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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色经典”作品产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近年来,随着大量“红色经典”作品重印、再版以及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翻唱“红 色经典”歌曲与开发红色旅游资源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红色经典”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文化消费市场上一个重要的文化消费符码,并受到学术界和文 艺界的广泛关注。2、史诗性：1）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6）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
貌似长征组歌就是 是什么 为什么 则么办
有继承有发展有真有加由你
在论及被称作“红色经典”的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长篇小说时，许多学者指出了其对“史诗性”的追求；还有不少论者谈到了“茅盾文学奖”的史诗情结。当前文学批评界更是将是否具有史诗性、是否称得上真正的史诗，作为评估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重要尺度。关于“红色经典”是否能称得上真正的史诗性作品，目前学界否定意见较多；而当下研究“红色经典”的论著，多从其产生的政治文化机制以及其是否具有现代性方面着眼，从其文学审美价值本身角度研究的较少。因此，从“史诗性”角度来评价所谓“红色经典”，应当还不算一个过时的论题；重新评估其文学价值，也很有必要。先要说明，本文使用“红色经典”这一称谓，指代以“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以及《李自成》、《三家巷》、《艳阳天》① 等为代表的一批一度影响极其巨大的长篇小说，并非意味着已预先肯定或确认了这些作品的“经典”性，而是因它已约定俗成，所指比较明确，使用起来方便。一、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作品虽然将史诗性作为长篇小说评估标准几乎已是学界共识，但究竟怎样才算真正的史诗性作品，却难以取得定论。我们不妨追本求源，看看美学史、文学史上得到普遍认可的史诗理论和创作。谈论小说作品史诗性的文章，理论上一般以黑格尔《美学》为依据，创作上则通常拿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作品为样本。黑格尔在提及“史诗”这一概念时，是作为与“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并列的一种文学类型来理解的。如朱光潜所言，黑格尔“对小说显然没有下过工夫”，② 他主要是将荷马史诗作为“正式的史诗”，作为叙事类文学的最高范本来界定其性质与特征的。概括起来，他认为“真正的史诗”应具备如下特性：1. 以对民族和时代意义深远的事迹及其过程为对象，通过描述社会的“政治生活、家庭生活乃至物质生活的方式，需要和满足需要的手段”，“显示出民族精神的全貌”。2. 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以及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3. 对于作者来说，史诗所反映的时代可能已成为过去，但相隔不远。作者对那种生活及其观照方式和信仰完全熟悉，作者所处时代的信仰、观念、意识与之是一致的。4. 作者在创作时未受外来强势文化的奴役，也不受固定的政治和道德教条桎梏，他在创作上自由独立，对所描述的世界了如指掌，他自己的全副心思和精神都显现在作品里，使人读后感到亲切、心情舒畅。5. 读者能从史诗中领会到“英雄人物的荣誉，思想和情感，计谋和行动”，欣赏到“既高尚而又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史诗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人性和民族性”，却又是完整的人。不应只表现人物的单一特征或欲望。③ 主要英雄人物“把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许多人身上的品质光辉地集中在自己身上，使自己成为伟大，自由，显出人性美的人物”。6. 史诗的创作主体的因素完全退到后台，“人们从这些史诗里看不出诗人自己的主体的思想和情感”，作者不在作品中露面，“作品仿佛是在自歌唱，自出现”。但作者已“把他自己的整个灵魂和精神都放进去了”；作品表现的是“全民族的大事”、“全民族的客观的观照方式”，却是由一个具体作者来完成的。7. 最适宜史诗表现的题材是战争，“因为在战争中整个民族都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和活动，因为这里的动因是全民族作为整体去保卫自己”。8. 用战争做情节基础，“就有广阔丰富的题材出现，有许多引人入胜的事迹都可以描述，其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英勇，而环境和偶然事故的力量也还有它的地位，不致削弱。”而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是最理想的史诗情境。9. 史诗在结构上应是有机的整体。④ 在黑格尔之后，人们把某些具有史诗特征的散文体叙事作品(主要是长篇小说)，也称为“史诗”或“史诗性作品”。以这种标尺衡量，《战争与和平》当之无愧，《静静的顿河》虽然写的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也是公认的史诗性长篇小说。但说司汤达的《红与黑》、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也属史诗型，就有些牵强。这里需要辨析目前学界的一个误区：史诗性虽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褒扬性评价，却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它只是长篇小说中一个类型的标准。比如，最优秀的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就不属史诗型，因为它的题材不是时代的重大政治或军事事件，不着力展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主人公也不是英雄；它是以细腻描述日常生活琐事取胜的。《三国演义》属“史诗性”长篇，《儒林外史》却不能算，尽管它写了众多的形形色色的儒林中人。我们说苏联电影《莫斯科保卫战》、《解放》是史诗性作品，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或《克莱默夫妇》不是，并不意味着后者的思想艺术水平就比前者低。但，无论如何，史诗性作品特有的审美价值、艺术震撼力，是决定长篇小说文学价值的一种重要因素。“红色经典”中，《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不属于史诗型，《红岩》虽然写的是英雄，似乎也不能算。虽然《红旗谱》、《创业史》、《保卫延安》、《红日》、《三家巷》都具有一定的史诗性，但最合乎“史诗性”标准的，首推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李自成》是“红色经典”中最具史诗性品格者《李自成》的史诗性并非学界公认。肯定的观点不少，1987年刘再复与姚雪垠论争之前持此论点者占多数，之后也有。⑤ 否定性观点，当以王彬彬《论作为“人学”的〈李自成〉》⑥ 为代表。概括起来，王文否定《李自成》史诗性品格的理由是：1. 作者不是全力写人，人物基本淹没在事件中；2. 《李自成》写人有欠缺：人物性格没有发展，没有深度，缺乏对人物心灵的洞察和灵魂的开掘，没有写出人物“心灵的搏战”；3. 全书结构支离破碎；4. “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的创作意图是错误的，是导致全书“支离破碎”的原因；5. 作者意图过于直白，不耐人咀嚼，无法形成“李学”。《李自成》作者在写人方面是不是尽“全力”了，这个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一般读者和评论家，对于其中的人物形象，还是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未感觉人物被“淹没”在事件中。且撇开有争议的李自成、高夫人等形象，起码刘宗敏、郝摇旗、牛金星、宋献策、张献忠性格鲜明，崇祯、洪承畴、杨嗣昌、卢象升等明朝君臣的形象没有脸谱化，作者把他们当做“人”来写，比较细腻地剖析了其内心世界。崇祯借饷、杨嗣昌督师、洪承畴降清、卢象升殉国等单元应当说在中国现代小说里属于精彩篇章。至于说“人物性格没有发展”，这种判断并不客观。通读全书，不难发现主人公李自成从第一、二卷的处逆境而不气馁，到第三卷事业鼎盛时逐渐暴露缺点，再到第四、五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过程中自信发展为刚愎，对个人情欲从克制到逐渐放开而又并不特别放纵，与下属的关系从平等亲近到逐步拉开距离等明显变化。即使性格没有发展，也不影响其为史诗——《伊利亚特》、《三国演义》里的人物性格有几多发展？对怎样判定作品“灵魂开掘的深度”，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各有自己的理解。新时期以来似乎有一种倾向，似乎只有写出人的潜意识或突出人物灵魂的分裂才算有人性深度。确实，弗洛伊德理论产生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作品发现了以往小说不曾触及的领域，算是将心理描写深入了一步。但我们不能反过来说，写了潜意识的作品肯定比没有写的深，不能说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就肯定比司汤达《红与黑》深刻，施蛰存《石秀》就肯定比施耐庵《水浒传》高明。再说，不一定非要写了“心灵的搏战”才能算史诗性作品，恰恰相反，按黑格尔的理解，由于史诗反映的时代，民族信仰与个人信仰、个人的意志和情感还未分裂，古典史诗中的英雄人物，如阿喀琉斯、阿伽门农，并没有特别强烈的“心灵的搏战”，他们很坚定地按自己的既定信念行事，“他本来是那样人，就做那样人”。⑦《李自成》全书的结构经过作者精心设计，并不“支离破碎”，在40多年的创作过程中不断修改完善，其美学成就已被许多批评家肯定，即使否定《李自成》主人公形象的塑造与作者历史观念的，对这一点似乎也没有太多异议。先写第五卷再写第四卷，恰恰说明作者已成竹在胸。有意追求“再现历史生活的风貌”、“反映历史的本质和规律”，这几乎是史诗型作品的共同特点，与塑造人物并不矛盾。至于该书未能形成“李学”问题，容下文论及。还有论者认为，“红色经典”难称真正的史诗性作品，是因其依据主流意识形态，对正面人物的描写过于理想化，“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⑧ 那个年代的作品都受主流意识形态的框范，是不争的事实。我们理解那个年代的作家，但文学史是无情的，后世读者是无情的，他们判定作品是否具有文学价值、是否优秀之作，当然不会因理解体谅而给“感情分”；作品能否传世，还得凭自身。那么，我们就用“史”的眼光检验一下“红色经典”对人物的理想化描写，研究其“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问题。先谈理想化。《李自成》在人物塑造方面的“现代化”与正面人物形象的完美化一直是其受到诟病的主要因素，有所谓“李自成太成熟、高夫人太高、红娘子太红、老神仙太神、老八队像老八路”之说。笔者以为，单论“现代化”，须得区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让古代人物具有只有现代人才有的思想(比如阶级观点)，说出只有现代人才能说的话，如果不是像鲁迅《故事新编》那样有意“油滑”或如现今某些“戏说”之作那样“恶搞”，无疑当属败笔；但如果是指从古代题材作品那里看到某些现代气息，则属正常。如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人看历史，必然会站在今天高度“重读”，历史小说的作者虽然写的历史，却必会将自己的现实生命体验融汇进去。这不仅不是缺憾，反能给作品带来活力。中外文学史上此类例证很多：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是12世纪的丹麦人，我们却能从中感受到16—17世纪之交英国的现实；《三国演义》、《水浒传》创作情况与之相似。至于正面人物的理想化，不只《李自成》，其他“红色经典”也普遍存在；不只“红色经典”，文学史上的名著以及当今某些文艺作品也有：《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悲惨世界》中的米里哀、冉阿让，《还珠格格》中的紫薇，不都属于这种形象吗？那些有明显缺点的人物可能更具真实感、给人印象更深刻，但塑造理想化人物，也并不一定导致艺术上的失败。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是文学史上两股主要潮流，因为人类既要认识现实真相，又要追求比既存现实更美好的东西；现实不完美，人们就借助艺术，在幻想中塑造这种完美，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或现实缺憾的虚拟补偿。现在青年人喜欢看“青春偶像剧”，正是出于这种需求：现实中有漂亮的男女，也有心灵美好、善良、崇高的青年，但将出众的英俊漂亮与极致的善良、聪明、脱俗综合于一身的情况，一般只能在艺术世界中见到。现实中有阶级斗争，有爱情，有练功习武的人，但他们一般不会终生只搞阶级斗争，一辈子只追求爱情或练功比武。某些“红色经典”单突出阶级斗争与革命，是对现实的高度“提纯”，正如琼瑶小说里的人物毕生追求爱情、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只知练功习武一样。这类完美人物艺术上是否成功，取决于他的思想、语言、行为是否基本合乎情理，是否能从情感上打动人。如果真实反映了作者的审美理想，这类人物也自有其不可取代的认识价值。再看“红色经典”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关系，以及作品的“超越性”问题。“红色经典”对主要人物的理想化无疑基本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⑨。这里需要辨析的是，作者的“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⑩ 是否一致。也就是说，作者本人本然的生命体验或人生见解与这种意识形态是吻合还是游离乃至对立；如果吻合，是在多大程度上吻合。“红色经典”的作者大多1949年以前就参加了中共的军事或文化斗争，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浩然是新中国培养的作家。主流意识形态已内化为他们自己的世界观。姚雪垠是抗战期间成名的作家，后来经过思想改造，也逐步接受了主流意识形态。可以说，对于1949年以前“民主革命”阶段的历史，他们“具体感受的世界观”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理论观点”是基本一致的。这种一致性的取得，或因作者与那时的主流意识形态观点都代表了农民和农村知识分子的理想，或因作者本身原有的“五四”个性主义精神远不及要求政治进步、紧跟时代主流的欲望强烈，使其自愿对自己本然的精神世界进行改造，他们已经形成了以主流意识形态观点看人观物的习惯。因此，与茅盾、叶圣陶、沈从文等老作家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并没有对他们的创作思维形成太大阻碍，反使他们感到在把握历史时顿开茅塞，获得了他们自认为的“深度”。这正合乎黑格尔论史诗时说的“民族信仰和个人信仰还未分裂，意志和情感也还未分裂”(11) 的情况。但是，优秀作家不可能没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程度的独立见解。这些独特之处，使得某些“红色经典”每每有溢出主流意识形态之处。例如《红旗谱》对朱严两家关系的描写，对冯家父子关系的描写，《红日》、《李自成》对“反面人物”的描写，《林海雪原》对少剑波形象及其与白茹关系的描写，《青春之歌》对林道静爱情心理的描写等等。究竟“红色经典”是否“缺乏对所表现历史的超越性把握”，那要看对“超越性”如何理解。参照系不同，理解也会不同。比如，相对于普通的农民意识、相对于以往的农业题材作品，我们可以说《创业史》的思想观念具有明显的超越性；而若按新时期以后的意识形态，它就没有超越性，甚至明显“落伍”。那么史诗性作品是否必须与所表现的历史时期的观念拉开较大距离，乃至对之进行否定性反思批判呢？不见得！黑格尔的见解恰恰相反：如果当前现实强加于诗人的那种正起作用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和诗人以史诗方式去描述的事迹之间毫无亲切的联系，他的作品就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因为一方面是诗人所要描述的内容，即史诗的世界，另一方面是原来离开这内容而独立的诗人自己的时代意识和观念的世界，这两方面虽然都是精神性的，却依据不同时代的原则而有不同的特征。如果诗人自己的精神和他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根本不同，就会产生一种分裂现象，使人感到不合式乃至不耐烦。(12) “红色经典”作者的“信仰、生活和习惯观念”正是与其“所描述的民族生活和事迹所由产生的那种精神”是相通的。当然，黑格尔针对的是古典史诗：荷马倾情歌颂希腊英雄们的英勇智慧，并未反思战争的残酷。我们引证黑格尔的论述，并非要以之作为金科玉律，衡量一切作品的史诗性品格，现代史诗型作品可以具有不同的审美选择。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就属于具有历史反思意识的杰出现代史诗。笔者也并非认为《创业史》就是最典型的古典型史诗，因为它写的是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没有特别尖锐激烈的冲突或战争、暴力场面。但上面的引述，起码说明否定性反思并非史诗性作品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李自成》是中国当代小说中最具史诗品格者，是因它具备了古典型史诗作品的几乎所有特征。它选取的是明清之际对历史影响深远的最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军事斗争事件，就反映生活之广阔、人物形象之众多、矛盾冲突之复杂尖锐、篇幅之宏伟而言，几乎无可匹敌；其人物性格之鲜明、人物语言之个性化、情节之曲折生动、结构之严谨、节奏之张弛相间富于变化，是普通读者和专家们都有体会的；全书既洋溢着英雄主义主旋律，又涂抹着浓重的悲剧色彩；既写了金戈铁马的战场厮杀，又不乏饶有趣味的日常风俗画面。作者对历史的成败得失进行了认真反思研究，既看出某种必然趋向，又没有排除偶然事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作者重点突出了人的社会属性，对于生理本能因素没有过多渲染，但并非没有相关描写，例如对洪承畴降清前剃头时生理感觉的描写，就堪称精彩。《李自成》在新时期以后受到冷落，有多种原因，比如“宏大叙事”被“私人化叙事”代替，成为社会审美心理主流，文学界、史学界对以往正统历史观的反思，使其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也不排除与作者本人性格的自负狂傲惹人反感，以及某些权威批评家为推出自己新的美学主张而以之为标靶进行贬低有关。1980年后出生的读者大多没有认真读过包括《李自成》在内的“红色经典”作品，他们的阅读选择主要受传媒影响，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大多先接受教科书与课堂教学结论的影响；而以前读过《李自成》第一、二卷的年纪较大的读者，又大多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读完其余三卷，在出版物铺天盖地令人目不暇接、读者又追新逐异的今天，这也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地位，正如我们“发现”了张爱玲之后不能反过来否定或抹杀茅盾一样。新时期历史小说的历史观有了新的发展，但若拉开时间距离审视，它们的总体思想艺术成就，未必就能超越《李自成》。那些做历史翻案文章的作品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用历史眼光看，所谓“新”也是相对而言——谁能保证在它们不再显得“新”的时候仍然让读者关注而不被遗忘呢？要知道，《李自成》作者当年也是以挑战以往明史研究结论，以在当时看来属于“新”的历史观、美学观处理历史人物形象的！比如对崇祯形象的塑造、对李自成帝王思想的描写，在当时就需要很大的勇气！君不见《红日》就因对敌师长张灵甫没有完全漫画化，被诬为“为蒋匪帮招魂”(13)。《李自成》在这方面也许可算“红色经典”中的特例，因为它的写作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支持。(14) 且不论《李自成》的文学价值如何，作为曾经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因素的作品，文学史地位应当是没有疑问的。(15) 历史在发展，在前进，后代的人当然要有反思超越前代的意识。不过，别忘了，我们也会成为后人眼中的“前人”，与我们自己的“前人”一同接受历史的检验。历史常常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发展，今天宣布“过时”的，以后未必不会“复活”。关键还在于作品本身的价值。三、构成“红色经典”文学价值的其他因素如前所述，史诗型作品只是长篇小说中的一个类型，它并非衡量长篇小说是否优秀的唯一尺度。那些非史诗型的长篇小说，其文学价值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来。“红色经典”主题明确单纯，虽然个别作品近年也被一些学者读出了表层主题之下的另外含义，但无论如何，其文学价值毕竟不是体现在内涵深奥、丰富、复杂、可作无穷解读方面。我这里要特别指出，并非所有文学名著都是内涵深奥、丰富、复杂的，文学史上还有大量内涵并不复杂，甚至比较简单的经典。诗歌里面这类经典不少，比如《诗经》，比如贺知章的《回乡偶书》，比如李白的《静夜思》，更遑论白居易的“新乐府”。这些诗可以让你展开丰富想象，每次阅读都可能有所共鸣，但并不需要专家们不断写出专著进行无穷阐释。小说中也有内涵相对简单的经典。《欧也尼·葛朗台》不就是揭示了金钱对人性的腐蚀、对人伦关系的破坏吗？《安娜·卡列尼娜》有两条情节线索，似乎复杂些，但也不太可能形成像“红学”那样的“安学”。以萨克·辛格指出：“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晨星。”(16) 笔者当然决不认为需要“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的作品就不是“好的文学”，但觉得现在有必要强调并不复杂艰深的作品也自有其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中国现代小说中，你可以说废名、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作品别具一格，但它们的内涵究竟有多复杂？是“说不完”、发掘阐释不尽的吗？你能总结出《竹林的故事》或《荷花淀》的七种八种主题吗？不属于说不完、阐释不尽的作品，不等于不值得反复阅读。反复阅读有时只是为了品味，品味其中的韵味、趣味、情调，或感受那种情感、氛围。马克思对古希腊艺术的叹赏早已是众所周知，可希腊神话并不艰深复杂。相反，它体现的是一种童趣。由于主客观原因，“红色经典”在人性开掘的深度方面有明显局限。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缺乏人情美。“人性”和“人情”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是指各种人伦情感、生命感受。“文革”时期的文艺作品被新时期批评界指为普遍概念化、缺乏“人情味”。确实，这一时期作品中的正面主人公都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就小说而言，《金光大道》里的人物除了阶级感情，人伦情感已经淡而又淡：《艳阳天》中的萧长春还有与焦淑红的爱情线索、有韩百仲与焦二菊的夫妻情，而高大泉与妻子之间，已看不出多少自然的爱情因素，高二林也更主要是他的“阶级兄弟”。但，这并不是说那时期的作品都不能以情动人。京剧《红灯记》就每每催人泪下，因为它在“样板戏”中是少有的表现了感人的人伦情感的作品。尽管李玉和一家没有血缘关系，可观众从感性层面上感受到的，也并非单纯的阶级关系，他们一家三口三代之间体现了一种类似血缘亲情又高于血缘亲情的“义”——将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儿含辛茹苦养大成人，这比普通的父爱母爱更动人！产生于“十七年”的“红色经典”，更不乏人情描写。《创业史》中表现梁生宝与养父梁三关系的片段，也是比较动人的篇章。《红旗谱》的作者对朱老忠的夫妻情、父子情、朋友情浓墨重彩予以表现；而运涛与春兰、江涛与严萍，以及《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林海雪原》中少剑波与白茹，《三家巷》中周炳与几位青年女性，《红日》中梁波与华静，《创业史》中梁生宝与改霞爱情关系的描写，成为那一时期读书界的沙漠甘泉。重视作品的故事性与情节设计，是“红色经典”吸引读者的又一个原因。《林海雪原》、《红岩》、《李自成》在这方面都很突出，它们在那个特定时期既发挥了政治教化功能或传播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观念，又起到了优秀通俗小说所能给予普通读者的审美娱乐的作用。《艳阳天》矛盾冲突紧张激烈、环环相扣，假使读者对其中的意识形态观念不是特别反感拒斥，(17) 一旦读进去、进入小说的特定情境，也有可能被深深吸引，手不释卷。由于题材的原因，《青春之歌》在传奇性方面弱于《林海雪原》、《红岩》和《李自成》，由于创作观念的差异，《创业史》在矛盾冲突的剧烈紧张程度上不及《艳阳天》，但都还是有一个能吸引读者的故事，使读者关心人物的命运，与人物产生某种程度的共鸣。《红旗谱》则介乎情节小说与生活化小说之间，兼备两者之长。我赞同王蒙的观点：“一般认为故事起的是两个作用：载体作用与结构(主线)作用。这些看法并不错，确实故事是有这样的作用。但仅仅如此讲，实际上忽视了乃至抹杀了故事本身的文学价值。”他认为“做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故事就是故事，而好故事就值得一看，就有文学价值。”好的故事可以吸引读者，使之产生审美愉悦，使作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感受理解以文学的审美的方式表现出来。《红旗谱》、《三家巷》以及《李自成》对日常风俗与生活环境的描写，《林海雪原》将对东北独特自然风光与神话传说结合，也是被许多读者和评论者津津乐道的。这是其文学价值的又一重要方面。现在，虽然“红色经典”风行的年代已经过去，但它还没有真正文学史化，因为与“红色经典”反映的那个年代的生活以及“红色经典”作者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仍然在世。“红色经典”能否成为真正的文学经典，“红色经典”中哪些能传世、哪些会最终被文学史淘汰、被读者遗忘，还需要更长时段的历史的检验。也许需要50年，也许更长。
1、预计2023年6月上市2、红日药业新冠一号预计2023年6月的时候上市，因为目前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病例的影响，因此红日药业新冠一号预计2023年6月的时候上市。
红日药业新冠一号很快就要上市了，大家敬请期待。
2004年4月。红日药业捐赠血必净注射液800支，支援抗击非典第一线。2005年12月，针对辽源特大火灾，红日药业捐赠价值四百万人民币的血必净注射液。2006年1月，红日药业捐赠价值四万元人民币的血必净注射液，用于湖南6岁男童重症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治疗。2007年1月，红日药业向云南省红十字会捐赠价值五十万元人民币的血必净注射液，用于弱势群体艾滋病、中毒等领域的治疗。2008年1月，红日药业向崔黄口镇初级中学捐款，支持教育事业。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红日药业第一时间向灾区捐赠价值八十万元人民币的药品及二十万元现金。且全体员工纷纷献出爱心，捐款四万余元。2010年5月，红日药业为支援革命老去河北省平山县的医疗卫生事业，向河北省红十字会捐赠药品。2015年8月，“”滨海爆炸事故，红日药业向天津第五中心医院捐赠价值近三十万元用于急救的血必净注射液，向市妇联定向捐赠五万元用于受灾妇女儿童的救助，向天津慈善协会捐赠五十万元用于伤者治疗。
医药行业被称为永不衰落的朝阳行业，其具有弱周期性、产业链长、行业及产品生命周期差异较大、竞争结构分化等特征。因而医药行业研究一般采用“自上而下”选择快速增长的细分领域，再通过“自下而上”确定投资标的的方法，要做到这点，则需要对医药行业有基本的认识。1.医药行业的特征 周期性特征：医药行业是典型的弱周期性行业，药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医药的需求刚性大、弹性小，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小，因而医药行业具有防御性强的特征。 产业链特征：医药行业的产业链从上游原料企业到研发和生产企业在经过中间的流通领域，到达医院或零售终端，最后再面向消费者。 医药行业根据其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不同，上游原料企业主要有化学原料药、中药材和中药饮片行业，中游生产企业主要有化学药制剂、中药、生物制药等，下游流通企业主要有医药商业行业（包括批发和零售）、医疗服务等。 在这条产业链中，上游原料药和下游医药流通比较稳定，中药则一直不温不火，相对来说容易出现牛股的是化学制药和生物制药，因为一般新的化学药出来如果效果好的话，会持续给公司带来巨大收入。 比如：恒瑞医药在2011年推出了针对癌症的阿帕替尼片，成为我国首款获得广泛认可的抗癌药。由此，恒瑞医药从2011年至今股价翻了10倍有余。 再例如生物医药的智飞生物，2017年代理了默沙东的宫颈癌疫苗9价HPV，业绩飞速增长，股价也在2年中翻了近3倍。 医药行业的生命周期：医药行业整体处于成长阶段，但其中细分产品具有很大的差异性。大部分医药产品都处于成长阶段，但其中相当部分生物医药产品和一些创新药品还处于初创阶段，如单克隆抗体药物、治疗性疫苗等，还有一些产品如青霉素、阿司匹林等药品已经进入成熟阶段，磺胺类等药品已经进入衰退阶段。 这么一说，大家应该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医药股股性活，而有些医药股死气沉沉了。简单的举个例子：从股性的角度上讲 恒瑞医药（创新药，成长型行业） > 鲁抗医药（青霉素、成熟型行业）> 新华制药（磺胺类，衰退型行业） 医药行业竞争结构：医药行业由许多不同的子行业所构成，各个子行业的运行情况与行业竞争结构各异。总体比较下来，生物制药和医疗服务的竞争环境相对较好，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中药、医药商业和医疗器械的竞争环境相对较差。但在行业内的各个细分领域，又有很大的差异，如在化学药制剂中专利药品和独家产品的竞争环境也非常好，普药则很差；中药里面也有类似的情况，品牌中药的竞争环境很好，普通中药则很差。在对竞争环境的分析需要针对具体公司具体分析。2.医药行业的核心—供需单颗药物对量的需求较低，所以一旦药物量产，满足市场是很容易的，因此，医药行业研究的重心在于需求端。 从宏观上来看，影响医药需求的因素是人口结构，比如老龄化程度、男女比例等都对医药的需求产生影响。 微观上来看，具体细分领域的需求还需从以下几点考虑：（1）该细分领域疾病的发病率；（2）各项政策，特别是医保政策是否会对该类药品的消费有拉动；（3）这种需求的增长能否落实到具体公司。 例如国内我们通过肿瘤的发病率快速提高这一信息，跟踪到抗肿瘤药物市场正在高速增长，而在全民医保的拉动下，抗肿瘤药物又是受到拉动最大的一个领域，从而得出抗肿瘤药物龙头企业相关产品将高速增长的结论。3.医药行业的投资逻辑和业绩增长来源 带来医药行业投资机会的点比较多，通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切入，寻找投资机会： （1）细分行业和领域的整体景气度的提高，可以从行业收入和利润的增长情况，利润率的水平，现金流的情况以及行业内主要公司的经营情况进行跟踪； （2）对于医药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产品，一种新的重磅药品往往对一个企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制剂企业来说，对其新产品的研发进行跟踪，和了解公司产品在渠道中的销售状况都是必不可少的。同时由于国内企业以仿制药为主，需要掌握同类药品专利过期的时间，产品价格波动等。 （3）行业环境和政策因素，需要对政策导向进行解读，看政策是否会对行业产生大的影响，如一致性评价政策对仿制药企业的影响； 从医药行业的各子行业来看，不同类型的公司，其分析方法和投资逻辑差异很大，推动公司增长的动力也不相同。 化学原料药 化学原料药行业习惯上被分为大宗原料药和特色原料药，两类公司的盈利模式存在很大的区别。 大宗原料药大宗原料药具有典型的周期性特征，对企业利润的推动往往决定于价格和销量。 这个比较典型的就是近两年股价大涨的新和成，近几年来它的主营维生素一直在涨价，但这个涨价并不是因为需求强劲，而是由于环保政策影响，维生素开工受限，以及维生素的核心技术仅掌握在巴斯夫、新和成、帝斯曼等少数几家公司手中，这几家公司联合挺价。所以，维生素出现了趋势性上涨。 特色原料药 特色原料药和大宗原料药相比，有一定的技术含量，讲求速度。特别是新药刚出来的时候能够快速实现原料供应，溢价能力逐步减弱，容易出现暴涨暴跌。比如早期的华海药业、天宇股份。 但近几年中，由于行业成长性的阶段性弱化（绝大部分领域的原料药都很明朗），使得这一领域逐渐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化学药制剂行业 化学药制剂企业可以分为仿创型化学药（创新药）企业、OTC制剂企业和普药制剂生产企业。OTC的化学药和中药企业共性很强，其中中药OTC企业特征更为明显，因而我们放在中药部分讨论。仿创型化学药企业 仿创型企业的典型是恒瑞医药，公司过去主要通过抢仿专利药商在国内未获保护或者是专利保护过期的产品而开拓市场。后来，随着公司的研发实力增强，开始了发展创新药，形成了仿制药+创新药结合的产品线。 当然，我国大多数药企转型都是在走同样的路线，其中往创新药转型比较成功的还有：科伦药业、复星医药、贝达药业等。通过创新开发新品，这类公司是医药行业最容易出现牛股的公司，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 举个例子，兴齐眼药一直是一家普通的眼膏剂企业，但2019年4月公司披露研发出了针对结膜炎、角膜溃疡等疾病的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在国内尚属空白，未来前景可期，公司股价则由20元涨至100元附近，涨幅近5倍。普药制剂生产企业 普药即常规药物，相对于新药而言的，这类产品通常已经上市销售多年，市场相对成熟，没有专利等保护壁垒。国内的化学药制剂企业大部分是普药制剂生产企业，这类公司大多产品毛利率低，生产厂家多，竞争激烈，其可能的看点主要在于行业集中度提升，通过规模效应和费用压缩带来的利润增长。 这种类型的公司股价一般走势平稳，比如:华润双鹤、现代制药、中国医药、华东医药、京新药业、普利制药等。中药制剂 中药主要分为4种，中药饮片、品牌中药、现代中药、中药中药饮片行业 中药饮片由于其市场规模小，产品附加值不高，技术含量有限，毛利率通常低于50%，品牌中药企业较少涉足这一领域，中药饮片领域以准入标准低，规范程度差，市场分散为主要特征。所以这个行业不算是一个好的赛道。 我们也看到，上市公司中康美药业、红日药业、香雪制药、太龙药业等股价长期表现很一般。品牌中药 品牌中药是中药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类公司，其产品品牌往往是历史的原因形成的，如同仁堂、云南白药、东阿阿胶、片仔癀，具有独占性和不可复制性，由于其品牌的稀缺性和需求的相对刚性，所以具有较强的成本转嫁能力。 从以往来看，这类公司的业绩增长往往依赖于两点：（1）产品价格的提升；（2）产品应用领域或者是品牌的延伸。典型代表企业如云南白药、片仔癀、东阿阿胶。 例如：云南白药找到牙膏的突破口，股价在16-18年间有不错表现，而片仔癀则拓展护肤品路线，股价也十分强势。 但同仁堂和东阿阿胶，近几年产品一直比较单一，股价则表现一般。现代中药企业 现代中药企业区别于品牌中药的企业的特征在于其产品的创新性，包括剂型创新和产品本身的创新，这类企业往往没有历史的传承和积累，其发展往往依托于产品的创新，从无到有，从单一产品到系列产品。通过不断的研发投入，实现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形成丰富的产品梯队，推动公司的持续快速增长，例如天士力、康缘药业等。 但注意一点，中药注射液一直在临床上效果不佳，甚至存在安全问题，很难大规模推广。如天士力在美国开展的复方丹参滴丸大型国际临床试验，迟迟未能交出满意结果。 OTC药 ORC药即非处方药，该类产品特点有：（1）主要通过零售渠道销售；（2）患者是产品消费的决定者，企业的议价能力不强；（3）品牌是OTC类企业最重要的要素。典型的OTC中药企业有江中药业和华润三九。 在国内，部分OTC产品在市场上长盛不衰，如三精葡萄糖酸钙，三九感冒药系列，但更多的产品在市场上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营销不能持续创新，新品不能出现，增长就很难持续。4.生物制药 生物制药企业的类型众多，在国内市场，目前业绩能够持续增长的公司主要还在诊断试剂、血液制品、疫苗等方面，真正意义上的生物制药企业还没有形成气候。A股单纯研发生产创新型生物药的公司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化药/中药企业转型。此外，该类型公司大多处于研发阶段亏损较大，赴港股及美股上市的较多。 疫苗 疫苗分为必打疫苗（一类苗）和选打疫苗（二类苗），一类苗市场规模大，但被国家严格控费，此外需求量也是计划型。比如，上市公司中康泰生物（乙肝疫苗）、华兰生物（免疫规划苗）等，这些公司的一类苗往往是公司的稳定的利润来源。 但二类苗现阶段随着个人健康意识的增强，增长是比较迅猛的。我们疫苗企业纷纷加入二类苗研制，比如智飞生物的HPV宫颈癌疫苗、沃生生物的肺炎疫、流感疫苗等。 这几年，二类苗是生物医药领域的蓝海，并且由于安全性问题，国家对疫苗行业是高度管制的，进入壁垒十分高，玩家就那么几家公司。因此，疫苗行业是医药中不可多得的好赛道。 近几年小儿手足口病严重，华兰生物凭借着在流感疫苗的龙头地位，业绩高速增长，股价也从去年至今翻了一倍有余。血制品 血液制品的典型企业有华兰生物、上海莱士、天坛生物、博雅生物。因为血液制品的特殊性，除人血白蛋白之外，其他血液制品均不允许从国外进口。从2001年起，国家不再新批血液制品企业。目前政策性壁垒使国内的血液制品行业成为一个没有新进入者的封闭性行业，有利于行业内公司尤其是龙头公司的生存和发展。 不过，血制品行业整体上已经比较成熟，行业增速不高，对这个行业的研究重点则在于：（1）终端血制品价格政策的变化；（2）企业分离技术进步对吨血浆的产值的提高程度。 比如，在早期上海莱士的血浆分离技术是业内最强的，整体毛利率也高于华兰生物，公司市值一度冲破千亿大关。但此后，由于公司经营问题以及其它公司技术的赶上，公司的优势日渐消失，股价才开始转弱。诊断试剂诊断试剂行业本身是属于高速增长的行业，国产企业由于在诊断仪器方面较为落后，早期发展多以代工贴牌生产诊断试剂为主，后逐步向仪器试剂同步发展，所以也有将该类型公司归类为医疗器械行业。代表公司有安图生物、科华生物。 对该类公司的分析重点在于：（1）后续产品的研发进度；（2）新的应用领域。 比如：安图生物早期在诊断领域完全不低外资企业，但是公司陆续提高产品竞争力，公司于 17 年 9 月顺利发布了国产首条TLA 流水线。该流水线使得公司成为国内唯一具有能与外资企业在大型医院主战场竞争能力的企业，并一举奠定了公司股价从17年以来持续走强的基础。5.医疗器械医疗器械是个利润非常丰厚的行业，但是国内的企业产品层次普遍不高，研发能力薄弱，还属于初级制造业水平。目前国内大型医疗器械市场都被海外巨头占据（以GPS为代表）,国产企业和这些国际巨头相去甚远，但差距大同样意味着未来进口替代的空间大。 国产企业在高端医疗器械做的最好的是迈瑞医疗，主要从事分析仪器和监护仪器，目前已完成美股私有化后A股上市。此外在某些高端器械领域如心血管支架，国产替代也较为成功，代表企业乐普医疗。 医疗器械公司研究主要关注：（1）生产成本：中低端产品对钢材等原料成本比较敏感；（2）产品档次：高端意味着高利润；（3）研发能力：持续发展能力。6.医药商业 医药商业是一个低毛利率，依靠规模和服务取胜的行业，医药商业有批发和零售两个层面，医药批发主要企业有上海医药、中国医药、国药一致、九州通等，零售企业主要有：一心堂、大参林、益丰药店、老百姓等。 医药批发商受到医药终端多样性的影响，在医药行业批发环节将一直存在，零售环节受制于国内医院以药养医的影响，总体规模偏小，但发展迅速较快。这也是为什么医药批发行业的股票股价要远比医药零售走得差的原因。 在美国，3大医药批发商占据了全市场97%的份额，而我国最大的国药控股的市占率也不足10%，因此未来的主要看点在市场集中度的提高。7.医疗服务 医疗服务分很多种，比如CRO、CMO、民营医院等均属于医疗服务范畴。 CRO/CMO CRO即临床医疗服务，比如一家药企要成为强研发强注册的公司是很难的，所以在研发国产中很多工作需要外包出去，于是就形成了CRO企业。随着创新药已经成为医药企业发展的大趋势，CRO行业十分景气，并且这种景气趋势可能会随着创新药的浪潮延续5-10年，甚至更久。 比如：泰格医药从2017年开始，连续净利润保持50%以上的高速增长，在短短两年时间内，股价上涨近5倍。 相关的企业还有：药明康德、康龙化成、凯莱英、昭衍新药、博腾股份等等。 除了CRO之外，由于医药的品种多样化及细分领域需求较少的原因，有些企业不愿意自己投入大量资金自建产线，所以它需要将药品生产外包，这类承接外包生产业务的企业叫CMO，可以理解为医药生产代工企业。 一般CRO企业也会有CMO业务，相对在代工业务做得比较凸出的有凯莱英、博腾药业、药明康德等。 另一类与CRO息息相关的即是小分子库，因为医药的研发需要运用到大量小分子，但小分子的研发也需要大量人力物力，所以干脆买让别人帮忙设计或者买别人的成品，这里的小分子设计龙头即药石科技、药明康德等。 由于创新药的研发存在很大的风险，比如历史上重庆啤酒研发乙肝疫苗失败，带来了股价的暴跌。CRO/CMO行业由于只收取服务费，所以业绩会更加稳健，是投资创新药的不错方向。民营医院 国内目前公立医院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且都是非盈利性医院。近年随着医药加成取消公立医院创收能力大幅下降，公立医院的扩张主要依赖政府资金的支持。 民营医院受制于公立医院一直发展畸形，一方面是公立医院对优秀医疗人才的虹吸现象，事业编制限制了人才流出。尽管医生多点执业正在试行，但民营医院总体上医疗人才依旧匮乏。另一方面，医院对设备要求较高，民营医院在昂贵的检测设备投入不及公立医院。目前来看，医疗服务发展较好的主要有两个方向：（1）专科连锁。这类商业模式一般对设备要求较高而对人力资源要求较低，可复制性强。典型的如体检公司美年健康、爱尔眼科、通策医疗等（2）高端医院。主要定位于高端客户，收费昂贵但是服务好。代表如复星医药参股的和睦家医院。对于这个行业，我们主要关注的则是：（1）模式的可复制性、（2）规模扩大后对成本和费用的控制； 举个例子：通策医疗通过兼并，将浙江地区几家大的口腔医院占据，成本和管理非常好，业绩十分优秀。而它的模式完全可以向全国进行复制，所以通策医疗10年涨幅近20倍，同样的还有眼科医院爱尔眼科相比之下，美年健康的模式也可复制，但是其公司成本控制能力不佳，股价表现平平。8.监管及政策对医药行业的影响 由于医药行业的特殊性，强监管一直是行业常态，政策对行业的影响也非常显著。具体的影响政策统计为以下几点：医保政策 药品能否进入医保目录以及进入的层次对其销量有很大的影响，而医保目录由医保局（此前是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两年制定一次，这方面的政策动向也是关注的重点。新药审批政策 以往国内药品的批准非常容易，买卖药品批文现象严重。如今医药行业审批十分严格，这对优势企业是个利好，有利于具有很强研发实力的企业来说，市场竞争没有以前那么激烈，新药进入市场能否获得更大的优势。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对仿创型化学药制剂企业、现代中药企业和创新型生物制药企业影响比较大。生产批准政策 药品的生产主要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管制。在生产环节，标准化体系已经建立完善，在麻醉品、血液制品、疫苗等领域还实行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这意味着行业门槛的提高，有利于行业集中度的增加。 该政策的变化主要影响监管严格的血液制品、疫苗、生物制品等行业。 比如：2001年，国家停止了血制品行业的进入审批，那么有血制品牌照的几家公司则成为了行业的寡头，此后，上海莱士、华兰生物、博雅生物、天坛生物步入长牛模式。环保政策 国家环保总局对制药企业排污标准在不断提高，这方面监管的越来越严将导致小企业逐步退出，行业的门槛和集中度将不断增加。环保政策的变化主要影响原料药企业。 比如:维生素行业污染比较严重，2017年环保因素关停了许多小的维生素厂商，导致维生素价格上涨，新和成、亿帆医药等股价大涨。
第一作者/通讯作者（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冯晓芬，何剑，游川，等.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试点效果探讨[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1，18(4)：59-61.王亚莉，何剑，孟敏.本科实习护生临终护理能力培养模式的改革实践[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4)：448-450.魏雪梅，李雪平，何剑，等.提高护士工作满意度的策略研究[J].中国医院管理，2011，31(11)：83-84.何剑，周京国.我国医学教育现状分析及建议[J].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11，28(12)：941-942.崔丽君，李姗姗，何剑.本科实习护生实习前期职业认同感的现状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6)：789-790，801.冯晓芬，何剑，花霞，等.临床护生人文关怀能力培养的效果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1，24(6)：822-823，826.崔丽君，何剑.本科护生职业生涯规划困惑的质性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1，10(12)：1463-1466.冯晓芬，何剑，花霞，等.案例教学法在护理本科生临床实习中的效果研究[J].中国病案，2012，13(1)：61-62.崔丽君，何剑.完善护理管理制度 落实患者安全目标[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2，19(1)：38-40.崔丽君，何剑.围手术期患者护理安全管理策略[J].解放军医院管理杂志，2012，19(2)：197-198.何开莲，李莉萍，何剑.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对喉癌患者抑郁情绪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12，25(3)：94-96.崔素芬，何剑.提高护生对《护士条例》认知度的方法与效果[J].护理管理杂志，2012，12(3)：192-193.崔丽君，胡定伟，何剑.“优质护理服务示范工程”中晨间护理与交接班的改进[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2，19(2)：44-46.冯鹤媛，崔映娟，何剑，等.南充市某三甲医院护士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生活质量相关性研究[J].医学与社会，2012，25(4)：63-65.崔丽君，李姗姗，何剑.不同层次实习护生实习初期的职业认同感调查分析[J].中国医学教育技术，2012，26(2)：227-229.何开莲，何剑，李莉萍.不同层次实习护生医疗风险认知的调查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25(2)：189-191.陈心容，何剑，李隆珍.思维导图在合同制护士使用高警讯药物过程中的应用[J].中国医院，2012，16(6)：46-48.崔素芬，何剑.小泡沫垫在临床护士针刺伤预防中应用效果观察[J].中国护理管理，2012，12(6)：49-51.何开莲，何剑.不同层次护理专业学生成就动机与学业自我效能感关系的研究[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2，29(3)：184-186.何桂英，何剑.家庭及社会支持对银屑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影响[J].中国病案，2012，13(6)：79-80.冯晓芬，何剑，李姗姗，等.品管圈活动在下腔静脉滤器置入术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J].中国病案，2012，13(7)：38-40.陈心容，何剑.落实优质护理 提高呼吸内科护理质量[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2，19(4)：65-67.唐小丽，何剑，寇红艳.人文素质教育在中专护生临床带教中的应用[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2，25(4)：451-453.何剑.实习医师职业规划课程对自我认知水平的影响[J].中国病案，2012，13(9)：61-62.张德惠，何剑.优化流程在手术室医院感染管理中的应用[J].中国医院，2012，16(11)：50-51.曾敏，何剑，李隆珍.四川省某医学院校健康教育对银屑病患者相关知识认知和心理状态的影响[J].医学与社会，2012，25(11)：26-28.魏雪梅，胡定伟，何剑.临床护理教师职业倦怠感的调查分析[J].中国病案，2012，13(12)：45-47，2.王亚莉，何剑.危机管理在降低气管插管非计划性拔管中的应用[J].中国病案，2012，13(12)：74-75.雷蓉，何剑，刘航.病案导入-情景模拟教学法在护患沟通中的应用效果[J].中国病案，2013，14(1)：64-66.李莉萍，何剑，何开莲.SLE患者抑郁与社会支持及应对方式的相关性[J].中国病案，2013，14(2)：73-75.林菁艳，庞勇，何剑.CBL在麻醉学临床见习教学中的应用[J].中华医学教育探索杂志，2013，12(5)：496-498.李莉萍，何剑.不同层次护生对生活护理认同度的调查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3，26(3)：310-311.何凤，何剑，王阿蕾，等.提高外科手术患者健康宣教达标率[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13，20(4)：71-73.魏雪梅，李雪平，何剑.Maslach倦怠量表在南充市临床护理教师应用中的信效度分析[J].医学与社会，2013，26(8)：75-77.魏雪梅，何剑，胡定伟.四川省某医学院校临床护理教师职业倦怠现状调查[J].医学与社会，2013，26(10)：78-81.何开莲，何剑.不同层次护理学专业实习学生社会支持与职业倦怠的相关性研究[J].中华医学教育杂志，2013，33(6)：882-884.魏雪梅，何剑.临床护士心理弹性与职业倦怠的关系研究[J].中国病案，2014，15(3)：51-54 .魏雪梅，何剑.灾害救援护士“准备期”的心理干预[J].中国病案，2014，15(4)：69-72 .魏雪梅，何剑，胡定伟.某市不同科室临床护理教师职业倦怠感的调查研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4，27(2)：220-223 .魏雪梅，何剑，胡定伟.临床护士心理弹性的现状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14，14(6)：384-386 .江媛，何剑.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研究[J].中国病案，2014，15(12)：28-30，66 .林菁艳，杨丽娜，何剑.CBL结合医学模拟教学在临床麻醉学教学中的应用[J].中国病案，2015，16(3)：78-80 .何开莲，杨丽娜，何剑，等.不同层次护理学生择业效能感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中国病案，2015，16(3)：83-85 .张乐莉，何剑.四川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师资培训实践[J].中国病案，2015，16(4)：74-77 .田红梅，杨丽娜，何剑.以组为单位仿真模拟教学法在护生强化训练中的实践[J].中国病案，2015，16(5)：80-82 .魏雪梅，何剑，李雪平.临床护理教师自我管理问卷编制及信效度检验[J].护理管理杂志，2015，15(5)：343-345 .杨丽娜，濮永杰，何剑.医疗质量安全管理与医患关系学组在防范医疗纠纷中的实践探讨[J].中国病案，2015，16(7)：34-35，63 .杨丽娜，张刚，何剑，等.外科手术后深静脉血栓形成的医学鉴定路径研究[J].中国病案，2015，16(9)：41-43 .魏雪梅，何剑，邓美红，等.灾害救援储备库护士的灾害准备度调查[J].中国医院，2016，20(2)：78-80 .
红学末路：红学走到末路了吗 2005年05月11日16:15:09 光明日报 相关阅读：《红楼梦》漫画版 误读红楼 甲申除夕前五日，笔者收到未曾谋面的前辈朋友克非先生寄来的新著：《红学末路》。但细读三过，实在不能苟同该书的观点。 《红学末路》一书的主旨，是通过对脂砚斋、脂本的揭示，宣告新红学“已到了穷途末路”。作者在该书《题记》中说： “本书提到的红学，专指新红学，即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依此，书名应称之曰“新红学末路”，方才切题。好在只要读过这本书，也能领会作者的心意，倒也不必过多的在题目上做纠缠。 既是批判新红学的书，我们首先要弄清楚“新红学”是什么？1921年，胡适《红楼梦考证》一文里，提出了《红楼梦》考证的范围：“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与可靠的材料，考定这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时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而他用的方法，就是他一再推行的“科学考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撇开成见，搜求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出结论。后来，胡适常将这种考证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就是新红学的内容和方法。 我们再来看看克非先生眼中的“新红学”是什么：“这个甲戌本及其上面脂砚斋的批语，便是新红学的奠基石，……胡适依靠它进一步完善了自己原有的‘自叙传’说，曹寅的‘家史说’，并作出结论：脂批本是真本，《红楼梦》最早的本子，都是带有脂砚斋的批语的，只有八十回，后来出现的一百二十回本子，后四十回是高鹗的伪续。概而言之，这便是考证派新红学最初的体系……”（《题记》） 两相比较，不难看出，克非先生所理解、所批判的“新红学”与胡适开创的历史上的“新红学”是有很大出入的。首先，众所公认，胡适的“新红学”形成于1921年；而照克非先生的理解，直到1927年“甲戌本”出现以后，才有“新红学最初的体系”；其次，胡适虽然在搜求到大量有关曹雪芹家世材料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叙传”说，却从未提出过所谓“家史说”；第三，胡适提出“《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以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及“后四十回是高鹗所补”等观点，是1921年，而不是克非先生所说的“甲戌本”出现以后的1927年。 很显然，克非先生是过于夸大脂本、脂批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地位了。正因如此，克非先生才把揭批脂本、脂批和脂砚斋作为他批评的切入点，“以揭露新红学的诸般荒谬”。而事实上，对脂本、脂批的研究，只不过是“新红学”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发挥的作用主要是对此前的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提供了新证。即使没有脂本、脂批的出现，此前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研究，也是对红学史的了不起的贡献。在胡适以前，并没有人用现代学术的眼光对曹雪芹加以研究；胡适和他的追随者挖掘出大量的有关曹雪芹和他的家世材料，对于这些材料，难道还需要一一列举吗？在克非先生的书里，这些材料以及根据材料得出的结论曾被广泛的引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红学末路》一书引用或提到的有：永忠、瑶华、敦诚、敦敏、周春、二知道人、张问陶、袁枚、杨钟羲、俞樾、裕瑞等人的诗与文。观点则有“曹雪芹死于1763年”，“曹雪芹生于1724年”等等。我这里想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些人及其材料都是胡适和他的信徒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王国里翻检出来的（当然远远不止这一些）；克非先生引用新红学的成果，已经是在为新红学张目了。 克非先生曾称新红学为“楼外之学”。那么“楼内之学”是什么呢？克非先生说：“进入文本，根据其具体的描写，研究其人物塑造、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环境、主题开掘、思想意义、生活表现、艺术上的成就与不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及教益，即它的客观的社会意义和历史意义，还有作者的教养、身世、经历、思想、感情，等等。”笔者这里不禁想问，胡适及其学派对曹雪芹及其家世的研究，是不是研究作者的“身世”？新红学派关于曹雪芹生卒年的研究及结论，是不是为后人划定了《红楼梦》产生的时代？按照克非先生的划分，这应该算作“楼外之学”呢，还是“楼内之学”呢？ 克非先生宣判：新红学已走到了末路；但我们忍不住要问，难道曹雪芹不需要研究了吗？《红楼梦》的版本不需要研究了吗？其实，撇开新红学的其他组成部分不谈，但就这两个领域，近年来也不断有成果涌现。比如，前些年，大同发现了记载有曹振彦史料的碑文；去年，胡文彬先生发现了曹寅的《北红拂记》；前年，曹立波女士曾研究“程本”的一个子本———“东观阁本”而发表一部专著……此外，在这两个领域依然有很多有待研究的空间。比如，克非先生和他的几位同道的朋友，都认定：程本早于脂本，而脂本又是伪本；因而程本在克非先生等的眼中，其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但是，就是对程本的研究，也是远远不够的。自1791年以来，经过100多年的流传，其间经过了太多的变化；诸如“程本共有多少子本”、它们之间异同如何等问题，并没有经过细致深入的研究。单将这些问题弄个水落石出，也不是靠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就能办得到的。而这些，不都属于新红学中“版本学”范畴吗？又怎么能说新红学已走到末路了呢？ 《红学末路》用相当的篇幅评说了冯其庸先生的《石头记脂本研究》，因为冯是当今红坛上崇脂、扬脂的“首屈一指的人物……比上一代的胡适、周汝昌等走得更远”，“海内外无一人能望其项背”（318页），《石头记脂本研究》是“这种版本学方面的最主要最权威的著作”：“甚至可以说，没有冯先生的研究、著作、贡献、倡导，新红学派的版本学便难成其学，至少是支撑不起来”（186页）。确实，在作者和版本研究方面，冯其庸先生是紧承胡适余绪的，而且也的确做出很多贡献。但是，冯先生从事版本研究是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的，难道从20年代到70年代的这半个多世纪，《红楼梦》的版本研究就是一片空白吗？而且，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克非先生批判的冯先生的一些基本观点，其发明权却在胡适。如该书76页说：“冯先生的意思是，《红楼梦》早期流行的本子，就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其实，最早提出此说的是胡适，在1933年，在《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钞本》这篇文章中。再如该书23页，克非先生似乎对冯其庸的“后四十回自有它不可磨灭的价值”颇为欣赏，但这个观点，仍是胡适最先发明的，我们看胡适1921年在《红楼梦考证》中的原话：“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因此，站在克非先生的立场，我以为批胡比批冯好，所谓“擒贼先擒王”。 《红学末路》确实如宣传的那样，提出了不少惊世骇俗的观点：“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三个脂本都是曹雪芹以后很晚的伪本，脂批是伪批，脂砚斋是“巧伪人”、是制造伪文物（脂本）谋利的低级；脂本之残，是脂砚斋故意整残的。庚辰本、己卯本，是在同一间土作坊里，同一时间内，由同一个制造而成的。它们产生的顺序依次是庚辰本、己卯本、甲戌本……《红学末路》有“一个故意被整残的本子”一节，论述甲戌本的产生年代。克非先生根据他总结出来的甲戌本的特征，列出15条路标，然后，就“我们完全可以判断”，甲戌本的产生不是在乾隆时代，而是在嘉、道年间，甚至咸、同以后。这15条路标包括“曹雪芹和其家世已经开始明朗化”、“将《红楼梦》本事开始和曹家胡乱连接”、“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已成定论”等等。我这里想问：在1921年以前，曹雪芹和其家世是如何明朗化的？《红楼梦》本事是如何和曹家胡乱连接的？后四十回为高鹗伪续是如何成定论的？此外，作者对他认为的脂本的“炮制”过程，多次作了详细地描述：如何雇抄手、如何流水作业等，言之凿凿，如同亲睹，试问：又有何根据？《红学末路》总给人一种印象，它的论据并不能证明它的结论。胡适阐述治学方法的时候，经常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七分证据不说八分话。愿以此话与克非先生共勉。 克非先生说，新红学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笔者也不能同意。1921年新红学一出，即受到很多批评。在1928-1953年，这一学派非常沉寂；相反，这期间有吴宓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红楼梦》，30年代有李辰冬用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写成的论文及后来出版的《红楼梦研究》，40年代有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这都不属“新红学”的范畴。而且，索隐派的著作也仍不断问世。到了1954年，“新红学”遭难了，尽管那不属于学术批评的范围，代之而起的是阶级斗争红学。到了80年代以后，新红学才又逐渐翻案。但此时，不少人提出诸如从文化的角度研究《红楼梦》等新思路。所以，尽管新红学影响很大，但并未独霸。只是，在极左的年代里，新红学的研究也并未中断，如1963年前后围绕曹雪芹生卒年的争论。这主要是这一学派自身的学术魅力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直到今天）。 《红学末路》还有几处硬伤，我想在这里指出来：11页，作者将扬钟羲列为乾隆时人，其实杨氏生活于清末民初，是一位遗老；268页，克非先生说，“新红学家将三个脂本看成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的本子，并说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其实，新红学家是说三个脂本的底本是乾隆甲戌年、己卯年、庚辰年，底本是曹雪芹生前的本子。 要之，这部号称宣判新红学已到末路的450页的煌煌大书，并没有伤到新红学一丝一毫。
红学·《红楼梦》艺术成就的多方探讨
《红楼梦》在文坛上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的成熟。在艺术上，她不仅可与我国源远流长的诗词曲赋中最辉煌的作品相媲美，而且可与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小说名著并列而无愧。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前人早已发出了“传神文笔足千秋”(清·永忠)的赞叹;脂砚斋等对这部小说艺术上的创新之点和独到之处不乏有价值的评点; 戚蓼生在为之作序时以 “一声两歌，一手两牍”，“注彼写此，目送手挥”等评论，很有见地地道出了小说神妙的艺术手腕。鲁迅在概括中国小说的历史发展时更说过，“自从《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给予高度的评价。《红楼梦》的确是一座艺术的宝殿，气象万千，蔚为大观，无论是她的整体还是细部，都能引人入胜，开人心智。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探讨这部杰作的艺术经验、概括其艺术成就，成为红学研究中长盛不衰的热点，大致涉及到下述诸方面。 一、从总体上看，《红楼梦》最大的艺术特色是她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浑然天成。《红楼梦》是一部以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为基础写成的小说，但并非作家的自传实录。从生活到艺术，期间经过了极大的提炼、改造、增删、虚构，所谓“十年辛苦不寻常”。小说虽则是为“闺阁昭传”、写儿女真情，却展开了极其广阔繁富的生活画面。从贵族世家到宫闱内廷、官衙寺庙、市井闲人以至村野细民，一幅幅生活图景联缀交织、剪接生发，要耗费作家多少心血! 历来对于《红楼梦》的“百科全书”之誉，不过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是赞叹描摹生活的丰富精微;实际上艺术创作更有其特殊艰辛之处，一切都要经过作家感情的熔铸、心灵的孕育，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小说所呈现的千姿百态的社会人文景观，无不灌注着作家的血泪辛酸、人生体验。然而，就是这样一部用血泪凝成、苦心经营的书，读起来却如行云流水、毫不费力，并不感到人工斧凿的痕迹，仿佛一切本来如此，作家不过随手拈来，照实录下。难怪有人读了小说要去寻访故址，调查事实，看成是作者自叙或历史上某人某事的影射，以致考据索隐，绵绵不绝。这种文学史上罕见的现象，除去读者自身的原因之外，同《红楼梦》这部作品本身的特殊性，也包括她在艺术上这样一种妙夺天工、不露人巧的特色有关。 看似平淡而细品醇厚，“极炼不如不炼，出色而本色”，可以说是《红楼梦》艺术品格的基本特征，显示出艺事的上乘之境和大家风范。在这里，真和假、虚和实、平和奇达到了有机统一，能于假中见真、平中出奇、虚实相生，天功人巧已经浑然难辨了。 二、与上述总的特色相联系，《红楼梦》的艺术结构也是匠心经营而又浑然一体的。或者说，它在结构上的最大特点是其完整性和有机性。探讨《红楼梦》结构的文章很多，各有侧重，兹举数端。 1.讨论《红楼梦》前五回在全书艺术结构中的特殊的意义。前五回不仅是全书故事情节发展的一个引线，而且是整个悲剧的一个缩影，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形成了胚胎。它既是全书的一个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前五回中的情事对全书多有总摄、提示作用，有很强的凝结力和概括性。如第一回开头女娲补天遗石入世的神话，隐喻“末世”的背景和“顽石”的品性，并借石头之言道出创作意图;绛珠和神瑛在仙界有甘露之惠，为后文在人间的眼泪之酬作了铺垫。第二回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使阅者心中已有一荣府隐隐在心”(脂评)。又如第五回的“梦中之梦”新颖奇警、意韵深长，判词和曲文是主要人物性格的提纲和命运的预示。总之，前五回是序曲，总主题及各人物的主题旋律均已奏出，只待以后的乐章来丰富、印证、完成。领会了前五回的奥妙，仿佛掌握了打开这座艺术宫殿的总钥匙。 2.全书结构的支架通常认为是宝玉、黛玉、宝钗之间的爱情婚姻悲剧以及与之相伴的以贾府为代表的贵族世家的由盛而衰的过程; 有的研究者因王熙凤这个人物地位重要性格丰满而将其作为贯穿全书的主要线索。小说故事的正式展开应在第六回，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一个小小人家写起，便进入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的正面描写。从第六回起，有的研究者将全书分为四个段落。有的分成五个段落，不管具体如何划分，大体上都循着贾府由鼎盛至衰败的走向，以若干重大事件为标志，按情节的起落分合将其分作若干单元。可以看出，作家的笔力先是集中在一批主要人物包括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可卿等人物以及荣宁二府和大观园的环境描写上; 继之着重写宝黛之间感情的日益绵密，复杂回环的历程，写宝玉和贾政逆子和严父之间的冲突及其激化;接下来，对大观园内外的众多女儿包括湘云、妙玉、晴雯、平儿、鸳鸯、香菱以至二尤和贾府上下的种种矛盾作了更为广泛的描写;至七十四回抄检以后，发悲音、感凄清、衰象愈来愈显，全书虽未写完，但三春已去、众芳摇落，树倒猢狲散的大势已不可逆转。由于作家有全局在胸，全书虽跌宕起伏、摇曳多姿，却首尾相连、八面贯通，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 3.“草蛇灰线，伏线千里”，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也是人们都认同的观点。小说的每一个情节以至细节都不是孤立的，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部分而存在的。比如写刘姥姥一进荣国府，就伏下了 “二进”、“三进”。惜春出场的第一句话“剃了头作姑子去”，遥遥照应着这个 “侯门绣户女”最终“独卧青灯古佛旁”的归宿。贾宝玉不喜读书，厮混内帏、结交优伶的种种“不肖”，酿成了“大承笞挞”的果，而挨打之后秉性不改，倒得贾母庇护游荡园中，更发展了他的自由个性，成为他不肖更甚的因。可以说，任何一个段落从书中抽取出来都有隔断血脉之虞。而每一个生活场面，又可以从多种角度观察，获得多种意义。如元春归省，既是鲜花着锦的大喜事，又是骨肉离散的大悲剧。再如，用几枝宫花作引线遍串各房，几乎把十二钗都引了出来;为寻一只茶杯，就把场景从阖家赏月的凸碧山庄调度到了只有二人联句的凹晶溪馆水边。穿插得那样巧妙，转换得如此自然，使人不知不觉地随着作家走去。小说就是这样以金针暗度之笔、移花接木之文，把人物、事件贯穿成为一个整体。 “佳园结构类天成”，人们对大观园的这一赞语移用于小说也是完全适合的。大观园是一座匠心经营又有自然之气得自然之理的人工园林。作家崇尚自然，并不排斥人巧。小说本身便如一座精心建构而又自然天成的 “天上人间诸景备”的社会大观园。 三、创造了众多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数量可能是最多的，其中不少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红楼梦》在人物创造方面的成就，可以说是空前的，而且直到今天，也难以举出哪一部作品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这不单是指数量而言，《红楼梦》创造了数十、数百人物，是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廊，或说是整个形象的体系;更是指艺术魅力而言，书中各色人物艺术生命力旺盛，历久弥新。 1.首先，是对主人公的研究。贾宝玉这个人物异常新颖独特，又十分亲切可感。他既有石破天惊的新奇之想，又有扑面而来的世俗之气。在贾宝玉的性格素质中，很多独异之处：爱红;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作为贵族之家的精神囚徒，他被禁锢在高墙深园之内，生活天地的狭小，反倒激起了自由思想的翅膀。他不只咀嚼身边的小悲欢，担忧自己前途难测的爱情，而且苦苦追索难以解开的种种人生之谜，负荷着一般人还意识不到的痛苦和不幸。他似傻如狂地扰乱封建秩序，痛斥国贼禄蠹，大胆执着地追求纯真的爱情; 有时却又呼唤自然，向往返朴归真、参禅悟道。作家有分寸地、生动地展示这种矛盾运动的复杂过程，使各个侧面有主有次、时隐时现、相反相成，由此产生一股强大的性格合力。贾宝玉这个“痴公子”就是这样一个难以穷尽的审美对象。 2.围绕着主人公的女性形象，同样是研究者经常瞩目的课题。其第一序列是“金陵十二钗”，不仅正册，在副册和又副册中也有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些女性形象同样既有鲜明突出的个性特征，又有丰富深厚的性格内涵。首先，要把大观园内外那一群年龄和生活环境相近的青年女子写得个性鲜明、色彩各异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她们其实也都是“富贵闲人”，闺阁之中并无什么惊天动地之举，不过“小才微善”，然而，人们却决不会把他们混淆。大体上说，薛宝钗给人的总体印象是“冷”，黛玉是“愁”，湘云是 “豪”，凤姐是 “辣”，探春是 “敏”，迎春是“懦”，元春是“贵”，妙玉是“洁”，香菱是“苦”，金桂是“悍”，莺儿是“巧”，紫鹃是“慧”，……。各人的性格色调是那样鲜明、不可更易;但就每一个人物而言，其性格世界又是十分复杂丰富的。 薛宝钗是著名的“冷美人”。冷美人之“冷”，是冷艳、淡雅;又是冷静、理智;有时又是冷漠、冷酷。从外表到内心，从克己到处人，体现着一种自我修养的很高境界。她衣妆淡雅、居处素净、罕言寡语、端庄典丽，显示出一种凝重、封闭的个性。她服食的“冷香丸”意味深长，以冷制热，喻示对自己内心感情的克制、压抑，天真被世故吞噬，爱恋之情被闺范礼教掩藏。有时，这种冷静到了冷漠、麻木、失去同情心的地步。冷香寒彻，终究导致雪埋金簪。冷美人始终未能赢得“痴公子”的赤子之心，只能在无爱的婚姻和孤寂的生活中抱恨终身。这一以“冷”为特征的性格包含了丰富的社会内容。 人称“病西施”的林黛玉整天愁眉不展，“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体态的病和心态的愁叠合为一，那淌不完的泪水是心灵之泉，是前生所饮的“灌愁海水”所化。人们看到，病愁、乡愁、为落花无依柳絮飘零而愁，自身的孤苦无靠和爱情的前景暗淡更使她陷入了无可解脱的愁的深渊。在这个敏感多愁的少女的精神世界里，同愁闷伴生的正是抗世违俗的自尊和目下无尘的孤高，潜藏着一种执着的人生追求和热烈的爱情向往，这是一种较《红楼梦》中其他女性远为清醒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要求。所谓“林黛玉型”应当不只是对其多愁善感的外部印象而言，还应当看到这一性格丰富的文化内涵，体察其超越群芳成为 《红楼梦》第一女主人公的性格特质。 湘云之豪令人神往。她襟怀坦荡、言动爽快，烧鹿大嚼、醉眠花裀更有名士风度。然而笼罩在整个家族和社会头顶上的阴影同样追随着她，乐观豁达的云丫头也有自己的烦难和隐忧。最终也只有顺从命运的安排。钗、黛、湘可以说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鼎足而三”的女性形象，一个深沉，一个孤高，一个豪爽，三者都是美，却又是迥然不同的。 辣，应当是凤姐形象给予人的总体感受。然而，“凤辣子”的辣味仔细辨析起来也很复杂，是一种综合的美感效应，很难用一定的逻辑概念来规范，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体味，比方说包含着杀伐决断的威严、穿心透肺的识力、不留后路的决绝、出奇制胜的谐谑等等。有时辣得令人可怖，毛骨悚然;有时辣得令人叫绝，痛快淋漓。凤姐这个人，不论是干好事还是干坏事，还是好坏参半的事，都脱不了辣的特色，永远给人以新鲜感和动态感。凤姐不仅才识不凡，并且具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欲望。当其出格出众，向男性中心的社会示威，的确扬眉吐气;当其机关算尽，为无限膨胀的私欲践踏他人特别是同为女性者的人格尊严以至生存权利时，则不能不令人心寒。这两者交织形成了一个以辣为特色的中国女性性格的奇观。凤姐形象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中国传统的戏曲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往往有极大的夸饰，以至就是某种品质的化身，如忠、奸、智、莽等。《红楼梦》所展示的不是单一的各种规范人格，而是血肉丰满的现实人格。鲁迅说《红楼梦》所写的“都是真的人物”，“和从前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这是对于《红楼梦》人物创造的很高评价。 3.《红楼梦》的人物形象体系充满了辩证的因素，在形象的相互联结和对照反差中极大地扩展了生活的容量。各色人物几乎都可以作多种排列组合，成为序列或对照映衬，在变化中见统一，在比较中显个性。如贾府四春、红楼二尤、黛与钗、宝玉与贾环、薛蟠与宝钗、探春与贾环、赵姨娘与周姨娘、王夫人与邢夫人、凤姐与李纨、贾母与刘姥姥、焦大与赖大、张道士与王一贴……不胜枚举。只要选取一定的视角，就能发现其具有可比性。艺术形象的多样性固然使人眼花缭乱，却隐然有一种韵律寓含其间。同时，对照和映衬更是交叉地多方位地存在的。钗和黛固然是一种对照;宝钗和她的胞兄薛蟠又是一种对比，一个通情达理，一个任性尚气;宝钗和她嫂子夏金桂又是另一种对比，金桂的骄横恣肆，在小姑平和自重的反衬下，更显得气焰灼人。贾环和探春是一母所生，一个俗，一个雅;宝玉和贾环是兄弟，一个对不情之物都有情，一个则对有情之人都绝情。尊贵的老祖宗和村朴的刘姥姥，发迹的赖大和背晦的焦大，……都在各各不同的反差中显出其特性。至于“晴有林风，袭为钗副”之类，则不仅是一种对比，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对应了。 形象体系的构成是长篇小说的重要美学问题，《红楼梦》在这方面的成就也标志着小说艺术的成熟。 人物研究可以说是红学研究中最有成绩的方面之一，小说中几乎每一个人物都论到了，尤其是重要人物更有深入透彻的分析。论者大多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辩证的比较的方法，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的提高。 四、相对而言，语言研究仍较薄弱，大家公认《红楼梦》创造了远迈前代、至今仍不失为楷模的第一流的文学语言。《红楼梦》的语言既平淡朴素，又文采斐然，或说其“文虽浅其意则深”，有含蓄蕴借之美。语言艺术上的特色也是和全书总的特色相联系的。这方面研究文章数量虽不多，也有质量颇高的论文。其主要论点为： 1.《红楼梦》语言的佳处在于它的全体，而不在一枝一节，很难举出某一处来说明它语言艺术的成就，最好的办法是通读全书。而且，它的表现力不是呈现在词句的表面，而是含蕴在内里。它把宝黛爱情写得极其缠绵旖旎，通篇却找不到绮丽的词句和藻饰，作家只用普通的朴实的口头语来写，却把“儿女真情”表达得极为深婉曲折，许多盛大热闹的场景、粉淡脂浓的人物，并不是用华美的词藻堆砌出来的。脂砚斋在评点中常常赞美《红楼梦》在这方面不落俗套，不用前人用滥了的写法。而且常常用略貌取神、以此写彼的方法使人意会，调动读者的想象来补足。当然，小说中也不乏清辞丽句，亦有铺陈辞采之处，那都是切合特定场合的需要，而且非常精炼。 2.《红楼梦》是以北京话为基础的古典白话小说，但比过去的白话小说名著更有生活情致，更富文学意味，也更有全民性。《红楼梦》的用语基本是白话，间有浅近文言，但不觉生硬、不感板滞，很少套话官腔，显得灵活流动，当文则文，当白则白，和谐相间。《红楼梦》在把生活语言改造成精粹的文学语言上，其吸收、销融的器度是十分恢宏的。生活中的俗语词、方言词、社会习惯语、熟语、歇后语等都可以被驯化而为文学词汇。有的词语更是作家的独创，“意淫”、“禄蠹”、四句俗谚口碑连成的护官符以及判词曲子等包含的许多精警语句，既不见经传，也不是俗语，自《红楼梦》出来后则已成为人所共知的新典和新谚了。《红楼梦》中并非没有采用方言土语，论者也曾为吴语京语争执不休，由于作家的选择、提炼，用得恰到好处，中国的读者地不分南北都能明白通晓，领略其中韵味，正好说明作者博采方言，熔铸成家。总之，《红楼梦》的语言，较之以往的小说作品，更加生活化，也更加文学化了，作为一种规范的文学语言，历来被各种权威性的汉语词典引为例子。 3.特别要提出的还有《红楼梦》在人物语言和对话艺术方面的成就。一般常归结为语言的性格化，所谓“闻其声如见其人”。《红楼梦》写了几百个人，要做到这一点则要写出“百人百声口”。书中人物流品复杂，个性各异，作家要设身处地、体察入微，描摹得当地为数以百计的人“代言”，这是何等功力!何况，就每一个人物而言，作家不能靠一种程式、一个腔调来实现人物语言的性格化。同一个人物，因时间、场合、心态等不同，其语言也千变万化。长篇小说人物对话技巧中还有一种众人交口的场合，这不是舌战群儒式的交替直流式，而是多人众口的错综交流式。《红楼梦》能在整体反映中照顾到每一个人，将身分相类、话风相近的人区分开来，难度是很大的。传说曹雪芹“善谈吐，风雅游戏，触境生春，闻其奇谈娓娓然，令人终日不倦，是以其书绝妙尽致”(清·裕瑞《素窗闲笔》)。除去辛苦锤炼之外，作家的语言天才令人惊叹。 五、发阐《红楼梦》中充溢着的诗意和蕴含着的哲理。从叙事文学的角度看，《红楼梦》所写的故事平淡无奇，近乎琐屑，然而却又那么经读耐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中熔入了作家丰富的人生感受，在小说的深层蕴藏着诗情和哲理。 翻开《红楼梦》的许多篇章，诸如读曲、葬花、扑蝶、画蔷、醉眠、乞梅、诔晴，以至跌扇、篦头、观局、斗草等等，都会使人受到一种诗情画意的感染。多少诗人和画家从中汲取灵感和题材。这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现象。诗意之于《红楼梦》，不限于其中数量可观的诗词韵文，也不限于某些可供吟咏作画的片断，也不仅指诗的构思和技巧在小说创作中的运用，最根本的应是作家的诗人气质对小说艺术素质的影响和渗透。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生的春、夏、秋、冬、阴、晴、雨、雪，都似乎有性灵和神韵，作家的喜、怒、哀、乐，伤悼和同情，辛酸和忧愤，那感情的波涛总在涌动。小说虽然不是抒情诗，却可以有浓郁的抒情性。曹雪芹作为一个诗人的才华和修养在《红楼梦》里打下了深深的印记。中国源远流长的抒情文学滋养了 《红楼梦》小说艺术的机体。 单有感情的真醇还不够，《红楼梦》又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唯一达到哲理深度的作品。传统小说在艺术上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是那露骨的说教，即使某些包含优秀现实内容的作品也未曾超越道德伦理思想的层面，上升到对人生价值和生命目的哲理思索的高度。只有《红楼梦》，它对现实存在合理性的怀疑，对人生归宿的冷静关注，对生命价值的的执着追求，使作品的思想升华到哲学的层面。这种思考和探求，又是非常自然地通过人物的精神历程隐然无痕地渗透在作品的艺术整体之中，而不是生硬地把外在观念和生活形象拚凑在一起。这种渗透，当然体现在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命运以及一些警语中，即使是在全书的艺术构思、情节安排以至细节描写中，也几乎无处不在。书中对于盛与衰、热与冷、欢与悲、动与静、聚与散的处理，无不贯穿着盛极必衰、乐极生悲、静极思动这样的哲理内涵，有时更是热中有冷、乐中隐哀、相伴而生。《红楼梦》这部小说的耐读，同深入肌理的哲理思考是大有关系的。 还有不少论者探讨象征和隐喻在《红楼梦》中大量和巧妙的运用，指出其原因不单是由于伤时骂世不便明说，它和小说的悬念、诗歌的取喻都有关系。大而言之，神话的背景、幻境的阅历都有隐括和预示的作用;小而言之，服用冷香丸、柚子换佛手之类，都同人物的个性和命运相关合。数量众多的诗词、谜语、酒令、花名等，更是对各人品格和归宿的形象写照，既贴切又含蓄。连人物的命名都有讲究，谐音、寓意、因事、随缘，看似随手拈来，实则多有寄托。 六、文备众体，艺熔一炉 《红楼梦》除小说主体文字兼有各体之长外，书中包罗的其它文体可以说应有尽有：诗、词、曲、歌、谣、谚、赞、诔、偈、辞赋、联额、书启、灯谜、酒令、骈文、拟古文……等等。以诗而论，又有五绝、七绝、五律、七律、排律、歌行、骚体，有咏怀诗、咏物诗、怀古诗、即事诗、即景诗、谜语诗、打油诗，有限题的、限韵的、限诗体的，有应制体、联句体、拟古体，……余不概举。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备众体。而这一切又都是小说的有机部分，不同于其它小说的游离于情节之外，若删除这各体文字将会大大损害小说的艺术整体。在数以百计的韵文中，作者绝少自己出面，都系替人物“代拟”，要把各人之作，拟得“诗如其人”，诚非易事。如诸芳共咏海棠，黛玉的风流别致，宝钗含蓄浑厚，湘云清新洒脱，互不相犯，可谓 “按头制帽”。其它各咏亦复如此。 《红楼梦》对中国文化艺术集大成的丰姿，绝不限于文体和文学本身，各种姐妹艺术，包括戏剧、曲艺、绘画、书法、音乐、游戏，以及建筑艺术、园林艺术、服饰艺术、陈设艺术、编织艺术、风筝等手工艺术，至于茶文化、酒文化、果品、点心、菜肴、烹调等综合而成的饮食文化……无不在书中有精妙卓绝的反映。举凡在当时社会生活中与物质文明相伴而上升为某种文化形态、具有艺术鉴赏价值的事物，几乎都被博学多识、才艺绝伦的作家收入笔底、活现纸上，令后人赞叹不已。《红楼梦》写了那么多大小饮宴，绝不仅仅是为了吃，那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智慧、技巧和文化的结晶。即从这一角度来看，谓《红楼梦》熔各种艺术于一炉，是当之无愧的。今天，“红楼文化”已伸展、渗入到各个文化艺术和生活领域，就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
这样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下面我给大家分享一些红楼梦学术论文，大家快来跟我一起欣赏吧。
试论《红楼梦》
【摘要】《红楼梦》这部千古传奇，一经问世，便广为流传，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读者都对《红楼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每以论红、评红为时尚，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红学”。本文对主要红学派别进行了综合概括，并针对索隐派、考证派的谬误进行了分析，明确提出《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不是传记，也不是 历史。作为文学作品的研究，重在研究作品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文化内涵、 艺术成就，而不是去探佚、猜谜或毫无意义的考证。
【关键词】《红楼梦》研究;索隐;考证;思想内涵;艺术成就
《红楼梦》一经问世就引起了文人学士的极大兴趣，研究、评论《红楼梦》开始盛行，点评是研究《红楼梦》的最早形式，点评者人数众多，点评者旨趣也不尽相同，其中最重要最神秘的是脂砚斋，其点评已成为《红楼梦》的一部分，是研究《红楼梦》不可或缺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至光绪年间，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已成为显学，随着《红楼梦》的广泛流传，对《红楼梦》的研究日益 发展。“清末的民族主义思潮，激励着索隐红学的兴盛，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与 科学精神，激励着新红学的诞生……1954年由毛泽东亲自介入并领导的批俞运动，使得红学的显学地位达到空前的显赫状态。此后，学者、作家、艺术家、学生乃至普通读者都以论红、评红为时尚”。
1 《红楼梦》研究之红学派别
《红楼梦》它以一部小说成就了一门学问即“红学”。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产生了不同的红学派别：
索隐派
顺治董鄂妃故事说。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说《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的诸名王奇女”。并且说董鄂妃是秦淮名妓董小宛，本是明末名士冒辟疆的爱妾，后来清兵南下把她掠夺了去，送到北京，得到了清世祖的宠爱，封为贵妃，后来董妃夭亡，清世祖非常悲痛，就跑到五台山做了和尚，遂以为宝玉即清世祖顺治帝，黛玉即是董小宛。
民族主义小说，影康熙朝 政治状况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事本之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主张贾宝玉即为康熙帝废太子胤礽，金陵十二钗为拟清初江南之名士。书中“红”字多影“朱”字，“贾”字为斥伪朝。
历史小说，影康熙诸皇子争储说。寿鹏飞《红楼梦本事辨证》认为：以余所闻，则《红楼梦》一书……，与其谓为政治小说，毋宁谓为历史小说，不如迳谓为康熙季年宫闱秘史之为确也，盖是书所隐括者，明为康熙诸皇子争储事，只以事涉宫闱，多所顾忌，故隐约吞吐，加以障幕，而细按事实，皆有可证。
明珠家事说。陈康祺《郎潜纪闻》、钱静方《红楼梦考》认为：《红楼梦》一书即记故相明珠家事，宝玉即纳兰成德，成德乃康熙朝宰相明珠之子，金陵十二钗，皆纳兰侍卫所奉为上客者也。
金陵张侯家事说。周春《红楼梦随笔.》认为：“相传此书为纳兰太傅而作，余细观之，乃知非纳兰，而叙金陵张侯家事也。忆少时见《爵秩便览》，江宁有一等侯张谦(一说张勇)，上元人，癸亥甲子间，听父老谈张侯家事，约略与此书相符，再证以《曝书亭集》、《池北偶谈》、《江宁通志》、《随园诗谈》、《张侯行述》诸书，遂决其无疑。”
考证派：曹雪芹自传说。胡适《红楼梦考证》，说《红楼梦》记的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贾政即是曹頫，宝玉即是曹雪芹。雪芹一生的事实，原是很合乎全书的故事的，作者在卷首自己也这样说：“因曾经历过一番幻梦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又云：“今日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厌肥之日，背父兄 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致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已告天下。”主张贾宝玉即曹雪芹缩影，书中事迹，乃备记其身历风月繁华之盛。考证派代表人物还有俞平伯、周汝昌、顾颉刚等。
新索隐派：“”结束，红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红学也呈现出市场化、普及化、大众化、消费化的特点，各种新旧流派纷纷登场，其中最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不时引起轰动效应的是索隐红学。新索隐派的代表人物是霍国玲和刘心武。索隐红学与曹学合流成为这一时期索隐红学的新趋势。
雍正、曹雪芹、竺香玉故事说。霍国玲的《红楼解梦》将《红楼梦》索解为雍正与曹雪芹和香玉三人之间的故事：康熙朝，曹雪芹家三代四人袭任江宁织造之职，享尽荣华富贵，雍正即位后，不仅结束了曹家的富贵荣宠地位，而且在雍正六年抄了曹家，雍正八年宫中选秀女，又把曹雪芹倾心爱恋的竺香玉夺入宫中，纳作妃子，后封为皇后。为了抗议这种****，曹、竺二人合力将雍正毒死，最后香玉以身殉情。
曹雪芹家族参与皇权争斗说。《刘心武揭秘红楼梦》索隐出的“本事”则是曹雪芹家族参与康、雍、乾三朝宫廷内部争夺皇权的故事：《红楼梦》中秦可卿的生活原型，就是康熙朝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的女儿。曹家与胤礽关系密切，为了潜在的政治资本，将废太子胤礽的女儿偷运出来，藏匿曹家，并隐瞒其身世。而曹家当选为王妃的女儿，即书中的元春，为了保护家族和自己的地位，向皇帝告发了“秦可卿”身世秘密，这位废太子的女儿只好上吊自尽。后来曹家又参与了谋刺乾隆的“弘皙逆案”，事败，王妃“贾元春”被缢杀，曹家遭到毁灭性打击。
除上述红学派别外，还有运用西方 哲学和文学理论对《红楼梦》的思想性、艺术性、主题、人物、语言等进行研究者，代表性作品，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李长之的《红楼梦批判》、李辰冬的《红楼梦研究》、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等等。
2 我对《红楼梦》研究之拙见
索隐派是《红楼梦》早期研究的主要派别，但他们既不讲究科学逻辑，也不尊重客观事实和材料，他们可以把事实和材料任意剪裁、组合使其成为符合自己主观需要的东西，甚至可以制造出事实和材料，以证明自己的主观猜测。他们用测字猜谜的方法，牵强附会地构想出人物和事件的某种关系。正如刘梦溪先生所说，索引派是“起于猜测，止于猜测，辗转相传，缺乏论证”。胡适先生认为，索隐红学属于“附会的红学”，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王昆仑先生说：“《红楼梦》索引派不是从作品内容去说明作者的创作思想和人物故事的真实意义，偏要按照书中人名、故事、用字用语，穿凿附会，证明他是影射清初某些政治历史上的个别事实，或怀着善良的动机，力求说明作者以民族思想侧面宣传反对满清皇朝统治 中国，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义，可是毕竟武断的歪曲了作者自己的写作目的，抹杀了她的社会的艺术的价值。”
以胡适先生为代表的考证派，其实与索隐派没什么本质区别，二者都认为《红楼梦》作品中隐匿或如实记录着历史事件，企图从作品中还原出历史本事来，只不过索隐派提出了所谓“明珠家事说”，“顺治董鄂妃故事说”，而胡适提出了“曹雪芹家事说”罢了。黄乃秋先生认为：“胡君考证《红楼梦》，范围限于着者与本子，不容以史事附会书中之情节。”“然胡君虽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出此种谜学范围，如谓甄贾两宝玉即曹雪芹，甄贾两府即曹家，又谓两府之接驾，皆曹家事。”“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索隐派如出一辙，只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
文学创作要求的不是简单的记录生活，不是简单的生活真实，而是艺术的真实，艺术的真实不等于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是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产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作品，都是一定社会生活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是作家对生活真实进行选择、加工、提炼的结果，是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出来的生活本质的真实，是生活真实的概括与升华，所以文学作品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它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李辰冬先生也说：“以创作家的惯例而论，他们的着作绝不是实际事物的抄写。”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或安排一套故事，并不拘泥于生活真实，不一定仅仅根据一位模特或一件实在的事件照抄下来，他需要观察许多同类的人物和同类的故事。当他开始之时，可能是从一位模特或事件观察起，但久而久之，观察思考得多了，就会把原来真正的模特或事件忘记了，而只凝成为一个普遍的共性的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所以对于一部伟大的作品的典型人物和故事，固然无从考证出其模特是谁，故事是哪一实事，即使作者自己恐怕也难于确凿的指出来。高尔基曾说：“文学者描写他所熟悉的商人、官吏或工人……如果作家从二十个至五十个，不，从几百个商人、官吏或工人每个人当中，抽出最特质的阶层特征——习惯、趣味、动作、信仰、言论等，而能够将他们统一在一个商人、官吏或工人身上，那么，作家就会由这样的手法而创造成典型。”鲁迅先生也曾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也一样，没有专用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像这样，我们如何叫鲁迅先生能如实的指出他的“阿Q”或“孔乙己”的模特究竟是谁来呢?曹雪芹在下笔写《红楼梦》之前，他一定不知观察和研究过多少实在的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熙凤以及一切其他人物，然后才能产生他想象的笔下的人物，所以你现在想指出他们的生活原型是谁，那是徒劳无益的。
夫《红楼梦》者，小说也。他只是一本由许多素材综合而成的小说，而不是为一家一人作传，贾宝玉是许多贵公子性格所组成的典型，他代表着不热衷功名、贪图安乐、为祖母所宠爱的聪明温柔的贵族公子。这里面有纳兰容若、有和珅的公子玉宝，有其他我们所不知道的人物，也有部分是曹雪芹自己。这部混合体的伟大人情小说，目的只是寄托作者自己的出世的消极的愤慨，以及幻想的繁华梦。他是一本小说，一本利用各种材料和想象组织的小说，不是传记，也不是历史。所以李渔说：“凡阅传奇必考其事从何来，人居何地者，皆说之痴人，可以不答者也。”
不少研究者指出，“《红楼梦》只不过是一部小说”，“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小说”，呼吁回归到《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上来，回归到《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地位研究，回归到作品的艺术分析，把《红楼梦》当小说来读。启功先生说：“我以为与其费劲炒作这种没有意义的发现，还不如好好读读《红楼梦》本身，体会一下书中丰富的内容。”如果抛开作品本身而去研究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去索隐作品影射谁，这是本末倒置，舍本而求末。离开了《红楼梦》这部小说，研究其它又有什么意义?研究曹雪芹及《红楼梦》版本对帮助作品的理解有一定作用，但没有弄清曹雪芹及其家族史，并不会影响《红楼梦》成为一部伟大作品，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由作品本身的成就所决定的。至于索隐是自传说、顺治董小宛故事说等，这原本偏离了小说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完全没有实际意义，对小说的研究也没有任何作用。如果研究某一部作品都要这么研究的话，那么“阿Q”是不是也要研究一下影射谁，“孙悟空”又是影射谁?吴俊升先生认为：“我们所以读此书，是因为艺术之美的欣赏，而此书美之所在，并不在乎勾心斗角，影射史事，而在乎即此人，即此事，写的入情入理，为深刻呈露的表现。所以读此书，只要就其本体欣赏，已便得其神髓，不必另下索隐的功夫。”
当然为满足公众对古典文学的娱乐需求，作为一种娱乐、消遣，就好像听故事，这种索隐也未尝不可，如刘心武先生的《揭秘红楼梦》。但这仅仅是一种娱乐，就好像“戏说”一样，不是学术研究，已偏离了学术研究的范围。
3 结语
《红楼梦》首先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他伟大就伟大在有深邃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鲜明的人物形象、复杂的结构、写实的手法、个性化的语言。作为文学作品的《红楼梦》，对它的研究应该重在研究作品的本身，重在研究它的思想意义、艺术成就、语言、结构、人物塑造、文化内涵等等。正如黄乃秋先生所说：“是故居今日而读《红楼梦》，首当体会其所表现之人生真理，如欢爱繁华之为梦幻，出世解脱之为究竟……。次当欣赏其所创造之幻境，如布局之完密，人物之敻绝，设境之奇妙，谈话之精美等。不此之务，而尚考证，舍本逐末，玩物丧志，于己徒劳，于人鲜益。”冯其庸先生也明确指出：“把《红楼梦》作为一部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社会内涵的文学作品小说来研究，而绝不是把它当做‘清宫秘史’或‘谜语大全’，文学就是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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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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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我也是编导生
（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离心萃取器逆流分级萃取芳香酸对应体的研究，编号21176062），起止时间：2011年~2013年；（2）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熔盐法对稀土荧光粉晶体生长机理及表面改性的基础研究，编号S2010J5043），起止时间：2010年~2012年；（3）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分子筛吸附除去环已酮中已醛和2-庚酮杂质的研究）起止时间：2011年~2012年； 1、国家科技部973计划资助项目（基于GaN基发光二极管的白光光源）2、国家自科基金项目（双掺杂锆酸锶-TiO2异质法复合催化剂制备及可见光催化制氢研究）3、湖南省自科基金项目（掺杂CuFeCo-TiO2异质法复合催化剂制备及可见光催化制氢研究） 黄燕，叶红齐，庄卫东，胡运生.复合熔盐(Na2CO3+S+NaCl)协助焙烧制备三基色红粉的研究[J]. 功能材料, 2007, 38(7):1056~1059 (EI收录)黄燕，胡运生，赵春雷，李萃，叶红齐，庄卫东. 共沉淀-熔盐焙烧法制备Y2O3:Eu3+及其发光性能的研究[J].中国稀土学报, 2007, 25(2):157~161（SCI收录）赵勤,黄燕*,唐课文,李进中,何扬锦.HZSM-5分子筛对环已酮中已醛和2-庚酮的吸附研究(英文)[J].硅酸盐学报(EI收录)（本人为通信作者）黄燕,阎建辉,龚升高,张建策. 熔盐法对红粉Y2O3:Eu3+表面性能改进的探讨[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2010,23(4):46~49.黄燕,赵勤,阎建辉等.熔盐法对黄粉YAG:Ce3+表面性能的探讨[J].应用化工，2011,40(3):425~427.黄燕,何扬锦,王石,吴明,高丽萍.分子筛对环己酮中己醛和2-庚酮的吸附性能研究[J].精细化工中间体，2011，黄燕*,冯姣,崔鲜伟,龚园,彭骞,邹今文.熔盐法制备片状Y2O3:Eu3+的研究 [J].精细化工中间体，黄燕 稀土在含Cl介质中对铝合金孔蚀的缓蚀规律及机理研究[J].湖南理工学院学报.
挺好的专业，好好学吧，抄袭浪费时间浪费生命
文学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形式，它有许许多多的内容，而影视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已经在人们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并且这两者的联系与未来的发展不容小觑。当前，文学作品，不论古今中外，改编成影视作品已成了热潮，在不乏好作品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本文根据两者不同的艺术形式与特点作分析、讨论，并提出一些看法和观点。 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由来已久,无论东西方,在将优秀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艺术的过程中都不乏杰作。本文围绕文学作品的改编问题展开分析,就影视艺术与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间的联系与异同等进行剖析,指出影视艺术与文学艺术在存在关联的同时各有特点,若将两者有机地结合,定会取得良好的效果.在影视艺术出现之前，艺术似乎都是间接呈现给大家的，除了戏剧艺术。因此，艺术的传播是相当缓慢的。但是现在，电的发明和科技的日新月异，影视艺术的加入，大大改变了这种局面，自此，造型艺术如绘画建筑、雕塑、戏剧、戏曲等都因此而以各种形式互相结合，及时呈现在观众面前。语言艺术也不例外，它也开始从虚无缥缈的世界中逐渐被带到了我们的真实世界中了。艺术也因此体现出了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可以说，今天各种艺术之间相融合的现象的出现是必然的。当今时代，文学传播已不仅仅是在纸上阅读，同时我们也已经不满足单单文字带来的愉悦了，电影作品带给我们一波又一波的视觉冲击，电视则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我们不得不承认，纯粹的文字阅读欣赏已经不再占主流地位，尽管近年来我们不断呼吁要重新培养阅读的好习惯，但文学要更好地得到传播与介绍，与影视结合似乎是最快最好的出路。其实，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由来已久，从国外来讲，有由《飘》改编的《乱世佳人》，由《简·爱》改编的《简·爱》。其他诸如《基督山伯爵》、《巴黎圣母院》、《小妇人》等，数不胜数，不论是世界名著还是畅销小说，好莱坞的制片人敏锐地看到了市场的需求量，而改编后的作品也通常比较成功，受到广泛的关注与欢迎。我国的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也不少，如早期的《城南旧事》、《林家铺子》、《红岩》，稍后的《红楼梦》、《水浒传》，等等四大名著，以及近期的作家作品如《红粉》、《红高粱》、《长恨歌》、《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等。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处是，普及这些古典及现当代的作品，使老百姓通过这些媒介更好地了解作品，在享受审美娱乐的同时也学到知识，提升全民素养。这一点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早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应该说在最近，人们几乎是相当热切地盼望和期待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可以这样说，自从有了电影和电视这些媒介之后，首先提议将文学作品搬上荧幕以来，这股热潮经久不衰，从有这种形式开始以来，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停息与消沉过。就目前来看，无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方面，在改编文学作品上，固然制作的严谨是必要的，但我认为还有一个相当关键的地方，就是编剧。小说有四大要素：时间、地点、人物、事情，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作家们可以发挥的空间很多很大，无论心理描写，抑或时空转换，只要入情入理、引人入胜，观众都愿意买帐。但是，电影和电视剧是属于视觉的艺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画面，听到许多音响效果，但是，想象的空间是无限的，思维的跳跃不受任何限制，而拍摄需要的却是一个接一个画面的连接，有些在小说里可以用第三人称来叙述的，影视却很难向观众交代。文学和影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建立起十分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毕竟是有独立品格的两回事，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可以写一整页，心理描写可以是一章甚至一本书，但是剧本要的是动作行为，语言要简洁、生活化。这中间的转换就看编剧的功力了。说到编剧，就要谈谈戏剧，我国的戏剧始于元代的杂剧，是说一段唱一段的，很多不容易表达的地方就用旁白的方式来解决，而西方的戏剧最初流行的则是三一律，限制就更大了，所以编剧们刚开始都是从戏剧开始的。无论是中国的传统戏剧还是西方的戏剧理论，都不能像小说那样篇幅广阔、想象自由，那么，他们在进行影视改编时，就不得不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影视的属性与小说不同，就是本身他们的专业局限也决定了改编的难度和风险。有的导演避免让作家将自己的小说改编成剧本，而是交给别人去改，原因一是作家对自己写的小说总是偏爱，难以取舍；二是在小说中要说的话都说完了，改编时很难有新的发挥。而就别人来说，这篇小说只是一个模型，提供一些思维的素材，发挥自己的想象，想怎么添就怎么添，删起来也大刀阔斧，一点儿也不心痛。 再来谈谈电视作品与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及异同。文学作品有许多的种类，在此以小说为例展开分析。我国传统的小说是章回体的形式，其实说白了，就是变异地说故事，讲究布局，注重可听性，并且常在关键时刻收住，将玄机留到下一章再讲，所以章回小说更适合以说书的方式来体现。与其说是读小说，不如说是听人说小说，所以故事性是有了。这种传统的谋篇布局方法，固然条理清晰、脉络分明，但是手法单一、流于俗套。如《三言二拍》、《封神演义》，等等。但是这一类的小说，却很适合改编后搬上荧屏，因为在听说故事这一点上，章回小说和电视剧相同的属性。电视剧是一项普及艺术，不论男女老少都可全民参与，而对于文化底蕴的要求并不高。章回体小说的前身是说唱艺术，同时还有说书的成分在内，本身面向的就是各个阶层的群众，更多的是平民，非文人阶层，即使后期发展，文人参与创作，在最初，小说也是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到今天，文学形式虽不断变更，它却恰恰是最受欢迎、最容易普及和传播的方式，这在本质上与电视艺术不谋而和、殊途同归。（中国古典小说采用说书场“说—听”的传播方式，适应听众的欣赏趣味而建立起一套特殊的叙事格局，那就是古典小说中贯穿始终的说书人的腔调，拟想中的“说—听”的欣赏格局，以及于此相应的一系列叙事规则……种种叙事格局直接影响于电视剧叙事，构成电视剧叙事在叙事角度，叙事时间和叙事结构方面与传统小说之间清晰而又多样的审美传承关系。①）也因为这样，我国的古典小说改编成电视作品，相对来说是比较成功的，例如上文提到的《封神演义》、《三言二拍》、《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性强，情节连贯，条理清晰，脉络分明。所以当这些改编作品一搬上荧屏，就受到广泛的欢迎和好评。这些都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现象了，后期的观众已经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比较简单直观的审美了，而编剧和制片人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所以改编的方向开始转换。小说的电视剧改编研究是我国电视剧发展过程中研究比较多的一个重要课题。论文作者能够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进行研究,有效地提高了本课题的研究深度,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具有一定的价值,充分体现作者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艺术分为语言艺术、造型艺术、综合艺术，其中综合艺术包括音乐舞蹈、戏剧戏曲，以及二十世纪新兴的电影与电视艺术。那么文学当然是属于语言艺术的范畴。它是通过文字来塑造一系列的形象，传达给读者审美享受的，故而带有更多的想象性。文学是很奇妙的艺术，读者通过阅读，借助貌似枯燥的文字，得到意想不到的艺术享受。在这个世界里，思维是可以任意遨游的，换言之，这是一个乌托邦，审美的乌托邦。文学具有它自身的特殊性，因为相比较，其他的艺术，都是由艺术家完成创作后呈现在观众面前，具有自身的存在性，观众只能根据这一艺术现象来进行审美享受及审美评价。但是文学则不然，首先，作家在创造作品后，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属于一度创作，因为他的作品仅仅是一个个文字，并非具体的形象，然后读者在阅读中理解文字及作家所传达的信息，这些书中描述的人物形象才慢慢在脑海中出现，因此文学是需要读者的二度创作的。读者虽由人组成，但是文学的读者并非一般的人就能担任，是需要具备一定的鉴赏能力的人群组成的，这就是文字的魅力，正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文学的特殊性造就了它的独特魅力，同样的作品，在不同的读者读来，由于文化背景、人生经验的差异，从而就有了不同的看法和观点。如《红楼梦》只有一部，曹雪芹呕心沥血也只造就了一个林黛玉，一个贾宝玉，但是每个读者心里却各有自己的林妹妹和宝哥哥。其实越是间接的表现形式，越能给人带来无穷的想象空间，就造型艺术而言，好的绘画作品固然巧夺天工，但是，它所画的是马就是马，虎就是虎，不论观赏者是什么样的文化背景和欣赏水平，他们所看到的都毫无例外的是同一事物。戏剧的形象就更不用说了，但是文学艺术则截然不同。所有的形象都是通过语言来描述的，所以一切都在读者的意象中展开并完成。这是我对语言艺术的一些理解。再来说说影视艺术，这是一门新兴产业，起源于十九世纪，但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我们先来看看电影，电影的起源于1895年的法国，随后传到美国，在好莱坞这片土地上得到最大的发展和传播，在二十世纪达到一个高峰。中国电影始于1905年，也在四五十年代达到一个高峰。电影艺术的表现形式是用长镜头和蒙太奇手法，它是用镜头来说话的，因此更多地讲究视觉上的效果，尤其是早期的默片时代。电影的发明给人类文明一个全新的冲击，我们也因此而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审美时代。电视艺术则更晚一些，应该说是目前所有的门类中的“小字辈”了，在我国大概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1958年）。最早的形式类似于短剧，也有电视小说等。电视与电影的表现上有相近之处，但又各有不同，电视是小屏幕、大范围普及的传播，它应该说是更侧重于听觉上的效果，更大众性、广泛性。而观看电影需要一定的场所与设备，对现场的要求更多些，相比之下，电视则不然，它几乎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进行的。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影视与文学关系，也有不同的观点和角度。 。作者运用符号学、叙事学、接受美学、阐释学以及中国古典文论资源,将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对小说的电视剧改编从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展开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富有个性的理论见解。现在，侦探推理小说、惊悚悬念小说、都市财经小说都一一地推出展现给了观众，这中间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观众的审美能力与欣赏水平已经不断地提高，再沿用以往的叙述方式已经远远不能满足需求了；二是新型的小说形式其实并非专为拍摄成电视剧而撰写，它们更适合的是案头和枕边阅读，叙述方式不再按照常理出牌，多有倒叙、插叙、时空转换，甚至还有意识流、内心独白、旁白叙述等多种现代描述手法，而这些恰恰是不适合也不容易用电视手法呈现的。因为当用比较传统和直观的摄像手法来展现作品时，在最起初是能够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的，但是人的视觉享受要求是无止境的，并且接触得越多，审美的能力也就不断地得到提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小看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能力。在这一点上文学就体现了它的优越性，因为文字的想象是无边的，也许是早就读过的作品，但是仍然可以再次阅读，并且同样也能得到审美享受。而电视剧的视觉是固定了的，当然故事情节的曲折生动也可以吸引人，但是视觉的限制很快就让人感觉到不满足，这一点也是由于人的视野是如此的广泛而不受限制决定的。②“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象的余地”。而我国的电视艺术又正处于一个初始阶段，那么这种相对直接简单的摄像画面，久而久之就显得呆板和无趣了。当然，制片人也注意到了，选用了新型现代的文学作品来改编，而这种现象就更加明显了。举例来讲，最近内地非常热门的金庸武侠小说的改编，从最初的《笑傲江湖》，几乎是全民运动，不论报刊杂志还是网络媒体，抑或大街小巷的茶余饭后，都相当热切地关注着。因为金庸小说几乎已经遍布所有有华人的地方，小说包含的东西相当广，地域上，东至桃花岛，南到岭南，西至大理云南，北到西藏，甚至还有北极风光；文化信息上，更是涉及医学、饮食、琴棋书画、岐黄之术、十八般武艺，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得到很大的满足，可以说人在家中坐，思绪却在不受限制的时空中遨游。这样的作品，现在终于得到国内正统文化的认同，并将要搬上荧屏，可以想象，观众的期待值是非常高的，当时最显著的体现就是网络上网友们如浪潮般的一波又一波地掀起讨论，提议角色的人选。但是当这部作品千呼万唤始出来时，大多数人都感到失望和不满足，小说中细腻的人物内心描写没能展现，主角的人物形象气质严重不符，挑剔的网友们甚至细致到对服饰、配音、场景布置都一一点评，提出的问题专业而犀利，让那些专业的电视工作者都感到很难逃避。的确，我们已经进入了网络时代，信息的传达是如此快捷，所有的反馈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里看到，而就在这时，我们才突然发现，我们的观众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们一直反复提倡和要求提高全民素质，已不知不觉中在完成了，而电视工作者们低估了观众的欣赏水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视艺术的水平已经不够先进，我们现在需要担忧的不是提升全民素养，而是电视工作者的专业水平与文化修养了。但是目前主要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一系列的金庸小说改编已成鸡肋，观众也已对此几乎完全放弃，但是一部又一部的作品仍在推出，最近重拍的《红楼梦》又掀起热潮，人们纷纷质疑，它能超越87版的经典吗？为什么会这样？难道单单是因为文学作品改编太多，观众欣赏水平提高，眼光也挑剔了？我觉得不尽然，更主要的问题是电视艺术发展到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弊端，大家忽然都发现，这是一个成名与获得名誉的好路径。当年的六年出一部《西游记》，三年成就一部《红楼梦》，如今已不复存在了，更多的是几个月的速成品，临时组就的演职员班底，粗制滥造的后期制作。俗语说得好，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你若想把观众当傻子，最后倒霉的可是你自己。其实从改编作品上已经可见文化现状的一斑了，现在看似繁荣、人才辈出，各种题材不断涌现，不论是在影视界还是文学界，其实质都是一片浮华与喧嚣，炒作，跟风，什么都有，独独缺的就是沉淀与积累，就艺术而言，不论什么形式，要出好的作品，没有人生的经验与积累，没有反复的推敲与斟酌，怎么可能铸就出传世之作？但是现在，快餐文化、垃圾制作……充斥我们的周围，使我们不得不对电视剧的前途感到担忧，而这种现象又是全社会存在的，要改变，谈何容易。但至少，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根源，各个阶层也在不断地呼吁改善电视艺术团体素质。其实电视这种新兴艺术，从最初的萌芽到蓬勃发展，中间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和偏差，重要的是，能够发现、自省，并不断完善改进。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螺旋型的，所以电视艺术也不例外，重要的是在这个浮华的貌似高潮的实则低回的阶段，能不断总结，发现问题，并改进，接下来的必将是真正的春天。要解决根本的问题，就要强化电视工作队伍，加大力度肃清不良因素，完善各种制度。对这支队伍进行高标准要求，提出必要的限制。文学与影视、戏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如何转换，成为再创作者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张洁老师的《世界上最疼我的人去了》，在书店里被放在‘散文’书架上。我如何不让这部作品里的力度与情感散落，又让它适合电影的表现形式，是比较艰难的创作。”青年导演马俪文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说，“往往与原作贴得比较近的，创作上会比较成功，因为原作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小说有的部分情节弱，而电视剧主要靠情节，这就需要改编时填充情节。”导演田沁鑫说，“小说用描写来展示人物心理，而电视剧就得改成用对白或情节展示人物内心；小说用10页来展示环境，电视剧用一个一分钟的镜头就把这些交代清楚了。处理好两种形式间的关系，是改编中的主要工作。”文学艺术本是同根同源，莫道是他的繁荣与普及，夺走了我的读者；也莫说是我的艺术质地优越于他的大众性而轻睨他人——不如彼此滋养，成为彼此新的翅膀与能量；不如彼此开掘，滋养同根之树，结出更多更有营养的果实，这是双赢或多赢的合作。“影视或戏剧可以说是小说的广告，无论是影视的版权，还是小说自身发行量的提高，都提高作者和出版社的经济效益。同时，在提倡原创性的今天，跨越不同艺术门类的创作，将有助于新元素的诞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电视毕竟是一种普及的娱乐传播工具，它的传播属性可能更强些，那么在艺术性上面就难免存在限制，摄影手法处理也好，音效画质上更是局限，这一点与电影是没办法比较的，因为这两者的属性不同。所以，有些文学作品适合改编成电视剧，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有些则非常不容易。尽管当前电影市场不够景气，大众反映票价过高，也有更多的人选择在家看电视，但是电影的魅力始终是独特而又常存的。有人认为，文学和影视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千万不要根据一本书去看一部影片，反之亦然，阅读是不可替代的，文学有可能凭影视扩大影响，但它要冒被扭曲的风险，想品原汁原味，还要读原作，影视只是严肃文学的通俗读本。让我们来看看作家们对此的看法：“我的原作与剧本改编有很大的分歧，他们改得太匆忙，没有和我认真磋商。当然改编可以丰富原有的情节，但要看是否符合原著精神。我的原著精神是对人间真爱的颂扬，相当于‘正剧’，那是作者确立和倡扬的东西，而剧本却改成了悲剧。悲剧是揭露和撕碎，是失望和破灭。剧本与原小说完全不同，造成了与目前大多数影视作品的重复和趋同。”⑤好看好读好懂的作品，自然会成为影视改编的热点，但也有许多优秀作品，确实无法改编为影视，即使改了也很难成功。确实，改编得好不是作家的成绩，改编得不好责任也不在作家，影视其实是对作品用一种解读代替、抹杀千万种不同的解读，从这种意义上讲，文学是活的，影视却是死的。从一部文学作品到一部影视作品，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节奏、结构、情调、冲突……也都是改编的重要部分。每一部具体的作品，可能面临的问题完全不同，有的小说故事冲突强烈、人物精彩、曲折跌宕，也有的小说充斥着情绪、描写，和不知所云的回忆。其中的诀窍和解决的方法，并非只有所谓单一的解决方法。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对作家来说应是一件大好事。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亿万人在看由你的作品演绎成的电影、电视，这与几千、几万读者读你的书，那种影响是无法相比的，作家和导演联姻，小说和影视结缘，会大大促进文学创作。两者若是相辅相成，必然能相得益彰，共同成就一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