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也是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思想、君主专政制度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史的两大主体内容。1.儒家思想的形成与发展(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2.进步的思想家对传统儒学的批判(1)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著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2)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3)清初: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著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同步导学中国古代对治国思想的选择:史学界认为:自汉武帝至清末,中国统治阶级选择的治国模式是外儒内法而剂之以道。即以儒家文饰政治,以法家支持政治,以道家调剂政治。这种治国模式的形成,在秦汉以前经历了较长时期的选择和探索的过程。在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生活原始粗放,民风淳朴,没有私有观念,人人平等相亲,过着一种美好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氏族公社和部落联盟事务的管理上享有充分的民主,主要靠部落联盟首领的智慧和美德来教化民众,治理国家的思想处于萌芽状态。在奴隶社会随王位世袭制取代“禅让制”,产生了阶级和国家,统治者一方面制定了宗法等级制度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一方面以武力作为统治的后盾。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奴隶制崩溃封建制确立时期,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奴隶主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西汉建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以致人口锐减,农民流亡,经济凋弊,府库空虚。鉴于这种形势与秦之败亡,汉初统治者便采取了“与民休息”的政治,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力,以巩固统治。一方面对人民采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以及缓刑等政策,以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安定民心;另一方面在当时郡国并行的制度下,对地方诸侯王采取不过多干涉的政策,以巩固封建统治。与这种形势相适应,黄老思想也就得到广泛流行,成为西汉前期起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其核心是清静无为,因循而治。实践证明,完全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起到了促进生产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并出现了著名的封建盛世“文景之治”。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之道对中国古代政治有一定的影响。每当大的政治动乱之后,统治阶级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往往采用道家治国之策,与民休息,以蓄国力,以安民心,以固社稷根基。除汉初以外,唐、宋初年也有相似的做法。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法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需要理解的是武帝这一政策与秦代有很大不同,官学独尊后其它思想学派并未被禁止,所提倡的儒学本身也广泛吸收了法家、阴阳家等各家学说,统一的思想带有一定的综合倾向,因而获得了成功。儒家兴学,把教育、考试与选官结合起来,是武帝的创造,在客观上促成了重视知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尚,儒家思想逐渐渗透到社会各方面,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范式。但从本质上看,这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文化政策。汉武帝运用皇权干预思想学术,抑制了民族思想的自由发展,禁锢了思想界的探索精神,违悖了思想统一于真理的规律,有明显的消极作用。如何正确对待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如“民本”思想。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论文范文二中华上下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涉及宗教、教育、书法、思想、音乐、文学等方方面面。自古至今无一人可统一而论,又岂我一凡夫俗子可为之!凡事必有线索或言核心。 五千年来,经济最繁华时莫过于唐朝,军事鼎盛时当属元朝。其主要不分都是封建王朝,他们奉行的是孔子的儒家思想。如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此时也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精神:刚健有为,自强不息;仁者爱人,修身崇德;贵和尚中,推崇和谐……这些宝贵的文化精神曾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成为我们生生不息的精神源泉。
儒佛道三教合流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㈠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影响。它强化了农业社会所必需的身心内外和谐的价值取向,维系着人与人的和谐,自然与人的和谐。儒家文化对于自然与人的和谐要领很少论及,而到家文化则将崇尚“自然”视为第一要义,这就恰好不久了儒家文化在这方面的缺略。同时,道家也从儒家那里得到了人际和谐方面的理论成就。这两种具有不同价值目标的观念在佛教文化的斡旋下,为中国中世纪宗法经济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支撑面。 ㈡三教合流对中国封建政治的影响。三教的归一,不仅使得封建意识形态完全实现了政治、哲学、伦理的三位一体化,而且甚至呈现出政治、哲学、伦理、宗教的四维交织格局。可以这么说,三教合流格局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集权专制空前强化,即政治呈现出独裁化、暴虐化的倾向。并且,以政治作为社会本位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三教合流的对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也有重要的作用。 ㈢三教合流对华夏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儒学,上承先秦,中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旁及南北朝、隋唐佛、道二教,下启宋明三教归一割据,是中国文化发展重要时期的主题思想,中华文明垂数千年而不断,历诸更迭而不衰,始终保持自己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发展,这显然与儒学有极大的关系。在艺术,绘画等等诸多方面,三教合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7]244-250 儒、佛、道三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融合的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三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着重要的地位,贯穿了整个中世纪。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了解,以更好地分析其间的关系,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在佛教向中国社会的深入传播过程中,佛经翻译是最重要的步骤。佛教分大乘、小乘,佛经包括经、律、论,从印度和西域陆续传入,其数量浩如烟海。如何把佛教的教义介绍给中国民众?这是摆在当时来华的印度僧人和中国早期佛教徒首先要解决的问题。鉴于人们是自觉不自觉地站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看待刚刚传入的佛教,因此,只有借用人们熟悉的语言、概念来翻译佛经,解释佛教教义。从汉代到隋唐,历代的译经僧在佛教界有很大的影响力,如东汉的安世高,西晋的竺法护、竺叔兰,后秦的鸠摩罗什,南朝宋的佛陀跋陀罗,陈的真谛,北魏的菩提流支,隋朝那崛多和达摩笈多,唐的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把当时最新的佛教学说传译到中国。在译经者周围有很多助手,有的担任口译(称度译或传译),有的负责笔录成文(笔受),也有的对译文加以审核和修饰(润笔)。这些人都通晓中国传统文化并善于文墨。译文时必须从汉文中选择与原文意思相当的词语、概念,用汉文方法表述。这样很自然地就把当时译者对汉文的理解,把带有时代特色的汉字、汉语掺杂到佛教典籍当中去。东汉时期在儒家学说之外,特别盛行黄老道术,于是一些黄老道术的用语、概念就被运用到了当时译出的佛经当中,例如,把佛教中表示断除一切烦恼达到彻底解脱境界的涅槃,译为无为;把通过集中精神观想佛教义理的禅定,译为守一;把大乘佛教所说的绝对实在和审实无虚的真理真如,译为本无。魏晋盛行玄学,竺法护译《光赞般若经》把真如译为自然,把无上正等正觉译为道……正像在日常生活中时时离不开儒家的纲常名教一样,在译经过程中受儒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印度佛经中的主体是有情(sattva)、众生(jantu),包括称做六道的人、天、阿修罗、畜生以及地狱中鬼魂、饿鬼,神秘色彩比较深厚。儒家重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主张人为贵,天道远,人道迩,因此不少佛经只是把有情、众生译为人、人民。儒家的伦理主张男女有别,授受不亲,受此影响人们对性的关系比较忌讳,一般不作公开的描述。《华严经》的翻译也受此影响,把其中的拥抱音译为阿梨宜,把接吻译为阿众?等。在一些汉译佛经中,也增加了佛经原文没有的伦理说教,如《长阿含经.善生经》中的父母所为,恭顺不逆,父母正令,不敢违背等,据巴利文同本经典《尸迦罗越之教》,这些是译者加上的。(参见日本中村元《儒教思想对佛典汉译带来的影响》,载《世界宗教研究》1982年第二期)。在三国吴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中有明显添加的君仁臣忠,父义子孝,夫信妇贞,孝事其亲,为天牧民,当以仁道等内容。流传最广的三国曹魏时译的《无量寿经》中也多有忠、孝、礼、义、信等用语。中国文字中有很多词语的含义十分丰富,例如道、理、心、性等,它们多歧的含义是在漫长的文化发展史中形成的。但是,在翻译佛经时,一般仅根据场合赋予这些词以特定的含义。然而事过境迁,后世的学者在读经和解释佛教义理时,因为受到时代背景的影响,十分自然地根据需要利用这些词的不同的含义去理解经文,建构自己的教义体系。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正是借用这些多义词并巧妙地利用般若中观学说中的不二法门去建立本派的理论体系的。禅宗的心,既可以是具有思惟功能的心,又可以是先天内在的自性、本性之心,此心可以与作为世界万有本源、本体的真如、法性、佛性等相通,还可称之为理、道。在禅宗含有机锋的语录中,正是前后借用它们不同的含义来向人们提示解脱之道的。 讲经说法是传教的常用方法。要想将佛经上的教理让民众听得懂,就得利用他们熟悉和容易理解的语言、道理来加以比附说明。这种方法在佛教史上叫做格义。后赵佛图澄的弟子竺法雅精于儒道经史,在他向弟子、士大夫讲经时,常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高僧传.竺法雅传》)佛教经典中常在教义概念、用语的前面加上数字,如四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此称事数。竺法雅在讲经时为了听众易于明白,便运用当时人熟悉的儒、道典籍中的词语、道理去加以比附解释。按照这种方法,可以把性空、真如解释为本无、道;把五戒比附为五常等。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常见的现象。佛图澄的另一个著名弟子道安,在著作中也常用格义。他的弟子慧远善老庄,在讲经时常常借用老庄的词语进行解释。据《高僧传.慧远传》记载,有一次慧远讲经,有人就实相(即诸法实相)这个概念提出质询,他当即引用《庄子》加以说明,于是惑者晓然。在佛教实现中国化的过程中,所谓格义佛教为会通中印佛教,推动佛教的深入普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佛教界在教义诠释和讲经中出现不同的见解,便逐渐形成不同的学说,乃至学派。两晋之际,因为对般若学说中的诸法性空的思想认识不同,出现所谓六家七宗。若将七家中的本无、本无异二家加以合并,即为六家。这标志着民族佛学的正式形成。这是大乘般若学说与当时流行的玄学相互会通的产物,学僧迎合时代风尚借用某些玄学概念和方证一切皆空的般若本体论。因为他们还不善于运用《般若经》中的中道论证方法,在对于本体与现象--本无与诸法、空与色、心与物、真谛与俗谛等的论证得出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结论,而不会用遮诠(否定)和相即的表述方法,得出非有非无,色空相即,真俗不二的结论。虽同论诸法性空,但论点各有偏重,所以出现六家七宗。在这当中,影响比较大的有三家:(一)道安为代表的本无宗,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此空即为本无。此与玄学王弼、何晏的贵无论有相似之处。(二)支道林为代表的即色宗,认为世界万有本来性空,故色(地水火风及其所造,相当于物质现象)即是空,。此与郭象主张的无不在有之外,无在有之中的自生独化论有相近之处。(三)支愍度和道恒为代表的心无宗,主张心应脱离外界,不执着万有,但不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六家七宗的出现,反映了当时般若本体论学说受欢迎和被认识的程度。此后,鸠摩罗什的弟子僧肇站在中道的立场对以上三家作了批判性总结,在其《肇论·不真空论》中指出他们或偏于有,或偏于无,或不空万物,皆背离非有非无,空有相即的中道精神。 南北朝时期,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佛学研究空前盛行,伴随注疏讲经之风,以研究一部或几部佛经为中心的学派纷纷兴起。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涅槃学派、成实学派、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三论学派等。实际上这些学派所研究的经论不是一、二部,一个人也不一定在一个学派,例如涅槃学者同时也往往是成实学者,成实学者也可能兼三论学者。这里所说的学派,只是指某些人在对特定经论的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提出有代表性的看法。如果对他们研究的问题加以归类,主要有两大类:(一)大乘佛教的本体论,或发挥般若中观的思想,认为世界万有本体为空,世俗认识和外在世界虚幻无实;或发挥唯识学说,认为世界万有唯识所变。(二)大乘佛教的心性论,论证达到觉悟的内在根据。成实、三论学者探究本体论,基本上是两晋般若本体论的沿续和发展。因为成实学派没能上升到空有相即不二的立场,最后被三论学派取替。地论、摄论学派在论证世界万有以心识为本体外,还探讨心性善恶、觉悟的内在依据问题。涅槃学派主要论证心性问题。心性论代表了南北朝以后思想界的时代思潮,影响极为深远。1.涅槃学派是以竺道生(355-434)为代表。东晋法显所译《泥洹经》有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话。竺道生据此提出,既然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先天具有的可以成佛的心性功能、可能性),那么处在众生中的一阐提(信不具足,善根断绝的恶人)也有佛性,也能成佛。类似说法在北凉昙无?所译《大涅槃经》虽有,但是此经当时尚未传到南方。道生的推论在当时属孤明先发,受到守旧僧人的反对,曾被逐出僧团。后来《大涅槃经》传到江南,道生的说法得到印征,由此声名远扬。他还提出顿悟论。据南朝陈慧达《肇论疏》所引,他认为,佛教所追求觉悟的真理(真如、法性、实相)是一个完整的总体,不可分割,修行者对它的觉悟应当不分阶段地一次完成,此即为顿悟,所谓以不二之悟,符不分之理。换一种说法,顿悟是使自己本有的佛性顿时显发,亦即见性成佛。道生把本体论与心性论沟通,在大乘佛教的框架内论证了人的本性源于世界的本体,超凡入圣在于使自己本有之性显发,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对心性论的探索研究。2. 地论学派在北方,先后以洛阳和邺(在今河南安阳北)为中心。此派所研讨的《十地经论》是印度世亲所著,中心是论释《华严经.十地品》,为唯识学派早期论书之一,由北魏菩提流支、勒那摩提译出。因为学僧对于经文三界虚妄,但是一心作中的心字有不同见解,分成两派。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北派,勒那摩提的弟子慧光为首的一派被称为相州南派。按照唯识学派的说法,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之外,还有第七识未那识,第八阿梨耶(阿赖耶)识。阿梨耶相当于精神主体、灵魂,所具有的精神性种子(心理功能)据称是世界万有的本源。相州北派认为阿梨耶在性质上属杂染不净,主张佛性当有(相对于本有,以后才有,也称始有),只有累世修行才能达到解脱。相州南派主张阿梨耶清净无染,即为真如或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亦即佛性,通过断除妄念烦恼的修行,可以见性成佛。3. 摄论学派以研究南朝真谛译的印度无着所著《摄大乘论》和《转识论》为主,在阿梨耶识之上另立阿摩罗识(清净识、无垢识,即真如),为第九识。其三性说最有特色:(一)依他起性,即八识及其功能,为万有的本源;(二)分别性,是世俗认识和外在事物(谓由识变现);(三)真实性,即超言绝象的真如(亦第九识)。因此,依他起性相当于心性,作为一切染净的事物的本源来说,它包含分别性和真实性。从善恶观念来说,分别性属妄,属污染分;真实性属真,属清净分,而依他起性则本具染污、清净二分。《转识论》说:能分别即是识,所分别即是境;能即依他性,所即分别性……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修行就是认识唯识之理,遣境,空心,使本有的净识显发。 在中国佛教史上,被传为是真谛所译的《大乘起信论》的影响极大。此当为调和当时的各种心性见解而编译的经典。认为心以永恒清净的真如为体,以具有思虑功能并与烦恼相俱的阿梨耶识为相,为用,修行的要旨是直探心源,舍染返净。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的伦理人性学说占有重要地位。或主张性善,或主张性恶,或主张善恶俱,由此探求成为贤圣的依据。其中占正统地位的是孔孟以来的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通过学习和道德修养使本性扩充发展,就可以成为贤圣。对于人性的本源问题虽也有涉及,如用天、天命或元气来加以说明,但理论过于简单朴素。佛教的心性论是大乘佛教理论深化的产物。中国佛教学者在论证心性问题时,不能不受到儒家人性论的影响,并反过来对儒家的人性论产生影响。从上述心性学说中似乎可以看到儒家心性论的影子,涅槃学派和地论南派的心性清净论,相当于人性论中的性善论;地论北派的心性论相当于性恶论;摄论学派和《大乘起信论》的心性论,与人性论中的性俱善恶论比较相近。当然,佛教的心性论是为其出家修行和出世解脱提供理论依据的,与儒家的人性论所具有的修身治国的目的性是不同的。佛教的心性论对后世儒家探讨人的本性与世界万有的共同的普遍性本源,建立新的天道性命之学,是有很大的启迪作用的。 佛教传入后经过五六百年的传播发展,在思想上已经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结合,在经济上建立了与中国封建经济制度相适应的以土地经营为中心的寺院经济,从而为隋唐时期建立富有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提供了条件。隋唐时期成立的主要佛教宗派有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密宗。这些佛教宗派除密宗情况稍有不同外,都是由中国僧人直接创立的,所奉经典中虽也有一部或几部汉译印度佛经,但最重要的是各宗创始人的著作。其中的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的民族特色最为鲜明,影响也大。概括地说,这些佛教宗派具有以下特点:(一)把中国道家和玄学的本体论与印度大乘佛教的以空、真如或佛性为本体的宇宙论会通结合,并依据般若中观学说的不二法门,提出现象与本体圆融无碍,真俗不二,体用相即的佛教哲学。(二)依据色与心、能与所、正报与依报不二的理论,把本体论与心性论融会构通,认为真如佛性不仅是宇宙万有的本源和本体,而且也是人的觉悟基因,在论证中又吸收了儒家人性论的思想。(三)发挥真俗不二,即烦恼是菩提的理论,主张出世不离入世,生活日用即为佛道。禅宗尤为突出 ,寄坐禅于日常生活之中,说平常心是道、不修不坐,即是如来清净禅等,在宋代以后影响更大。(四)把儒家的善恶伦理规范和道德说教,吸收到佛教中的最通俗最易于为民众接受的善恶报应和轮回的说教之中,在统摄人的精神世界和制约人的行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五)受中国宗天法祖,以父系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影响,一方面把佛教教团看作以释为姓的大的家族,僧尼自称释子,彼此为兄弟姐妹,另一方面又在各宗各个寺院建立具有严格上下等级的传承嗣法制度。
开题报告先写好,起个大纲 围绕大纲来写
提供些泰语专业的论题给你参考下:社会1. 泰国人妖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2. 中泰两国社会对人妖的看法比较3. 中泰互派留学生深造学习对两国教育合作的前景展望4. 泰国农村发展现状对中国“三农”改革的启示5. 泰语导游在中国旅游业的需求现状分析6. 泰国社会居高不下的性犯罪率探究政治1. 年事已高的九世王与泰国——重新审视泰国皇室的地位2. 泰国——柬埔寨关系的恶化根源3. 泰国现任政府与红衫军的斗争根源经济1. 泰铢升值的根本原因2. 从中泰两国间互相出口的货物看两国贸易发展3. 泰国来华旅游团对中国旅游业的影响4. 泰国橡胶制品出口对中国汽车轮胎产业的影响5. 泰国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地位和作用6. 中国——东盟博览会对泰国经济的影响7. 中国通讯事业在泰国市场的发展现状8. 从泰国的交通事业来浅析泰国的经济发展9. 金融危机对泰国出口业的影响10. 金融危机对泰国旅游业的影响11. 中泰经贸合作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发展前景12. 泰国水上市场的发展前景分析13. 泰国旅游业对广西旅游业的启示文化1. 泰国佛教文化对泰国建筑业的影响2. 泰国饮食文化对中国饮食文化的影响和启示3. 北京奥运会对泰国体育事业的影响4. 中国古代诗词在泰语中的运用5. 泰国书法与中国书法的对比6. 浅析泰国庙会与中国庙会的异同7. 浅谈泰拳的发展历程8. 试析孔子庙在泰国的文化影响9. 试析泰文版《三国演义》电视剧对中国文化传播的积极意义10. 从泰国的民族服装来浅析泰国民族风情 教育1. 论泰国华文教育对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2. 试析中国俗语与泰国俗语的对比3. 论广西学习泰语的区位优势和语言优势4. 论泰国人学习汉语发音的障碍探讨及解决办法5. 论泰国人学习汉语对话的障碍探讨及解决办法6. 论泰国人学习汉语写作的障碍探讨及解决办法7. 从泰国的道德教育来看待中国的道德教育8. 如何借鉴泰国家庭教育来发展中国家庭教育9. 中泰应用文写作对比10. 泰语称谓与汉语称谓对比11. 探讨影响壮族学生学习泰语的障碍及其解决对策12. 探讨如何利用泰语语言环境提高泰语水平13. 从泰国拜师节中浅析泰国学生的尊师之道14. 探讨汉泰互译的技巧 艺术1. 浅析中国古代建筑与泰国古代建筑的异同2. 泰国大皇宫与中国紫禁城的历史地位对比3. 泰国民族舞蹈与中国民族舞蹈的对比4. 中国“龙”文化对泰国文化的影响5. 中国寺庙在泰国的发展现状
我也是泰国留学生,当时也是费尽弄论文啊。当时也是学长给的莫文网,很专业的说泰国汉语快速传播模式研究泰国温和应对中国崛起的动因与启示(1997~2012)泰国汉字教学模式调查研究——以泰国公立中小学汉字教学为例泰国中小学华文教育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泰国能源研究泰国王室与泰国民主关系研究中国对泰国直接投资问题与对策研究泰国大米国际竞争力的研究泰国对中国木薯农产品出口贸易问题研究泰国汉语教学志愿者项目调查报告泰国曼谷本科阶段综合汉语教材比较研究——以《泰国人学汉语》与《基础汉语》为例基于《体验汉语.生活篇》的任务型教学设计与应用研究——以泰国华富里技术学院为例对泰日韩三国汉语高考试卷的分析——兼谈对泰国汉语高考试卷的启示论泰国旅游业发展及其对泰国经济的影响泰国大米出口竞争力研究泰国少儿汉语教材的话题选择——基于学习者话题兴趣的分析泰国汉传佛教——以曼谷龙莲寺为中心泰国艺术大学中国文化教学现状分析泰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道路及其成因泰国汉语教育政策及其实施研究泰国军事政变高发的原因分析中国企业对泰国直接投资研究泰国学生汉语学习风格及其学习效果研究解析泰国转型时期的政治困境非目的语环境下泰国与美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研究泰国汉语教育与汉语推广现状、问题及对策针对泰国中学生的汉语教材话题及相关词汇的调查研究——以泰国甲米府为例
佛教传入东南亚,最早的地区应在今日下缅甸之卑谬或泰国中部之佛统。古代东南亚佛教,小乘和大乘彼此兴废交替,以南传上座部势力较大。西元七世纪末,下缅甸、泰国中部信仰上座部;爪哇、苏门答腊则在婆罗门教支配下。十二世纪,锡兰大力改革佛教,统归为大寺之上座部佛教。此后二百年,缅甸、泰国、高棉、寮国均弘扬以锡兰为传承之上座部佛教。唯有越南自古受中国文化薰陶,受传大乘佛教。至于马来西亚、爪哇、苏门答腊则始终婆罗门教、大乘、小乘佛教并行,迄十三世纪,阿拉伯回教文化传入后,传统宗教亦随之覆灭。素可泰王朝初期的佛教兼扬上座部与大乘,第五代的立泰王精通内外典,著作《三界论》,详细论述佛教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又领导铸造佛像,就是现今供奉在彭世洛府大舍利寺的清那叻铜佛,与曼谷善见寺的大铜佛。十四世纪中叶,大城王朝取代素可泰王朝,曾兴建佛陀最胜寺、巴考寺;怛莱洛迦王更将旧王宫改为佛寺,命名为最胜遍知寺;拉玛铁波底二世更敕造十六公尺高的大佛;颂昙王少年时曾出家,法名净法,曾下令在1767年,皇室倾轧,内乱频仍,缅甸乘机入侵,后由汉人郑信光复,建立吞武里王朝,但只维持了十五年就发生叛乱,郑信的部将昭披耶查克里,乘机杀害郑信,开创曼谷王朝。昭披耶查克里就是现今泰国王室之祖拉玛一世(1782年―1809年在位)。拉马一世曾校订三藏,改革僧团;拉玛三世(1824年一1851年在位)谕令翻译三藏及特别论典为泰文;他的弟弟是四世1851至一1868年在位),曾出家二十七年,法号金刚智,提倡严格持戒,创立法宗派,原有的众多僧侣就称为大宗派,泰国僧团自此分成两派,流传至今;五世朱拉隆功王(1868年一1910年在位)以泰文刊行巴利语圣典,创建大舍利寺学院为高级巴利文研究中心,皇冕学院为高级佛学研究中心,并发行《法眼杂志》迄今,是泰国佛教流通最久的刊物;拉玛六世(1910年―1925年在位)着有《佛陀觉悟什么》、《东方犹太》等书;拉玛七世(1925年―1934年在位)改编巴利三藏,成为泰国现行最完备、最新编的巴利三藏;拉玛八世(1934年一1946年在位)时,佛教僧伽组织曾仿照国会形式,僧王为最高领袖,下设僧伽部长、僧伽议会、僧伽法庭。拉玛四世到六世期间所修建的佛统大塔,高约120余公尺,周围240公尺,为泰国最大的佛塔。佛教是泰国代代相承的传统宗教,也是泰国人的生活重心。在四千七百万人口中,佛教徒占了百分之九十五。泰国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据说全国有3万多所寺庙;而“天使之城”的首都曼谷便有“佛庙之都”之称。由于泰国历代国王都护持佛教,所以佛教成为泰国国教,僧侣备受敬重,在社会各阶层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王室仪式、国民教育及生活种种,都以佛教作为规范,而且规定男子结婚前,必须要出家,一般为一周至一个月,每天清晨出外托钵、过午不食。大部分青年僧侣是学生,泰国约有九千所教授巴利文和佛学的佛学院,另有两所佛教大学,只教授佛学,长老比丘指导静坐及修行,或致力于布教、教会行政和心理咨询。在泰国,寺庙是主要的社会教育和慈善机构,所以它有很多的社会功能,如供奉僧侣、信徒朝拜、摆设历史文物、接待外宾和游客,甚至还收受社会上无法生活的鳏寡孤独等穷人养老等。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儒家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是很深远了 我们生活中最主要就三种吃/住/行 儒家对这三件事的影响可以说是无处不在 吃饭 我们讲究长者先入席 布菜也是 住 包括我们用的各种器具 家具 都是有儒家说法在里面道家的影响主要是广大农村地区受众比较广泛 有些地区在家人生病时就会祭拜鬼神 通过一些立筷子或者喝符水等的方式来缓解病痛 佛家就更不用说了 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依赖它来寻求一种信仰或者心理安慰 比如你正在等待一件对你十分重要的事情的结果时 你肯定会心里大呼“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可能你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你已经把佛号当成了一句“口头禅”了
佛教影响了中国文化?从唐代几位诗人,留下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
儒教是孔子的思想在教育学生时所影响的,所以这是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是对统治阶级有利的,所以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支持拥护得以长存,要是数千年来对百姓生根地固思想影响,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是上古伏羲时就产生的阴阳理论,是古人对世界所有现像的探索,是原始的科学萌芽现在的计算机算法也是根据道教的易经里的二进制来人,道教的无极剩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相,四相生八卦 跟现在的科学探索的生命起源是一致的,所以道教是上古科技探索发现教化的一个机构,所以对我们百姓上千年的教化了几千年也是深入骨髓的,这跟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也是很深的,如风水,中医,佛教是印度来的外来宗教,也就愚昧无知的古人,现在没人会去信佛,是统治阶级用来控制百姓的工具,降低人的欲望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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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悦》,湖北随州宝善寺
增加几个《如是雨林》、弘化社的《弘化》、东林寺的《净土》、《禅》杂志、《正觉》杂志、《龙泉佛学》这些在网上都能找到,且能免费订阅,有的还有电子版,比如《弘化》办的很好,弘化社网站有电子版下载
好像有《法音》
21世纪青年追随乌托邦色彩,理应为自由奋斗,在向望的生活中得到方向,寻找当时拥有最初梦想的自己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一个民族的传统无疑与其文化密不可分。离开了文化,无从寻觅和捉摸什么传统;没有了传统,也不成其为民族的文化。我为大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政治论文2500字,希望你们喜欢。
浅议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摘要:弘扬中华文化,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传统文化的发展;重新认识;综合创新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0-0266-02
中国的文化既包括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包括中国文化传统发生剧烈演变的近代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体部分,也是我们先辈传承下来的丰厚历史遗产。它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发生以及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个人的血脉中,制约着今天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思想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可以上溯到5000—7000年以前。按照文化的总体倾向及本质特征,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
从先秦时期到前汉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奠基与成型期,这个时期中国文化的要素构成与本质特征基本成型。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历史,中国文化的发展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春秋战国时期是一个充满战乱的动荡年代,由于诸侯割据、群雄并起,竟然造就了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使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盛况,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传统文化,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不仅跨越了南北的广大地域,而且内容更丰富、更多样化,显示出了华夏文化的多元性的特色。
从历史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演变来看秦汉是一个融合的时代。从先秦至汉,完成了中原华夏多种文化的交融,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这个时期的显著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和构架基本形成,她们之间此消彼长、融会贯通,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特征。
(二)佛教东渐、儒道释并存与理学的形成
东汉时期,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第一次受到外来文化——佛教的挑战。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死亡随时降临,于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三世轮回”便扎根盛行。正是在这儒、道、佛等多元融汇的和各家思想多向演化的历史洪流中,中国传统文化显示了它的包容力和生命力。佛教日益民族化、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大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
(三)中国传统文化对其他文化的排斥、适应与融合
宋后,一方面中国各民族文化进一步融合。另一方面明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资本主义体内萌芽,中国封建文化日益突显。鸦片战争之后,士大夫门领略到了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优势,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人们清醒的意识到旧传统思想文化的体系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转变形态了。
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低估与复兴
中国近代文化过程,从文化层面观察,是一个中国文化应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并试图对自身做出调整以适应西方文化、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甚至出现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潮流,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儒家传统进行重新认识。这一重要的文化现象,是中国社会自20世纪初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一)反传统激流的喷涌
从1919年到1980年代末,整个中国社会主流的思想文化是激进的和全面的反传统主义,儒家传统首当其冲,这是儒家传统在当代中国演变的第一阶段。
从1917年提倡白话文开始,“五四运动”开辟了全面彻底地否定儒家文化的进程,对传统的否定由政治层面进入文化层面。领导“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靠移用西学、西政就可以解决的,必须要以西方的现代文化全面代替中国的旧文化。五四运动中具有最高价值的是“科学”和“民主”的观念。她们是从西方启蒙思想中借用来的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直到““””结束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行,中国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时期,在思想方面,过去那种否定一切人类文化传统的做法改变了。但是,这个社会并没有改变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只是回到了“五四”时期的起点。整个80年代全面拥抱西方文化和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这成为当时强劲的思想潮流。
(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
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逐渐退潮,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得到中国社会乃至世界的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开始了复兴的过程。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开始恢复,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传统、复兴儒学的呼声由弱到强,逐渐得到广泛的认同。
首先,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从来没有根绝,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的深层中和日常生活之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儒家的基本价值观念在传统社会历来发挥着“齐人心、正风俗”的作用。历史进程表明,人们摧毁了传统的价值体系之后,并没有建立起一个大家一致接受的、足以作为一种替代性的价值体系来重塑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因而造成了严重的价值缺失、精神失落和信仰危机。然而,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民族,必须有其自身的价值体系,在经过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之后,人们重新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传统文化。通过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资源来摆脱价值危机,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来重建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体系,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意识。
其次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的认同越来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人之所以能够逐渐走出激进的反传统主义,重新倾向于肯定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的问题。在人类交流日益便利和频繁的背景下,越是与不同文化接触,难么“我是谁”的问题就越突出。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只有根植于自己民族文化的传统,才能真正在全球多元的格局中占有一席之地。任何一个民族,乃至任何一个人都无法真正依靠纯粹外部文化来建立“自我”,只能深入自己的传统文化来实现“自我”的确立。目前,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它将在经济和政治上为世界作出巨大的贡献。
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转变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就是有一批真正理解、认同儒学价值,同时又能欣赏、接受西方优秀文化的知识分子,对重建儒家传统做了不遗余力的努力。这股浪潮至今在以强劲的势头向前发展,毫无疑问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的问题
中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不可能单纯地依赖于某一种文化形式,而是在新的实践下实现各种不同文化形式的互斥互补、交融碰撞、综合创新。不同民族在其历史发展中创立的不同文化形式,有互相排斥、冲突和对立的一面,也有融合、互补和统一的一面。我们不能“蔽于一隅”,而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予以审视。因此,不管何种文化,在当代中国都将面临一个现代转换的问题,或者说都面临如何中国化的问题。
就中国传统文化来说,它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古代社会经济、政治的反映,是对那个时代的问题和任务的解决和解答,在今天要想发挥其积极作用,就必须实现其创造性转换,使其无论在思想内容还是表达形式上都要与现代社会相适应。
四、结语
因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文明共有精神家园,需要我们摒弃任何文化成见,公正客观地对待人类在其历史进程中创造的各种不同的优秀文化,正确认识各种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真正实现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间的对话与融通,这是发展和繁荣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1]刘向阳、刘志扬、韩书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浅析中国传统服饰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体系,如何选择、如何继承、如何与服装设计相结合,要既不失传统、又能符合现代生活品味,都需要不断的尝试与反复的验证。关于这个话题可研究的层面很多、能借助的方法也很多,我们就从中国元素的角度来讨论现代服装设计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传统文化 中国元素 服饰 设计
从古至今,服饰,作为人类形象外在的表征,它的风格化,个性化,民族化的艺术魅力,集成了具有丰富感性和理性内涵的服饰文化。这种与人类生息共存、形影相伴的文化现象,是民族、宗教、信仰、民俗、艺术、社会、经济乃至意识形态等多层因素通过服饰语言的生动映现。
一、如何设计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服饰产品
如何在传统设计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时尚化改造,是服饰设计人员经常思考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保护,也是中国服饰产品实现自身特色,走向世界必须面对的挑战。
(一)中国传统服饰在现代服饰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饰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中国的传统文化之所以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因为其文化中国元素是形式与内涵的完美结合。例如,历代皇室所穿着的、使用的物品,即使形式不同、用途各异,但无不是传递皇家身份地位的文化中国元素;而民间的剪纸刺绣又处处流露出祈求吉祥平安之意。我们一定要学会批判的继承,并不是所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中国元素都适用于现代服装设计。所谓的不适宜,同样更多的体现在内涵上。因此我们应该明确的认识到哪些中国元素能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这些中国元素又传递了怎样的文化信息。这便给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能够找到可以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元素,还要将这些元素巧妙的运用于现代设计之中,这便是我们需要探讨的另一个问题。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现代服装设计要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既然是结合,那一定不是简单的剪切与粘贴的关系,纯形式的结合也不具备说服力。事实上,继承传统文化所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形式与内涵,同样包括传统文化中,形式与内涵之间的转化机制,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规律的把握,只有掌握了规律,明白了传统文化中国元素是通过怎样的组合、变化方式来传达寓意,才能使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出现合理而丰富的变化。
(二)多样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国由于地域广阔,各地地形、气候、人文条件都不同,使我国的民族文化、民族艺术在不同的地方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形成了千差万别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氛围。蒙古的云纹图案在蒙古服装和蒙古包中很常见、满族人的旗袍、广西的蜡染,西藏的单肩外套、青花瓷和剪纸的图案、盘扣、刺绣立领、侧开叉这些传统的工艺都是各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独有艺术。这些不同的民族艺术表现形式和工艺流程是我们民族的瑰宝,也是我们服饰设计灵感的来源。
(三)现代服饰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服饰局部应用。
局部处理是“画龙点睛”之功效的亮点。运用得当,品味耐人寻味,平淡中见神奇。大面积中冷色调中加入少许暖色,都能体现亮点运用的张力所在。而这种亮点张力,则需要文化内含浓缩的基垫,才能赋予其永恒。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饰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饰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二、传统服饰的屏幕
中国元素传播途径广泛,在国际交往中,尊重对方,和平共处,不失国体。与夫人在很多次的国事访问中都着有中式服装,表现出大国的文化内涵和优雅的风度。受到了各国媒体的关注和赞赏。与世界相融,中国元素赢得尊重,举世瞩目的2008北京奥运,就是最好的例范:五星,五环,象形的中国结,福娃蕴含人面鱼纹“天人合一”理念,奥运火炬祥云源自汉唐云气纹:渊源共生,和谐共融,这是祥云图案的文化寓意。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伊始,来自世界各地的宾朋就被带入激情与惊奇之中,感受有着古老历史的中国独特的欢迎仪式。开幕式通过卷轴画卷、活字印刷、京剧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奥运五环、火炬环球传递、运动员脚印图画作品等世界元素的完美结合,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对奥林匹克运动的热爱。处处闪耀着中国元素,展现着世界上绵延至今的5000年中华文明的内涵。
三、传统服饰国际化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自身周围环境的需要除了能满足使用要求,更注重环境氛围、文化内涵、艺术质量等精神功能的需求。服装设计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的产生、发展和变换,是服装艺术历史文脉的延续和发展,中国的服饰艺术是中国深厚人文传统的重要一部分,它经历了数千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无论是古朴的秦汉服装、娟秀的魏晋南北朝服装,还是富丽的隋唐五代服装、高雅的宋装及华贵的明清服装,都有其独特的魅力。
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在装饰上,由于传统服装是平面直线裁剪,表现二维效果,所以装饰也以二维效果为主,强调平面装饰。装饰手段是中国传统的镶、嵌、滚、盘、绣几大工艺。这些工艺的巧妙运用,使中式服装虽造型简练,但纹样色彩斑斓,美不胜收。日本的和服及其配饰最初主要是受中国唐代服饰的影响而产生。韩国服饰也是从中国古代演变到现代的韩民族的传统服装,优雅且有品位,是韩国的传统服装,也是韩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在奥斯卡颁奖的舞台上国际影星巩俐所穿的礼服都是具有很浓郁中国传统风格的服装,由此我们说:“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流行的!”
参考文献:
[1]赵连元.审美艺术学[M].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王熙元.新概念展示设计[M].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3]梁梅.意大利设计[M].人民出版社,2000.
这个问题很大,只好简单讲一讲。秦汉以后,中国文化的主流基本是儒、释、道三家。佛教虽是外来宗教,但和中国传统文化水乳交织。就像体内输入的外来血液,虽然是外来的,但已和我们自身血液融为一体,不分彼此。
一、对思想界的影响
从中国哲学史来看,自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始终贯穿着佛教的哲学思想;而宋明理学,基本骨架也都是佛教思想;一直到近代,维新代表人物梁启超、康有为、谭词同也还是秉承了佛教的思想理念来推广社会改良。
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周,而盛于战国。战国时代,诸子争鸣,各倡其说,使中国哲学思想,极盛一时。汉朝,则唯有孔老,后因武帝斥百家而定儒为一尊,故道教日衰,及魏晋六朝,佛教盛行于世,而道教亦渐复兴,遂起冲突,因冲突而排斥,因排斥之接触而融和,后讲老庄者,多取义于佛经,而讲佛学者,亦多引用老庄。
唐末宋初,唯有禅宗独盛,且操纵当时思想界。当时学术界受禅宗影响的,如周濂溪、程明道等…。
至于宋周程朱子等之理学,及陆象山、王阳明等之心学,无一不受佛教禅宗思想的影响。 在晚清时期,中国知识界研究佛学成为一时普遍的风气。一些民主思想启蒙运动者,如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学术名流,都采取了佛教中一部分教理来作他们的思想武器。
佛教的慈悲、平等、无常、无我的思想,在当时的知识界中起了启发和鼓舞的作用。佛教道德观也对国人产生了很大影响,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说,就是沿用至今的生活准则。
二、对文学界的影响
佛教为中国文化带来了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方法。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富丽的文学作品。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和禅宗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歌。变文、俗讲和禅师的语录体都和中国俗文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佛教对中国语言方面的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所以语言的变化会影响到文化。佛教对于中国的语言有极大的影响,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没有佛教传入的话,大概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拼音。因为我们的拼音是根据我们过去所谓的反切来的,而反切又是根据把梵文佛经翻译成汉文时的启示来的。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对文体的影响。现在大家公认,中国的通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佛教。我们从敦煌遗书里面可以看到有不少的唱经文,或者讲经文,它们其实都是对于佛经的一种通俗的宣讲。
佛教对于中国的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是极其巨大的。佛教讲空,讲境界,讲空灵,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文学和艺术。包括诗歌、绘画、书法,等等,只要去看看我们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学理论著作,从《文心雕龙》开始,到后来的诗话、词话、书论、画论,都能够看到佛教思想的影响。
三、对艺术界的影响
佛教对中国艺术之影飨,可分四点说明:
1、建筑的弘伟
我国古代建筑保存最多的是佛教寺塔,现存的河南嵩山嵩岳寺砖塔,山西五台山南禅寺、佛光寺的唐代木构建筑,应县大木塔,福建泉州开元寺的石造东西塔等,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史的宝贵实物。许多佛教建筑已成为我国各地风景轮廓线突出的标志。在一片郁郁葱葱之中,掩映着红墙青瓦、宝殿琼阁。精巧的佛教建筑为万里锦绣江山平添了无限春色。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则作为古代雕刻美术的宝库举世闻名,它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特点而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造象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2、雕刻的逼真
中国古代虽有雕刻,而塑像及铸像,却始于佛教之输入,唐朝名工之塑像,以及用木或石所雕刻之佛像,实是划时代之艺术创作。如洛阳龙门与大同云岗之石佛、炖煌石窟之佛像与壁画,其形态之逼真,人物之,岂止栩栩如生,简直是飘飘然欲飞之势,诚属中国艺术界之无价珍品。
3、绘画画像的肖妙
佛经中的动人故事常常成为艺术家们绘画的题材,曹不兴、顾恺之、张僧繇、展子虔、阎立本、吴道子等历代名画家皆以擅长佛画而传世。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禅宗思想有关。由此可见佛教对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
由于隋唐佛教之繁盛,而使中国国画获得极大的启示,因为当时名工绘画佛像,力求维妙维肖,且将佛经中故事人物绘于壁上,以作庄严之点缀。如炖煌壁画,云岗石佛,均名播遐迩,为中国艺术放一异彩,吾等虽未能亲睹大陆佛寺之艺术创作,仅从书本及画片略窥一二,虽然,亦心向往焉。
4、音乐梵呗的感人
公元三世纪,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唐代音乐又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少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中国古乐甚佳,但佛教来华,更有新调加入,使旧调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而有特别的发展,如‘鱼山梵呗’‘寺院钟声’等乐曲,皆摹佛经中极好之梵音,至于佛寺中档磬钟鼓等,皆僧众起居与共之礼乐,使人闻之,俗念顿消。中国诗人多喜闻佛寺之暮鼓晨钟,而歌咏出绝妙诗词歌赋,即使是现代乐府,亦多取韵于佛教唱诵,可见佛教音乐之感人。
伴随佛教俱来的还有天文、医药等科学技术的传习。唐代高僧一行创《大衍历》和测定子午线,对天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佛教的刻经促进了我国印刷术的发展,至今被保存下来的世界上最古的版刻印本,几乎都是佛教经书图像。
比如说从治国的理念、制定政治制度这个角度来看,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世俗领域里面,生活习俗里面,特别是民间习俗里面,只提到儒家,显然是不行的。道家、佛教可能在某些方面还大大地超过了儒家。
我们从汉族的角度来看,儒家的影响更深一些,所以会说它是主要的。但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我们到西南地区、云南地区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他们的核心文化也是佛教文化。
所以,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面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个脚都不行。这个鼎就是中国文化,这个鼎就是儒释道这三个脚给它支撑起来的。我之所以将儒家思想和中国文化、道家思想和中国文化、佛教思想和中国文化分成三讲,就是希望大家既要看到它们的不同,也要看到它们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
总之,中国的儒释道这三种思想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地来支撑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的。
参考文献:赵朴初,要研究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