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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研究小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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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研究小论文

《围城》比喻中的陌生化技巧文艺创作需要陌生化,因为创作需要不断进行技巧创新,在新的创作下给人新鲜的体验。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陌生化还能增强美感。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有这样一段名言:“艺术之所以存在,是为了重新感觉生活,感觉事物,是为了使石头保持石头的模样。艺术的目的在于使人感觉到事物,即看见而不是认出。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陌生化的手法和难化形式的手法。(据此)来增加难度并延长感知时间,因为在艺术中感知的过程就是目的本身,因而应当延长。”这就是说,使用艺术手法来使事物陌生化,使形式发生阻碍,从而拖住注意力,延长感知时间,因而达到感觉美发现美的目的。比喻作为一种常用的修辞手法,最注重的是新颖性和奇巧性,这就需要寻求一种陌生化,因此是陌生化技巧的一个最佳试验场所。比喻最忌讳的是雷同与大众化,西方有句名言,说第一个将女人比作花朵的是天才,第二个就是庸才,第三个就是蠢才。跟在别人后面抄袭或摆脱不了大众化的思维模式,这都不能创造出好的比喻。《围城》这部作品历来都脍炙人口,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里面的比喻生动形象,巧夺天工,简直就是一个比喻的大观园,极大地满足了读者们的审美愉悦。钱先生以其惊人的想象力,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经典的比喻意象,使《围城》成为比喻研究者的必读书目。钱先生提出比喻原则:“凡喻必以非类,凡比必于其伦。”用八个字概括“似是而非,是非而是。”指出比喻就是要寻找其相似性。但好的比喻并非仅满足相似性就可以。《围城》中的比喻,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出人意料之外,而突破常规,运用逆反思维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是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具体的陌生化技巧分析如下: 一、拉开距离普通的比喻追求本体和喻体的贴切,但《围城》中的比喻往往刻意拉开本体和喻体的距离,营造一种陌生新奇的氛围。亚里斯多德曾说过:“比喻是天才的标识。”钱钟书先生正具备这种天才的创造力,他根据表达的需要,善于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类事物中,找到别人未曾发现或难以发现的相似点,用新鲜贴切的喻体,去表现描绘本体,使之形肖而神似。在这点上钱先生不愧为大家,两件看似全然不相干的事物经他的生花妙笔一连,就叫人击掌叫好。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物虽胡越,合则肝胆。”钱先生在谈到如何使比喻新颖创辟时,根据比喻相反相成的道理,也提出拉大喻体和本体之间的距离,认为相比的事物,“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古罗马修辞学早就指出:相比的事物间距离愈大,比喻的效果愈新奇创辟。”“撮合茫无联系之观念,使千里来相会,得成俪偶。”他为避免平凡,尽量在貌似不伦不类的事物中找出相关联的特征,从而把相隔最远的东西出人意外地结合在一起,达到无理而妙的境界。《围城》中的许多比喻正是根据这一原则创造出来,令人过目难忘。如描写鲍小姐时,除了把她比喻成熟食铺子外,还把她比喻成真理,“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的真理'”。若没有后面一句解释的话,读者一定摸不着头脑,鲍小姐是个实实在在的人,而真理却是虚的,二者几乎没有什么相似点,甚至可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但作者却从赤裸裸这一概念出发,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逼真地烘托出鲍小姐的放浪形象。这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可算上是鬼斧神工之作。二、取其一端普通比喻常常追求本体和喻体的整体相似,钱先生指出,“比喻取其相似性,是只取其一端,非为全体,但是由此一端相似而推及他端。”这就为这种新奇的比喻找到了生存的合理性,也打破了惯常规律。这实际上是追求一种神似,比喻的相似点并不只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这种比喻往往与神相通,而不求和形直接相似。刘勰说:“物心貌求,心以理应。刻镂声律,萌芽比兴。”比喻只有重在神似,才能使话语具备化工造物之真态,达到最高的传神的艺术真实。如“他那天晚上的睡眠,宛如粳米粉的线条,没有粘性,拉不长。”睡眠与粳米粉的线条的相似性,只在“拉不长”这一点上,由这间接的一点而推论两者相似,令人倍感新奇。三、多用意喻意喻又称虚喻或抽象式比喻,是用虚幻深奥的喻体去比喻具体的形象。中国古代的比喻多侧重于象喻,所谓“泪眼描将易,愁肠写出难”,因此多用具体的形象去比喻虚无的感情,而对意喻较少涉及。钱先生则运用逆反思维,反其道而行之,毅然闯入意喻这片少人地带,发挥丰富的联想,大力开垦,游刃有余,留下了大量新奇出色、令人叹为观止的比喻。如“{王美玉}便对他一笑,满嘴鲜红的牙根肉,块垒不平像侠客的胸襟,上面疏疏地缀几粒娇羞不肯露出头的黄牙齿。”用侠客打抱不平的精神来形容牙根肉的不平整,貌似古怪,实际上非常有趣,将王美玉的丑态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类比喻用比较抽象陌生的事物作比,突破了比喻的常态和惯性,让人一下子就获得一种别致新颖的体验。四、以丑为美人们往往喜欢从唯美的角度去选择喻体,但钱先生独辟蹊径,以丑为美,避免了陷入常规思维的圈套,令人获得新鲜独特的感受。钱先生喜欢“取譬于秽琐事物”,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出陌生化。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亚当、夏娃下身的树叶,一般人不会提起,似乎难登大雅之堂,但钱先生信手拈来,准确地用来形容这张假文凭,将其说得如此不堪,使读者禁不住发出会心一笑。五、加入夸张《围城》中的比喻往往与夸张等修辞手法联系起来,超越了一般比喻的单纯,显得更加形象与特别。在《围城》里,几乎每个人都是被揶揄的对象,外貌和神情是被调侃最多的,通常是漫画化,在运用比喻的同时往往加入夸张等辅助手段,令整个画面更加滑稽。如“褚哲学家害馋痨地看着苏小姐,大眼珠仿佛哲学家谢林的'绝对观念',像'手枪里弹出的子药',险的突破眼眶,迸碎眼镜。”把褚慎明的丑态毕现出来。这种比喻往往奇妙生动,联想与众不同,诙谐多彩,令人忍俊不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六、主观解释《围城》中的比喻常有主观解释的作用,用作者的独特理解去表达一种与众不同的观念。比喻虽然所实现的一般是本、喻体间共同的附加意义,而非理性意义,不能介入定义去解释事物,但仍肩负着一定的辅助解释功能。因此,作者可根据自己的意趣,运用比喻去阐释事物,发表自己的看法。如“{沈太太}嘴唇涂的浓胭脂给唾沫进了嘴,把黯黄崎岖的牙齿染道红痕,血淋淋的像侦探小说里谋杀案的线索。”这里把嘴边的红痕解释成谋杀案的线索,想象奇特,有很强的主观性,表现了一种厌恶与抗拒的心理。这种解释功能体现为喻体意义对本体意义的重新覆盖,实际上是对事物的重新解读,独特的解释突破了人云亦云的窠臼,给人陌生新鲜的感觉。七、喧宾夺主普通比喻以本体为主,喻体为辅,但《围城》中的一些比喻却颠倒过来,制造一种新奇性。大凡巧比妙喻,其喻体都有一定的自指性,当自指性强烈时,喻体甚至喧宾夺主,这时本体成了陪衬,喻体成了焦点,而且无不寄寓作者的褒贬。如“她{唐小姐}眼睛并不顶大,可是灵活温柔,反衬得许多女人的大眼睛只像政治家讲的大话,大而无当。”这里作者虽然把大眼睛比作大话,但关键并不在于它们的相似点,作者的意图是借题发挥,对政治家给予讽刺与抨击,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言此意彼,指桑骂槐,表现了作者的高明。八、广采博收钱先生学贯中西,取喻的来源和设喻的范围十分广泛,将许多常人不熟的陌生内容用入比喻中,增强了比喻的新奇感。如“这吻的份量很轻,范围很小,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的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一种敬而远之的亲近。”这个博喻表现出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情感本质,但更重要的是显现出作者的博学多闻,中西文化中的小细节信手拈来,使作品平添了许多文化内涵,也显现出一种新鲜感觉。 陌生化技巧令《围城》中的比喻新奇趣巧,光彩夺目,完成了对传统比喻的整体提升和超越,成为比喻修辞史中的一座丰碑。《围城》中比喻的妙用李旷钱钟书的《围城》,描写了抗战时期从上海到西南后方的一群受过洋化教育的上层知识分子,在感情和名利场中互相倾轧的灰色生活,展示了他们内心的彷徨无助、精神的空虚无聊和爱情的虚伪无奈。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实质隐喻着整个人类的宿命。而小说最吸引人的是其别具一格的语言风格。它机智俏皮、尖锐深刻、幽默诙谐,让人常常拍案叫绝。其中,比喻又是最显眼的亮点,它新奇而又贴切,绮丽多彩而又变化无穷。一、深入浅出地喻“围城”“围城”是人生和社会普遍存在的难以逃避的困境,钱老引述了英国和法国的古语作喻。“结婚像金漆的鸟笼,笼外的想飞进去,笼内的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结。”“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抵如此。”这两句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人生问题、哲学问题说得形象生动、具体可感,深入浅出地道出了“围城”困境的内涵和本质。二、活灵活现地刻画人物小说刻画了一群畸形的知识分子的种种丑态和嘴脸,而比喻更使它们穷形尽相。如三闾大学校长高松年那张“肥而结实的脸,像没有发酵的黄面粉馒头”,“刮得光滑的黄脸发亮像擦过油的黄皮鞋”,活现了一张道貌岸然的酒色之徒的嘴脸。那个自称和外国人来往惯的张先生,“总是喜欢在中国话里夹些无谓的英文字,他并无中文难达的新意,需要借英文来讲。所以,他说的话里嵌的英文字,还比不得嘴里嵌的金牙,因为金牙不仅装点,尚可使用,只好比牙缝里的肉屑,表示饭菜吃得好,此外全无用处。”这些精彩而睿智的比喻,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剖析了种种人物怪象,给读者留下鲜明而深刻的印象。三、幽默诙谐地说爱情《围城》里的爱情故事没有轰轰烈烈、惊世骇俗,没有缠绵悱恻、扣人心弦,没有崇高伟大、超凡脱俗,倒是弥漫着无奈、伤感、世俗、滑稽、可笑的味道。钱老用精妙的比喻对他们的恋爱和爱情观作了生动的描述。如出身名门、高傲自负的苏文纨,对爱情一向“待价而沽”,于是“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子里,过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落伍了,有些自怅后悔。”可见,苏小姐不过将爱情当作名与利的交换物。爱情需要志同道合,志不同道不合的人很难糅合在一起。所以,“他们虽然亲密,方鸿渐对她的情谊到此为止,好比两条平行线,无论彼此距离怎样近,拉得怎么长,终合不拢成一体。”钱钟书这种独创性的学者式的比喻,不仅能将这些深奥的哲学命题讲得通俗易懂,而且化严肃为轻松,化挖苦为调侃,化长枪大戟为冷眼旁观,显示了一位智者的宽容。围城的比喻到底有何特点?老师说《围城》比喻的特点有二:一是拿抽象的东西比喻形象的东西;二是比喻的本体和喻体看似不相干。记得没错应该是这两点吧。如果在没看围城之前,你如果和我说这么专业的东西,我想你前头说,我后头就忘。我的观点有四:一是作者博采,他视野广阔,只要入他眼的东西,他就能很巧妙得信手拈来,用来比喻他想要比喻的东西,以使自己的文章更生动形象。二是比喻往往让人意想不到。我想,这一二两点结合,基本和你的二是相吻合的。让人意想不到,不就是因为本体和喻体在常人看来是不相干的吗?如果他不博采,又怎能比喻得这么巧妙呢?三是夸张和拟人等手法结合运用,您所说的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就比如说比喻小孩子眉间的距离宽得像害相思病似的.用你的话说就是用抽象的东西来比喻形象的东西.而作为我们基层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是不能把这作为比喻句的。我们只能说这是个夸张句,有比喻的成分。记得以前有个专家说过,兼而有之的情况下就看更偏向于哪种修辞手法了。我的第四点就是,他的幽默往往也是通过这千姿百态的比喻来体现的。他的比喻自然贴切,他的幽默让人回味无穷。我是探讨围城的幽默问题的。说实话,至于他的比喻我还真没深入研究过。老师当时给了我这个题目,我总算还能说出点儿。自认为分析得还算深刻,可老师却说我只沾了点儿皮毛。可我觉得观点其实根本就是差不多的,只是表述不同罢了。到底是老师太执著于他固有的答案,还是我想的真的太浅薄呢?希望各位指教一二!

《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围城》比喻艺术手法分析论文,欢迎阅读与收藏。

摘要 :

《围城》一书中的比喻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凝聚智慧,自从20世纪五十年代问世以来一直都是学者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些像珍珠一般的比喻为《围城》增添了更为绚丽的色彩。文章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分析《围城》中的巧比妙喻,共同感受其独具魅力的语言风格。

关键词 :

钱钟书;比喻;艺术;《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写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一经问世,便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文坛上掀起了千层巨浪。据统计,在《围城》这部23万余字的小说中,所用的比喻竟达700多处。[1]诗评家李元洛说:“钱钟书是一位运用比喻的高手,在小说《围城》和他的学术著作中,那精彩的层出不穷的比喻累累然如贯珠子,粲粲然若繁花。”[2]由此可见,钱钟书对比喻恰到好处的运用是《围城》这部小说成功的一大因素。据此,本论文试从《围城》比喻的新奇性、讽刺幽默性、知识性及博喻这几个方面来论述《围城》的比喻艺术。

一、《围城》比喻的新奇性

比喻的生命在于相似点,一般的比喻,本体和喻体往往处在相近的环境中,两者的相似点十分明显,在阅读时,读者极易产生一种认同感,这种类型的比喻便是采用了“化陌生为熟悉”①的手法,然而钱钟书却不按常理出牌,他采用的是“化熟悉为陌生”的比喻路径,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围城》中很明显地感觉出来。钱钟书所写的比喻句,在让比喻中的本体与喻体相吻合的同时,又将本体与喻体的距离拉开,起了一种陌生化的效果,在思维上产生一种跳跃性的感觉,给人带来一种新奇之美。钱钟书在《七缀集读<拉奥孔>》中对比喻的真髓进行了这样的阐述:“比喻体现了相反相成的道理。所比的事物有相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合拢;它们又有不同之处,否则彼此无法分辨。两者全不合。不能相比;两者全不分,无须相比――夸饰以不能为能,譬喻以不同类为类,理无二致,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3]在看小说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钱钟书所运用的那些比喻,有很大一部分比喻他们的本体和喻体这两个事物联系很少,差别很大,乍一眼看去,一时之间很难看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当你回味一番,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而后不禁赞叹其新奇精妙。这样的例子在文中比比皆是,就比如小说中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这样写道:

她只穿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有人叫她“熟食铺子”(charcuterie),因为只有熟肉店会把那许多颜色暖热的肉公开陈列;又有人叫她“真理”,因为据说“真理是赤裸裸的”。鲍小姐并未一丝不挂,所以他们修正为“局部真理”。(P5)

在我初读《围城》时,看到这段对鲍小姐的经典描写――绯红抹胸,海蓝色贴肉短裤,露空白皮鞋里露出涂红的指甲,这不正是现今夏日街头那些漂亮女孩的经典装束嘛!而在当时这样的装束却是“熟食铺子”、“局部真理”了。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对于鲍小姐的描写,钱钟书用了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是用“熟食铺子”来喻指鲍小姐的形体,“熟食铺子”去过菜场的人应该都知道,那是卖一些卤的鸡、鸭、鹅等熟食的店铺,钱钟书把鲍小姐裸露在外的形体比作熟食铺子,这两者的相似度可以说非常的高,我们一看就能理解作者设喻的目的。而第二个比喻作者写得就比较新奇,比较耐人寻味,他运用的是“真理”这个抽象的概念。鲍小姐裸露的形体和真理的相似之处在于都是“赤裸裸”的,但是鲍小姐又不是真的一丝不挂,所以又将鲍小姐进一步阐释为“局部真理”。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非常肉感而又浅薄,放荡不羁的女性形象。这样的比喻可谓惟妙惟肖,又令人忍俊不禁。这种比喻,将一个抽象的事物来比喻一个具体的形象,化形象为抽象,将真理与人的肉体结合在一起,崇高与低俗碰撞出新奇之喻。

这样新奇的比喻还有很多,比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不肯随便施与。现在呢,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锁在箱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有些自怅自悔。”(P11)“方鸿渐给鲍小姐一眼看的自尊心像泄尽气的橡皮车胎。”(P19)“无数的雨线飞蛾见火似的匆忙扑向这光圈里来。”(P142)“按捺不下的好奇心和希冀像火炉上烧滚的水,勃勃地掀动壶盖。”(P179)这些比喻讲求的都是新奇。爱情和衣服、自尊心和橡皮车胎、雨线和飞蛾、好奇心和开水,这些看起来都是些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钱钟书却能将这些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将它们巧妙地结合起来,让读者读来很有新奇之感。

二、《围城》比喻的讽刺幽默性

当代著名作家谌容说:“生活中不能没有幽默,文学艺术中也不能没有幽默。生活中缺少了幽默,索然无味。文学艺术中缺少了幽默那就更糟。”《围城》是一部素有“中国现代《儒林外史》”之称的小说,它继承与发扬了《儒林外史》那种“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的风格。[4]《围城》中的比喻,在讽刺幽默的语句之下,暗藏着很多深刻的哲理意味,在人们为这些讽刺频频发笑之时,同样也领悟了很多深刻的道理。

小说中有写道:“讲师升副教授容易,副教授升教授难上加难。我在华阳大学的时候,他们有这么一比,讲师比通房丫头,教授比夫人,副教授呢,等于如夫人,丫头收房做姨太太,是很普通――至少在以前很普通的事;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前清不是有副对么?‘为如夫人洗足;赐同进士出身。’有位我们系里的同事,也是个副教授,把它改了一句:‘替如夫人挣气;等副教授出头。’”(P250)

这是汪处厚在听到方鸿渐说高松年并没有确切答复他是否升做教授时说的一段话。这段话将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情况通过比喻生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我们先来看下这段话的本体,“讲师”、“教授”、“副教授”这些都是学校里教师的职称,而喻体是“丫头”、“夫人”、“如夫人”这些都是中国封建时期一夫多妻制的产物。这两者放在一起,前者代表的是尊贵高尚的社会知识分子,而后者可谓是一种低贱卑俗的喻体,这样就给人一种强烈的反差。“丫头”做“姨太太”很普通,喻指“讲师”升为“如夫人”是很常见的。“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表明“副教授”变成“教授”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副教授”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永无出头之日。通过钱钟书的笔墨,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当时社会,副教授是一个多么尴尬的存在,既升不了官也降不了职。在现今大学的教育制度下,教师们能够凭借自己的才学一步一步地评上更高的职称,但在当时这个教育事业不受重视的时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具有博才的大家们在当时的处境很艰难,他们得不到重用,更得不到重视。同样的,我们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即使是在学院这样看起来及其清净的地方,同样存在着各种明争暗斗。 在学校中,“讲师”、“教授”与“副教授”他们关系的融洽只是浮于表面,在背后是一种尔虞我诈的冷漠关系,在这场事关个人名利得失的斗争中,多少学者殁落于此。这样的比喻,在让人倍感幽默之时,又给人以苦涩之感,让人回味。[5]

《围城》的讽刺,不仅仅有对当时那些不堪的社会现象的讽刺,还有对身处污浊社会之中的那些可鄙可笑的可怜人的犀利的讽刺。例如文中赵辛楣和方鸿渐在争辩时对校长高松年的评论: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它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给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是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的新标识。(P208)

这句比喻句可谓非常经典,钱钟书将高松年的劣根性一针见血地指了出来。高松年的虚伪本为人所不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地位的拔高,他的缺点就像爬上高处的猴子将他的红屁股暴露在众人眼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高松年的虚伪是一直以来都是存在着的,不是他当了校长之后才有的,而是当了校长之后才更加透彻地显露出来,为人所识。这句话讽刺和嘲弄了这位善于玩弄权术、背信弃义的伪君子在爬上校长地位后所显示的恶劣本性。

三、《围城》比喻的知识性及博喻

众所周知,钱钟书是一位博学大师,其次才是一位作家。夏志清教授曾称钱钟书是“(中国)当代第一博学鸿儒”。一位博学鸿儒的作品,其知识性一定非常丰富。在《围城》里,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觉察到钱钟书的博学多才。[6]在小说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很多比喻句都有涉及例如中国官场行为、孔孟之道等等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以各类典故,更将大文豪苏东坡、哲学家柏拉图、圣人孔子、亚圣孟子等中外著名人物引入书中。同时,钱钟书笔下的比喻句还大量涉及了中西文化素养方面的知识,让他的比喻更具有耀眼的艺术魅力。

先来看下下面这句话:

“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P9)

这句话出现在小说的开头,这是方鸿渐在为自己的文凭大费脑筋的时候说的。这句话中出现了“亚当”、“夏娃”等词,很明显这是引用了《圣经》旧约中失乐园这一篇章所讲述的故事。这句话将“一纸文凭”与 “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作比,一针见血地点明了这一张文凭发挥着“树叶”的功用,将方鸿渐内心的羞丑都遮蔽起来。紧接着,方鸿渐又利用自己从“哲学系” 学得知识,为自己的假的文凭开脱:“撒谎欺有时并非不道德。柏拉图《理想国》里就说兵士对敌人,医生对病人,官吏对民众都应该哄。圣如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悲,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买张文凭去哄他们,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几万镑换个爵士头衔,光耀门楣,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P10)这段话提到了很多中西文化知识,不仅将柏拉图、孔子、孟子等一些古今中外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引入比喻句中,还涉及了清朝的捐官和英国换爵的事件,凸显了知识性及博喻的特征。

《围城》中精彩的比喻还有很多,富有哲理的比喻更是比比皆是。无论是比喻的新奇,幽默还是知识性,在给我们带来幽默与欢笑的同时也引发了我们对社会现实的思考,从而为《围城》增添了一重别样的色彩,让无数学者为之叹服。

注释:

①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为比喻下的定义:比喻是认知的一种基本形式,通过把一种事物看成另一种事物而认识了它。比喻的本体对接受者来说是陌生的,是异质经验的认知,因而要用一个对接受者而言较为熟悉的喻体,通过使接收者同质的认知经验达到其对本体概念的认知。

参考文献:

[1]黄维梁.《与钱钟书论譬喻》.香港明报月刊,1983年,第172期.

[2]朱志宏.试论《围城》的比喻艺术[J].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02).

[3]钱钟书.七缀集(修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月版.

[5]阮学云.浅析《围城》比喻艺术,华东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南昌330013.

[6]夏志清.重会钱钟书纪实》,1979年,第6期.

内容提要:讽刺艺术一直是《围城》的一大亮点,本文从人物、情节发展、细节描写、讽刺手法、语言特色四方面论证了讽刺艺术在《围城》中的体现。《围城》以人物的活动为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它的入骨的讽刺意味是通过情节的发展,以精雕的细节来自然流露,没有给人一丝做作的痕迹,同时,它讽刺手法灵活多样,比喻、用典、比较、推理等处处见锋芒,讽刺的语言更是诙谐幽默、尖锐泼辣,令人赞叹。关键词:《围城》讽刺艺术细节描写 鲁迅说:"喜剧就是将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钱钟书的《围城》撕破的是那些学历煌煌的虚伪面孔,作品通过对方鸿渐及他周围的一群人,从热闹的十里洋场到闭塞的三闾大学,从国外留学生活到国内游荡经历的描绘,用漫画夸张的手法嘲弄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揭示了人生如"围困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这一典型的社会心理。 在中国文学史上就讽刺而言,鲁迅是辛辣幽默,老舍是深切温婉,沙汀是沉毅浑厚,张天翼是冷峭尖刻,而钱钟书的讽刺艺术有独到之处。他的古今中西文化的教养,机敏、跃动的个人气质,周密、丰盈的书斋思考,使他的讽刺小说具有极其鲜明的独特个性。有时锋芒毕露,脱颖而出;有时运用譬喻,奇趣横生,既有中国《儒林外史》式的冷嘲,又有马克·吐温式的热讽,形成既尖锐泼辣又诙谐幽默的讽刺特色。《围城》中这种讽刺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以方鸿渐为活动线索讽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围城》并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情节,而是以方鸿渐的活动贯穿全篇。通过方鸿渐不断地从被围困的城堡里逃出来或冲进去,展现他留学回国后所遭遇的人和事。作者对作品中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程度的讽刺。方鸿渐不通事务、无能懦弱,苏文纨装坐冷若冰霜孤芳自赏,而不顾廉耻、惟利是图。高松年撒谎老练、作假超真,对属下的妻子不本文转自网学网,转载请注明出处:

小论文范文围城

围城作为我国一本当代讽刺小说,钱钟书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塑造,打造了一个抗战初期知识分子的群相。下面是读《围城》有感的范文,欢迎参考阅读!

大学里的第一个寒假,也就是这个漫长的寒冬,我在家读了钱钟书的《围城》。还在上中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周围的人谈论《围城》这本书,而这本书里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城外的人想进城,城内的人想出城”,当时是没读过这本书的,但每次听这句话却总能让我陷入沉默之中……

《围城》的开篇就讲到了出国留学知识青年回国时在法国邮船上的情景。里面有一段描述让我尤为心寒。“船上这几位有在法国留学的,有在英国、德国、比国等读书,到巴黎去增长夜生活经验,因此也坐法国船的。他们天涯相遇,一见如故,谈起外患内乱的祖国,都恨不得立刻回去为它服务。船走得这样慢,大家一片乡心,正愁无处寄托不知哪里忽来了两副麻将牌……妙得很,人数可凑成两桌而有余,所以除掉吃饭睡觉以外,他们成天赌钱消遣……”“天涯相遇”,“一见如故”,“一片乡心”,却“成天赌钱消遣”……赤裸裸的讽刺啊,读到这里真的让人无比心寒。

后来出场的便是小说主人公方鸿渐,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他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他在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文纨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但方鸿渐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方鸿渐与赵辛楣等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来他与孙柔嘉结婚,可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生活好像故意跟他作对,老是与他自己的想法背道而驰:他不想结婚,但父亲却塞给他一个老婆;他不想得什么学位,在父亲和岳父的催促下,却买了一个假的文凭充数;他不爱对自己一片痴情的苏文纨,爱上了温柔伶俐的唐晓芙,最后却因为误会分了手;他害怕自己爱上孙小姐,却糊里糊涂地答应了孙小姐的婚事……是他自己将自己困在了围城里。

第三章中,褚慎明说英国有句古话:“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苏文纨说:“法国也有这么一句话。不过,不说是鸟笼,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人物的命运与现实的斗争生活结合,这种荒谬性是他们精神上的围城造成的,只有面对广阔的生活,才能摆脱各种围城的束缚……

是啊,人生处处是“围城”,结而离,离而结,没有终局,存在着永恒的困惑和困境。可是如果我们自己打开自己心中的围城,享受当下的生活,又怎么会被人生的围城所困呢?

愿热爱生活的你我都活在当下,享受当下,不被困于围城。

《围城》是一部以讽刺知识分子、婚姻以及人情世故为主题的小说,目的是力求刻画出当时某一空间某一群体的一部分人的人生面貌。理解“围城”这两个字,不能空泛地把他看作是婚姻的代名词,在某种层面上,它与西方现代主义所描写的人类的尴尬困境所采取的一些象征手法不谋而合。书中充满苦涩的笑,无奈的`自我欺,这都是这部小说的成功所在。

人生是围城,婚姻是围城,冲进去了,就被生存的种种烦愁所包围。钱钟书以他洒脱幽默的文笔,述说着一群知识分子的快乐与哀愁。这部作品已被译成世界上多种文字,有十数种不同的译文在各国出版。在美国,由于夏志清的推崇,不少人以钱钟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和专著。法国的西蒙·莱斯曾说:“如果把诺贝尔文学奖授给予中国作家的话,只有钱钟书才能当之无愧。”对这种说法,我双手赞同!

主人公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良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大人物,这样的性格,似乎就决定了他的一生。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的文凭之前,他也问问良心,他为自己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以他自己的口气,就是“说了谎话,还要讲良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良心这谎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良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良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害得自己当个副教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反对,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定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定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时代,做个大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可是他还是希望做个大人物,买文凭时,希望自己能够使家翁感觉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觉得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有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很多的人都像方鸿渐—样,有那么一点的良心,有那么—点的虚荣。他们处处做小人,又不得处处提防小人。他们也知道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或许《围城》的文学价值也正在此。它写出了人们不愿意正视的,真实的社会环境。

世道的艰险,可是并没有好好地去接纳它。他们尝试去改变,就好像方鸿渐想知道韩学愈文凭的真伪,以此找回自己的公道一样。熟不知道,人家早就设定了陷阱等他踩进去。

《围城》塑造的人物性格现实、典型,心理描写的逼真、传神以至于读者们心灵感应;批判人性与 文化 ,手法上幽默,精神内涵深刻。下面是我给大家带来的《围城》小说 读后感 ,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围城》小说读后感1

《围城》是钱钟书所著的长篇小说。 故事 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人公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 出国 求学。方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 毕业 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 留学 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到达上海后,在准岳父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但最终与此二人感情破裂,并由此结识了苏的同学赵辛楣。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围城》主要有两大看点,一个是幽默的语言讽刺,一个是深沉的生活阅历。不得不佩服钱老的文字功底与创造力和对生活深刻的观察与剖析。文中那些深沉的思想在幽默的语言下显得妙趣横生,令人回味无穷。那句被人用滥的“婚姻就像座围城,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想出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围城》里说的不仅仅是婚姻和爱情,更说的是人生。

《围城》小说读后感2

第一次读围城,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只记得一句话:“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后来几年中,时时会想起这“围城”,它像一首歌,一首压抑的歌:《refrain》。

这像是一本要用人生去读的书。每每将自己代入方鸿渐在爱情中的次次失意与在事业上的种种狼狈,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抓着仓皇逃窜的自己。

围城是“困”,人一辈子都陷在围城中,有时因为爱情,有时又因为事业,或者更多。

无意中看到臧克家先生的一句诗:“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当成幻光,谁便会沉入无边的苦海。”

人生永远追逐着“围城”内的“幻光”,那些是人们错认为自己要终身去追求的东西,是人们由于隔着“城墙”而未看清的东西。人们不知疲惫地,麻木地想要实现它。我们的欲望在迷蒙不清时告诉我们,追求它能获得快乐。而当倾尽全力去达到时,当时的欲望似乎却消失了,原该有的快乐也不近人意地缺席。人就这样从一座围城中出来再到另一个围城中去,往复循环,可笑而又可悲。

而踏入“围城”中,接近到“幻光”时,有些人的眼睛在接近的过程中就被光芒所伤害,即使少了“围墙”,他们依旧看不清“光”的样子。以方鸿渐父亲为代表的封建家长们,将其“生儿育女结婚生子一代传一代”的“幻光”当作了他们真正要追求的“光”。老一代人,一辈子也就想生儿育女,为孩子买车买房。当孩子还只是个孩子时,便将一切都准备好。但当问他们:“孩子们有了这些之后呢?”他们常常会毫不犹豫地回答,相亲结婚,生儿育女。紧接着孩子们又成为了“老一代”。

这些看不清,不知“幻光”为“幻光”者,过一生也不会多难过,可看清了这“幻光”的人,例如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方鸿渐、赵辛楣,他们开始脱离这一无知的环境,认识到自己追求的“幻光”,认识到了那是自己永远无法追逐到的想象中的“幻影”,想要离开这“围城”时,却发现四周都是一堵堵无法突破的城墙。当方鸿渐从点金银行脱离要去三闾大学时,他感觉那“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这是他第一次隐隐约约看到了“围城”,瞥清了“幻光”。当赵辛楣喝醉酒说道:“我觉得谁都可怜,汪处厚可怜,我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时,已经发出了人生“困境”的感慨。苦海无涯,也许这便是人生。

现代人受各种思想的冲击,开始认识到自身的困境。我同样感觉“围城”无处不在地施压于我,但我却无法逃离。我曾特别喜欢一个人,年少无知且轻狂的我,用尽气力去讨其喜欢,夺其关注,而自己却由一杯热水转瞬即凉。年少最初的喜欢是美好的,而这样的喜欢终究无法得到真实的,完美无缺的结果。就像莲花,可远观而不可亵玩,有些美,也许生来就是让人去感受,而不是去触碰,去追求。那也许就是迷惑人的“幻光”。也许现在的我看爱情显得幼稚,但这幼稚也是一种感情的共性。我会去触碰那种美,而大部分人也会,可我们错把那些东西当成自己所应该去追逐的东西,错把“幻光”当成“光”本身,而当人醒悟时,明白这是幻光时,才知道这是“虚幻”的,从而各自看到了自己的“围城”。

“婚姻是一座围城。”方鸿渐在懵懵懂懂的情况下进入与孙嘉柔婚姻的围城,他们一次次的在城墙上撞击,却始终出不来,也似乎不愿意出来。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人生才是个大的围城。我们落入这无边的苦海中,无法自拔,因为深知只要处于人世,过着“人生”,便无法脱离开。

很多人说人生最美好的是过程中的风景。可那只不过是穿梭于各种围城内外中,误认为“城”中之“光”为真实所形成的欣喜感罢了。人已经知道结果不会好,追逐也不过是一种茫然。可人却仍“永远追逐幻光”,永远在围城内外进进退退。这样的现实总会使我呆立,我想不出反驳的话,却也不甘心。

直到遇到了思特里克兰德,《月亮与六便士》的主人公。他放弃原有人生,抛弃家人朋友,追求着自己的艺术,他追求的过程并不美好,贫穷、疾病不断缠绕他,但他是特别快乐的,因为他追逐真正的“光”。最终他烧掉了似乎象征着人生奥秘的临死前的画,似乎找到了真正的“光”,获得了真正的快乐。或许我可以终于可以反驳,有人找到了“光”,要冲出“围城”了。当我回过头来想想,思特里克兰德抛弃了肉体的物质的存在,要实现灵魂上的跨越,仿佛到达了庄子所说的“逍遥”状态。但,这是人生吗?若不是,可我明明白白感受到他这个“人”看到并且追到了许多真正的“光”,感受他到即将冲出“围城”的喜悦。很多人批判说,思特里克兰德没有人性,不负责任,而我却一直羡慕着他对于“光”的遇见与追求。或许他真的摆脱了围困“人”的围城,也许他在最后一刻在“围城”中看到了缺口。

方鸿渐、孙嘉柔以及书中的所有人,谁也没有走出围城。书也在讽刺的钟声中,结尾。

我也还是那个方鸿渐,但是却期待成为思特里克兰德。

《围城》小说读后感3

前段时间,看《围城》的人比较多,于是便函流行这样一句话:“……”由此引申到各个领域,或曰:“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其实不然,我愿说:“我要站到城墙上。”

城墙上是不好站,稍不注意就会掉下来,因此,想要站好城墙,还得有些技巧才行。比如说,首先要有几回攻城的经历,才会知道各种利害关系。综合考虑之后,就有了第一条件。第二要有战术,这种战术不是绝对的攻防战术,攻城时要尽力狠打,等到城里的人快要守不住时,就开始撤,然后又攻又撤。

由此而已,就既不会因进城而感到困惑,又不会因没有进城而惊慌。这样说来,要站到围墙上的确需要一定的自控力。

由此联想到本人。本人两次杀入城内,当时的确兴奋不已,不过,久而久之,城内日子实在不好过,就迫不急待地又杀了出来。从此以后,不愿再杀进去,即使有时很想再杀进去,但想到各方面状况,比如后备粮食、水源等等,又不再想去攻城了。

如果要说下去什么时间攻城。那么也许要等到经济发展起来才行,在现阶段,攻城难,守城更难。也就是说,现在时机不成熟。待到天时地利人和俱全,再攻也不晚。再说,城到处都是,有大有小,有好有坏。因此,更要慎重选择才是。选好以后,要具体分析,研究,则可百战不殆矣。

《围城》小说读后感4

近来心浮气躁,书是好久没碰的了,而越是久不读书,越提不起读的念头。好在这一本是旧相识,翻阅它不会有什么心理负担。

但边读,边觉得陌生。这是因为小时候只把这书当故事略略看过,不着印象。所以这次虽是重读,但也还是要分一部分精力去关注情节。情节是一部小说里很重要的部分,但对于值得重读的小说而言,它是最不重要的东西。除却情节,才能关注到这部书的精妙,比如这书里的众生相。尤为妙的是杨绛在书后对这本小说各个人物原型的“解剖”,另有作者借主角之口说出的那番话——人人像是电台,一路调频只觉得各个电台莫名其妙,但如果定在某个频率听下去,就能明白它的前因和逻辑。将特定的时代背景剥离开,文中各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心理活动,仍能让读者觉得似曾相识,或有于我心有戚戚焉的激荡,这大概就是经典之所以为经典的缘故了。

杨绛在书后有一句分析孙柔嘉的话:她没有什么 爱好 ,但善于经营,她一生最大的成功是嫁给了方鸿渐,她一生最大的失败也是嫁给了方鸿渐。这评价在我一个女性听来十分刺耳,却是一针见血。尽管书中,孙柔嘉一直是那个赚钱多的,并且在与方家人交锋的过程中,处处显出一个女大学生的进步。但结婚并维持住它,仍然是孙柔嘉最大的人生使命。她的聪敏和价值,耗在了这个使命上,脱离开家庭婚姻,便不能独立展现。她不能够洒脱,这或许是时代使然的悲剧。我为她可惜,也为当下仍无法洒脱的众多女性可惜。

《围城》小说读后感5

很多人读《围城》看到的是“婚姻”这座围城,而我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座城。

这围城,隔断了乡村与城市,也隔断了身份与地位的层次。在这由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搭建起来的围城中,他战战兢兢的生存,然而最后还是赤裸裸的展现在现实中。在国立三闾大学教书时,他的围城早已破烂不堪,却还要担忧敌人发现他的障眼法,毕竟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纸老虎更不堪一击。虽然在教书期间,他时常努力的备课,好似努力的修缮“围城”,但要知道根基不稳的的建筑,再怎么装饰表面也是无用的。于是,一次撼动,他的“围城”终于全部倒塌,他赤条条的暴露于现实之中,以后的生活更是苦不堪言。

有了围城,它当然可以帮助抵挡住外来的`攻击,但它也成了束缚,深深的阻碍了自由。比如当今,人们有一颗对未来比天高的心,也有很多人拼命往公务员、事业单位的队伍里钻,我想,这当然给人们带来了充裕的物质,似乎看到今天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也就看到明天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样,看到明年自己生活什么烟酒看到自己一辈子就什么样了吧,毋庸置疑的也束缚住人们当初那可向往天空的心吧。

读钱老的《围城》,感受到的是当时的社会百态,放在当下亦是如此,小说妙语连珠,展现了钱老不俗的文学功底,我等小辈评价这部书实在惭愧,只是推荐了,好书,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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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默默惊叹,恨不得摘抄下来,贴在便签纸上时时刻刻都能够温习。继续往下看,我才发现,如果真的如我所想,那钱老先生的整本《围城》大概我都要摘抄一遍。下面是我整理的几篇文章,希望你们能喜欢

《围城》读后感2000字范文:

狼吞虎咽的读完了钱锺书先生的《围城》,从前只知道最为大家所记起的是钱锺书先生写到的,“婚姻就像是围城,外面的人想进来,里面的人想出去。”当我真正拿到书的时候,看到钱锺书先生做的序,先生实诚而且是秀恩爱高手,里面提到了对杨绛女士的感谢,提到或许要说要将书献给谁谁谁,但实际上说作品还是自己的,很为钱老先生的实诚感动。

而看到正文的时候,更是令我惊奇,钱老的文字不禁描写力极强,要是拿到高中那会儿,必然也是必须背诵全文的部分,要么就是模范散文的节选,现在就带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开篇即是:

“红海早过了,船在印度洋面上开驶着,但是太阳依然不饶人地迟落早起,侵占去大部分的夜。夜仿佛纸浸了油,变成半透明体;它给太阳拥抱住了,分不出身来,也许是给太阳陶醉了,所以夕照晚霞隐褪后的夜色也带着酡红。到红消醉醒,船舱里的睡人也一身腻汗地醒来,洗了澡赶到甲板上吹海风,又是一天开始。”

我默默惊叹,恨不得摘抄下来,贴在便签纸上时时刻刻都能够温习。继续往下看,我才发现,如果真的如我所想,那钱老先生的整本《围城》大概我都要摘抄一遍。

下面这一段是我在读到时候,情不自禁的想要停下来,将这段文字打在我的手机便签里。

“狗为着追求水里肉骨头的影子,丧失了到嘴的肉骨头,跟爱人如愿以偿结了婚,恐怕那时候肉骨头下肚,倒要对水怅惜这不可再见的影子了。”

忽然想起传说中张爱玲说,每一个男人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因为不敢肯定是否为张爱玲所说,故用了传说)好似大致也是这种体验,而钱老把人说成了狗,这样的兽性,或许,人和狗都相差无几吧。

偶尔盲目的固执,当认定某一件事,便不管任何阻拦,任何相左的意见,不管挫折,不撞南墙不回头,似乎偶尔当出现这样的自己的时候,我会问自己,这样的坚持或是固执是否值得,我是那个衔着一根骨头棒子看见井里的那个骨头棒子的自己好像更加满足,便不顾一切跳进井里的狗吗?好像固执和强迫症好像就不那么明显了,而同样的,我也在怀疑自己是否是不够坚定,好像一下子冒出了一个双子座人格。

实在抱歉,一说起大道理就刹不住,仿佛自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能人在发表着救赎人类的讲演。下面请继续欣赏。

“这雨愈下愈老成,水点贯串作丝,河面上像出了痘,无数麻瘢似的水涡,随生随灭,息息不停,到雨线更密,又仿佛光滑的水面上在长毛。”

书的最后,杨绛先生给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写了附录,《记钱锺书与<围城>》里面讲到钱锺书先生从小是一个在大人看来比较“痴”的小孩,动作慢慢悠悠,反应也不算敏捷,而看到这里时候,我发现这样的描写让平时看到的雨好像来到了面前,而且多了不好生机。或许观察本就需要如此用心,才发现在那样的动之下,还有另外一种灵动。

以下一段同样写得生机勃勃,好似天空闹哄哄的,而在这闹哄哄的环境下,五个落魄的书生任由两个车夫拉着在风雨里狂奔,很多无奈,还有几分有趣。

“天仿佛听见了这句话,半空里轰隆隆一声回答,像天宫的地板上滚着几十面铜鼓。从早晨起,空气闷塞得像障碍着呼吸,忽然这时候天不知哪里漏了个洞,天外的爽气一阵阵冲进来,半黄落的草木也自昏沉里一时清醒,普遍地微微叹息,瑟瑟颤动,大地像蒸笼揭去了盖。雨跟着来了,清凉畅快,不比上午的雨只仿佛天空郁热出来的汗。雨愈下愈大,宛如水点要抢着下地,等不及排行分列,我挤了你,你拚上我,合成整块的冷水,没头没脑浇下来。读后感车夫们跑几步把淋湿的衣襟拖脸上的水,跑路所生的热度抵不过雨力,彼此打寒噤说,等会儿要好好喝点烧酒,又请乘客拾身子好从车座下拿衣服出来穿。坐车的缩作一团,只恨手边没衣服可添,李先生又向孙小姐借伞。这雨浓染着夜,水里带了昏黑下来,天色也陪着一刻暗似一刻。一行人众像在个机械画所用的墨水瓶里赶路。夜黑得太周密了,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在这种夜里,鬼都得要碰鼻子拐弯,猫会自恨它嘴好胡子当不了昆虫的触须。车夫全有火柴,可是只有两辆车有灯。”

“机器是没有脾气癖性的,而这辆车倚老卖老,修炼成桀骜不驯、怪僻难测的性格,有时标劲像大官僚,有时别扭像小女郎,汽车夫那些粗人休想驾驭了解。”

很多文字在这里我也就不一一列举了,我要去抄书啦。

对于一个喜欢用隐喻手法来表达情感的我,还想要推荐给你以下一段话,从前,我们以为这是些大道理,但慢慢的经历着,我们发现别人经历的人生,我们也同样在经历,隔着时代,隔着生与死,我依旧能体会到您写作时候,给自己逗笑,也把自己感动流泪的场景。

“事实上,一个人的缺点正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

对于伴侣,对于仰慕的人,我们常常在起初想象着他所有的美好,似乎他并没有确定,而对于我们自己在与别人的相处过程中,同样有意无意的想要隐藏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我们在吹牛的时候总是避开在我们的人生经历中让自己都耻于提起的事,或是害怕别人知道,会对自己嗤之以鼻。或许是听多了男人在一起吹牛,特喜欢说自己何时何地如何的惊天动地,而女人听了便会觉得这样的吹牛方式好像是拍照时候开的美颜和滤镜,把自己在迷茫时候的窘迫和不安全都像女人脸上雀斑和细纹一样通过美颜都化解了,留下一个让大家觉得很完美的样子。

我们很多时候必须活得精致,就好像《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那样,生了两个孩子,依旧保持着姣好的面容和精致的身材,等丈夫睡去才会卸妆敷面膜,第二天在丈夫醒来之前打理好头发,喷上香水,好像自己不管何时何地都是这般。而当我看到杨绛先生说到自己不善做家务,为了生火,给自己弄得满脸煤灰,我无法在现场,却因为在农村长大,能够体会到被烟熏到眼泪直掉,脸上带着煤灰的这样一个书香气息但又有着人间烟火气的人事多么的可爱。

在这里不仅推荐钱锺书先生的《围城》,同样也推荐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虽然不一样的风格,但通过杨绛先生,更加了解了《围城》的作者钱锺书先生,虽然先生说:“如果你觉得一直鸡蛋很完美,但你却不一定要去了解下这只蛋的母鸡会是什么样子。”

于我而言,《围城》值得去深读,而作者钱锺书先生及其夫人的一生也同样值得深读,了解那一时代,写到这里,我才发现我的敬佩之情相比钱老的文字已经害羞到无法继续,只能说十分极其之敬佩了。

《围城》读后感2000字作文

“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

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

——《围城》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一篇长篇小说,是一篇经典的文学作品。带着敬仰的心态读完了《围城》和一些学者的评论,更觉这部著作的非凡文学魅力和哲学思考。感慨可谓颇多。

简单的故事情节就是:在中国新旧社会交替的背景下,知识分子方鸿渐不断的追求恋爱并走向失败的过程。文中不乏精彩幽默讽刺的笔法。正如作者在序中写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作者有简单的故事讲述了当时的社会面貌,而其中所蕴含的深刻哲理,依然应验在现代人的生活层面里。

首先,我们从《围城》可以感受到社会是一个多么复杂的东西。

读完《围城》给人的一种感觉是,整部小说描绘的社会中根本就没有正派中人,不过短暂出场的唐晓芙除外。其中有慵懒作风、虚浮的留学生们,哗众取宠的哲学家诸慎明,虚伪下流的李梅亭,善于作态的诗人董斜川……甚至主人公方鸿渐也是一个懦弱无能的知识分子形象。看似繁华却空虚的大城市,闭塞肮脏的小乡镇,腐败的教育界和混乱的文坛,虚伪的、低贱的、肮脏的、庸俗的、惺惺作态的……各种情景,各色人物,都活生生的展示在我们面前,浮华的背后总会给我们带来淡淡的悲哀。很明显这种社会给人一种混乱和黑暗无法生存下去的感觉。那么,围城中的社会与我们所在的社会对比如何呢?繁华的都市总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川流不息,在我们眼前是这样,在电视里也是这样,毫无差别。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社会很简单,然而我们只看到了生活表面的假象。

平静的湖面下总有暗流涌动,真理的发现总需要贴身体会。现在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群,有几个你认为是善良且正派的人呢? 都市是更繁华了,但是却依然虚空,官场依然腐败,潜规则依然盛行,金钱永远至上……生活中处处充满着明争暗斗。这所有的一切正如一团团的乌云笼罩着我们的天空……对比的结果是——社会的生活复杂的本质是一样的。

社会的复杂的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在平静的校园里可能还感觉不到真实而复杂的社会,但生活会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为我们上这堂课。

然后,《围城》告诉我们了生活本身是一个悲剧。

在恋爱和婚姻的“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先后遇到鲍小姐,苏文纨,唐晓芙,孙柔嘉等并与她们发生了一段感情纠葛。仿佛印证了“自古多情空余恨”这句话,方鸿渐不断的渴望摆脱“围城”,然而冲出这个之后又发现陷入另一个“围城”,永远找不到理想的境地,永远在渴望与失望中辗转。在小说结尾那个古老的挂钟钟声突然的敲响似乎宣告了方鸿渐这一悲剧的结束,但有似乎预示着新的悲剧的开始。给读者的感觉是——小说继续写下去,依然是个悲剧。在围城中有这么一段写到,驴子望着眼前的萝卜,以为再走一步就可以吃到,于是一步接着一步往前赶。人何尝不也是一样,总是幻想下一步就可以到达理想的地方,而其实下一步并不是理想的所在,于是又把希望寄托在下一次。而那希望就如同驴子眼前的萝卜一样可望而不可即,就这样被命运牵着鼻子走,永无止境。

我们再回头看看我们的生活,升学、考试、工作…难道不是一座座围城吗?在这些围城中,我们每个人都努力挣扎着摆脱,好不容易冲出了一个,很快又陷入另一个,好像围绕着一个固定的程序运行着。我们追求自由,却发现越来越不自由;我们渴望美好的生活,却永远生活的不美好。就像那句话说的:生活是一张茶几,上面摆满了“杯具”。

总而言之,给人的感觉就是,人生是一座座围城,引导着人们不断追求,不断落寞,辗转不定。

最后,《围城》也告诉我们生存的哲理。

“尽管每个人都是荒谬世界中痛苦而孤独的人,但个人不是任凭摆布和无能为力的。每个人都有独立意志,能够通过行为选择走自己的路,把握自己的命运,创造自己的未来。”

-----------------萨特围城中让人觉得懦弱无能的方鸿渐在经历了一次次选择后,他不但没有得到欢乐,反而落入更加痛苦的深渊,这也是他悲剧的所在。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看,面对曲折的感情生活,他遵从了自己的意志,他在不断的追求和失败中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他在为了生存而不断的努力着。

现实生活中,升学压力、恋爱纠葛、婚姻悲剧、事业低谷…这些烦恼的琐事都是现实而不可避免的。然而,有多少人带着“世界荒谬,人生孤单”的思想被生活的失败所击垮;有多少人没有目标的选择,因此卑微而痛苦的活在黑暗之中;又有多少人逃避残酷的现实而碌碌无为的过完自己的一生…

杨绛说过:“城外的人想冲进来,城内的人想冲出去。婚姻也罢,事业也罢,大抵如是。”要在在这些实实在在的现实悲剧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我们就应该退缩吗?这不正是我们每天努力所要做的的吗?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的生存意义的所在吗?

存在主义认为“如果我们不去赋予生活某种价值,某种价值得追求的目的,世界的存在就是荒谬的,生活就是毫无意义的。”体现在方鸿渐身上,他竭尽全力一次次地试图摆脱生活的困境。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行动者;一个不愿做生活奴隶的不屈服于所谓“命运”安排的勇敢者。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使他的理想成为可能,而这正是方鸿渐的使命——使人生成为可能。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努力去创造美好的生活,不管结局如何。

这样看来,《围城》深刻深刻揭露生活中存在悲剧的现实,并描绘了现实与理想的冲突。它旨在反映人的生存状态,而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告诫人们一个道理:要勇于承担自己的生活。

我想这也许就是《围城》的精髓所在吧。

围城的论文研究意义

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1.《围城》 对官场腐败、政府无能、学术虚伪、社会落后等都不失时机的进行嘲弄讽刺,钱钟书的笔触及了那十里洋场的政界、银行界、新闻界、和工商界的丑陋,还描写了寓公们的可笑可鄙生活。作品也涉及了江南小县和由浙江到湖南一路上的污泥臭水,又表现了旅途的艰难,抗战中的混乱,各种感人心的暴露,小说又揭露了所谓自由区国立大学内的种种黑幕,学校条件差,教学质量低,学生意识落后,教育界的败类、投机政客、伪君子充斥了校园,写出了"为人师表"们逐利倾轧、蝇营狗苟的肮行径与灵魂,"学校的图书馆倒像个惜字的老式慈善机关","馆里通共不上一千本书,老的、糟的、破旧的中文教科书居其大半,都是因战事而停办的学校的遗产"。所有这些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相当广阔的。钱钟书更站在哲理的高度讽刺这些社会现象,他的讽刺早已远远超出那个社会,超越了那个时代。2.近20年大陆“钱钟书热”的文化剖析胡慧翼钱钟书是20世纪中国一位睿智超群的学者和天才作家,他以学者的笔锋书写自己的文 学世界,又以自己的文学世界体现了学者深挚的人间情怀。在近20年里,他的影响从知 识界和学术界逐步扩大到大众文化领域,形成了“钱钟书热”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且经历了三次接受高潮。特别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文化语境中,钱钟书成为一种“文化 昆仑”、“学术精英”的符号与象征,代表了某种流行的学术时尚。这一现象的文化成 因值得关注和反思,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学人能在特定的时间里进入公众的文化视野?产 生“钱钟书热”的深层文化——心理机制是什么?本文旨从接受史的角度,通过回顾近2 0年的钱钟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钱钟书热”的发展和流变的过程,来思考一些诸如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的若干问题,剖析与描述其中所编织着的当代中国对文化英雄的想 象性图景。一、“文化热”中浮现出的“文化昆仑”钱钟书接受的第一个高潮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后拨乱反正的时期。钱钟书 首先在文学视域中“现身”。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围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0年 11月重印出版。因为钱钟书著述的题材、风格以及欣赏趣味,都与时代大背景相游离,所以从建国到“文革”的30年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钱钟书一直湮没无闻,他的作品在国 内没有重印过。思想解禁的社会历史条件重新召唤出了钱钟书,而对钱及其《围城》的关注是20世纪8 0年代“出口转内销”的独特的文化现象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起,《围城》在国内销 声匿迹的同时,在大陆之外的汉语界,它却一直受到人们的注意。美籍学者夏志清在其名著“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中以十几页的篇幅对钱钟书进行专章介绍,称《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 一部。”开启了美国汉学界对钱的研究。1977年产生了两部以钱为对象的博士论文。在 台湾、香港,20世纪70年代已经有人开始系统评介钱钟书。大陆开放之后,域外的声音 深刻震荡了国内的学术界,《围城》成功地破“城”突围,其先决条件还在于1979年钱 钟书政治身份的被澄清。随着《围城》的再版,海外研究成果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引起 了文学史家对《围城》好奇的打量和关注,首先引发了一场学术争鸣。其争鸣的重点是 给这一“新生事物”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研究者主要站在社会历史批评的角度评价了 《围城》的政治立场和社会认识价值,因为没有脱离原有的“反映一时代”的理论框架 ,所以在论述上难免削足适履。但是一些研究者冲破了当时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教条,作 出了极富学术勇气的高评,肯定《围城》是“一部充满尖锐的社会讽刺的批判现实主义 杰作”,李健吾、郭志刚、敏泽的研究代表了初期的评价高度和认识水平。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深化,思想的禁锢在慢慢打破,理论界提出了种种消解文学的意识 形态性的观点,开始转而强调文学的审美本质和功能,一批疏离政治坚持个性创作的作家张爱玲、沈从文等重新走进研究者的视野,渐渐得到了人们的欣赏和喜爱,钱钟书的复出也得益于这样的文艺思潮的影响。再加上柯灵、鲲西、郑朝宗等人为钱钟书唱响了 “归来的歌”,以历史见证人的鲜活的记忆向研究者展示了一个渊深博雅、才情横溢的 钱钟书,引起文艺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刚刚接触到它的研究者面前,封尘了三十年一旦解禁的《围城》,的确给人一种艺 术的冲击力。它俏拔尖新的比喻,超凡脱俗的思想,洞察人生世相的智者风范,唤起了 读者全新的审美感受。受20世纪80年代“方法热”的影响,初期的评论者往往被小说独特的艺术技法、修辞手段、喜剧精神所吸引,以展开审美批评为主,柯灵、金宏达、何 开西、胡范铸等对小说的艺术风格、语言特色等方面的研究给钱钟书创作的审美研究作 了最初的奠基工作。除此之外,《围城》研究还较多地涉及到其主题意蕴、方鸿渐的典 型性格这些重要课题,基本上没有脱离“社会历史批评”和“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的理论框架,但这些研究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景观,隐约让人们感受到《围城》含藏多 向度解读的巨大潜质。一个新的时代开始,总要对历史重新加以审视。20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已成 为不容忽视的历史任务。1984年,在黄修己编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唐 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这些影响颇大的文学史著述中,开始用几百字的篇幅介绍《围城》,肯定其杰出的讽刺艺术和心理描写手法。而延至1987年,由钱理群、温儒 敏等学者合写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钱已经被作为一个重量级的作家更加全面 、更加深入地加以评述。20世纪80年代,《围城》逐渐越出专业人士的圈子,成为知识 界人士的案头读物,不断扩大影响。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的《围城》,到1987年, 共印五次,累计数量达到273,200册。《围城》同时译介到海外,进一步获得了世界声 誉,已经有七种译本在世界流行。随着《围城》声名日隆,吸引了热心的出版社急于向 钱钟书挖掘“文墓”,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钟书早年的创作陆续重新刊行于世,他 的所有著作都一一被重印。因为抱定“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再加上长期以来学问清通的学问家反而得不到 社会的尊重和认可,钱钟书一直是藏之名山的大儒。特别是由中华书局在“文革”后期 出版了钱钟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管锥编》五卷六册,这部著作被誉为“体大思精,包罗万象”。有鉴于此,钱钟书的同门、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首倡“钱学 ”研究,并在国内高等学校首次开设钱学研究课程,指导研究生向这“一座中国式的魔 镜”的《管锥编》发出了挑战。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钱学”研究得到舒展、陆文虎 、陈子谦等人的大力提倡和疾呼。作家舒展提出要“普及钱钟书”[1],又撰文盛赞钱 先生为“文化昆仑”,并倡议成立钱学研究所,“刻不容缓地研究钱钟书”。其高声呐 喊,引来一片回响,普及“钱学”的呼声随之高涨。[2]为什么要主张研究和普及“钱学”?这其中的文化心理机制耐人寻味。普及“钱学”是 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启动,举国上下掀起了空前的文化讨论的热潮。走出了“文革”阴影下的人们 怆然面对着一个本土文化的“荒漠”,西方强势文化的输入,构成对中国本土文化强劲 的冲击,国人对文化的焦虑感异常深切。这要求知识界亟需擦亮眼睛去重新发现被遮蔽 的“文化绿洲”,为断层的文化寻觅再铸的思想资源。而钱钟书学贯中西,以渊博和睿 智著称,重新呼唤出这一“国学大儒”,树立一面华夏传统文化的旗帜,在当代文化语 境下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舒展等人对“钱学”的推波助澜正适应了时代的这一文化心 理需求。对于倡导者,研究“钱学”目的很明确:①向世界宣布“中国并不是没有对人 类作出了巨大的举世为之瞩目的贡献的大学者”;②“增强对封建遗毒与资产阶级文化 中腐朽部分的抵抗力”。[3]耐人寻味的是,从一开始,“钱学”就有一种鲜明的意识 形态诉求,它不是“二三素心人在荒村野老屋中”培养之事,不是锁在“象牙塔”里的 纯学术,而是纳入到20世纪80年代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复兴文化的运动之中。当然,整个红色80年代高潮迭起,众声喧哗,相比90年代,“钱钟书热”还处在一个 酝酿期。而此时,钱钟书首先在专业化的领域内获得了文化身份和价值依据,以“文化 大讨论”为契机不断扩大了影响。在学术界、知识界他正在被悄悄完成一个“博学鸿儒 ”的建构,塑造成一个“高山仰止”的“文化昆仑”的形象。二、传媒·商业化·叙事策略:文化英雄的建构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钱钟书研究》的创刊和电视剧《围城》的成功播映为标志掀 起了第二次钱钟书接受的高潮。1989年11月,在当时任文化部长的王蒙的支持下,《钱 钟书研究》创刊,这是我国第一本专门研究“钱学”的纯学术刊物,树立了“钱学”研究的里程碑,“钱学”成为纳入官方意识形态体系内的学术活动。1991年初,由著名女 导演黄蜀芹执导、众多演技派明显出演的10集电视剧《围城》向全国播出,一经推出, 好评如潮。电视剧的成功播映使全国为之轰动,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围城》热,极大地 激发了读者阅读原著的兴趣。人民文学出版社以最快的速度,迅速再版了《围城》6万 多册,很快被订购一空。读者排队买《围城》的盛况,成为纯文学作品十几年难得一见 的现象。据书市反馈的消息,至1991年1月,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最大的新华书店都 将其列入最畅销的文学作品的榜首。截止到1995年8月,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印刷了 十四次,总册数已超过了一百万册,其它还有近十来种盗印本。保守估计,《围城》的 读者也达到了近千万人。影视艺术迅速扩大了文学的影响,使《围城》冲出学术“沙龙 ”,飞入了寻常百姓家。在这一过程中,“围城”越来越符号化,进入了文化消费领域 。前卫的年轻人的文化衫上印有《围城》中的名言警句;“围城”成为1990年之后大众 口头上的一个流行词汇。人们在评述某种现象时,会自然而然地冠之以“围城现象”… …《围城》几乎代表了一个时期社会的文化趣味和格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传媒引导的双重合力下,钱钟书和《围城》被推到了文化舞台的前 景。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钱钟书热”。《围城》的大众接受热情,激发了学术界深入研究《围城》的又一次热潮。当然除了 这些外在的动因以外,“《围城》热”还有更为内在的原因。20世纪80-90年代之交,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艰难的现代性的转型,人们的审美文化心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 围城》能从具体的人生体验中超越出来,达到对普泛的人性经验的冷峻的思考。它所反映的现代意识正好与时代剧变中人们的生命体验、情感体验产生某种契合;它所揭示的 人的事业围城、爱情围城、婚姻围城等人生万事的“围城”现象暴露了现代社会的生命 困惑和精神危机,具有现实的认识价值。此外,钱钟书幽默诙谐的语言、杰出的喜剧精 神和非凡的人生智慧都能对读者和观众产生持久的吸引力。这一时期的《围城》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它超越了过去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 的模式,进入人性探查和现代哲学的新层面。关于作品主题意蕴及人物形象的研究更为深入,作品丰富的潜藏意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温儒敏先生提出了小说主题的“多义说”,[4]认为《围城》的主题意蕴可从生活描写、文化批判和哲理思考三个层面来思考。解志熙则颇有见地地阐发了《围城》与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内在精神联系。[5 ]研究者不断探索新的批评方法,或寻找《围城》研究的突破,开掘了研究的深度。[6] 或透视《围城》的思想局限,触及了研究的盲点。[7]随着钱钟书文学研究的日益成熟 ,文学史家对钱的关注越来越多,评价也逐级升高。1990年唐在《关于重写文 学史》一文中指出,应该适当地提高钱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在90年代颇有影响的杨 义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钱以十几页的篇幅被专章重点评述。到这时候,文学 史家已经充分论证了《围城》的“经典”意义。钱钟书的知名度由知识界迅速扩大到社会各界,各种报章媒体用重点篇幅介绍钱及其 《围城》,推动了媒体去探求这一位身怀惊世之学的文化名人。然而,钱钟书本人屡屡 拒绝媒体采访和宣传的超然态度,进一步垫高了人们对他的好奇、惊叹和崇敬。值得注 意的是,这时候大众传媒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钱的人生传奇上来。20世纪90年代一个异常显著的现象是大众传媒的勃兴与文化市场的形成,这不能不对 文化传播的客体产生深远的影响。可是传媒传递信息的特质不是原封不动地传输,而是 有选择性的凸显和放大,目的是抓住受众的文化心理,制造兴奋点,或在大众的兴奋点和传播客体之间寻找遇合点,而传播客体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某种变形和压缩。对于这 位德艺双馨的大学者,传媒往往以“风华绝代”、“谜一般神秘而富于魅力”、“大师 ”、“文化奇人”、“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智者”等字眼来形容,凸显他身上的传奇 色彩,津津乐道其奇闻轶事,鉴赏他的惊人绝技。钱钟书不是因为他的学术业绩而被推 崇,普通读者感兴趣的是他这个人,是负载在他身上的传奇故事和特立独行的人格。一 名女编辑就曾直言不讳地说:“钱钟书学问怎么样,那没的说,我们也不感兴趣;我们 只感兴趣他这个人!”[8]片言居要。在传媒建构“文化昆仑”的想象性图景中,钱钟书 作为才子和学人的丰富性被剥离了,他留在公众媒体中的形象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奇 ”,二是“怪”。“奇”,钱钟书精通英文、法文,掌握其它五门外语,具有照相机式 的记忆力,在现代中国学者中,罕有其匹;淹贯中西古今的博学,学问之大,读书之多 ,人所难及,令人惊讶;浓郁的机智幽默,别具一格,一改过去人们心目中知识分子穷 酸腐儒的形象,成为中西合壁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典范。“怪”则“怪”在他视名利为粪 土,在“文革”大动荡的时代始终保持一份平常心和恬淡的学者心态,这种澹泊的学者 人格恰与急功近利的世风形成鲜明的对照,令人向往和崇敬。对钱传奇人生的公众兴趣直接引发了20世纪90年代钱钟书传记热的出现。1990年12月 ,美国华裔学者胡志德著的《钱钟书》介绍到中国来,这是当时全面介绍和研究钱钟书 的唯一一部评传。从92年到95年,大陆就有四部钱钟书传记问世,分别是孔庆茂的《钱钟书传》;爱默的《钱锺书传稿》;张文江的《营造巴比塔的智者钱锺书传》和李洪岩 的《智者的心路历程》。前三部传记主要面向一般读者和文化市场,追求内容上的传奇 性和文字上的可读性。相比之下,《智者的心路历程》最好,其特色是以治史者的眼光 记录下了钱钟书在历史沧桑投影下的“心灵史”,既以资料的开掘见长,又注重学理性 。在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不断凸显和强化下,钱钟书逐渐被塑造成为世纪末的一个“人文 神话”。20世纪90年代初,“钱钟书热”吸引了更多的中青年学者投入到“钱学”研究领域, 形成了一支不断壮大的研究队伍,“钱学”研究初见规模。研究者以不同的观照眼光和 不同的研究方法契入到其中,产生了一批比较有学术分量的专著。胡范铸的钱钟书学术与艺术思想研究,业内人士评论是颇见功力[9];周振甫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依据旧学阐释钱著,以实证见长;胡河清对钱人文思想和语言学的研究厚积薄发,言 之有物[10]。陈子谦推出洋洋40余万言的《钱学论》,系统性、综合性地阐发“钱学” 的精髓。李洪岩把钱钟书放在平行比较的框架中探讨其与近代著名学人吴窃、叶公超等 人的关系,兼顾事、学、理,自成体系……“钱学”的研究成果垫高了钱著在学术史上 的地位,诠释了其“经典”意义。而这种“经典”的符号性意义迅速被市场借用,趁着《围城》迅速蹿红的势头,钱钟 书学术著作的发行创造了中国图书市场的奇观。最不具市场价值的钱著竟成了文化市场 上一个流行时尚。《管锥编》、《谈艺录》和《钱钟书论学文选》都接二连三地印刷,给出版社带来了五六位数的经济效益。20世纪90年代“后新时期”进入了一个在商业化和大众传媒支配下的文化消费时代。 钱钟书的第二次接受高潮为市场大潮所裹挟,被纳入大众文化生产——流通——消费的 各个环节。钱钟书在专业学术领域里被充分论证了其经典性,接着被大众传媒发现和传播,塑造成为“文化昆仑”“学术精英”的文化符码,被赋予了一种可供消费的精致的 文化意味,形成流行的学术时尚之一。随之进行商业化的文化再生产和传播,“成功” 地推向市场,实现其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被某些学术投机分子利用为学术上的进身之 阶;被不法书商利用为攫取利润的有利工具;被报刊媒体拿来充实版面,提升文化品位 ;给读者提供一种文化消费的快感。钱钟书的接受和传播一定程度上成了对钱文化资源 的“掠夺”。他的作品及形象在媒体的引导、出版商的炒作、公众的兴趣点的作用下, 被一定程度的掩盖和误读。在这个过程中,即使严肃的学术研究,有一些也打上了赶商 潮、以市场导向为取向的烙印,被商业文化所濡染。三、说“冷”道“热”: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斑驳风景 从1996年至新千年,“钱钟书热”更呈现出斑驳芜杂的景观。1996年,“钱钟书热”绵延不绝的时候,一些新锐学者开始对“钱钟书现象”提出质 疑。该年第六期《当代文坛报》刊载了《钱钟书热:世纪末的人文神话》一文,几位博 士生展开讨论,指出“钱钟书在‘钱钟书热’中走上了圣坛,由一个学者变成了中国当代文化界的圣人”。钱钟书不是当代的文化大师,他恰恰代表了中国文化不擅长体系性 建构的欠缺。社科院蒋寅研究员也发表文章《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11],指出钱钟 书的“本来面目”已经“模糊”、“不清楚”了;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由于“钱学”家 们“种种廉价的赞美和庸俗化研究”;主张“解构钱钟书的神话”,让钱回到“优秀学 者”的本位上去。1999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十作家批判书》一书,则干脆对《围城》的经典地位进行 “解构”。称它是一部现当代的“伪经”,“《围城》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小说”。余杰撰文判定钱钟书“对人生、对历史、对苦难都有一种冷漠和游戏的态度”[12]……“酷评”之声不绝入耳……这些来自学界或民间的批判站在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对钱钟书的“人文神话”进行 解构,批判的杀伐之声也引起了“钱派”的一片回击,厚厚一本《为钱钟书声辩》趁机 出笼,文艺争鸣竟以至于演变成“干嘴仗”的局面。在对“钱学”大批判大争鸣的文化图景中,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先生驾鹤西去,第 三次在媒体掀起热潮。国内外最重要的报刊对钱先生的辞世作了重点报道,散见到各种 报刊上的悼念、追忆和评论文字不可胜数。其中不乏有真正学术眼光和学理分析的,如 季进的《钱钟书与现代西学》,刘玉凯著的《鲁迅钱钟书平行论》等;但从钱学研究状 况来看,还是谈文艺的多,论学术的少;创作谈的比较透彻,但把钱的文艺美学思想结 合创作实践谈的少。专门研讨《谈艺录》、《管锥编》的成绩就更少。《围城》研究者 则重点探讨它和世界文学的关系。就数量而言,跨越新世纪的几年是“钱学”的第三个 “收获期”,许多研究者急于搭乘“钱学热”的“最后一班车”。部分的学术行为演化 成一种市场上的文化营销行为。在世纪末“钱钟书热”的文化图景中,这一“热”一“冷”耐人寻味。说“冷”道“ 热”之间实际上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不同的思想话语之间的交锋,代表了不同的文化立 场对钱的解读策略,值得我们反思。前面已经提及,“钱钟书热”是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激发的产物,80年代末“文 化热”更进一步衍化成“国学热”,同时还出现了“陈寅恪热”、“新儒家热”等等。 “后殖民话语”的“辋辋的危胁”,使研究“国学”、复兴传统文化成为90年代一部分中国人的价值目标,反映了文化民族主义的某种需求。而且90年代,商潮高涨,拜金主 义流行,社会新生的丑恶现象有悖于传统道德,这都要求重新弘扬传统文化精神。这是 90年代钱借“《围城》热”之势而起,然而久盛不衰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诚如李泽 厚指出的那样:“九十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80年 代思潮林立、主义风行,多元文化的碰撞交织成时代无比激动的狂想曲。像钱钟书这样 “寂寞投阁”的学者不太引人注意。然而80年代末,对历史与文化的批判突然间坠入低 谷,强大的市场经济推动了文化的急剧转型,精英文化与世俗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 被“后现代主义”思潮抹平。这一切导致了90年代知识阶层启蒙精神的弱化。在这样的 背景下,学问家受到了知识界的重新重视,钱才真正热起来。学者以追求真理为己任, 以潜心研究为价值依托,钱钟书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崇尚的学术人格。这些都是“钱钟书热”在90年代凸显出来的深层原因。而对于另一部分坚持“新批判 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他们明显把价值的天平更倾向于西方人文思想,要求以批判现 实的方式深刻地界入社会事务。这些具有超学术的功利兴趣的知识分子,很难认同“国 学热”的思想立场,认同钱氏学者“白首下书帷”的事业。所以他们以西方人文思想为 参照,向以钱钟书构筑的“人文神话”发出冲击。针对“钱钟书热”中充斥着不少空洞 的赞美之声和吹捧气氛,批评者的某些预言发人深省:钱钟书可能成为“钱钟书热”的 牺牲品。但是从“捧杀”到“棒杀”,学理性的讨论常常被人身攻击来代替,部分文章 则完全是商业包装的策略,借“批”钱为招牌,哗众取宠,自我炒作。总的来说,世纪末的最后几年,对钱钟书的说“冷”道“热”正是在反思与重构文化 与学术的大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呈现了当代文化语境的多元共生和精英文化在世俗文化 冲击下的多向度分化。无论是“冷”是“热”,还是忽“冷”忽“热”,它实际上是一 种文化力量在起作用,昭示了特定时期的不同的文化需求与动机,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 和市场意识形态不同的解读策略。尾声尽管钱钟书一再拒绝、反对被研究和采访,执意隐藏在公众视野的背后,可是文化的 选择和历史的选择不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于是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一个纯粹的 学者不期然地成为大众传媒和文化市场中的热点人物,构成了90年代文化地形图中一个重要的座标。原本应该寂静的“钱学”,也成为堪与“红学”、“鲁迅研究”相比肩的 “显学”。在如火如荼的热潮中,钱钟书被完成了一个当代“文化昆仑”、“学术精英 ”的书写:经由传媒和文化市场的介入,演变成大众文化视野中的“文化符码”和流行 时尚。并且被意识形态借用,成为90年代不同的文化立场和思想“话语”的精神资源。 在意识形态操纵、传媒引导和商业化运作的合力作用下,钱钟书的原型形象发生了很大 的改写和误读。20年的研究历程,三次高潮迭起,在钱钟书渐行渐远的身影中,我们可能才惊觉对他 的认识还是“雾里看花”。而热潮正渐渐散尽,学术会慢慢归于本位。对于钱钟书,真 正的接受应该是穿越蔽障,摩挲经典,进入其话语空间,融入全部的生命体验和思想情 感,这样才能使一个真实的钱钟书浮现在我们清明的视野中。【参考文献】:[1]舒展.普及钱钟书[J].文艺学习,1986,(1).[2]王国清.研究钱钟书势在必行,王若:普及“钱学”的一点看法[J].随笔,1987,( 2).[3]舒展.关于刻不容缓研究钱钟书的一封信[J].随笔,1986,(5).[4]温儒敏.《围城》的三重意蕴[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1).[5]解志熙.人生的困境与存在的勇气——论《围城》的现代性[J].文学评论,1989,( 5).[6]胡河清.钱钟书与后结构主义[A].撩动缪斯之魂[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 5.[7]倪文尖.女人围的城与围女人的城[J].上海文论,1992,(1);舒建华.论钱钟书的 文学创作[J].文学评论,1997,(6).[8]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9]胡范铸.钱钟书学术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0]胡河清.真精神旧途径——钱钟书的人文思想[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蒋寅.请还钱钟书以本来面目[N].转引自李洪岩,范旭仑.为钱钟书申辩[M].百花 文艺出版社,2000.[12]余杰.昆德拉与哈维尔[A].想飞的翅膀[C].中国电影出版社,2000.[13]季进.钱钟书与现代西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参考资料:

1、《围城》包含着深厚的思想意蕴。一是社会批判层面。作品通过主人公方鸿渐的人生历程,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统区的国政时弊和众生相进行了抨击,包括对上海洋化商埠的腐败堕落、对内地农村的落后闭塞,对教育界、知识界的腐败现象的讥讽。二是文化批判的层面。这一点,主要是通过对“新儒林”的描写和对一批归国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来实现的。 2、《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 3、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钟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更多关于围城讲述了什么意义,进入:查看更多内容

应该是没什么讽刺的目的吧,作者只不过是用讽刺的手法,写了自己对社会的一些看法而已,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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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写成并发表了长篇小说《围城》,同年发表短篇小说《人·兽·鬼》。抗战及解放以后,先后担任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总纂、上海国立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等职务,主要进行翻译和中国文学的研究,出版了《宋诗选注》《旧闻四篇》《七缀集》以及《管锥编》等学术著作。 《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年,1980年再次重印,在青年中激起了强烈反响。编辑本段【主题象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是多层次的。 《围城》的象征源自书中人物对话中引用的外国成语,“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又说像“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e assiégé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但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钱锺书的本意。“围城”困境是贯穿于人生各个层次的。后来方鸿渐又重提此事,并评论道:“我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感想。”这就是点题之笔。钱锺书在全书安排了许多变奏,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 《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困境告诉我们人生追求的结果很可能是虚妄的,这看起来好像很有点悲观,但骨子里却是个严肃的追求,热忱深埋在冷静之下,一如钱锺书本人的一生。他揭穿了追求终极理想、终极目的的虚妄,这就有可能使追求的过程不再仅仅成为一种手段,而使它本身的重要意义得以被认识和承认,使我们明白追求与希望的无止境而义无反顾,不再堕入虚无。 但钱锺书并不是要简单地演绎这个比喻,他还要下一转语,不时地消除“围城”的象征。钱锺书的夫人杨绛曾经说,如果让方鸿渐与理想中的爱人唐晓芙结婚,然后两人再积爱成怨,以至分手,才真正符合“围城”的字面原义;钱锺书在《谈艺录》中批评王国维对《红楼梦》的误读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方鸿渐想进入唐晓芙的围城却始终不得其门;苏文纨曾经以为已经进入了方鸿渐的围城,其实进入却等于是在外面,而当她与曹元朗结婚并过上真正的市侩生活时——那种生活在钱锺书看来是绝对应该逃离的,她却安之若素;她曾经似乎已经进入了文化的围城,但她只有在成为发国难财的官倒时,才真正找到了自己安身立命之处,你用枪逼着她也不愿意出来的。方鸿渐并不想进入孙柔嘉的生活,可是他糊里糊涂地就进去了;结婚后,他也有想冲出来的冲动,但他是个被动的人,不敢行动,也不会行动。从表面上看,方鸿渐去三闾大学的经历与“围城”的比喻是最相吻合的,但实际上,方鸿渐之无法在三闾大学如鱼得水,是因为他还有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分子操守,或者说最基本的做人的操守。高松年、李梅亭、汪处厚,这些人在那里舍得出来么?编辑本段【内容提要】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2006年 ISBN:7020024750 装帧:平装 开本:32开 从印度洋上驶来的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在上海靠了岸。小说的主人公方鸿渐一踏上阔别四年的故土,就接二连三地陷入了“围城”。 方鸿渐旅欧回国,正是一九三七年夏天。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他们不属于那个时代先进的知识分子行列,当抗战烽烟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们大都置身于这场伟大斗争的风暴之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在湖南一个僻远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这也是场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旧社会你抢我夺的刀光剑影,腾跃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和火并;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时时看得到灰色的生活是怎样蚕食着人们的年华和生命,那恶浊的空气又是怎样腐化着人们的操守和灵魂。自然,这里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是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这些还没有消磨尽人生锐气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这是这部深刻的现实主义小说留给人们深思的一个严肃问题。 长篇小说《围城》共分九章,大体可以划做四个单元。由第一章至第四章是第一个单元,写方鸿渐在上海和家乡(江南某县)的生活情景,以写上海为主。在这个单元中,方鸿渐和苏文纨的“爱情”纠葛占了重要的分量。苏文纨的倾心相与和方鸿渐的另有所欢,使他们演出了不少半真半假、女真男假的滑稽戏。暴露了苏文纨官宦小姐矜持自负、自作多情、因而落得空对镜花水月的尴尬相,也暴露了方鸿渐纨袴子弟优柔寡断、不更世事而又玩世不恭的浮华相。围绕着他们,作者还写了十里洋场社交生活的各种人物,在美国人花旗洋行里做买办、喜欢人们唤他jimmy的张吉民,外表时髦、骨子里守旧的董斜川,“对雌雄性别,最有研究”的青年哲学家褚慎民,满肚子不老实、自我标榜是“新古典主义”的诗人曹元朗,以及暗中把方鸿渐当做情敌、枉费了心思的赵辛楣,甚至还有生得漂亮、头脑乖巧的唐晓芙等等,他们都在作者笔下显示了各自的性格和色相。他们宴饮会客、谈诗论文以及各种应酬交际是那样的内心空虚、百无聊赖以及庸俗不堪,这种生活不会培植健康的爱情,更不会培植健康的理想,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冲破的“围城”。 第五章可以算作第二个单元,是“过渡性”或“衔接性”的。在这个单元中,在个人生活上分别吃了败仗的方鸿渐和赵辛楣,从“爱情”牢笼中冲了出来,他们由假想的情敌变为真正的挚友,共同到湖南平成三闾大学谋事。作者在这一单元里,还为下一单元的闹剧准备了新角色:未来三闾大学的训导长李梅亭,副教授顾尔谦和青年助教孙柔嘉。他们和方、赵结伴由沪启航南下,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小社会”。发生在这个“小社会”里的种种矛盾困扰和嬉戏调侃,以及沿途的所见所闻,构成了小说所描绘的现实主义画面的十分精彩的一部分。 第六、七章是第三个单元,主要描写三闾大学里的明争暗斗。我们这里所选的第六章是这个单元之中的重场戏。上自校长、训导长、各系主任,下至职员、学生、甚至还有家属,都卷入了一场令人头晕目眩的人事纠纷。职业上的排挤,情场上的竞争,堂而皇之的例行公事,见不得人的谣诼诽谤、阴谋诡计,一时间三闾大学成了竞相逐鹿的舞台。一些学者文士粉墨登场,他们之中有李梅亭那样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男盗女娼的半旧遗老,也有韩学愈那样外形木讷、内心龌龊、伪造学历、招摇撞的假洋博士;有高松年那样道貌岸然、老奸巨猾、口称维护教育尊严、其实却是酒色之徒的伪君子,也有汪处厚那样依附官僚、谋取职位、意在结党自固、终于自蹈覆辙的阿木林;有陆子潇、顾尔谦那样一心攀龙附凤、专事吹拍、浅薄猥琐的势利小人,也有范懿、汪太太那样虽然混迹学府、却只在情场上显露头角、推波助澜的名门女士。总之,活跃在这“新儒林”里的各色人等,虽然用不着再把八股文当做敲门砖,却都扯起一面自认为是最漂亮的旗帜,将真面目掩盖起来,施出周身解数去追求新的晋身之阶,仿佛自然界的动物蒙上保护色,追求自身的发展一样。自然,他们之中也还有没耗尽两肩正气的某些较好的人物,如虽则荒唐、孟浪,到底还有一些责任感的方鸿渐、赵辛楣,娇弱深沉、很有心计的孙柔嘉等等。这些人物,或像方鸿渐,不失为“可造之才”,或像赵辛楣,终竟有一技之长;或像孙柔嘉,是思虑周密、深藏韬略的女中强者——他们在好的社会里,完全有可能发展为出类拔萃的人才;但在那些乌烟瘴气的环境里,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倒像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那样,让社会的惰力抵消掉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第八、九章是第四个单元。方鸿渐和孙柔嘉在返回上海途中结了婚。这对双方来说,都不能算做令人激动的结合,加以失业造成的对于前途的焦虑,使他们婚后不断发生争吵。这种争吵在返沪途中还较为单纯,定居上海后,由于双方家庭和亲族的介入,矛盾更复杂了;在婆媳、翁婿、妯娌、亲朋、乃至主仆之间,一度曾发生了一系列龃龉和纠纷。最后,方、孙的矛盾终因后者辞去报馆资料室主任而面临再次失业时激化了。方鸿渐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家解体,他再次冲出一个“围城”,又来到一个“围城”的入口——他打算投奔在重庆当官的赵辛楣谋取职业,这肯定也是一条前途未卜的坎坷不平的道路。小说在一阵老式自鸣钟的“当、当……”声中结束。像过去一切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品一样,它没有提供什么关于社会和人生出路的明确结论,但他描写的生活本身,“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节选自郭志刚《谈钱钟书的〈围城〉》, 《小说鉴赏文库·中国现代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编辑本段【文化批判】 《围城》的直接时代背景是1937年及以后的若干年,正是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时期。但要理解《围城》,必须追溯到近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之下,被迫地、却历史性地开始了与世界的接触,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与西方文明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交锋、碰撞、冲突以至交汇、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在一大批留学生——钱锺书正是他们中的一员——的身上具体地、活生生地体现出来,因而具有值得解剖的典型意义。 作为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钱锺书几乎必然地要从文化上来认识“围城”的精神困境,从而产生深刻的孤独感和荒诞感,在全书的结束部分,方鸿渐在经历了教育、爱情、事业和家庭(婚姻)的失败后,这样感叹: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第324页)。 这里已经明显地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的人生感叹。但这种文化困境、精神困境,却是发生在衰微积弱的老大中国与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剧烈冲突中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令人深省的画面:经过一家外国面包店,厨窗里电灯雪亮,照耀各式糕点。窗外站一个短衣褴褛的老头子,目不转睛地看窗里的东西,臂上挽个篮,盛着粗拙的泥娃娃和蜡纸粘的风转。(第353页) 还有全书结尾处那只著名的祖传老钟,方鸿渐的爸爸作为结婚礼物送给儿子儿媳的宝贝钟,每小时“只慢7分钟”的“很准”的钟,这会儿已经慢了5个钟头的钟: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第359页) 有些西方批评家说《围城》写了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也有中国批评家说表现了西方现代文明在中国的失败,从而证明了资本主义文明不救中国的主题。这些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钱锺书似乎并不是采取非此即彼的立场,他更着力于嘲讽伪文化人的可笑、可怜和可耻,更多地是要写出中西文化冲突中的尴尬、窘迫和困境。而从更广阔的文化意义上来体认,《围城》更主要的是写“围城”困境,其艺术概括和思想意蕴超出了狭隘的个人经验、民族的界限和时代的分野,体现了作者对整个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深入思考,也凝结着作者对整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状况和人类的基本根性的历史反思。编辑本段【人物形象】 在写《人·兽·鬼》的时候,钱锺书似乎还是着迷于讽刺嘲笑,着迷于妙语连珠,着迷于意蕴题旨,人物形象却都还模模糊糊。而《围城》则不然,不但有李梅亭、曹元郎、高松年、周经理、范小姐等廖廖勾勒几笔却给人深刻印象的漫画式人物系列,更值得珍视的是方鸿渐和孙柔嘉这两个独特的人物。 方鸿渐被有些批评家称为“围城人”。 方鸿渐是个被动的、无能的、意志不坚定的、经不住诱惑的人,更是一个失败的人,他的失败是因为他面对现代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和严重的精神危机而缺乏与之对抗所应有的理性、信仰、热情和力量,也因为他还不算是个卑鄙的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有时候还想保持一点做人的尊严。这不上不下的位置是尴尬的。很多学者把他与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的形象联系起来,但“多余人”的悲剧在于思想上开始觉醒而缺乏行动的勇气和历史条件,而“围城人”的悲剧在于他的庸常。“多余人”会给人以时代的前卫和英雄的感觉,而“围城人”却跟我们一样,作为普通人徒劳于找寻解脱或依附。 就像一无用处的贾宝玉是《红楼梦》中几乎唯一的好男人一样,方鸿渐也是《围城》中最好的人——或许除掉唐晓芙。在整部小说里,只有一个唐晓芙,是纯洁而可爱的。这是因为她对方鸿渐来说,还是虚无缥缈的,无望不可即的,所以,她是一个幻象。而但凡有真实感的人,就都是可笑的、猥琐的、虚荣的、卑鄙的。方鸿渐优于里面的每一个人。我们知道,乱世是英雄或枭雄的天下,懦弱者是注定要失败的。所以,既不作恶也无英雄气概、既与世无争又于世无补的方鸿渐,是注定要失败的。方鸿渐的悲剧是现代社会人性异化的结果和对比。 但《围城》人物谱里更有独特意义的是孙柔嘉。这个怯生生的小女生,这个似乎没有什么主见的小女生,这个小鸟依人地交付方鸿渐照顾的小女生,却是个最工于心计的人。这种既柔又嘉、却暗自阴柔而且柔能克刚的人,就像一个甜蜜的圈套,却掌控着自己的婚姻、生活和命运,也掌控着方鸿渐的婚姻、生活和命运。这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中国道家文化中的所谓“阴柔”,中国政治文化中的所谓“权谋”,都可以在她身上找到影子。在钱锺书之前,甚至之后,似乎还没有人写出来过。但她不是一个文化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具有全部复杂性的人,当她掌控一切后,婚姻、生活和命运,却又似乎全都失控了,这个转折表达了另一个层面的“围城”困境,也使我们无法用三言两语来概括这个人,就像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说不尽的一样,她也是说不尽的。编辑本段【犀利讽刺】 《围城》被很多人誉为现代的《儒林外史》,是因为钱锺书在这部小说中淋漓尽致地讽刺了知识分子。这种讽刺基于时代的和人性的的原因,也基于钱锺书个体的原因。 先说个体的原因。钱锺书是个不世出的天才,同时,他也是最纯粹的学者,对学问怀着最深挚的虔诚,在学术上他不能容忍一丁点儿的虚伪和取巧。在这种目光注视下,一般的所谓“学者”,要不可笑也就很难了。比如他经常讽刺学者抄卡片,《围城》中的头号小丑李梅亭就有一个铁皮卡片箱。其实一个教书匠肯花力气抄卡片已经是颇为值得表扬的了,但在钱锺书看来,读书而没装在脑子里融会贯通,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围城》中的文化讽刺更多的是基于中西文化冲突、碰撞的历史平台,而这正是钱锺书的着力点之一。一是以现代文化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弊端,如方鸿渐的父亲方老先生的迂腐,他推荐的线装书中“中国人品性方正所以说地是方的,洋人品性圆滑,所以主张地是圆的”之类。二是嘲讽对西方文化的生搬硬套,“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如曹元朗摹仿“爱利恶德”(艾略特)《荒原》的《拚盘姘伴》诗,又如买办张先生式的洋泾滨。三是探讨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吸收中的荒诞,如方鸿渐在家乡中学演讲时所说的,“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又如三闾大学中的“导师制”。 但《围城》中的讽刺更多的是基于对人性的解剖。比如方鸿渐著名的克莱登大学假博士,集中体现了人性中的欺诈、虚荣、软弱、对环境的无奈等等,又如李梅亭偷吃烤地瓜、陆子潇以国防部、外交部信封唬人、范小姐用不通的英文假冒作者赠书给自己等等,举不胜举。读者扪心自问,做过这些事的似乎不止这些人,有时也包括自己,就好像我们在阿Q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相貌特征一样。

论文浅析《围城》的语言艺术 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揭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不那么先进甚至还很迂腐和软弱的普遍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心理刻画贯穿全篇。当战争的火药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②.对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画 作者对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从不繁冗拖沓,这些人物有利地衬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给主要人物以足够的刻画和渲染空间。 作者透过方鸿渐的刻画,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围城》对除方鸿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显人物内心最深藏的本质,在这些人物都想掩饰、深藏自己的过去、缺点时,心理刻画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识破工具。 4.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①.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走下“神坛 ”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②.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公共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③.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技巧,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驾驭功底,其人的睿智广博至今仍让人肃然其敬。辩证统一的、圆润严谨的语言艺术结构让整个作品变得无懈可击。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让人深思,能让人顺手摘抄或在公众里稍加发挥,翕然一笑之余,总要感叹“钱氏语言”的奥妙无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语言也不爱情物语。本文并不赞同如今女士们热衷《围城》的理由是能从中发现爱情与婚姻的厚黑学。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理应是多层次的,它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建筑的。 参考文献[1] 〔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 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 〔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王艾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你的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排版一定要遵循学校格式模板要求,否则参考文献、字体间距格式不对,要发回来重改,老师还会说你不认真希望可以帮到你,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下面对论文写作提供一些参考建议仅供参考:方法/步骤题目:写论文首先就是写论文的题目,有的时候,老师会将论文题目发到每个学生手里;有时需要自己来写,自己来写就要注意论文题目要明确简洁有概括性,并能准确的反映本论文的研究内容。(字数不要太长,20字左右即可。)摘要和关键词:论文题目拟好后就需要写摘要和关键词(有时不需要写)。摘要是论文内容的简要陈述。关键词是主题词条,应采用能覆盖论文主要内容的词条。关键词一般写3—5个。正文 :正文包括绪论、正文主体与结论等部分。 绪论应包括论文的目的与意义;对问题的认识及主要研究内容。论文主体是论文的主要部分,要层次清楚,结构合理,文字简练通顺。结论是对整个论文主要的成果的总结。在结论中应明确指出研究内容的成果,见解和观点。致谢:一般是对指导教师个人和同学们的帮助表示感谢。内容要实事求是, 简洁明了。参考文献:所引用的文献必须是本人真正阅读过的与论文直接有关的文献。(学年论文一般不需要写参考文献)附录 :是对于一些不宜放在正文中,但又直接反映完成工作的成果内容。如图片﹑实验数据﹑计算机程序等。论文写作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强的专业,同学们在撰写本专业毕业论文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写作原则(1)超前性。在论文选题前,要选择具有前瞻性的题目,即对我国职能部门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时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论题。(2)实用性。我们在做论文写作时切忌空谈,切忌重复已过时的东西,要选择工作中对企业有重大影响的现实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新的见解。(3)时间性。特别提醒撰写方面论文的同学,由于2001年财政部颁布了现行制度,因此,我们在进行论文写作时要注意参考2001年以后刊物发表的文章。如:写信息失真方面的文章同学注意。自从现行制度颁布后,从制度层面已将信息造假问题杜绝了,建议这方面的论题就不要再选了。(4)观点正确。论文写作时,其观点不要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规定相违背。(5)论题要严格限定在、财务、审计和电算化方面;或写财务专业与其他学科交叉方面的论题。如:“税收筹划对企业理财活动的影响”等。其主旨必须体现出财务专业的内容。否则就离题了。二、构思1、选题(1)不是所有刊物发表的题目都适合我们写。因为专业本科论文完成字数要求在8000至10000字之间,而有些发表的论文题目写作字数达不到我们规定字数要求,故并不适合我们选用。(2)若写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方面论文时,要突出所学财务专业理论与方法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作用。离开这一指导作用,论文将变成调查报告或工作总结。(3)要注意审题。有的同学为了追求题目新颖,确定题目时,出现了自相矛盾的情况。如:有的同学把题目定为“企业内部控制机制创新”。我们知道,对于企业内部控制问题有关部门没有出台完整的规定,该题属于探讨性问题,更无从在此基础上创新了。(4)论题要有探讨价值。论文的写作要以建立和完善相关规定或解决企业财务工作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对象,如:“浅谈我国的财务分布报告”。该题针对我国现行制度的相关规定不够完善的地方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设性意见,对职能部门进一步完善《企业财务分布报告》征求意见稿有一定参考价值。相反,有一些同学《关于人员职业道德》、《加强成本管理、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类题目写起来很空,又没有实际内容。因此,建议同学们不要选择这些题目作为论文来写。2、写作过程一旦确定题目后,就要开始写作了,写作的时候要注意:第一,确定题目;围绕题目搜集有关资料;第三,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第四,根据筛选后的资料确定论文提纲,在提纲中把自己的观点融入其中;第五,依据详细提纲开始论文写作。同学们在收集资料时,可以到北京图书馆查找一下刊物:《研究》、《财务与》、《财务与导刊》、《财会通讯》、《财会月刊》、《中国农业》、《现代》、《天津财会》等,还可以参考各财经院校学报有关财务方面的文章。三、应注意的问题(1)题目和内容要一致。如:有的同学在写“试论企业内部控制”一题时,夹杂了许多企业财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的内容,表现出题目与内容相脱节,从而消弱了主题。(2)论文结构要严谨。论文提纲确定后,要看看其结构是否合理。举例说明:“试论审计风险的控制与防范”的一般结构应为:审计风险的定义。进行各国审计风险定义比较,通过比较得出结论;审计风险的特征。对特征进行详细说明;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对审计风险产生的原因进行逐项分析;审计风险的控制。主要把控制审计风险的步骤写出来;审计风险的防范。把防范的主要措施写出来。举例:例如,在防范审计风险方面,现行制度中那些不够规范的方面还需改进,怎样改进。国际上成功范例给我们的启示。(3)文章内容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4)论文写作要能够反映出当前我国财务领域关注的问题,要看近几年的相关刊物。

围城论文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各国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壮大和深入。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不例外,各个领域的论文层出不穷,尤其是在一些科技领域,中国的研究成果已经开始受到国际的关注。在国内,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但是,更多的注意力是集中在一些热门的领域,例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生物基因等,这些都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一些战略型的研究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例如能源、环境、军事等领域。

针对这些热门领域,国内的论文研究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例如,近年来,智能驾驶、人脸识别、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不断提高,分别利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这些研究都为中国智能化制造、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物联网领域的研究也逐渐成熟,利用无线传感器和云计算等技术,实现了物品之间的互联互通和智能控制。

在国外,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向前发展。一些国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的学术研究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在生物医学领域,国外的一些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医学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启示,中国的生物医学研究也在不断地发展和进步。同时,在能源、环境保护等领域,国外研究成果也为中国提供了许多借鉴,为中国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总的来说,中国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国内外都越来越受到重视,各个领域的学术研究也在不断发展和进步。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不够,研究方法和手段不够先进,学术交流和合作不够紧密等。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加强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效率,发挥学者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中国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国内外研究现状写法技巧如下:

第一写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时候首先需要具备的是研究国内的现状,需要举出一系列的数据,同时这些数据必须是来源于正规的数据平台,这样的平台国家已经很多,比如中国知网是一个全国比较大家的数据库大家可以在这里查找,这个方法大家要记住。

第二大家写国外研究的时候,需要明白的是国外的整体情况,需要了解具体国家的整体数据,同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要有了解,这样才可以引述正确。这些资料可以各大国际知名网站查找,美国的很多大学网站对外开放一部分,可以去那里研究一下。

数据的来源需要注明,这点十分重要,同时在做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比的时候要明晰的说明的整体对比和结论,要写明国内外相互的关系,相互的优势和劣势,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问题,这样才是一篇完整的论文。

介绍:

研究学位的时候,尤其是大学生,都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课题和具体的研究方向,这样的研究难度都很大,大学生都需要面临这样的课题,同时还要写一篇针对性的论文,这样才可以大学毕业,合格的研究性论文,并不是很好写,需要很多技巧。

很多论文的提出大多是要有国内外研究现状这个内容,这样的情况下写论文的难度是很高的,严格的教育才可以出人才,严谨的学习才可以做好事业,所以论文的难度正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以及其他人员需要挑战的事情。

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是一部记录人生旅行、描摹人情世态、暗示人生困境、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之“围城”的小说, 其外文译本之多、图书馆收藏数量之众、传播力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研究成果之多, 是中外现当代出版史上浓重墨彩的篇章, 在中外文学交流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1961年,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称赞《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趣味横生、最用心经营的一部小说, 也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小说”,这一评介从此揭开《围城》在海外译介和传播的序幕, 先后出现英语、俄语、法语、日语、德语、波兰语、捷克语、西班牙语、韩语、越南语和荷兰语等十余个外文译本, 经历过多次域外旅行。继夏志清之后, 珍妮·凯利1974年在香港《译丛》 (Renditions) 杂志上发表《围城》第一章的英译, 美国出现两篇研究《围城》的博士论文:胡定邦 (Hu 1977) 的《钱钟书三部文学作品的语言学—文学研究》和胡志德 (Huters 1977) 的《传统的革新:钱钟书与中国现代文学》。1979年, 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围城》的第一个外译本Fortress Besieged, 以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的《围城》版为底本, 凯利译出初稿, 美国华裔学者茅国权 () 完善, 收入美籍华人学者罗郁正、刘绍铭和李欧梵等主编的“中国文学的英译” (Chinese Literature in Translation) 丛书。《译者序》指出:虽然钱钟书受到夏志清的高度评价, 但“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 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因此希望《围城》英译本能够引起读者对钱钟书及其作品更大的兴趣 (Chi'en 1979:xi) 。《译者导言》除简介作者生平和著作外, 着重将《围城》作为一个完整艺术品进行讨论, 认为这既是一部带有幽默风格的喜剧, 又是一部讽刺爱情婚姻、评论和研究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学者小说, 其最高艺术成就是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成功塑造 (同上:xiii-xx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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