉裁同样作了进一步解释：“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段玉裁甚至对“诵”和“读”的差异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读乃得其义蕴。”综合以上，“诵”指的是通过有声语言来达到背的一种阅读活动。“读”则是一种通过理解来把握文本意义的阅读活动。“诵”和“读”合称为“诵读”，是在秦汉以后。有研究者将诵读界定为：“一种在理解的基础上通过眼观口诵心惟、熟读精思成诵，达到全面深入理解文本的读书方法。”从这一诵读的定义可以看出，诵读是一个逐步深入文本的过程。经典诵读就是引入学生生活经验作为经典诵读的支架，从认知、评价和审美三个层面具体参与，借助诵读这一阅读方式，通过眼、口、耳三种器官的联合活动，先使文字符号通过视觉进入大脑，转换为声音，再通过听觉进入大脑，让文字符号和相关的言语同时刺激大脑，以实现对经典意义的深入掌握。这种活动是全身心的一种活动，是对大学生的一种润物无声的一种心灵浸透，对当代大学生优秀品格的培养和人文素养的熏陶有着无可替代重要的作用。
三、合格大学生的界定与现状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一个完美的人应该做到立德、立言、立功，尤其把“德”看得最重。传统文化中“德”主要指人的心性、文化、情操、信念、审美、学问、修养等品性，其内容丰富，包括仁义礼智信，也包括民族至上、国家为本的情操;重义轻利、尊师重孝的修养;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信念;和谐持中、持续发展的品质;博采众长、为我所用的精神。
大学阶段，本是学问的深入阶段，大学生完全可以脱下应试教育的战袍，一方面，进行专业性的学术科技研究;一方面，进行传统文化等人文素养学习，这二者均不可偏废。《弟子规》甚至强调：“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只有德才兼备，才可成为一位合格的大学生。
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在当代大学生中存在着不少与传统美德不相符合的现象。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最重要的部分――师道和孝道在当今的很多大学生身上体现得不够充分。大学生集体主义和社会公德意识淡薄，心理素质较差。一些大学生以自我价值的实现为核心，强调个人本位，社会、集体次之;在物质和精神关系上，过分关注眼前的机会和发展，忽视远大理想和目标，不少人把实现较高经济收入和安稳生活放在人生追求的首位，重实惠、求实用，从而淡化社会责任感，甚至陷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泥坑;在索取与奉献关系上，则一味地强调索取，认为个人贡献应与社会索取相等价。
这种现状从表面上看形成了一个链条，即：大学生学习的功利化和阅读面的狭窄――人文知识的欠缺――文化的缺失――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混乱――功利主义的盛行。从本质上看，此链条的中心环节就是文化的缺失，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正是文化缺失的重要方面。
四、诵读国学经典培养大学生优秀的素养和品质
国学经典诵读就是让大学生沐浴国学经典的光辉，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以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核心内容，培养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人文精神、民族意识以及健全的人格。这种活动极具价值、有着深远的意义。 第一，诵读国学经典可以传承经典文化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素养。
国学经典诵读能让学生传承优秀文化，提高修养。《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网络解决了快速阅读大量信息的问题，却带来了浮躁取巧的风气。美国学者詹明信称此为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时代牵着走。学生静下心来，学习传承、品读背诵国学经典，能逐渐内化为一种涵养――良好的道德品质、丰富的人文素养。实践证明，无论是著名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或是取得巨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都具有非同一般的人文素养，只有具有良好的人文素养，才能为个人今后的发展提高提供强大的后劲。
第二，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提高大学生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凝聚力。
世界经济虽趋全球化，但民族特色文化反而更显珍贵。世界各国也在传承本民族文化。如基督教文化、伊比利亚文化、伊斯兰教文化，黑非洲文化等。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是最坚韧的纽带，维系着华夏民族的和平与发展，这种精神也影响着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是中国绵延成长之根，是炎黄子孙永不枯竭的精神宝藏。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中国籍院士张隆溪说我们可以从诵读《诗经》、《楚辞》等古典作品中汲取营养，这些作品在我们的审美经验中都存在于此时此刻，与我们没有隔阂。中华民族源远流长、从没间断的文化、智慧、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第三，国学经典诵读可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增强开拓力。
没有传承，无以言延续;没有创新，无以谈发展。传承，使中国悠久醇香、文明傲世：诸子百家、儒道文化……延续成滔滔长河;创新，使中国发展壮大、领先潮流：四大发明、工巧科技……开拓出股股清泉。传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我们不能固步自封，必须在传承的基础上有所开创。我们的国学经典本身就是一种海纳百川般不断吸收壮大的学问，比如其对印度佛学的吸纳汉化就是一种“苟日新，日日新”的创新精神，我们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应以国学经典为基础，圆融新学，开拓创新。胡锦涛曾提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这也是每一位中国人的历史责任，是人文素质得以提升的基本保障。中华文化历经几千年而不衰，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我们一定要肩负重任，把国学传承下去。现在全球一体化，彼此之间都在取长补短，相互交流改革，我们也必须开拓创新，但万不可崇洋媚外，全盘西化，数典忘祖。“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我们应秉承大儒张载之格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让国学经典诵读结出硕果。
以史为鉴,试论中医学的特点 中医学是以中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气、阴阳、五行学说为科学方法论，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和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以中国传统医学理论与实践经验为主体，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与防治及康复保健的一门综合性学科。中医学的思想体系宗儒释道三教，以儒家、道家的“中和”、平衡思想为思维方法的主线；其方法论具有多维特质，注重整体和强调平衡；其思维方式呈现多层次、多元化的特征，以比较、演绎、类比、以表知里、试探和反证为具体的思维方法。中医学的医学观和方法论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以“中和”思维为核心，辨证思维居主导地位，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思维观。中医学理论体系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是经千百年文化积淀融合而成，不仅对现代医学，特别是未来生命科学和未来医学科学，都有着重要的科学意义。 古代哲学观认为，自然界是由某些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并以此分析客观事物的整体性及辩证的层次关系。中医学以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作为建构自己理论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此对生命、健康和疾病的观察、分析、认识和处理是从整体出发，注重人体自身的完整性及人与自然社会环境之间的统一性和联系性。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在辨识和诊治疾病的思维与实践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原则，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对疾病进行特殊的研究和处理方法，体现了中医学的整体观、恒动观和辩证观，也是中医学基本特点之一。 证是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机本质的概括。它不仅仅是指疾病过程中某个阶段的一组症状群，而且还反映了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邪正盛衰和病变趋势及转归，因此证比较准确地揭示了疾病本质和病理特征，使论治能够针对病原有的放矢。为临床立法、处方遣药提供可靠依据。所谓辨证，就是将四诊（望、闻、问、切）收集到的临床资料（包括症状和体征），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原因、性质、部位及发展趋势，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即通过疾病外在表现认清病变本质，分析并寻求疾病病变的关键或症结所在。辨证的过程，就是辨证与论治，就是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过程，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体现，是理、法、方、药理论体系在临床上的具体运用，因而是指导中医临床诊治的基本原则。 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是密切相关的，而辨证尤重于辨病，因为证是反映疾病的本质和属性，是认识疾病的基础。如果疾病的治疗缺乏疾病阶段性和类型性本质的准确认定，那么针对性的有效治疗，将无从谈起。当然，若仅以证候的差异去认识疾病，而不考虑疾病的整个过程或全貌，是难以界定和判断疾病所处的某一阶段的病变本质。因为“病”是“证”的综合和全过程的临床反应，“病”对“证”有制约作用，“证”的内容和转化规律均是以“病”为前提条件的。如同为肾阳虚证，泄泻肾阳虚证的主症是五更泄泻，泻后则安，可不出现水肿；水肿肾阳虚证的主症是面浮身肿，腰以下尤甚，按之凹陷不起，泄泻可不出现。由此可见，证候的主症依所属病种不同各有侧重，治疗也随病种的差异而有所区别，在温补肾阳的同时，前者佐以固涩止泻；后者兼以化气行水。这种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诊治思路，有利于提高中医临床的诊治水平。
现如今，中医的方向是错的，很没有底气，应该调整方向，基础不要，追求细节末节，说实话，有了基础，一部《千金方》已经可以治好多病了！治病不安心，越治越闹心！
具体的我也不知该怎么说，给个思路吧：大医上可医国......
有，可详谈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类比象”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医生治疗好病人就好。
有，可详谈中医学的基本特点 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于中国古代，受到中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的深刻影响。对于事物的观察分析方法，多以“取类比象”的整体性观察方法，通过对现象的分析，以探求其内在机理。因此，中医学这一独特的理论体系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整体观念，一是辨证论治。整体观念 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儒家文化儒医之博学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王朝，从汉武帝“废除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太平盛世，儒家思想就如同一棵参天大树，深深地植根于这两千多年的土壤中，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种骄傲即使是同样影响了中国几千年的道学、佛学也是无法比拟的。而代表了中医完整体系形成的《黄帝内经》成书于汉代，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后代医家更是不断吸收儒家思想的精髓，从哲学的光辉中获得丰富养料，不断充实完善中医基本理论。这也是世界上许多传统医学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中医却越来越受到全世界关注的一个原因。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儒家文化的精髓之一，它认为：在天地人之间，以人为尊;在人与神之间，以人为本。如《易·贲彖》：“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传》“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以人为万物之灵。《礼记·礼运》云：“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儒家认为，人的生命是一种自然现象，是有实体的，且在天地间有着重要的地位。中医学更是吸收这种精神，并作为构建自己理论体系的基础。如《素问·宝命个形论篇》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唯人为贵。”《灵枢·玉版篇》说：“且夫人者，天地之镇也。”认为人在天地间最为贵重，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人是整个医学的主体，同时也确立了与天地万物有机联系的人的生理、病理、心理、药理的中医学认识论。“天人合一”思想古代先贤们的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上的，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其“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儒家思想中体现得也比较明显。《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汉代大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而“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学亦有充分的体现，中医学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人生活在天地间，与自然环境是一个整体，人和自然相互之间的和谐、统一使生命生生不息。如《灵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应也。”《素问·生气通天论》中云：“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即人体的阳气随着自然界的阳气消长变化也发生相应的改变。中庸之道对中医学的影响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之道，指中和可以常行之道。行道，当守于中庸之德。所谓中庸指言行要合于礼，既不能过，也不能不及，在哲学上讲就是那个最合适的“度”。什么事情都必须有个度，这就是“中”。宋代理学家朱熹给“中庸”加注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平常也。”中医学在理论上也吸收了中庸的观点，认为人体的气血阴阳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停地运动，但只有掌握了运动的度，人体才不会生病。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平阳秘，精神乃治。”失掉了这种度人就会生病。《类证治裁·喘症》中说：“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肺主出气，肾主纳气，阴阳相交，呼吸及和。若出纳升降失常，斯喘作矣。”在遣方用药方面也都讲究度，过犹不及。如麻黄汤，有麻黄之宣散驱逐表邪，又加一味杏仁，除了止咳平喘以外，其沉降之性正好防止麻黄的太过宣散，一宣一降动态有度，达到了治病除邪的目的。儒医现象《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世称之为《大学》的“八条目”，而“八条目”的中心环节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反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儒士们也以修身、正己为品德表现。由于中国古代的许多医家或是弃儒从医、或是医儒兼修，在行医的过程中把儒家的“八条目”也带入医学领域，成为医生对自身的提高以及治疗救人的一个准则。如宋代有医家就仿效孔子“正身”、“修己”的说法，讨论“正己”、“正物”和“愈疾”的关系。“正己”是进行自我道德修养，不断地精进医术;“正物”主要是针对疾病能够正确地采用药物治疗，这样才能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由于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渗透，许多医家在行医过程中的利义观上更偏向于重义而轻利的思想。如明代龚信“不炫虚名，惟期博济。不计其功，不谋其利”;或朱丹溪“穷苦人求药，无不与，不求其偿”;元代儒医周贞更是“为义若嗜欲，至于视利，轻之如粪土”。若病家询其药金几多，他便发怒道：“吾愈人疾，未掌凯其利。”并会将诊金退还给病人(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一》)。儒家思想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仁、义、礼、智、信”，以仁为首的“仁”字思想。“仁”最早见于《诗》、《书》，《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也就是说仁是人的本质，是人的一种人格要求，没有仁，也就没有人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医自古被称为“仁术”，《灵枢·师传》曰：“使百姓无病，上下和亲，德泽下流。”认为好的医生要有一颗仁爱之心。从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到徐大椿的“博览方书，寝食俱废”，要求医者有渊博的知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事”，这与儒家“智”的标准也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儒医也往往代表了拥有一颗仁爱之心以及渊博知识的智者。历代医家穷其一生，即使是“路漫漫其修远兮”，还要“吾将上下而求索”。儒家文化对传统的重视，通过儒医渗透到祖国医学之中，使得中医理论的延续力大大加强，中医成为世界传统医学中唯一不曾中断的医学体系。但是，中医也不得不面临这种由于对传统的极度尊崇而带来的一些弊端。强烈的人文色彩，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能有丝毫损伤，使中医没能开创一个医学解剖的道路。而“言必称《内经》，法必宗仲景”成为中医立论的习惯，尊经崇古的学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医的创新和进取，致使今日，我们不得不面对只有几百年历史的西方医学的崛起和超越，甚至还屡遭是否“科学”的质疑。
佛说佛医经人身中本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身，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火少寒多目冥。春正月、二月、三月寒多，夏四月、五月、六月风多，秋七月、八月、九月热多，冬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有风有寒。何以故春寒多？以万物皆生，为寒出，故寒多。何以故夏风多？以万物荣华、阴阳合聚，故风多。何以故秋热多？以万物成熟，故热多。何以故冬有风有寒？以万物终亡热去，故有风寒。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得卧。何以故？风多，故身放。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不得卧。何以故？寒多，故身缩。春三月有寒，不得食麦、豆，宜食粳米、醍醐诸热物。夏三月有风，不得食芋、豆、麦，宜食粳米、乳、酪。秋三月有热，不得食粳米、醍醐，宜食细米、、蜜、稻、黍。冬三月有风寒，阳与阴合，宜食粳米、胡豆、羹、醍醐。有时卧风起，有时灭；有时卧火起，有时灭；有寒起，有时灭。人得病有十因缘：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婬泆；六者，瞋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从是十因缘生病。佛言：「有九因缘，命未当尽为横尽：一、不应饭为饭；二、为不量饭；三、为不习饭；四、为不出生；五、为止熟；六、为不持戒；七、为近恶知识；八、为入里不时、不如法行，九、为可避不避。如是九因缘，人命为横尽。不应饭为饭，谓不可意饭，亦谓不随四时食，亦为已饭复饭，是为不应饭为饭。不量饭者，谓不知节度，多食过足，是为不量饭。不习饭者，谓不时食，若至他郡国，不知俗宜饭食未习，不稍稍饭，是为不习饭。不出生者，谓饭物未消复上饭，若服药吐下不尽便食来，是为不出生。止熟者，谓大便、小便来时不即时行，噫吐、下风来时制，是为止熟。不持戒者，谓犯五戒，现世间盗、犯他人妇女者，便入县官，或刻、或死、或得棓榜压死、若饿死、或得脱外从怨家得首死、或惊怖忧愁死，是为不持戒。近恶知识者，谓他人作恶便来及人。何以故？不离恶知识故，恶人不计当坐之，是为近恶知识。入里不知时、不如法行者，谓晨暮行，亦有魍魉诤者；若有长吏追捕而不避，若入他家舍，妄视不可视、妄听不可听、妄犯不可犯、妄念不可念，是为入里不知时、不如法行。可避不避者，谓弊牛、马、狾、狗、蚖、蛇、虫，水、火、坑、阱、车、驰马，拔刀醉人、恶人，余亦若干，是为可避不避。如是九因缘，人命未尽为尽，黠人当识，是当避、是已避得两福：一者，得长寿及得闻道好语，亦得久行道。﹂佛言：「有四饭：一、为子饭；二、为三百矛斫饭；三、为皮革虫生出饭；四、为灾饭。子饭者，谓人贪味食肉时，便自校计念：﹃是肉皆我前世时父母、兄弟、妻子、亲属，亦从是不得脱生死！﹄已得是意便止贪，是为子饭。三百矛斫饭者，谓饭随味念复念，其殃无有数，能不念味便得脱，又矛斫人为亡身，已生念复念有若干受苦，为三百矛斫饭。皮革虫生出饭者，谓人念味，亦一切万物忧家中事，便穿人意，意作万端为出去，是为皮革虫生饭。灾饭者，谓一生死行皆为灾饭，如火烧万物，人所行皆当来恼身，剧火焚万物故言灾。所以言饭者，谓人所可意念人，故言饭也。人食肉譬如食其子，诸畜生皆为我作父母、兄弟、妻子不可数。亦有六因缘不得食肉：一者，莫自杀；二者，莫教杀；三者，莫与杀同心；四者，见杀；五者，闻杀；六者，疑为我故杀。无是六意得食肉，不食者有六疑。人能不食肉者，得不惊怖福。﹂佛言：「食多有五罪：一者，多睡眠；二者，多病；三者，多婬；四者，不能讽诵经；五者，多着世间。﹂何以故？人贪婬人知色味、瞋恚知横至味、痴人知饭食味。《律经》说：「人贪味，味复味得生，不得美味。」佛言：「一食者为欲断生死，亦随贪不能行道，为得天眼自知所从来生，去至何所。人不念死，多食、常念妇人，皆堕百四十恶，中夭皆用饭故。犯十恶后生便失人形，堕畜生中。既得作人，饥渴血出，瞋恚傍生于爱，内生于贪。佛说有大福，自饥以饭与人，令人得命，是为大福。后生饶饮食，乏瞋恚，亦无所施，施亦不得，但意恣贪婬，亦无所施，但得意恣，非我所有。一钱以上，不得取故，作贪欲空自苦作罪。道人不有忧愁，忧随怒，愁随贪。我辈有死岁、有死月、有死日、有死时，亦不知、亦不畏、亦不行道、亦不持戒，东走西走，忧铜忧铁，忧田宅、奴婢，但益人恼、增人苦，为种畜生习。﹂佛言：「人治生，譬如蜂作蜜。采取众华，勤苦积日已成，人便攻取去。唐自苦，不得自给。人求是念是，忧有忧无，饥渴勤苦，合聚财物。未死，忧五家分，或水、火、盗贼、县官、病痛，多不如意；己死，他人得之。身当得其罪，毒痛不可言。五分者：一者，火分；二者，水分；三者，盗贼分；四者，县官分；五者，贫昆弟分。何为无忧所有？人不计是五分忧，苦剧不弃，是忧苦有万端，结在腹中，离道远法。人法生贾作，得利，不当喜；不得利，亦不当忧，是皆前世宿命所致。人有贪，贪便不得利。正使得一天下财物，亦不能猛自用之，亦不随人去，但益人结、但有苦恼、但种后世缘因。缘因如火，如火无所不烧。我辈不觉，是黠不敢妄摇，知为增苦种罪。佛医与中医在互补中发展时间:2013-09-30 09:33来源:未知 作者:中医中药秘主网 : 中医哲学自身所释放的伟大光芒，源自对自然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人这一生命体的精神意念（即心识）的独特探究。佛医自身哲学功能在医治人的“心”所发挥出来的强大力量，为中医哲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精密的向度。佛医与中医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意识状态拯救人、塑造人，重生人。佛医为中医提供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支持，为中医“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路注入了强劲的理论支持。中医之所以几千年没有消亡，一在于其实用性，二在于其思想兼容并蓄，以博取的姿态融众家之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医领域一直公认的中医体系“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佛医即佛教医学，是以古印度“医方明”为基础，以佛学理论为指导，对人体的外科、内科疾病治疗中形成的认识与经验。自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又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医药学的理论和临床特点，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传统医药学体系。佛教医药学的理、法、方、药等理论框架和临床诊疗体系正是得益于中国医学强大而厚重的体系支撑，才得以发展下来。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佛教医学、医药，其内容与理论更具有中国特色，即佛医由古代印度的医方明体系发展为河南嵩山少林寺药局为代表的中原佛医药体系、西藏的藏医药为代表的西北佛医药体系和浙江竹林寺为代表的江南佛医药体系。以药师佛为代表的精神医疗体系则广泛地融化为南传云南地域及北传八宗的各派法义里，其基础理论则以佛教的“三学”、“四谛”、“四大”、“五蕴”、“十二因缘”为主，反过来又对佛教医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并被吸收和引入佛医理论之中。为了论述方便，文中在论述对于医方明与药师佛及中国佛教各宗教义医学思想的引用，都统一称为佛医。佛医对中医学产生的影响佛医在医学理论、中医药学、医疗方法、医德伦理多方面有力地支持了中医学的建设对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影响佛学基本理论“五蕴”中的“色蕴”相当于物质现象包括地水风火四大元素和四大元素所组成的感觉器官（眼耳鼻舌身）和感觉的对象（色声味触）。佛医承认物质的基础性，认为地水风火“四大”元素构成世界万物，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暂时的，非永恒的，人类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并和自然发生关系。若“四大”不调，就会导致各种疾病，形成“四大分散”。“人身有四病，一者地，二者水，三者火，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水增寒起，土增力起。本从是四病，起四百四病，土属鼻，水属口，火属眼，风属耳。”（《佛说佛医经》）深受佛学影响的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其代表作《千金要方》中就揉和五行及四大学说，“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全身僵直，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身体浮肿，气满喘粗；土气不调，四肢不举，言无音声。火去则身冷，风止则气绝，水竭则无血，土散则身裂。然愚医不思脉道，反治其病，使脏中五行共相克切，如火炽然，重加其油，不可不慎。凡四气和德，四神安和。一气不调，百一病生。四种动作，四百四病俱发。又云一百一病，不治自愈；一百一病，须治而愈；一百一病，虽治难愈；一百一病，其死不治。”对中医辨证论治的影响禅医认为，对于一切外界的事物和现象，必须以个人心灵的体验得到显现，只有经过心灵体验的确认，外界事物和现象才获得真实存在的意义，只有当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突破各种隔阂，揭开层层迷雾、直接沟通，世界才能呈现真实、纯粹的面目，心灵才处于一种“应用自在”的无所滞碍的本然状态。“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归根究底需由个人体验所得，是一种“悟”的结果。强调直观领悟，中医学崇尚“天人合一”，用直觉来把握世界，感悟生命。中医学的诊治过程是一种直观思辨，强调用心体验。通过直观外推和内向反思，也就是望闻问切四诊合参，不受某些症候的影响，找出疾病的本质，也是一种悟的过程。禅医独特的思维方式与中医学固有的“医者意也”的直觉体验不谋而合。对中医药物学的影响佛医中用以治疗的药物多是草类、木类、矿物类，如龙脑、乳香、木香、豆蔻、郁金、诃黎勒、返魂香等，原产于印度、西域、东南亚等地，伴随佛学传入我国，成为中药的重要组成部分。佛医中记有杨枝揩齿的方法，“嚼杨枝具十德者：一销宿食；二除痰饮；三解众毒；四去齿垢；五发口香；六能明目；七泽润咽喉；八唇无皲裂；九增益声气；十食不爽味。晨朝食后。皆嚼杨枝；诸苦辛物，以为齿木，细心用之，具如是德。”（《华严经》卷十一）《僧祗律》中有：“若口有热气及生疮，应嚼杨枝咽汁。”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木部》则引证此说，记为“柳枝祛风、消肿、止痛，其嫩枝削为牙杖，涤齿甚妙。”可“煮酒漱齿痛”，或用白杨“煎醋含漱，止牙痛；煎浆水入盐含漱，治口疮。”佛医对中医治疗学的影响《天竺经眼论》中的金针拔障术是我国有史可考的手术治疗白内障的最早记载，由印度僧人传授予谢道人，《外台秘要》称“用金蓖决，一针之后豁然开云而见白日”由于这种手术疗效显著，故常被中医家采用；而《目经大成》中的金针拔障术八法：“审机、点睛、射复、探俪、扰海、卷帘、圆镜、完壁”，《龙树菩萨方》的七十二眼方也直接被中医所接受。佛医的香囊、灌肠、鼻腔给药、药浴、服水、咒禁等独特疗法，丰富了中医学的治疗方法。《千金要方》还记载了“天竺国按摩法”，并称“此是婆罗门法”。孙思邈的《千金翼方》所载的“可用涤荡滓秽，可以浸润焦枯”的“服水”方法，就是佛医中的“服水术”。佛医戒律对中医医德规范的影响中医曾沿着中国儒学思想而说“仁者寿”，而佛家则强调“慈悲是长寿之道”，显然在医学伦理方面中医与佛学是相通的。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体现了“医为仁术”这样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这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佛学传入中国之前，中医界所固有的医学伦理观念。而佛学传入中国后，佛学的慈悲心又影响了中医，使中医在仁术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慈悲心。我们在唐朝孙思邈的《大医精诚》中就可以窥见到这样的佛学慈悲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佛医的全部行为都以佛教的戒律为约束，其历史发展对中医的医德规范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孙思邈主张业医必须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创立了以仁爱慈悲思想为核心的医德规范。他在《备急千金要方·总论》中，特意撰写了《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两篇文章，专门论述了医德规范问题，对医生的职业道德修养和医生的习艺治学问题，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陈实功在所著《外科正宗》一书中，提出了“医家五戒十要”。在研习医技、精心处方、对患者一视同仁、救助贫穷之家、尊重同道、尊重妇女等方面，均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总之，佛教戒律对传统医德医风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对警戒医家、淳化医风起到较大的作用。佛医思想与中医思想的合一性佛医思想在病因认识、治病方法、整体施治、生命研究、医学伦理、养生理念诸方面都与中医有高度的合一性致病因认识的合一性佛医认为外在的四大不调是致病的因素，但是内在的贪、瞋、痴三毒却是主因。“我现在所有的病，都是由于过去的妄想所造成的。众生因为执着了我相，所以才产生烦恼和疾病。”（《维摩诘经》）佛医既有自己的特色，又与中医有相通之处，如佛教的极微说和中医的元气论、佛教的缘起法与中医的天人感应、佛教的诸行无常与中医的恒动观、佛教的四大学说、五大归纳法与中医的阴阳五行说、都有相同之处。《佛说佛医经》指出患病的十种原因即十因缘为“一者久坐不饭，二者食无贷，三者忧愁，四者疲极，五者淫泆，六者嗔恚，七者忍大便，八者忍小便，九者制上风，十者制下风”，同时又指出造成非正常死亡“命未当尽为横尽”的几种原因：“不应饭为饭，不量饭，不习饭，不出生，上热”；智者大师认为有“三种得病因缘……一者四大五脏增损得病。……二者鬼神所作得病……三者业报得病”《中华大藏经》记为：“云何为病？病谓四大毒蛇乐不调适。亦有二种，一曰身病，二曰心病、身病有五：“一者因水，二者因风，三者因热，四者杂病，五者客病。客病有四：一者非分强作，二者忌误堕落，三者刀杖瓦石，四者鬼魅所著。心病亦有四种：一者踊跃，二者恐怖，三者忧愁，四者愚痴。复次善男子身心之病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业报，二者不得远离恶怼，三者时节代谢生。……何者为死？死者，舍所受身。舍所受身亦有二种：一者命之尽死，二者外缘死命。”这些论述与中医的病因病机理论基本是一致的。治病方法的合一性《黄帝内经》在用药物的同时，也倡导“治神”与“移精变气”，提倡用心药，认为“凡刺之真，必先治神”。自然疗法医学也是主张用心药的。佛学在救治民众人生八苦时所用的就是心药（法药），对于众生八万四千烦恼病，佛医建立系统完整的治疗思想，例如，对于贪、瞋、痴三种情况，贪欲心过重的人，佛医以不净观来对治，观想不净的种种，引发对贪爱的厌恶、弃舍；对于瞋恨心过重的人，以慈悲观对治，凡有怒念，只要一念慈悲心起，怒气就自然消退；若愚痴心太重，佛医就以因缘观来对治，开通达观地联想到世间一切都是因缘和合，无常生灭，或如飞尘或如粪土，固执以求，求之不得，徒生苦恼，持愚持痴实无意义。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佛医的调整心性继而懂得陶冶心神，修养自己的心地，凡事心平与气和，必能受用无穷。这与中医思想颇为相合，明代憨山德清大师说“老病死生谁替得，酸甜苦辣自承担，一剂养神平胃散，两重和气泻肝肠。”从察病到治病、调养都已经十分有中医思想的痕迹了。整体施治的合一性从整体观上看，佛医与中医都是先以人的整体性入手，而西医则是先以人的局部入手，忽略了人的整体层次。佛医还特别重视病人的康复，提倡护理好病人。佛教把“看护病人”列为“第一福田”。从医学的本质上讲，医学之道就是祛病救人，健康长寿。故佛医中的中道观与中医的整体、平衡观具有合一性。若以佛教唯识家的心王和心法看来，就是心王神明，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等八识就会各安其守，上传下达，政令畅通。以此养生，就会延年益寿。否则，心王不明，贵贱不分，八识相乱，政令闭塞，心所有法中的烦恼、随烦恼就会产生。如此非但不会长寿，还会灾祸临头，危及生命。神秘色彩的合一性中医脉诊，通过脉搏的率律去推判营卫、虚实与脉气盛衰等临床意义，是西方现代医学所掌握的科学知识所不能完全解释的内容。中医一直为西方医学所诟病，是因为中医领域中有许多西方现代科学所无法观测到的神秘内容，比如人体的的经络分布，精气神的存在，佛医中的气、脉、明点、业这些都被打上了“神秘主义”，被定为“迷信”当中医人士试图以科学语言解释这些“神秘色彩”时又被打上了“伪科学”。对于经络体脉，中医在物质研究上走出别样的路径，总结出人体穴位分布，开拓了针灸、艾灸等治疗方法。佛医对于气脉则在意念研究上走出了自由天地，开拓出深远细密的禅修方法。对于这些目前现有科学手段的认证体系所无法见证的经、脉认识，在西方医学主导的医学语境里，都被打成了“迷信”、“不科学”的记号。其实，科学从来都是伴随着人类认识自然的程度而不断修正的。一千年前认为科学的东西被五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五百年前的科学又被一百年前的科学所否定，一百年前的科学被现在的科学所否定。那么现在的科学又怎么能保证不被一百年后、五百年后、一千年后的科学所否定呢？相信中医、佛医的诸多内容会和日食、潮汐一样，曾经的神秘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入成为科学。生命研究的合一性中医对生命的研究，利用文字表达的本身，就超越了文字概念，类比推举抽象思维，是中国传统医学中的主要思维方法。“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是佛教中禅学的观念。对生命的研究，中医以抽象推举的思维方法设立“生命灵魂”的目标；禅医以“直指见性”的方法甩开形式的束缚，直接了当地接近生命的本体，这是禅医思维方式，是研究人体与生命独具特色的方法。两者高度相合。医学伦理的合一性传统中医使用中国儒学思想而持“仁者寿”，而佛家则强调“慈悲是长寿之道”，张仲景在其《伤寒杂病论》的自序中体现的是“医为仁术”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在唐朝孙思邈的《大医精诚》已经有了佛学的慈悲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自后，在医学伦理上，传统中医固有的仁术思想与佛学慈悲心伦理观念就完全相通，沿续至今，清代医家徐灵胎的中医言论就有这种慈悲心：“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人之一身无处不宜谨护，而药不可轻试也。”养生理念的合一性作为病因的烦恼包括七情致病的主要内容，造成人的性情偏颇，导致心身疾病。一般医生靠药物治疗，佛学医疾更多靠心，法眼识药，慈悲医病。《摩诃止观》中论述修习养性应具五缘、弃五盖、调五事。“具五缘”是指持戒清净，衣食具足，闲居静处，息诸缘劳，近善知识；“弃五盖”是指弃贪欲盖、弃嗔盖、弃睡眠盖、弃掉悔盖、弃疑盖；“调五事”指调食、调睡眠、调身、调息、调心。这与中医养生“悦情志、戒私欲、远房室、适四时、节饮食、常运动、顺性情、服药饵”八要诀同一路径。中医养生提倡培养乐观的人生态度，提高心理上的抗逆能力，胸怀要宽阔，情绪宜乐观，要淡泊宁静，知足常乐。一言以综之，佛医与中医在养生观念上都重点强调了养心、节食。中医的“释学为用”中医对佛医思想、治疗手段、药物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消化与整合，为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打下全面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佛医是随着佛教进入中国的，中国历代医书中也渗有佛家的思想，如药王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慎柔所著《慎柔五书》、慎斋所著《慎斋遗书》都有大量的佛医思想。《神农本草》、《本草纲目》等医药典籍中记有大量外来药物。可以说中医在对佛医思想、治疗手段、药物使用进行了系统的消化与整合。为构建自身的哲学体系打下全面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千百年来，佛医典籍因为战乱、政治运动所存无多，但佛医思想却因为佛教的存在与普及而发挥着作用，佛医为中医提供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的支持，为中医“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路注入了强劲的理论支持。中医之所以几千年没有消亡，一在于其实用性，二在于其思想兼容并蓄，以博取的姿态融众家之长，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医领域一直公认的中医体系“儒学为魂、道学为体、释学为用”。“释学为用”肯定了佛学思想及佛医对中医哲学体系建立所起到的作用。中医哲学自身所释放的伟大光芒，源自对自然深刻的观察和思考，来自于对人这一生命体的精神意念（即心识）的独特探究。佛医自身哲学功能在医治人的“心”所发挥出来的强大力量，为中医哲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精密的向度。所以佛医与中医以独特的观察视角和意识状态拯救人、塑造人，重生人。佛医与中医共同构成了东方医学的独特魅力。当社会体系以西方医学以所谓的科学和哲学语言检测东方医学的合理性时，中医和佛学确实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但是中医和佛医毕竟都是经过亚洲民族几千年的选择后发展、健全的。佛医以对人的“心识”的认识以及完备的禅修方法为中医所用，补正了其原本在人文方面的治疗手段的不足。佛医的“人为本”重点将疗救对象以精神改造为主导，与中医“人为本”重点将疗救对象的康身健体的实证方向互补，同时，佛医又以其慈悲心、无欲观与中医的儒学思维应合，构建了医者的职业规范及人格判断。总之，佛医以其在精神领域所建立起的强大优势，成为中医哲学思想构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佛医与中医在互补中发展佛医体系在促进了中医体系坚实丰满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两者互补互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佛教跟世上所有宗教有个最大的不同之处，即其他宗教涉及到医学方面的教诲并不多，而佛教非但有医学且形成了自己的佛医系统。可以这样说，佛学传入中国，首先给中医界带来了佛教医学，随着佛经的译传，佛医认识、思想也融入到了中国社会中。同时也汲取了大量的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医药学、外科、内科医疗学、针灸等治疗方法。总之，佛医思想在促进了中医思想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两者互补互进，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在汉传佛教历史上，僧人长寿者甚多，不少高僧还谙熟医道，悬壶济世，为世所称道。流传至今的很多有效中成药，均来自寺院秘方，如黑锡丹、片子癀、九味沉香散、九味牛黄丸等。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除病品》中就记有风、热、痰荫、总集等病和针刺、伤破等8种治疗方术。而佛医在发展中也不断地汲取中医的优点，强大其医疗能力，例如竹林寺是我国唯一一家获批中医研究所的寺庙，足见佛医与中医的密不可分。《佛说医喻经》中记载，一位医王应该具有四个条件：“识知某病，应用某药。知病所起，随起用药。已生诸病，治令病出。断除病源，令后不生。”即识病、知病、应病与药，痊病，令永不复发。作为一位良医，不仅需要精良纯熟的医术，更应具有悲天悯人的医德。除此之外，对于看护“恒善言谈”、“堪任与病人说法”；要求病人“不怀愁忧；当起慈心对待看护”这些佛医中的慈悲心双向地影响医患双方，为中医运用，结合儒学，形成了中医的医德观、医廉观等职业道德，所以在中国古代，没有紧张的医患关系，甚至极少有医患纠纷出现。佛医借行医弘扬佛法，所以历代医僧及习医的佛门弟子成为古代中医医疗群体中的一支生力军。其医术高明者，以医名世，著书立说，丰富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内容，同时也推动了周边国家医药事业的发展。如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的同时，也传去了中国医学，所著《鉴上秘方》等，在日本广为流传且影响深广，佛医有西晋于法开，东晋支法存，南北朝惠义、僧深，隋朝智顗，唐朝鉴真、普济，五代高昙，宋代法坚，元代拳衡等。浙江萧山竹林寺为女科的始祖，所传妇科专著有数十种，至清末已有107世；许多寺院还保留施医施药的传统，如泉州承天寺、苏州报国寺的佛教义诊所以及青海塔尔寺、甘肃拉卜楞寺等。中医骨伤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是中华各族人民长期与损伤及筋骨疾患作斗争的经验总结，是中医学重要的组成部分，佛医的骨伤科发展的很全面，其突出的代表为河南嵩山少林寺，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少林寺有悠久的习武传统，因此，外科、骨伤科的医疗技术也相应得到了发展，所编以伤科为主的《少林秘方》成为当代伤科之宝库，为研究骨伤、点穴提供了宝贵资料。少林药局保有传统中药局的模式，其用药、制药、成药的整个程序都沿用中医用药的流程。
古印度的佛教把婆罗门教医学改造后纳入其体系, 并传入我国。他们在翻译佛经的时候也翻译了大量的佛医学着作, 一些精通佛医学的医家试图把佛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结合起来, 发挥各自优势, 创立新医学。但由于佛医学传入我国时, 中医药理论体系已经比较完整, 在阐述人体的生理、病理、病因和治疗方法上都优于佛医学, 所以佛教没有改变中医药的理论体系, 而是被中医吸纳, 取为己用。佛学对中医药基础理论的影响僧医对中医理论的影响主要是四大学说。印度医学原来提倡三原质说, 认为人体由“气”（位于脚与脐之间） ,“胆”（位于脐与心之间） , “痰”（位于心与头之间） 等三种原质组成。后来印度医学三原质说受古希腊四体液学说的影响形成“四大学说”, 认为世间一切物质皆由四种元素：地、水、火、风组成。四大各有不同的性质和业用，地大以坚为性，能载万物；水大以湿为性，能使物摄聚不散；火大以热为性，能使物成熟；风大以动为性, 能使物成长。《佛医经》云：“人身中本有四病, 一者地, 二者水, 三者火, 四者风。风增气起，火增热起, 水增寒起, 土增力盛。本从是四病, 起四百四病。地属鼻, 水属口, 火属眼, 风属耳。”佛医学认为“四大”是构成人体的四种基本元素, 同时又是伤害人体的四种致病因素，每一种致病因素又会导致一类疾病的产生。这种佛医的基本理论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 只有部分医家接受并反映出来。唐·孙思邈是中印医学会通的大师, 他在《千金要方》卷一中说: “地、水、火、风和合成人。凡人火气不调，举身蒸热；风气不调, 全身强直, 诸毛孔闭塞；水气不调, 身体浮肿, 气满喘粗；土气不调, 四肢不举, 言无声音。火去则身冷, 风止则气绝, 水竭则无血, 土散则身裂。”佛教在我国最兴盛是在隋唐时期, 这时的医家受佛医的影响最大, 但由于当时中医理论体系已成熟完备，印度的四大学说虽然属于唯物主义思想，但远不如中医学的阴阳五行学说更具说服力、辩证性，以至在宋代就很少见到了。
佛教传入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它已逐渐被中华文明及人文习俗所接收，成为对中国人的思想、生活较有影响的一个宗教。它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也影响了传统医学的发展。佛经中蕴含着大量的医药内容。据记载，集佛教典籍之大成的《大藏经》中，专论医理或涉及医理的经书有 400余部。仅在《大藏秘要》第1—5卷中，就记载有内、外、妇、儿、五官等疗病方法，如：《佛说佛医经》、《佛说婆罗门避死经》、《佛说温室洗浴众僧经》、《安般守意经》、《佛说胞胎经》、《佛说佛治身经》、《佛咒时气病经》、《佛说咒齿经》、《佛说咒目经》、《佛说咒小儿经》、《佛说清静眼明经》等等。下面，仅就《佛说胞胎经》说说佛经与现代医学的关联。诞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这部佛经中，告诉了人类许多秘密，比如人们为什么会怀孕，怀孕的条件有哪一些？导致不孕的妇科病和男性疾病有哪几类？从最直观的胚胎胎儿发育情况，从发育第一天到出生的那一天，所有情况都完美地进行了解释，而很多事情只有在电子显微镜或现代医学技术下才能知道：《经》云：「胎成七日，初不增减。二七日如薄酪；三七日如生酪；四七日如熟酪；五七日如生酥；六七日如瘜肉；七七日如段肉；八七日其坚如坯；九七日变五泡、两肘、两髀及项；十七日续生五泡、两手腕、两足腕及头……其大意是说：「受精卵在最初一周，没什么增减和变化。第二周稍微成长如薄酪；第三周其样子像是生酪……第六周长得像是一块瘜肉(外形像只小虾米)；第七周像一块比较大的段肉(头部像是一团肉块，胚胎即将进入胎儿期)……第十周像五泡的躯干持续生成、两手腕、两足腕以及头部(可分辨出人型，此阶段后始称为胎儿)；第十一周，又生长出二十六泡、十手指、十足指、以及眼耳鼻口……第三十三周耳、鼻、肩、指、膝节成熟；第三十四周生出毛发孔，但是犹未成熟；第三十五周全身毛孔具足；第三十六周爪甲快速成长……佛陀详细地描述胎儿在母体里面发育的状况，与现代医学透过解剖和各种精密仪器观察到胚胎的变化几乎完全相同。而2500年前并没有外科解剖手术，更没有精密仪器，仅从这一部经典就可知道佛的智慧不是我们凡人能够猜度的。《大方顶王经》描述佛祖是一位大德医王，善知病因、病情及治疗，善于普救众生超脱苦海。尽管佛教主要着眼于众生的心病——无明烦恼的根治，但对人类的身病，也相当重视。《华严经·普贤行愿品》所示菩萨十大行愿中“恒顺众生”一愿，就包括“于诸病苦，为作良医”。药师佛，药王、药上菩萨，都以善施医药著称。大乘佛教强调“佛法于五明处求”，五明中的“医方明”即医药学。马鸣、龙树等菩萨，留下了《医经》、《医疗八支心论》、《配方百论》等医药学专著。现今藏传佛教仍以医方明为僧尼的必修课之一，现在的藏医藏药很多都是来源于藏传佛教，西藏老百姓看病还有到庙里求喇嘛治病的；汉传佛教也有重医传统，有《大藏治病药》、《释门本草》等佛家医籍。佛经中关于人疾病的发病原理和治疗与来源于《周易》、《黄帝内经》而衍生出的祖国医学在原理上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医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得到佛教医学的影响，丰富了我国传统医学的内容。《大智度论》认为，生病有“外缘”和“内缘”两种因素，“外缘”即为外在条件，如受到寒热、饥渴、摔伤，挫伤等等；“内缘”即内在条件，如纵欲贪色、发怒、恐惧、思虑等等。《摩诃止观》则认为，贪恋色、声、香、味、触“五尘”会生疾病。中医也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把内伤七情与外感六淫并列为致病之因。佛教、中医说心理、行为导致疾病，要比现代心身医学、行为医学早了几千年。佛教在拯救众生诸苦的基本理论中，向众生提供了医治众生“心病”和“身病”的技艺，不仅其全部佛法的教理体系可以作为广义和深义的身心对治方法，而且还以佛教医学善治施医著称于世。 药师佛曾立下12条誓愿以救度众生，其中有几条就与人们的心理保健有关，如“所求满足”、“安立正见”、“苦恼解脱”。药师佛还有两个化身，一是药树王，专医人的肌体疾病(即生理疾病)，二是如意珠王，专治人的精神疾病(即心理疾病)。据《法华经》记载，服了如意珠就能使人如意，精神方面的疾病便可治愈，从而使人心旷神怡，身心安乐，健康常乐。可以说，药师佛既是大医王、药王，又是出色的生理学家，是众生心理健康的保护神。佛教“医方明”与中医理论相互吸收和影响。我国历代医书中，不乏渗有佛家的思想，如药王孙思邈所著《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以及慎柔所著《慎柔五书》、慎斋著《慎斋遗书》等。从现代医学角度来看，佛教的八正道、三学、六度等修持之道，都是行之有效的身心疗法。它们对指导人生正确的心理观和生活态度，保持身心健康和人格健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身心疗法的角度看，佛教徒修持内容中的礼拜、忏悔、唱诵、打坐参禅、看护病人等，都有防治疾病的效用。比如，佛教徒经常磕头礼拜，对此，不信佛的人不说迷信，也认为封建。但仅就礼拜的效果说，从外观看，那种屈伸肢体的全身运动，正是一种很好的健身体操，能够起到舒筋活血、治病健身的效用。静心打坐也对身体十分有益。透过静坐，将身心调和，使情绪稳定，有益血液循环，调畅五脏六腑。此外通过禅定可挖掘出人的智慧潜能，钱学森教授说“定能生慧”。一些老修行八九十岁了，头脑思维敏捷，还能著书立说，与常人是不一样的。持咒念佛同样对身心有益。称念佛号，能将妄想止息，能把烦恼抛开，使心志清醒，不但有益修行，对事业也有很大的助力。奇山有一位老太太，过去疾病缠身，通过念佛，现在不但能生活自理，还能照顾孙儿。按照中国医学的原理来讲，每个人的寿命应当要活一百岁以上，就象一部机器，你要会保养，用得很正常。人的生命就是这样，需要很好地保养，佛法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养生最重要的是懂得养心，心是静的，心里面是清净的，心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六祖讲“本来无一物”。所以养心，心要清净，心要虚。心清净了，所有身体组织就正常了，这个身体使用一百年那是可能的。 病从哪里来？就是因为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这胡思乱想就会使身心里面的零件组织发生变化，换句话说，这组织就逐渐不正常了；不正常的组织，就会导致种种疾病都出来了，所以病是从妄想里头出来的。现代科学也研究人的预计寿命是120岁，如果懂得养生，人人都可以活到100岁。如果能通过礼拜、念佛、参禅打坐等方式静心，什么都不想，不用几个月，许多现代医学上的疑难杂症就会不治而愈，没有病就自然健康长寿了，所以说佛法是最高明的养生之道！可以说科技越发达，越能证明佛法的真实不虚与伟大。日本心身医学家池见面次郎先生说：在西方医学家、心理学家研究吸收东方佛学之时，我们作为东方人，不仅有必要继承东方世界宝贵精神遗产的精华，还应该利用现代科学的成果加以研究” 。现代人应该从现代医学及其它多种学科的角度重新认识佛法的价值，把佛法的精华贡献于人类，更要学习佛菩萨的救世精神，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要像文殊菩萨一样智慧，为患者正确诊治，解除痛苦；要像普贤菩萨一样行愿，为了医学事业，奋斗终生；要像地藏王菩萨一样无畏无私，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总之，佛法在现代医学上的意义，不仅在于治疗身病，更在于根治现代人的心病。自净其心，根绝一切身心病苦而回复自性的常乐我净，不仅是佛教徒的事情，也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当代医生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参考资料： 烟台名中医、市中医院 衣秀娟《佛教与医学》演讲报告。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扩展资料 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在其创立、发展过程中对中医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中医学 理论和思维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儒家经典《易经》对中医“阴阳学说”的影响、儒家经典《尚书》对中医“五行学说”的影响、儒家 思想“中庸之道”对中医“动态平衡”的影响。
现实中非左即右，而不选择站队的人就被认为是中庸之道。实际上，有些中庸是和稀泥，但有的则是比较理智。
中庸思想为孔子首倡，并为历代儒学思想家所继承和充实。它的基本特征是以道德标准、方法论和世界观为统一体，其归结点是诚。该理论在儒家中庸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意蕴凸显，具有很强的普世性价值。在现实社会中，中庸思想仍为政治。
由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扩展资料：
儒家的特征
1、以孔子为先师，为思想领袖。
2、以《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等书为经典。
3、在思想上形成了仁与礼的一种张力结构。
4、由内圣而外王，通过内体心性成就外王事功之学。
5、尤注重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并将之运用到政治实践中，成为指导性的原则。
医生治疗好病人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