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可以引用部分话题话题一：改善民生“必须把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水平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目标.”在林树森省长向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句话让人们的心在寒冬里热乎乎的.2007年,贵州省财政收入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全省财政总收入完成亿元,比上年增加亿元,增长.列席本届人大一次会议的省财政厅厅长李岷告诉记者,政府的“钱袋子”鼓了,将财力“大把”投向普通百姓,解决了一系列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问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是本届省政协新成立的界别,该界别的何文江委员感慨地说：“这充分说明了党和政府对民生问题的高度关注,对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加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工作,促进各种社会关系和谐共存,需要广泛吸纳各方面的意见,希望全社会关心和支持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广大百姓.”在省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人大代表向会议议案组提交的建议、意见中,绝大多数与民生有关.杨继凯代表提出了解决大方县农民生产生活用煤困难的建议,张明富代表建议设立专项资金鼓励支持回乡创业者,孙炜代表建议省政府整合“四大工程”培训资金,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可谓件件关民生.“1年10块钱,看病管1年!”面对记者的采访,戴燕代表说起了自己的亲身感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农村低保的实施,切切实实为农村家庭减轻了负担,受到广大农民欢迎.但是我省农村人口多、人均收入水平低、困难群体比重大,农村各项社会保障事业滞后,希望农村社会保障幅度更大些、受益面更宽些.曾孔祥代表认为,帮助解决城镇低保居民的家庭解决就医、子女就学等实际困难,是构建和谐贵州的重要内容,建议政府部门健全低保标准调整机制,让符合条件的低保人员应保尽保.针对农村教育、医疗等问题,多数代表认为,现在群众仍然存在就学难、就医难现象,建议政府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让百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话题二：生态文明两会开幕后,来自省统计局的聂坤琪委员再一次字斟句酌地推敲了自己准备的提案――《加快中心城市废旧电池回收步伐,让“废旧电池回收箱”尽快来到市民身边》,正式提交提案委员会.他说,虽然废旧电池回收看似一件小事情,但是却关乎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大问题.“走一条生态文明发展之路”,这11个字,已成为贵州3900多万各族干部群众的共识.代表委员们认为,必须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根本途径.黔东南自治州州长李飞跃代表一席话激起共鸣：“发展道路是可以选择的,发展阶段是可以跨越的,要发挥我省的后发优势,抓住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历史性机遇,使我省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直接进入生态现代化的最新发展阶段.”孙国强代表说,巩固和增强生态优势,是在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开辟一条“绿色通道”.能不能管钱,能不能吃饭,能不能靠它发展,实现跨越,实践证明是可以的.“贵州森林覆盖率近年来以每年一个百分点的速度提高,目前已达到,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旅游业迅速发展,五年累计接待旅游者亿人次,比前五年增长72%,实现旅游总收入1432亿元,是前五年的倍.”代表委员们盘点家底后深感自豪：青山绿水正在成为贵州最靓丽的符号.此前,林树森省长曾在全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生态文明不只是拿来看的,而是要拿来当饭吃的”.这句话被媒体广泛引用
举办时间 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会议听取了林伯渠代表筹备会所作的关于人民政协筹备工作的报告；谭平山所作的关于《中国人民政协组织法草案》起草经过和草案的特点；董必武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起草经过和草案；这次会议代行了中国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决定了新中国的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公元，国歌未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国旗定为五星红旗。 会议制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使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组织上完备和固定下来。 １９５４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人民政协不再代行全国人大的职权，但作为中国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继续存在，并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全国政协办公厅正式发行的刊物，杂志目前有三种：《中国政协》、《纵横》、《理论研究》（即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报纸有一种：《人民政协报》。
2007年2月，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编辑出版了《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促进了人民政协理论成果的传播，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之后，又创办了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刊》。《会刊》由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主管、中国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主办、中国政协杂志社出版发行,是首个在全国公开发行的关于人民政协理论的学术性刊物。《会刊》鼓励多角度、多形式、跨学科研究人民政协理论，是广大政协理论工作者展示交流研究成果的窗口和平台。经过一年试刊，2008年2月，会刊正式定名为《理论研究》，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亲自题写了刊名。在全国政协的领导下和有关部门及地方政协的支持配合下，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和创新不断推进，正进一步完善规划，建立研究基地，开展人民政协理论建设工程。
《人民政协报》。《人民政协报》创刊于1983年4月6日，由邓伟人亲自题写报名，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唯一的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统一战线报纸。《人民政协报》是全国“两会”重要的宣传媒体。
人民日报社、人民政协报、组织人事报、郑州日报社、人民铁道报社、中国工商报社、北京青年报社等。
1、人民日报社
1946年5月15日，由毛泽东题写报名的《人民日报》在邯郸市创刊，当时该报为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机关报。1948年6月15日，《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合并，实际担负党中央机关报职能。《人民日报》为中国第一大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上最具权威性、最有影响力的十大报纸之一。
2、人民政协报
《人民政协报》创刊于1983年4月6日，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的机关报，也是唯一的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全国性统一战线报纸。邓小平同志为《人民政协报》创刊题写报名。
3、组织人事报
《组织人事报》创刊于1984年7月15日，同年10月5日正式公开发行，是全国首份以党的建设和干部人才工作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报刊，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主办主管。组织人事报社是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直属事业单位。
4、北京青年报社
北京青年报社为一家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传媒集团，为公益二类事业单位，隶属于共青团北京市委，已拥有十余家媒体、六大产业百余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香港上市公司。
5、人民铁道报社
人民铁道报社是铁道部直属的事业单位，自2000年起，报社改革人事制度，缺员时在全路和北京市公开招聘，实行合同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日报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政协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组织人事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北京青年报社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人民铁道报社
应该是时事类的把
引用政府文件和某组织文件的参考文献格式应该是“技术标准”或者“报告”。
技术标准格式：[序号］标准代号,标准名称[S]．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报告格式：[序号］作者．文献题名[R]．报告地：报告会主办单位，年份。
参考文献介绍：
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论文中参考文献引用的是国家颁布的文件或纲领政策，要用字母S表示。
例如：引用的是国家标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则，在参考文献中格式为：
GB／T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S］。
参考标准格式指的是写论文的引用已经发表的文献格式，根据资源的类型可分为这本书［M］，［C］学报》发布会上，报纸文章［N］，［J］，期刊文章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一］学报文献、杂志［G］。
电子文献类型：数据库［DB］、计算机［CP］、电子公报［EB］
电子文献载体类型：Internet［OL］、CD［CD］、磁带［MT］、磁盘［DK］。
参考文献类型及文献类型，根据GB3469-83《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
专著M ； 报纸N ；期刊J ；专利文献P；汇编G ；古籍O；技术标准S ；
学位论文D ；科技报告R；参考工具K ；检索工具W；档案B ；录音带A ；
图表Q；唱片L；产品样本X；录相带V；会议录C；中译文T；
乐谱I； 电影片Y；手稿H；微缩胶卷U ；幻灯片Z；微缩平片F；其他E。
这个问题我也郁闷了很久，后来我想这样解决：这种算作法律或法规的情况在国家标准《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里面没有说明，我个人觉得可以在正文中加括号或者在脚注中标明出处即可。如果非要将其列在文后的参考文献中，建议搜一个相关网页，用[EB/OL]（电子公告/联机网络）标示。
1、论文格式的论文题目：（下附署名）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 2、论文格式的目录 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 3、论文格式的内容提要： 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 4、论文格式的关键词或主题词 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计算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 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分析，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参见《汉语主题词表》和《世界汉语主题词表》）。 5、论文格式的论文正文： （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 〈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 a.提出问题-论点； 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 c.解决问题-论证方法与步骤； d.结论。 6、论文格式的参考文献 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研究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 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 英文：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 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 （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 （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三千字政治论文参考文献五篇合适。根据查询相关公开信息显示，3000字的论文应该属于小论文，字数较少，所以，对于参考文献来说，参考五篇文献即可。毕业论文，按一门课程计，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高等专科学校、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本科及研究生学历专业教育学业的最后一个环节，为对本专业学生集中进行科学研究训练而要求学生在毕业前总结性独立作业、撰写的论文。
政治是社会交往不断发展的产物，是社会交往不断趋于规模化、标准化、程序化、清晰化、精确化和条 文化 的结果。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 一、论文格式必须包含如下六大要素： 论文标题、论文作者署名及其单位、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英文关键词、论文正文，最后是论文的参考文献。这是论文格式的六大要素，是任何论文都必须要包含的内容。 此外，在不同学术领域，其论文还有其他一些内容，比如论文致谢、论文封面以及 毕业 论文要写明指导老师等。 最后，不同的学术研究或者编辑出版机构，对论文格式也有自己的一些要求。 二、论文内容必须按照论文格式要求进行编辑排版： 论文除了要包含如上六大要素之外，还有按论文格式要求对论文内容进行编辑排版，比如纸张大小、标题居中、段落缩进、列表编号、字体字号等。在信息化时代，这个要求更为迫切。 论文格式化之后，内容条例清晰，结构一目了然。 政治论文参考文献 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在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交往和处理国内事务首要主体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尤其是政治安全，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而且直接关系到每个国民的切身利益和福祉。当前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各种矛盾和问题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维护政治安全，保持政治稳定，对于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对于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治安全及其影响因素 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在一定环境和条件下，国家主权、领土疆界、民族尊严、意识形态、价值文化、国家制度和权力体制等方面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自主，并免受各种干扰、侵袭、威胁和危害的能力和状态。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最根本的象征，是国家利益的最高目标。只有当政治安全获得保证的条件下，才能有效地谋求和维护经济、科技、文化、社会、生态等其他领域的安全。一般认为，政治安全的内涵主要包括国家主权安全、政治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和社会政治秩序安全等四个要素。对于中国来说，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实现政治安全的根本保障。政治安全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领域的安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其中经济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和文化安全的组成部分)，对政治安全产生着尤为重要的影响。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经济出了问题，政治也会出问题。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看，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矛盾比较尖锐的情况下，由天灾导致的饥荒和民不聊生，往往会成为引发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从西汉末年直至清朝中后期，历史一直围绕着经济领域的治乱循环为轴心旋转着。即使是现代社会也难以逃出这条铁律的规制。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使印尼经济陷入困境，引发政治危机，导致统治印尼32年的苏哈托政权于1998年倒台。同样，南美的庇隆、皮诺切特、藤森等政权兴衰乃至苏东剧变，其动因也都在于经济领域的危机。有鉴于此，邓小平在 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 经验 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等论断，明确指出了经济发展对于保持政权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决定性影响。当然，另一方面，政治安全问题也可能反作用于经济安全领域，这在苏东剧变以来的原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的泰国、菲律宾以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家的现实政治中都可以找到很好的反面例证。总之，在思考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的关系时，完全可以将其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在国家安全领域的投射。 意识形态既是政治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任何一个政权，除了依靠国家机器和经济利益两手来维系，统治阶级倡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能否为多数民众接受和尊奉，也是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因素。清代学者龚自珍有句 名言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说的就是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政治安全的重要影响。毛泽东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对于每一个执政党或执政阶级而言，能够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是暴力工具和直接与民众自身相关的经济利益要素，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可能是最不容易引起足够重视的政治安全要素，因为政治安全的积极影响是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形式反映出来的，需要长期持续的资源投入和对政治文化、社会舆论前沿的跟踪和引导，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上许多执政集团丧失政权是始于丧失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或公信力。 二、人民利益与政治安全 决定一国政治安全的根本因素，是人民的拥护和支持。那么，一个政权或执政党如何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呢?说到底，就在于它能不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和福祉。如果能带来利益，人民就拥护，政权就巩固;如果会损害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反对，政权就不稳固。我们可以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展中加深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1949年以前，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欺凌，国内政局不稳、战乱不止，国家积贫积弱，人民颠沛流离。摆脱任人宰割的屈辱地位，结束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是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之所在。谁能带领人民实现这个任务，谁就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国家统一、政局安定以后，就要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国民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整个国家呈现出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局面。但由于受特殊的国际环境影响，加上极“左”思想在党内泛滥，党的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能得到有效贯彻。运动接连不断，经济建设受到严重干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没能充分发挥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果断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解放了生产力。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社会之所以能够稳定快速发展，国家政治安全，从根本上讲，还是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各项政策。 在人民富裕起来的同时，只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一方面继承了邓小平使人民富起来的历史使命，继续大力发展生产力，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致力于解决富起来以后出现的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腐败现象蔓延等问题，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的创新发展，也是对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创新发展。 如何在国家发展和人民富裕起来以后，让社会更公平、更和谐，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问题难度更大，任务更艰巨。以胡锦涛同志为的党中央，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进一步指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起来以后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的利益问题。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只要始终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防止党员干部脱离群众，国家就能长治久安，这已经成为了全党上下的共识。 通过上述不同历史时期党中央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我们很容易就可以找出一条贯穿其间的红线——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体系中，以人民利益为最根本出发点，是党始终没有动摇过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可能克服那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在确保社会主义政治的人民性本质的前提下，不断夯实政治安全的基础。 三、政治安全与政治体制改革 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影响政治安全的因素，可以按矛盾性质分为两大类：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包括西方敌对势力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以及国内颠覆势力和国家政权之间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又可以分为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矛盾，以及人民群众与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 显然，当前影响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是人民内部矛盾。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里，中国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过的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使矛盾和问题在短期内集聚。应该说，这些矛盾绝大多数是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引起的，是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短期内难以根本解决导致的，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虽然这些矛盾是在全体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但如果不能引起重视并及时予以化解，就有可能不断积累甚至激化，同样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影响中国的政治安全。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巩固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和实现国家政治安全的一项根本任务。 而在人民内部矛盾中，对政治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在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从根本上讲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但在具体单位、具体问题上干群矛盾、党群问题是存在的。关键是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和干部要善于体察民情，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并努力做好工作，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及时化解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情绪。只要党和政府真正信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不足，也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 为了防止党夺取政权后蜕化变质，重蹈历史上封建统治者的覆辙，中国共产党人很早就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安全问题进行了探索。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民主人士黄炎培进行了著名的窑洞谈话。黄炎培提出，共产党如何跳出“其兴也浡焉，其衰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保证政治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实现民主。毛泽东在窑洞谈话中提出民主，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 第一，人人起来负责。就是要真正让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也是真正的民主的含义。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党的十七大 报告 也明确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正如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所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第二，人民监督政府。现代国家，特别是对于大国来说，除了在基层和一定范围内实行直接民主、协商民主，在整个国家层面，主要还是实行间接民主、代议民主，即人民通过行使选举权，将权力交给选出来的政党和民意代表，由政党组成政府，来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职责。任何国家要发展、要稳定，都离不开政府，离不开公共权力。但权力一旦失去监督，就会腐化变质，损害人民的利益。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英国学者阿克顿提出：权力导致腐败，失去有效监督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古今中外无数的事例证明，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和暴政的根源，也是影响政治安全的根源。让人民监督政府，用权利制约权力，是防止权力腐化变质，危害人民利益，进而影响政治安全的最有效办法。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从中国的现实看，权力腐败、收入分配不公等问题，严重损害了群众利益，已经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是当前社会矛盾尖锐、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的根源，并直接影响国家政治安全。遏制腐败，跳出历史周期律，确保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安全，说到底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就是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解决权力来自人民同时又服务于人民的问题，解决权力受到应有的监督和制约问题。一是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就要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管理的愿望，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把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民主权利落到实处。要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 渠道 ，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二是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制约权力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以权力制约权力，强调政权内部的分权制衡;另一方面是以权利制约权力，用人民的权利制约政府的权力。为此，要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 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既要学习借鉴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有益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做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健康发展的保证。这里特别要强调两点：一是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矛盾，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从历史和现实看，在中国，只有共产党能够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从中国正处于剧烈变革的情况看，要保持政局稳定，更需要一个有权威、有力量的政党来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二是在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中，是否有效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是衡量党的领导正确与否的根本标准。在党的领导下，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依法治国，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现实路径，也是确保政治安全的关键所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看了“政治论文格式参考文献”的人还看： 1.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 2. 参考文献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3. 标准学术论文参考文献格式模板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国家标准 5. 2017届高校行政管理论文范文参考文献 6. 参考文献格式学术论文
建国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古籍作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认识水平、管理漏洞以及有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等诸多原因，使许多珍贵的古籍被破坏、散佚甚至卖到国外，这是国家与民族的重大损失，针对当时的情况党和政府在1949-1957年间曾采取了多种积极保护措施。1、党和国家对古籍保护的政策指导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军政委员会、地方人民委员会等部门都曾发布政令、通告、指示，制定条例、办法等为古籍保护提供政策支持和方向指导。、保护古籍图书，避免古籍散佚、毁坏的政策、规定古籍的范围，并要求对古籍进行认真保护、保管1951年5月5日，川南人民行政公署下达保护文物的补充指示，其中第五点：“图书：古版及各种珍贵版本、孤本、绝本、抄本、金石拓本与不常见书籍、碑版、图书版片、简牍、档案、志书、年检、佛经、名人书法、墨迹等应负责征集，妥为保护与保管[1]。”1951年8月西南区制定《西南区土地改革期间保护民族文物暂行条例》，将报刊、杂志、图书档案均列入必须严密加以保护的范围[1]。1950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古籍、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方法》[1]。1951年9月10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各地发出《关于健全各级文物管理委员会与加强保护历史文物图书手迹的通知》[1]。1951年11月1日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布通告，指出：“历史文物包括古代金石、碑帖、书籍、字画……应很好地收集保管。”1951年，川西人民行政公署第17次行政会议通过《川西区保护历代古籍文物暂行办法》第四条指出：“各种珍贵版、孤本、绝本、抄本与不常见之书籍……近代具有价值之中外图书、仪器、报章、杂志、图表，均应妥为保管，不得毁损[1]。”1956年，四川省文化局指示各地“注意保护古旧图书资料”(以文社〈56〉第210号文件发出)。
论文文献综述怎么写
伴随着我国内地社会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与深入，社会工作行政既是一种社会工作 方法 ，也是一种社会工作实践领域。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工作行政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论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
摘要：控制行政成本，是目前中国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所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社会工作机构，因其独有的助人宗旨和服务活动而加倍需要对于行政成本进行控制和降低，以便更大的发挥其社会价值。本文旨在通过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问题进行分析，为社会工作机构有效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提供建议和意见。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 行政成本 有效控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强势发展，随着政府财政收入的日益提升，关于我国行政成本的讨论也正成升温趋势，越来越多的讨论进入了人们的视野。高居不下的行政成本正在严重影响着各级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效率和收益，作为肩负维护社会稳定、关注弱势群体生态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控制和降低是其实现社会使命的必由之路。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控制现状分析
(一)重要概念解释
1.社会工作机构
根据2009民政部发《关于促进民间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通知》中的界定，社会工作机构是指以社会工作者为主体，坚持“助人自助”宗旨，遵循社会工作专业伦理规范，综合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方法和技能，开展困难救助、矛盾调处、权益维护、心理疏导、行为矫治、关系调适等服务工作的非企业单位。
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社会工作机构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随着社会工作的不断专业化和职业化，社会工作机构也日益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和作用。社会工作机构有民办和公办之分，本研究中不特别加以区分，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是所有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采取的手段。
2.行政成本
本文选取行政管理学中对于行政成本的解释是：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部门为了加强对自身内部政治、经济、 文化 、 教育 、卫生等各方面事务的管理而支付的一切费用与消耗的总和。具体可分为费用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财力成本和其他成本。
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无论规模大或小，都作为一个单独的行政体独立的行使其行政职能和行政计划，因此，每一个社会工作机构在其运行过程中，都必须严格制定标准，有效控制行政成本支出。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支出现状
根据中国民政部下属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管理中心在2010年10月的一份 报告 中显示，在对中国目前已注册的99家社会工作机构进行抽样调查后，结果显示75%左右的社会工作机构“完全不披露或仅仅少量披露财政信息”。另据统计，目前有的社会工作机构没有专门的网站和财政情况透露 渠道 ，拥有网站的机构中，有的机构不再更新数据，由此不完全估计，目前中国所有的社会工作机构中，约有65%左右没有明确的财政统计数据。
财政统计数据的难以获得，直接造成了对于行政成本的难以估计，在进过多番查找后，始终没有找到关于目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统计数据。在对于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所进行的探访和整理中发现，目前民政部对于各社会工作机构进行的“年检制度”中，要求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的年度财政报表中，显示行政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并规定如行政支出所占比例高于整体支出的20%，则该机构不能通过年检。由此，我们现在可见的大多数民办非企业社会工作机构中，大多数机构的行政成本支出占总支出比例在20%上下，然而，这一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却随着财政数据的“不透明性”，而被大大的打上了一个问号。
《2010年全国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现状报告》中称，的民众对于社会慈善机构的捐款“不放心”，这必将极大的导致社会资源的异向流转，对于中国社会工作机构的长期发展，将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因此，建立健全审核机制，革除不必要的行政开支，切实控制并降低行政成本，做到信息公开化透明化，是我国社会工作机构所必须履行的重要职责。
二、社会工作机构在行政成本控制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机构设置方面受科层化体制影响
中国社会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现在仍存在于我国各级行政体机构设置中。科层制行政机构设置的方式，带来的结果是机构臃肿、职能重叠、政出多门、人浮于事，这种现象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于我国的社会工作机构中，庞大的工作人员工薪、福利、 保险 等支出，使得社会工作机构原本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二)行政成本控制意识淡漠
由于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大多属于民办非盈利机构，其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运行模式，导致其在运行过程中，极少考虑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关系问题。这也侧面牵涉到社会工作机构绩效评估的问题，即产出产品价值难以评估。由此造成的对于投入的控制意识的淡漠，是对于行政成本控制不灵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人员流动性大，工作规范化程度低
在目前的绝大多数社会工作机构中，很难找到明确的职位描述和工作分析，这是职权不明、工作缺乏规范性的典型表现。与此同时，由于社会工作组织薪酬待遇等一系列存在的问题，使得社会工作机构人员流动性大，每一次工作人员的流失都代表着“人在政在，人走政息”，每一个新雇员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熟悉业务，这不但造成了之前资本投入的荒废，更加重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运营成本。
(四)受形式主义影响，行政成本浪费现象严重
目前中国的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的另一大特点是形式主义作风严重，为了扩大宣传效果，不惜以重金打造规模宏大的“面子工程”，在宣传方面大量投入成本，横幅、彩喷、宣传图册、纪念礼品等等一次性宣传媒体，极大的加剧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行政成本投入，从而压榨了原本应直接投入于服务对象的资金，这种浪费，极大的增加了社会工作机构的财政负担。
三、对于控制社会工作机构行政成本的建议
(一)广泛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大力推进效率观念落实
行政成本意识的淡漠，直接影响着社会工作机构效率和工作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机构内部通过集体学习、培训等方式进行的对于行政成本意识的树立，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要尽机构最大的努力，以在机构内部树立效率为先的意识，将一切成本投入与产出相关联，特别是将行政成本控制的概念深入培植，作为职业素质中的重要内容，将“讲实效、重质量”的思想内容作为培训工作人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建立行政成本责任制度，定期进行行政支出自查
必须指出的是，仅仅依靠培训、学习、观念灌输这样的“软手段”对行政成本进行控制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重要的是在社会工作机构建立详细的行政成本责任制度，以规章的形式切实规范工作人员的行政成本开支。与此同时，务必定期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业务过程中的行政支出进行自查，提交自查报告，以实现对于行政成本的自我监督与机构控管相结合，以实现控制行政成本的目的。
(三)规范行政开支审批过程，严格遵守机构财务预算
在控制行政成本的过程中，“节流”是重要的工作手段之一，社会工作机构运行过程中，务必详细制定预算，从预算中严格控制行政支出的数额和范围，以便在运行过程中严格控制。财务报销制度务必做到规范化，做到专人、专章、专管，通过自上而下的财务审批过程，严格规范行政费用支出，从而杜绝过度使用行政费用的现象发生。
(四)精简机构部门职能设置，切实规范工作人员职权
对于目前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来说，小而精简的社会工作机构可能更加适合于对服务对象的帮助和改善。机构庞大的社会工作机构往往是造成人浮于事的重要诱因，这又从一个侧面增大了行政开支的幅度。因此，精兵简政对于当下中国大陆的社会工作机构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价值。
此外，为杜绝因工作人员流动而造成的行政费用增加，社会工作机构应制定详细的人力资源计划，包括撰写详细的招聘计划、部门职能设置、职位描述、工作分析，以规避新雇员进入机构后需要长时间的适应期和学习期和由此引发的行政开支。
(五)积极推行财务公开政策，接受广大群众监督检查
除了社会工作机构内部必须进行的自我监管之外，各机构还应不遗余力的加强对于财务收支状况的公开和透明化，英国的每一个社会慈善机构任何时间都准备接受每一个国民对其财务的检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差距的存在。因此通过网站、开放日等形式向整个社会而不单单是民政部门开展财务公开，不仅可以极大的提高群众对于社会工作机构的信任和认可度，更能防微杜渐，从根本上遏制行政支出高居不下的情况。
(六)杜绝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引入多种手段节约成本
无论是做公益服务，还是社会救助，每一个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应抱有节省、勤俭注重实效的工作思维，当我们看到为了一个捐款活动而举行的盛大典礼，那些为捐款专门制作的红地毯、展板甚至热气球，我们不禁怀疑这种捐款的目的性，公益者，应以润物细无声之精神，筚路蓝缕而弦歌不绝，在我们的专业工作中，不应存在的浮夸作风和形式主义要远远的退出视线之外，更多的资源绝不应该被这样无效的浪费在行政支出中，而是更多的洒向那些真正需要的受助者。
与此同时，对于社会工作机构而言，多种工作方式与手段的引入，也不失为节省行政支出的重要方法。将无纸化、网络化、信息化的模式引入工作中，不仅仅规避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更将环保和谐的氛围引入社会工作机构的环境中，对于社会工作机构主题的契合和职能的发挥，具有建设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于涛,张敏,李景平.我国行政成本问题研究初探.北方经济.2007(1).
[2]张秉福.降低行政成本的思考.粤港澳市场与价格.2006(8).
[3]张康之.在完善社会管理体制中降低行政成本.行政论坛.2007(1).
[4]朱慧涛,王辉.行政成本概念鉴辨与重构.中国行政管理.2008(1).
试谈社会工作机构运作中的行政化现象
摘要：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竞争日益激烈，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日益凸显，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随之发展起来。然而，社会工作机构出现的行政化现象直接影响到社会服务的提供。本文从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角度对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寻求解决行政化问题的途径，维持和提升社会工作机构提供服务的质量，促进社会稳定和谐。
关键词：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政府购买服务
一、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产生的背景
在当前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诸多社会矛盾、社会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失范、社会越轨行为屡屡发生，促进社会公平、社会和谐的形势迫在眉睫。在政府回应这些问题和需要显得捉襟见肘时，作为分担和接力政府社会福利和责任的社会工作机构应运而生。
社工机构作为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其自主性、专业性直接关系到社会服务提供的质量。而在社工机构发展的初期，社工机构所需的资源和机会主要由政府供给，无论是在服务项目、服务对象、人员配置还是在资金提供方面都受到政府制约，这就导致社会工作的发展往往受制于政府的政策倾向和偏好，产生行政化现象。通过此次研究，我们可以深入分析在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对策，进一步推动社工机构的健康发展。
二、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及其成因
本文中所提到的社会工作机构行政化现象是指在社工机构提供专业化服务过程中，由政府介入带来的影响到专业政策制定，服务实施和反馈带有行政化色彩的现象。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出现不仅是政府管理越位的表现，而且在无形中影响到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的实施，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全能型、管理型政府的延续
政府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背景是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凸显，社工机构成为政府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助力。同时，转型期政府执政观念也在发生转变，由“全能型政府”、“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然而，由于角色转变的滞后性，在社工机构发展过程中，政府依然扮演着主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社工机构的成立、人员资格认定、服务考核评估的政策和程序等都由政府制定。社工机构的发展需要经由政府同意和支持，并非社工机构按照自身和社会需求独立发展。
(二)机构自身资源的缺乏
从组织层面讲，资源可以界定为：组织拥有的，或可以直接控制和运用的各种要素，这些要素既是组织运行和发展所必须的，又是通过管理活动的配置整合，能够起到增值作用，为组织及其成员带来利益的资源。[1]这里我们将社工机构的组织资源主要划分为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关系资源。物质资源的社工机构存在的基础，社工机构在发展初期，实力弱，资源少，其存在和发展所需资源大部分受制于政府。人力资源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社工专业人员流动性大和安排政府工作人员进入社工机构工作，后者加剧了社工机构的行政化。同时，社工机构缺乏良好的关系资源限制了社工获得专业化学习机会，机构发展也会因此错失良好契机。
(三)非公民社会对社工机构的弱支持
现代公民社会理论认为，公民社会是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主要由“需要的体系”构成的经济交往领域、在商品经济社会中直接从生产和生活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所构成的不能与政治国家相混淆、不能为政治国家所淹没的非政治的社会自主领域。据此，鉴于我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笔者将其称之为“非公民社会”。正是由于我国公民社会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公共领域并不成熟，公民对社会的参与度、关注度有待提升，社会组织仍然不能脱离政治因素独立发展，营利组织对社会发展的投入和贡献有待增加，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发育初期的社工机构即只能获得来自“非公民社会”的弱支持。
(四)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政治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虽然社工机构在我国出现较晚，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国的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尽管法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轻法治，重权威的传统“人治”思想在人们心中还是根深蒂固的。[2]这种狭隘的传统意识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工作专业的民主法制化进程。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在社工机构中表现为对政府政策的全盘认可和接受，对机构本身的发展缺乏自主性、创新性认识，在政府的管理下不可避免地产生行政化色彩。
三、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解决对策
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产生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环境有关。针对以上社工机构行政化现象的几点成因，笔者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转变政府职能和角色
政府是购买社工机构服务的主体，也是机构的监督者和资源提供者。政府应尽快实现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改变与社会组织的角色关系，尊重社工机构运作的独立性，给社工机构更多的自主权，提高一些项目指标的灵活性，加快建立服务型政府，减少对社工机构的嵌入和干扰，给其独立发展的自由空间。[3]
(二)创新社工机构发展模式
社工机构之所以出现行政化现象，主要原因在于与政府间的社会权利、责任划分界限模糊。政府-非营利组织关系理论认为，政府与非营利组织关系有四种基本模式，政府支配模式、第三部门支配模式、双重模式和合作模式。后三种模式中，社工机构的自主权、灵活性和社会地位大大提升，有利于根据机构自身和社会需要自主发展。而我国目前处于政府支配模式，因此，社工机构处于被动地位，在未来的发展中，社工机构应找准自身定位，拓宽资源来源渠道，逐步探索向其他发展模式转变。
(三)促进公民社会发展
公民社会理论准确把握住了市场化和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公民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自我管理的内部能力使得国家对其内部事务的干预显得不必要。[4]公民社会的发展会促使社会组织的进一步发育和发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和受到的干扰，同时公民社会所提倡的自由独立的价值信仰和行为模式也为社工机构的发展提供精神支撑。
(四)树立现代文化观念
现代先进文化反对专制、提倡民主，是支持当代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精神文化之一。传统政治文化下，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权威、规则、制度表现为顺从型认同，而现代先进政治文化是破除了传统的宗法观念、官本位思想，人们正视当代社会发展和需要所提出的有利于社会进步的文化。现代文化不仅促使人们思想开放和自由，也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拓宽了空间，为整个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四、结语
社工机构是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载体，是分担政府社会责任、救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在社工机构的发展初期，由于资源依赖、自主性较弱等原因社工机构出现了行政化现象，通过社工机构自身的不断发展、政府购买方式的转变、公民社会支持力度的加强以及树立现代先进文化观念等途径，社工机构的未来发展会创新发展模式，改变行政化倾向。
[参考文献]
[1]张耀臻.资源依赖视角下社会工作机构服务机制初探[D].吉林大学，2013.
[2]刘玉凤.转型期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简析[J].黑龙江史志，2014(07).
[3]邹欣雨.社会发展视角下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的政策研究[D].吉林大学，2013.
[4]何增科.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研究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0(01).
靳靖【摘 要】建国后在解放区继续开展的土改运动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大有不同，它继承了先前的经验教训使土改开展的更加具体化、科学化。【关键词】建国初期；土地改革；研究我们研究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长远的历史意义，如今学者们对土地改革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范围也越来越广，本综述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汇总分析：一、文献史料汇编的参考价值土地改革结束后陆续出版了相关的史料汇编，其中包括全国性史料及各地区性史料，全国性土改史料汇编有《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本书收录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后三个时期有关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政策、法令、条例、指示、决议、总结等文献史料463件”[1]，其中建国初期共计100余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3]汇集政府会议文件百篇。《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4]收录了1949年至1957年农业相关文件。除此之外，华东、西南、中南、西北各解放地区的资料汇编也有不少，但主要是省级文件较多，本论文研究的赣南土改所属区域是中南区，就中南区来看史料有《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5]、《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6]，本书分上下两册，收录了中南各省的政策、法令、方针等，集中性较强。《法令汇编1951》[7]汇集中南区民政、土改、司法、检察、人事、财政、粮食、税务、工业、农林、水利交通、文化、卫生的相关法令。《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8]收集了江西省土地改革的方针、要领、程序、机构等。《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9]，收录了江西土改相关政策同时把江西的土地改革过程描写的比较详细，值得借鉴。这些珍贵的史料汇编为本论文的研究提供了宏观上的参考价值。二、从传统范式角度看土改对于土改研究最多的就是对中国土地改革的全国性、总体性评价，基于传统革命性和政治性研究范式，内容主要包括土改过程、土地政策、经验总结等。例如：胡伊默《土地改革论》[10]共分为十五章讲述了不同国家特殊时期的土地改革历程，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法国大革命的土地改革等等，同时提出土地改革与农民间的问题以及中国目前的土地改革问题与基本任务。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11]阐述了旧中国的农村现状、土地改革的历程和基本经验。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12]分为四大部分，探讨了中国土地改革的社会依据，对建国前期和建国后期分别各用一大章节详细的阐述了相关政策、方针、问题及成就，以及中国土改的基本经验。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13]先后对中国土改前后进行论述，其中对土地改革老解放区论述的较为详细，建国后期的论述较为简单。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14]对中国建党到建国初期各阶段的土地改革分章节阐述，宏观把握了土地改革的全局。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中国农村》[15]用12个部分描绘了土改后中国农村从政策制度、生产、生活、思想、教育等方面的新气象新面貌。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6]通过阐述阶级的划分及土地法的变更，给农村经济带来了扭转，提供了机遇。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17]阐述了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运动的新政策调整，特别关注富农政策、财产分配政策等的实行及遇到的阻碍如何顺利排除，大大提升了劳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上都是对中国土改的宏观把握，重点阐述中国土地改革的历史进程，都较细致的描绘了建国初期的土改改革运动，强调土改的政治性以及土改对中国未来发展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三、从区域性研究角度看土改有不少学者把研究土地改革的目光转移到某个省、某个县甚至于某个乡，在书籍、期刊和论文中都有不少相关研究。马英庆《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18]以恒台县抗日战争胜利后至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斗争作为历史背景，通过描绘恒台各镇土改运动中的人物事件反映出土改制度给人们带来的成果和经济发展。沈彭主《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探讨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如何实践的以及相关论文集。“前半部分讨论了当前广东各地农村宅基地管理现状、存在问题和应对对策；后半部分主要讨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制度、现状、对策。从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读者可以看到广东农村土改的历史轨迹和出路。” [19]杜景川、邵文臣、徐波《山东的土地改革》一书中“清晰的梳理了山东省从土改到彻底完成的历史进程，并对土地改革取得的伟大成就进行了介绍。” [20]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21]通过对其土地占有关系的研究及阶级划分、总结历史经验，有益于深入研究华侨史及制定侨务政策。美国作家写的《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22]一书中描绘了华北某个村庄的土地改革历程及乡村变迁。除此之外，还有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23]，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24]，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25]，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26]，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27]，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28]，以及研讨城市郊区的区域性文章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29]，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30]等等。总结以上区域性研究文章，大部分学者乐于研究较发达的省市区，大多集中在河南、湖北、广东、福建、北京、上海、台湾等地。而研究欠发达地区如江西省的文章屈指可数，研究赣南区域土地改革论文就更少了。目前研究赣南地区的只有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31]，探讨了以沙洲坝县为研究对象的土改历程，分为土改前、土改中及改革后期的一系列内容及影响。研究中南区及江西的有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以中南区为典型，从中南区农村的客观情况和地方领导人主观思想两个方面，具体分析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的执行情况。”[32]还有江光亮《抗美援朝运动对建国初期土地改革影响初探--以江西省为例》，刘诗古《国家、农民、与“工商业兼地主”—南昌县土改中的“清算”斗争》，程莎莎《解放初期南昌市郊区土地改革研究》，黄伟英《社会动员与乡村变迁：1927-1953年的赣南社会》，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33]四、从多元化角度看土地研究近几年出现了不少多元化角度的土改论文，突破了以往的革命及政治范式，而侧重现代化范式下的社会史、经济史、历史学、传播学等角度进行剖析，涉及主要人物、民众心理、思想教育、知识分子、群众动员等不同视角探讨。如尹进的《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从社会史角度出发阐述了桂林地区因土改给乡村社会带来的政治、经济、教育等的变化。佘君《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试从现代化的角度重新解读建国初土地改革运动，指出土地改革运动史是中国百年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土地改革的完成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由土改到合作化是中国现代化模式发展的内在要求。”同样是现代化范式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作者是美国作家弗里曼，“该书考察了1935年至1960年华北平原农民的生活。研究了华北平原的社会状况，重点放在一些家庭、村民和当地干部是如何置身于带来生存机遇的、新产生的社会主义之中的。”[34]以相关重要人物为研究对象的土改论文有秦宏毅的《论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评论了邓子恢的土地改革思想具有一定的正确性，为其农村发展意义重大。郑群、刘子健的《叶剑英在土改中保护华侨》阐述了在土改斗争中叶剑英坚持“团结广大人民”的思想如何来保护华侨。何薇、马先睿的《刘少奇关于土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及其历史作用》分析了他的思想主张及“这些思想主张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土改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理论。”任芳葳《论建国初期土改运动对现代新儒家的影响——以冯友兰、梁漱溟、贺麟为例》通过对三位新儒家重要任务的分张阐述，表明“土改是现代新儒家思想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思想改造的实践平台”，探讨的角度比较新颖，较少人涉及此内容。张鸣《动员结构与动员模式——华北地区土地改革的政治运作（1946-1949）》从群众动员角度强调了土改的动员机制。王懿凡《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视角下的土地改革》“从道义经济与理性小农的视角探讨了在新中国建国初期土地改革期间农民们对当前形势的判断与行为选择，并分别在村庄共同体的意义上、以及生存伦理与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改革时期出现的生存小农与理性小农的选择差异”。角度比较新颖。崔晓麟《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论述了土地改革与知识分子间的密切关系及相互作用，角度比较新颖。刘一帆《传播学视阈下的东北土地改革舆论动员》“基于传播学的视角，发现中国共产党对东北农民所进行的舆论动员工作途径包括通过启蒙阶级意识实现农民政治身份符号的构建，通过诉苦斗争谋求翻身的形式达到情感上的动员，通过吸纳积极分子入党并成立基层党组织的方式完成组织上的高度整合等。”马润凡《1947-1949年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政治社会学分析》“借助政治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来透视这一特定时段的土地改革问题的新特质，从而更真实地揭示出中国共产党成功获得农民认同的历史轨迹。”李金铮《土地改革中的农民心态：以1937-1949年的华北乡村为中心》揭示了“农民大众的心态、行为及其与土地改革的互动关系。”综合上述，国内学者对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研究内容比较丰富，研究范围越来越广，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土改研究一直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的范围，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史料挖掘有待学者继续考究，特别是江西县市区的土改也是相当有研究价值的。国外学者未真正经历过中国的土改阶段，对当时的现状未能完全阐述透彻，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成果为笔者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参考。对于赣南土地改革的相关书籍和论文不多，只能通过上级文件史料汇编及当地档案馆和图书馆的卷宗材料、地方志及相关年份的报纸来还原当时土地改革的原貌，通过这些珍贵原始档案来丰富赣南地区的土改历史。【参考文献】[1] 《中国的土地改革》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及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史组编.《中国土地改革史料选编》[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1988.[2]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1册 1949年10月至12月 第一次至第十三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4.[3]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会议文件汇编 第5册 1951年7月至12月 第九十二次至第一百一十七次会议》[M].北京：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1953.[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 《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 1949-1957 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5]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上》[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6] 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土地改革重要文献与经验汇编 下》[M].中南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1951.[7]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法令汇编1951》[M]. 中南军政委员会办公厅，1951.[8] 江西省政府.《江西省土地改革方案》[M]. 江西省政府，1949.[9] 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江西党史资料 第31辑 江西土地改革》[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10] 胡伊默.《土地改革论》[M]. 中华大学经济学会，1949.[11] 张永泉、赵泉钧.《中国土地改革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12] 杜润生.《中国的土地改革》[M]. 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13] 罗平汉.《土地改革运动史》[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14] 董志凯、陈延煊.《土地改革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5] 陈榕甫《土地改革后的农村》[M]. 文化出版社，1950.[16] 迟文.《浅论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当代旅游，2017（21）.[17] 李良玉.《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18] 马英庆. 《土地改革与解放战争》[M].淄博县新闻出版局，1996.[19] 沈彭主. 《广东农村土地改革实践与理论》[M].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20] 杜景川、邵文臣、徐波. 《山东的土地改革》[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6.[21] 赵增延.《建国初期侨乡的土地改革》[J]. 中共党史研究，1990（4）.[22] . 《翻身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M]. 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23] 张学强.《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4] 洪鉴、徐学初.《建国初期四川的土地改革与乡村社会变动——当代四川农村现代化变革之个案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12）.[25] 吴健.《建国初期合肥农村地区土地改革述论》[J].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3）.[26] 范连生《建国初期土地改革中党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以西南民族地区为中心》[J].怀化学院学报，2016（6）.[27] 杨峻岭、刘剑《基于建国初黔东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改革研究》[J].长江丛刊，2018（15）.[28] 王洁、张舵.《台湾土地改革及其经济绩效》[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19）.[29] 冯绍霆.《解放初期上海郊区土地改革实证研究》[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0（2）.[30] 罗忠敏.《北京郊区土改运动纪略》[J].党校教学，1988（2）.[31] 万婷婷.《瑞金沙洲坝土地改革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0.[32] 尤国珍.《新中国土地改革中中南区保存富农经济政策法执行情况解析》[J].兰州学刊，2009（6）.[33] 刘诗古《征粮、“春荒”与减租退租：对土地改革的再认识——以1949-1951年中南区为中心》[J].学术界，2013（6）.[34] 弗里曼.《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