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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谈中国医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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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专家谈中国医学研究论文

中新网上海6月7日电 (记者 陈静)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并延续至今,国际间医学交流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也阻断了疑难脑肿瘤病症患者跨国求医的步伐。可是,病情不容耽搁,患者们在苦苦等待。 中外医生同台手术。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记者7日获悉,上海市疫情防控办、江苏省卫建委、江苏省疫情防控办等政府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为德国来华进行医学交流的知名专家化解重重困难,促成中外神经外科之间的正常互动。两国医学专家同台手术,在救治疑难病症患者的同时,切磋着手术技巧。 手术前,专家们仔细研讨手术细节。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记者7日获悉,作为江苏省卫生支撑计划的中德国际合作交流项目,INC世界神经外科顾问团成员、世界神经外科联合会WFNS教育委员会主席、德国INI国际神经学研究所的Helmut Bertalanffy(赫尔穆特·巴特朗菲)教授来到中国,开展学术交流,救治患者,并示范疑难手术。 患者术后快速康复。 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供图 原本巴特朗菲教授计划2月来华,但因疫情缘故,数次拖延改期。巴特朗菲教授心系预约手术的中国病人,在知晓中国入境防疫政策后,愿意配合相应隔离措施,最终决定在4月下旬来华。 年届七旬的巴特朗菲从德国法兰克福机场出发,从上海浦东机场口岸入境,再到苏州、无锡,全程经历了7次核酸检测,14天隔离观察。在中国的医疗机构,巴特朗菲教授与中国专家共同为数十位脑肿瘤患者成功实施高难度外科手术。他为50名患者当面问诊。在华期间,这位德国专家还开展了远程教学与中国医生分享手术技巧。 据介绍,巴特朗菲教授为患者最大程度安全切除肿瘤,有的达到肿瘤全切。绝大多数患者术后第二天就出了ICU,转回普通病房,且无新的神经功能损伤。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患者多已出院,部分脑干海绵状血管瘤患者因手术全切而康复。这位世界级知名专家的临床示范教学为国内患者带来了更大的生存机会。 3岁多的康康(化名)因视力下降、头痛、呕吐就医。医生发现其罹患脑肿瘤,再不手术,可能因肿瘤压迫而双目失明。但康康的肿瘤病变位置复杂,切除极其困难,很多专家都建议保守放化疗。巴特朗菲教授评估康康的病情后指出,保住孩子视力,手术切除鞍后肿瘤压迫和移位脑干部分是最佳的治疗方式。之后可化疗、放疗控制肿瘤复发。经过了一个月的等待,巴特朗菲教授终于在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为康康成功手术。目前,孩子术后恢复良好,原有视力得到保留。 据了解,新冠肺炎疫情下,INC国际神经外科医生集团开展的国内外学术交流、手术示范合作并未间断。通过线上交流,国内神经外科医生有机会观摩欧洲神外专家手术操作,中国患者不出国门就能接受比肩欧洲水准的手术诊疗。 谈及中国疫情防控,亲身经历防疫措施的巴特朗菲教授十分赞赏。在中国的日子里,这位德国专家也有了行程码、防疫 健康 码等,并认为,严格的防疫措施让中国成为安全的所在。采访中,巴特朗菲教授 希望波及世界的疫情早日结束, 医学界的交流尽快全面恢复。(完)

疾病无国界,感谢德国专家,患难见真情,如果中国也像德国一样重视教育,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会更大。

希尔根菲尔德的头衔是吕贝克大学生化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病毒学,是冠状病毒和流行性呼吸道疾病研究领域的专家,他还因为非典和中国结下过不解之缘:在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他曾奔赴北京与时任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主任蒋华良合作,通过中国国内研发的电脑模型结合德国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抗击非典做出了许多贡献。

2015年德国施普林格出版集团先后两次大规模撤回论文,第一次是3月底该集团旗下的BMC出版公司,撤回43篇学术文章。第二次8月18日,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撤回旗下10本学术周刊上发表的64篇科研论文,涉事论文的作者绝大多数来自中国。两次共撤回论文数量为107篇。两年后的今天,施普林格出版集团的一本杂志Tumor Biology《肿瘤生物学》一次性撤稿107篇,从斯普林格提供的名单看,涉及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不乏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医科大学等名校,可谓成群结队。两个107篇显然是巧合,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所有这些被撤销的来自中国论文中,医学论文占大多数。为什么会这样,难道是因为医学,或中国的医学研究存在的问题最大,到底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能清楚解释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这反映出我国当今学术评价方面的一个特殊矛盾,集中反映到医生这个群体。

这背后的基本逻辑是,医生晋升需要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普通医院需要国内期刊,比较大的医院需要核心期刊,一些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则要求必须是SCI收录。可以到到,哪些被撤稿的杂志,都是SCI收录的,作者基本都是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或三甲医院的医生。难道中文期刊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肯定不是,有人说问题更严重,只是因为很少有人去追究。

根子是在学术评价方法的粗暴简单,只考虑杂志影响因子,不考虑论文的具体内容,导致许多跨专业,跨领域的论文出现,因为只要是SCI,只要是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就符合晋升条件,根本不看论文具体内容,这岂不是怪事。一些脑子灵活的人,利用这个评价缺陷,花钱购买论文。有更灵活的人,通过研究杂志审稿过程,利用某些杂志审稿要求作者推荐审稿人的漏洞,大肆伪造假审稿人,自己审自己的文章,但审稿过程都有记录,积累多了,如果进行调查,就很容易被鉴别出来。

所有医生都被逼迫发表论文,不同级别的医院有不同的要求,要求中文杂志的因为没有被核查,只能算侥幸。而SCI杂志相对要求高许多,尤其是出现系统性事件,更容易被识别和暴露。

SCI杂志有档次高低的区分,低档次SCI杂志一般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比较高,整个学术社会的关注度也比较低,即使有一些问题,大部分也不会追究。整个国际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可能非常大,真正被暴露和识别的比例肯定比较小。如果在非常有名的杂志上,存在问题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更多人关注,被要求调查和撤回的几率就会增大,最典型的就是日本小保方被撤稿论文。每年《自然》和《科学》这类级别的杂志都会有一些文章被撤稿,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

科研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三个,一是科研人员和科研管理人员没有发自内心爱护科学研究,二是过分看重量化指标,忽视主观或同行评价,三是对学术不端的容忍度太高。

中国的科研人员规模很大,但真正热爱科研,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科研人员比例不高,许多科研人员都是用科研作为养家糊口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喜欢,被动科研的情况比较多。这方面尤其突出的是许多医院医生,本来他们真的职业是临床医生,做科研完全是为晋升职称,缺乏真正从事科研的内在动力,当然也缺乏从事科研的时间和平台条件,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一些打擦边球的论文,实在是一种必然的结果。我们可以注意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医生发表的论文都是基础研究,都纯粹是用动物模型,细胞和分子生物学的基础医学研究,和临床问题相距甚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样的文章不需要太多条件,一个人都可以完成,许多临床研究则难以单兵作战。

量化评价指标对学术评价是非常重要的方法,但是量化评价并不能完全准确地评价学术质量,对少数高质量研究,量化甚至会出现笑话。因为真正特别创新的研究,往往只有少数人才能明白。只有哪些比较热门时髦的研究,才能容易获得比较好的量化评价。因此国际一般是把量化指标和主观指标结合起来使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同行评价的重要地位。同行评价虽然带有非常大的个人和主观因素,如果使用公平合理,能更准确地获得某个研究和某个学者在该学术领域的相对地位。

国际学术界对学术不端基本上都是零容忍,只要出现了学术不端问题,这个学者基本上失去在学术上的生命。但是在中国,这种情况非常少见,许多学者带病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导致这样问题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长期不重视学术品行的学术文化,二是学术不端有普遍性和多发性问题,有罚不责众的情况。中国的学术发展速度非常快,学术论文数量和质量双双提高,但是中国的学术内涵的提高速度相对不够,这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对学术不端的态度过于温和。

注明本文来自孙学军科学网博客

中医专家谈西医转型研究论文

亿万苍生,人分九种,“九种体质”,关乎着一个人的 健康 与否。体质 养生 是基础、根本的 养生 方法,也是最真的 养生 理念。四代中医世家传人——效哥,从医二十余载,从诸多的临床案例中验证了“体质调理”和“体质重建”对一个人 健康 的重要性。效哥致力于体质 养生 、调理研究,专注于个体化体质辨识,以人为本,因人制宜,充分注重人的个体化差异,采取优化的、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帮助人通过体质重建和体质调理,不生病,少生病。

效哥的文章,喜欢一针见血,也许会有一些铁杆中医不理解,甚至他们经常会认为效哥是“披着中医外皮的西医”,或者是“西医卧底”,但,效哥扪心自问,效哥一定是最铁杆的中医, 效哥至今为止,从不使用西药,治愈的患者从没有一个用西药的,全部都是中药,因为,能找效哥看病的患者基本上都是被西医虐过的,中药虽然涨价十多年了,但是和西医的住院费和药价比起来,依然还是很便宜,

从很小的时候,效哥就常常看见爷爷治愈了很多很重的患者,基本都是西医院判死刑的重患,包括白血病、胃癌、肺癌、重症肺结核、冠心病、哮喘持续发作状态等等,也在爷爷那里见到唯一见过的纯银的“银针”,中医世家的缘故,效哥从小就相信中医,后来,学医路上,遇到的师父和老师,也是清一色的“铁杆中医”,而且是从不开贵药的“良心中医”,一切的一切,耳濡目染,植入灵魂,效哥亲眼所见的,西医西药虽然很伟大,但是,年头还短,不过200年出头,和中医2000多年的 历史 比起来,还是逊色一些,尽管,几十年后,随着西医技术的日益先进和优秀中医医生数量的萎缩,注定,西医会更加优秀的超越中医,但,目前看来,中医PK西医的时候,中医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中西医结合,一定不是毛主席首先提出来的,从明末清初开始,西学东渐之风日增,中医也多少受到一些影响,自古“黄疸”被认为是脾胃湿热,而自此,开始演变为“肝胆湿热”,延误至今,西方的东西对中国思想的侵略,可见一斑,清末民初,西医已经在中国形成强大的势力,很多中医前辈,如恽铁樵、唐宗海、张锡纯、朱沛文等,在 历史 上首先开创了“汇通派”,目的无非是更好的让中医继承和发扬下去。

中西医结合之风,自此开始,到了建国后,一贯主张“自食其力”的毛主席正式地提出了“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等纲领,其实,对中医的发展特别好,唯一一次让中医在诺贝尔的舞台上扬眉吐气的“青蒿素.屠呦呦”,也是这个“中西医结合”时代的产物,

“汇通派”中, 前辈们主张的并非完全是中西医结合,而是“洋为中用”、“夷为华用”, 就像“游击队之歌”里唱得“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一个道理,驴和马只能生出骡子,而骡子是永远都没有后代的,这个简单的道理古人很懂,所以先人们不是硬生生地要把西医和中医结合到一起,而是在那个洋人凌辱中国文化的年代, 要闯出一条如何利用西医来武装中医,而能够使中医可以更好的生存并发展下去,所以那个年代的中西汇通很不同于今天的中西医结合(这一点很重要)。

当然,效哥对于中西医结合,是抱着鼓励态度的,效哥认识的很多名老中医,一样也不反对中西医结合,他们认为,中医如果不掌握一定的西医知识,那么面对一个病时,怎么下手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问题, 比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它绝不是中医“闭经”或者“月经后期”那么简单的一个病,如果只按着这两个病去辨证论治,最终是无法治愈的,西医的恶性肿瘤,也绝不是中医的“症瘕积聚”这么简单的病, 世界在进步,疾病也在更新,很多疾病,包括天花,都已经被人类征服,很多疾病也会涌现,比如“艾滋病”,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句话一定不要反着说,每当技术层面有了新的突破,就会有新的未知再等我们突破,

曾几何时,当我们有了手机,电报就退出了 历史 舞台,一条短信瞬间收到,70个字才1毛钱,而当年,还没有普及电话时,最快的传播信息的途径,就是电报,一个字1毛钱,路途稍微远点,也要3天才能看到,

曾几何时,当我们觉得短信已经很先进时,3G时代也到了,3G时代,无线网速已经很快了,但是,仍不能和目前的4G比,更不能和5G比,

人类在进步,医学在进步,疾病也在进步,中医人如果不能从内心进步,就一定会被 历史 淘汰,人人奉若经典的《伤寒论》在面临瘟疫大流行时,也是捉襟见肘,宋明清才有无数的大医致力于“瘟疫”的攻克,最终,“温病八大家”的横空出世,创新了中医对“温病”的治法,才导致了中医在面对“瘟疫”时的底气,建国后的数次瘟疫大流行,才有了中医对西医的病死率控制上的绝对优势,试问,如果宋明清的中医不做创新,中医对瘟疫没有任何办法,中医还能存活到今天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四大国粹,惟一一个还有实用性的就是我们中医,其他的三个,逐渐在淡出 历史 舞台,无非就是实用性的降低, 宋明清的古人尚且知道“创新和发扬”,为何这么开明的盛世,很多自称铁血中医的人,反而拒绝结合西医“创新”中医呢? 水涨船高,那是因为船在水面上,因为船的创新,而桥墩越淹越低,是因为桥墩的固化和死气沉沉,中医同道们,你们愿意做船,还是愿意做桥墩?

1 拒绝认可西医检验的理化指标

他们认为,西医检验的理化指标没有意义,又怎能没意义呢,“痛风”导致的足趾红肿热痛与类风湿导致的足趾红肿热痛,中医治法完全不同,腰椎间盘突出的治法和腰椎管狭窄的 “中医” 治法完全不同,“胎停育”和“胎萎不长”完全是两个病,不明白西医,这些病,真么能够治愈,只靠蒙?盲人摸象?盲人摸着石头过河?

2 拒绝认可西医的疾病诊断

中医走的是模糊化过程,从整体上把握,西医走的是精细化过程,一个眩晕,“内耳眩晕”如果你不明白水肿的部位在半规管,不加上柴胡枳实,效果一定不如加上快,1天能好转的病,一定要拖上3天,所以,明确西医诊断后,再加上中医的精准的辨证论治和中药的“饱和打击”,才是高手应当具备的,你可以不认可西医的诊断,但是,记住,会有越来越多的西医疾病,你不会治,很多病,只有诊断,甚至没有症状,那么,全靠症状舌脉来辨别疾病的铁杆中医们,你们如何下嘴,“颈动脉斑块”导致的眩晕和“无痰不作眩”能一样吗?

3 拒绝认可西医对中药有效成分的认定

效哥可以很坦然地公开说,市面上的假中药,不少,劣质中药更多,去年,曾经和一个自称干了28年药师的医院院长发生过一次很不愉快的事,效哥去她的药房,拉开了七个药斗子,七个药斗子,除了假药就是劣质药,效哥质问她,一开始,她还充傻,说都是真的,效哥后来一一说破时,她闭嘴了,效哥说,这些药,没良心,后来她翻脸了,说,“我干了28年中药师了,药监局都不来查,你算老几,我还不如你?”,效哥摔门而出,服了,对呀,药监局都不管,我算老几,

中药在中医热以后,已经连续涨价十多年了,最近两年涨得更狠,因为从去年年初,国家硬性规定,凡是化验不合格的中药严禁上市,违者巨额罚款,所以,中药去年一年基本整体涨了60%都不止,个别品种翻了几倍,大家看到这,懂什么意思了吗?国家化验药品有效成分对还是不对?大家又懂了没?所以,昨天有人在“九蒸九晒,就是一个商业噱头”的留言区里认为用“化验成分”的方法化验中药是错误的,效哥也只能哈哈一乐,一条禁令,让很多中药无法上市,还不能说明“化验成分”是在造福中医还是在坑中医吗?过去很多老药工的手摸眼看口尝的老套方法,已经落伍了,亳州和安国药市的造假高手,已经完全可以让这些老药工“盲”了,“成分化验”也许还有局限性,还需要完善,但,至少在目前,它是保证中医所开的中药能够有效的最佳途径和手段,一定要感恩我们有真药用,

拒绝接受,拒绝认可,无非就是两种理由,“我不愿认可接受”,和,“我不敢认可接受”,

“不愿”和“不敢”,说起来是两个意思,古龙先生曾经深度剖析过这两个词语, “不愿”的内心本质无非就是“不敢”,如果内心不虚,实力又足够,自然也就“愿意”了,这两个词语,无非就是用“不愿”来替代内心不踏实、不敢出招的“不敢”而已,“不愿”比“不敢”会更加有面子,其实本质都是“不敢”,

1 永远不要忘本,就是说,我们是中医人,我们学习的西医只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研究透一个西医的病是怎么得的,研究透就好,然后,依然要有我们中医自己的“辨证论治”,依然要使用中药和针灸作为中医的治疗手段,最后,用西医的理化指标来检验我们是否治愈了一个病,师父曾经说,想让西医服气中医,一定要在指标上让西医服气,很多病,也许中药能控制住症状,患者很舒服,但指标没改善的前提下,这个病依然不算治好,对不对,很多乙肝大三阳患者,除了化验之外,没有任何症状,那么这些铁杆中医难道就能认为这些很重的大三阳患者没病?

2 适当地接受一些最新的中药药理学知识,这些知识的确是用西医方法研究出来的,但是,一样不影响这些中药作为我们中医的武器属性,比如,故纸(补骨脂)抗早孕,天花粉会导致着床失败,学会了这些知识,是否在临床上就会考虑到禁忌,明明人家肾虚不孕,你非要用故纸,岂不是白治?明明人家怀孕以后血虚口干,你非用天花粉,流产了算谁的?所以,请大家摈弃门户之见,中医一定是一个不断完善的学科,从仲景时代至今,每一个中药的功效都在不停更新中,为什么只有我们这代铁杆中医拒绝更新已有的中药知识?要知道,我们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我们可以治好病!

不聊了,我已等待好接受铁杆中医们的炮轰了,效哥说这些,真的是为了我们中医更好,而不是西医的卧底,相信我的人,读懂我的人,一定会成就你的中医帝国,不懂的人,原地踏步走,121,121,立定,向后转,

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法与西医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痛风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护理

摘要:目的 分析中西医护理对痛风病的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我院2011年5月~2013年5月接诊的56例痛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自主选择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患者;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西医临床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法下,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患者的满意度较高。结论 痛风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护理,在临床上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痛风;中西医护理;临床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多样性以及相关知识的缺乏,加之生活节奏过快、工作压力等因素,促使痛风的发病率不断增加。痛风是由于机体长期代谢紊乱,引起尿酸增高,从而造成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痛风的主要特征是尿酸增高、特征性关节炎反复的发作,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或出现畸形、痛风性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痛风属于中医痹证的范畴,主要是由于湿浊瘀阻,留滞关节经络,气血不畅所致。其外因是由于饮酒过量损伤了脾胃造成脾的代谢障碍;内因是先天禀赋不足和脾气虚弱,亦可由其他疾病内耗所致脾气虚弱或劳倦、饮食、情志所伤[1]。

中医认为痛风多见于中老年和肥胖人群,中老年脏腑功能渐衰,加之肥胖多痰多湿,痰湿重浊,同时又过食滋腻厚味,从而出现痰浊流窜经络,阻滞气机,影响代谢,气血运行不畅,使脏腑功能受损。本文结合我院2011年5月~2013年5月期间接诊的56例痛风临床病例,具体的分析其临床护理方法。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011年5月~2013年5月期间接诊的56例痛风临床病例,根据患者自主选择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患者;对照组18例男性,10例女性,年龄38~67岁,平均年龄(41 )岁;观察组14例男性,14例女性,年龄45~72岁,平均年龄(44±)岁。两组患者的在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方面无差异统计学意义,即P>。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西医临床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

常规的西医护理

对于急性痛风关节炎患者,要保持卧床休息,抬高患者的患肢,直至患肢开始恢复活动为止[2]。在此期间需要时常变化体位,防止局部皮肤受压,造成肌肉失用性萎缩和关节功能的缺失。要做到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特别是受累关节红肿热痛的变化,注意患者是否有发热、头痛等伴随症状。对于不良的药物反映,要及时的反馈,观察是否调整用药。通常使用的秋水仙碱是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快速特效药,但是会引起呕吐、恶心、腹泻等症状。如果患者的白细胞低于正常值,禁止服用。在使用抗痛风药物治疗时,最好不要联合用药,以免出现副作用。在用药期间,要鼓励患者多饮水,不得少于2000ml/d,饮水可以稀释尿液,防止尿酸盐在肾脏形成结石。

中医护理

中药外治的护理

中医外治的护理,具体是根据患者的病变部位选取不同中药外洗或外敷治疗疼痛部位,进一步达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如病变部位在指、腕关节处,一般采用外洗法;如果是大关节主要采用中药外敷法;在中药粉剂中加醋调成糊状,敷于患处,消肿止痛的效果满意。

服用中药的护理

湿热蕴结型中药宜饭后偏凉服;湿热留痹者,汤药宜温服;脾肾不足者,则汤药宜饭后温服。

饮食护理

中医认为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护理,进一步促进患者的治愈。急性痛风多为湿邪蕴于关节所致(热盛、湿重、湿热并重);早期在服用秋水仙碱时,对肠胃有刺激,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用芦根煎水代茶饮或栀子、板蓝根、蒲公英泡水代茶饮,以利于尿酸排出,防止肾结石;也可以用玉米须、丝瓜络各60 g煎汤代茶饮,以碱化尿液;平时可以多食西瓜、冬瓜、绿豆汤以利于清热疏利。如果是慢性或间歇性的痛风,在饮食方面要以低热量饮食为主,避免诱发痛风。

可以选择解毒、健脾、利湿、消火的食物,禁食辛辣、刺激、肥甘厚味的食物,防止助湿生热的发生。特别是不能酗酒,肝肾阴虚者可以配合生地黄粥、银耳、芝麻等养阴生津的食谱,或者也可以用红枣、枸杞子、薏苡仁、粳米煮粥食用,有补益健脾的作用;痰浊阻滞要多喝碱性饮料,如牛奶、汽水等,以助浊毒排泄。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动物的肝、肾、胰、脑以及凤尾鱼、啤酒、贝类等。

日常生活护理

能量摄入

痛风病与高血压、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症关系密切,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要限制热量的摄入,控制体重。可以根据病情相应的调整个体能量的摄入。可以选择增加碱性食物摄取,降低血清尿酸的浓度。鼓励患者对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这样不仅能供给丰富的维生素和无机盐,以利于痛风的恢复。

限制饮酒,禁止吸烟

饮酒可以使体内乳酸堆积,乳酸对尿酸的排泄有竞争性抑制作用,因此大量的饮酒,会是血清尿酸含量增高,诱发痛风的发作;同时饮酒可以刺激嘌呤合成增加,使血清和尿液的尿酸水平升高。啤酒也含有少量的酒精,因此也不可以引用。酸奶含有较多的乳酸对痛风患者不利,也应该避免饮用。禁止吸烟。

注意食品烹调方法 在烹调食物时,也应该选择合理的烹调方法,这样可以减少食物中所含的嘌呤量。例如,将肉食先煮然后在烹调;对于食品的一些辅料,如辣椒、胡椒、芥末、生姜等均能兴奋自主神经,诱发急性痛风的发作,所以在烹调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或少放。

起居运动护理

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随着气候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如果外感风寒,内聚湿热可诱发痛风。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有规律性,注意气候对病情的影响,及时的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痛风的发作。在中医中人过于劳累,气耗则抵抗疾病的能力以及机体的修复能力均降低,容易诱发其他病的复发,由此应该注意休息。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增加运动,运动疗法可以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作,减少内脏脂肪,减少胰岛素抵抗性。运动量要适中,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增加乳酸的产生,pH值下降,而诱发急性发作。进行轻度的适当运动,可以增加肌肉比例,减轻体重,减少脂肪,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如此,正确的运动可以预防痛风的发作。

心理护理

对于男性痛风患者,由于在事业、家庭中担负的较多,如果病情反复发作,给患者的心里会增加负担,情绪低落忧郁。所以家人应该给予关心和安慰,使患者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保持心情愉快,调畅气机,促进脾胃运化和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在日常起居中应该严格执行注意事项,减少诱发因子的产生。可以使用中医的情志疗法、自然疗法、文娱疗法作辅助治疗。

3结论

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治疗痛风病的临床效果较为满意。随着人们对痛风病知识的认识,从自我管理、自我观察等方面较为自觉,这也增加了临床护理方法的有效实施。今后我们要结合临床病例不断的提高中西医相结合的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安惠霞,韩丽,赵建霞.痛风患者的辨证施护[J].河北中医,2012,26(6):466.

[2]刘明武.痛风的辨治[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10,2(3):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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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定义是:“综合运用中西医药理论与方法,以及中西医药学互相交叉渗透中产生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研究人体结构与功能、人体与环境(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探索并解决人类健康、疾病及生命问题的科学。”40多年的实践表明,中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中西医结合医学,不仅成为我国医药科学和卫生事业的一大优势,是中国在20世纪对人类医学发展的一大创举和贡献,而且给人类医学特别是各国各民族传统医学发展带来了深刻启示及深远影响。“结合医学”(有称“综合医学”或“第三医学”)已为人们普遍接受,成为20世纪人类医学的新概念。理论层面有:中西医比较研究及发展史研究;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对象;中西医结合医学研究目的;中西医结合临床与基础学科职能;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内部结构及学科族结构;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特征;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学科知识构成;中西医结合医学模式探索;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实践层面有:中西医结合医疗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预防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康复医学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保健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护理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基础学科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教育体系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体系研究。方法论层面有:中西医结合临床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科研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教学方法与人才培养研究;中西医结合技术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管理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思维方法研究;中西医结合领域计算机与信息系统研究;哲学与中西医结合研究;数理统计在中西医结合研究中的应用研究。按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学术是事业发展的基础,所以,90年代制定的“中西医并重”卫生工作方针,其根本是中医与西医两个医学理论体系应当并重。不可重西轻中,更不可以西代中。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而言,科学是技术的理论依据,技术是科学的实践应用,所以,讲“中西医并重”,核心是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科学、理论部分必须并重,既不能以技术代替科学,更不能在科学、理论上以西非中。因此在东西方文化与科学多元共存的今天,科学地理解“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同样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当前,中医医疗、教学、科研、管理上的突出难题是两个“西化”,即学术与管理上的“中医西医化”。这两个西化是上述悖论困扰的结果,至今仍是中医面临的首要难题。用西医生理、病理的观念与方法解释中医的藏象经络、病因病机,用西药药理、药物化学的观念与方法代替中药、方剂理论,几乎占据了中医科研课题的主导地位。而为管理提供科学依据的中医科学学、软科学研究却仍然一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一些人的头脑里,“中医西医化”就是“中医现代化”;有的部门甚至“寺院当教堂,神父管和尚”。中医与西医是两个不同的医学理论体系,从两者的观念、方法到概念、范畴,各不相同,不可通约。因此,中医的医疗、教学、科研、管理必须符合中医的理论与临床特点。人们常说:有为才能有位。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医,绝非无可作为,关键是“如何为”的问题。若以西代中,则中医错位。如此而为,则为必无为,为更无位。从这个角度看,当前,中医必须彻底摆脱从属于西医的地位,并牢牢站稳自己的科学位置,有位才会有大作为。因此,全面贯彻“中西医并重”的战略方针,首先要彻底走出“西化”的误区.面对21世纪,必须使全国上下清楚地认识到:中医正处于一个千载难逢的全面振兴的前夜,这是人类科学发展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惠顾,必须抓住机遇,不可彷徨、蹉跎。其一:20世纪里,在西医飞速发展的同时,越来越暴露出西医无法克服的自身观念、理论的局限性;西药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以及2/3以上的内科疾病缺少特异性治疗的现实,迫使西医不得不“回归自然”,希望从传统医学中求得互补与自救。而在世界的传统医学领域,形成相对完整理论体系者,唯独只有中医。其它各国的传统医学,在理论上尚处于粗浅的萌芽水平,实际上只是经验性的传统治疗方法与技术而已。当今,西医向传统医学求得互补,其视野已经集中在中医上了,所以“中西医并重”很可能发展为21世纪人类医学的大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医药要堂堂正正地走向世界”,就是要把国外没有的地地道道、原原本本的中医,传播到世界各国去。尽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计划、分步骤进行,但决不是把中医西化以后再送到国外去。其二:中国是中医的故乡,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中药材生产大国。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中医就很可能发展为我国最大的知识经济产业。比如,全世界每年用在医疗卫生上的总投入大约2. 5万亿美元,我们12亿人口的大国仅占其中的%左右。如果中医在不断振兴的同时逐步走向世界,那么,我们在医学传播、药品输出、医疗服务等方面精心组织、科学管理,从全世界医疗卫生总投入中取得10%的份额,并非天方夜谭。果能如此,每年将会拿回2,500亿美元的外汇。到那时,中医就自然成为我国独有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巨大的经济增长点,并造福于全人类。对于中医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大政治。所以,中医不但不能“西化”、“不能丢”,而且必须振兴和发展。(详见《关于中医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思考》一文——《中国科技导报》,1999年第7期)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将沿着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的“促进中西医结合”方向和目标不断向纵深发展。(一)在中国已形成的中西医结合(含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认识,必将深化发展。实践将进一步证明中西医结合的必要性、必然性、优越性、规律性和创新性,展示中西医结合是医学发展的重要方向。(二)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科学家、医学家、药学家,乃至医药企业等将投入到中西结合研究中,使中西医结合研究朝着多学科、多层次、高层次、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从而吸纳多学科知识成分,提炼出新医学认识,形成新的医学范畴,产生新的医学成果和医学技术,编织新的中西医结合医学新概念框架之网,构建中西医结合理论体系,促进中西医药学理论与实践的融汇贯通。(三)紧紧围绕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的重大疾病及常见病开展防治研究,以及新药物和新技术的研究开发等,仍是21世纪中西医结合研究主要方向。中西医药结合必将成为“综合防治”人类疾病的重要途径。(四)中西医结合医学(包括临床与基础)学科建设将逐步完善,形成中西医结合学科体系。保证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发展居国际领先地位。(五)中西医结合医学教育必将迅速发展,教育体系不断完善,以满足社会发展及医学发展的需求。如中国的“全科医师”必将是中西医结合的全科医师。(六)中西医结合医院等医疗机构建设将迅速发展,愈加显示出中西医结合医疗机构在医疗、预防、康复、保健、护理、社区卫生服务等方面的优势。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方法及研究成果,将在各种类型医疗机构得到进一步推广应用。(七)中西医结合医学知识将更加普及,进一步形成“中医好、西医好、中西医结合更好”的社会共识。(八)中西医结合医学将与现代医学、中医药学并驾齐驱,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促进和实现中西医结合,是我国医学发展的方向和远大目标,是我国医药卫生工作者以及科技工作者共同承担的历史使命。21世纪必将是中西医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也是全人类传统医药与现代医药相结合的“结合医学”蓬勃发展的世纪。你准备给我加多少分啊

国内专家对外国医学研究的论文

将传统的中医中药知识和方法与西医西药的知识和方法结合起来,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基础上,阐明机理进而获得新的医学认识的一种途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中西医结合医学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痛风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护理

摘要:目的 分析中西医护理对痛风病的临床护理方法。 方法 选取我院2011年5月~2013年5月接诊的56例痛风患者为研究对象,根据患者自主选择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患者;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西医临床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结果 观察组患者在中西医结合的护理方法下,临床疗效明显高于对照组,且患者的满意度较高。结论 痛风患者的中西医结合护理,在临床上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值得临床推广和应用。

关键词:痛风;中西医护理;临床研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质量不断提高,饮食结构的变化和多样性以及相关知识的缺乏,加之生活节奏过快、工作压力等因素,促使痛风的发病率不断增加。痛风是由于机体长期代谢紊乱,引起尿酸增高,从而造成组织损伤的一种疾病。痛风的主要特征是尿酸增高、特征性关节炎反复的发作,严重时甚至会影响关节的活动或出现畸形、痛风性肾病。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痛风属于中医痹证的范畴,主要是由于湿浊瘀阻,留滞关节经络,气血不畅所致。其外因是由于饮酒过量损伤了脾胃造成脾的代谢障碍;内因是先天禀赋不足和脾气虚弱,亦可由其他疾病内耗所致脾气虚弱或劳倦、饮食、情志所伤[1]。

中医认为痛风多见于中老年和肥胖人群,中老年脏腑功能渐衰,加之肥胖多痰多湿,痰湿重浊,同时又过食滋腻厚味,从而出现痰浊流窜经络,阻滞气机,影响代谢,气血运行不畅,使脏腑功能受损。本文结合我院2011年5月~2013年5月期间接诊的56例痛风临床病例,具体的分析其临床护理方法。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

2011年5月~2013年5月期间接诊的56例痛风临床病例,根据患者自主选择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每组28例患者;对照组18例男性,10例女性,年龄38~67岁,平均年龄(41 )岁;观察组14例男性,14例女性,年龄45~72岁,平均年龄(44±)岁。两组患者的在年龄、性别等基础资料方面无差异统计学意义,即P>。

方法

对照组患者采取常规的西医临床护理,观察组患者实施中西医结合的护理。

常规的西医护理

对于急性痛风关节炎患者,要保持卧床休息,抬高患者的患肢,直至患肢开始恢复活动为止[2]。在此期间需要时常变化体位,防止局部皮肤受压,造成肌肉失用性萎缩和关节功能的缺失。要做到密切观察患者的病情,特别是受累关节红肿热痛的变化,注意患者是否有发热、头痛等伴随症状。对于不良的药物反映,要及时的反馈,观察是否调整用药。通常使用的秋水仙碱是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的快速特效药,但是会引起呕吐、恶心、腹泻等症状。如果患者的白细胞低于正常值,禁止服用。在使用抗痛风药物治疗时,最好不要联合用药,以免出现副作用。在用药期间,要鼓励患者多饮水,不得少于2000ml/d,饮水可以稀释尿液,防止尿酸盐在肾脏形成结石。

中医护理

中药外治的护理

中医外治的护理,具体是根据患者的病变部位选取不同中药外洗或外敷治疗疼痛部位,进一步达到消肿止痛的作用。如病变部位在指、腕关节处,一般采用外洗法;如果是大关节主要采用中药外敷法;在中药粉剂中加醋调成糊状,敷于患处,消肿止痛的效果满意。

服用中药的护理

湿热蕴结型中药宜饭后偏凉服;湿热留痹者,汤药宜温服;脾肾不足者,则汤药宜饭后温服。

饮食护理

中医认为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护理,进一步促进患者的治愈。急性痛风多为湿邪蕴于关节所致(热盛、湿重、湿热并重);早期在服用秋水仙碱时,对肠胃有刺激,在此期间我们可以用芦根煎水代茶饮或栀子、板蓝根、蒲公英泡水代茶饮,以利于尿酸排出,防止肾结石;也可以用玉米须、丝瓜络各60 g煎汤代茶饮,以碱化尿液;平时可以多食西瓜、冬瓜、绿豆汤以利于清热疏利。如果是慢性或间歇性的痛风,在饮食方面要以低热量饮食为主,避免诱发痛风。

可以选择解毒、健脾、利湿、消火的食物,禁食辛辣、刺激、肥甘厚味的食物,防止助湿生热的发生。特别是不能酗酒,肝肾阴虚者可以配合生地黄粥、银耳、芝麻等养阴生津的食谱,或者也可以用红枣、枸杞子、薏苡仁、粳米煮粥食用,有补益健脾的作用;痰浊阻滞要多喝碱性饮料,如牛奶、汽水等,以助浊毒排泄。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如动物的肝、肾、胰、脑以及凤尾鱼、啤酒、贝类等。

日常生活护理

能量摄入

痛风病与高血压、肥胖、高血糖、高血脂等症关系密切,由此在日常生活中要限制热量的摄入,控制体重。可以根据病情相应的调整个体能量的摄入。可以选择增加碱性食物摄取,降低血清尿酸的浓度。鼓励患者对蔬菜和水果的摄入,这样不仅能供给丰富的维生素和无机盐,以利于痛风的恢复。

限制饮酒,禁止吸烟

饮酒可以使体内乳酸堆积,乳酸对尿酸的排泄有竞争性抑制作用,因此大量的饮酒,会是血清尿酸含量增高,诱发痛风的发作;同时饮酒可以刺激嘌呤合成增加,使血清和尿液的尿酸水平升高。啤酒也含有少量的酒精,因此也不可以引用。酸奶含有较多的乳酸对痛风患者不利,也应该避免饮用。禁止吸烟。

注意食品烹调方法 在烹调食物时,也应该选择合理的烹调方法,这样可以减少食物中所含的嘌呤量。例如,将肉食先煮然后在烹调;对于食品的一些辅料,如辣椒、胡椒、芥末、生姜等均能兴奋自主神经,诱发急性痛风的发作,所以在烹调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或少放。

起居运动护理

在日常的生活中,一定随着气候的变化,适当的增减衣物,如果外感风寒,内聚湿热可诱发痛风。所以在平时的生活中要有规律性,注意气候对病情的影响,及时的采取相应措施,防止痛风的发作。在中医中人过于劳累,气耗则抵抗疾病的能力以及机体的修复能力均降低,容易诱发其他病的复发,由此应该注意休息。可以根据病情适当的增加运动,运动疗法可以有效的预防痛风的发作,减少内脏脂肪,减少胰岛素抵抗性。运动量要适中,不要进行剧烈运动,剧烈运动会增加乳酸的产生,pH值下降,而诱发急性发作。进行轻度的适当运动,可以增加肌肉比例,减轻体重,减少脂肪,增加机体的抵抗力。如此,正确的运动可以预防痛风的发作。

心理护理

对于男性痛风患者,由于在事业、家庭中担负的较多,如果病情反复发作,给患者的心里会增加负担,情绪低落忧郁。所以家人应该给予关心和安慰,使患者树立正确的生活态度,保持心情愉快,调畅气机,促进脾胃运化和增强自身的免疫功能。在日常起居中应该严格执行注意事项,减少诱发因子的产生。可以使用中医的情志疗法、自然疗法、文娱疗法作辅助治疗。

3结论

采用中西医结合护理,治疗痛风病的临床效果较为满意。随着人们对痛风病知识的认识,从自我管理、自我观察等方面较为自觉,这也增加了临床护理方法的有效实施。今后我们要结合临床病例不断的提高中西医相结合的护理质量,减少并发症的发生,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安惠霞,韩丽,赵建霞.痛风患者的辨证施护[J].河北中医,2012,26(6):466.

[2]刘明武.痛风的辨治[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10,2(3):163-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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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基础医学教育考核的关联性思考论文

【 摘要 】基础医学教育是培养医学专业人才不可或缺的环节,全面推进基础医学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发展,能够为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支持。然而对当前我国医学医学教育和考核进行研究,发现受到整体医学教育事业起步较晚的影响,我国整体基础医学教育和考核发展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与国外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基础医学教育尤其面临着多种问题。本文从国内外基础医学培养目标的差异、教育与考核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国内外考核标准差异出发,对国内外基础医学教育、考核关联性进行了综述分析,力求能够为我国基础医学教育改革提供相应的理论借鉴。

【 关键词 】基础医学;教育;考核;关联性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医学模式发生改革,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也就意味着现代医学不仅限于传统的生物学治疗,同时还包括了心理学和社会学治疗。现代医学为患者提供的服务更加全面,对医务人员的素质要求也相应提高,医生的工作不单单是治病救人,更要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世界教育联合组织提出了五星级医生的概念,这使得医生从传统的治疗执行者变为了执行者、沟通者乃至管理者的集合体,WHO在1993年也提出了医生不应当满足于院校学习,而是应当作为生物学科的终生学习者。之后世界教育联合等组织提出的《本科医学教育国际标准》、《本科医学教育质量保证指南》中明确了医学本科毕业生所应当具备的基本素质,为医学教育培养指明了目标[1]。我国的整体医学教育事业起步较晚,与国外教育水平存在差距,基础医学教育尤其面临着多种问题,本文通过对目前国内外基础医学教育、考核的现状及关联性进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基础医学教育提供参考,现阐述如下。

1基础医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差异

职业素质

国内外医学教育在职业素质培养方面基本一致,均要求医生应当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重视医疗伦理,强调全面服务患者,实事求是,具有团队协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从而更好的推动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知识目标

国内外培养要求基本一致,基础医学教育培养主要目标是为了让学生掌握基础学科知识、医学相关学科知识等,例如在学习阶段应当掌握常见疾病的'发病病因、病理机制、临床表现、诊断及治疗方法等,明白疾病预防的意义,疾病的筛查手段,以及临终关怀知识等。基础医学理论知识是整个临床学习的基础部分,虽然教育方法有所差异,但主要是分为基础和临床两个阶段,但在不同阶段中的教育方式有所不同,近年来PBL教学法、案例教学法等已经逐渐成为了应用热点。

技能目标

临床学习阶段是技能目标培养的主要阶段,目前国内院校将整体教学分为基础、临床两个阶段进行学习,将技能目标培养的重点放在临床阶段,基础阶段则主要采用理论课来进行讲解,穿插一些实验以提高学生的理解程度。国内已经尝试采用PBL教学、中心教学以及小组讨论等方式来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沟通能力和团队配合能力,进行了技能目标培养的改革尝试。总体而言,在对临床医学生的培养目标方面,国内外基本保持一致,随着现代医学的进步,基础医学学习不单单依靠理论讲解,还要考虑技能和能力的初步培养,还应当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加强沟通能力、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些能力对学生以后工作的影响十分深远。

2培养目标与考核之间的关系

在这方面国内外存在较大差异,虽然为了达到各项培养标准,国内外院校都会进行考核,以此来评价医学生的学习成果,但考核往往并不能完全作为评价学生能力的标准。目前国内主要依托于终末考核来进行评价,以判断学生是否达到预期的培养目标,因此在教学中往往根据考核内容及形式做相关安排,这也就说明考核目标成为了学生的学习方向,该思路是正确的,但这要求教师不能只考虑完成考核结果,更要根据预定目标及时调整教学方案,学生也要根据阶段考核来进行自我总结,有重点的加强学习,充分发挥考核的指挥棒作用。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传统考核仅属于总结性评价,也多采用闭卷笔试进行,虽然能够很好地检验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但对于学生的技能水平和能力测定存在空缺。而国外多采用阶段考核、终末考核相结合的方式,阶段考核为教师的教学方向提供参考依据,终末考核的权重也只是相对较大,这就能够更好的体现学生阶段性的努力,并且在考核方面平均分配了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权重,更客观、全面的评价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和学习能力[2],这方面是值得学习的。

3基础医学教育考核的评价方法

考核能够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检验,由考核工具、内容、对象等组成。基础医学教育的题型广泛,考核方式也多种多样,对医学生的考核除了要掌握基础知识外,还应当具备一定的人文素养,养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学习行为,培养实验操作能力、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等,必须综合考虑,妥善选择考核工具及方式,才能全面、客观的评价学生的学习情况。知识考核闭卷笔试是目前基础医学的重要考核方案,且不可被替代,对此国内外学者进行过许多专门的研究,笔试的方式也在不断的改进,例如改变选择题的题型、将考题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加入病例分析等。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更客观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但实际在考试中,仍难以脱离需要死记硬背的怪圈。有学者指出[3],培养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知识应用能力更为重要,因此题型的改变是次要的,主要点在于明确考核方向,选好考核题目。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学者设计了一种三级考核模式,在考核开始后,教师给予学生一个病例命题,要求学生自己通过查阅资料等方法来寻求答案,并列出与患者相关的一系列生物医学命题,在试卷上写上自己的理解和答案,最终老师点评并讲解,这种教学方式值得学习。能力考核能力指的是对知识、技能等素质的综合运用,医学教育中对能力的考核方法较多,例如病理标本观察与说明、解剖操作等,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考核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以及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临床问题的能力,但由于考核过程缺乏统一标准,教师的直观判断占主导地位,使得学生的实际能力与考核结果存在一定差异,这种情况在国内外均无法避免。近年来印度学者提出采用“笔试+操作+口试”的方法[4],首先给予学生10min时间对一个病例进行笔试回答,之后进行实际操作,操作结束后接受老师的提问,这种方式能够全面的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以及对知识的应用。目前国内也有利用综合考核的院校,但缺乏深度,推广力度也不足,需要进一步改善。态度考核学习态度指的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主要通过学生对学习的积极性观察来判断,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的反应较弱,教师仅能根据学生的主动提问次数、是否准确完成学习计划等方面来进行评价。英国莱斯特医学院采用了一种小组学习法[5-8],将一定数量的学生和一名教师分为一个小组,安排小组活动,要求小组成员共同参与任务并反思所完成的工作,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提供观点、进行研究分析、准备材料都属于能力的体现,也是考核的一部分,最终考核不但考虑小组成绩,更考虑单项评分,考核过程更加自然,也就更能释放学生的能力,鼓励学生为自己的学习负责。

4小结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社会对医学毕业生的要求也存在一定的变化,考核能够指引学生的学习方向,是不可或缺的,但单纯看重考核结果的行为也并不可取。教学方案、教学内容和教学模式近年来均有较大改革,考核模式也应当有所转变。基础医学阶段是整个医学教育中不可缺少的环境,应当将教育、考核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更客观的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效果,对于医学生的成长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应当借鉴国内外学者提出的先进思想、方案,将考核评价与培养目标紧密结合,以实际病例作为引导,使教师与学生形成良性互动,更好的提高教学效果,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的医疗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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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黄小平,邓常清.PBL与案例教学相结合在基础医学教学中的应用[J].基础医学教育,2016,18(7):537-539.

[3]鲜于丽,代凌云,翟忠美,等.中高职护理专业基础医学课程对接问题的研究[J].护理学报,2016,23(6):27-30.

[4]田丹,张俊沧,王显超,等.某军医大学临床医学专业基础医学课程整合方案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医药导报,2014,11(24):142-144.

[5]陈春燕,杨枢,张钰.医学院校大学生手机依赖与焦虑、抑郁、压力的关联性分析[J].包头医学院学报,2017,33(7):98-100.

[6]李夏青,刘福,张杨,等.专业英语学习和医学双语教学课程的关联性探讨[J].基础医学教育,2017,19(5):376-378.

[7]牛猛.利用Apriori算法对医学生成绩进行课程关联性分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2(2):115-117,124.

[8]廖虹,韩乐,孟玲筠.医学英语词汇与普通英语词汇的关联性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15,33(7):40-43.

(有关某群体脂肪肝的患病率的调查及研究)科研立项的书写格式及范文

中国神话学研究的专家论文

1903年,蒋观云在日本出版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篇神话学论文。蒋观云(1866~1929),名智由,原名国亮,字观云、星侪、心斋,号因明子。浙江诸暨东浒山人。早年就读于杭州紫阳书院,能诗善文,工书法。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廪贡生应京兆乡试举人,授山东曲阜知县,因见国势衰弱,怀救国革新之志,未赴任。同情和支持康有为、梁启超变法。1902年冬自费留学日本,在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任主编,撰写文章在该报发表。投身诗界革命,前期诗作多反对封建专制、颂扬西方民主,史称“近世诗界三杰”之一。 晚年寓居上海,诗作转向保守。撰于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1901年)秋冬和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春夏的《海上观云集初编》一书,于1902年十一月十日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作者论述了“荒古之民”及“鬼神怪异之术”等初民社会,论述了风俗之生成、因袭、风俗与人心之关系、中西风俗之比较、神道妖怪之说与破迷信、启民智之革命等,但却未见“神话”二字出现于其中。梓于日本的《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一书,在与迦勒底古代宗教的比较中,论述了中国人的多神信仰。他写道:“迦勒底古代之宗教,崇奉多神,数多之神,各自支配其领土。诸神中之最贵者,为日、月、星,以上帝为诸神之极,君主为天之代表,有半神之观念。今按中国古代,亦崇奉多神,日有纪,月亦有纪,星辰亦有纪。而其神之最尊重无匹者,厥惟上帝。……”他还以《山海经》和《帝王世纪》中的神形为例,说明神形的进化分为三代:“《山海经》记载,有所谓鸟身人首之神者,有所谓龙身马首之神者……多不胜数。又《帝王世纪》,称伏羲女娲氏为蛇身人首;神农氏为人身牛首;神农以后,亦全体为人类。”1903年,在他主编的《新民丛报》(日本横滨)第36号上以“谈丛”为栏题,发表了《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一文,采用了梁启超在他之前已经采用的“神话”这一新词。在这篇被称为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史上第一篇神话论文的文章中,作为诗人的蒋观云,是以中国古代“文以载道”的观点来看神话的,他写道:一国之神话与一国之历史,皆于人心上有莫大之影响。……神话、历史者,能造成一国之人才。然神话、历史之所由成,即其一国人天才所发显之处。其神话、历史不足以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则其国人天才之短可知也。神话之事,世界文明多以为荒诞而不足道。然近世欧洲文学之思潮,多受影响于北欧神话与歌谣之复活,而风靡于保尔亨利马来氏。……盖人心者,不能无一物以鼓荡之。鼓荡之有力者,恃乎文学,而历史与神话,(以近世而言,可易为小说。)其重要之首端矣。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江河,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至历史,又呆举事实,为泥塑木雕之历史,非龙跳虎踯之历史。故人才之生,其规模志趣,代降而愈趋于狭小。(如汉不及唐,不及汉宋,不及唐明,不及宋清,不及明,是其证。)他反对传统儒学家经学家们特别是乾嘉学派,把神话看成是荒诞怪异(怪、神、谐、异)的梦呓,“以为荒诞而不足道”,而认为神话是文学,是“鼓荡”人心之“有力者”、“重要之首端”,充分地估价了神话有益于世道人心的积极作用,这是他的学术思想的进步之所在。他所重视的神话之“增长人之兴味,鼓动人之志气”、“鼓荡”人心的作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对于人心的启迪和教育作用。在神话学在西方世界(主要是欧洲)已相当发达、甚至趋于成熟,而我国许多进步知识分子如同“盗火者”那样向西方盗取现代文明和思想之火,竭力挣脱旧经学旧儒学的禁锢的时候,作为我国现代神话学史上第一篇独立的学术文章作者的蒋观云,无疑是一个披荆斩棘的开创性角色。但由于他把古代的神话与后世的文学完全等同视之,故而认为中国的神话,即使像盘古那样气势恢弘,而又神秘莫解的创世和推原神话,都不能不显得“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白河次郎与国府种德语),特别是他关于中国社会发展“代降而趋于狭小”的断言,可见出他关于神话和历史的阐释,在学理上显示出某种幼稚和偏狭。20年后,蒋观云又写了一部《中国人种考》(1929年11月)。在这部书里,在其论述中华民族起源地、大洪水等问题时,作者显然也受了日本学者的影响,甚至大量采用了他们的论点,但他对神话的“想象附会”(即幻想性)特性所作的发挥,则特别值得注意,表达了自己的见地。他写道:“基督教中洪水之说,曾有人谓在纪元前2349年,而与中国尧时之洪水,为同一时期之事,其前后相差,仅不过五十余年。西方洪水,以泛滥潴蓄之余,越帕米尔高原,超阿尔泰山,汇合于戈壁沙漠,而从甘肃之低地,进于陕西山西之低地,以出于河南直隶(今河北)之平原,余势横溢以及南方,其间或费五十余年之岁月,然后西方之洪水,东方始见其影响。顾是说也,以为太古不知何年代之事,则戈壁一带,曾有人认为太古时一大海,故西藏今日,尚有咸水之湖,与有人认阿非利加撒哈喇之大沙漠,为太古时一大海者,其说相同。如是,则由戈壁之水,以淹中国之大陆者,于地势为顺。若当尧之时代,则地壳之皱纹亦已大定,山海凹凸之形势,与今日之小有变迁,而必无大相异同之事。然则……且尧时洪水,或不过中国一部分之事,未必当其时,而谓全地球俱浸没于浩浩滔天之中,即征之各国古书,载洪水之事,亦见不一见;然多系一方之小洪水,而不足以当挪亚之大洪水。若必欲据中国之事以实之乎?古史中有云:‘共工氏以水乘火,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炉灰以止淫水。’似明言上古有一次大洪水之事,其云天柱折者,犹后世之言天漏,地维缺者,犹言大地陆沉,雨息而得再见日月云霞,则以为炼五色石而补之矣;水退而地体奠定,则以为立鳌足以扶之矣。上古神话之时代,其言多想象附会,荒诞盖不足怪。要之,惟此洪水,其时期为最古,以吾人始祖亦从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或者与巴比仑、犹太希腊同载其相传之古说欤?未可知也,而其年代则固未能确定也。” 说华夏民族自幼发拉底、底格里士两河间而来,是当时西方和日本学界十分盛行的一种观点,20世纪一百年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此说不过是一伪说而已。蒋观云一反在《神话•历史养成之人物》里将神话看作是文学之“首端”(滥觞)、强调其作用于人心的文学观,而把古代神话作为考证和论述中国人种起源和历史演化的比较资料,阐述和宣传其社会发展的进化论思想,显然更多地受到了人类学派的某些影响。他写道:“……印度书中所言八明之化身,中国书中所言黄土抟人,希腊神话中所言掷石化人,一入于吾辈今日之眼,既不免惊其说之离奇,而又邈无证据,置之于学术界中,无一毫价值可言。然欲认人类为突出,则虽欲不若是之荒诞而有所不可,而试从是等诸说,以回顾达氏(达尔文)之所言,则所谓由万物进化而来者,其说实至平易,而固毫不足为怪异也。” 相比之下,此时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比年轻时变得开阔了。进而,他还从人种学的角度对《山海经》中的异形之神人作释义:“《山海经》者,中国所传之古书,真赝糅杂,未可尽据为典要。顾其言亦有可释以今义者。如云长股之民,长臂之民,殆指一种之类人猿。类人猿中有名‘萨弥阿’者,其前肢盖极长。又所谓‘毛民’者,当太古栖息林木中,为防寒暑护风雨,一般无不有毛,其后以无用毛之必要,渐次淘汰而至于尽,而其时原人之一种,或犹有毛,故号之曰‘毛民’耳。又黑齿为文身之俗,今日蛮民中尚多有之,是固易解者,至当时之所谓国,决非如今日之状态,或于一方之间,取其有特异者而言之,如后世称马多者曰‘马国’,象多者曰‘象国’,其所指者或为类人猿,或为兽类,而不必专泥于人类以相求,则亦可稍无疑于其言之怪诞矣。夫今日学问中可据为论点者,自必以科学为本,而无庸引此荒远之书。虽然,既为我国流传之古籍,故亦略举一而二附于其次也。” 他的这种解释,其立场,不是神话学的,而是科学的。论者说:“他企图利用所知道的动物学、民族志及原始文化史等知识,去解释《山海经》里一些奇异的人物、事象,而且对这部古典著作所记载的资料,采取了有区别的对待的态度。虽然他所解释的现象,只限于书里的一部分,解说也不太充分,可是这种说法,大体上还是站得住的,的确进入了过去学者在这问题上所未踏到的境界。它可以说是当时学界,对于这部古典著作的某些疑难部分所作的比较科学的新见解。”在此书中,蒋观云对《山海经》中的昆仑之丘作了解说:“中国古书,多言昆仑,而又述黄帝之所游(注:《庄子•天地篇》: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山海经》: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昆仑之丘……)及黄帝之行宫。至周之穆王,欲骋八骏,一巡游其地以为快,而屈原作赋,亦若不胜驰慕之情。此明示中国古来,于昆仑若有特别之关系。且观古书所载,述昆仑之形势,亦颇详尽。夫以吾人所知三代以后之事例之,如所谓张骞玄奘之西行者,其事盖少。何则?以中国气候之温和,物产之丰备,土地之平易,既无须出塞西行,为逐水草而谋生计,而以其道路之险难,亦足阻人旅行之情。然则,太古时代,以何因由,而反于往来西方之事独密?此而谓由中国西行,以探其地,毋宁谓由西东来,而道路所经由,因得熟悉其地形也。且犹有不可解者,古书所言西方之事,何以皆归之于黄帝,而取百家之说,以参差互证,又俱言西方盖有乐国,即黄帝之梦华胥,亦云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 今天看来,他的这段解说尽管不无捕风捉影之嫌疑,但他看取问题和立论阐发的角度,也有可取之处。蒋观云在他的时代,发表了中国神话学史上了第一篇神话专文,为中国现代神话学揭开了第一章,其功绩永垂史籍。摘自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第一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中国古代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摘 要:作为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对中国古代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在对技术创世、技术过程、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中,呈现出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而有关技术的误读,则流露出浓厚的“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这些技术意识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又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关键词: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技术意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折射,反映了古代思想文化观念的某些特征。其中有些内容涉及技术活动,是先民技术意识的一种特殊表现。这里所说的古代神话,采用神话学家袁柯先生的“广义神话”概念,即不局限于上古的狭义时间范围内,并将民间流传神话、道教仙话、历史人物的神话传说都纳入神话范围。这些神话传说是对历史过程的一个解释系统,其中蕴含对技术价值和功能的特定理解。通过分析古代神话传说中的技术意识,有助于了解技术思想演变的脉络,深入理解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一 技术创世的解读中国古代与技术相关的语汇包括技、伎、艺、巧、工等,这样的技术空间是一个包含着巫术、文学、艺术在内的有机整体。这些纷杂的概念通过其意义的原生、增生、转生,形成了一个庞大体系。本文只摘取其中与生产技术含义链接的部分,即物质生产活动中的工具以及人的行为,作为考察的对象。早期的神话大多是创世神话,讲述开天辟地、人类与万物起源的故事。这类神话源于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理解和诠释,蕴含着古人对技术与人类命运关系的思考。在这类神话中,“女娲造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一篇: 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接,乃引于泥中,举以为人。对这则神话进行解读,至少可以获得三条与技术相关的信息:其一,“抟黄土”这项技术活动打造了人类。其二,造人的技术是一项崇高的生产活动。其三,在这项伟大的技术活动中,女娲采用的质料是泥土。古希腊、希伯来、古埃及、北欧、印第安人的神话中都不约而同讲述着神以泥土为质料造人的故事。其中,古希腊神话讲述了先觉者普罗米修斯用黄土捏成和自己一样的小生灵,爱神厄洛斯给他以精神,智慧女神雅典娜赋予他灵魂,造人的工作才得以完成。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并将“气息”吹入泥人的鼻孔中,于是一个活生生的亚当就此诞生了。可见,“两希”(古希腊、希伯来)神话中出现的造人技术完全是物质性的,技术打造的只是人类的肉身,而生命的真正源泉———灵魂、精神却来自于神的“气息”。因而,人类也就有了双重的属性:作为物质性的人的泥土属性和具有精神人格的神的属性,而这两种属性却是矛盾对立的,由此导致了灵与肉、理性与感性、精神与物质永恒的冲突。于是,当亚当被罚落大地时,上帝明确对他说:“地必因你而受到诅咒。”由此可见,“两希”神话明确表达了对构筑人类肉体的技术质料———泥土的贬抑之情。与“两希”神话不同,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的缔造神女娲本身就是土地神。葛洪的《子·释滞》中提到“女蜗地出”,女蜗与其所创造的生灵是同质同构的。这里对于造人的质料—泥土并没有“两希”神话中的贬抑,相反却充满了崇敬和热爱。女蜗造人显现出了全然不同的意蕴,技术主体在富于创造性的技术活动中,生产出的不是硬邦邦的物质产品,而是将心灵、情感、精神这些构建生命本体的要素一起融人人类的肉体中,生命从女蜗的手中柔软地流淌出来。技术并非独立于人之外,女蜗术仅仅是技术或工具的操作者,她本身就处在技术之中,这个技术过程就是技术生命展开的过程,其创造的技术产品直接就是人的生命。在比女蜗稍后的盘古神话中,技术的威力得到了又一次张扬,技术不仅创造了生命还创造了世界。盘古生于“混沌如鸡子”的天地中,他“左手执凿,右手持斧,或用斧劈,或以凿开,自是神力。久而天地乃分,二气升降,清者上为天,浊者下为地,自是而混茫开矣。盘古用斧与凿,开辟出广裹无际的天地。在盘古的斧凿痕迹中,我们看到了古人心目中技术的崇高与神圣。在中国古代神话中,现实的技术也得以讴歌赞美,成为人类能够繁衍壮大的有力武器。(韩非子·五蠢》中记载:“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艾蚌蛤,腥躁臭恶,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躁,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曰隧人氏。”从“构木为巢”到“钻隧取火”,技术带给了人类生存的机遇,因而是神圣的,掌握技术的人便成为“圣人”、“王者”。在古代神话传说中,几乎所有与人类生存与发展相关的技术发明都源于神化了的圣主贤臣:伏羲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神农作瑟。女娟作笙簧。领项命飞龙氏铸洪钟,声振而远。祝融作市。句芒作罗。黄帝使羲和作占日,常仪作占月。伶伦造律吕。沮诵仓领作书。史皇作图。伯余作衣裳。尹寿作镜。贵尤以金作兵器。巫彭作医。巫咸作铜鼓。逢蒙作射。胶作服牛。相土作乘马。奚仲始作车。宿沙作煮 盐。化益作井。……先民沉浸在技术给人带来的巨大利益和福扯的狂喜之余,开始对技术产生了一种类似宗教的敬仰之情。技术被神化了,这一神化的指向,其一是技术本身,其二是创造技术的主体。随着技术越来越深人到人的日常生活中,技术崇拜更加扩大化,不仅技术的缔造者,就连能娴熟使用技术的能工巧匠也被神化了。神话中的堰师、鲁班、巧锤、墨翟等,能用过人的才智创造各种灵巧的机械,甚至可以达到巧夺天工的程度。堰师为周穆王所造的“机器人”能够“钥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唯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以至周穆王由衷地感叹道:“人之巧乃可与造化者同功乎!; “人工”形式的技术在本质上却代表着“天工”的在场,“天人合一”在技术活动中得以完美呈现。中国古代对技术极为推崇。技术发明是圣人所为,普通工匠不是圣人,只能继承不能超越。中国古代技术意识以“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为根基。在传统文化中,“天”的含义是多重的,一方面指“天空”、“天然”,即自然;另一方面也指能够主宰人类命运的外在力量的总和,其中包括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人类的一些最普遍的属性和特征,以及人类社会生活与外部世界相互止约关系的深层体验。 “天”是有意志、有情感的,因而“天人合一”规范下的技术也是有意志、有情感的。笼罩于“天”之下的技术,必须听命于“天”,“天”是立法者,技术仅仅是执法者。上天制定出技术的范式,圣人作为“天”的神化意象因循技术范式创造了各种现实技术,而普通工匠只是技术的应用者,无法超越和创造这种天工之技。中国古代技术意识扎根在深厚的农耕文化土壤之中。早在仰韶文化的中晚期,中华民族的主体—黄河流域的华夏先民就已进人农耕时代。以农耕为主的经济方式强化着人们对土地的感情,孕育着人们的恋土情结:老百姓最崇拜的大神女蜗、黄帝、炎帝、尧、禹等都与土地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中国文化构建的世界基本模式—五行模式中,居于中央以控四方的是“土”。由此,以平和、仁厚为旨归的土地精神和恋土情结,犹如中华民族的血脉,几千年来一直流淌在中华大地上,不仅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也影响到中国古代的技术文化观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建立在农耕文化之上的技术文化观念,使得中国古代技术严重脱离工商活动,因而也就无法适应工业文明的需要,与近代科学技术的诞生失之交臂。二技术过程的解读技术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是一个通过发明而不断创生的体系,“技术的本质的、固有的特征是它的过程性、动态性。”困对技术发明过程的理解是把握技术本质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古代神话中,许多篇章都表现出对技术发明过程的解读,从中透视出古人对技术本质的诊释。对于原创技术的来源问题,不少神话传说都有所涉猎。《周易·系辞下》中的一段话,就是对传说中圣人原创技术的解释:古者包栖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苦,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栖氏没,神农氏作,研木为耗,揉木为未,未褥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磕》。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枯之,吉无不利”。断木为杆,掘地为臼,件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弦木为弧,列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盖取诸《睽》。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掉,盖取诸《大过》。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类传说的共同特点,古人将其概括为“制器尚象”。“制器尚象”的思想源于《周易·系辞上》:“《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盆者尚其占。”“制器尚象”是指“制器者”要善于观察自然,向自然学习,从中提取必要的“象,’(包括物象、卦象、意象、道象等各个层次),进而再于“象”中推演出所要创制器具的范式及其技术要义。“制器尚象”实际上是通过对自然的模仿,来完成人工的技术活动。中国古代神话有关“制器尚象”的例子并不鲜见,比如: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贵尤战于泳鹿之野,常有五色云气,金枝玉叶,止于帝上, 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女娟作笙簧。问曰:“上古音乐未和,而独制笙簧,其义云何?”答曰:“女娟伏羲妹,蛇身人首,断鳌足而立四极,人之圣而制其乐,以为发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二簧也。黄帝受自然界“花葩”形态的五色祥云启发制作了象征帝王之尊的“华盖”。女蜗所制的笙簧是一种以葫芦为底插竹管于上方的乐器。葫芦是瓜类植物,在古代含有子孙众多的象征意义,《诗经·绵》中就有“绵绵瓜贬”之句。女蜗正是“以为发生之象”,即取象于人类的滋生繁衍。此外,鲁班见水上蠢(螺)而制门户铺首,周穆王时人们仿制鱼样造钥匙,都以模仿自然而创制具体的技术,正如谭嗣同所说:“见飞蓬而作车,见蜘蛛而结网,一草一虫,圣人犹制器尚象,师之以利用…”只有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象”中汲取灵感,才能把大自然中所孕育的技术机理转化为造福百姓的技术发明。技术作为一种动态的发生过程,必然要经历从智能技术向现实技术的过渡。也就是说,首先要有某种技术设想,随后才能将这种设想运用于现实生产活动中。在中国古代的技术活动中,往往过于强调智能技术即经验、诀窍。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反复咏叹着技术活动中如何将人的智力潜能发挥到极致,比如众所周知的《厄丁解牛》:厄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琦,者然向然,奏刀·锗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危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邵,导大襄,因其固然,技经肯李之未尝,而况大抓乎!良厄岁更刀,割也;族厄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删。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删。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沐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碟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厄丁之言,得养生焉。“厄丁解牛”所要言说的中心话语是“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梁惠王在观赏完厄丁解牛的全过程后,从中感悟到的是“养生之道”,而非仅仅对解牛技术的赞叹,更没有想到要将这种先进技术加以推广。在中国古代文化的框架里,“道”是一个特有的范畴,也是一个中国古代技术思想的根基。“道”是天工造物的最高技术形态,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技术文化的角度来看,“道”是变化万物的自然的程序,包括自然创化的技术态势、技术机理和技术运作。所谓“道进乎技”,“就是使人为规定的程序合于自然程序的过程。这是技术活动中智能形态的表现,它强调的是技术活动中以意会(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和直觉(官知止而神欲行)为根本的思维方式,技术过程就是一个充分发挥人的智力潜能的过程。在轮扁研轮、运斤成风、津人操舟、纪昌学射等叙事中,同样反复强调着“道进乎技”的智能技术形态。技术是人与自然的中介,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技术发展中的重要问题。在中国古代神话蕴含的技术意识中,通过对神圣宝器的崇拜情结间接地反映出中国古人对自然的认知态度。所谓神圣宝器,指的是凝聚着自然精华或上天赋予神秘力量的器物,这些神圣宝器具有巨大威力。秦始皇以一条赶山神鞭,能将天下石头都驱赶到长城下面,以供筑城之用。传说中的竹王能够以剑击石,石破水出。而“送子张仙”则因仙人所送竹弓,得以“视人家有灾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陆游《答宇文使君问张仙子》),成就了“避疫”、“送子”的功业。技术在神圣宝器的包装下成为神圣自然的代言,技术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明显地体现出一种有机论的自然观,主张天地化育万物,而人的技术行为只有顺应自然、应承天意,才能成为人类自身发展的有力手段。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神话中折射出的技术意识,从不同的侧面勾勒出了中国古代技术发展过程的影像:技术与自然共同构筑成一个有机体;顺天应人成为技术的终极目的;对神圣宝器的尊崇,反映了人们借助技术的巨大威力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三 技术工具性价值的解读技术的工具性价值,是指技术以及人工制品可以成为人们为完成某一目标而使用的手段或工具,不管这一目标的性质如何。从技术角度看,所有技术形态都是人类目的性活动的产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类社会需求的实现过程相关联。这就造成了技术目的的两个层面:直接目的和间接目的。前者是技术产生的直接动力和缘由,其产品直接为这一目的服务,具有直接的工具性价值;后者是前者的衍生产物,在达到间接目的的技术过程中,技术及其人工物虽然仍具有其物理性能和特定功能,但技术已经失去了它最初产生的缘由、目的和动力。技术的这种间接的工具性价值使技术能够被广为应用,但由于脱离了它初始的原动力,就使技术可能摆脱人的控制,甚至被用来实现恶的目的。中国古代神话文本中将技术的这两种工具性价值作了形象的诊释。直接工具性价值主要体现在人类利用技术对自然力的驾驭:尧之时,十日并出,燃禾稼,杀草木,民无所食,尧乃使并,上射十日。八仙过海时,吕洞宾倡议,谓不得乘云而过,须各以物投水,乘所投之物而过。于是,铁拐李投杖水中,自立其上,乘风逐浪而渡;韩湘子以花篮投水而渡;吕洞宾以萧管投水中而渡;蓝采和以拍板投水中而渡。其余张果老、曹国舅、汉钟离、何仙姑等亦各以纸驴、玉版、鼓、竹罩投水中而渡。终俱得渡海。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切。本在冀州之南,河阳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惩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谋曰:“吾与汝毕力平险,指通像南,达于汉阴,可乎?”杂然相许。其妻蔽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损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杂曰:“投诸渤海之尾,隐土之北。”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叩石垦壤,其春运于渤海之尾。无论是射日的后弈、过海的八仙还是移山的愚公,都将技术作为驾驭自然的手段。射日的箭、渡海的宝器,移山用的斧、凿、箕备等工具,具有典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但是技术的应用有一定的范围,如果应用技术的行为和过程偏离了技术的初衷,去实现其他间接的工具性价值,就很有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世传言曰:鲁班巧,亡其母也。言巧工为母作木车马,木人御者,机关备具,一驱不还,遂失其母。鲁般者,肃州敦煌人也,莫详年代。巧伴造化,于凉州造浮屠,作木聋,每击楔三下,乘之以归。无何,其妻有妊,父母话之,妻具说其故。其父伺得聋,楔击十余下,乘之,遂至吴会。吴人以为妖,遂杀之。在上述神话作品中,鲁班制作木车马、木莺的初衷是美好的,期望达到便利日常生活的目的,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必定出乎鲁班所料,这也说明技术的间接工具性价值是难以预测的。有些时候,技术刻意地偏离其初始的直接工具性价值。比如,牛郎织女神话中,纺织技术就成为天帝惩罚触犯天规的织女的手段,“纤纤摧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涕泣零如雨。”(《古诗十九首》)与织女具有类似命运的还有“学仙有过”的吴刚,被滴遣到月宫去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无论如何也砍不倒。在民间广为流传着“赵巧送灯台”的传说:鲁班的弟子赵巧一次奉鲁班之命,送木制避水灯台到龙宫去镇压水波。赵巧嫌师父所作的灯台质朴陋拙,于是用自己做的精巧灯台作了替换,企图取悦于龙王。不料油漏灯灭,江涛大作,赵巧也葬身水中。技术及其制品的多重社会效应,使人们在看到技术直接工具性价值给人带来的福社的同时,也看到了技术间接工具性价值带来的负面影响。《庄子》中一则寓言提到,子贡见一老者一趟趟奔走于菜园与井之间,抱着瓦瓮来回灌溉,十分辛苦,于是好心告诉老者可以借助于一种名为“桔梅”的器械轻松浇灌。老者听后却答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即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老者对于“机械”所导致的“道之所不载”的担忧,本质上是对技术负面效应怀有一种强烈的批判意识。亚里士多德曾说:“当某种器具只是为了某一种用处而非多种功能,这种器具才是一切器具中最完美的器具”。对此,苏格拉底也说:“技艺除了寻求对象的利益以外,不应该去寻求对其他任何事物的利益。严格意义上的技艺,是完全符合自己本质的,完全正确的。”中国古代神话对技术及其制品多重社会效应的理解,对于人类正确地应用与把握技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即使今天也是如此。四有关技术的误读由于时代与文化观念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在中国古代神话叙事中也出现了对技术的误读。在一些神话中将巫术与技术混为一谈。传说中鲁班不仅具有能工巧艺,而且还精通法术。在造建赵州桥时,将绵羊化为“洁白细润之石”,才建成了坚固奇巧的大桥,以至“张果老骑驴,驴背搭链装太阳月亮;柴王推独轮车,车载四大名山”也未能将桥压倒,“桥身、桥基经此重压,不但未损丝毫,反更牢固坚实。传说中的铸剑能手—干将,在其制剑过程中也充溢着巫术色彩:匠门又名干将门。……阂间使干将于此铸剑,材五山之精,合五金之英,使童女三百人祭炉神,鼓索,金银不梢,铁汁不下。其妻模娜曰:“铁汁不下曰(可)有计?”干将曰:“先师欧冶铸剑之颖不销,亲栋耳。以口口成物,口口可女人聘炉神,当得之。”模 娜闻之,口入炉中,铁汁遂出。成二剑,雄号干将,作龟文;雌号摸娜,鳗文;余铸得三千,并号口口文剑。干将进雌剑于吴王而藏其雄剑,时时悲鸣忆其雌也。马林诺夫斯基曾说:“不存在没有宗教和巫术的民族,不管它们多么原始”。古人之所以信奉巫术,是因为他们认为“巫术支配着人类的命运,为人类提供主宰大自然的力量,它是人类抵御各种危险的武器和盔甲”。因此,在古代人们往往把巫术等同于技术。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中指出:“在某些文化中冶金活动的一定过程,比如冶炼操作,要求人的祭献。各地的清洁仪式,特别是包括性禁忌的贪多都与采矿相联系,因为人们认为,地球的内部对于各种精神和诸神们来说是神圣的。……各种金属工具的发明和创造总是带有巫术和神抵的色彩,而其创造者也常被当作巫术师。在干将铸剑的叙事中便有用人来做牺牲祭炉神的情节,而牺牲者则是干将的妻子摸娜。在另一篇有关干将铸剑的神话文本中,则写摸挪“断发、剪爪,投于炉中,使童男女三百人,鼓真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技术性的铸剑活动成了巫术仪式的一种表现。受巫术影响的技术的存在,一方面说明在自然生产力极其低下的古代,像冶炼这样具有一定危险性的技术活动,对于技术过程很难把握,难免使工匠产生“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思想,以巫术的形式祈求神灵的保佑;另一方面,这一技术现象也表征出“以道驭术”的技术文化观。中国古代社会是以伦理道德为基本框架构筑而成,一切以伦理道德为本位,在技术领域也不例外。巫术的精神性与技术的物质性相融合,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使技术活动具有一定的伦理道德意义。在上述神话文本中,干将将雄剑藏匿起来,而将略有残缺的雌剑献给吴王阖间。当阖阁在鲁使季孙面前卖弄雌剑时,季孙叹曰:“美哉!剑也。虽上国之师,何能加之。夫剑之成也,吴霸;有缺,则亡矣。我虽好之,其可受乎?”季孙的话隐喻着剑全国兴、剑缺国亡的叙事话语,明显地将技术作了比德化的处理,即将铸剑技术的物质属性同人的社会属性相比附,从关照的对象身上看到人自身的人格力量或某种道德意识。这也意味着技术只有在人伦道德的规范下,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国家的兴旺。中国古代神话中蕴含着丰厚的技术意识。这些技术意识为构建中国古代技术文化体系起到一定作用;通过神话作品的传播,这些技术意识又潜移默化地深入人心,进而进一步影响现实中的技术。天人合一、由技入道、制器尚象等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技术意识,对理解今天的技术进步和技术价值也有启迪意义,这是一个值得深入开掘的研究领域。参考文献:[1]袁珂.中国神话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2]刘朝谦.中国古代技术与诗[D].四川大学博士论文,2004:42.[3]列御寇.列子[M].王强模,译注.中国台北:台湾出版社, 1996.[4]王 前.中国古代技术思想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5]张开焱.泥土的神圣与卑污———三则人类起源神话文化内涵之比较[J].外国文学研究,2001(3):16-22.[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13.[7]徐志锐.周易大传新注[M].济南:齐鲁书社,1986:439.[8]老 聃,庄 周.老子·庄子[M].傅云龙,陆 钦,校注.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9]文成伟.古希腊“技术”神话的形而上学意蕴[J].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9-55.[10]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苗力田.古希腊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11]柏拉图.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2]赵州桥[J].民间文学,1956(4).[13][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M].王铭铭,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326.[14]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王 炜,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88:60.[15]莱 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龄,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3:24.

袁珂先生著述颇丰。1950年,第一部神话专著《中国古代神话》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较系统的汉民族古代神话专著,由此奠定了袁珂先生的学术声望。之后,袁珂先生先后撰写了《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词典》、《古神话选释》、《神话论文集》、《袁珂神话论集》、《中国神话百题》、《中国民族神话词典》、《神话故事新编》、《中华文化集粹丛书·神异篇》》、《山海经校注》、《巴蜀神话》(合著)、《中国神话通论》等20多部著作以及800余万字的论文。 袁珂先生的大多数著作在香港、台湾均多次翻印,在国外有俄、日、英、法、意、西班牙、捷克、韩国、世界语等多种译本。其作品被中国、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国入选学校课本。《中国神话传说》《中国神话传说》是中国神话学专家袁珂先生一生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因专业系统且通俗易懂,出版三十年来,受到了国内外读者的广泛欢迎,并且被翻译成俄、日、韩等多种语言。1983年,在《中国古代神话》基础上历经两次重要增补修订而成的《中国神话传说》一书,内容已达原来的四倍,字数六十余万。作者对浩瀚的古文献资料,考辨真伪,订正讹误,加以排比综合,从盘古开天辟地叙述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把散落在群藉中的吉光片羽遴选出来,熔铸成一个庞大而有机的古神话体系,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瑰丽世界,生动地描述了古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图系。 《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编写前后费时十年,1985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首印50万册,一经出版便在读者中引起极大反响,并得到专业领域的认可,荣获1985年四川省社科院科研成果特别奖。2011年新版《中国神话传说词典》的修订,根据袁珂先生生前亲自对1985年版中的诸多条目进行重写和补充的手稿重新整理,使这一经典著作更加完善,为读者提供了解中国神话的最佳读本。本书资料丰富详尽,将同一传说的不同版本收罗齐全,体例索引整齐且严谨可靠。对词目的说明, 引用原文作解释, 使内容更为扎实, 引据确凿。这样一部全面而专业的词典,既有益于神话研究的进行,又具有珍贵的学术价值。随文所配400余幅插图,更为读者打开了一窥神话传说原貌的大门。 《中国民间传说》《中国民间传说》是袁珂先生集中记述中国民间传说的唯一著作,首次出版。全书二十余篇,多取材于魏晋人作的笔记小说,且做了较大的艺术加工,有的扩充篇幅甚至达到10倍以上,既充分传达了这些简古、精短的魏晋文字的思想内容,又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书中所收录的民间传说,有的歌颂人们降妖捉怪的智勇,有的讽刺权贵显要人物,有的赞美动物的品德……将这些混淆在魏晋人写作的神鬼志怪小说中的古代民间传说分类叙写,传达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 《山海经校注》本书为袁珂先生在系统研究《山海经》基础之上,经过校勘、考辨、注释,为读者与研究者提供的一部传统文化典籍经典之作。《山海经校注》自出版以来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于1984年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一等奖,是研究中国上古图腾社会珍贵史料、领略古代神话传奇的必读著作。与一般校注类著作相比,作者以其深厚的神话功底,旁征博引,对《山海经》中相关神话的解读颇有独到之处。注释除引经据典外,还注重《山海经》本身的内证、新近文物出土的学术成果,以及金文和甲骨文等方面的运用,不但解释了中国远古神话的问题,而且对于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远意义。随文所配插图,更弥补了古本《山海经》有图,而今已亡佚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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