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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远古至秦朝以前的文学和西汉、东汉两朝文学的合称。泛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到东汉末年的文学。如从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算起，时间跨度在三四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3个阶段。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早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在开发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的同时，就已开始了精神文明的创造。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出现了独立的美术、音乐，口头文学也已产生。伴随着对自然神和祖先神观念的出现与崇拜，出现了属原始歌谣形式的赞颂与祈祷神灵的韵语和借助想象解释神的活动的神话。前者如伏羲氏时的“网罟之歌”，神农氏时的“丰年之咏”；后者如伊耆氏的《蜡辞》和《弹歌》，以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传说。这些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曾在先民中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中，记载了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夏禹传位于子启，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出现。到了商、西周，出现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殷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和《尚书》，留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篇章。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兴盛，《诗经》中较早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周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和反映民间疾苦与心声的歌谣。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社会向封建制转化。随着奴隶主贵族文化的下移，社会出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至战国时期，形成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不同学派，以及反映他们的论辩，表现他们的学说思想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后人统称为诸子散文。此外，这一时期还留下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它们作为历史散文著作，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生活在秦楚相争的年代，曾为在楚国实现“美政”而奔波，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在逆境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属楚辞体的诗篇，千古流芳。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把屈原的辞令演化为赋——一种新的文体。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为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楚辞》开创的写实与浪漫两种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深远；诸子散文注重现实与民生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告一段落，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统治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此后的两汉文学，在辞赋、史传文学、政论文和乐府诗歌4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西汉初年，散文和辞赋有较大发展。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前者的《过秦论》、后者的《论贵粟疏》等）议论恢弘，切实中肯，说理酣畅，感情丰沛，文采飞扬，影响后世唐宋两代散文。继承骚体传统的辞赋，虽多模拟之作，但贾谊的《鹏鸟赋》等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形式上显示了向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的《七发》则成为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汉武帝时代，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期到西汉末，由于乐府机关的设立与扩展，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汉赋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司马相如是最有成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东方朔、枚皋和扬雄等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开创的历史传记文学，为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但其统治思想以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为代表，文学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学主张。辞赋虽因袭风气盛行，但从班固开始的京都大赋，题材有所开拓。现存汉乐府民歌，多为东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苦难生活。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民间故事与民歌基础上产生的杰出诗篇。文人五言诗的形成，特别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其表现力与抒情性，影响了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与近体诗的产生。
那个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很繁华的时段，建议你从秦汉时期的历史著作入手，通过写他们的成就来反映先秦两汉的文学，下来可以一石二鸟！
动画说历史文学--先秦文学总述
这一时期，无论是历史还是思想，文章，都是很丰富的，建议你以专题来写，那样范围不是很多，例如解析诗经，九首古逸歌谣九首也是很能反映当时社会民风的，历史散文方面，从尚书，左转，国语，到战国策，在到史记，汉书，这些史家经典是很值得研究的，写起来范围内容也都很丰富，诸子百家是我最喜欢的，思想性，艺术性都是没的说的，美学方面，建议你看些辞赋吧，两汉时期的赋文是很多的
学术堂整理了十五个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2、微信与中国古代文学的传播与创作3、从"内""外"之争到文化诗学--文化诗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语言学转向述评4、中国古代文学在对外汉语中的跨文化教学5、文学传播学的创建与中国古代文学传播研究6、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7、论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主要特征8、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数传统与数理美--兼及中国古代文学的数理批评9、再论古代文学文体学的内涵与方法10、"诗言志":中国古代文学观念发生的一个标本11、论中国古代的文体学传统--兼论古代文学文体研究的对象与方法12、学科史·研究史·学术史--国学与古代文学关系的三个视角13、困窘与出路:古代文学研究"文化学转向"的背后14、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15、论古代文学的当代价值及其呈现
建议你研究思想史啊，资料好找，你又容易想出有新意的切入点，比如从先秦到汉朝，思想为之一变，可以研究变化发生的原因、影响，并且可以深入分析像董仲舒这类起重要作用的人的思想来源。或者也可以选则不同的切入点，比如前人多以为思想为之一变，其实你觉得是思想的延续性的必然结果...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一）1、论先秦儒家“乐”的思想之政治意义2、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3、论先秦两汉时代游戏的文学表现4、论先秦青铜器装饰艺术的美学思想5、论先秦道家科技伦理思想6、论先秦到汉代孔子历史地位的变迁7、论先秦孝道观的演变8、论先秦两汉诗歌的表演性9、论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10、论先秦儒家学习伦理思想11、论先秦儒家治国理论的现代应用12、论先秦义利思想及其当代价值13、论先秦楚乐的审美取向14、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15、论《诗经》中的玉文化16、论《诗经原始》之解《诗》主张17、简论《诗经》中的女性思想18、论《诗经·卫风·氓》在高中语文教材中的接受19、论《诗经》中的天命信仰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二）1.《诗经》的审美学特色2.论《诗经》中的征役诗3.论《诗经》中的婚恋诗4.论《诗经》中的史诗5.论《诗经》中的农事诗6、论中国古代神话的演变7、中国古代神话与原始观念8、先秦诸子书寓言研究9、先秦史传寓言研究10、先秦史书寓言研究11、先秦文学与理性精神12、《吕氏春秋》与杂家13、《诗经》的比兴与《楚辞》的象征14、论《左传》的战争描写15、论《左传》的妇女形象16、《战国策》的艺术成就17、《战国策》名篇研究18、老子的思想19、《老子》的艺术特色20、《庄子》的艺术特色 古代文学毕业论文题目（三）1、历史的界河——论先秦“礼崩乐坏”之“乐坏”2、论先秦两汉的颂、赞、箴、铭3、论先秦儒家道德教育思想及其对当代道德教育的启示4、论先秦“道”“势”关系与士人的精神超越5、论先秦道家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教学的启示6、论先秦儒家礼乐文化与当代社会公德教育7、再论先秦民本思想的实质8、论先秦儒家生命价值观9、论先秦法律文献中的和谐思想10、从“中和”准则到“平和”心境11、论先秦东夷文化分布范围的演变12、论先秦法家社会进化历史观13、论先秦礼治思想的演变过程14、中国早期铭文石刻新论15、论先秦文学的水意象16、浅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体系17、论先秦儒家“中和”学说的形成18、论先秦诸子的“以史为鉴”19、论先秦乐论与诗论的同构与分化20、论先秦儒家散文文学表现的历时性发展（学术堂提供更多论文知识）
古代文学论文题目1 《诗经》分类研究（情诗、思妇诗、离别诗等）2 先秦诸子文研究（《论语》、《庄子》、《孟子》、先秦寓言等）3 屈原与楚辞研究（生平、悲剧成因、作品辨伪、思想与艺术等）4 中国文学批评史专家专著专论研究5 亡国之音哀以思——论李煜词6 柳永词的雅和俗7 论柳永对苏轼词的影响8 苏轼的人品与词风9 李清照前后期词在情感表达上的不同10 苏轼、辛弃疾豪放词风的比较11 论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2 论黄庭坚的瘦硬诗风13 《三国演义》和历史文学创作问题14 《水浒传》主题辨析15 汤显祖戏曲观的研究16 《聊斋志异》爱情题材论17 《红楼梦》主要人物形象论18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19 从李贺诗看其“鬼才”之名20 简论李商隐的咏史诗21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艺术特色22 简论中唐多情传奇23 李煜词评价之我见24 试论李清照词的艺术特色25 豪放大师苏轼的婉约词26 论关汉卿喜剧之“双璧”《救风尘》与《望江亭》27 古典长篇小说名著（任选一部）中的女性艺术形象试论28 《三言》中爱情作品的反封建倾向29 《红楼梦》中宝、黛、钗的爱情婚姻悲剧试论30 《红楼梦》中“金陵十二钗”的女性悲剧31 谈影视剧中历史题材作品的时代精神与当代意识32 论《三国演义》塑造诸葛亮的艺术经验33 论《三国演义》战争描写的艺术特色34 论《西游记》的孙悟空形象35 论《牡丹亭》的杜丽娘形象36 论“三言二拍”表现的市民生活特色37 论《桃花扇》的李香君形象38 论《桃花扇》的结构艺术39 论《儒林外史》对八股科举制的批判40 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41 论论李汝珍的《镜花缘》42 论二晏词43 论苏轼的散文特色44 论陆游晚年的思想和诗歌创作45 从林逋的咏梅诗到姜夔咏梅诗46 辛弃疾词与南宋理学的关系47 论元杂剧中的包公形象48 论《西厢记》中张生的形象49 论元杂剧中的李逵形象50 贾谊论51 《史记》人物传记所体现审美情趣52 《史记》人物传记中人物形象分析53 汉乐府诗分析54 陶渊明的人格和诗风55 南北朝乐府民歌艺术风格比较56 正始文学与建安文学异同论57 论曹植诗歌的整体风格58 魏晋隐士与魏晋文学59 《世说新语》刻画人物60 魏晋南北朝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61 陶渊明与谢灵运诗歌比较62 《西厢记》的传播63 元杂剧的题目正名64 元刊本杂剧中的角色问题65 《窦娥冤》的悲剧特征66 三国演义的成书问题67 《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68 牡丹亭》的传播69 《红楼梦》中改名问题70 石头传说与贾宝玉形象71 石头传说与孙悟空形象72 传奇戏的文人化问题73 戏曲的案头化研究74 商人形象在明清小说的变化及意义75 《桃花扇》中的女性问题76 李白诗中的仙、侠精神。77 论辛词的英雄情节78 论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特色79 论辛弃疾的“以文为词”80 论韩愈的“以文为诗”。81 “清空骚雅”、“幽韵冷香”的白石词。82 关于白居易《新乐府的评价83 关汉卿杂剧中的女性形象84 韩愈散文的艺术风格85 元散曲的艺术风格86 柳宗元的寓言创作87 《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88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89 《水浒传》的艺术成就90 论杜牧的七言绝句91 论归有光的散文92 论李商隐的无题诗93 《牡丹亭》的艺术成就94 西蜀词与南唐词之比较95 论《西游记》的诙谐风格96 欧阳修词的艺术风格97 《金瓶梅》人物论 98论纳兰性德词99 欧阳修散文的情韵美100 王安石后期的诗歌
汉语言文学论文提纲
导语：汉语言专业要求学生有较强的文字运用能力，以及广博的文、史、哲的知识基础。下面是我分享的汉语言文学的论文提纲，欢迎阅读!
汉语言文学论文提纲篇一：
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演变
最近，苏州的学者对苏州话从过去到现在的发展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研究。随着东北经济的发展，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变，东北话也发生了变化，目前还没有学者介入这一方面的研究。
在与论文指导老师讨论有关东北方言方面的研究成果时，老师的提示给了我灵感。苏州话与普通话的语音差距较大，有的学者对苏州话语音的演变进行归纳。每一个地方方言随着时代的变迁都会发生变化，我身边的东北人由于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不同，日常用语也有很大地差别。所以我对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演变进行一个比较清晰的归类。
论文结构：
目录
摘要每个地方的方言经过历史的洗礼后都会有所变化，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使用在30年代、60年代和80后都存在很大不同。一般词语的变化具体表现在：新词的产生和旧词的消亡、词义的演变。东北方言常用词语的演变也可从这几个方面归纳总结出规律。
关键词词义扩大词义缩小消失的词新生的词
一.绪论
东北方言常用词语总述。……2000字
二.词义扩大
30年代老一辈人生活中的词语我们这些80后的人仍然在用，但有很多词语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老一辈人口中单义的意思了，还包括了随着时代发展而注入的诸多新意。……2000字
三.词义缩小
随着生活习惯的改变，很多词由原本的多义，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单义。……2000字
四.消失的词
事物的消失、生活环境的改变、现象的消失等都会使与之相应的词语退出历史舞台。……2000字
五.新生的词
新生的事物、新的现象很容易带来一批新生的词语。……2000字
六.演变的原因
引起词语发生演变的原因有很多。……1000字
参考文献
汉语言文学论文提纲篇二：
论文题目：唐诗中的色彩服饰词语
隋唐五代时期是汉语词汇发展的重要时期，它上承先秦两汉的古语词，同时又有大量口语词出现，而唐诗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唐代的.语言面貌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提纲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提纲。唐诗现存近五万首，除了运用古语词和口语词外，还有体现唐诗特点的诗文词。(所谓“诗文词”就是一般用于诗文的词语，在口语中不太用)而诗丈词更多体现的是词的文化意义，其中，色彩服饰词语也属于诗文词汉语言文学。因此，本文将对唐诗中的色彩服饰词语进行系统的整理、分析。在写作过程中，首先通过《全唐诗索引》查出唐诗中的色彩服饰词语，然后对这些词语进行大致的分类，再结合史料、注释对每句诗进行分析，根据词汇的意义和使用情况再分类，最后对色彩服饰词语的使用情况进行归纳。从中我们发现：唐诗中色彩服饰词语大部分指官职，用服饰的色彩表示相应的官阶，但在唐诗中却不那么严格;色彩词与“衣”字的结合能力最强，其次是“袍”、“衫”、“服”;相当一部分色彩服饰词语是使用它的借代义和比喻义;还有一些色彩服饰词表示谦称或美誉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提纲论文。服饰色彩已成为一种象征符号，而“色彩服饰词语”更成为一种表达感情的工具，且它们是与传统政治文化、生产力水平、民族之间社会经济交往以及宗教信仰密不可分的。
摘要3-4
ABSTRACT4-5
目录5-7
第一章绪论7-9
一、唐诗的语言学研究价值及前人研究概况7-8
二、本文写作的意义8
三、文章结构8-9
第二章唐代服制简介9-14
第三章色彩衣服词语分析14-32
赭衣14
赭袍14
紫衣14-15
紫袍15-16
朱衣16-17
朱袍17-18
朱服18
朱衫18
红衣18-19
红衫19
红袍19
绯衣19-20
绯袍20
绯衫20-21
绛衣21
绛服21-22
茜衣22
茜袍22
茜服22
茜衫22
黄衣22-23
黄衫23
绿衣23-24
绿袍24-25
绿衫25
青衣25-26
青袍26-28
青衫28-30
白衣30
白杉30-32
第四章色彩“绶”(“绂”)分析32-39
朱绶32-33
朱绂33-34
红绶34
赤绶34
赤绂34-35
青绶35
绿绶35-36
艾绶36
紫绶36-37
紫绂37
黄绶37-38
墨绶38-39
结论39-44
注释44-45
参考文献45-47
致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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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散文 秦王朝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封建国家只存在15年。这期间除皇帝的诏令和臣下的奏疏等实用文字外，没有散文名篇传于后世。而在文学发展中起过一定影响的是完成于秦统一前秦王政八年（公元前 239）的《吕氏春秋》和李斯作于秦王政十年的《谏逐客书》。前者由秦丞相吕不韦主持，由其门客集体编著，它同先秦其他诸子散文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富于文学意味；书中还保存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文遗闻，是后世研究先秦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后者是李斯为谏阻秦王拟驱逐六国来客而作。文章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说辞的气势；而在文辞的修饰整齐、音节的和谐流畅等方面，又是汉代政论文和辞赋的先声。 两汉散文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政论文。西汉初年，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的余风犹存。一些作家继承先秦诸子的优良传统,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面对现实，分析形势，勇于表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主张，使汉初政论文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贾谊和晁错是这一时期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政论文作品或针砭时弊，分析社会实际存在的矛盾；或总结秦王朝短期覆亡的原因，借古喻今，都写得深切著明，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就文章风格而论，贾谊、晁错各有特点，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指出：贾、晁为文皆疏直激切，尽所欲言，贾谊有文采而比较疏阔,晁错则见识深远,他们的政论“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学成为士人仕进的工具，而经学家的家法森严，章句烦琐，许多士人皓首穷经，日益脱离现实而不切实用。西汉末年，谶纬之学兴起，东汉大盛，使空疏的经学又增加了神学色彩，一般士人也无不受到影响。所有这一切，使一般政论文也蒙上了空疏神秘的经学雾障，迂腐板滞而缺少生气。但少数作家能够冲破经学的束缚，继承贾谊、晁错的传统，对封建社会中日益尖锐的种种矛盾，统治阶级的腐化侈靡以及神学化的经学作了揭露和抨击。在文章风格上因受到辞赋创作的影响，有趋于整饬、排比的特点，但思想内容则与辞赋相反，绝少对封建统治阶级的颂扬。 西汉宣帝时的桓宽根据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盐铁会议的文献，剪裁、组织而成的《盐铁论》，不仅保存了西汉中叶的经济思想史料，也对当时的社会面貌有具体生动的反映，其中对时政的批评，对社会不合理现象的揭露,对不切实际、迂腐经生的讽刺,都很深刻。在形式上，《盐铁论》是汉赋主客问答形式的改造和变化，有创新意义。东汉政论文较著名的有王符的《潜夫论》、崔□的《政论》和仲长统的《昌言》。它们对东汉中叶以后的社会有不少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评，文章结构严密，语言质朴，并常以历史故实和生动的比喻增强其论点的说服力。但就文章气势和文采而言，一般不如西汉的政论文。 东汉初年的王充是中国古代杰出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所著《论衡》（85篇）是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他高举“疾虚妄”的旗帜,批判了当时统治阶级所提倡的对于天道神权命运的迷信，并对传统的思想提出了大胆的怀疑。他批评当时儒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的错误态度，并在《问孔》、《非韩》、《刺孟》等篇中，对被儒家奉为圣人的孔孟的言论做了分析，并指出其荒谬的地方。由此出发，王充还对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艺增》、《超奇》、《佚文》、《案书》、《自纪》等篇中提出了自己的正面主张。 汉代散文中的史传文成就突出，在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史记》、《汉书》在整个封建时代，都被史学家及文学家奉为典范。 中国史官的建置极早，他们掌管国家的典册，记言记事,积累并整理了大量文献,供统治者咨询和使用。现存的儒家“五经”及《左传》、《国语》等，其初大都出于史官之手。战国以后，特别是经过秦火，至汉王朝建立时，史官制度已名存实亡，典籍图书的散失更加严重。经过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汉武帝时，社会经济、文化才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与思想文化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一致，总结、整理历史资料就成为文化思想的必然趋势。《史记》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史记》是中国史学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作者司马迁创造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在汉以后一直是历代王朝正史所沿用的体制。而《史记》的人物传记,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后代的文学家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宋代郑樵说：“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都说明司马迁对中国文学发展的伟大贡献。 汉宣帝以后，有不少文人缀集时事续补《史记》。 东汉初年班彪“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其子班固在此基础上，撰成《汉书》。《汉书》的体制虽承袭《史记》，但它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了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至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共 229年的断代历史，是继《史记》之后又一创造和发展，对后代史学和文学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史学界均以班马、史汉并称。 汉代散文，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还有小说一类，《艺文志》载“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实为一千三百九十篇）。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汉书?艺文志》)桓谭也说:“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李善注引《新论》)汉代小说作品大都亡佚,现存题为汉人所作者,如《十洲记》、《西京杂记》、《汉武帝内传》等,均出后人伪托。但据班固、桓谭所论,及汉代小说佚文、伪书所记,推测其内容当系志怪、志人之类,实为魏晋小说之滥觞。由于这些著作“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缪”，“不本经传,背于儒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因而为当世儒者所轻贱,以至无法流传于后世。汉人小说虽不存,但现存的汉代散文著作中亦有类似小说者，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作者编纂这三部书的本意是用历史故事来宣扬封建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但其中除有先秦至汉代的史事外，也有一些流行于民间的轶事、传说和寓言，颇与后世小说相近。此外，《吴越春秋》、《越绝书》,旧时书录均入史部,称之为“杂史”、“载记”。两书都是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史实，主要根据《国语》，亦兼采《左传》、《史记》的记载，但其中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四库全书总目》称《吴越春秋》中“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其写法对后世历史演义小说是有启发的。
我们知道,中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先秦文学还处在一种文史哲不分的状况,所谓纯文学的概念尚未形成。文学史重点介绍的对象,如《老子》、《庄子》、《论语》、《韩非子》等,既是文学作品,同时也是哲学著作;同样,《尚书》、《左传》、《国语》、《国策》等,恐怕首先是历史著述,其次才是文学创作;就是文学色彩较为明显的《诗经》、《楚辞》,也多少不无历史和哲学的意味。在这一时期(其实后代也有延续),作家同时也是思想家、历史家,我们甚至可以说,诸如老子、庄子、孔子等人,其在思想史上的地位远远高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为世界文化名人,他们的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哲学、伦理学方面。所以,对于此类作品,仅仅从文学角度进行研究是不够的,还必须引入哲学、伦理学、历史学观念;而且即使是文学研究,也不能不多几个视角,在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之间互为参照,进行比较,这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作品,更好地把握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意义。 而两汉以降,哲学、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面。如经学之于两汉文学,玄学之于魏晋文学,禅宗之于唐宋文学,理学、心学之于宋明文学,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对该时期的文学特色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以魏晋时期的文学研究为例,文论中的意、物、文关系之讨论,创作中的玄言诗、宫体诗,或源自先秦道家思想,或与印度佛学相关,若只是将视野局限在文学范围内,恐怕很难探究其发展演变的深层原因,因此也就难以对之作出客观公允的评判。 文学家兼通其他艺术,如绘画、音乐、书法等,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一种颇为常见的现象。魏晋时期的文人不少具有多方面的才能,竹林名士如嵇康、阮籍、阮咸等人,除了擅长诗文以外,在音乐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既能演奏,亦能作曲。如嵇康作过“嵇氏四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阮籍作有《酒狂》,阮咸则有《三峡流泉》传世。王羲之、顾恺之二人分别以书法、绘画著称于世,但在当时也颇有文名。魏晋时期的文论多有取譬音乐者,如曹丕《典论·论文》论文气不可力强而致,谓“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陆机《文赋》更直接从音乐中借用来“应、和、悲、雅、艳”五个术语用于评论文病,认为好的文章应该具备“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特征,给人以“犹舞者赴节之投袂,歌者应弦而遣声”的美感。当然,造成此种现象之原因不能完全归结为兼才的出现,而毋宁说是由于音乐、绘画、书法和文学同步成熟所形成的时代风气。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固然可以举出像王维那样集诗人、画师、乐师于一身的特殊人才,但更具有普遍意义的,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借鉴而导致的体式、风格、技巧的趋同或新变。对于这两方面——在多个艺术领域都颇有创获的文人和不同艺术样式相互影响的研究,也需要我们有一种开放的视野,需要打通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壁垒。 还有一种情况应该提到。中国古代文学中有一类综合了两种以上艺术样式的特殊文体,如词是文学(诗)和音乐相结合的产物,戏曲则除了文学、音乐之外还有表演的成分。我们固然可以撇开其他因素对之作纯文本的研究,等同于一般的抒情文学或叙事文学,但那也就取消了它们的独特性。事实上,对于词(应该还包括散曲)这类特殊文体,不论是探讨它的起源、发展,还是研究其文体特性,音乐的引入都必不可少;而且应该承认,在词的起源,词体的演变,词、曲之间的过渡衔接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仍需从词与音乐的关系,从诗乐分合的历史入手去进行探究;戏曲亦然。清人李渔曾区分案头之曲与场上之曲,这说明他已明确意识到戏曲并不只是曲词,还有一个表演的问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除音乐因素外,至少还有表演、剧场、观众等因素必须关注。换句话说,要有戏剧意识,在戏剧艺术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中来考察研究古代戏剧文学。李渔《闲情偶寄》之所以能在中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占有一个特殊的位置,主要原因也就在此。 古代小说的情况与此相类而略有不同。英国著名小说理论家福斯特曾经这样描述小说:“它处于两座峰峦连绵但并不陡峭的山脉之间……一边是诗,另一边是历史。”[3](P4)中国古典小说有不少正属于这种情况。譬如,早期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文学史家将其作为小说来评价,同时它又是研究魏晋时期社会文化的重要历史文献,与当时其他历史著述具有同样的价值。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更是如此,尽管不乏虚构的成分,但大体上并不违背史实。就是《三言》、《二拍》之类的白话小说,也因其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而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对于这些作品,除了从文学角度进行考察研究,也还有必要关注诸如历史家与小说家如何处理同一题材,以及文体的差异在其中起了何种作用等问题。就是说,虽然我们可以不把它当历史看,但仍无法回避历史。 三 正是因为存在这样一个悠久的文学传统,中国古人很早就在文学批评中有意无意地尝试了跨学科比较的方法;而自近代以来,运用该方法研究古代作家作品的论文、著作更是层出不穷,并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果。 上文曾提到陆机《文赋》借音乐以评文,而据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陆机还将文章与绘画作过比较,认为“宣物莫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文与画各有短长。这已经体现出一种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意识。相对说来,早期的跨学科比较似乎更关注比较对象之间的同而不是异,如扬雄《法言》谓言为心声,书为心画;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论文质关系,认为“形文”、“声文”、“情文”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都遵循文质相符的原则。宋代苏轼评论前人诗画,仍着眼于二者的相通。他对王维诗的评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此外,如“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韩干马》),同样是将杜甫诗与韩干画并举,寓含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意味。《书鄢陵王主薄所画折枝》更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作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宋元人大多附和苏轼此论,如《王直方诗话》引述苏轼二诗,谓“欲常以为法”。元人杨维桢《无声诗意序》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王冕《梅谱》也说:“写梅做诗,其来一也。名之虽异,意趣实同。”明清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诗、画到底分属两种艺术样式且各有其特征,因而不宜简单等同。如明人张岱指出,前人之所以说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原因在于“摩诘一身兼此二妙,故连合言之”;实际上,诗以空灵为妙,“可以入画之诗,尚是眼中金银屑也”。(《琅环文集·与包介严》)叶燮也承认,像杜诗“碧瓦初寒外”、“晨钟云外湿”,即使让董源、巨然那样的高手来画,恐怕也只能束手搁笔。(《原诗·内篇下》)应该说,像这类对诗、画异同的辨析,与跨学科比较方法的精神是相通的。 不止是不同艺术样式之间的比较,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除了诗与音乐、诗与绘画、诗与书法的比较外,诗与史、诗与禅也都是谈论较多的话题。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是讨论诗史之别、文史之别较为典型的例子;严羽的《沧浪诗话》则立足于诗禅的相通,所谓“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范温《潜溪诗眼》论韵,更是出入诗文书画,兼及立身行事,堪称古代韵论中空前绝后之作。钱钟书先生对之极为称许,认为范温所论,“因书画之‘韵’推及诗文之‘韵’,洋洋千数百言,匪特为‘神韵说’之弘纲要领,抑且为由画‘韵’而及诗‘韵’之转捩进阶……融贯综赅,不特严羽所不逮,即陆时雍、王士祯辈似难继美也”。[4](P13611363)虽然这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跨学科比较,但的确表现出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和融贯会通的态势。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文学观念和方法的引入,以及古代文学研究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比较成为一种为研究者普遍采纳的研究手段。这不难理解,正如方孝岳在其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中所说:“百年以来,一切社会上思想或制度的变迁,都不是单纯的任何一国国内的问题;而且自来文学批评家的眼光,或广或狭,或伸或缩,都似乎和文学作品的范围互为因果,眼中所看到的作品愈多,范围愈广,他的眼光,也从而推广。所以‘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5](P227)中西思想之互照对于文学研究的影响,除了推动中外比较文学研究的开展之外,还促进了人们对文学自身性质的思考。在外来文学观念、理论的影响下,人们开始反思中国文学传统,文学自身的独立意识渐趋明显——以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为内涵的纯文学观念彻底取代了传统的泛文学观念,文学的审美特征及功用得以被重视。正是在这一进程中,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联受到关注,从而引发了文学与哲学、历史、宗教和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比较。另一方面,随着中外比较文学的拓展与深化,为更好地认识中外文学各自的特征及其形成原因,研究者的目光必然会从文学层面延伸到文化层面,而这也会将研究导向多学科、跨学科比较。说到底,文学和其他艺术样式、社会意识形态一样,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也是该文化的具体表现,因此,对于文学的深度研究便不能不将其置于整个文化的有机构成中来考察,不能不关注文学与其他文化构成之间的关系。 以是之故,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跨学科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产生了一批颇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钱钟书之《谈艺录》,朱光潜之《文艺心理学》、《诗论》,宗白华之《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等。这些论著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打通文学与艺术的疆界,或探询中外古今文艺创作的共同规律,或在比较中凸显中国古典文学、艺术各自的特色。前者如钱钟书《谈艺录》“说圆”一节,通过广征博引,多方比较,论述“贵圆”乃是中外文艺创作史上共有的现象;后者如朱光潜《诗论》对莱辛“诗画异质说”的讨论,指出中国画推崇“气韵生动”而诗歌却偏重物象刻画以传情达意,均与莱辛所说有明显的差异。此外,如闻一多有关《诗经》物象的研究,融语言学、民俗学、文化学于一炉;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以史释诗、以诗证史,兼及不同作家、不同文体的比较辨析,也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比较的特征。 20世纪80年代以后情况与三四十年代不无相似,同样是文学观念的变革,同样是方法、理论的引入,同样是中外文学比较和跨学科比较。所不同者,在方法、理论的借鉴上较先前更为丰富多样,跨学科比较的对象更为宽泛,研究更趋深入, 成果也更为显著。以唐代文学研究为例,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戴伟华的《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专著,对唐代科举制度、幕府制度与文学的关系作了较前更为深入全面的探讨;孙昌武的《唐代文学与佛教》、葛兆光的《想象力的世界——道教与唐代文学》则将目光集中于唐代宗教与文学的关系。1996年,漓江出版社推出了由梁超然主编的“唐诗与中国文化丛书”,分别为林继中的《唐诗与庄园文化》、朱易安的《唐诗与音乐》、陶文鹏的《唐诗与绘画》、张明非的《唐诗与舞蹈》、陈飞的《唐诗与科举》、毛水清的《唐诗与佛教》、黄世中的《唐诗与道教》、梁超然的《唐诗与儒家》。丛书以“唐诗与中国文化”为名,同时也可以说是应用跨学科比较方法对唐诗的研究。此外还有数以百计的论文,围绕唐代文学与政治、历史、宗教、艺术的关系作了多角度、多方位的研究。跨学科比较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中的盛行,于此可见一斑,无怪徐公持先生在概括上个世纪后20年古典文学研究特点时,特别将“学科的拓展与打通”列为该时期“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徐先生指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古典文学研究逐渐融入其他学科的观念和方法,如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心理学、语言学等等。这大大拓宽了研究视野,增添新的研究手段,并且为学科开拓了许多边缘性的研究课题。尤其是文化学的研究视角的确立,给本学科带来了新的气象。”[6](P159)1998年9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博士点新世纪学科展望及信息交流座谈会上,罗宗强先生也谈到这一点:近20年来,“与观念和方法多元共存的同时,学科交叉也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普遍现象,国学文史不分家的传统得到了发扬,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语言学、宗教与神话等等学科广泛介入古代文学研究,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在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上表现出多元并存的活跃局面”。[7](P105) 四 由此说来,跨学科比较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确有其独特的意义,而不应视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专利。但有意思的是,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很少有人提跨学科比较,而似乎更倾向代之以“多学科融和”、“学科交叉”一类术语,那么,比较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跨学科比较,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所使用的方法究竟有无差异?这种方法称谓上的差异,是否意味着古代文学研究者对该方法有自己的理解和取舍? 事实恐怕正是如此。如前所述,跨学科比较的意义主要在于将文学与人类整个精神活动联系起来,通过比较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独特性、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乃至自然科学的基本差异,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推进跨国别、跨文化的“总体文学”的研究。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首先是一种国别文学研究,其所关注的重点不在“总体文学”而在中国文学自身,尽管对于中国文学自身的认识也需借助比较,但到底与比较文学关注的重心不同。此外,就跨学科比较的功用而言,更侧重解决理论层面的问题,因而更近于比较诗学;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则主要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对象,即使与其他学科发生关联,也不必强求比较或从中抽绎出具有普遍性的规律。是否可以说,这两个差异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更倾向于“多学科融合”——引入、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成果来考察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现象,而不是像比较文学研究者那样从国别文学研究走向总体文学研究。 就具体的操作层面来说,无论是跨学科比较还是多学科融合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如何真正做到以文学为本位。在罗宗强先生的上述发言中就曾谈到这个问题。他一方面肯定了多学科的交融“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向”;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存在问题的隐忧:“多学科融合的落脚点是什么?……文史哲不分、文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文学心理学等等,落脚到什么地方?是落脚到不分,落脚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还是落脚到文学?是用文学来解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等?还是用这些学科来解释文学?这个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似都还没有完全解决。”[7](P106)这确实是多学科融合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从实际的研究情况来看,虽然有不少成功应用多学科融合解决文学问题的研究,但也有一些论著不过是将文学作品当作印证其他学科理论的材料,这在罗先生提到的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实类似的情况在哲学、历史、宗教、艺术研究中也同样存在,只是由于和文学关系较近而不那么明显罢了。 如果认真追究起来,这种解释的偏离可以说由来已久。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等诗于史,等诗于禅,等诗于画,其实也就是以史释诗,以禅释诗,以画释诗,就是抹煞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区别。韦勒克将文学研究分为两种类型: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外部研究尤其要注意“以文学为中心”,也是有见于外部研究常常会偏离文学。[8](P67)跨学科比较同样如此。既然是比较,就免不了要互为主客、彼此参照,因此也必然就会有用文学解释、印证其他学科特性的时候。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是跨学科比较的经典之作,尚且难免以诗证画、以诗证史,更何况才力远在钱钟书、陈寅恪二人之下的一般人的研究呢!所以,问题的关键恐怕不在名目,而在研究者的动机、目的。外部研究也罢,跨学科研究或多学科融合也罢,关键是如何应用。不错,我们是可以强调、可以规定必须以文学为本位,但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往往因人而异,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知识构成、研究兴趣等因素对其研究指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鲁迅论《红楼梦》有一段名言,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9](P145)阅读如此,学术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与一般说的多学科融合或外部研究相比,跨学科比较之于古代文学研究的特殊意义或许在于:(1)不同于外部研究的单向考察。跨学科比较强调比较,因之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必须变换视角,互为主客,虽然不能保证绝对不偏离文学研究,但较之单向考察当更有利于回归文学,而且双向阐发确实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文学的特性。毕竟比较的最终目的仍在解决文学问题,作为比较文学研究方法之一的跨学科比较所以不同于比较史学、比较宗教学或比较艺术学中的同类研究,根本原因也就在此。(2)不同于多学科融合的多角度切入。多角度切入自有其优势,即能够以一种宏观的视野多方位、多侧面地研究文学现象,然相对说来在具体问题的考辨方面不免鞭长莫及,难以深入到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内部去识同辨异;而跨学科比较在此方面似更具条件,尤其是在相邻学科的比较中更易于聚焦放大,洞幽烛微,辨疑似于毫厘之间。(3)与文化研究的关系更为密切。跨学科比较需要在一个更为宽泛的背景下来进行,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联、彼此的共性与个性,既与各自的构成要素相关,也受制于特定的文化背景。所以,随着跨学科比较趋于深入,自然会将研究导向文化层面,并由此整合文学的外部研究,形成点面结合的立体研究格局。 总之,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跨学科比较与多学科融合、外部研究的关系应该是互补而非互斥,也就是说,对于跨学科比较方法可以采取一种灵活的态度,而不必拘泥于比较文学理论的约定。我们相信跨学科比较有助于更好地认识总体文学,但仍可以将研究限定在中国古代文学的范围之内;承认跨学科比较更多理论色彩,但也可以借助该方法来考察具体的文学现象;我们赞成跨学科比较应该在具有体系性的独立的学科之间进行,但未尝不可以将之用于文学内部,譬如对于文学史上以文为诗、以诗为词等现象,若能循此思路进行比较,识同辨异,相信会有更客观公允的认识。说到底,方法总是由研究对象来决定的,是对象选择方法而不是方法选择对象,从中国古代文学的实际出发,以跨学科比较为平台整合传统与现代学术范式,应该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选择。
秦代和两汉文学，由于秦代历时短促，文学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两汉文学的成就。从文学样式看，秦汉文学主要在辞赋、史传文、政论文和乐府诗歌等四个方面。辞赋有：如江淹《恨赋》，司马相如《上林赋》等；史传：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政论文：贾谊的《过秦论》乐府诗歌就很多了：《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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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2、《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也是乐府诗发展史上的高峰之作，后人盛称它与北朝的《木兰诗》为“乐府双璧”。《孔雀东南飞》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今安徽怀宁、潜山一带）的一桩婚姻悲剧。
原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因诗的首句为“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故又有此名。全诗350余句，1700余字。主要讲述了焦仲卿、刘兰芝夫妇被迫分离并双双自杀的故事，控诉了封建礼教的残酷无情，歌颂了焦刘夫妇的真挚感情和反抗精神。
3、《法书要录》
《法书要录》唐朝张彦远编撰，共十卷，是一部书法学论著总集。张彦远字爱宾，河东（今山西永济）人。出身于缙绅大族，高祖、曾祖和祖父皆曾为相，有“三相张家”之称。
4、《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
5、《桃花源记》
《桃花源记》是东晋文学家陶渊明的代表作之一，是《桃花源诗》的序言，选自《陶渊明集》。此文借武陵渔人行踪这一线索，把现实和理想境界联系起来，通过对桃花源的安宁和乐、自由平等生活的描绘，表现了作者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和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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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定稿 欧公文易都是修改到妙处.情有人买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徐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 徐皆山也',五字而已.
试论《汉书》的文学个性潘定武（黄山学院文学院，安徽黄山 245041）摘要：自历史散文的进程观，《汉书》在文学史上与《史记》同样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汉书》具有严谨有度而又曲折多变的结构，其语言典则而不乏灵动，情感虽内敛而仍然丰富，其刻画人物，每于细微处显精神。《汉书》在叙事体例、叙事内容及语言锤炼方面更为精当。与《史记》雄放酣畅的风格不同，《汉书》整体上呈现一种在严格法度之下具有的从容娴雅之美。关键词：历史散文；《汉书》；文学个性中图分类号：I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794（2008）02-0004-03作者简介：潘定武（1967-），男，安徽舒城人，讲师，博士，黄山学院文学院。《汉书》作为《史记》之后又一部杰出的史著，在史学上的创新之功和文化上的巨大意义有目共睹。自先秦两汉历史散文的进程观之，《汉书》在文学史上同样具有其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对《汉书》的文学评价在当代总体显得低调，文学研究目前仍基本局限于少数名篇，整体性架构相对缺乏，其根本原因在于对《汉书》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文学个性认识不足。从《春秋》到《史记》，历史散文多不同程度地显示了各自的文学个性，有着各自不可抹煞的文学价值，《史记》尤具有无法重复性。因而，恰如诗歌在唐代取得极盛而宋诗不得不另辟蹊径一样，《汉书》只有以其不同于《史记》的面目出现方才有其独立的文学与审美价值。人们对宋诗的认识在经历了一系列曲折之后，以新的眼光的审视与评判，终于肯定其艺术上虽稍逊于唐诗而仍可与唐诗双峰并峙。同样可以相信，当我们以不同于鉴赏《史记》的眼光来品评《汉书》时，也会看到《史》、《汉》在历史散文上的双峰并峙。对《汉书》独特的文学个性，下面试从六个方面予以概述。一、结构于严整中见通达因草创所致，加之司马迁本人多浪漫情怀，《史记》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07sk308) 收稿日期：2007-03-05-4结构虽宏伟而史体时有疏漏。班固经过精心调理，使《汉书》的形式更加整齐，体制更加严密。当然，这也正是《汉书》被人批评为谨固以至板滞的原因。其实，《汉书》的整体结构是严整有度而又通达圆融。《汉书》以高祖创汉始，以王莽覆汉终，且《高祖纪》和《王莽传》无疑正是班固最为着力的两篇。《高帝纪》写得严正雍穆，最能体现天汉气象；《王莽传》则“为全书中第一巨篇，亦为全书中第一变体”[1]（《汉书评议》，P258），其体例集本纪与列传为一身，结构宏大而脉络清晰，传末结以“天下悉归汉”一语一锤定音，不但为一传总结，而且也使全书首尾圆融。通观全书，结构上整饬有度而又不乏通达变化。就单篇来看，《王莽传》洋洋四万言，而以“以诈立心”贯串始终，分言之，又以“外交英俊”、“内事诸父”、“匿情求名”三方面写其“诈”；—自欺以“欺人—— 欺人————自欺”一脉承之，全文结构收放自如。《汉书》中，如《王莽传》一样结构既谨严明晰而又曲折有致者并不少见。《东方朔传》曾被刘知几批评为“委琐烦碎，不类诸篇”[2]（卷 16《杂说上》），然东方朔实为西汉“滑稽之雄”，班固此文也别具风韵。传中所叙诸事，无不理正而语谐，作者将东方朔左右圣主、吞吐古今的滑稽才能置于武帝政治的大背景中多方刻画，无疑具有独特的历史意义，而绝无委琐烦碎之嫌。通篇结构行文奇正相生，堪称《汉书》人物传记之别调。二、叙事于平实中生姿与司马迁相比，班固更具有严谨笃实的个性，创作上追求一种稳重平实的风格。《汉书》叙事追求的是一种典正无华的风格，无论写人述事，都不以铺张扬厉、跌宕雄肆见长，然而，班固的文学才华仍能充分地表现于创作之中，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虽总体平实而仍不乏多姿多彩。《张禹传》只是闲闲道来，但因精选材料，善用白描对比，无限意蕴寓于平淡之中。尤其是张禹分别接待彭宣、戴崇及为幼子求官二节，前一节寥寥数语就典型地刻画出一个官场两面人的形象，而补缀以“及两人闻知，各自得也”，意味更加深长。后一节写张禹趁成帝前来问病之机为其幼子求官，仅“禹数视其小子”一语，就将其身居高位而心底龌龊的实质揭露无疑。《孙宝传》则善于在复杂矛盾中刻画人物，特别是写侯文一段，于极复杂的人情关系之中，将孙宝、侯文、杜稚季均刻画得有声有色。三、写人于细微处见风神《汉书》重点描写人物在百人以上，其中多数个性较为鲜明，不少已成为典型的人物形象。班固同样注意以代表性的事件、在复杂矛盾中表现人物个性，然与《史记》相比，《汉书》叙事不但风格平实，而且更善于叙写琐碎之事，往往捕捉看似微不足道的细事。《汉书》细腻的笔触往往直达人物的灵魂深处，具有传神入画之功。《孔光传》写有人向孔光探问宫中树木如何，而孔光竟以他语答之。表现孔光守法不泄，可谓即小见大，平中见奇。《霍光传》写霍光为人，仅写其日常行止，见之以细微之事，且只有“止进有常处”、“不失尺寸”数字，然而，霍光的端正不苟已有充分表现；又写霍光谒见宣帝，仅以“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一语，就尽现宣帝对霍光的畏忌之深，也为霍氏家族的诛夷作了暗伏。《王莽传》写王莽成名前的曲己邀誉，也是通过其妻布衣迎客这件小事来展现的。尤为精彩的是《外戚传》叙写史皇孙王夫人外家母女相失复相得之经过，将琐琐小事叙述得历历如画，而小人物命运之凄惨与作者无言的感慨也就蕴含其中。四、语言之亦雅亦俗对《汉书》语言工雅精练的特点，古人颇多称道，如刘知几赞其“言皆精炼，事甚该密” [2]（卷 1《六家》）；刘熙载则许其“尔雅深厚” [3]（《文概》，P15）。现当代以来，多数学者则评价较低，甚至完全否定其语言成就。或认为 “《汉书》喜用古字，崇尚藻饰，倾于排偶，文辞艰深” [4]（P162），或称“在语言上，《汉书》也不如《史记》自然流利，骈化和雕琢的辞句很多，风格陷于平板沉滞” [5]（P162）。诚然，《汉书》语言不及《史记》口语化，但绝非一味雕琢与追求雅化。受时代风气和作者个性影响的《汉书》，风格严谨醇厚，写人叙事往往以白描见长，语言尔雅而不艰深，句式多整散结合，且大量引用俗语民谚等口语材料，以增加其语言的生动风趣性，整体上可谓雅俗兼得，而很少有板滞之嫌。五、情感之内敛而丰富班固在作史时也是伴随着复杂的情感以至矛盾的心态的，由于政治的高压和班固自身个性的醇谨，形成了《汉书》特殊的情感表达方式，除了个别篇章，如《王莽传》情感表露直接鲜明外，总体而言，显得相对平和内敛，与《史记》的激烈外扬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者因此批评班固在著史时不甚动情，甚至贬《汉书》为历史的帐单，这无疑是极为片面的观点。在《汉书》之中，班固内敛而丰富的情感可谓充溢各篇，几乎表现于每个重要的历史人物身上。对于苏武，班固怀有极大的崇扬心情，但《苏武传》中，除末尾论赞引孔子“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之语以直接赞颂外，其余均是通过对苏武自身言行的刻写和与卫律、张胜、李陵等的对比中表现人物并将丰富的情感寓于其中的。通读《苏武传》，使我们不但感受到苏武人格的伟大，而且也感受到作者对爱国主义精神的颂扬以及班固自身的爱国思想。而与苏武形成对照的李陵，班固对其抱则有相当复杂的感情，《李陵传》中，作者既通过客观的叙述，将李陵与匈奴之战的险恶环境以及李陵抗敌的壮烈生动展现出来，又对其兵败而未能杀身成仁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然而，无论是作者对李陵的同情，还是对他的批判，在传记中都没有直接的流露，只是《汉书》这种内敛的情感表达方式丝毫也不影响我们对其丰富含义的理解。六、娴雅蕴藉的美学风格与雄肆豪放的《史记》相比，《汉书》的美学风格则是娴雅蕴藉，同时在典重之中又不乏灵动之美。《汉书》典重含蓄的特点是与时代风气以及班固严谨的作史态度密切相关的，东汉前期士风儒雅厚重，影响到文风也以醇厚相尚。作为严肃的史家，班固更是本着切于世用的原则，努力客观地展示西汉一代兴衰成败的历史画卷，以垂鉴当世。《汉书》对《史记》文字的改造尽管受到种种批评，但从史学角度观之，不能不说要较《史记》更加严谨。其语言较《史记》为雅洁，其情感较《史记》为含蓄，特有一种文质彬彬之美。如果说《史记》以夺人的气势胜，《汉书》则以沉稳的风度胜。 -5《汉书》在典则之中不时散发出灵动的韵味，自臻其特殊的妙境。林纾曾评论 “《汉书》叙事，较《史记》稍见繁细，然其风趣之妙，悉本天然”，又称 “《汉书》中之情韵，虽偶然涉笔，亦断非他史所及” [6]（《应知八则》），并非虚誉。无可否认，《史记》以其巨大的文学成就而令后世历史散文难以追模，更无法超越，就总体文学成就而言，《汉书》实逊于《史记》。然而，《汉书》独到的文学价值不在对《史记》的模仿与步趋，而在体现时代（下转第 14页）（上接第 5页）与个性特色的创新。文学发展与时代风气实不可分，时运交移，文学风貌也会随之而变。对于“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论断，人们往往只对其作宏观方面的理解，其实，从相对微观的角度来看，也应当如此。如以汉代文学为例，西汉后期文学不同于西汉前期，东汉晚期文学也不同于东汉早期。评判不同时期的文学，应当有历史、辨证的眼光，而不便揆之以简单划一的标准。就总体风貌观，《史记》如浪漫热情之少年，《汉书》如成熟有味之中年；《史记》如挥毫泼墨之写意，《汉书》如精雕细刻之工笔。《史记》如龙门黄河，恣肆腾跃，束缚不住；《汉书》如石雕卧虎，内敛沉静，活力深藏。二书可谓各逞其能，各具特色，各臻其妙，相对于《史记》的纵横疏宕与浪漫奔放，《汉书》最突出的文学个性则是典雅雍容、平整精密，同时又不乏多样的风格。内敛而不滞重，沉静而有活力，谨严之法度凸现，感情之波澜深藏，《汉书》可以当之。而《汉书》文学成就的取得是在东汉经术与谶纬笼罩的氛围之中，在严格的法度制约之下，较之《史记》，更加难能可贵。历来虽注意到《史》、《汉》创作背景及马、班个人等因素的不同，却又往往无视《汉书》历史散文的独立性，这无疑是研究《汉书》文学的最大误区。撇开这一误区的干扰，我们就会看到《汉书》之中自有一片独具特色的文学新天地。 [参考文献 ] [1]李景星 .四史评议 [M].长沙：岳麓书社， 1986. [2]刘知几 .浦起龙通释 .史通通释 [M].上海：上海书店， 1988. [3]刘熙载 .艺概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4]北京大学中文系 1955级集体 .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8. [5]吉林大学中文系 .中国文学史稿 [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61. [6]林纾.春觉斋论文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审稿：江文贵；责编：曹小云 ] -6
先秦散文主要可分为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就大体情况而言，历史散文主要是叙事的，诸子散文主要是说理的。历史散文有《春秋》《左传》《战国策》《国语》等。《春秋》是孔子编订的战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记叙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至哀公十四年(前480)这242年间的各国大事，孔子还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对那些事件作了一些评断，选择了他认为恰当的字来暗寓褒贬之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微言大义”。《左传》仿照其体例，顺着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12个鲁国君主的序次进行记载，全书30卷，详细记叙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外交、社会事件以及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创造了多样的精密的篇章结构和富有魅力的文学语言，生动描绘了一系列人物形象，尤其擅长以委曲尽致的笔调来写复杂的战争事件。如写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秦晋肴阝之战、晋楚必阝之战，均是情节紧张而极富戏剧性，成为后世叙事散文的典范。《战国策》亦称《国策》，传为战国时期各国史官或策士辑录。西汉时，经刘向整理，编为33篇。主要记叙了当时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斗争策略。其间有传记、故事、论辩、书信，反映了当时各国间尖锐而复杂的政治斗争，是先秦继《春秋》《左传》之后又一部著名历史散文。在艺术创作上，较之《左传》又有发展，常在复杂的政治事件中生动描绘人物言行，刻画出不少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写出不少情节曲折的故事。如《冯谖客孟尝君》《荆轲入秦》《触詟说赵太后》、《苏秦始将连横》等均为脍炙为口的名篇。此书尤重语言艺术，大量运用了夸张、比喻。排比等艺术手法，并杂以寓言故事，呈现出一种“敷张扬厉”“辩丽恣肆”的鲜明特色。《国语》共21卷，据说为左丘明所作。这部书有重点地记叙了各国历史中若干事件。文字朴实平易，特点在长于记言，同时也善于描写人物神态。� 诸子散文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期是春秋末年和战国初年，主要作品中，《论语》是语录体，《老子》多用韵，它们都词约义丰，《墨子》开始向组织结构严密的论说文形式发展。二期是战国中叶，主要作品有《孟子》、《庄子》，它们的文辞比前一个时期繁富，说理也畅达。三期是战国末期，主要作品有《荀子》、《韩非子》等。诸子散文中有代表性的文章均逻辑谨严，分析深入、文辞绚丽，达到了很高成就。诸子散文中有些文字一是以表现人物性格、描写人物行为见长，使人读了如见其人的音容笑貌。《论语》《孟子》中这类文字较多，《墨子》里的《公输》也属这类。如《论语》里写孔子门徒子路，写出了他的直率、鲁莽、刚烈的性格；写颜渊写出了他沉默好学和安贫乐道。《论语》中形象性地句子也很多，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二是多采用含义深刻的寓言故事形象地阐明理论。《庄子》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庄子》中有所谓“寓言”“重言”“卮言”。庄周认为世人都“沉浊”，不可以“庄语”，故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词”的“寓言”“重言”来表达他的思想。寓言包括一些神话式的幻想故事和通常说的寓言；重言是引证一些历史故事和古人的话；卮言是抽象的理论。《庄子》艺术上的成就首先在于它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和浓郁的诗意。如《逍遥游》开头写“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它一开头就说天地的广大，写鲲鹏的任意变化遨游。写出了一个十分开阔的意境。在艺术上，后世许多诗人和散文家都爱学习《庄子》的风格和技巧。它那些想象丰富的寓言和重言给后世文学家无穷启发。三是重在抽象分析。同时也富有文采，如《荀子》《韩非子》。《荀子》中的《劝学》《天论》《性恶》善以说理见长，议论风生，沉着浑厚；《韩非子》中的《五蠹》《孤愤》《说难》均风格峻峭犀利，论理精细周密。它们都给后世散文以重要影响。
在先秦诸子的散文中，比较好的历史散文有《左传》《国语》《春秋》。文学性散文有《老子》《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管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