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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一：医学是科学，有利于促进社会科学发展。。。。。。。。。。。。。二：医学发展了，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如：医药，器材，等等。。。。。。三：医学发展了，医生技术人员的水平就会得到相应发展，可以改善国家人口素质。。。。。。四：医学发展了，可以改善国家卫生条件，从而促使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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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学杂志，是国家级正式出版的刊物，是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正规期刊，职位晋升可以用。但，晋升职称不同，对刊物的要求也不同，一般晋升当然是可以用的，具体需根据作者医院的要求来定。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当代医学杂志，是国家级期刊。当代医学杂志，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国医师协会主办的国家级综合性学术期刊，为国家级正式出版刊物，曾荣获国家卫生部优秀期刊奖。
当代医学杂志，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批准，是核心来的【】
医学综述投稿最快见刊的期刊：《当代医学》、《医学检验与临床》、《预防医学》、《实验与检验医学》、《循证医学》。
1、《当代医学》
1994年4月创刊，旬刊。以各级临床医师为主要读者对象，兼顾各科，通过形式多样的栏目，帮助读者及时掌握医学新信息、新技术，提高临床诊疗水平，同时为我国医学学术的经验交流搭建平台，以促进我国医学科学发展为办刊宗旨。
2、《医学检验与临床》
1990年创刊，现已出刊30卷171期，共100万余万册。2002年以前以内部刊物发行，至2002年取得中国新闻出版总局国家正式刊号，正式面向全国发行。主要报道本专业领域中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以专论、论著、综述、实验研究等栏目为主。
3、《预防医学》
杂志创刊于1989年9月，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和《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统计源期刊。报道预防医学科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和新成果。栏目有专家论坛、论著、综述、疾病控制、疾病监测、妇幼保健、健康教育、卫生管理和实验技术等。
4、《实验与检验医学》
1983年6月创刊，是我国中部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实验及检验医学大型期刊。近年来，经过编委会与编辑部的共同努力，学术质量、业内影响逐年增强，近三年连续获得全国医学期刊协作网优秀期刊和江西省优秀科技期刊荣誉称号。
5、《循证医学》
杂志以广大医药卫生技术人员和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工作者为读者对象，立足临床医学，介绍循证医学的理念、方法及相关知识，探讨符合中国国情的循证医学实践，促进国内外医学学术交流和医学科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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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医学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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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投，《当代医学》目前未被任何核心期刊数据库收录中，而且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管，中国医师协会主办，说明杂志目前是国家级的普刊。普刊相比于核心期刊，投稿难度会小很多，但是在投稿之前一定要遵循杂志社对稿件的具体要求，如果给了修改意见认真修改，投稿的机率会大很多。
这是因为张国刚和我面谈时，直率地批评了《论丛》近年来的质量下降，认为这是个海内外瞩目的品牌杂志，不能愧对前贤所创的祖宗家业。他说，办刊好坏直接依赖稿源，以书代刊不能进入国际视野，不利于吸引优质论文，故当务之急是恢复刊号出版，尽快争取进入CSSCI（中国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系统，谋求大的发展。他表示，清华历史系有兴趣参与《论丛》的改刊和编辑（即和本社合办《论丛》），并可作出经济支持。张国刚的一番话虽然不免刺耳，但总体讲得在理，我答应向社领导汇报，作出回应。那时我还在四编室工作，负责编辑《俄藏黑水城文献》，我没有想到，张国刚的建议会改变我的后半生编辑生涯。所以才会被停刊。
当然是核心期刊啊，不过没那么高要求的话省级的就可以
中药处方在药学服务中的应用论文
摘要： 目的探讨中药处方分析及其在药学服务中的应用。方法选取中药处方共850份，回顾性分析中药处方中的具体用药品种、使用次数等相关情况，分析中药处方在药学服务中的作用。结果850份中药处方中，中药使用次数所占比例前3位为黄芪、丹参以及当归，分别占、及，黄芪与当归、红花以及陈皮相比，组间比较有差异（P＜），但与丹参相比，无显著性差异。不合理原因分析中，前3位为用量不当、重复给药以及诊断与处方不符，分别占、以及。结论在临床用药过程中，药师与医师应该认真核对中药处方，防止用药不合理现象的发生，掌握中药使用方法及配伍禁忌，从而保障用药安全，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关键词： 中药处方分析；药学服务；应用
中药是祖国中医的传统药材，随着药学服务的不断发展，中药药剂师的工作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药品调配中，而更注重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药学服务。中药处方不仅是医师给中药剂师开具的书面通知，同时也是中药调剂工作的一个重要依据，因此，对中药处方进行有效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研究对850份中药处方进行回顾性分析，旨在探究中药处方分析及其在药学服务中的应用效果，现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临床资料
选取于2013年8月～2015年9月在本院开具的中药处方共850份，对其进行归类统计，并对分类情况进行相应分析。
方法
回顾性分析中药处方中的具体用药品种、使用次数等，并对中药处方中是否存在用药不对症、配伍禁忌以及用量不当等情况进行分析。
统计学方法
采取统计学软件对上述数据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和例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c2检验；以P＜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中药使用次数分析
850份中药处方中，中药使用次数所占比例为前3位的是黄芪、丹参以及当归，分别占、及。其中，黄芪与当归、红花以及陈皮相比，组间比较有差异（P＜），但与丹参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中药处方分析情况
850份中药处方中，不合理因素所占比例为前3位的是用量不当、重复给药以及诊断与处方不符，分别占、以及。
3讨论
在中医治疗过程中，中药处方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只有科学配伍、对症下药，才能够充分发挥出中药的药效，进而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近几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中药保健得到了广泛关注，但在临床用药过程中，由于一些不合理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中药疗效的发挥，甚至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威胁患者的生命安全[1]。因此，对中药处方进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中药处方分析应用于药学服务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中药处方分析应用于药品调剂
疾病类型与药方是否相符
在中药调剂过程中，中药药剂师不仅需要充分了解中药的特性及其适应证，同时也要熟悉诊断学方面的相关知识。中药药剂师对医师开具的处方进行分析时，一旦发现不合理的地方，应及时与医师进行沟通，确保中药处方用药与临床诊断能够保障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再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为患者合理用药[2-3]。如果患者服用药物后，病情并未得到有效改善，药剂师应该与医师进行商讨，分析用药是否科学，依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适当修改药方，从而保障用药的安全性。比如，对于肾阳虚水肿的患者，若为患者开具治疗阴虚的药物为六味地黄丸，则会产生相反的作用，此时药剂师应与医师及时沟通，改用金贵肾气丸。
分析药物的配伍禁忌
中药配伍过程中，往往以君臣佐使、相生相克以及相佐相使为原则，按照一定的规律组合使用中药，这就要求中药药剂师需要掌握药物配伍的禁忌，依据患者的具体病情，分析药物功效，一旦出现不符合处方规范的药方，应及时与医师进行沟通，对药方进行有效修正，从而降低患者出现不良反应的机率，提升治疗效果。比如，大黄与磺胺类药物联合使用时，两类药物之间会相互抑制，从而影响到患者机体的代谢情况。与此同时，在用药过程中，药剂师应叮嘱患者用药过程中，不宜食用辛辣、生冷等食物，从而避免药效受到影响。此外，药剂师进行药物配伍时，应综合考虑患者自身的情况，辩证分型用药，这样才能充分发挥出药效[4-5]。
掌握用药剂量
中药处方的用药剂量与临床治疗效果具有密切的关系，同种药物用药剂量不同时，药物的功效也就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老人、儿童等群体来说，一旦用药剂量超过了正常范围内，可能会造成不良后果。此外，对于毒药、剧毒药物的调剂，药剂师更应该严格控制用药剂量，防止不良后果发生。由于中药的`药物成分比较复杂，若患者长时间服用，可能会产生毒副作用，比如，朱茯苓属于一种安神药物，但该药物中含有汞，若患者长期服用该药物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金属中毒现象[6]。因此，药剂师在调剂药物的过程中，应该严格审查药物的用法、用量，准确调配药物，依据药物的性质，确定相应的处理方法，保障药物能够充分发挥药效，最终达到治疗的目的。此外，药剂师还应对中药处方中的药性进行有效分析，一旦发现问题应及时与医师沟通，依据药典规定处理毒性中药，防止药物的毒副作用影响临床治疗效果。
中药处方分析应用于药品煎煮
药剂师对中药药方进行审查后，应告知患者煎煮中药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煎煮器具的选择上来说，有盖的砂锅与搪瓷杯的化学性质相对稳定，于高温情况下，往往不会出现化学反应，因此是煎煮药材的首选器具。特别应注意选择煎煮器具时，不应选择铜、铁等器具，这主要是由于此类器具于高温下容易发生化学反应，产生沉淀物，从而会影响药效的充分发挥。其次，从煎煮的方法上来说，由于中药含有的成分相对复杂，煎煮前应先采用冷水将药材浸泡40分钟左右，以便药效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浸泡药材的水面应高于药面约4cm左右[7]。
中药处方分析应用于服药时间及服药方法中采用中
药治疗的过程中，药剂师不仅要对中药处方进行有效分析，同时还应告知患者正确的用药时间及方法，从而保障药效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保障临床治疗效果。一般来说，病机位于上焦者，宜饭后用药；病机处于下焦者，宜饭前用药。饭后宜服用对肠胃会产生刺激性的药物，而饭前宜服用补益的药物；早晨宜服用补肾阳药，而下午宜服用补肾阴药；服用煎剂药物时，应将一剂药分为两次或三次服用，于温服条件下服用[8]。此外，对于服药后会出现恶心、呕吐现象的患者，可向药液中加入少许姜汁，再服煎剂药物，也可以冷服，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用药。对于昏迷的患者可以采用鼻饲的方式服药，若药物属于烈性或毒性，应逐渐增加剂量，防止用药过量引发不良后果。综上所述，在临床用药过程中，药师与医师应该认真核对中药处方，防止用药不合理现象的发生，同时还应掌握中药使用方法及其配伍禁忌，从而保障用药安全，降低不良反应的发生率。
作者:胡爱萍 李娜 单位:萍乡市中医院
参考文献：
[1]谢华金,邱芝青,蔡德,等.中药处方分析及其在药学服务中的应用[J].中国医药指南,2012,10(7):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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