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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地区形势中国东盟资讯网 [关键词]东南亚 东盟 经济与政治 国际关系一、 经济1、走出金融危机，步入新的经济增长期。经过10年的努力，东南亚国家已经从金融危机中走出来，重新步入新的增长时期。从一些指标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东南亚各国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恢复或者超过1997年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以国内生产总值为例，在1996年，即金融危机爆发前一年，东南亚10国的GDP总量为7254亿美元（按当前价格计算，下同），1998年大幅度下降到4725亿美元，2005年已经达到8843亿美元，已经略为超过了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金融危机的重灾区印尼和泰国在金融危机前的1996年，GDP总量分别为2273亿美元和1821亿美元，金融危机后第一年（1998年）分别下降到978亿美元和1127亿美元，到2005年，印尼已经略为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达到2802亿美元，泰国则接近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为1762亿美元。进出口贸易和外资是东南亚经济的两大发动机，两个方面均已经恢复或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在1996年，印尼和泰国的出口总额分别为538亿美元和558亿美元，1998年则下降到488亿美元和494亿美元，到2005年则分别上升到856亿美元和1096亿美元。再看外资的情况。在1996年进入东南亚10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量为258亿美元，2000年时下降到低谷，只有86亿美元，此后逐年恢复，到2005年达到380亿美元，远远超过金融危机前的水平。东南亚地区宏观经济形势不断好转的主要原因，除了各国国内进行经济调整与改革之外，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有利的国际和地区经济环境，尤其是东南亚的两翼，印度和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成为带动东南亚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东盟国家经济发展指标（2005年）国 别 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前价格计算） 商 品 贸 易 （亿美元）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量总额（亿美元） 人均（美元） 出口 进口 进出口总额 （百万美元）文莱 25751 柬埔寨 404 印尼 1278 老挝 479 马来西亚 5008 缅甸 199 菲律宾 1154 新加坡 26880 泰国 2720 越南 635 东盟10国 1582 12248..9 资料来源:根据东盟秘书处提供的统计资料整理。2、近期和中期经济前景乐观。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从2002--2006共五年的时间里，东南亚整个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在2007年估计可以达到。在上一年，越南和柬埔寨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老挝的经济增长情况也超过了预期，与这三个国家相比，4个老东盟成员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经济增长速度则要逊色一些，主要原因是持续的高油价、坚挺的利率等。印尼经济去年虽然面对高通胀率和高利率等不利影响，但仍然取得了的增长率，政府当局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抑制通胀率和降低利率，有助于整个经济环境的好转，2007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可以达到7%以上。泰国在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估计为，主要得益于公共投资的温和增长与出口的快速增长，泰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在2007年可以提升至。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在去年为，今年预计为，私人投资和出口的增长，以及第九个马来西亚发展计划启动而带动的公共消费的增长，是推进马来西亚增长的主要动力。菲律宾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2006年为5%，主要是受农业歉收的影响，如果年成好,农业能够增产和增加投资，在2007年估计可以达到。受强劲的电子产品出口和国内需求持续恢复的刺激，新加坡经济增长率在2006年达到，大大超过亚洲开发银行原来预期的。在去年和今年，越南可以达到8%以上的增长率，柬埔寨为，老挝在去年的经济增长率为，今年预计为。据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的研究，从中期看（2006--2010年），只要投资环境继续改善，印尼的经济增长速度估计可以保持在6%左右，泰国则在5-6%之间，马来西亚约为，菲律宾约为5%，越南则仍然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今后几年的平均增长率估计可以达到，老挝估计为6-7%，柬埔寨为6%，新加坡则会维持在之间。与亚洲开发银行专家的估计基本相同，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组织的专家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前景的估计也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今后几年地区和和经济形势向好，全球的经济增长率保持在4-5%之间，经合国家为2-3%之间，中国则高达9-10%左右，油价则稳定在50-60美元之间，从而为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环境（详见下表）。东盟国家经济形势预测2005(a) 2006(b) 2007(c) 2008(c)文莱：经济增长率（%） - - -通胀率（%） - - -柬埔寨:经济增长率（%） -通胀率（%） -印尼：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 通胀率（%） 老挝：经济增长率（%） 通胀率（%） 马来西亚：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 通胀率（%） 缅甸：经济增长率（%） 通胀率（%） 菲律宾：经济增长率(%) - 通胀率（%） - 新加坡：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 通胀率（%) 泰国：经济增长率 失业率（%） 通胀率 越南：经济增长率（%） － 通胀率（%） － 、实际数据；b、估计；c、预测。资料来源：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组织编辑出版的东南亚各国国家报告整理近年来，东南亚经济出现两个亮点，那就是越南和印尼。在2006年，经过11年的谈判与努力，越南终于成为WTO的第150个成员。在过去5年，越南的经济总量几乎翻了一番，过去10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2006年为，10年间人均GDP翻了一番，是亚洲国家中除了中国之外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许多经济分析家预测，越南加入WTO之后，将进一步促进越南外贸的增长和加速外资的进入，其经济增长率甚至有可能超过中国。即使是在加入WTO之前，进入越南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大大超过其东南亚邻国，包括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一些经济分析家还指出，由于越南加入WTO之后，与各成员国签订了投资保护协定，使外资在越南感到更加安全，而在另外一些东南亚国家，却出现了不利于外资的一些迹象，这就会使得一些原本在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外资也会进入越南。在吸引外资方面，与其他东南亚邻国相比，越南还有一个更加吸引人的地方，或者说是更具竞争力的地方，那就是越南拥有大量的更加廉价的劳动力。据日本国际贸易组织在2006年的统计，越南劳工的最低月工资仅为50美元，比其他亚洲邻国要低得多，印度为74美元，印尼为92美元，菲律宾为135美元，泰国为110美元，中国南方为92美元。 在2006年5月15日至6月29日，越南第一届国会第九次会议在河内举行，会议批准了《2006--2010年越南社会发展计划》，该计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要为越南基本建成现代化工业国家奠定基础，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2000年的倍，5年内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速度为，力争达到8%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1050-1100美元（按照现行价格计算）。印尼近年来虽然遭遇许多天灾人祸，但经济形势却在不断向好的方向发展，在强劲的出口和私人消费的刺激下，加上低利率的支撑，印尼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出口快速增长是支撑印尼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据印尼统计局的统计，在2006年上半年总出口量达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其中以未加工的原料占的比率较高。在上半年，棕榈油、煤炭、树胶及其产品的出口增长最快的，占整个上半年出口总量的。在2006年8月，煤炭出口量比上个月增加46%，出口价格增加；棕榈油出口量增加30%，价格增加，树胶出口量增加；价格增37%。外资是促进印尼经济复苏的另一大发动机。近年来，进入印尼的外国投资出现恢复的势头，据印尼投资管理委员会的统计，在2005年，外国直接投资增加了18%，达到139亿美元，而邻国马来西亚只有22亿美元。同年，国内投资增加300%，达157万亿印尼盾（约173亿美元）。《亚洲在线》的记者这样写道："强劲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刺激印尼股市指数增长了55%，成为全球第三大最活跃的股票市场。尽管这个国家被人们称为恐怖主义的避难所，政府管理方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但是，总的而言，这个国家的政治已经趋向稳定，宏观经济环境正在得到改善，印尼有可能为2007年的整个地区经济与政治稳定带来积极利好的因素。" 笔者认为，今后几年印尼经济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的条件基本具备，这些条件包括：苏西洛政府基本上消除了危害政治稳定的各种隐患，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巩固了政权；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尤其是实现地方自治，将极大地调动各个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一些资源丰富的外岛地区将有可能首先起飞；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与改革，印尼许多潜在的优势将变成推动经济发展的现实的动力，如丰富的自然资源，大量的廉价的劳动力等等。二、 政治近年来上台的新领导人，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尼总统苏西洛、马来西亚总理巴达威，已经逐步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他们的统治艺术逐渐变得娴熟，驾驭国家的能力得到了提升，逐渐得到了人民的认可。担任第二届国家领导人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和柬埔寨政府首相洪森在政坛上可谓驾轻就熟，如鱼得水。越南共产党加快了干部年轻化的步伐，党政领导人又出现了新面孔。泰国发生了没有流血的军人政变并且迅速成立了过渡时期的政府，军人政府答应会尽快举行新的选举，把政权交还给文官。缅甸军人政府在迁都之后，与外界的交往更加具有了神秘的色彩，最近又传闻在高层领导人之间出现不和。2007年的东南亚政治有两大热点值得关注，即印尼和泰国。观察东南亚政治，首先还是要看印尼，作为东盟的最重要的成员国，如果印尼实现了政治稳定，整个东盟和东南亚地区也就基本稳定了。苏西洛总统执政已经两年，在他执政期间，经济逐渐走向复苏，随着亚齐问题的和平解决，地方分裂势力得到了有效的遏制，苏西洛在内政与外交各方面均逐渐走向成熟，人民已经接受了他。印尼一家民意调查机构在2006年10月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民众对苏西洛政府的满意度达到67%，同一家机构在上一次（2006年4月）的一次民间调查结果中，民众对苏西洛政府的满意度只有55%。 民众满意度的提升对苏西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苏西洛所在的政党民主党（DPR）在国会中是少数党，民众满意度的提升表明他的执政基础得到了巩固，具有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基础。外国分析家认为，苏西洛政府的民众满意度提升主要源于如下两个方面：一是长期困扰印尼中央政府的亚齐问题得到了和平解决；二是他在反对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方面采取了一些有效的措施，得到了人民赞赏。但是，人民对他的支持并不是永远的，也并非无条件的。2007年是其执政的第三个年头，这是一个关键的一年，人民继续支持他的条件，是他能否继续促进更多的投资，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改进社会福利。今后几年，对苏西洛政府的考验可能来自如下几个方面：一是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消除贫困。印尼经济近年来虽然能够保持平衡增长，但是，政府在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减少贫困方面却乏善可陈，受到广泛的批评。反对派批评道，苏西洛政府曾经许诺要在任期内使贫困率有显著的下降，但是，现在他的任期已经过半，这方面却没有取得多大进展，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在印尼22000万人口中，目前仍然有42%的人每天收入只有1－2美元。 因此，如果在近年内，苏西洛政府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使更多的人摆脱贫困，人民在下一届大选时，就会以选票来发泄自己对现政府的不满，苏西洛连任的可能性就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如果苏西洛政府能够在最近两年内在经济上取得突出的成绩，实际上就是为竞选连任下一届总统作了最好的准备。二是如何赢得2009年大选。按照印尼的宪法，印尼将在2009年选举新一届的总统和进行国会改选。苏西洛政府的现任副总统卡拉可能是苏西洛竞选连任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卡拉是现在的国会中最大政党专业集团的主席，苏西洛请卡拉出任副总统，与国会中最大的政党结成执政联盟，从而壮大了执政力量。但是，在另一方面，卡拉也对苏西洛形成了很大的掣肘，因为苏西洛所在的政党民主党是一个小党，而专业集团是一个制度化程度很高的老党，如果卡拉不配合，苏西洛便很难有所作为。卡拉和他领导的专业集团是否合作，不仅对现任政府如何运作有重大影响，而且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09年大选。印度尼西亚大学政治研究中心资深学者Eep Saefulloh Fatah 认为，"卡拉是一把双刃剑"。"掌握了专业集团，是苏西洛--卡拉政府重要的政治资源，卡拉领导的专业集团，离开了与斗争民主党结成的民族联盟，投向支持政府的人民联盟，民族联盟因此散伙。专业集团在国会是支持政府各种措施的最大力量，包括不受民众欢迎并带有高风险的政策, 比如说抬高燃油价。专业集团联合其它支持政府的政党，使斗争民主党和民族使命党变成边缘化和没有力量的反对派。卡拉证明了他拥有重要的政治资源, 而且他还是领导者。这一资源扩大和增强了政府在国会的政治地位。但是，这并不是免费的反而是昂贵的。……从政治上，苏西洛更需要卡拉，而不是相反。对苏西洛来说，卡拉是双刃剑，一刃对着政府的政治对手，另一刃却对着苏西洛自已。卡拉对苏西洛是重要和有用的政治资源，但也是必须警惕和危险的政治威胁。从特殊的政治地位来看，卡拉是苏西洛最好的搭档，也是2009年大选有潜力的竞争对手。在这里，我们谈的不是卡拉个人，而是他背后的政治资源。卡拉个人在2009年大选，可能并不太有希望，他也不是苏西洛的竞争对手，但是，作为专业集团的'驾驶员'，卡拉是苏西洛的最大威胁和民主党的绊脚石。"三是如何应对在地方自治的过程中出现的权力再分配，在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寻求新的平衡。根据新的有关法律规定，印尼各级地方政府首长均通过选举产生，实行地方自治。到2008年年底止，将在33个省、354个区和91个市举行地方选举。从2005年1－6月，已经举行了213场地方选举，包括7个省级选举和216个区与市级选举。从2005年6月开始出现一段时间的摇摆不定，2007年将在另外7个省和78个区、市举行地方选举。在地方选举中，传统的民族主义政党占有较多的优势，伊斯兰政党则稍逊一筹。竞选各方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色彩，个人的形象和魅力在竞选中仍然发挥主要作用。迄今为止，在已经举行的地方选举中，专业集团是主要的赢家，它赢得了约三分之一地方首长席位，但专业集团主要是在印尼东部地区取得了胜利，而在爪哇的政治心脏地带却没有明显的收获；斗争民主党在几个重要的地区有较大的收获，包括西苏门答腊、北苏威拉西、中加里曼丹、东爪哇的重要城市泗水、马鲁古的安邦；在伊斯兰政党中，只有正义党（PKS）表现比较突出，在首都雅加达特区管辖下的一个郊区城市-德波市（Depok）取得胜利。各个政党在地方选举中的权力分配也大致反映了这些政党在全国的力量对比关系。泰国军人政府是东南亚政治的另一个热点。2006年9月19日，泰国军方发动了泰国近代历史上74年来的第18次政变。已经长达15年没有干预政治的泰国军方又重新走向政治舞台，掌握政权。泰国军人有干预政治的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1992年民主运动之后中断了，从此，一直是由文官执政，在这10多年时间里，军人没有再跑到前台来干预政治。许多研究泰国问题的学者据此断言，泰国已经结束军人执政的历史，军人告别政坛，回到军营中去，泰国政治从此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即民主的时代。上述判断的最大失误，就是低估了泰国军人干预政治的能力与传统，过高估计了泰国民主政治的力量与稳定性。在泰国政治发展史上，泰国军人一直有干预政治的传统，而民主的基础却非常脆弱。不管是民主政体还是君主立宪政体，抑或是军人政体，都是统治阶级维护自己的统治的一种方式，当统治阶级没有办法继续按照原来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时，就一定会改变治理的方式。在泰国，当民主派与他信政府的对立发展到势不两立时，军人出来收拾局面，可能是一种比较理性的选择。军人执政虽然名声不好，但总比国家与社会失去控制和处于无序的状态要好得多。在成功地夺取政权之后，由军方领导人组成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表示，给他们一年的过渡时期，以恢复国家的团结和制定新的宪法。军方迅速组成了以前退休将军素拉育为总理的过渡政府，从该政府在最近几个月的表现看，内政方面差强人意，外交方面则很难有所突破。军方表示，将在2007年底重新举行大选，以选举产生新的文官政府，恢复民主政治。西方分析家认为，"泰国政治前景仍然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泰国军人政权面临如下三大挑战：1、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军事政变及素拉育政府最近出台的一些经济政策开始对外资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外商抱怨军人政府的经济政策朝令夕改，令人无所适从。邻国越南对外资的吸引力正在上升，估计在今年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外资会对泰国持观望态度，原本打算去泰国投资的资本有可能会流向越南。外资一旦减少，必然会对支撑泰国经济的另一个支柱――出口产生严重影响，这样一来，泰国经济能否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就值得怀疑。2、他信前总理的社会基础－农民是否接受军人政权。前总理他信之所以能够连选连任泰国总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地区广大农民的支持，所以，有一些学者把他信与反对他的民主派之间的斗争形象地比喻为农民与城市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军人发动政变掌握政权，并没有解决上述利益冲突，而只是掩盖了这种冲突，一旦进入正常状态，这种利益冲突还会爆发。因此，军人政权面临的一大考验，是如何安抚严重不满的农民。3、民主派是否继续保持沉默。从本质上看，军事政变和军人政权与民主政治是水火不相容的。泰国的民主力量当前没有与军人发生直接的冲突，是因为他们在反对他信的过程中事实上与军人结成了同盟，他们在长达一年的抗议示威活动中没有达到的目的，军人在一夜之间就实现了。军事政变这种手段是民主派不能接受的，但是，军事政变所达到的目的与民主派所追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即把他信赶下台，因此，民主派容忍和接受了这一现实。然而，民主派不会长期容忍这种现状，如果军人当局不能兑现原来许下的诺言，即尽快还政于民，那么，民主派一定会重新走向街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民主派与军人对立的一幕又将重现。 正如一位西方分析家所说的："泰国政治目前趋于平静，但国家仍然处于分裂的状态，素拉育将军不得不在两个方面同时作战。一方面，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农民，他们是他信的坚定支持者；另一方面，是城市中产阶级，他们走向街头举行各种抗议活动，直接导致他信的下台。……然而，有迹象显示，公众的忍耐已经达到极限，民主运动人士呼吁军人当局全面取消军事管制法（目前为部分撤消），但是，军人当局声称，只有当威胁和平与稳定的因素全部消除之后，才能全面取消军事管制法。国家安全委员会（CNS）还面临着失去他信的反对者的强烈支持的危险，因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采取有效行动以调查他信及其联盟的腐败行为。"三、 国际关系在地区内部关系方面，东盟正在加快内部整合的步伐，《东盟宪章》估计在今年年底在东盟首脑会议上将正式出炉，这部宪章如能顺利通过，将对东南亚地区国际关系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东盟将放弃过去实行了40年的"东盟方式"，转而实行欧盟模式。在地区外部关系方面，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是已经连续举行两届的东亚峰会已经产生和将要产生哪些效果；二是日本与中国在东南亚争相扩大自己的存在和影响力。1、 东亚峰会。由东盟发起并且主导的东亚峰会已经连续举行了两届，第一届东亚峰会在2005年12月14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通过并发表了《东亚峰会吉隆坡宣言》和《关于预防、控制和应对禽流感的宣言》。参与这次会议的有东盟10国、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16个国家。会议的主题是"加强合作，增进友谊，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舆论认为，这是亚洲一体化进程中"分水岭式的事件"。2007年1月15日，第二届东亚峰会在菲律宾中部城市宿务开幕。上述16个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出席会议。出席会议的领导人签署了《东亚能源安全宿务宣言》，提出了东亚地区能源合作的具体目标和措施。迄今为止，以东盟为主导的地区合作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东盟地区论坛、三个10+1（即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合作）、10+3（即每年在东盟非正式首脑会议之后东盟与中日韩三国的首脑会议）、欧亚会议、东亚合作高峰会议（简称东亚峰会）。这些会议形式上看起来非常热闹，各国领导人忙于出席各种会议，热衷于首脑会晤，频繁地发表连篇累牍的合作宣言和文件，但是，冷静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合作形式真正收到实效的却很少。东盟为什么对举行这些会议那么热心而且乐此不疲呢？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东盟内部缺乏凝聚力。长期以来，东盟内部的合作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看起来非常热闹，但真正收到实效的则不多，以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从1992年提出到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但东盟内部贸易的比重却一直无法提升，总是在25-30%左右徘徊。东盟内部的安全合作也很难真正开展，因为东盟内部缺乏信任，互相猜疑。早在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就曾经说过，新加坡与东盟外部的国家的合作比与东盟内部国家的合作要容易得多。这就很好地说明了一个问题，即东盟内部缺乏合作的动力与诚意。第二，东盟担心被边缘化。在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浪潮中，东盟担心被正在迅速发展的中国和印度所取代，东盟对美国和日本也保持戒心，因此，东盟希望牢牢地掌握地区合作的主导权，用这些机构和会议来束缚其他大国的手脚，让各个大国愿意而且乐于接受东盟的各种安排。由于东亚地区的大国缺少互相信任，彼此相互猜疑，因此，东盟这种角色也就顺理成章地被接受，并且被一直被奉为领导者。然而，随着地区合作进程的深入，加入地区合作的国家越来越多，东盟这位司机会觉得越来越力不从心，越来越难于驾驭地区合作这列正在飞速前进的列车。早在第一届东亚峰会举行前夕，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的一篇社论就表示了这种担心，"东盟这个代表本区域经济体的声音，以后还会有人重视吗？""诚然，随着中国和印度这两个经济引擎的开动，东亚经济将是接下来一股强大力量。然而，东盟在同东亚其他国家洽谈时，作为一个共同经济体的力量，将远远超越10国各自进行谈判的能力。作为彼此的左邻右舍，东盟日后的整体发展也就取决于成员国是否能相互依存、扶持和信任，以同其他强大经济体竞争。东盟标志上紧束在一起的稻穰一旦松梆分散，必然会被刮起的大风吹得无踪影。" 现在看来，东盟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更多请进下面的网站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人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国际安全形势总体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 首先，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促使各国人民下定决心维持和平，以使后代免除战 争的浩劫。其次，核 武器的大规 模杀 伤力和威慑力足以将地球毁 灭很多次，因此谁也不愿意因打核 战争与地球同 归于尽。再次，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使世界各国依存度提高，共同利益的领域扩大，进一步减小了爆 发世界性大 战的可能性。 二、传统安全领域中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并有新的表现 首先是局部冲突与热点问题此起彼伏。尤其是这些热点问题都发生在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敏感地带，直接或间接牵动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些地区的战略利益，导致大国利益关系的复杂化，更增添了大国关系中的隐患和变数。其次是各国的国防开支逐年增长。这种状况意味着各国仍然把军事发展作为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之间发生战争的威胁依然存在。再次，主要核 大国进一步加强战略力量，全球核 武扩散问题依然严重，这对世界安全构成了极大隐患。 三、非传统安全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战 争 首先是国际恐 怖主义问题。2012年以来，恐怖主义活动出现新的反弹，打击恐怖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更加突出。恐怖主义袭击频率增加，活动范围及袭击规模扩大;恐怖袭击方式令人防不胜防;国际反恐斗争中双重标准问题使得国际反恐阵线有破 裂的倾向。其次是环境安全问题。全球气候变暖引发世人对环境安全的极大担忧。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导致气候灾害频发，甚至使部分小岛屿国家生存面临威胁。再次是金融安全问题。这次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发达国家，也严重打击了新兴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虚拟经济及实体经济，并引发了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最后还有愈演愈烈的贩 毒走私、严重传染性疾 病扩散、肆无忌 惮的海 盗活动，以及日益严重的非法移民等问题，这些都对国际安全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当前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影响 一、中国的传统安全环境面临的挑战 首先表现在亚太及中国周边各国军费开支不断增长。目前，不少亚太国家普遍加大军费投人，加速军事战略调整，提高武 器和人员的作战水平。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对中国的安全影响将是不言而喻的。在各国军费开支不断攀升的背后是世界各国进行新一轮深刻的军 事调整与变革。其次是中国的周边环境带来的安全隐患也不可小视。中国与周边多国存在领 土与领 海争 端，但由于这些问题涉及面广，历史与现实问题错综复杂，又有国际势力介人，解决起来难度相当大。另外，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也给中国带来安全威胁。核 武器的垄 断已被打破，世界进入到一个大规 模杀 伤性武 器扩散时期，这对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严重威 胁。 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中国也同样面临重大威 胁 三、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还须承担来自美国的压力 奥巴马上台后，美国政府明显加大了对亚太地区的关注和投人，力图推动美国战略中心向亚太转移。美国在这一地区频频进行军 事演习，在强化日韩同盟与美印关系的基础上拓展与泰国、菲律宾等国的同盟关系，努力使双边同盟向三边和多边同盟进行有力延伸。为了推进“重返亚 洲战 略”，奥巴马政府还全面参与亚太事务，积极加人《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高调介人中国南 海问题，对中国的领 土问题指手画脚，试图遏 制中国日益强大的影响力，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和领导力。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加紧构筑针对遏 制中国的“C’’ 型军事包 围圈，美军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基地密度已比冷 战时期针对苏联的还要密集。 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下中国应对策略 一、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条件和资源，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软实力建设 和平、发展与合作是历史潮流，我们必须顺应潮流，紧紧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战略机遇期，加速和平崛起的进程。只有自身实力强大了，才能更有效地保证本国的安全，维护世界的和平。 从国际上来看，世界经济格局大变革、大调整必将孕育着新的发展机遇，我国应该以这次金融危机为契机，努力推动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与秩序重建，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新规则制定，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力争获取更多发言权，提高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紧紧抓住国际产业调整的机遇，凭借充足的外汇储备加快海外收购力度，壮大中国银行和企业的实力。从国内来看，要立足扩大内需保增长，坚持把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改变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 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这说明美国模式存在很多的问题和隐患。当然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的普世价值影响力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大大降低，而以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注重实体经济等为特点的中国模式则经历住了全球金融危机的严峻考验，这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当然，中国在软力量建设上还应继续培育自己的核 心价值观、有效的意识形态及有感召力的生活方式和基本制度。 二、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妥善处理好中国与美国及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中美关系。与美国相比，目前中国仅仅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从某种角度而言，中国并没有很大的战略回旋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人和外国市场的准人。I近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额均超过中国经济总量的60%以上，在世界主要大国中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倘若中美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发展无疑将受到极大的影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也将严重受挫，甚至难以实现。因此，总体稳定的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的重中之重。近些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领域的合作总体比较顺利，在许多问题上中国秉持了务实灵活、温和求实的原则，这确实符合小平同志提出的韬 光养 晦战略，但是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决定了两国今后无论在政治、军事领域，还是在经济、文化领域都会存在不可避免的摩擦，但无论出现怎样的矛盾，中美关系都不会全面恶 化，两国的共同利益仍然大于分 歧。 (二)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中国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等方面不尽相同，一些国家还与中国存在领土争 端等历史遗 留问题，情况相当复杂。进人新世纪，中国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了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积极解决了绝大部分边界等历史问题，营造了一个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周边环境，创造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最好时期。中国现与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和南太平洋诸国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不断扩大和深人，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 三、努力推进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 目前，主要战略力量围绕国际格局调整转换中的权利重新分配展开激烈博弈，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及发展中国家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较量空前激烈。尽管现存的国际秩序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有着不合理和不公正的地方，并不能完全适应国际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但这一体制仍对世界和地区安全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起着一定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推倒重来和“另起炉灶”，而应该积极参与，推动改革。对中国来说，要认识到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必然性，并善于抓住机遇，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参与国际事务的话语权和决策参与权。 由于全球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再加上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再分配那样敏感，因此，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应该首先从经济层面人手，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话语权促使中国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更好地维护和体现中国的国家利益。其次要推动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特别是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1985--1995年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保持的年增长速度，对外贸易增长速度为。同期国际物流中，集装箱运量增长速度为，1995年外贸货运量达1108万TEU。1996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289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2％,其中进口1388．3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1％;出口25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可见，我国国际物流量和对外贸易是同步增长的，均超过了同期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此可见，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要求以有效的国际物流作为保证和支持。 据有关统计，目前跨国公司控制着全球生产总值的40％左右、国际贸易的50％以上和国际投资的90％。跨国公司正在由各国子公司独立经营的阶段，向围绕公司总部战略，协同经营一体化发展，从而对国际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大型企业要进入世界企业100强或500强的行列，必须极大地提高我国国际物流的支持能力。 我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都面临着巨大商机和严峻挑战。为了使我国在世界贸易格局中占据有利的地位，提高中国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成本优势，开展和加强国际物流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国际物流的概念和发展 1、 国际物流的概念 所谓国际物流，就是组织货物在国际间的合理流动，也就是发生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物流。国际物流的实质是按国际分工协作的原则，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化的物流网络、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实现货物在国际间的流动与交换，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和世界资源优化配置。 国际物流的总目标是为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服务。即选择最佳的方式与路径，以最低的费用和最小的风险，保质、保量、适时地将货物从某国的供方运到另一国的需方。因其是为跨国经营和对外贸易服务，使各国物流系统相互"接轨"，因而与国内物流系统相比，具有国际性、复杂性和风险性等特点。 国际性是指国际物流系统涉及多个国家，系统的地理范围大。这一特点又称为国际物流系统的地理特征。国际物流跨越不同地区和国家，跨越海洋和大陆，运输距离长，运输方式多样，这就需要合理选择运输路线和运输方式，尽量缩短运输距离，缩短货物在途时间，加速货物的周转并降低物流成本。 在国际间的经济活动中，生产、流通、消费三个环节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各国社会制度、自然环境、经营管理方法、生产习惯不同，一些因素变动较大，因而在国际间组织好货物从生产到消费的流动，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国际物流的复杂性主要包括国际物流通讯系统设置的复杂性、法规环境的差异性和商业现状的差异性等。 国际物流的风险性主要包括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自然风险。政治风险主要指由于所经过国家的政局动荡，如罢工、战争等原因造成货物可能受到损害或灭失；经济风险又可分为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主要指从事国际物流必然要发生的资金流动，因而产生汇率风险和利率风险；自然风险则指物流过程中，可能因自然因素，如海风、暴雨等，而引起的风险。 2、 国际物流的发展 国际物流的概念虽然最近才提出并得到人们的重视，但已随着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其发展过程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这一阶段物流设施和物流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建立了配送中心，广泛运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管理，出现了立体无人仓库、一些国家建立了本国的物流标准化体系等等。物流系统的改善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物流活动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但物流国际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初。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和国际经济往来的日益扩大，物流国际化趋势开始成为世界性的共同问题。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波索克斯认为，进入80年代，美国经济已经失去了兴旺发展的势头，陷入长期倒退的危机之中。因此，必须强调改善国际性物流管理，降低产品成本，并且要改善服务，扩大销售，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获得胜利。与此同时，日本正处于成熟的经济发展期，以贸易立国，要实现与其对外贸易相适应的物流国际化，并采取了建立物流信息网络，加强物流全面质量管理等一系列措施，提高物流国际化的效率。这一阶段物流国际化的趋势局限在美、日和欧洲一些发达国家。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90年代初至今。 这一阶段国际物流的概念和重要性已为各国政府和外贸部门所普遍接受。贸易伙伴遍布全球，必然要求物流国际化，即物流设施国际化、物流技术国际化、物流服务国际化、货物运输国际化、包装国际化和流通加工国际化等等。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国际物流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大胆探索。人们已经形成共识：只有广泛开展国际物流合作，才能促进世界经济繁荣,物流无国界。 二、国际物流系统 国际物流系统是由商品的包装、储存、运输、检验、流通加工和其前后的整理、再包装以及国际配送等子系统组成。运输和储存子系统是物流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国际物流通过商品的储存和运输，实现其自身的时间和空间效益，满足国际贸易活动和跨国公司经营的要求。 1、 运输子系统 运输的作用是将商品使用价值进行空间移动，物流系统依靠运输作业克服商品生产地和需要地点的空间距离，创造了商品的空间效益。国际货物运输是国际物流系统的核心。商品通过国际货物运输作业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国际货物运输具有路线长、环节多、涉及面广、手续繁杂、风险性大、时间性强等特点。运输费用在国际贸易商品价格中占有很大比重。国际运输主要包括运输方式的选择、运输单据的处理以及投保等有关方面。 我国国际物流运输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第一， 海运力量不足、航线不齐、港口较少等，影响了进出口货物及时流进流出，特别是出口货物的运输更加不足。 我国出口货物主要靠海运。目前虽然我国已拥有近2000万吨的运载能力，列为世界第八位，成为我国外运的主力，并能为第三国开展货运经营，但总运输力的增长远远跟不上国际贸易发展的速度，运输力仍然不足。90年代初期曾发生过的最严重的月份缺船量达30条。目前，现有的船型结构也尽不合理，中等船舶奇缺。由于船舶较大，运输间隔时间又长，这对要求批量小、需求供货快是很不适应的。我国港口不足和布局不合理也比较突出。例如我国输往中南美、澳大利亚、新西兰、南太平洋、西非等地的货物几乎全部运到香港地区中转，这样运费高、时间长，严重影响了我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 第二，铁路运输全面告急，内陆出口更困难。 我国同朝鲜、蒙古、独联体、越南等虽然有铁路联接，但运力仍然不足。如供香港地区作为港口运输的货物中有 1／3是靠铁路运输，其运输量是很大的。又如内陆有的省份即使有货，而且有些货也是国际市场急需的，但由于铁路运力不足也不能卖出。 第三，航空运输落后，运价昂贵，难以适应外贸发展需要。80年代以来，世界空运货物已被广泛采用，而我国在这方面。却是很落后的。目前主要靠客运飞机捎带，真正的货运飞机数量少，年运量只有 20万吨左右，远远满足不了外贸发展的需要。 总之，为解决外贸出口运输的困难，必须由国家和地方联合发展船队，加速沿海码头建设和航空事业的发展。 2、 仓储子系统 商品储存、保管使商品在其流通过程中处于一种或长或短的相对停滞状态，这种停滞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商品流通是一个由分散到集中，再由集中到分散的源源不断的流通过程。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中的商品从生产厂或供应部门被集中运送到装运港口，有时须临时存放一段时间，再装运出口，是一个集和散的过程。它主要是在各国的保税区和保税仓库进行的。主要涉及各国保税制度和保税仓库建设等方面。 保税制度是对特定的进口货物，在进境后，尚未确定内销或复出的最终去向前，暂缓缴纳进口税，并由海关监管的一种制度。这是各国政府为了促进对外加工贸易和转口贸易而采取的一项关税措施。 保税仓库是经海关批准专门用于存放保税货物的仓库。它必须具备专门储存、堆放货物的安全设施；健全的仓库管理制度和详细的仓库帐册，配备专门的经海关培训认可的专职管理人员。保税仓库的出现，为国际物流的海关仓储提供了既经济又便利的条件。有时会出现对货物不知最后作何处理的情况，这时买主（或卖主）将货物在保税仓库暂存一段时间。若货物最终重又出口，则无须缴纳关税或其他税费；若货物将内销，可将纳税时间推迟到实际内销时为止。 从物流角度看，应尽量减少储存时间、储存数量，加速货物和资金周转，实现国际物流的高效率运转。 3、 商品检验子系统 由于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具有投资大、风险高、周期长等特点，使得商品检验成为国际物流系统中重要的子系统。通过商品检验，确定交货品质、数量和包装条件是否符合合同规定。如发现问题，可分清责任，向有关方面索赔。在买卖合同中，一般都订有商品检验条款，其主要内容有检验时间与地点、检验机构与检验证明、检验标准与检验方法等。 根据国际贸易惯例，商品检验时间与地点的规定可概括为三种做法： 一是在出口国检验。 可分为两种情况：在工厂检验，卖方只承担货物离厂前的责任，运输中品质、数量变化的风险概不负责；装船前或装船时检验，其品质和数量以当时的检验结果由准。买方对到货的品质与数量原则上一般不得提出异议。 二是在进口国检验。 包括卸货后在约定时间内检验和在买方营业处所或最后用户所在地查验两种情况。其检验结果可作为货物品质和数量的最后依据。在此条件下，卖方应承担运输过程中品质、重量变化的风险。 三是在出口国检验、进口国复验。货物在装船前进行检验，以装运港双方约定的商检机构出具的证明作为议付货款的凭证，但货物到达目的港后，买方有复验权。如复验结果与合同规定不符，买方有权向卖方提出索赔，但必须出具卖方同意的公证机构出具的检验证明。 在国际贸易中，从事商品检验的机构很多，包括卖方或制造厂商和买方或使用方的检验单位，有国家设立的商品检验机构以及民间设立的公证机构和行业协会附设的检验机构。在我国，统一管理和监督商品检验工作的是国家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及其分支机构。究竟选定由哪个机构实施和提出检验证明，在买卖合同条款中，必须明确加以规定。 商品检验证明即进出口商品经检验、鉴定后，应由检验机构出具具有法津效力的证明文件。如经买卖双方同意，也可采用由出口商品的生产单位和进口商品的使用部门出具证明的办法。检验证书是证明卖方所交货物在品质、重量、包装、卫生条件等方面是否与合同规定相符依据。如与合同规定不符，买卖双方可据此作为拒收、索赔和理赔的依据。 此外，商品检验证也是议付货款的单据之一。 商品检验可按生产国的标准进行检验，或按买卖双方协商同意的标准进行检验，或按国际标准或国际习惯进行检验。商品检验方法概括起来可分为感官鉴定法和理化鉴定法两种。理化鉴定法对进出口商品检验更具有重要作用。理化鉴定法一般是采用各种化学试剂、仪器器械鉴定商品品质的方法，如化学鉴定法、光学仪器鉴定法、热学分析鉴定法、机械性能鉴定。 4、 商品包装子系统 杜邦定律（美国杜邦化学公司提出）认为：63％的消费者是根据商品的包装装潢进行购买的，国际市场和消费者是通过商品来认识企业的，而商品的商标和包装就是企业的面孔，它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文化水平。 现在我国出口商品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出口商品包装材料主要靠进口；包装产品加工技术水平低，质量上不去；外贸企业经营者对出口商品包装缺乏现代意识，表现在缺乏现代包装观念、市场观念、竞争观念和包装的信息观念。仍存在着重商品、轻包装"，"重商品出口、轻包装改进"等思想。 为提高商品包装系统的功能和效率，应提高广大外贸职工对出口商品包装工作重要性的认识，树立现代包装意识和包装观念；尽快建立起一批出口商品包装工业基地，以适应外贸发展的需要，满足国际市场、国际物流系统对出口商品包装的各种特殊要求；认真组织好各种包装物料和包装容器的供应工作。这些包装物料、容器应具有品种多、规格齐全、批量小、变化快、交货时间急、质量要求高等特点以便扩大外贸出口和创汇能力。 5、 国际物流信息子系统 该子系统主要功能是采集、处理和传递国际物流和商流的信息情报。没有功能完善的信息系统，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将寸步难行。国际物流信息的主要内容包括进出口单证的作业过程、支付方式信息、客户资料信息、市场行情信息和供求信息等。 国际物流信息系统的特点是信息量大，交换频繁；传递量大，时间性强；环节多、点多、线长。所以要建立技术先进的国际物流信息系统。国际贸易中EDI的发展是一个重要趋势。我国应该在国际物流中加强推广EDI的应用，建设国际贸易和跨国经营的高速公路。 上述主要系统应该和配送系统、装搬系统以及流通加工系统等有机联系起来，统筹考虑、全面规划，建立我国适应国际竞争要求的国际物流系统。 三、 建立和完善物流网络，促进国际物流合理化 国际贸易和经营的竞争要求国际物流系统的物流费用要低，顾客服务水平要高。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完善的国际物流系统网络十分重要。 1、国际物流系统网络概念 国际物流系统网络是指由多个收发货的"节点"和它们之间的"连线"所构成的物流抽象网络以及与之相伴随的信息流网络的有机整体。 收发货节点是指进、出口国内外的各层仓库，如制造厂仓库、中间商仓库、口岸仓库、国内外中转点仓库以及流通加工配送中心和保税区仓库。国际贸易商品就是通过这些仓库的收入和发出，并在中间存放保管，实现国际物流系统的时间效益，克服生产时间和消费时间上的分离，促进国际贸易系统的顺利运行。 连线是指连接上述国内外众多收发货节点间的运输，如各种海运航线、铁路线、飞机航线以及海、陆、空联合运航线。这些网络连线是库存货物的移动（运输）轨迹的物化形式；每一对节点有许多连线以表示不同的运输路线、不同产品的各种运输服务；各节点表示存货流动暂时停滞，其目的是为了更有效的移动（收或发）；信息流动网的连线通常包括国内外的邮件，或某些电子媒介（如电话、电传、电报以及目前的EDI电子数据交换等），其信息网络的节点则是各种物流信息汇集及处理之点，如员工处理国际订货单据、编制大量出口单证或准备提单或电脑对最新库存量的记录；物流网与信息网并非独立，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相联的。 国际物流系统网络研究的中心问题是确定进出口货源点（或货源基地）和消费者的位置、各层级仓库及中间商批发点（零售点）的位置、规模和数量。从而决定了国际物流系统的合理布局和合理化问题。 在合理布局国际物流系统网络的前提下，国际商品由卖方向买方实体流动的方向、规模、数量就确定下来了。即国际贸易的贸易量、贸易过程（流程）的重大战略问题，进出口货物的卖出和买进的流程、流向，物流费用国际贸易经营效益等，都一一确定出来了。完善和优化国际物流网络，有利于扩大我国国际贸易，提高我国跨国公司的竞争能力和成本优势。 2、建立和完善国际物流系统网络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在规划网络内建库数目、地点及规模时，都要紧密围绕着商品交易计划，乃至一个国家宏观国际贸易总体规划。 其次，明确各级仓库的供应范围、分层关系及供应或收购数量，注意各层仓库间的有机衔接。诸如：生产厂家仓库与各中间商仓库、港（站、机场）区仓库以及出口装运能力的配合和协同，以保证国内外物流畅通，少出现或不出现在某一层仓库储存过多、过长的不均衡状态。 再次，国际物流网点规划要考虑现代物流技术的发展，留有余地，以备将来的扩建。为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国际贸易，增强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建立健全高效、通畅的国际物流体系，实现国际物流合理化和国际贸易扩大化。 3、国际物流合理化建议 我国的国际物流系统网络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为了促进我国国际物流系统网络更加合理，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合理选择和布局国内、外物流网点，扩大国际贸易的范围、规模，以达到费用省、服务好、信誉高、效益高、创汇好的物流总体目标。 第二，采用先进的运输方式、运输工具和运输设施，加速进出口货物的流转。充分利用海运、多式联运方式，不断扩大集装箱运输和大陆桥运输的规模，增加物流量，扩大进出口贸易量和贸易额。 第三，缩短进出口商品的在途积压，它包括进货在途（如进货、到货的待验和待进等）、销售在途（如销售待运、进出口口岸待运）、结算在途（如托收承付中的拖延等），以便节省时间，加速商品和资金的周转。 第四，改进运输路线、减少相向、迂回运输。 第五，改进包装，增大技术装载量，多装载货物，减少损耗。 第六，改进港口装卸作业，有条件的要扩建港口设施，合理利用泊位与船舶的停靠时间，尽力减少港口杂费，吸引更多的买卖双方入港。 第七，改进海运配载，避免空仓或船货不相适应的状况。 第八，综合考虑国内物流运输。在出口时，有条件的要尽量采用就地就近收购、就地加工、就地包装、就地检验、直接出口的物流策略。
东南亚改善投资环境 提高对外商投资吸引力 多年来外国企业在中国进行了大量直接投资，现在他们发现中国的东南亚邻邦同样具有吸引力。 雷曼兄弟分析员苏巴拉曼（Rob Subbaraman）表示，该地区很可能即将迎来大量的外国投资。 “谈到东南亚经济体，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其经济增长缺少的就是来自投资的推动力。” “这种情况正开始有所改变。近几年，这些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为5-6％，如果外商直接投资（FDI）猛增的话，他们没有理由不能持续以7-8％的速度增长。”更多迹象显示，涌入该地区的FDI在增加。 打破只能投资于中国的神话 全球最大手机晶片厂商德州仪器（Texas Instruments）已表示，将在菲律宾兴建投资规模为10亿美元（15亿1000万新元）的工厂。一些行业高层人士认为，此举打破了在亚洲只能投资于中国的神话。 越南自1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对FDI的吸引力大增。 马来西亚去年批准的制造业吸引FDI规模达到创纪录的57亿8000万美元。今年首季，印尼的外商和国内投资申请规模也达到纪录高位。 “企业界的看法有所改变，变得比6个月前更为正面，”菲律宾民间智库Wallace商业论坛的主管华莱士（Peter Wallace）说。 腐败等阻碍投资的因素仍让人担忧，且分析员表示，FDI产生效益是一个长期过程。他们相信，FDI有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 据说，东南亚的外国投资增加是受以下几个因素推动：通货膨胀总体受控、国家财政状况改善、企业税税率调低、以及其他鼓励投资措施的出台。 Centennial集团的经济研究主管巴斯卡然（Manu Bhaskaran）说：“不仅是FDI，该地区的整体投资形势正在改善——体现在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地产业景气好转，且制造业产能紧张，刺激对工厂和设备的投资等。” 中国去年吸引约700亿美元FDI，令亚洲其它经济体相形见绌。亚细安10国去年吸引的FDI估计为450亿美元，2005年为近400亿美元。 采取中国+另一国投资方式 一位驻新加坡的加拿大经济师称，更多公司在采取“中国+另一国”的投资方式，即在中国保留一家工厂，但同时在东南亚国家再建立一家工厂，以控制成本。 亚洲策略和投资咨询公司亚洲商业策略执行长杨龙龙表示，对希望扩大市场和降低成本的投资者来说，东南亚国家的高经济增长率为其平添了许多吸引力。“亚细安成员国等经济体拥有庞大的中产阶层消费群，这点任何投资者都无法熟视无睹。”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均在最新预算案中降低了企业税，印尼则在3月通过了对投资者有利的投资法，这应会帮助其结束FDI不足国内生产总值（GDP）1％的局面。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而言，FDI分别占其GDP的3％和逾15％。 流入新加坡的FDI占东南亚地区吸引FDI的一半左右，不过其吸引的FDI增长率仍低于1990年代末的约14-15％。 杨龙龙表示，亚洲总是会面临妨碍投资的因素，但其吸引投资的潜力很大。她指出，变化迅速的亚洲，不适合那些胆怯或是喜欢安逸的人，而那些寻找机会勇于征服的企业，将称霸亚洲。
中国在东北亚的城市，其实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嗯，因为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玩意，我可能说中国要拉拢他们这样子对于国际的合作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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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北亚局势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是很大的。
中国人要说这不是这非常好的一种表现，这是一项思维。
当前的国际关系经济上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政治上各国寻求自冷战结束后新的战略平衡点时期，文明上是西方现在文明改造东方文明，或者说是与伊斯兰文明不断冲突，中华现代文明寻求崛起的时期。总的的来说就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 谢谢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实验高中准高二的吧？ 几班的？
东哥NB啊，写个论文就是~
太多了，出名点的综合类的学校都有啊。一般都是在历史学院，政治与公共学院下面。还有专业的，比如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具体要看你要去哪个区域，然后再筛选学校
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及其阵营的解体，以半个世纪的东西对峙为特征的冷战走向结束。在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旗帜骤然飘落，柏林墙轰然倒塌的时刻，全世界为之惊愕，即使那些一向以“准确预见国际关系发展的模式与轨迹”为己任的国际关系理论专家们，也不曾预料全球范围的冷战会在这个时刻以这种方式锁定在历史的时间坐标上。于是，即有国际关系理论的“科学性”遭遇质疑。人们对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传统研究方法的挑战，使冷战史研究成为后冷战时期受到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的课题。一批国际学术机构相继成立：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哈佛大学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乔治·华盛顿大学冷战史研究组、伦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冷战研究项目、挪威诺贝尔研究所等。它们出版学术刊物，设立网站，组织高水平学术研讨会，搜集、整理、公布档案资料，资助学者研究，在冷战史研究的热潮中推波助澜。到目前为止，在国际互联网上，有关“coldwar”的条目达700万之多。中国学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冷战史的研究和讨论，陆续发表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部分高质量作品已经被翻译介绍到国外，互联网上的“冷战史”条目也多达28000余。他们在冷战史研究中、尤其在与中国有关问题的研究中作出了独到的贡献，其理论的更新，视角的转换，思路的拓展，方法的改变，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研究的突破性进展，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冷战史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
1,促进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往往是不平衡的,有的 国家劳动力富余而资本短缺,有的国家资本丰裕而土地不足,有的国家土地广阔 而耕作技术落后.如果没有国际贸易,这些国家国内生产规模和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都会受到其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制约,一部分生产要素将闲置或浪费,生产潜 力得不到发挥.通过国际贸易,20 世纪的美国采取国际劳务贸易,资本转移, 土地租赁,技术贸易等方式,将国内富余的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交换国内短缺的 生产要素,从而使短缺生产要素的制约得以缓解或消除,富余生产要素得以充分 利用,扩大生产规模,加速经济发展. 2,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发挥比较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各国参与国际贸易的重要基础是比较利益和比 较优势 20 世纪美国就是利用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可以扩大 优势商品生产,缩小劣势商品生产,并出口优势产品从国外换回本国居于劣势的 商品,从而可在社会生产力不变的前提下提高生产要素的效能,提高生产效率, 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3,提高生产技术水平,优化国内产业结构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20 世纪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以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 平,加快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国际贸易,使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步协调和完善, 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4,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为一国政府开辟财政 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收入的来源 政府可从对过往关境的货物征收关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国内税,为过境货物提 供各种服务等方面获得大量财政收入.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初期,关税收入曾占 联邦财政收入的 90%.至今,关税和涉外税收仍然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国际贸易还可以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它可以通过进口 国内短缺而又是国内迫切需要的商品,或者进口比国内商品价格更低廉,质量更 好,式样更新颖,特色更突出的商品,来使国内消费者获得更多的福利.此外, 国际贸易的扩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将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间接增进国民福利.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当前的国际关系经济上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政治上各国寻求自冷战结束后新的战略平衡点时期，文明上是西方现在文明改造东方文明，或者说是与伊斯兰文明不断冲突，中华现代文明寻求崛起的时期。总的的来说就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 谢谢
你的国际关系理论论文准备往什么方向写，选题老师审核通过了没，有没有列个大纲让老师看一下写作方向？ 老师有没有和你说论文往哪个方向写比较好？写论文之前，一定要写个大纲，这样老师，好确定了框架，避免以后论文修改过程中出现大改的情况！！学校的格式要求、写作规范要注意，否则很可能发回来重新改，你要还有什么不明白或不懂可以问我，希望你能够顺利毕业，迈向新的人生。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从利比亚事件看当代国际关系摘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