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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法相关的论文
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时期。在此背景下，商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并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以下是商法相关的论文，欢迎阅读。
前言
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完善，营利性主体日益增多，彼此间的商事关系不仅日益复杂，而且在不断拓展，逐渐发展成为一种主流的社会关系[1]。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基于法律角度对这些关系进行约束和规范，这一类法律便是所谓的商法。总之，在社会生活中，商法所具有的作用以及地位日益凸显。
1 商法概述
概念
商法是指基于调整商事关系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法律法规的总称。
性质
商法是市场经济的法律表现，是对在构成市民社会基础的市场经济中基于营利而建立的特定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两大特性，一个是具体性，另外一个是实用性。商法由种类繁多的市场组织规范以及五花八门的交易规范组成，因此，基于市场经济调整角度分析，商法的存在为市场经济法律规范的适用提供了详细而具体的法律指导。如果将民法视作一般私法，那么商法则属于特殊私法[2]。
发展现状
在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的背景下，我国商事立法也随之取得了明显进步。我国前后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商事单行法，如《海商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合同法》等。由这些商事法律的相继实施可以看出，商法体系日渐完善，已经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2 确定商法基础性法律地位的必要性
商法的基础性法律地位是新时期我国社会实际的客观要求，具体表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客观要求;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发展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要求。
3 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
从商法的重要性看我国商法的地位
商事活动源远流长，原始社会时期的以物易物便是最初的一种商事活动。商法历史要追溯到中世纪，当时从商人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阶层，商会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商事习惯法的形成和发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和繁荣造成商事习惯法越来越无法满足实际需要，一系列成文法应运而生，各国陆续开始商事法典的编撰工作。从确立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开始，我国才慢慢认识、接受和关注商法，可见起步较晚，但我国商法的完善速度以及其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却非同一般[3]。
民法和商法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选择民商分立，还是选择民商合一，影响深远，关系到商法是否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关系到商法通过何种形式运作，还关系到商法和民法之间的关系协调。值得一提的是，不管是分立，又或者是合一，均不允许对商法规范的存在以及发展造成不利影响。民商合一并不代表否定了商法存在的意义和作用;商法的存在并不代表要百分百制订一部完全独立于民法典之外的商法典[4]。基于全球范围的民商立法情形来看，无论是民法的商事化，又或者是商法的民事化，均属于一种再普遍不过的现象。民法的商事化指的`是，在民事关系和商事关系深入交融的背景下，民法法规在不停地吸收和融入一系列与商事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惯例，并对自身调整范围予以进一步拓展，从而在商事领域发挥作用;商法的民事化指的是，在经济生活日益频繁的背景下，用于规范企业的商法日益重要，并逐渐在民法系统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造成对民法原理进行必要调整和修正的现象。随着一系列商事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民法已经无法完全覆盖商法，由此可见，民法和商法在客观事实上已经发生分化，商法的重要性日益显现。
从商法相邻法律部门的关系看商法的法律地位
商法与民法
支持民商分立的专家和学者认为，商法能够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其原因在于商法有着本身专属的调整对象，即商事关系，同时商事关系也具有鲜明的自身特点：发生在具有平等地位的商事主体之间;出于营利目的而得以建立;发生在具有持续性质的营业之中。但是，对商事关系的特点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便会发现，其与“民事关系”的界限存在的一定的模糊区域。首先，对于民事主体而言，一方面包括法律直接规定的普通主体，另一方面包括经由特殊登记途径获得主体资格的那些特殊主体，即商事主体(如合作企业等);其次，无论是民事关系，又或者是商事关系，均将主体之间的平等性关系作为自身的一大基本特征，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进行相关调整;再次，民事活动的实际范围不仅涉及营利性的活动(如生产领域等)，同时也涉及非营利性的活动(如消费领域的等)[5]，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一系列营利性活动是民事活动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第四，对于民事活动而言，其营利性活动可能具有持续性，也可能具有非持续性。上述提到的诸多相同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法商法化”的未来发展方向，使得二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包容和被包容关系。
商法与经济法
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存在何种关系，不同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均将企业当作最为核心的对象，因而两者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无论在理念上，还是在机能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因而它们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法。第二种观点又可被细化为以下两种：商法和经济法是相互分立的，但商法和民法是合二为一的;商法和经济法是相互分立的，同时商法和民法也是相互分立的，即商法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
基于商法和经济法各自性质分析，它们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商法是一种私法，其实施理念在于有效维护主体私权，对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积极调整;经济法虽然在原则上被纳入公法的范畴，但仍旧能够从中发现某些私法特点。对于经济法而言，其公法性主要表现在其将社会作为基础本位，立足于整体利益的综合调整，即以国家经济管理关系为目标对象，进行积极调整，从而在国内营造并维护一种良好的公平竞争关系;经济法具有一定的私法特点还表现在，其在调整过程中将会体现国家意志的组织管理性的流转以及协作关系[6]。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时，不管是从国际商法的整体发展趋势分析，又或者是从国内立法体例所处的具体国情分析，均能够看出：在我国，商法若想成为具有独立性质的法律部门，在内外部条件上均存在一定的不成熟。商法应当属于民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法中的特别法;商法和经济法之间在本质属性上便存在很大差异;无论是商法，还是经济法，均和企业法存在直接而密切的关系，然而均无法分别涵盖企业法涉及的所有内容，由此可见，商法和经济法基于不同视角以及侧面以实现对企业关系的有效调整。
参考文献：
[1]刘道远. 再论商法在市场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商法地位之思考[J]. 政法论丛，2011，04：13-22.
[2]王作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商法立法分析――兼论商法的存在价值[J]. 青海社会科学，2011，05：77-81.
[3]赵万一，赵吟. 论商法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J]. 现代法学，2012，04：60-73.
[4]杨芳. 探讨民商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发展历程[J]. 法制与社会，2012，36：268+271.
[5]孙峰. 社会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及其社会作用[J]. 法制与社会，2014，02：12-15.
[6]吕海宁，王彦斌. 我国海上保险合同法律和谐体系之构建――以《海商法》和新《保险法》为视角[J]. 中国商法年刊，2010，00：433-441.
商法和民法共同调整商品经济关系，通属私法，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商法大量使用民法的某些原则、制度、规范，同时，属于商法的一些原则、制度和规范也不断的被民法所吸收。众所周知,民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法律规范。它是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所调整的财产关系主要是指财产归属和流转关系,人身关系是指个人非财产关系。而这些都符合庞德所指的个人利益的特征。无疑,民法所保护的利益是个人利益。而商法的主要则是由商事交易习惯形成的商品交换规则,完全可以视为民法的特别法,因此,它所保护的利益也是个人利益。民法是商品经济的产物。在古罗马时期,商品交换十分频繁。从事交易的人们渐渐需要一个共同遵守的交易规则来维护交易秩序,保障商品流通。于是,商品交换的习惯产生,进而,习惯发展为法。这就是民法的起源。民法既然以保护交易利益为主要内容,因而必须适应商品交换的要求,即人格之独立性——能以自己独立意志从事交易,所有权之确定性和订立契约的自由。
民法与商法的关系无论在理论上还 是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它不但影响到我国民商法学科的发展前景,而且也决定了我国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试从民商关系的角度对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体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于各位同仁。一、传统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一)民商分离的涵义及其历史沿革民商分立又称民商分离,它有两层含义:一是就立法体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单独商法典;二是就法律运行机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实现对经济关系的调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依存。从大陆法系主要国家民商法律制度的历史沿革来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仅由于传统,而且还有某些理论依据”。[1]如果追溯民商分离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虽然商事习惯和商事规则很早就已出现,但商法真正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立存在却是近代的事情。商事关系的产生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结果。罗马法作为商品生产社会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确定了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但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范围的扩大,面对纷繁复杂的商品经济关系,以民法为基本内容的罗马法开始有捉襟见肘之感。对此,伯尔曼认为:“无论是重新发现的罗马市民法,还是仅仅残存的罗马习惯法,包括万民法,都不足以应付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出现的各种商业问题。”[2]由此产生了对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构建和商法体系的完成方面,商人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商人们在长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规则,即商业习惯。商业习惯在商人们之间有类似于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团体按照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习惯解决商人间的纠纷,并发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统———参与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作为那个时期的特征,商法最初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虽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为最早出现的意大利商人习惯法主要根据的是罗马法,运用了罗马法的法律术语和权利义务观念,并吸收了教会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观念,它构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础。中世纪末,特别是16世纪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欧洲的一些国家封建势力逐渐衰落,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开始被废弃,统一民族国家逐步形成。随着国家干预商事事务的强度不断增大,商事习惯法逐渐被国家的商事法所取代,从而导致在欧洲大陆相继出现了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181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国商法典》等,并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民商分离立法模式。(二)民商分离的历史功绩民商分离既是一种科学的法律体系划分,带有较多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从理论上说,将民法典与商法典分立的体例,是一种符合经济生活对法律调整的不同需求的体例,这不仅使民法与商法各自发挥其应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调整对象、调整方法、基本原则及其特有的立法技术全方位地为人们所了解、知晓并加以应用,这对树立重商扬商的法律观念具有重大意义。[3]具体说来,民商分离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商分离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从法律上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进行了巩固和加强。商法与市场经济密切相联。与民事主体不同,市场经济主体是以从事营利性活动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经济人——商人。经济人必须具有理性,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营利是商人据以从事经营活动的终极目的,是商人的根本价值追求,是商法调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基础,也是评判市场主体经营活动是否合乎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标准。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设计都应当而且必须考虑商事行为的营利性这一要求,尽可能减少市场运作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实践来说,整个商法制度的设计都是为了满足商事主体的营利性要求。整个商法的运行过程也表现为对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选择和取舍,并通过权利和义务对各种利益进行规范和调整。如果说民法对商品交换的一般性调整为商事关系的调整提供了基础的话,那么,商法则对营利性的经营活动形成的经济关系予以专门性调整,营利调节机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营利视为自己的宗旨,创造了自身的价值体系和新的原则。[4]第二,民商分离促进了整个社会立法技术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规范为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提供了一般的行为规则,这些一般行为规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及其经济基础的抽象和概括,是人们理性思维的结果,一般较为合理也较为稳定。正是基于这种调整对象的性质和特征以及调整手段的特点所决定,因此民法条款绝大多数属于伦理性条款。不仅如此,自罗马法特别是德国民法典之后,民法非常注重对概念的使用及对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却具有相当的弹性和不确定性,典型的如作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诚实信用、判断行为效力的善意和恶意、确定行为人是否承担责任的过错等概念,都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而商法则不然,商法规范则要求所使用的概念应具有明确肯定性和不可产生歧义性。商法最早起源于“商人法”,从它产生伊始就具有专门性及职业性,而后虽经多次进化,“商人法”发展成为“商行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质并没有变化。商法始终是对市场经济的直接调整,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基本内容、基本规则及基本运作方式翻译成法律语言就构成了商法规则。有什么样的市场交易方式和市场交易内容,就相应有什么样的商法规范进行调整。由此决定了商法规范必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技术性,并且这些技术性规范不能简单地凭道德伦理意识就能判断其行为效果。可以说,若没有大量技术性规范的有效调整,商法的营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难以实现。第三,民商分离促进了法律规范的国际化运动。从历史渊源方面来看,早期商法在西欧中世纪商人习惯法时代就具有一定的国际性。商法本属于国内法,它所调整的对象主要是国内商事法。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国际交往的加强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许多商事关系中都涉及到国外主体或其它涉外因素。不仅如此,商法所调整的市场经济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长性和显著的跨地域性,一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它国经济的发展,任何一国要想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依赖其它国家而独立发展几乎已不可能。因此,国内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于本国的领域内,而要顾及有关的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另一方面,与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国际统一性要求有着较好的客观基础。一是商法的大多数规定都是技术规范,既不像刑法那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样有着浓厚的民族色彩和伦理色彩,这就为实现商法的国际统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术基础。二是商法的内容大多源于中世纪的商人自治法,这些自治法主要来源于在商事活动中所形成的各种商事惯例,而这些惯例在各国制定成文商事法时都曾广泛地加以借鉴,即各国商法就其主要内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个部门法在具体操作上都具有易于统一性。从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制现状来看,商法中有关票据、海商、国际货物买卖和商事仲裁的国际一体化发展实际上已经是无法逆转的趋势。第四,民商分离强化了对交易安全的维护。与民法比较注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对当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较多的涉及刑法、社会法等与经济活动有关的公法规范,这些规范具有明显的国家强制性。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具有优先效力,这种优先效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当事人的行为只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单纯的不违反法律规定并不构成行为合法的当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适用上公法规范可以排斥私法规范而单独发生效力;三是对于带有公法性的规定,当事人不能通过协议或章程而改变其内容。就商法本身来说,为了突出对交易安全的维护,商法在商行为的法律控制方面实行了强制主义和严格主义。通过商业登记、消费者保护、不正当竞争之禁止、商业垄断之限制等一系列规则调整商主体的行为。不仅如此,商法还比较注重商事行为的独立性,强调每一行为的有效与否仅仅取决于该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而与其它行为的效力无关。与此相关联,商法非常强调对信赖利益的保护,强调行为的外观效力,公示于外表的事实纵与真实的情形不符亦确认其行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为人的内心真实想法。以上这些制度对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显著的作用。第五,民商分离扩大了交易习惯和交易规则的适用范围。在商法制度创立的初期,为了有效调整商人之间的商事关系,特别是跨地区、跨国境的商事关系,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贸易关系的正常发展,商人们根据商事交易的实际需要,创造出一些习惯做法和惯例。即使在现代社会,习惯仍然是各国商法的重要渊源之一。交易习惯由于反映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为交易主体所主动遵守,并对交易主体的行为形成必要的约束,具有较强的确定性和确信性。交易习惯在市场经济关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场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运行成本;可以填补法律的空白,解释法律的含义,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三)民商分离的历史局限性民商分离虽然适应了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的形成。但由于商法从一开始便带有商人习惯法的局限性,是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产物,其立法过程缺乏类似于民事立法那样的理论准备,因此在缺乏理论准备下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商法体系,随着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内容被不断修改和补充,从而成为发展最快、变化最为迅速,但同时又缺乏必要理论指导的法律部门。[5]随着现代生活的发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来。首先,我们无法从理论上对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确界定,其原因在于:(1)民商法有相同的价值取向,包括公平价值、效益价值、平等价值、诚实信用价值等;(2)都是以社会经济关系作为其调整对象;(3)都有赖于现存的相同经济基础和经济实现方式;(4)在法律属性上同属于私法范畴等。其次,商法的内容和原则要受民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制约。由于民法和商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会的法律表现,都属于私法范畴,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则上具有相通性。不仅如此,相对于商法的基本原则,民法原则更具有基础性,在性质上属于根本性规则。民法基本原则的根本规则属性有两层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围的广阔性。由于“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主要表现为从事商品生产和商品流转所必须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则,是对整个市民社会基于主体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统性。就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规则,商法提供的是具体规则,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则是特别私法。民法是纯粹私法,有着完备的自治体系;商法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则通常可以适用于商法规定。最后,商法的产生存在先天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就商法的体系来说,商法本身的体系纷纭芜杂,难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则,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充分的内在联系。从德、法等国商法典形成的历史因素来看,商事规则本来就是民法的“弃儿”,商法典是对游离于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内在联系性远远不如民法。不仅如此,商事法律规范本身还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并不是出于科学的构造,而只是历史的产物”。[7]商法规范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调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权利为内容的法律关系;没有独立的调整对象,它的对象仍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商法内容主要是对民法规范的变更、补充或排除。[8]从历史发展来看,法、德、日等国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远不如民法典完美,无论是商法典的结构与内容,还是商法典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都不能与民法典同日而语。由于商法没有民法那样坚固的基石和传统,没有一套严密精深的商法理论和商法学说来影响欧洲各国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动,因此注定了它的出现不但不能动摇民法的传统地位,而且面对民法强大的扩张性和包容性,还有逐步丧失自己独立的危险。[9]二、民商合一与商法的民法化为了弥补民商分离的理论缺失,在理论上主张民商合一的呼声渐趋高涨。民商合一论者的主张按其含义不同又可以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张“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较之于民法是个性小于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决所有商事问题为由,主张将商事规范纳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后者以现代社会更加强调商事活动对社会经济的促进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与思想已逐渐成为整个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为由,主张构建以商法为主要内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统帅民法,将民法制度融于商法之中。[10]在这两种观点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从实行民商合一立法体例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义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随着近几年来我国民法典制定研讨的深入,民法学界有人明确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张。认为民商合一的实质是将民事生活和整个市场所使用的共同规则集中制定于民法典,而将适用于局部市场或个别市场的规则,规定于各个民事特别法和商事特别法。就立法实践来看,瑞士是首先采用民商合一立法体例的现代国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过了统一的债务法典。原先采用民商分立制的意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内的综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体例。泰国、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罗斯等国也相继采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学者断言:“民法法系的现代趋势是朝着法典统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统一方向发展。”[11]民商合一论的主要理论是建立在对作为传统商法立法基础的商人和商行为的否定基础上的。即认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导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导致商主体与民事主体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导致民事行为和商事行为的融合,因此商法应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颇有牵强附会之感。所谓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过是指商品经济高度发达后,绝大多数人都被卷入了市场和参与市场交换,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为的本质在于资本的营利活动,因此,商人仅仅应当界定为资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认为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诸多的民事主体都卷入了市场、参与了商品交换,就认为民事主体已经与商事主体相融合。商人仍是独立存在的与一般民事主体不同的主体,商法仍然表现为现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过传统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权基础之上的,而现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现代民法的具体人格基础上的。商事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的显著表现是商事主体将其范围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现不但使主体范围由单纯的自然人扩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维能力的社团组织,使主体资本的筹集超出了单个自然人的能力和财力的限制,使主体人格不再依附于自然人的寿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续性,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组织。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增长的关键要素;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就在于发展了一种有效率的经济组织”。[12]不仅如此,商业职能与生产职能的融合只表明作为商的资本活动的范围的扩大,但并不表明商事行为与民事行为的融合。现代意义的商法已不再是单纯的属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动和商事关系为调整范围的法律部门,商事行为并非只有职业商人才能为之,相反,任何实施了商事行为的人,都会受到商法的管辖,如公司行为、票据行为、证券行为、破产行为、商买卖行为等。商法尽管脱胎于民法,却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法律原则、制度,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理论依据,有了完全不同于民法的调整方式,而决不是民法基本原则、制度在商事领域的具体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动的营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则经过商法的改造,变成为具有新的内涵的商法原则。三、民法商法化与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实践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现为民法对商法内容、商法原则和商法规则的吸收和借鉴。所谓“民法商法化”,其意义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为民法逐渐采用;二是原属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关系,后渐归商法所支配。这一理论并不主张商法复归传统民法规则,而主张相互吸收。我国在制定合同法时就采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确立了以商事合同为常态、以民事合同为例外的立法格局。从而实现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机结合,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民商合一的典范。当然,我们强调民法与商法的相互渗透与同化,主要是表明两者的内容相互交叉和接近,两者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的差别日益缩小,两者的功能日益趋同。但是,这并不是说民法与商法已融为一体,彼此不再独立存在。虽然民法已经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后的民法将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和适应性,而不可能变成商法。(二)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编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应当是: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在现代社会,尤其是在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民法是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是商品社会的“宪法”。民法的产生与发展是社会生活诸条件互动作用的结果,创造法律同创造历史一样,“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4]21世纪民法将在20世纪民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它将面临一些有待解决的、更具挑战性的难题。世纪之交的民法无疑正处于一种统一化与多元化、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对立发展的态势中。[15]我们应对传统民法做成功的现代转化:适应整个现代社会,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确界定和承认民法和商法差别的基础上,以商法编的方式对民商法进行统一立法。当然,采取民商统一立法,有两点是不能忽视的。一是商事活动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须在未来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满足,统一不能漠视不同的主体和不同的活动的差异性;二是要追踪新时期商事活动的变化,使我们的法律不至于与现行的商业条件不相关联,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法律。[16]我国现阶段之所以要采取民商统一立法体例,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调整对象上具有不可区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调整市场主体及其活动。市场经济必须有赖于商品经济而存在,以承认和实施商品经济的基本要求为条件。商业行为与一般的民事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没有明确的界限,都会产生一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民商分别立法可能引起适用法律上的困难。其次,法律性质和属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质上都属于私法范畴,在规范内容上都属于权利法。完全实行民商分立有人为割裂同一法律关系之嫌,既有害于私法体系的统一性,也不利于私法理论的深人发展。最后,民商分离的立法条件在我国并不具备。在我国发展的所有历史阶段,商人都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而是依附于其他主体而存在,现在的商人仍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因此中国缺乏民商分离的主体基础。不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须以民法的高度民主发达为条件,是在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现有的民法规范无力调整纷繁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时才产生对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扬,民法观念也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实行民商分离,无异于在沙滩上修建摩天大厦。笔者始终认为,民法虽然是主要调整财产(经济)关系,但民法就其产生和演变来说,对人(其中特别是公民)自身的价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权利的关注远胜于对财产的关注。这也是民法区别于商法的表现之一。因此,对民法来说,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财产仅仅是实现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规范财产关系作为民法的主要着眼点和核心内容,而不注重对人类理性的提升和确认,那么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对民法本质的歪曲和异化。[17]因此,对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整主要应当是由商事法律规范来实现的。我国目前所采用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虽然具有灵活、简便等优点,但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单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于缺乏一部总纲性的法律协调,使各个单行法律变成了孤立、单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体系内在应有的联系,致使商事法律杂乱无章,缺乏统帅,不成体系。这不利于对我国市场经济关系的统一规制,亦无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原则、制度和规则的全面理解,更不利于对单行商事法律的贯彻实施。[18～19]由于没有一部总纲性的商事立法,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论,没有形成系统的商事法律理论,没有实现商法学体系和内容的科学化。通过商法编的方式对商法内容进行疏理和整合,明确规定我国商法的基本原则,并把单行商事法规中带共同性的东西以商法原则和商法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不但有利于我国独立商法体系的形成,也有助于对单行商事法规的统一理解,更有助于其有效实施。由此可见,民商统一立法并不是简单地将商法并入民法,或是将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独立的调整内容为条件,在充分承认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础上,将民法内容和商法内容进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称民商法典)为载体,分别以民法编、商法编、知识产权法编和家庭法编为各自所属法律类别的统率,以一系列单行法为特别法的一个系统完整的民商法规群,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民法和商法对经济的共同调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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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中的妇女如何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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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法~1.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论民法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3.论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4.论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5.论我国人身权制度的完善6.论我国物权法制定的原则^7.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8.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9.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10.论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意义11.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12.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13.论合伙的法律地位14.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15.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16.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17.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8.论意思表示19.论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20.论物权行为30.论代理制度对于市场交易的意义31.论表见代理32.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33.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34.论无权代理W|c35.论民事权利体系'}36.论人身权体系737.论民法中的物权体系38.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DDwY39.论诉讼时效制届满的效力;T40.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F41.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xI"z?[42.论过错责任原则*43.论无过错责任原则%A^bT44.论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功能=Y45.论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s46.论所有权与所有制的联系与区别js]47.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U-H2[48.论所有权的限制o`{t49.论用益物权体系/50.论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51.论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i53.论地役权$,(54.论典权w55.论担保物权体系!AF56.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E!57.论质押的客体}{15n58.论权利质押的特征BlS59.论留置权的特征的意义u60.论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n61.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A62.论共有vN63.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比较.论占有制度的意义p65.论物权的效力W66.论物权的支配效力muU{67.论物权的追及效力"yc68.论物上请求权ByPIR69.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BlsN70.论物权法定原则*wVM71.论一物一权原则Cj4,/72.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fQ73.论债的特性F*74.论债权的相对性BR}a}75.论债权的效力&X76.论债权的履行原则|b2\;G77.论债的分类及其意义sOj}
八、民法~1.论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2.论民法对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意义3.论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4.论民法对财产权的保护5.论我国人身权制度的完善6.论我国物权法制定的原则^7.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意义8.论民法与商法的关系9.论民法与经济法的关系10.论民事法律关系的制度意义11.论我国的民事主体制度12.论法人制度对于我国企业改革的理论与制度意义13.论合伙的法律地位14.论合伙财产的法律性质15.论法人内部治理制度16.论法定代表人的代表权:17.论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18.论意思表示19.论法律行为的分类及其意义20.论物权行为30.论代理制度对于市场交易的意义31.论表见代理32.论代理中的连带责任33.论代理权的取得与行使34.论无权代理W|c35.论民事权利体系'}36.论人身权体系737.论民法中的物权体系38.论诉讼时效制度的意义%DDwY39.论诉讼时效制届满的效力;T40.论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F41.论民法中的归责原则xI"z?[42.论过错责任原则*43.论无过错责任原则%A^bT44.论民事责任的特征与功能=Y45.论所有权在物权体系中的地位与功能s46.论所有权与所有制的联系与区别js]47.论所有权的取得方式U-H2[48.论所有权的限制o`{t49.论用益物权体系/50.论我国的不动产物权体系51.论我国的土地物权制度.论我国农业土地物权制度的完善i53.论地役权$,(54.论典权w55.论担保物权体系!AF56.论抵押权的设定与效力&E!57.论质押的客体}{15n58.论权利质押的特征BlS59.论留置权的特征的意义u60.论相邻关系的处理原则+n61.论相邻关系与地役权的比较A62.论共有vN63.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的比较.论占有制度的意义p65.论物权的效力W66.论物权的支配效力muU{67.论物权的追及效力"yc68.论物上请求权ByPIR69.论物权与债权的区别BlsN70.论物权法定原则*wVM71.论一物一权原则Cj4,/72.论物权的公示公信原则与交易安全保障的关系fQ73.论债的特性F*74.论债权的相对性BR}a}75.论债权的效力&X76.论债权的履行原则|b2\;G77.论债的分类及其意义sO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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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律师的调查取证权
浅论公安管理应以人文为本 摘要：以人为本是现代管理的基本要求。以人为本就是要在管理中关怀人文。关怀人文是公安管理的深层主线，是现代警务革命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追求。与群众路线和公安工作的宗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关怀人文既应重塑内在的深层次的管理理念，也应改革外在层面上的管理制度和方法。 关键词：公安 管理 关心 人文 公安管理是社会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安管理的基本要求对是要国家、社会和人民负责。在我国,国家性质从根本上决定了三者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在具体实施中，要想通过公安管理保持这种一致性，必须首先做到时时事事处处对人民负责。而要对人民负责就应该而且必须树立以人为本、关怀人文的管理理念。这既是公安管理应该关注的也是现代管理科学所重点强调的。由此观点出发、本文出发拟就公安管理为何和如何以人为本谈点粗浅认识。 一、人文关怀应该是公安管理的深层主线 公安管理是社会行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其管理主体——公安民警和做为管理对象重要范畴之一的民众都是社会重要的最具灵性的最根本的组成细胞。虽然从表面看来，管理做为一种协调、组织、指挥活动最根本的目的是服务服从于社会秩序的有序发展和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因而显得其与社会和国家之间具有某种天然的亲密联系。然而应该而且必须看到，这种特殊管理与个体之间却存在着直接的必然联系，甚至管理活动终极目的的实现也是通过与个体之间的联系得以发轫发展的。因而公安管理作为一种制度、规范、组织、建构始终都应以个体为核心展开。具体说就是应以个体的人性需求、个体的日常生活，个体的时空发展维度等内容构成的物质和精神两维世界为坐标体系并对之进行引导、疏通、限制、鼓励。由此，可以认为公安管理既是在个体基础之上形成的一种管理机制，构成了个体生存、发展的时空范围，是个体必需的生存环境和保障条件，同时也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基础。 二、关注人文是现代警务的核心内容，符合世界警务改革潮流。 世界范围内的警务革命已进行过三次，从其历程来看，尽管“革命”的内容在各国各个时期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走向是不断扩充警务管理的职能、权限、增加警员的数量，提高警队装备的现代化水平。然而在面临社会变化速度加快，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治安形势依然严峻的当今时代，人们突然发现、上述措施仍难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而且警队内的腐败有不断升级的迹向。警务革命到底向何处去？在通过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后，一场全新的世界警务革命又启动了。目前的这场警务革命（或叫做第四次警务革命）波及范围更广，影响更大。其突出特点是以无增长改善论（指警队数量质量方面）和再造社会凝聚力（指警务与社会、公众关系方面）为理论基础，着重通过提高警员素质以增强警力，提高现代化装备水平与改善警民关系，警员职业修养以改善快速反应能力，强化主动提前式工作模式以治理治安根本，以科学综合指标体系取代单一评价体系来衡量警务工作水平，以多种巡逻守候取代单一快速的机械化巡逻。这种警务改革的核心实际上贯穿了以人为本的警务管理理念，一方面表现为警队要最大限度地挖掘警员的人本资源、提高其人文素质法，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将社区中的公民切实做为警察的最可信赖和依靠的盟友，也就是更加注重和强调了警务工作的社会属性，明确指出警员是服务者，公众是服务对象。要求警员“如果你没有为顾客服务，最好先找到你的服务对象。”警员要为顾客提供“绝对质量服务”（《二十一世纪世界警务发展战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4月版P219页）。这种带有极强商业性管理理念色彩的工作要求已经成为世界警务改革的潮流。因此，公安管理中关怀人、理解人、尊重人、保护人是一种世界潮流，不可逆转，不应忽视。 四、公安管理关怀人文与贯彻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本质具有统一性。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致胜法宝，是党一贯倡导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工作路线。贯彻群众路线就必然要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要克服关门主义，神秘主义，官僚主义。这一理念体现在工作中就是要坚持公安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警队和警员要为人民管人汉安，而不能为治安管人民；要为人民谋利而不能与人民争利，要把人民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养活培育了警察，警察自然应为人民服务。也就是说公安管理必须以人文关怀为本，为此：第一，管理的指导思想必须向服务型转变。要强化服务意识，提高服务水平，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管理中贯穿服务思想。要加强对警队和警员的严格管理与教育，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此作为警队和警员要切实消除门难进、脸难看、话难说、事难办的冷、横、硬现象，消除霸气、牛气等霸王遗风，不能把生活工作条件的艰苦，超负荷的工作量和角色痛苦作为“三难”“四冷”的理由。而应该通过进千家门、听百家言、解民众忧等方式凝聚人气增强双方的亲和感，赢得民心。应该说当警民关系不再是油水关系而真正成为鱼水关系时人文关怀才会具备基本的条件。周恩来同志在我国警察概念中冠以“人民”二字，就是为了体现我国警察关怀人民的本质属性。如再溯之长远，从警察的起源看这一职业也无不涵盖着人文关怀的深切意蕴。古人去：“警者敬言提醒，警钟长鸣”，察者：“祭祖察宗，究竟何风”。其中“敬言”就是尊敬群众，给群众言明有关事项。给群众“敬言提醒”在前，使群众“警钟长鸣”随后，体现了民为本，民在先的民本思想和关怀观念，古人尚且如此明确警民之关系，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能理解之，实践之呢？第三大力推行警务公开、简化办事程序，改革管理制度，提供便捷服务。警务公开是警务民主化的重要标志，没有警务公开就没有警务民主。公开的程度有多大，民主的成份就有多高。而且只有公开才能达到公正，也才能将纸上的监督变为现实的监督，防止腐败。而民主，公正恰恰是人文关怀中重要的具有较高层次的内容。所以缺乏公开的暗操做式的警务管理无法消弥与公众的隔阂，它更多关怀的可能是权力。而无法监督的权力除了极易走向专制，腐败之外，也不可真正关怀人文。简化办事程序是现代行政管理高效原则的必然要求。程序繁杂，办事拖拉，甚至在不给好处该办的不办给了好处不该办的乱办式的按油水关系为标志的办案理念指导下的工作，从根本上就是与关怀人文相悖的。必须摒弃。只有简化办事程序。提高效率，民众才会觉得公安机关可亲可爱可信，才会将不满厌恶，憎恨降到最低程度。同时对现有的警务管理制度要适时立、废、改。应以社会发展需求和个体权利、自由的最大满足为出发点、对户籍制度、交通管理制度、出入境管理制度等等进行改革，使其一方面解对社会变迁（如加快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促进社会资源发挥效能，加快经济发展等）有益，另一方面能保障个人发挥才能，充分行使权利，自由。要千方百计地为民众个体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便其在公安机关和警员之中得到一个纳税人应有的尊重，为此，公安管理应该切实实践为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的原则，克服目前普遍存在的对各级行政首长和名类考核指标体系负责的误区。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极易导致利益驱动，导致与民众的对立，警察不能对指标负责，只能以人为本，为人民负责。 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正在快速发展，警务管理理念和模式应该而且必须适时做出反应，公安管理的业务范围已往显现出越来越宽泛的趋势，民众对公安工作和人民警察的依赖性比以往更强甚至会越来越强。与此相适应，警察服务于民众的领域也更为广阔，意义也更为重要。先进的公安管理模式和理念应该是最大限度地调动民警的积极性，创造性，而不是被动性反应，警务工作只有关怀人文，以人为本，才会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才会得到民众的支持。终取得相得益彰的双赢局面。 资料来源：
1] 杨炳占. 必须强化提高公安机关领导班子的素质[J]. 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1996,(04) [2] 公安部进一步规范驾驶警车执行警务活动及喊话用语[J]. 道路交通管理 , 2006,(04) [3] 王学全. 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应具备的基本素质[J]. 公安教育 , 1994,(06) [4] 高华章. 浅谈加强公安机关领导班子建设[J]. 学习论坛 , 1999,(04) [5] 李雪冰. 论警务活动中警察人身权的自我保护[J]. 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 , 1999,(06) [6] 天津市保安服务总公司和平分公司先进事迹[J]. 中国保安 , 2005,(16) [7] 胡欣堂. 大力加强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J]. 公安研究 , 1998,(06) [8] 李清. “公安机关领导引咎辞职”三盼[J]. 人民公安 , 2005,(08) [9] 方新文. 公安机关内部法制监督的几个问题[J]. 甘肃政法学院学报 , 1990,(03) [10] 刘志鹏. 对提高公安机关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几点思考[J]. 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 , 2004,(03)
构建和谐警民关系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从科学内涵、现实表现、深层原因、方法应用等诸方面作全盘考虑。笔者试从具体操作层面上就如何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作一探讨。 一、从思想政治教育抓起，着重解决公安民警的思想观念和认识问题 一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公安工作、指导和谐警民关系建设。通过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引导广大民警深刻领会和准确把握和谐警民关系的科学内涵、现实表现和根本原因，学会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公安工作，分析警民关系，促进和谐警民关系的建设。二要狠抓执法思想建设，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理念。教育、引导广大民警常怀爱民为民之心，常存便民利民之志，常除坑民害民之祸，把为民执法、为民服务作为执法的目的和归宿，从根本上解决为谁掌权、为谁执法、为谁服务的问题，切实把人民利益至上作为永恒追求。教育、引导广大民警牢固树立严格依法履行职责的观念，把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追求效率与实现公正、执法形式与执法目的有机统一起来。三要大力加强和谐理念教育，树立群众观念，提高服务意识。和谐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基础理念，要采取各种措施，引导广大民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强化服务意识，文明执法，秉公办事，从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入手，真抓实干，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夯实与群众和谐相处的思想基础。 二、从人民群众满意的地方做起，切实为广大百姓排忧解难 实践证明，公安机关有许多工作做法是深受群众欢迎的。凡是群众欢迎的、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好传统、好做法、好经验都要始终坚持做好。一要全力维护社会稳定，掌控治安大局，创建发案少、秩序好、群众满意的平安社区。改善警民关系，关键是你能不能给群众一个平安、稳定、祥和的生活工作环境。公安机关要把创建平安社区、平安大道、畅通工程等行之有效的工作措施作为长效机制持续、深入贯彻下去。二要深入开展爱民便民活动，扎实为民办实事。要紧密结合公安机关执法、管理和服务工作，切实找准载体、拓宽途径，创造性地、持续不断地开展各种爱民实践活动，从群众最关心、最急需的事情做起，实实在在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要想方设法让群众了解公安机关和人民警察，增进彼此信任、尊重与合作，努力树立公安机关亲民爱民、公道文明的职业形象。三要继续坚持“开门接访”，深化开展大走访活动，架起警民互助、互信、互爱的桥梁。满腔热情、尽职尽责地解决好涉及公安机关的信访问题，走访低保家庭、孤寡老幼等困难群众、弱势群体，了解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努力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化解矛盾、减少怨气、理顺情绪，促进和谐。四要继续深化文明窗口建设，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紧紧围绕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顺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创新服务方式，挖掘服务潜力，最大限度地为群众提供各种便利，以实际行动和工作实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 三、从人民群众不满意的地方改起，努力清除自身不良痼疾 针对公安机关自身还存在的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下大力气加以改正。一是不再参与非警务活动。要依据法律法规关于公安机关职责任务的规定，严格界定警务活动与非警务活动的界限，规范警力使用审批制度，严格警力调用程序，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二是严肃查处民警违法违纪案件。重点查办群众反映强烈的利用职权办关系案、人情案、金钱案和参与“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活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搞权力寻租等案件。三是大力整改各类执法问题。坚决纠正特权思想严重、宗旨意识淡漠、损害群众利益和对待群众“冷硬横推”、“吃拿卡要”等作风顽症。继续大力整治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以及乱收滥罚、截留挪用等执法痼疾。四是着力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信访问题。加大领导接访工作力度，进一步形成以信访责任追究制度为核心，以旗县级公安机关办理初信初访为重点，以各部门、各警种经常性接访为支撑，以层层下派接访督导组为基本方式的信访工作格局，使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持久有力的保障，让人民群众真正感受到公安机关维护人民权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职业风范，不断夯实公安工作的群众基础，竭力提高公安机关执法的公信力和亲和力。 四、从人民群众容易误解的地方沟通起，全力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 在现实工作中，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就要加强警察公共关系建设，提高公安工作的透明度、开放度，进一步加强与人民群众的交流与沟通。一要大力强化公安宣传工作，充分发挥公安宣传阵地作用。按照“贴近公安工作实践、贴近公安现实斗争生活、贴近广大民警的思想和工作实际”要求，充分运用各类新闻媒体，大力宣传公安机关在维护稳定、打击犯罪、服务群众、抢险救灾等工作中付出的重大牺牲和作出的突出贡献。要培养和选树一大批先进典型，以实现对内凝聚警心、振奋士气、激发斗志，对外弘扬正气、树立良好形象、密切警民关系的目的。二要广泛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公安文化活动。积极创造条件，有效开展各类公安文化活动，创建警民沟通互动、促进警民关系和谐的重要载体和平台。三要加强涉警舆论引导，建立网络评论队伍，引导网民客观了解事实真相，理性进行分析判断，积极营造有利于公安工作的网络舆论环境。要组织专门力量密切关注社情舆论动态，注意发现苗头性、倾向性的涉警负面报道信息，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将其处置在萌芽状态，将影响控制到最小范围。要建立健全舆情研判、快速反应和新闻发布工作机制，对于不实的报道和网络信息，要及时澄清事实真相，防止媒体炒作，公开处理结果，消除负面影响，紧紧把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四要继续开展“开门评警”活动，探索民意导向警务的路子。通过聘请群众担任执法监督员、廉政监督员，设立举报电话、开通群众信箱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疏通和拓宽联系群众的渠道，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监督，积极营造有利于公安工作的良好社会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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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供参考，只要自己加一个标题，摘要，关键词，参考文献就可以了。以说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宁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民警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然而近年来，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己任的人民警察自身权益却受到诸多不法侵害，民警的执法权威受到严峻挑战。这一突出问题，严重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热情，削弱了 维护民警执法权威之我见 XX县公安局 纪委 蔡新恒 一直以来，“铁肩担道义、热血铸警魂”是人民警察的真实写照。据资料反映，建国以来，全国公安机关有近两万多名民警以身殉职，二十余万民警光荣负伤，平均每天有一名民警牺牲，平均每天有十名民警负伤。可以说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宁和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民警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然而近年来，以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为己任的人民警察自身权益却受到诸多不法侵害，民警的执法权威受到严峻挑战。这一突出问题，严重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热情，削弱了公安机关的执法权威，也制约了公安机关的健康发展。笔者作为工作在一线的公安民警，对此感受颇深，有幸借理论交流之平台，不揣拙笔对此问题作以浅析。 一、当前民警执法现状 近年来，民警在依法执行警务活动被围攻、谩骂、殴打、诬陷等新闻屡见报端。一些不法分子为逃避处罚、规避责任，不惜以纠缠、谩骂、殴打等方式干扰、阻碍民警正常执法，更有甚者，在未达到目的后竟然采取恶意投诉、告黑状等形式报复、打击民警。XX县为例，近年来，我局纪检、信访、督察等部门在受理来信来访的投诉中，其中查证属实的只占投诉总量的63%。同时，社会上一些居心叵测、曾经受过公安机关依法打击、对警察怀有敌意的人，利用民警在公共场所执行警务活动时，煽动被执行警务群众侮辱、谩骂甚至殴打人民警察。由于我们的民警身着警服加之各种规章制度的约束，对此只能忍气吞声、息事宁人。近期，我局在处置一起群体性事件中，一些不法分子借机起哄、殴打执法民警，导致我局多名民警被打伤或抓伤，连执法民警的衣服也被不法分子撕破，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这些侵权行为不仅给民警的心理、身体造成极大的损害，也大大挫伤了民警的工作热情,同时也严重干扰了公安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削弱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诸上事实证明，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保证民警的执法权威，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二、袭警案件多发的主要原因 （一）社会负面影响较多，少数当事群众法制观念淡薄。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部门，经常处在调处各类社会矛盾和不安定因素的前沿，一些群众很容易将不满情绪转移到民警身上。特别是少数地方政府在工作中遇到了阻力，时常要求公安机关处理一些非警务活动，公安机关受“条块”领导机制的约束，不得已而为之，因此，更加容易引起群众的对立和反感，把抗拒、阻碍民警执法作为宣泄情绪、发泄不满的一种途径。个别群众对暴力阻碍民警执行公务的违法性认识不足，认为对民警骂两句、打两下“算不了什么”；有的群众本着“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趁机起哄。 （二）法律对民警依法执行公务的保障制度不健全。在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中，只对严重侵害公安民警人身安全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对一般的揪打民警，撕坏民警衣服、警衔标志，辱骂、唾吐、侮辱民警，诬告、诬陷民警的案件和事件，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处罚，对不法分子起不到威慑作用。 （三）个别民警自身素质不高，处置突发事件能力不足。一是少数民警执法不规范、不文明容易引起群众反感，导致矛盾激化，产生抵触情绪和行为。有的民警不善于化解矛盾，往往以硬碰硬，遇到群众情绪激动时控制不住自己情绪，导致矛盾愈演愈烈。二是一些民警思想麻痹、自我保护意识差，对执勤中潜在的危险预测不到或估计不足。有的执勤行为不规范，对规定的巡逻、盘查、搜查和讯问时的操作程序没有认真落实，给不法之徒以可乘之机。三是平时疏于训练，在执行公务中不能熟练运用有关技能，采取果断措施制服违法犯罪嫌疑人，遇到危险时缺乏自我防护能力；四是证据意识不强，在袭警案（事）件发生后，不注意保护现场、收集证据，给案件查处工作带来难度。 三、袭警案件的治理对策 从表面上看袭警案件侵害的是民警个人，但实质上侵害活动直指国家法律，是对国家执法权威的公然挑衅。公安机关必须采取扎实有效措施最大限度地遏制这种不法行为的蔓延滋长势头。 （一）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为民警执法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各级公安机关要积极采取措施，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宣传载体，加大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宣传公安民警依法执行公务是受法律保护的，引导群众积极配合支持民警的执法活动,从舆论上为公安民警创造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有选择地对查处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典型案例进行宣传，教育群众，唤醒广大民众的法制意识。要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的警民公共关系建设，树立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良好社会形象，打牢公安民警的群众基础。 （二）加大打击处理力度，维护民警的合法权益。一是对袭击民警、侵害民警执法权益的各类现行案（事）件，要加大查处力度，坚决打击不法分子的嚣张气焰。对一般参与和轻微违法者，要加强教育；二是对触犯刑律的，要依照法律程序追究其刑事责任；对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妨碍执行公务行为，要在对不法侵害人依法进行处罚的同时，责令其赔偿民警必要的损失和医疗费用，并在一定范围内赔礼道歉，消除影响；三是对民警执法和执行公务后受到的不实举报和投诉，要在认真调查核实的基础上，随时澄清事实，消除群众的误解和民警的心理压力。对属于恶意诬告并对民警名誉造成严重损害的，要通过法律渠道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为受害民警讨回公道。 （三）加大业务技能培训力度，提高民警的处警能力。进一步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观念，在工作中坚持严格依法办事，既要勇于公正、严格执法，又要善于讲究工作艺术，文明执法。同时大力加强业务知识培训和岗位技能训练，不断增强民警的防卫意识、执法水平和实战技能，不断提高民警的现场处置能力和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使他们在执行警务的过程中尽量减少与群众的“磨擦系数”。 （四）健全警务保障机制，确保民警在警务活动中有的放矢。公安机关在依法履行服务人民、打击犯罪这一职责的基础上，要积极协调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建立健全警务保障机制。所谓警务保障，就是确保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有效地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各种保障。一是法律保障。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不受非法干扰；对拒绝、妨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各级公安机关要在现有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摸索、健全一套便于操作的民警维权办法。成立在公安机关党委领导下的维护公安民警合法权益协会或人民警察权益保障协会，并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保证民警在受到不法侵害时，苦有地方诉，冤有地方伸。二是物质保障。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各级政府要在经费、装备、科技等方面给予保障。要加强一线执勤民警的装备建设，为一线实战单位和一线执法民警配备防弹衣、防暴头盔、警棍等防护设施，为民警执法活动提供安全保障。三是生活保障。各级政府切实落实上级对人民警察工资标准“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规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保险、福利以及抚恤优抚制度。切实杜绝“英雄”流血又流泪的现象发生。 （五）提倡民警用法维权。据上海晚报报道：XX市三名治安民警在执行公务中受到一醉汉的不法伤害，为维护正当执法权益，三民警把醉汉告上了法庭。我们在为这三名民警运用法律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叫好的同时，不禁要问其他民警为何不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我国《人民警察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第五章第三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公然侮辱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所以，我们应大力提倡公安民警运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正当权益。一是在维护民警合法权益的同时，可以推动民警学习法律、法规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民警日常执法的合理性；二是打击无视法律、法规公然侮辱和伤害民警的犯罪人员的同时，树立法律的权威性和震慑力，减少侮辱和伤害民警事（案）件的发生；三是可以增强广大群众的法制意识，维护警察的个人尊严和社会地位，促进群众主动配合民警的执法活动，强化警民关系。为了社会的安定，希望少看到一些侮辱和伤害警察事件的发生。为了保护警察的合法权益，希望更多的警察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浅谈执法中的法律人性化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2 17:16:00 ] 作者：张 娅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 要】法律人性化的意思主要是指：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中，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本文通过对执法与司法中人性化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提出实施人性化执法的措施。� 【关键词】执法；人性化；必要性；措施�� 一、法律人性化� 法律与人性的探讨在法律理论研究上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西方国家认为，人有理性、非理性；传统文化认为，人分性善和性恶，之所以需要法律，就是要用来矫正人的非理性行为和人的恶习。法律人性化由专门用语向普及化发展，如“制度人性化”、“立法人性化”等等。其表达内容与西方国家认为的良法应尊重人权，保障人权，限制政府的权力等有较多的共同之处。概括来说，法律人性化的意思主要是指：在立法、执法与司法中，尊重和保护人权，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一切为了人；理解人的正常情感和需求；尊重人、信任人、关爱人、培养人，使人健康全面地发展；把人不仅仅当作国家、集体的人，还应把人还原为个人，并与家庭、亲属和环境联系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的改革，其价值选择的人性化取向愈来愈明显。据报载，今年8月27日上午，27名被判刑的罪犯在北京市房山区法院签下“社区矫正保证书”后，开始“回家服刑”。这是北京市今年推出的司法改革措施之——社区矫正，这是执法人性化的体现。再如刑事立法中的缓刑、假释制度是立法人性化的表现，说明法治人性化改革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以下从执法角度谈谈我国人性化执法的必要性。� 二、目前我国刑事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人民警察必须依靠人民群众、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这是对人民警察宗旨和要求的规定。然而，在刑事执法工作中，不能不令人遗憾地看到，刑讯逼供、滥用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反人性化执法现象屡屡发生，以至发生犯罪嫌疑人死、伤情况。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部分民警执法思想不够端正，缺乏严格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和人权观念，漠视犯罪嫌疑人和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在侦查办案过程中，漠视犯罪嫌疑人生命权、人格权；特别是对犯罪嫌疑人看管不力、人身安全不能保障；有侮辱、辱骂甚至体罚犯罪嫌疑人现象；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合法权利，未予及时告知或不告知。� 2、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特权”思想，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意识亟待加强。“以管人者”自居，而认为犯罪嫌疑人都是专政对象、低人一等，无所谓尊重不尊重；在审讯过程中，时有动手动脚、变相体罚犯罪嫌疑现象；随意使用留置、传唤等措施，适用程序不规范；在侦查办案中，“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 3、部分民警办案素质不高，执法随意性大，证据意识淡薄，执法质量低下。有些民警在办案中不会全面收集证据、科学固定证据、综合运用证据，不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技术手段揭露犯罪和证实犯罪；有的民警头脑中没有执法质量这根弦，存在有“先入为主”的思想，在证据不到位的情况下，就随意对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对法律禁止的执法行为，屡禁不止。� 4、执法行为方法简单、态度冷漠，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缺少人情关爱。对群众报案求助推诿、扯皮，特别是对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不能耐心接待，造成一些群众心理上难以接受；责任心不强，出勘现场不及时或延迟调查取证，使一些案件成为疑难案件，造成群众来信来访；不能正确树立“亲民、利民、为民”思想，对群众缺乏感情� 三、人性化执法是时代的呼唤� 当前，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推进，尤其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要求执法工作“以人为本，执法为民”，而执法中存在的各种非人性化行为也要求执法的人性化，时代的发展要求广大干警在人民群众中树立“卫士”、“公正”、“亲人”的形象，真正推行人性化执法。2）正义、自由、符合预期等是立法人性化的价值取向。正义的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它的概念也包罗万象。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不同阶段不同流派的学者都对正义作出了各自不同的界定，但从正义的历史发展来看，正义也有着一些公认的内核，那便是它被认为是人类精神的某种态度、一种公平的意愿和一种承认他人要求和想法的意向。“给予每个人以其应得的东西”乃是正义概念的一个重要和普遍有效的组成部分。人作为社会动物，有自我保护的本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这些都是基本的人性也是法律所必须承认的。而“给予每人所应得”的立法正义观与人的本性正相契合，因而必然成为立法人性化的基本价值取向。 至于自由，更是人本性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是人的潜在能力的外化。只有处于自由的环境之中，人的潜能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最大限度的实现生存价值。人和自由，正如鱼和水，须臾都不可分离。法律保障自由的实现也限制着自由的范围，人性化的法律必然要以保障公众的自由、实现个体的自由为目的，通过合理的限制来保证自由的存在和最大程度的实现。 人作为一种高级动物，除了情感和欲望的冲动之外，还有理性的思考，而作为理性的人，在生存和生活中必然有一个先在的预期，这种预期可能是先验的，也可能是基于经验而产生的。它为人们的行动以及相互之间的交往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方向和路径。那么，笔者认为这种基于理性的预期是人本性所固有的一面。作为规制人们行为的法律，它的主要功能也许并不在于变革，而在于建立和保持一种可以大致确定的预期，以便利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行为。但是法律的预期并不必然与人类本性的预期相一致，它可能支持人类的预期，同时也可能背离这种预期。而作为充分体现人性化的法律，则必然要求与人性的预期保持一致。当然，我们说人性有善有恶，人性化的法律正是要抑恶扬善，本文重点讨论的也正是人性化的法律要与美好的人性相协调。 正义、公平、平等、自由、秩序、符合预期等价值，莫不与人性息息相关，是人天性所追求和向往的。立法要实现人性化，必须要以这些价值作为基本的取向和目标，才能真正实现法律的良法化，才能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并获得社会成员普遍的服从。 （3）保障人权是立法人性化的核心内容。法治为什么和人权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呢？在法治主义者看来，法治永远都是人性现实的不可或缺的支点。法律之所以对人有意义，是因为法治蕴含了人类的价值和尊严。其实这种看法暗含着一个应然的判断。我们认为法律之所以要保护人性以及能保护人性，主要是因为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统一，在现实性上就是我们所称的人权，在原初状态上是我们所称的人的应有权利，即道德权利。实现这些权利就是促进人的发展与完善，这是社会发展的目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 然而人类的历史并不像浪漫的人道学说描绘的那样，以人为起点和目的，是所谓人性的实现或外化的过程。相反，人类历史是一部交织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历史，“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情形时常发生。只有把人的发展、完善这一崇高目标宣布为一项重要的原则，并借助社会强制力来保证实行，才能创造出美好的社会制度，有效地促进人类进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第一，人权是一个以人道为社会进步目标的目的性概念；第二，人权是一个以人作为人道主体的主体性概念；第三，人权是一个以权力来推行人道的权威性概念。从上面的三个概念的含义来看，人权表明了人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地位。人权的主体是人，而且是处在特定权利义务关系中的人。人权不仅把人道要求落实在具体的、实在的个体发展与完善中，而且这里的个体是人道的主体，而不是人道的客体与对象；人权概念里的人，是权利主体，而不是由帝王将相施以仁义的对象。而作为一个法学上的权利概念，人权不仅指承认人们享有的某种实际的符合人道精神的利益和需要，而且它把享有和满足这些利益需要宣布为人的权力。因为，一个人仅仅拥有某种利益、享有某种福利，而不是有权力去拥有或享受它们，这种拥有或享受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极其微弱的，它不能转化为主体的道德资格和法律资格，随时可能被其它的考虑所忽略。因此，人的权利的实现当然要借助权力的力量才能获得实现，这种权力就是以法治所表示的力量。因而，我们说，立法人性化的核心内容就是保障基本的人权。 四、回顾与展望 通过以上的实证分析和理论探讨，我们可以看到“法律人性化”的要求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生活发展的趋势，我们在立法和法律实施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不可否认的是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缺陷，有些立法只是立法而已并未真正付诸实践或者说并未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为了弥补这些缺陷，我们需要建立真正的立法人性化机制。 首先，立法应当建立在对人性正当考虑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理解人的本能和人道，并与立法目的相结合，所立之法应当是立法者深思熟虑的结果，这就要求建立理性的立法过程。其次，应当建立立法的主体机制。人性化立法要求人必须是立法的主角，立法者与被立法者达成身份上的一致，让公民成为立法的主体。最后，应当建立立法的民主与沟通机制。立法者可以通过听政程序、民意调查，甚至网上投票、立法热线等各种方式与民众沟通，了解民众的需求、意愿和看法，并将它作为决定法律内容的重要因素给予考虑，以保证所立之法更符合人性化的要求。 当然，若要使立法真正达到人性化的目标，所依靠的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说明，更重要的还是要付诸于实践，在实践中通过不断地竞争和试错以得到形式各异的反馈，从而不断地趋于完善，并最终促成法律人性化在执法和司法领域内的真正实施。 【参考文献】 [1] 张德淼、陈柏峰：法律人性化——一个概念的澄清[J]．法商研究，2005（1）． [2]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3] 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转贴于 中国论文下
你可以参考以下内容，结合自身实际进行完善，希望能够帮到你！法律只有被信仰，才能获得生命。法国思想家卢梭曾言“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代表者与引领者，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与主要依靠，青年大学生对法治的真诚信仰、对法治事业的热心拥护，将带动全社会形成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最终将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全面有序展开。提高大学生法治认知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前提。没有知，谈何爱？！只有认知法律，理解法律内涵，掌握法律精髓，才能信奉、运用、捍卫法律，最终树立法律权威。法律意识的培养、法律思维的形成、立法宗旨的明确等方面都属于法律认知的范畴。在提高大学生法治认知的过程中，应对我国法律体系中各个法律部门的重要条文进行具体阐释介绍，扩充大学生法律基础理论知识；应加强大学生法律意识及法律逻辑思维的培养，提升其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应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明确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增强大学生厉行法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完善教学模式，提高普法成效。一方面，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内容。充分发挥《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在传输、普及法律基础性知识中的重要作用。对于法学专业的学生，还应做好《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等公共课与法学专业课的有效衔接，形成渐进、科学、合理的法治教育体系。课堂内容力求全面准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以及法治建设的丰富实践，同时注重吸收引荐外国优秀法治文化成果。另一方面，整合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模式。第一，推进法律名著与普法读物的赏析。组织开展“悦读法治经典”主题活动，推荐一批主题鲜明、通俗易懂的法治普及读物，起到“雅俗共赏”的实效。第二，有效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系列辅助教学平台。通过平台及时传递法治新闻、最新案例，以图文并茂、声像俱全的方式来传授法律知识。第三，以学生为主导，有效开展翻转课堂。促使学生通过课堂素材的收集、内容的讲授、问题的探讨深入领会法治的内涵及精髓。健全宣传机制，营造法治氛围。一方面，拓宽宣传渠道，弘扬法治精神。有效利用传统媒介与新兴技术开展法治宣传。既要发挥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的宣传优势，又应激发网络、微博、微信、微视频、手机客户端等现代传播媒介的传播潜能。通过“时时更新、处处可得”的网络情境空间，提高法治宣传的实效，实现“互联网+法治宣传教育”的新型普法工作模式。有效凭借人文影院、舞台剧目、书法展示、演讲比赛等艺术形式和文艺创作来表现法治文化，促使法治宣传由静态向动态转变，打造声色俱全的普法平台。另一方面，把握宣传规律，探索长效机制。把握学生认知规律，提高宣传实效。结合其个性特征、专业特色、学习需求、价值观念等，确定宣传主题，准备宣传素材，有效把握舆论导向，提高法治宣传的针对性与吸引力。坚持持久推进，形成长效机制。要有“抓铁留痕，踩石留印”的狠劲，要有“任尔东南西北风，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劲，确保法治宣传的常态化。强化大学生法治认同是培育法治信仰的关键。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是强化法治认同的客观前提。道德与法律作为调节社会关系的基本手段，两者相辅相成。没有道德的支撑，法律将陷于瘫痪。没有法律的保障，道德也将苍白无力。人民的法治信仰源于对其内蕴的道德标准、价值取向的认同。法治只有契合人的真实情感，反映人的道德准则，符合人的价值追求，才能被人民认可、信任、敬畏与支持。所以，应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的诸多环节中，强化自由、平等、公平、正义、民主等价值目标，以此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在立法时，应以社会主义基本道德准则为指导，做到科学立法，使法律反映人民对善恶是非的基本态度，符合公平与正义的道德要求，达成以道德滋养法律，以良法获取信任、以良法促进善治的美好愿景。在执法中，应严格遵循程序正当、及时有效、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要求，做到忠于职守、公平公正、执法为民，彰显法治人文关怀。在司法中，应做到忠于事实、忠于法律，忠于立法宗旨，遵守公平、公开、公正等法则，因为“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所以，司法人员应秉公办案、不偏不倚，为实现公平与正义，保护人民的合法权益而奋斗，以此弘扬社会正气，坚定人民的法治信仰，最终树立法治权威。提升大学生法律情感是强化法治认同的主观保障。一方面，加强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理论授课、社团活动、主题班会等方式，促使“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价值观内化为大学生的精神追求。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使大学生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下成为有责任感、正义感与荣辱感的青年群体。另一方面，展示法治魅力，激发情感共鸣。通过电影、纪录片、人物传记等方式，介绍执法、司法等先进典型，展现其为权利而奋斗、为公平正义而努力的锲而不舍、刚正不阿、求真求实的法治精神。通过各种方式展现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保护人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激发大学生对法律信赖、热爱与尊崇的真实情感，培养大学生对法治的价值认同，促进法治理念在其内心落地生根。推进大学生法治实践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抓手。法律只有被实践，才能获得实效。倡导大学生开展法治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大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法律在定纷止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实现公平正义中所展现的巨大魅力，法治实践利于坚定法治信仰，反过来，法治信仰又利于推进法治实践。法治实践既是培育法治信仰的重要抓手，又是培育法治信仰的最终愿景，应通过各种方式、载体、途径来促成大学生用法律视角看待问题、法律思维分析问题、法律途径解决问题，促使法治成为大学生的一种行为习惯、一种行事态度、一种生活理念，实现法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把“纸面上的法”转化为“行动中的法”。广泛利用社会资源推进法治社会实践。注重与法律实务部门开展合作，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努力创造机会，让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立法机关、行政执法部门、法院、检察院、律师事务所等部门进行参观体验，了解熟悉立法、执法、司法、诉讼等法律活动，通过实践强化法治教育，促使学生更好地领会法治精髓。精心打造专兼结合的法学专业教师队伍。扎实推进高校与法律实务部门人员互聘“双千计划”，选聘理论功底深厚和法律实务经验丰富的专家到高校兼职任教，选送高校法学专业骨干教师到政法部门挂职锻炼，鼓励拥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学教师到律师事务所兼职工作，形成一支理论功底深厚、业务精良、德才兼备、熟悉中国国情的法律教师队伍，为学生开展法治实践提供专业指导。有效推进模拟法庭教学法的开展与应用。挑选与教学内容密切相关，难易适当且贴近大学生生活实际的典型案例。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行角色分工，指导学生按照庭审要求及程序做好各项准备。通过庭审实战，提高学生用法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庭审实战，让学生真切认识到法律在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从而更好地体会到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