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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细胞》● 肠道细菌可以预防和治疗病毒感染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Andrew T. Gewirtz课题组发现分段丝状细菌可预防和治疗轮状病毒感染。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细胞》上。尽管清除轮状病毒通常需要适应性免疫，但研究者无意间构建了RV抵抗性免疫缺陷小鼠，研究人员推测这反映某些微生物可以针对性抵抗RV。并且，这种RV抵抗性可通过共宿和粪便移植来传播。通过加热，过滤和抗菌剂来处理保护RV的微生物菌群，然后将稀释的处理过的微生物群转移到无菌小鼠体内并进行微生物组分析。这种方法表明分段的丝状细菌足以保护小鼠免受RV感染和相关的腹泻。这种保护与先前定义的RV阻抗因素无关，包括干扰素、IL-17和IL-22。SFB在回肠的定植诱导宿主基因表达的变化，并加速上皮细胞更新。在体外，将RV与含有SFB的粪便一起孵育可降低RV的感染性，表明RV可被直接中和。因此，不受免疫细胞的影响，SFB可针对某些肠道病毒感染和相关的腹泻病提供保护。据介绍，轮状病毒在各种微生物包围中接触肠道上皮细胞，从而提供了微生物影响RV感染的可能性。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提出针对全基因组分析的“白皮书”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Roseann E. Peterson课题组阐述了遗传多样性人群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机会、方法、缺陷和建议。2019年10月10日的《细胞》在线发表了这项成果。为了方便和促进多族裔和混合人群的研究，研究者概述了主要的方法学考虑因素，并重点介绍了机会，挑战，解决方案和需要发展的领域。尽管研究者认为很难分析来自不同人群的遗传数据，但这在科学和伦理上都是必不可少的，并且拥有一个扩展的分析工具箱可以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据介绍，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主要关注欧洲裔人群，但重要的是，多样化的人群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研究参与者之间日益增加的多样性将增进我们对所有人群的遗传结构的了解，并确保遗传研究广泛适用性。相关论文信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早产儿两种递增母乳喂养进度的对照试验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Jon Dorling课题组近日取得一项新成果，他们进行了两种早产儿增加母乳喂养进度的对照试验。相关论文于2019年10月10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研究组招募了2804名超早产儿或超低出生体重婴儿，将其随机分组，其中快速增加组1224名，每天每公斤体重增加30毫升母乳，缓慢增加组1246名，每天每公斤体重增加18毫升母乳，直至达到正常喂养量。快速增加组中有802名婴儿获得无中重度神经发育障碍生存，缓慢增加组中有848名。快速增加组中有的婴儿发生晚发型败血症，缓慢增加组为；快速增加组中有的婴儿发生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缓慢增长组为。总而言之，对于超早产或超低出生体重婴儿，每天每公斤增加30毫升母乳与18毫升母乳相比，并未显著增加无中重度神经发育障碍的存活率。据悉，早产儿肠道喂养量的缓慢增加可降低坏死性小肠结肠炎的风险，但增加了晚发型败血症的风险。相关论文信息：《科学》● 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命运决定机制获揭示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总医院Thorsten R. Mempel研究发现，迁移性树突状细胞激活细胞因子转化生长因子β来预处理初始CD8阳性T细胞，从而确立组织驻留记忆T细胞的命运。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在免疫稳态期间，TGF-β在表观遗传学上调节了静息的初始CD8阳性T细胞，并为在皮肤疫苗接种小鼠模型中形成表皮常驻记忆T细胞做好准备。初始T细胞调节发生在淋巴结中，但不发生在脾脏中，这是通过与周围组织来源的迁移性DC的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I依赖性相互作用而发生的，并且取决于TGF-β激活αV型整合素在DC的表达。因此，通过限制LN的信号，免疫前T细胞库能够为向特异性记忆T细胞分化命运做好准备。据介绍，eTRM细胞是屏障组织中的前哨，以防御先前遇到的病原体。eTRM细胞的产生方式对通过免疫接种诱导自身形成或预防自身免疫性疾病具有重要意义。相关论文信息：● 科学家揭示前脑突触的节律调控机制2019年10月11日，瑞士苏黎世大学Steven A. Brown、Shiva K. Tyagarajan和德国慕尼黑大学Maria S. Robles等研究人员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揭示了前脑突触转录组由时间调控，但其蛋白质组由睡眠驱动。采取生化方法，研究人员揭示了前脑突触转录本的积累显示出绝大多数的日常节律，三分之二的突触转录本显示了与时间相关的丰度，而与体细胞的振荡无关。这些转录本形成了两个明显的时间和功能簇，清晨之前的转录本与新陈代谢和翻译有关，而傍晚的转录本与突触传递有关。全天候表征突触蛋白质组证明了时间门控对突触过程和能量稳态的功能相关性。出乎意料的是，睡眠剥夺完全消除了蛋白质组，但转录本没有振荡。总的来说，这些发现表明了突触中信使RNA的昼夜节律，并且按照睡眠-清醒周期进行翻译。据介绍，神经元形成了将RNA和蛋白质转运到遥远的树突和轴突中的机制。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揭示睡眠-清醒周期中突触蛋白质磷酸化动态德国慕尼黑大学Maria S. Robles和瑞士苏黎世大学Steven A. Brown等研究人员合作揭示了睡眠-清醒周期引起的突触蛋白质组磷酸化的日常动态。相关论文发表在2019年10月11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上。研究人员对在24小时内分离出的小鼠前脑突触神经小体应用了先进的定量磷酸化蛋白质组学，可准确定量近8000种磷酸肽。一半的突触磷酸化蛋白在休息-活动和活动-休息过渡时具有最大振幅的节律。生物信息学分析揭示了通过磷酸化对突触功能的总体时间控制，包括突触传递、细胞骨架重组和兴奋/抑制平衡。睡眠剥夺消除了突触神经小体中所有磷酸化周期的98％，这表明睡眠-清醒周期而非昼夜节律信号是突触磷酸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并对睡眠和觉醒压力均有反应。据悉，昼夜节律通过调节转录、蛋白质丰度和功能来驱动生理的日常变化，包括睡眠-清醒周期。昼夜节律性磷酸化调控外围器官中的细胞过程，但对其在脑功能和突触活动中的作用知之甚少。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厌恶情绪受NMDA调控法国巴黎塞纳河神经科学大学M. A. Diana小组，研究发现甘氨酸门控GluN1/GluN3A 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对成年内侧缰核厌恶情绪的控制。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1日发表在《科学》杂志上。他们发现，GluN1 / GluN3A受体在小鼠成年MHb的神经元中起作用。在MHb中没有甘氨酸能神经元专长的情况下，神经胶质细胞通过GluN1 / GluN3A受体调节神经元活性。降低MHb中的GluN1 / GluN3A受体水平可以防止产生厌恶情绪调控。甘氨酸通过兴奋性甘氨酸能NMDA受体控制负值情绪联想，这项研究借此扩展了甘氨酸的生理和行为含义。据介绍，当与其他结合甘氨酸的亚基GluN1结合时，非经典的NMDA受体亚基GluN3A和GluN3B可以产生纯被甘氨酸激活的兴奋性电导。但是，尚未在天然成人组织中鉴定出功能性GluN1 / GluN3受体。相关论文信息：● 数据分析揭示史前社会不平等关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Heidi Deeg，Philipp W. Stockhammer和Alissa Mittnik研究团队，合作发现欧洲青铜时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揭示和理解史前社会不平等背后的机制是一项重大挑战。通过组合全基因组数据、同位素证据以及人类学和考古学数据，研究人员超越了考古学中占主导地位的超区域方法，从而揭示了青铜时代社会地位、继承规则和迁徙的复杂性。他们采用了深层的微区域方法，并分析了来自德国南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器中期的农庄相关墓地的104个人的全基因组数据。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历经几代的个体家庭包括一个高地位的核心家庭和无亲缘关系的个体，这种组织伴随着父权制和女性外来配偶，该体系在700多年来保持稳定。相关论文信息：《英国医学杂志》● 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抗血栓治疗的系统回顾近日，加拿大西部大学教授Rodrigo Bagur及其研究团队对冠状动脉搭桥术后抗血栓治疗进行了系统回顾和网络荟萃分析。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0日在线发表于《英国医学杂志》。研究组从Medline、Embase、Web of Science等大型数据库中搜索2019年1月25日之前发表的论文，筛查口服抗血栓药物来预防冠状动脉搭桥术后隐静脉移植失败的随机对照试验。最终有20个试验被纳入网络荟萃分析，共包括4803名成人参与者，9种干预措施。分析结果表明，与阿司匹林单药治疗相比，中度确定性证据支持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即阿司匹林+替卡格雷或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可减少隐静脉移植失败。在不同的抗血栓治疗中，大出血、心肌梗死和死亡的发生率并无显著差异。然而，这些试验的异质性和不连贯性差异较大。总之，这项网络荟萃分析结果提示阿司匹林+替卡格雷或氯吡格雷可有效预防冠状动脉搭桥术后隐静脉移植失败。术后的双重抗血小板治疗应充分权衡用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cn投稿事宜：.cn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小柯”是一个科学新闻写作机器人，由中国科学报社联合北京大学高水平科研团队研发而成，旨在帮助科学家以中文方式快速获取全球高水平英文论文发布的最新科研进展。《英国医学杂志》● 成年期体重变化与全因和特定因素死亡率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潘安教授课题组分析了成年期体重变化与全因和特定因素死亡率的关系。2019年10月16日，《英国医学杂志》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这项前瞻性队列研究分析了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1988-1994和1999-2014年间的数据，共有36051名参与者，他们的年龄均超过40岁，测量基线体重与身高，并回忆25岁和10年前的体重。平均随访年后，共有10500人死亡。与保持正常体重的参与者比，从青年至中年开始变胖的参与者的全因死亡率和心脏病死亡率分别高出22%和49%，风险比为和，而从青年至中年由胖变不胖的参与者与死亡风险不相关。从中年至老年时期由胖变不胖的参与者的全因死亡和心脏病因素死亡的风险增加，风险比分别为和，而从中年至老年变胖的参与者与死亡风险不相关。在整个成年期均肥胖的参与者始终与全因死亡率的增加有关：从青年至中年的风险比为，从青年至老年的风险比为，从中年至老年的风险比为。最大超重与成年期死亡率之间弱相关或零相关。不同体重变化的模式与癌症死亡率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总之，成年期一直肥胖、青年至中年体重增加、中年至晚年体重减轻均与死亡率增加有关。若整个成年期保持正常体重，特别是青年期就防止体重增加，对于预防老年早死很重要。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极早产婴儿产后再转院预后较差近日，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学院Chris Gale及其课题组研究了极早产儿在非三级医院分娩和出生后，早期转院与死亡率和严重脑损伤的关系。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6日在线发表在《英国医学期刊》上。研究组分析了英国国家新生儿研究数据库中2008年至2015年间的人口数据，共有17577名小于28周的极早产婴儿出生，按出生医院和出生后48小时内转院分组：向上转院组2158例，由非三级转至三级医院；非三级护理组2668例，在非三级医院出生且未转院；对照组10866例，在三级医院出生且未转院；水平转院组305例，在三级医院之间互转。对这些婴儿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以消除一般资料的差异影响。与对照组相比，向上转院组婴儿出院前的死亡率相差不大，但严重脑损伤的几率显著增加，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显著降低。非三级护理组婴儿死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但严重脑损伤或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相差不大。与向上转院组相比，非三级护理组的婴儿出院前的死亡率相差不大，但严重脑损伤的发生率显著降低，无严重脑损伤的存活率显著增加。水平转院组和对照组的预后无显著差异。总之，极早产婴儿在非三级医院分娩和48小时内转院与在三级医院分娩相比预后较差。研究组建议提供围产期服务，尽量使极早产婴儿在三级医院分娩，而不是产后再转院。相关论文信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儿童他汀类药物治疗的20年随访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John . Kastelein课题组，近日公布了他们对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儿童服用他汀类药物20年随访的结果。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9年10月17日出版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点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严重升高和过早发生心血管疾病。儿童服用他汀类药物的短期疗效良好，但关于其心血管疾病风险变化的长期随访却很少。研究组对他汀类药物治疗的儿童进行了长达20年的随访研究。共有214名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和他们的95名健康兄弟姐妹接受了随访。这些患者均参加过之前关于普伐他汀治疗2年的效果和安全性的安慰剂对照试验。所有参与者均填写调查问卷，提供血样，并测量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随访结果表明，患者的平均LDL水平从 mg/dL降至 mg/dL，下降了32%；37名患者达到了治疗目标，即LDL水平低于100 mg/dL。在整个随访期间，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平均进展为 mm，而健康兄弟姐妹为 mm。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39岁时心血管事件和心血管原因所致死亡的累积发生率分别为1%和0%，均显著低于其同样患病的父母。总之，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患者从儿童期开始进行他汀类药物治疗可减缓颈动脉内膜中层厚度的进展，降低成年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关论文信息：《细胞—代谢》● 酮症可改善多囊肾病美国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Thomas Weimbs课题组取得一项新进展，他们发现了酮症能够改善多囊肾病中肾囊肿的生长。2019年10月17日，国际知名学术期刊《细胞—代谢》在线发表了这一成果。最近的研究显示，食物摄入量的轻微减少会减慢小鼠模型中PKD的进展，但尚不清楚其影响是仅由于卡路里减少还是饮食的其他方面所致。研究人员发现该益处是由于酮症的诱导。在PKD大鼠模型中，限时进食且无热量减少，可强烈抑制受影响肾脏中的mTOR信号传导、增殖和纤维化。生酮饮食具有相似的作用，并导致肾囊性负担的消退。大鼠、小鼠和猫的PKD模型的急性禁食可导致囊肿体积迅速减少，而大鼠口服β-羟基丁酸酮则可强烈抑制PKD进程。这些结果表明，PKD中的囊细胞在代谢上缺乏弹性，可以通过饮食干预或补充BHB加以利用，这提示了治疗PKD的新途径。相关论文信息：《癌细胞》● ATRX基因突变神经母细胞瘤亚型对EZH2抑制剂敏感美国西奈山伊坎医学院Emily Bernstein研究团队发现，ATRX基因框内融合突变的神经母细胞瘤对EZH2的抑制敏感，这是通过调节神经元特征基因来实现的。相关论文于2019年10月17日在线发表在《癌细胞》杂志上。研究人员发现ATRX阅读框内融合蛋白从富含H3K9me3的染色质重新分布到活跃基因的启动子，并将REST基因鉴定为ATRX IFF目标，其激活促进了神经元分化基因的沉默。 研究人员进一步表明，由于神经生成基因的抑制，ATRX IFF细胞显示出对EZH2抑制剂的敏感性。因此，研究人员证明了ATRX结构的改变不是功能丧失，并提出了EZH2抑制剂作为ATRX IFF神经母细胞瘤的潜在疗法。据介绍，ATRX基因改变在青少年和年轻人的神经母细胞瘤中频繁发生。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ATRX的N末端大片段缺失，可产生无关键染色质相互作用域的IFF蛋白，同时保留SWI/SNF样解旋酶区域。相关论文信息：《细胞—干细胞》● 研究揭示驱动神经诱导的调控元件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Nir Yosef和旧金山分校的Nadav Ahituv等研究人员合作鉴定并表征了驱动神经诱导的调控元件。这一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2019年10月17日的《细胞—干细胞》。利用人类多能干细胞的神经诱导作为范例，研究人员通过使用RNA测序、染色质免疫沉淀测序以及转座酶可及性染色质测序测试了在早期神经分化过程中的七个时间点。研究人员发现，DNA可及性的变化先于H3K27ac，随后是基因表达的变化。通过使用大规模平行报道基因分析在所有七个时间点测试2464个候选调控序列的活性，研究人员显示这些序列中的许多序列具有与各自细胞内源基因表达和染色质变化相关的时间活跃模式。研究人员结合所有基因组和MPRA数据的优先排序方法进一步确定了驱动神经命运的关键转录因子。这些结果提供了基因和调控元件的综合资源，即这些基因和调控元件可以在分化过程中协调神经诱导并阐明时序框架。据了解，表观基因调控和谱系特异性基因表达共同作用以驱动细胞分化，但这些过程之间的时序相互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清楚。相关论文信息：《细胞》：Volume 179 Issue 3● 体细胞重编程研究取得新进展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吴军和索尔克生物研究所Juan Carlos Izpisua Belmonte研究团队合作，从小鼠胚胎或成年细胞诱导产生了囊胚样结构。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在2019年10月17日出版的《细胞》杂志上。从单一的干细胞类型出发，到潜能扩展多能干细胞，研究人员建立了3D分化系统，该系统能够通过谱系分离和自组织的方式生成囊胚样结构。EPS- blastoids在形态和细胞类型划分方面都类似于囊胚，并且在体外模拟了胚胎着床前和着床后早期发育过程中关键的形态发生事件。转移后，一些EPS囊胚进行了着床，引起子宫内膜蜕膜化，并在子宫内产生了尽管杂乱但有生命的组织。单细胞RNA测序分析显示EPS囊胚包含所有三个囊胚细胞类型，且它们的转录水平与正常的囊胚很类似。研究提供的证据表明可以通过细胞重编程从成年细胞中产生EPS囊胚。 EPS囊胚为研究早期胚胎发生提供了独特的平台，并为通过使用培养的细胞创造可行的合成胚胎铺平了道路。据了解，从胚胎到8细胞阶段的单个小鼠卵裂球可以产生整个囊胚。实验室培养的细胞是否保留相似的细胞全能性仍然未知。相关论文信息：《科学》● 研究发现发育中小脑初级祖区的时空扩展美国西雅图儿童研究所Kathleen J. Millen团队研究发现发育中的人类小脑初级祖区的时空扩展。这一研究成果2019年10月17日在线发表于《科学》杂志。他们提出了从受孕后30天到出生后9个月的人类小脑的组织学和分子分析。人与小鼠之间的发育方式差异包括脑室和菱形唇初级祖细胞区域的时空扩展，以包括含有基底祖细胞的脑室下区域。通过小脑发育，人的菱形唇比在小鼠中持续存在更长的时间，并经历形态变化以在后小叶中形成祖细胞集合，这在其他生物体中甚至在非人类灵长类猕猴中都没有看到。人菱形唇的发育受阻与小脑后小脑蚓体发育不全和丹迪-沃克畸形有关。 这些特定物种的神经祖细胞的存在完善了我们对人类小脑发育障碍的认识。相关论文信息：● 研究发现适应性古人类基因美国华盛顿大学Evan E. Eichler课题组在研究中取得进展。他们发现拷贝数变异的适应性古老基因渗入和先前未知的人类基因。该研究于2019年10月18日发表于《科学》。研究人员发现分层的CNV与美拉尼西亚人的正选择特征显著相关，并为分别来自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的和染色体上的大量CNV的适应性渗入提供了证据。使用长读序列数据，研究人员重建了这些多态性的结构和复杂的进化历史，并表明这两种基因均编码大多数人群中不存在的正选择基因。这项研究结果表明，起源于古人类并渗入现代人类的大量CNV在当地人口适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代表了尚未充分研究的大规模遗传变异的来源。据介绍，CNV比单核苷酸变异承受更大的选择压力，但尚未系统研究其在古老基因渗入和适应中的作用。相关论文信息：《科学》：Volume 366 Issue 6463● 科学家揭示海洋和陆生群体的生物多样性变化德国生物多样性综合研究中心Shane A. Blowes、美国丹尼森大学Sarah R. Supp和英国圣安德鲁斯大学Maria Dornelas等研究人员合作取得一项新成果。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海洋和陆生群体中生物多样性的变化。2019年10月18日出版的《科学》发表了这项成果。研究人员使用239个研究中的50000多个生物多样性时间序列，研究了物种丰富度和组成变化的空间变化，并发现了生物多样性变化的明显地理变化。快速的成分变化是普遍的，并且海洋生物群落超过总体趋势，而陆地生物群落落后于总体趋势。尽管在一些海洋研究中发现群体的丰富度每年平均增加和减少的趋势高达20％，但其平均富集度并没有改变。在局部范围上，广泛的成分重组通常与丰富度变化脱钩，而海洋中的生物多样性变化最强烈且变化最大。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生物多样性。全球范围内下降的预测与地方范围内高度变化的趋势形成对比，表明生物多样性变化可能是具有空间结构的。相关论文信息：合作事宜：.cn投稿事宜：.cn王者之心2点击试玩
29公分就是29厘米，一样的。
身高太高也是好事，从一个人的身高来看，就能说明它的健康指数了，身高决定了健康你不相信吗?下面就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吧!当身高遇上健康①个子越高的人骨折风险高不仅个高的人更容易受伤，而且ta们受的伤往往也更严重。199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个子较高的男女髋部骨折的风险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子高的人四肢较长，身体重心较高，所以在平衡和稳定性方面比较不利，比较容易摔跤，骨骼断裂的可能性也更高。拿职业运动员来说，一般高大的球员，往往会有较多较严重的损伤，而且这些损伤需要的恢复时间比那些个矮的队友要多得多。②个高的人血栓风险也高研究者团队表示，身材高大并且肥胖的男性具有更高的危险有可能会出现血液凝块的情况。这项研究发现，血栓--这种足以致命的血液凝块通常高发于肺部，而升高在6英尺以上的男性出现血栓的风险则高出了倍。③个子高的男人出轨率更高2014年，纽约大学一项对5000个家庭的分析发现，高个子男性结婚普遍早于矮个子男性，但后者的婚姻稳定性却比前者高出很多。那些身高在170厘米或者更矮的男性，离婚的可能性低了32%.研究人员猜测，矮个男人更倾向于使用金钱来弥补他们身材上的缺陷，而高个子男人则会利用自己的身材优势吸引相对收入更高的女人。④个子越高的人患癌风险高发表在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发现，身高与包括乳腺癌、卵巢癌、子宫癌、肠癌、白血病和恶性黑色素瘤等多种癌症相关，身高每增加4英寸(厘米)，患癌几率就增加16%.
脚部和小腿肿胀可能是由于心力衰竭，外周动脉疾病、肺病或者是静脉功能不全。静脉功能不全也就是静脉很难将退步的血液输至心脏，在这种情况下，因为血液没能泵到心脏中，下肢就会聚积体液。
怎么办：出现这种情况后需要马上就医。有可能只是你吃盐太多了，但是这需要医生来判断。
这种情况也被称作早秃、谢顶。哈佛医学院和伯明翰女子医院共同实施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男性体毛脱落和非致命性心脏病发作、心绞痛或者胸痛这类心脏问题相关。不管处于哪个年龄阶段的男性：当出现发际线后退时，出现这类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9%；当头顶出现斑秃时，出现这类疾病的风险会增加23%；头发完全掉光时，出现这类疾病的风险会增加36%。患病风险增加的男性，还会出现高血压或者高胆固醇的症状。(有脱发症状，且胆固醇高的男性的患病风险，比那些没有脱发症状且胆固醇水平正常的男性几乎高了三倍。)
怎么办：了解一下家里人的心脏病患病风险以及脱发情况。如果你风险较高的话，就要定期去医生那里做检查。还要问问医生，怎样才能降低胆固醇水平和血压值。从戒烟、锻炼以及减少脂肪摄入开始！
有研究发现，相比于收缩压，握力能更好地预测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在一项包含有男性被试者和女性被试者的研究中，握力每下降11磅(约5公斤)，死于心脏病的风险就会增加17%，心脏病发作的风险就会增加7%，脑卒中的风险就会增加9%。
怎么办：虽然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评估握力训练是否能改善心脏健康，但是练练肌肉总是不会错的。美国心脏病学会建议，每周至少进行两次重量训练。试试双手抓在栏杆上并使身体悬空，或者用指尖做俯卧撑，如果你这两种都做不起来的话，还可以买一个握力器，就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练习！
这种睡眠障碍会显著增加中风风险，而且耶鲁大学医学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这种睡眠障碍带来的风险与其他因素带来的风险是相互独立的。据美国心脏病协会(AHA)表示，五名成年人中就有一名患有轻度至中度的睡眠呼吸暂停，而且男性患者比女性患者多。睡眠呼吸暂停与肥胖有关，而肥胖也是心脏病的风险因素之一。当你周期性地停止呼吸时，你就不能吸入足够的氧气。大脑就会发出一个全身警告，这样就会刺激你的血压升高，心跳加速，一段时间过后，身体就会出现炎症，并损坏血管。
怎么办：经常有人和你说你打呼噜？或者是当你睡觉的时候，呼吸会周期性地暂停？你是否会发现自己突然惊醒，且呼吸急促？去睡眠诊所做个评估吧。治疗包括：生活方式的调整(减肥、戒烟)，睡觉时使用CPAP呼吸机或者戴口腔矫治器来保持呼吸道的畅通，情况严重者可能需要做手术。
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中的一项研究表明，身高每高英寸(约厘米)，患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降低了。有人质疑，可能是因为营养不良同时导致了身高矮和心脏病，但研究者发现，遗传因素的作用要大于饮食较差的作用。这项研究显示，控制身高的基因可能与控制胆固醇水平的基因有关，所以身高与心脏病有了联系。
怎么办：长得矮并不意味着你就一定会患心脏病。虽然我们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基因，但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去医生那里对你的整体风险做一个评估。
对男性来说，勃起障碍一直都与冠状动脉疾病有关。患有冠状动脉疾病的女性也会在性方面出现一些问题，比如性欲、性唤醒、润滑、高潮和疼痛等问题。
怎么办：去看医生做一个全面的检查，检查你是否患有冠状动脉疾病。同时，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应该去咨询一下性治疗师或者是性教育者，他们能够给你提供心理方面的帮助，以及生活方式改变上的建议。
1995年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个子较高的男女髋部骨折的风险更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个子高的人四肢较长，身体重心较高，所以在平衡和稳定性方面比较不利，比较容易摔跤，骨骼断裂的可能性也更高。研究者团队表示，身材高大并且肥胖的男性具有更高的危险有可能会出现血液凝块的情况。 这项研究发现，血栓——这种足以致命的血液凝块通常高发于肺部，而升高在6英尺以上的男性出现血栓的风险则高出了2倍。矮个子寿命比高个子平均多活9年。另外，曾针对8000名在1900年至1919年出生的美国日裔男性做过一项调查。研究人员把他们按身高分成两组，5英尺2英寸(157。48cm)及以下和5英尺4英寸(162 ，156cm)及以上。 追踪多年，其间还密切跟进他们的生活模式及健康状况。结果发现5英尺2英寸及以下的组别最长寿，而个子愈高的则愈早去世。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简称NEJM) 是由美国麻州医学协会(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所出版的评审性质医学期刊(medical journal )和综合性医学期刊，1811年由约翰·柯川博士创办，始称《新英格兰医学与外科期刊》。
1828年，它改为周刊型态出版，也被更名为《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期刊》；一百年之后，它就采用现今我们所知道的名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期刊内容包含有：主题性之社论，原创性的论文，旁征博引性的评论性文章，即时短篇论文，案例报告，亦有一独特的报导项目称之为《临床医学影像》(Images in Clinical Medicine)。
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简称NEJM) 是由美国麻州医学协会( Massachusetts Medical Society)所出版的评审性质医学期刊(medical journal )和综合性医学期刊，1811年由约翰·柯川博士创办，始称《新英格兰医学与外科期刊》。
1828年，它改为周刊型态出版，也被更名为《波士顿医学与外科期刊》；一百年之后，它就采用现今我们所知道的名称《新英格兰医学期刊》。
期刊内容包含有：主题性之社论，原创性的论文，旁征博引性的评论性文章，即时短篇论文，案例报告，亦有一独特的报导项目称之为《临床医学影像》(Images in Clinical Medicine)。
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是由美国麻省医学协会出版的同行评审医学期刊，是目前医学期刊中影响因子最高的刊物之一。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临床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021年影响因子刊登了西安市第三医院眼科张鹏主任及陈莲主治医师的文章。
1978年，全球首例人类卵子体外受精 （IVF） 婴儿出生，由于其受精过程在实验室进行，这些孩子被形象地称为“ 试管婴儿 ”。“试管婴儿”技术帮助许多人圆了当父母的梦想，至今四十多年时间里，全世界估计已有约700万例通过试管婴儿及其改良技术诞生的孩子。
然而，近年来，随着技术的进步，开始出现了一项名为“ 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选择 （ESPC） ”的服务，该技术可以允许接受体外受精者通过多基因评分选择更 健康 、更聪明的胚胎。然而，这项服务的益处、风险以及伦理问题，究竟如何呢？
2021年7月1日，国际顶尖医学期刊《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 》NEJM发表了题为： Problems with Using Polygenic Scores to Select Embryos 的特别报道。
该报道描述了“ 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选择 （ESPC） ” 存在的局限性 ，并警告接受体外受精的患者和医生， 不要形成ESPC技术有效且风险很低的印象 。
相同的基因通常会影响不同的性状，因此，用 ESPC技术 选择一种性状，可能会导致产生另一种不利的性状，例如基于某个基因选择了让孩子更聪明，此时可能这个基因导致将来孩子出现精神出现问题。
文章作者还警告说， ESPS技术的大量使用，还有可能改变人口结构、加剧 社会 经济不平等以及贬低某些特征 。因此， 有必要制定针对该服务的标准，并进行相应监管，防止该技术的滥用 。
定制婴儿
多基因评分是对来自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的个体 健康 和其他结果的预测。实际上，在成年人中，多基因评分可以部分预测这些结果，但预测能力也较微弱，尤其是对 社会 和行为特征的预测。更重要的是，该技术对胚胎的预测能力显著降低。
然而，即便如此，目前已经有多家公司与进行试管婴儿辅助生殖的医疗机构合作，为那些进行试管婴儿的患者选择胚胎， 希望挑选出成年后患糖尿病、癌症、心脏病、炎症性肠病、阿尔茨海默症和精神分裂症等疾病的概率更低的胚胎 。
甚至，还有公司号称可以根据预测并 挑选出将来 受教育程度 、 收入 和 认知能力 更高的胚胎 。还有公司称将来可以提供对 肤色 和 智商 的选择。
多基因评分的缺点
“ 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选择 （ESPC） ”至少需要选出的某种特征给出适度准确的预测，才能说有用。
然而，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产生多基因评分时，高分的人和低分的人确实产生了中等甚至很大的差异，然而，这些差异是基于来自不同家庭的人，并未排除变量。当对同一家庭成员进行多基因评分，预测能力则大大下降。
例如对将来受教育程度的预测，不同评分的欧洲不同家庭的成员确实产生了较大差异，但是对同一家庭成员之间的预测，则差异大大降低。
此外，目前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建立的多基因评分标准，大多是基于欧洲人口建立的，对其他地区的人口适用度不足。
例如，通过多基因评分对高血压、2型糖尿病和冠状动脉疾病风险的预测，可以明显看出，在欧洲人群中最显著，在美国、东亚、非洲，依次降低。
多基因评分选择的一种性状，可能会导致产生另一种不利的性状，例如基于某个基因选择了让孩子更聪明，此时可能这个基因导致将来孩子出现精神出现问题。
还有一点，通过多基因评分选出来的胚胎，长大成年过程中及之后，所处的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这也会降低当初预测的准确性。
最后，即使多基因评分实现了有限的准确性，它的广泛使用同样会带来其他风险，目前该技术很大程度上只适用于富裕人群，且预测最准确的是欧洲人，这会加剧 社会 的不公平。
而且，被该技术放弃选择的特征，会被认为是一种价值较低的特征，进而带来偏见和歧视。例如，如果很多人都不选择单眼皮，那么单眼皮的人可能会因此被歧视。
该文章的通讯作者、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 Daniel J. Benjamin 教授表示， 许多个人的生殖决策，经过几代人的积累，可能会产生深远的 社会 后果。这些决定可能会改变人口结构，加剧 社会 不平、带来歧视等等 。
因此，论文作者呼吁专业医学协会制定针对“ 基于多基因评分的胚胎选择 （ESPC） ”的政策和指导文件，还呼吁提供这些服务的公司要证明自己向客户提供的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以及易于理解。
论文链接：
很好，得到了国内外客户的信赖和认可！！！！！！！！！！！！！！！
北京时间2017年5月11日19点01分，据美国商业资讯消息，在美国密歇根州安娜堡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两位专门从事甲状腺相关疾病的杰出医师——来自加利福尼亚州比佛利山庄的外科医生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来自密歇根州安娜堡的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已经公布了一项激动人心的甲状腺眼疾的非手术治疗方案，该方案用于治疗甲状腺疾病中较重的症状之一——甲状腺相关眼病。据统计，大约有2000万美国人患有某种形式的甲状腺疾病。甲状腺功能亢进最常见的形式是Graves病引起各种症状，包括极度焦虑和疲劳，手抖，出汗增加和体重减轻。这种疾病通常带有眼睛膨胀和突出，医学上称之为眼病，影响高达50％的Graves病受害者。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研究了将近15年的时间，发明了该种药物，名为Teprotumumab。Teprotumumab可以靶向阻止眼睛组织的分子，对抗Graves眼疾的出现。 本月，医学界具有显著地位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两名外科医生联合撰写的论文，首次证明药物可以代替甲状腺眼病的手术，Teprotumumab不仅可以作为阻止疾病进展的抗体，而且还显示可以完全逆转疾病。美国FDA（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指定它为“突破性”疗法，将彻底改变甲状腺眼病医学领域。全球共有22个中心参与了临床试验，成为该病在全球范围内最大的生物试验。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担任国家Teprotumumab试验的首席研究员，将监督本月晚些时候在洛杉矶进行的最终试验。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和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的合作成功的彻底改变了甲状腺相关眼病治疗方案的游戏规则。Teprotumumab不仅替代了手术，而且代表了第一也是唯一显示出能够逆转疾病的药物。医学界已经接受了Teprotumumab的治疗方案，并且注定会受到Graves病患者的欢迎。Cedars-Sinai医疗中心非常荣幸能够成为这一非凡疗法的中心之一”Cedars-Sinai（西达赛奈）大学学术事务部外科与副院长主任.如是说。 Teprotumumab最快将于明年首次批准上市，亮相美国六大医疗中心，其中包括洛杉矶的Cedars-Sinai医疗中心和比佛利山的LaPeer健康中心。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同时也在美国加州和中国上海接待来自全美以及全世界的患者。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是一名有着丰富临床治疗经验的国际知名眼整形、眼眶病专家。其中，在甲状腺相关眼病中具有突出贡献，其外科治疗和科学研究领域的水平均处于国际领先地位，其每年的手术量在美国也是位居前列。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研究出了全球首个治疗甲状腺眼病的新药，同时也是他率先提出了甲状腺眼病个性化微创治疗方案，该方案旨在使用最小创伤，手术更安全的同时减少瘢痕的形成，以及更快的恢复。该治疗方案赢得了广大患者的美誉。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目前担任众多职务，国际甲状腺眼病联合创始人兼委员会委员，美国眼整形协会会员，美国眼整形协会青年医生培养项目委员会委员，美国密西根大学附属Kellogg眼科医院教授，美国美容协会会员，国家甲状腺眼病基金会科学委员会成员，美国甲状腺协会会员，亚太眼科学学会培训委员会主任，美国眼眶学会会员，美国眼科杂志审稿人，临床内分泌和代谢杂志审稿人。 雷蒙德·道格拉斯（Raymond Douglas）教授经过长年高等学府的教育和培训，手术功底扎实，科学研究能力强。擅长于甲状腺眼病的个性化微创治疗，其他眼眶疾病，各类眼睑失败手术矫正，眼部皮肤癌后Mohs修复手术。密歇根大学眼科与视觉科学研究所教授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是世界知名的内分泌学家，研究Graves病、眼睛表现和相关自身免疫性疾病20多年。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的实验室最先提出眼睛周围组织的独特分子属性容易受到Graves病的炎症反应。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获得密苏里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学位，并在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和巴尔的摩的西奈医院完成了他的住院医师实践。之后他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院完成了生物物理学进修科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分子生物化学和芝加哥大学普里兹克医学院的临床内分泌学进修科目。 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是超过150篇文章和书籍的作者，并获得了由他研究发现成果的五项专利。他当选为美国国家Orbit学会Graves’基金会首席科学官，并担任许多科学期刊的审稿人。自1983年以来，特里·史密斯（Terry Smith）教授连续由国立卫生研究院和退伍军人管理局资助。
中国已有多个新冠疫苗进入实用。其中，国药与科兴的三支灭活疫苗是最早进入三期临床试验、最早获得紧急授权的一批疫苗，也是现在我们推广接种中的主流疫苗。在获批紧急授权时，疫苗往往会公开一个整体有效性数据，比如国药公布过总体有效性为，科兴公布过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为。这些数据固然有参考价值，但只是临床试验结果的很小一部分。缺乏详细数据、试验细节的支撑，很难完善评估一个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这对于提升民众接种的意愿以及最终提高疫苗接种率都是有负面影响的。最近，科兴灭活疫苗有两项重要研究结果以预印版论文的形式发表，一项是2020年夏天到12月底在巴西做的三期临床试验，另一项则是在巴西马瑙斯市今年1月19日到3月25日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这两篇论文的发表，让我们对科兴疫苗有了更详细的了解。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这两项研究都是以医务人员为研究对象。由于巴西当地疫情严重，医务人员接触并感染到新冠病毒的概率非常高，以他（她）们为研究对象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收集到分析结果所需要的感染病例数，大大缩短试验所需的时间。科兴疫苗在有效性安全性上到底交出了什么样的答卷呢？由于三期临床试验有偏差少，可靠性高的优势，我们要先看看这个试验的结果。像科兴这样的两针型疫苗，我们一般认为，疫苗的免疫保护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就完全建立了。科兴在巴西的临床试验有9823名志愿者符合这个条件（4953人在疫苗组，4870人在安慰剂组）。其中疫苗组记录了85例有症状的感染，安慰剂组则有168例。有效性是。这是基于所有有症状的感染。对于新冠来说，我们还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就是疫苗对重症的保护作用是什么样的。在这个问题上，做三期临床试验的研究人员对此也专门做了分析。对于中症，如果看临床症状评分达到了3（评分越高，越严重）的病例，疫苗组有只有5例，而安慰剂组有30例，有效性是。如果看评分在4以上或重症，那疫苗组里一例也没有，而安慰剂组分别由10例与6例。虽说随着病症严重程度的增加，病例数很少，统计学上的效力有限，但至少疫苗显示了良好的防重症趋势。这些是第二针两周后的结果，那打了一针疫苗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没法根据目前的临床试验结果来回答。因为试验里绝大部分受试者第一针打完两周后就接种了第二针，没有足够的只打了一针的人做分析。从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的曲线看，第一针后两周起两组也开始有了差异，所以疫苗或许自此就开始有保护作用了。如果从第一针打完两周后算起，有效性是，但这是建立在绝大部分受试者接受了第二针疫苗的基础上，不是单独一针的有效性。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科兴疫苗接种组与安慰剂组感染率曲线（来自引文1）以上有效性数据都来自巴西去年的三期临床试验，如我们之前所言，当时巴西的疫情以原始病毒株为主。但如今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多个有免疫逃逸倾向的突变株，去年的疫苗对今年的病毒还有效吗？这个问题是很多人关心的。巴西也是目前受新冠突变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处亚马逊雨林马瑙斯市在今年就遭受了巴西突变株P1导致的第二波疫情。由于当地很多医务工作人员已经接种了科兴疫苗，美国与巴西的研究人员就此做了回顾分析。发现在接种一针科兴疫苗两周后（注意这是按接种一针两周后时间算起，不是说只接种一针），感染有症状新冠的风险降低了。这与我们上述提到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是比较一致的。考虑到一些病毒基因组监测显示目前马瑙斯市的P1突变株占了总感染病例的80%，这一研究意味着科兴疫苗对此突变株很可能仍然维持着有效性。这对深受突变病毒株所害的巴西是一个好消息。除了有效性外，安全性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从三期临床试验结果来看，科兴疫苗的安全性非常不错。最主要的不良反应是注射点疼痛（疫苗组，安慰剂组）。不良反应的发生率在肥胖与心血管疾病患者中更高，但考虑到试验中严重不良反应事件非常少，对于这些基础疾病患者，疫苗的整体安全性仍然不错。最为关键的是，这些安全性数据是基于一半的受试者已经在完成两针疫苗接种后跟踪了两个月的时间上的。根据以往疫苗研发的经验，绝大部分不良反应会在疫苗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后的两个月内发生。所以两个月的跟踪时间才能比较好地评价一个疫苗地安全性，科兴疫苗目前满足了这一标准。仍有不少缺憾无论是三期临床试验的结果，还是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科兴疫苗都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详细数据。从安全性角度看，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试验中没有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也做到了相对充分的中位两个月跟踪时间。这是非常不错的。从有效性看，针对有症状新冠感染的有效性，相较mRNA疫苗以及强生腺病毒疫苗而言，确实低了一点。虽说不同临床试验的结果不能直接比较，但根据接种后血清中和抗体数据，灭活疫苗的抗体诱导低于康复者血清，而上述提到的三个疫苗都高于康复者血清的3-4倍。参考多项不同研究结果，灭活疫苗在有效性上低于另外几个疫苗是比较符实的。当然，的有效性并非不好。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疫苗有效性50%不是说接种的人只有一半有效，另一半打了白打。而是说接种疫苗的人，相对未接种的，感染疾病的风险会降低50%。通过一个安全性很好的预防性措施——疫苗接种，让我们减少50%的患病风险，这是非常好的选择。那是不是说，科兴在巴西的这两项研究结果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呢？也不是。这两项研究仍然有不少缺憾，有待今后进一步的研究来解决。最显著的一些问题或许与两项研究的样本量、统计效力有关。仔细看两个研究的有效性结果，除了具体的有效性数字外；另一个需要考虑的是 “95%置信区间”，这关系到我们得到的有效性数值有多可靠。比如，我们再去重做一个巴西三期临床试验，总体有效性还会是吗？“95%置信区间” 可以告诉我们，如果能重复这样的试验无数次，大概率的结果会在什么范围里。科兴巴西三期临床试验的置信区间是36%-62%。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对比辉瑞/BioNTech的三期临床试验结果，“95%置信区间” 是——这反映了我们的试验在统计学效力上确实不如它们的高。同样的问题也反应在重症保护上，巴西三期临床试验 “95%置信区间” 是。虽然我们在这个试验里算出来的数字是100%，但这么大的置信区间范围，说绝对的100%重症保护作用就值得商榷了。关于巴西突变株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也有这个问题。对于有症状的感染，分析出来的有效性是，但 “95%置信区间” 是。这些不是说科兴的有效性数据、重症保护作用不可靠，而是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研究来继续验证明确疫苗的有效性。有些问题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比如，马瑙斯市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里，接种疫苗的人在刚接种后的两周，感染新冠的风险比没接种的还高。这一现象很难理解，或许只是因为样本量小导致的偶然现象，但仍然值得进一步分析。回到与科兴疫苗目前实用有关的问题。巴西三期临床试验里做了一小部分接种者的血清中和实验，显示对巴西突变株P1的中和能力没有改变。而最近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血清中和实验里，国药与科兴的接种者血清对南非突变株中和能力都有明显下降。考虑到巴西突变株P1与南非突变株共享棘突蛋白上多个关键突变，这种差异值得进一步研究。除了血清中和实验外，目前多项研究显示新冠突变株尚未摆脱T细胞免疫。根据灭活疫苗的特点，国药与科兴的疫苗恐怕不会刺激足够的T细胞免疫。但这仍需要真实实验数据来评估。毕竟Moderna的mRNA疫苗在早期动物模型中未诱导明显的T细胞免疫，但在后来的临床试验中仍展现了一定的T细胞免疫。T细胞免疫研究与血清中和实验一样，都是评估疫苗对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的重要手段，面对愈演愈烈的病毒突变威胁，相关工作是亟需的。在科兴的一二期临床实验里，更长的两针间隔时间（间隔四周对比间隔两周）对应了更多的中和抗体形成。最近高福院士也提出说，要考虑通过调整两针疫苗接种间隔等手段，优化疫苗保护率。这一想法在免疫学原理上不无道理。遗憾的是，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里，两针间隔超过三周的人很少，无法确认延长间隔是否真的增加了有效性。这是涉及到我们如何科学制定接种方案、优化接种效果的大事，今后也必须要有严谨的试验验证才行。科兴三期临床试验的另一缺陷是老年人太少。这是以医务工作人员为研究对象的必然缺陷，只有入组人数的5%左右。这就使得明确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性与安全性有困难。有效性或许可以通过小规模试验检测老年人接种后中和抗体的滴度来解决。但安全性是没法用这种方法来取巧。其实疫苗的安全性也不是在三期临床试验中验证完了就万事大吉。像最近阿斯利康/牛津大学疫苗的血栓问题就说明了，对于极罕见的不良反应，仅有大规模三期临床试验是不够的，还要在疫苗上市后做好安全性跟踪。科兴疫苗在三期临床里老年人数据就有缺失，意味着我们在上市后的追踪监管更要仔细。最后，科学研究都是不断进展的，没有一个试验会尽善尽美，回答所有疑问。国外的疫苗临床试验如此，我们自己的疫苗试验也是如此。希望科兴的疫苗以及其它国产疫苗能通过以后进一步的研究，取得更完善详尽的有效性安全性数据，为全世界的疫情控制做出贡献。背景知识三期临床试验与真实世界研究，各具价值三期临床试验是前瞻性研究，通俗得讲就是我们事先设计好试验流程、方案，然后按照设计去执行试验、收集数据，试验做完了，再分析结果，得出结论。科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根据分析疫苗有效性需要的数据量，事先就确定了大概要招募13000名志愿者（一半接种疫苗，另一半接种安慰剂），整个试验遇到61例病例可以做中期分析，遇到151例病例可以做主要有效性终点分析。这种前瞻性研究的优势是偏差少。以科兴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例，志愿者入组时就根据年龄、性别、基础疾病等信息随机分配到疫苗组与安慰剂组。这样，两组间除了接种的是否是真疫苗外，没有别的区别会引起结果有别。同时还是双盲，志愿者、执行接种的护士以及评估确诊感染的研究人员都不知道谁打了疫苗，谁打了安慰剂，也防止了人为主观偏差的引入。我们经常强调，检验一个新药，包括一个新疫苗的金标准是随机双盲的三期临床试验，因为这类试验把其它干扰因素都尽可能排除了，只看研究药物的作用。三期临床试验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性与优点，但也有缺点，最明显的一个是耗时长。像科兴在巴西的试验，从2020年7月21日开始招募志愿者，一直到12月16日才招募完近13000名受试者。要注意，试验不是招募完志愿者就完了，科兴的试验里志愿者入组后要间隔两周接种两针疫苗，有效性则要从第二针接种完的两周后（免疫反应完全建立）开始算起。像新冠这样疫情波动非常大的疾病，如果我们只靠三期临床试验去研究分析疫苗的有效性与安全性，往往会出现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情况。比如，新冠现在出现了很多个可能有部分免疫逃逸的突变株，在巴西就有P1突变株——我们俗称的巴西突变株。科兴做三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当地还没有这个突变株，但现在它已经是巴西的主流新冠病毒株了。那科兴疫苗对这个突变株有效吗？如果再去做个三期临床试验来验证，那我们可能要等到2022年才知道结果了，那时候说不定主要流行的突变株又变了。面对这些“变量”，我们需要其它研究方法来补充疫苗有效性的研究验证。其中一种就是真实世界数据分析。不同于三期临床试验，真实世界数据分析是回顾性研究。科兴疫苗在巴西马瑙斯市的真实世界研究，是回溯分析了当地1月19日到3月25日这一时间段里，医务人员中间的新冠感染数据。看看感染的人里，哪些打了疫苗，哪些没有打，两类人的感染率有没有区别。这种回顾性分析不像前瞻性研究，很难排除“分组”时有其它潜在差异造成干扰，但可以现在就告诉我们，科兴对巴西的P1突变株是否还有效，不用说过一年半载才知道结果。也正因为这些各自的特点差异，科兴疫苗去年在巴西的三期临床试验与今年的真实世界数据分析都很重要——一个是在偏差最低的情况下，从最基本的层面来告诉我们，这个灭活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到底如何。另一个是在波动的疫情下，实时告诉我们，疫苗对新出现的突变株，有效性是否有变。
钟南山表示，中国CD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现在只是个技术部门。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CDC的特殊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要一级一级上报。CDC向地方政府上报后由地方政府决定如何处置。第二，SARS等突发性传染病过去之后，很多研究所就不搞了。所以这一次对于突发疾病，治疗上感到束手无策。一个月内研发出一个新药根本不可能，需要长期的积累，这也体现出我们防控体系的问题。（图片来源：南方+ 摄影：吴伟洪）钟南山缘何会提出CDC的地位需要提高，未来也需要一定的行政权？2月4日，21世纪经济报道刊发了《CDC的使命》一文，对中国CDC的发展进程、主要职责以及使命进行了详细的复盘，同时也提出目前中国CDC存在的短板以及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从中或许可以窥见一二。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战，中国疾控中心作为一个核心角色却不时陷入舆论中心。先是因为疫情发布承受了巨大压力，接着又因为1月30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副主任冯子健参与署名，由中国疾控中心等十余家机构发表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篇论文再度陷入漩涡。也正是由于这篇论文，整个中国舆论才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疾控中心在中国的传染病防御中的角色定位。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回顾看，如果能够早发现、早点确认，确实可以更好地控制疫情。新的传染疾病从发现到确认，需要有一个过程。事实上，中国疾控中心在过去的18年人员和经费都得到了大幅提升，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中科院院士高福对CDC充满信心。在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高福曾对媒体表示：“经常有人问我，SARS过去十几年了，还会来吗？SARS这一类病毒随时都有可能出现，但我很有信心地说，SARS类似事件不会再出现，因为我国传染病监控网路体系建设得很好，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疾控中心创始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李立明被召集重新出山，为有关部门提供对疫情防控形势的研判、防控技术支撑等。曾带领CDC战过SARS的李立明，在被问到如今疾控系统的走向是否实现了当初的设想时，他淡淡地说，“不太满意”。虽然这些年CDC在人力和资金等方面得到了提升，但是CDC仍然存在一些短板，尤其是在权责方面。根据《传染病防治法》，只有国家卫生行政部门及其委托的省级卫生行政机构才有权公布疫情，国家疾控中心与地方各级疾控中心都是没有权力对外发布疫情的。CDC是决策支持机构，但无权决策。从武汉不明原因肺炎的最初出现，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认定，再到疫情的扩散，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比任何时候都更受到国人的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从来不是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系统的事情，如何更及时更有效、有时是更决断地处置这样事关全国乃至全球的重大危机，是摆在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构建之路上必须回答的课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议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要健全国家应急管理体系，提高处理急难险重任务能力。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设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苛责永远比建设更容易。但建立在科学慎思基础上的行动从来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