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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字没有扫字彻底，打黑只是打击黑暗，而扫却是扫除
昨夜看到一篇标题为《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的文章，该文是我认识的一个刑辩律师发的，粗略一看说的确实挺有道理的，但是该文内容经不起推敲，存在逻辑上的错误。犹豫再三，本着学术讨论的精神作文一篇。首先声明笔者的个人观点：法院当然有权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这是法院审判权的一部分。 《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的立论观点有三个，1、有权对公民或法人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确认的机关，只有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其他组织。行政违法确认是进行行政处罚的前提条件。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可知我国能做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有且只有行政机关，由此说明对行为的行政违法确认行为只有行政机关有权作出。2、人民检察院无权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依据《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条的规定检察院职权里没有对公民提起行政违法确认之诉的规定。3、人民法院无权对被告人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直接的确认，确认公民具有违法行为的案件，也不属于行政诉讼案件。依据是《人民法院组织法》第二条规定的人民法院职权里没有这项规定。对国家机关而言，法无明文许可即禁止，所以涉黑涉恶刑事案件中法院无权确认被告人具有行政违法行为。 该文的三个立论都引用的是现行法律规定，但是存在逻辑上和认识上的错误，混淆了过程和结果的关系，手段和目的的关系，以及对犯罪构成要件的审查与违法行为审查的关系。 诚然，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裁决属于行政处罚机关的职责。 但这并不意味着法院就没有对公民行政违法行为的审查确认权，该审查确认权属于法院的审判权与法院对行政机关监督权的一部分，法院要行使审判权和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权经常要通过对公民行政违法行为的审查确认来实现。下面笔者将从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方面来论证这一观点。 1、从行政诉讼的角度出发，法院必须对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该文提到只有存在行政处罚决定的前提下行政相对人才能提起行政诉讼，这明显是错误的。《行政诉讼法》第二条明文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可知，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基于是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并非行政处罚决定，例如公民以政府的拆迁程序违法提起行政诉讼，就不需要行政处罚决定。再比如公民申请信息公开被政府拒绝后提起行政诉讼，也不需要行政处罚决定。 行政处罚决定是行政机关基于公民的行为而做出的一种社会管理行为，其本身只是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一种。如公民受到行政处罚后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势必要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合法或违法的评价，行政处罚合法的前提就是公民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相关行政法律规定。例如某人在菜市场跳舞被公安机关行政处罚，那么法院首先要确认的是某人的跳舞行为是否违法，如果某人的跳舞行为合法，并未危害他人及危害公共利益，那么该行政处罚决定就是侵犯了某人的合法权利，属于滥用职权或明显不当，依照《行政诉讼法》第70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行政行为。如果某人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菜市场秩序或危害到了他人合法权益，系违反行政法规的行为，那么行政处罚决定就是正确的，法院可以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故行政诉讼所要审查的不仅是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还要审查公民的行为，如果不审查确认公民行为合法性，只审查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合法性，那就只能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程序审查。莫非该文作者认为我国的行政诉讼只是流于形式的走程序，没有实质性内容？再者，《行政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行政处罚明显不当，或者其他行政行为涉及对款额的确定、认定确有错误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变更。人民法院判决变更，不得加重原告的义务或者减损原告的权益。但利害关系人同为原告，且诉讼请求相反的除外。此条直接确认了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变更权，这中间难道不包括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查确认的权力吗？不知该文作者对此作何解释？ 2、从刑事诉讼的角度来说，法院必须对公民的行为进行审查，公民的行为是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唯一衡量标准，很多犯罪的成立是以公民的行政违法作为前提的，公民的行为违法与否通常决定其是否构成犯罪。比如非法行医罪的立案追诉标准之一就是：非法行医被卫生行政部门行政处罚两次以后，再次非法行医的。该种情形下公民因非法行医被行政处罚两次是其再次非法行医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前提条件。 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在审查这类非法行医案件时会重点关注两次行政处罚情况是否合法以及两次行政处罚时的处罚对象——公民的具体行为。比如通过和病人聊天做心理疏导而被认定为非法行医受到行政处罚，该公民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卫生管理法规被行政机关认定为非法行医行为，如行政机关不能提供行政处罚的充足依据证明该公民的行为属于非法行医，法院就不能认可此次处罚决定，更加不能据此作为定罪的要件。交通肇事案件中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非常重要的证据，这项证据直接证明了车辆驾驶员在交通事故中应当承担的责任，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的表述方式经常是这样的顺序：驾驶员的行为--违反了交通法规--是造成事故的主要原因或全部原因--驾驶员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实践当中，法院在审判活动中必须要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进行实体审查，即驾驶员的行为究竟是否违反了交通法规，不能对交警部门做出的结论直接予以认定。笔者在一些案例中看到这样的情况，法院基于审理查明的事实认定驾驶员并没有违反交通法规，对于事故的发生不负有责任，从而不采信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书认定的驾驶员主要责任，判决驾驶员无罪。由此可见，刑事诉讼活动中法院基于查明事实定罪处罚的需要可以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理认定。 3、 在民事诉讼中，法官必须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行政违法进行认定，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属于公民行为的一部分。《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规定，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如在一起确认之诉当中，公民要求确认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与之相对应的法律关系存在。根据民法总则第143条规定，法官必须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如果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被认定为无效，反之，则是有效的。如果不对公民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否行政违法进行认定，那么民事诉讼活动将无法进行。例如甲将乙诉至法院要求确认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乙应当履行合同义务。法官就得审查原告与被告的房屋买卖行为是否违反行政法律规定，这中间还包括对原告购买行为的审查和被告售卖行为的分别审查。 据此，如果依照该文作者的观点，法院无权对公民是否具有行政违法行为进行认定，将会导致行政诉讼、刑事诉讼、民事诉讼活动无法进行，名存实亡。而司法权本质上就是一种审查权，这种审查权当然也包括了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进行审查认定，对公民的行政违法行为审查是手段行为和诉讼过程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审判结果的公正。 至于该文作者文章题目中提到的涉黑涉恶案件，则只是刑事案件的一种。刑法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为特征是指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由此可见行为人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是构成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一个要件，法院审理的不是单纯的行政违法事件，而是黑社会犯罪的行为特征构成要件。司法实践中需要处理的类似罪名很多，除了上文列举到的非法行医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之外，比如说3次数额都达不到立案追诉标准的盗窃，3次数额都达不到立案追诉标准的强拿硬要，如果一次次割裂来看，都是行政违法事件，但累计在一起就是犯罪。归根结底，审理的都是犯罪行为，只不过有些犯罪的构成要件恰好就是行政违法行为。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的高压态势，形成有效震慑。坚持网上与网下相结合，准确掌握涉黑涉恶犯罪新动向，不断加强行业领域监管和专项整治。全国扫黑办今年开展扫黑除恶斗争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重点要抓好十件事是：①要追捕一批“漏网之鱼”；②要起底一批重点线索；③要深查一批“保护伞”；④要精办一批大要案；⑤要持续防范和整治“村霸”；⑥要深化重点行业领域整治；⑦要挂牌督办一批重点案件；⑧要督导推动一批重点地市；⑨要选树一批扫黑除恶常态化先进典型；⑩要掀起一波宣传热潮。参照原有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组成和分工，中央成立全国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级党委和有关部门保留相应领导和办事机构，把扫黑除恶斗争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谋划推进，加强综合保障，强化专业队伍，加强正面宣传，增强人民群众运用法律与黑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心和能力。
“扫黑”与“打黑”有什么区别？
打，打的只是一个点；扫，扫的就是一大片，对广度、深度、力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扫黑”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深入地扫除黑恶势力，更加重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虽然一字之差，但反映的是党中央国务院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坚定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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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偷税漏税层出不穷。2018年某着名女星因巨额逃税案被处以亿人民币的罚款。亿罚款额创下了明星因偷税漏税所受处罚的最高纪录。这一事件使中国演艺界明星逃税情况又成了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明星是中国的高收入群体，其通过各种形式逃避国家税收，在娱乐圈数见不鲜。明星偷税漏税会造成哪些危害?我国税制存在哪些问题，会导致明星偷税漏税行为屡禁屡犯?如何通过个税税制规避这一问题，使偷税漏税者无计可施?因此探讨这些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明星;偷税漏税;税制 1、明星偷税漏税的危害 、侵蚀国家税收 偷税漏税最显着、最直接的后果是国家税收收入的减少和应上缴国库金额的流失，这必然会导致国家的财政支出计划和民众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危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国家征税的本意是调节经济、造福百姓，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因此任何偷税漏税行为不仅直接导致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的减少，而且间接影响公民对科、教、文、卫等公共服务的福利享受。 相比于工薪阶层，影视明星歌星等属于高收入群体，高收入导致高税款，那些通过各种手段逃避公司或个人应当交纳的所得税的行为直接侵蚀国家财政税收收入。 、导致税收不公 明星作为高收入人群和公众人物，偷税漏税行为屡有发生，而中低收入的工薪阶层却遵纪守法按月纳税。网易研究局曾出具一份调查结果，结果显示自2005年以来，中国个人所得税的中坚力量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工薪族，他们是个税的主力军，贡献了中国大部分的个人所得税。此外，按照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特聘院长甘犁乐观估计，至多有亿居民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换言之，中国仅有不到两成的人口才是实至名归的纳税人。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税制缺陷，非工薪高收入群体很难被税务监控征税，因此可以大胆地偷税、漏税、逃税。辛勤劳动的工薪阶层老老实实缴税，而拿着天价报酬的明星却以各种途径渠道逃税，这显然导致极其严重的税负不公。然而上述种种问题对于素有“万税国”之称的美国而言，显然没有任何生存土壤。因为美国人对于税收的态度，正如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言，“在这个世上，没有什么是确定的，除了死亡和税收。” 个税的目的在于调节收入分配，意义在于高收入者多缴税、中低收入者少缴税甚至不交税。在普通人拿着五六千元工资仍然依法纳税的情况下，明星拿着天价片酬却偷税漏税，这不仅使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无法发挥，更是一种极端严重的税负不公平，特别是在我国实行累进制税率的情况下，更是严重影响到税收作为社会再次分配调节工具的实现。 、破坏税收秩序 逃税必然造成政府收入的流失，为了弥补损失，确保财政收入的充裕性和完成既定的财政目标，政府会通过提高税率和开辟新税源，拓宽税基等方式出台新的征税措施。这必然会加重纳税人的纳税负担，逃税者偷税漏税金额越大诚实纳税者的纳税负担越重，恶性循环不断造成了税负不公，更加打击了靠勤劳致富的诚实纳税者的积极性。税收的职能之一是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偷税漏税行为破坏税收秩序，使税收职能无法正常发挥。 2、我国税制存在的问题 、纳税意识薄弱 纳税意识是指公民在了解税收作用时产生的纳税意愿。个人所得税自1980年开征以来，公民的纳税意识一直没有提高。我国个税目前纳税方式主要有两种:代扣代缴和主动申报。代扣代缴占多数，只有强制要求时才会向税务局主动申报，有些甚至想尽办法避税逃税。纳税意识低下往往会导致纳税人采取各种手段尽可能的逃避纳税义务。导致纳税意识薄弱主要原因有历史原因和权利义务不对等两个方面。在过去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对老百姓横征暴敛，百姓生活苦不堪言，“苛捐杂税猛于虎”这种传统文化滋生“税收是可恶的”错误观念。现如今，我国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纳税人需要知道他们所缴的税用哪去了、花在什么地方，即老百姓享有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如果国家政府工作者能够及时公布税款的用途并接受群众监督，百姓就会更加深刻地理解税收用之于民的真正含义，才会积极主动纳税。相反，如果纳税人对自己所纳税款的用途和去向毫不知情，就会削弱其主动纳税的意愿，降低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久而久之，就会形成消极纳税，甚至逃税和抗税。 、税收制度不健全 据了解，我国明星的收入主要来源于四种渠道: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每月取得固定工资薪金收入或公司为了激励员工给予的股权激励、接拍杂志广告等取得劳务费、近几年热门的房地产投资等方式取得的投资理财收入、成立独立的工作室收入。虽然明星收入渠道多样，但并不影响其缴税，我国税收针对不同的收入类型都有不同的征收条款。在中国劳动者收入中，明星的收入一直遥遥领先，特别是当红歌星、影星。2019年《福布斯》全球明星收入排行榜中，成龙以近4亿元人民币的收入成为唯一上榜的中国明星。明星因为高收入在税收七级累进税率中，适用的是第七级，也是顶级。据业内人士介绍，明星为了逃避税收，会费尽心思想出各种方法，如成立独立的工作室，精选注册地等。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和《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明星取得的劳务报酬以个人身份缴纳的劳务报酬类别所得税额是最高的。如果明星成立独立工作室或公司等形式，缴税可以按照个体户或公司的个人所得税身份缴纳，取得的报酬与工资薪金合并征收，实行累进税率缴税，大大降低所缴税额，这种形式在近年来成为一种风潮。 除了税收法律制度不健全给纳税者提供了偷税漏税机会，税收征收手段落后、管理监督不到位、信息传递不及时、奖惩不合理，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偷税漏税行为屡禁不止，甚至愈演愈烈。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在存在合理避税的方式下，依然有很多明星选择偷税漏税了。 、社会监督不足 税收监督是税务部门在日常征管工作中，对纳税人的生产经营和纳税情况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社会监督是指由国家机关以外的广大媒体、网络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主要有以媒体为导向的舆论监督、电台报纸等网络监督和个人自发的群众监督。这种监督的特点是非国家权力性和非法律强制性，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和人员的法律意识、民主观念、道德水平以及社会舆论对监督作用能否很好发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目前社会监督意识尚未成熟，广大媒体、普通群众甚至趋向于盲目追星，没有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对税收犯罪的遏制作用。全民的协税意识薄弱，没有真正意识到依法纳税是公民应尽的义务、是维护税收公平的重要手段，也没有意识到偷税漏税是件非常不光彩的行为。 3、对策 、提高纳税意识、创造良好的税收环境 提高纳税意识不仅仅是针对公民，社会全体都应该提高纳税意识，形成自觉依法纳税良好的税收环境。国家要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加大宣传。首先，宣传要目标明确。税法宣传要从提高纳税意识为目的出发，针对不同类型的纳税人的不同心理，结合依法纳税光鲜的正面形象和违法逃税处以法律制裁的实例，进行宣传教育。宣传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意，宣传自觉纳税最光荣、偷税漏税最可耻的社会荣辱观，使自觉依法纳税不仅仅是经济行为，而且上升成为文化、道德观念。税法宣传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渠道，比如网络、电台等。其次，政府部门要做好奖惩分明，奖励模范纳税户、惩罚违法纳税人。最后，提高纳税意识要从小抓起，在学校开设纳税知识的宣传教育课程，从小形成“依法纳税人人有责、主动纳税最光荣”的纳税意识。 、建立健全现代化税收征管制度、加强税务监查与处罚力度 完整的税收征管法制是保证税收征管有法可依的前提。因此，应把加强税收征管工作作为治理偷税漏税的基础工作。税收征管的健全包括申报纳税、立案稽查、违规处理、保护纳税人权利等。税务部门的权威性是税收工作强制性的保障，税法执行的权威性是提高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保证。税务部门要明确征税强制性原则，努力排除各种干扰执法的障碍和阻力，银行、海关、工商等部门有义务配合税收执法行为。对依法纳税人要维护其合法权益，对违法逃税者必须强制处理。我国目前并没有对偷税漏税等违法行为处以重罚，导致违法犯罪成本低，越来越多的逃税者报以侥幸心理钻法律漏洞，这是逃税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应该加大违法犯罪行为的处罚力度，明确对纳税人偷税、漏税、逃税的处罚措施，严正执法，绝不心慈手软。加大偷税漏税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偷漏税行为的发生。 、加强社会监督、建立信用机制 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依靠法律手段监督和治理偷税漏税行为是不够的，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应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优势。由于我国有“明哲保身”的传统，“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理，会给偷税漏税者提供各种空挡。因此，当崔永元曝出逃税行为时，一度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一方面群众举报违法行为打击了违法逃税行为;另一方面也为群众“如何做好监督者”提供了模范示例。建立举报奖惩机制，对举报有功者重奖，对偷漏逃税者重罚，让偷税漏税者无处可逃、无计可施。加强社会监督的同时建立纳税信用机制，与银行、支付宝等平台合作，加强银税互动。类似于银行贷款，把依法纳税与个人征信结合，将偷漏逃税行为写入个人征信违法记录，促使每个人都能依法纳税，杜绝偷税漏税行为，建立良好的信用机制，让偷逃税者处于“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
跨国公司避税之转移定价行为分析【摘要】跨国公司避税行为一直以来被简单地认为是一种不可罚行为。但事实上该种行为极其复杂，本文试图通过从不不同角度对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认识提出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跨国公司 避税 转移定价 跨国公司是一种性质特殊的经济实体。就跨国公司避税行为而言，传统观点一直认为避税行为的产生于法律的漏洞，且这种因为立法上的漏洞所导致的不利后果不可归责于法律相对人。何谓税法上的漏洞?台湾学者黄茂荣对法律漏洞做出分析：法律A对之无完全规范之情形，或B对之所作的规范相互矛盾，或C对之根本就未作规范，或D对之作了不妥当的规范，则法律就该生活事实而言，有漏洞存在。故跨国公司必须是利用了我国税法现有的不完全规范或矛盾规范或不规范或不妥当规范之时始为避税行为而具有不可归责性。但是，笔者认为，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 一、跨国公司税收行为分类 德勤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税务咨询师宋宁认为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有三种：第一是符合国家立法意图的避税；第二种是利用国家政策的避税，但该种行为虽不为法律所支持，但也不明显违反法律之规定；第三种即为非法的避税，包括了非法的转移定价等行为。北京大学税法专家刘剑文教授将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分为两类：合法的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以及非法的避税行为。前者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行为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合法行为或至少由于其本身不具有非法性，因此无可罚的前提基础。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既包括税法所鼓励的税务安排行为也包括税法虽然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其中税法不鼓励但也未明确禁止的行为相当于上文所称的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一般意义上的避税(税务筹划或税务安排)就是指这种不应当接受税法苛责的中性行为。但是，正是由于避税这个概念的混用使得一些非法的逃税行为也批上了合法的外衣冠冕堂皇地称着为税务筹划或合法避税。这些行为即属于本文所称的非法避税行为从实质上触犯了我国的税法，但却一直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一种合法的避税或税务筹划行为。 由此可见，简单地将跨国公司转移定价及资本弱化或滥用税收协定等行为认定为中性的避税的观点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持。笔者认为一种行为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应当严格按照现有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依据现有法律法规跨国公司的涉税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是跨国公司合法的税收行为。所谓跨国公司合法税收行为是指跨国公司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权利和履行纳税义务，即严格按照我国现行有效法律法规所做出的行为。应当指出，依照我国的现行税法体制这里的法律包括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所通过的法律及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国务院部门所制定的部门规章，同时也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具有效力的法律性文件。跨国公司按照这些法律的规定所为的涉税行为属于合法行为，在立法未改变前国家应当予以肯定。 第二种划分即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行为。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这相当于一种中性行为。即“法无明文”的行为。这种中性行为处于法律调整的范围之外，既没有得到法律允许但亦不为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因此它既不属于合法行为，也不属于违法行为，故在法律性质上称其为“中性”。详言之该中性行为无论其产生于何种出发点，因其属于企业未能落入现有法律所调整的范围因此不应当做出否定性判断。 跨国公司第三种行为：非法逃避税收法律义务的行为。在实践中这种行为有着极为复杂的表现形式。传统观点否定避税行为的不法性就是将该避税行为的产生一概归究于法律漏洞。事实上问题集中在第二种避税行为与第三种避税行为的界限上，即何种行为是中性避税行为，何种行为又应当被认定为是逃税。诚然，由于法律立法技术的限制及法律本身的缺陷所导致的不利后果的确不应当由当事人予以承担。但，何谓避税?是否跨国公司的所有涉税行为都可以为此避税行为所包含，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鉴于此，以跨国公司最常使用的转移定价为例，我们有必要借助税法基本原理及其它一些基本原则和对我国税法框架下的跨国公司避税问题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确定其法律性质。 二、跨国公司避税行为性质——以转移定价为视角 如本文所述，转移定价是跨国公司通过关联交易等特殊手段及安排该达到减少在东道国应该交纳的税收，造成该东道国的税收流失的行为。对于跨国公司转移定价行为的性质，我们可以从税法基本原则出发进行必要分析。 实质课税原则作为我国税法的基本原则具有“公理”性效应。它是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之外的解释和适用税法的最重要的原则。因此有学者认为其是构筑税法独立基础的契约性原则。与租税法律主义原则不同的是实质课税原则强调经济现象的“实质”，即去伪存真的效果。“如果是通过假装行为隐藏真实行为时，尽管它是假装行为，也要以真实的行为作为课税基础”。如果从法律所规定的表面形式出发，假装行为可能由于其欺性而不落入法律所规定的形式要件之中，但是按照实质课税原则，假装行为并不因为表面的欺性而丧失其“应税性”。 公平税负原则又称应能税负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穆勒和庇古将相对牺牲的概念引入税法，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也被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最终形成公平税负原则。如果说在流转税和所得税这样不同类型的税收横向比较上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原则的话，那么在课税对象相同的同一种税目下税负的公平性问题就体现得极为突出。事实上由于我们国家特殊的商品课税体制与国外不同，实行增值税与营业税并行征收。增值税的征收贯穿了商品生产及流通整个环节且存在先征后，即征即退免征等诸多税收优惠措施以及企业自身的混合经营及兼营行为使得脱逃税大有可为。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税率与实际税率差别较大，企业的实际税负不均。如果认为诸如资本弱化等行为是一种投资战略上的避税行为，那么跨国公司为逃避纳税义务而人为地调整商品或服务价格使其背离市场公允价值的行为则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显故意的逃税行为。这种行为的存在使得其税收义务非法地减小从而相对其他正常企业获得更强的市场竞争力。但是目前众多企业正是借税务筹划的名义进行逃之实。 因此，实践中简单地否决跨国公司避税行为的违法性是不适当。我们尚需要进一步研究如何应对跨国公司的此种行为。 参考文献： [1]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台湾：三民书局，1987. [2]北野弘久.陈刚，罗永箴译.税法学原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3]丁以升.论法律调整之外的中性行为.法律出版社，1993. [4]西方税法原则及其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法学评论，1996，(3).
政治理论课教学部现有专、兼职教师8人，其中副教授4人，讲师3人，助教1人。主要承担学院在校生《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近现代史纲要》、《警察伦理学》、《形式与政策》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理论教学部从学院的教学实际出发，围绕教书育人这个中心，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贴近生活、贴近学生，采用教学互动、课堂辩论、知识竞赛等方式，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充分发挥了“两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的作用。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在教学、科研和实践等工作方面齐头并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2003－2005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学院先进集体，一名教师连续六年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授课教师；组织编写出版了《公安干警职业道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理论》、《形势政策素质教育热点问题》等教材，编写印制了公务员考试《公共基础知识》训练试题，先后在《公安研究》、《卫生职业教育》、《兰州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张苏云同志撰写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的辩证关系》一文，荣获中国政策研究会“科学发展观的忠实实践者”征文活动二等奖；2002年11月，指导学生参加甘肃省大学生“看成就、颂党绩”演讲比赛中一名学生荣获第一名，两名学生荣获优秀奖。2005年4月指导学生参加甘肃省大学生“弘扬民族精神”演讲比赛中一名学生荣获第三名，两名学生荣获优秀奖。2004年参加甘肃省直机关“爱国主义知识电视大奖赛”比赛中有理论部教师参加组成的代表队荣获竞赛第三名。基础课教学部现有专职教师11人，其中高级职称3人，中级职称2人，初级职称6人。同时，外聘兼职教师10余人。 基础课教学部承担学院《大学语文》、《公安秘书学》、《公安文书写作》、《公安实用英语》、《犯罪心理学》、《社会学》、《演讲与口才》、《逻辑学》、《行政能力测试》和《申论》等课程的教学任务。此外，还承担各级各类公安民警培训班的基础课教学任务，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函授班和公安自考本科的教学任务。基础课教学部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大力推进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先后对《大学语文》、《公安秘书学》等课程进行尝试性改革，编写有《公安应用写作》、《新编公安应用写作》、《大学人文导读》、《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等10余部教材，其中《新编公安应用写作》获得第三届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材优秀奖；发表论文20余篇，其中《论甘肃公安民警素质》一文获得中国公安系统征文二等奖；承担公安部软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同时还开展犯罪心理测试研究，并经常帮助基层公安机关进行实案测试，有力地促进了学院与实战部门的交流与合作。业余时间部分教师还指导学生编发校报《警苑》，指导学生参加甘肃省普通话及英语演讲比赛，多次获得一等奖，并有学生荣获普通话形象大使称号。法律教学部现有教师11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2人，助讲4人。其中研究生学历5人，本科学历6人。 法律教学部不仅承担学院的宪法、法理学、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和行政法等法律课程以及各级各类公安民警培训班法律法规的教学任务，还担负着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函授班及公安自考本科的授课任务。法律教学部深入开展教学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教研成果，组织编写和参编教材10余部。其中《经济犯罪的构成与认定》和《经济犯罪侦查与实务》分别获得甘肃省高校社科二、三等奖，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并多次受到上级部门和学院的表彰奖励。侦查系现有专职教师11人，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8人。主要承担学院在校生刑事侦查、经济犯罪侦查、禁毒等三个专业的《侦查总论》、《犯罪现场勘查》、《经济犯罪侦查》、《毒品犯罪侦查》、《侦查讯问》、《侦查业务综合模拟演练》、《金融犯罪案件侦查》、《涉税犯罪案件侦查》、《司法会计学》、《禁毒法制》、《毒品案件侦查》、《毒品犯罪预防与控制》等课程的教学任务。侦查系顺应刑侦体制改革的发展趋势，结合经济犯罪的新动向和毒品犯罪在甘肃省比较猖獗的实际，遵循警察高等职业教育规律，紧紧围绕培养目标，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公安实践，采取案例、模拟、互动等教学方法和“三贴近”（贴近实践、贴近学生、贴近一线）的实训方式，加强和改进了专业课的教学，达到了较好的效果。侦查系在狠抓教学和系部建设的同时，实施教学、科研和实践齐头并进方略，先后组织编写、参编并出版了《侦查讯问实训教程》、《经济犯罪侦查》、《经济犯罪侦查实务》、《刑事技术教程实验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等5部教材，在《兰州大学学报》、《高等理科教育》、《中国刑事警察》、《卫生职业教育》、《中国刑警学院学报》、《河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新疆公安专科学校学报》、《贵州警察职业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有5名教师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和优秀课教师。警体课教学部现有专职教师10人，其中教授1人，副教授4人，讲师3人，助教2人。 警体课教学部主要承担在校生和甘肃省公安机关各级各类培训班的《擒拿格斗》、《手枪射击》、《警察查缉战术》、《警务实战技能与体能》课的教学与训练，负责组织全院群众性体育活动和各种竞赛活动。警体课教学部在加强学生和在职民警警务实战技能训练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成绩，先后被中国前卫体协授予“群众体育先进集体”，被甘肃省公安厅授予“教育工作先进集体”、“大练兵先进集体”。1人被中国前卫体协评为“群众体育先进个人”，2人分别被国家体育总局和甘肃省教育厅授予“全国优秀裁判员”和“优秀教练员”称号，1人被甘肃省体育局评为“全省体育先进个人”，6人被甘肃省公安厅评为全省优秀教官，5人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在严谨教学与训练的同时，警体部积极鼓励和督促教师进行教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先后出版了《警用手枪射击实用教程》、《警察查缉战术指导与训练》、《中国警察擒敌制胜技术》、《警察徒手制胜术》、《人民警察查缉战术实战技能演练》等教材，出版了《警察缉捕防暴技术》系列光碟5盒10张。其中黄肃扬教授主编的《警用手枪射击实用教程》和张飞虎副教授撰写的《出奇制胜》、《以巧制胜》等系列文章分别荣获2003年甘肃省职业教育优秀教材和优秀科研成果奖。有3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等各级学报、杂志、论文集上，其中有5篇获得优秀论文奖。治安管理系现有教师13人，其中副教授4人，助讲1人，另有客座教授2人。现开办有治安管理、治安管理（特警方向）、道路交通管理等3个专业，建有模拟派出所、道路交通管理、治安管理、消防管理等4个实践教学实验室。 治安系在教学当中突出实践教学活动，紧密结合治安管理、道路交通管理专业课程学习与公安实战的实际，设计各个时段的教学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贴近实战的实践性教学体系，教学质量不断提高，社会影响不断扩大，得到了公安部、甘肃省公安厅和学院的奖励，数名教师被评为“全国公安系统优秀教师”、“全国公安机关教育训练个人”、学院的“优秀教师”和“优秀课教师”等。在《公安研究》、《公安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等各级学报、杂志、论文集上发表专业论文60余篇，其中20余篇获优秀论文科研奖。其中，李骥副教授撰写的《浅谈模拟派出所教学》荣获2003年甘肃省职业教育科研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中国西部欠发达地区社会治安特点及对策》荣获荣获中国警察学会主办“西部大开发与公安工作理论研讨会”优秀三等奖。主编、参编各类专业教材15部，其中李骥副教授主编的《公安派出所简明教程》荣获2003年甘肃省职业教育教材优秀成果2等奖，《公安民警中级培训教材简明教程》、《治安管理简明教程》、《公安派出所工作简明教程》等教材被定为甘肃省公安机关岗位练兵教材。公安技术系现有专兼职教师9名，其中副教授3人，讲师6人，建有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图像技术、理化检验、法医、物证技术等5个实验室，配备了先进的多波段光源、文件检验仪、图像处理系统、指纹自动识别系统、红外紫外照相系统等教学实验仪器，主要承担痕迹检验、文件检验、公安图像技术、理化检验和法医学等课程的教学任务。2001年9月，经甘肃省公安厅批准，成立了甘肃警察职业学院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开展刑事科学技术研究，并为基层公安机关提供技术咨询与技术服务。公安技术系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教学、科研与办案相结合，在努力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的同时，积极为公安工作服务。发表了《“五四”式手枪射击点推断方法研究》、《枪支上汗液手印“520”胶显现过渡的处置》、《计算机指纹输入中取指框的运用》、《套模签名案件的检验》等多篇科研论文，接受甘肃省基层公安机关委托鉴定的各类案件近百起，既解决了基层的技术难题，也锻炼了教师，有力地促进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警察管理系现有专兼职教师7名，其中教授1名，副教授3名，讲师3名，主要承担《公安管理》、《公安基础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组织行为学》、《监狱管理》、《公安决策学》、《行政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2003年，按照学院的安排部署，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同时，警察管理系以公务员考试为工作的突破口，对公务员考试的有关课程教学率先进行了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近三年的甘肃省公务员招警考试中，学院学生《公安基础知识》课的考试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得到了学院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为了充分体现警察高职教育特色，以科研促教学，警察管理系教师主持完成了省级课题2项，申报部级课题3项，院级课题2项，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德育》、《中国科教博览杂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兰州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警察院校学生政治思想教育的心理障碍及排除》一文获甘肃省教育厅颁发的教学成果三等奖。另有10篇论文在“三北”会议、甘肃哲学年会、甘肃警学会等会议上获奖。计算机系现有教师5人，其中副教授3人，助讲2人，承担着全院各类计算机课程的教学任务及学院校园网络的建设、维护及服务工作。 在2003年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甘肃考区）一级考试中，学院学生取得了总体合格率为的突出成绩；在2004年“甘肃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VFP）”考试中获专科组第一名，并荣获全省计算机竞赛“神速杯”一等奖；在2005年甘肃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竞赛（专科一级组）获团体总分第一名，其优秀率、良好率、通过率均为第一。计算机系建成了校园网，并开通了公安网和互联网，为实现校园信息数字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日常教学工作中，教师树立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的意识，以优质的服务完成了全院办公计算机设备的日常维护和管理工作，使设备发挥了最大效益。全系教师共主编、参编计算机教材5部，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在教学改革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以下是范文，你可以将你能找到的资料改下，网上的具体数据比较少。写好也不一定符合你们单位的要求，主要是改中间的数据。数据是最有说服力。2003年度稽查局工作总结2003年是全面学习深入贯彻十六大精神之年，是稽查系统继续深化改革、推行稽查新工作程式的一年。过去一年，稽查局在市局党组的正确领导下，在兄弟处室、单位的大力配合和支持下，紧紧围绕省绕省局、市局稽查工作要点，依靠全体干部发扬顾全大局、爱岗敬业、迎难而上、连续作战、默默奉献的工作精神，各方面工作取得了新的成效。主要工作回顾如下：一、全力以赴开展各项税收检查工作，稽查力度有了新的增强据统计，2003年全市累计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1325 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 613 户，共查补税额万元，滞纳金 万元，罚款 万元，合计 万元，累计执行入库 万元。其中市本级完成检查并作出处理决定237户，中止调查、查无问题94户，查补总额5782万元，其中查补税额4494万元，滞纳金350万元，罚款938元；累计执行入库5672万元（包括重点税源监控企业“下查一级”入库税款3421万元）。2003年，市本级累计接受或受理查处的稽查案件371件（包括上年结转），当年查结335 件，年度结案率为 %，检查户数按市局考核口径，完成户 ,完成考核检查户数的113 %。由于检查人员减少，纳税评估新模式执行和非典疫情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虽然查补税款绝对额比往年有所减少，但03年我市和市本级的稽查查补收入总额仍稳居全省前列。其中市本级人均查补税额继续超百万,达万元，居全省市地稽查局之首。具体工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认真组织开展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上半年，我局根据市局的统一部署，组织开展了三年未查企业、纺机配件企业两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下半年则更是集中精力，按照省局的要求，组织开展了消费税税收专项检查等5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各项税收专项检查工作均如期完成，并按要求及时上报了每项检查的总结材料及有关统计报表。据统计，在7项税收专项检查中，共检查纳税户193户，查补税款、罚款万元，已入库万元。（二）集中精力完成了“下查一级”检查任务。在重点税源监控企业、纳税大户企业等税收专项检查中，共下查一级企业 63户，查补税款、滞纳金、罚款3421万元，已执行入库3421万元。在下查一级工作中，首先是做好查前自查工作，为企业提供自查自纠的机会，较好地发挥了稽查以查促管的作用。由于“下查一级”的推行，使各县（市）局企业自查税款比往年大幅度上升，据统计，2003全市稽查部门组织自查入库税款达1127万元。其次是做好查中沟通工作，耐心地向被查单位解释、宣传税收法规和政策。三是做好查后信息反馈工作，查处情况及时向被查单位及所在地国税局通报。今年的下查一级工作与往年相比，既有数量上的提高，更有质量上的提高，在新昌、嵊州等地查处的浙江新柴动力有限公司、浙江三花科技有限公司、嵊州银河时装有限公司等几个数百万元的大要案，在当地纳税人中造成了强烈震动，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有效地促进了纳税人纳税意识的不断提高。同时，检查人员在下查一级工作中吃苦耐劳的作风、连续作战的精神、过硬的稽查业务，也得到了当地国税部门的普遍赞扬和肯定，正如嵊州市局稽查局一位同志所说，绍兴市局的稽查人员冒着炎热检查账证、整理证据，汗水把税装都湿透了，给当地工作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令人敬佩和感动。（三）认真负责抓好了举报案件的管理与查处。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受理举报案件597 件，其中立案查处365 件，已结案 340 件，结案率 93。1 ％，查补税（罚）款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受理举报案件341件，其中转下级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查处 192 件，作暂存处理 64 件，本级直接立案查处85件，已结案82户，结案率96%，查补税（罚）款万元。全市共办理支付举报奖励金 万元，其中市本级办理支付万元。如：本级查处的重大举报案件有浙江新昌中亚实业有限公司偷税案，偷税额达989万元，绍兴市灵芝金属皮革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查处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11份等。（四）按时保质做好了金税协查工作。高度重视金税协查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2003年，全市共受托协查发票3796 份，已回复 3796 份，按期回复率达100％，协查发现有问题 398 份。其中市本级受托协查发票898份，已回复898份，回复率100％，协查发现有问题发票217份。全市委托协查发票 1834 份，已收到回复 1928 份(包括上年结转)，有问题512份，涉嫌金额16383万元，税额 2767。5 万元。其中市本级委托协查发票726份，已收到回复843份（包括去年结转部分），有问题394份，涉嫌金额2683 万元，税额 450 万元。随着金税协查系统不断完善，系统的功能得到了明显发挥，稽查效率显著提高。（五）扎扎实实做好稽查执行工作。2003年，全市共执行案件 1247 件，执行入库金额 15578 万元。其中市本级共执行案件252件，执行入库金额2251万元。在执行中，充分运用征管法赋予的执法手段，积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一年来，全市各级稽查部门共采取税收保全措施、采取税收强制执行措施共 2 户，入库税款 5。85 万元，而市本级由于采取税款预储的形式,加上执行工作方法得当,从而保证了税款的及时入库,因此未采取相关的强制措施。通过运用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有效地提高了稽查案件的入库率，提高了税务稽查部门执法的威慑力。（六）、加强协作共同打击涉税犯罪活动。在做好执行工作的同时抓好涉税犯罪案件的移送工作，继续严厉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在市局领导的重视下，经我局与公安经侦部门多次商讨，进一步明确并规范了涉税案件的移送程序。 在此基础上，我局还先后与市公安经侦部门联合开展了打击制售假发票和建筑安装企业偷税等到涉税违法犯罪专项行动及城南大桥脚下地下发票交易案等专项整治活动，有力地扼制了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净化了社会环境，维护了正常的税收秩序。据统计，2003年全市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149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2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12 件， 14 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其中市本级共向公安部门移送涉税案件 38 件，经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0 件，已由司法部门追究刑事责任 7 件，多名涉税犯罪分子被依法追究了刑事责任。如市本级查处的绍兴市糖酒副食品采购供应有限公司偷税一案，其法人代表唐天放被判有期徒刑一年；绍兴市玉龙煤炭物资有限公司虚开发票一案，其法人代表缪元炳被判刑6个月缓期1 年。二、自加压力，深化改革，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一）尝试了案审职能外分离。今年初，市局为进一步强化稽查内部监督制约，硬化案审职能，提高稽查案件质量，经调查研究决定，将案件审理部门进一步从稽查体外分离。从将近一年的试运行情况看，达到了预期目的，利多于弊，得大于失。案件审理实现体外分离后，其执法地位更加超脱，也即达到了裁判员与运动员身份的分离，监督的力度加大，案件审理的公正性加强，从内容上促进了案件质量的提高。虽然今年案件退（补）查的情况并没有增加，但检查人员明显感到办案压力比以往大大增加。案审职能进一步硬化后，退（补）查没有增加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办案质量有了新的提高。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部门间案件交接的时间有所延长，需要稽查与案审部门多沟通、多协调，以较好地解决好质量与效率的矛盾。（二）、狠抓了各项稽查工作制度的落实。1、狠抓检查工作汇报制度的落实。检查工作汇报制度是我局“三集中一汇报”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我局深化两权监督的一项重要措施。为进一步抓好这项制度的落实，我局以市局组织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为契机，对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进行了一次全面整改。首先是对这项制度两年多来的执行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回顾和评价分析，从纠正对制度的错误认识入手，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要求各级人员高度重视这项制度，充分认识到这项制度在稽查工作中的必要性和科学性。通过召开局长办公会议、局务会议及科务会议三级会议，全面统一了干部的思想认识。同时，对原来的制度进行了重新修订，弥补了漏洞，增强了制度的实践可操作性，实行了工作日汇报制度。从近一个季度来的执行情况看，这项制度的执行落实已经步了正轨，在稽查办案中，充分发挥了加强领导、强化监督、防止暗箱操作或人为因素干扰，以及减轻检查人员压力、保护干部的积极作用。2、认真落实以查促管制度。在对少数故意违法的纳税人进行严厉打击的同时，我局也对多数因失误造成的涉税违法进行了普遍的监控和教育。一是深入开展“以查促管”为核心的稽查优化服务工作，认真落实稽查建议制度，对检查中发现有涉税违法行为或倾向性问题的，向被查户作出《涉税管理建议书》，2003年共向被查企业提出涉税建议近百条。二是组织开展好查前自查工作。2003年本级共组织自查企业544户，自查有问题153户，自查入库税款万元，既挽回了国家损失，也帮助纳税人进行了自查自纠。3、继续推行稽查情况通报会、座谈会制度。为维护被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企业提供好权益性服务，我局继续做好“阳光稽查”这篇文章，在落实执行稽查告知制度的基础上，特别做好对纳税人的稽查情况通报、信息反馈。今年我局先后到5个县（市）召开了下查一级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以及市本级被查企业稽查情况通报会。在通报会上，向被查对象通报稽查情况，听取并解答纳税人政策与法规、执法与服务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与此同时，我局还到4个县（市）召开了今年以来被查的下查一级企业座谈会，进行面对面交流沟通，听取被查企业对下查一级开展情况的想法和建议，并现场就我局规范执法、优化服务情况对纳税人进行问卷调查。从问卷调查情况看，纳税人对我局的下查一级工作比较满意。三、以贯标为手段，完善工作规程和考核体系，内部管理上了新的水平（一）深化贯标工作，完善ISO体系文件。1、及时修订ISO体系文件，完善各项工作规程。为保证ISO体系文件的适宜性和全覆盖，我局分别在年初和年底两次对ISO体系文件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和完善，在平时我们结合上级部门新规定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及时补充新的体系文件，以达到工作岗位的全覆盖。据统计，我局全年共计修订工作规程63则，并在此基础上新增工作规程1则，通过一系列的修订完善工作，使我局的全部工作都做到有规程可依。2、抓内审、促落实。为使各项工作规程落到了实处，我局结合对工作目标的平时考核，按季开展对工作规程执行情况的内审，并将内审结果与工作目标考核相挂钩。2003年我局重点对稽查人员执行《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情况进行了内审，为使内审达到预期效果，我们专门安排时间，并从各县、市局稽查局抽调专业人员，以随机两样的形式，对每位稽查人员的案卷进行了检查，共计检查案卷 21只，发现问题15处，根据内审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了 3条预防措施。（二）、突出稽查绩效，进一步完善工作目标考核体系。随着收入型向执法型稽查的完全转型，稽查新模式的推行，稽查取证难的困难日益突出，以及检查人员执法风险、执法难度的提高，原有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稽查形势和变化的需要。为此，我局根据市局的考核要求，在全面征求各科意见的基础上，修订了工作目标及岗位责任制考核办法，对工作目标考核的重点作了相应调整，以促进稽查工作效率与质量的提高。新的考核办法主要突出了办大要案、加大查处力度、提高检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的思路，采取了对稽查人员查处的个案按查补税款数额大小来确定不同分值进行加分的办法。新的考核办法有利于提高了稽查人员办大要案的积极性，据统计，2003年市本级共查出了30-60万元案件6件，60-100万元案件4件，100-300万元案件3件，300万元以上案件4件。（三）、从推行两项措施入手，促进全市稽查管理工作上水平。1、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根据省局《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试行办法》、《浙江省国税稽查案卷档案管理工作规范》以及新征管法的要求，结合我市实际，今年我局从推行税务稽查案卷标准化制作入手，进一步深化办案质量管理，重新修订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管理办法》，对全市稽查系统稽查文书的使用和稽查案卷的制作作了统一规范，较好地解决了原来在稽查工作中稽查文书使用不统一、证据提取复制不统一以及文字随意涂改、不按“一事一签”要求来取证和制作案卷等问题，大大提高了稽查工作质量和稽查效率。2、进一步延伸了信息化管理工作。在市局信息中心的大力支持下，我局开发了“稽查涉案信息系统”，并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应用，实现全市稽查系统涉案信息的共享，并较好地解决了三方面问题：一是解决了CTAIS应用前的稽查案件信息查询难的问题，提高了稽查选案的针对性；二是提高了案件定性处罚的准确性；三是提高了稽查的分析、监控、以查促管的能力及办案的效率。四、以创建文明单位为载体，从严带队，队伍素质有了新的改善（一）做好机构人员调整工作。按照省局党组关于市县国家税务局稽查局机构级别和干部选拔配备的通知精神，我市在5月底，通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异地任职的方式，选拔了5名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业务骨干到各县、市局稽查局担任局长，充实了基层领导力量，及时完成了机构改革工作。同时，继续做好一年一度的“二员”选拔工作，充分调动干部的工作、学习的积极性。今年的“二员”选拔与往年不同的是，稽查局中层干部也全部参加了“二员”考核。经个人申请、考试测评和局考评领导小组审定，评定出12名高级稽查员、35名中级稽查员、11名稽查员及2名助理稽查员；并确定其中46名为主办稽查员。（二）继续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及行风建设工作。局领导十分重视稽查队伍的廉政建设工作，做到逢会必讲，警钟常敲，并按季召开廉政建设分析会，对各阶段的干部廉政建设情况进行讨论分析。组织主办稽查员及中层以上干部到监狱去接受廉政教育和职业风险教育，与此同时，我局还专门举办了法纪讲座暨税务稽查员宣誓仪式。特别邀请检察人员作法纪讲座，使稽查人员进一步认识到当前需要重视和防范的职务犯罪问题，进一步强化了法纪观念和执法风险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牢固构筑起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通过制定税务稽查人员执法行为规范并组织宣誓活动，进一步增强了稽查人员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使干部更加明确了廉洁从政的天职。从今年市局监察部门向纳税人所作的问卷调查情况看，我局的稽查执法满意度达到了 %，与以往年度相比，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我局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规范执法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三）开展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全面整顿干部作风纪律。在认真组织参加市局开展的“两项专题教育”活动基础上，我局为巩固活动成果，于9月底起专门开展了这项活动，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的活动领导小组，制订了《文明形象“四比”、“四看”竞赛活动办法》。活动分着装风纪、劳动纪律、文明礼貌和环境卫生四个内容，以科为单位，采用无记名形式进行打分，每周评出二个优胜单位，最后结果与年终岗位目标考核挂钩。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成果，稽查干部文明形象有了新的提升。（四）重视对干部的业务知识培训。认真落实已有的《稽查局工作人员学习制度》，并按照市局要求，做好周一学习的督查工作。同时，结合新一轮“二员”选拔工作，在2月份组织开展了为期两周的集中学习活动，先后举办了进出口税收稽查业务、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ISO9000稽查体系文件等三个专题的业务培训，并于3月初组织了业务考试；为全面提升稽查办案质量，实现案卷标准化，我局还专门组织对全体干部进行了税务稽查办案质量标准化管理培训。为提高稽查干部的取证技能和办案质量，我局还组织了由市本级稽查全体人员及县市局稽查局部分业务骨干参加的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培训，邀请了有关法律专家作专题讲座。为进一步提高全市稽查系统稽查办案的理论、实践水平，我局在组织调研、撰写论文的基础上，在全市稽查工作会议上分别就税务稽查权的运用情况、税务稽查取证技能、办案质量标准化等8个调研课题进行了专题交流和研讨。另外，我局还组织所有干部分批参加了市局组织的计算机NIT证书培训、考试。通过上述一系列培训，使我局干部的稽查业务素质有了进一步提高。五、当前稽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从纳税人看，一些企业反稽查能力和意识越来越强，作案手段越来越隐蔽，作案方式智能化、团体化，由此大大增加了检查难度和取证难度，并且，由于利益的直接化，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对办案人员的压力有增无减。（二）从执法力度看，一方面，在查办一些案件中，现有的稽查权力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与此同时，有些法律赋予的检查权力却未能运用或充分运用起来。（三）从干部队伍现状看，稽查人员只占干部队伍的21%，办案力量明显不足。除此之外，稽查人员的整体素质与稽查形势不相适应，一是部分人员尚缺乏独立的办案能力，办案技能不高、经验不足。二是少数人员廉洁自律意识不强，存在安全隐患。（四）从激励机制看，现行考核奖惩机制不够完善，尤其是针对目前稽查办案难度普遍增大和风险不断加剧的情况，奖惩力度相对不足，挫伤了稽查一线办案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五）从稽查各环节之间的关系看，实行选案和案审环节的外分离，增强了实施环节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保证税收执法的公正性，但对如何整体提高稽查工作职能，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定程度影响并制约了稽查整体绩效的提高。绍兴市国家税务局稽查局二○○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实践论文单位是税务总局稽查局，是国家税务总局的一个专业性组织，负责税务管理的稽查工作，既要执行法律、法规和政策，又要根据市场实际情况，推行管理服务型的稽查方式。稽查局在财政部的直接领导下，负责实施国家的税务管理政策，防止逃税、洗钱和贩毒等违法犯罪行为，确保税收征管制度的正常运行。税务总局稽查局积极推动税收制度改革，深入实施税收征管改革，推动税收形式创新，提高税收征管效能，改善税收服务水平，建设税收征管规范健全的现代化税收体系。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责任--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2、重刑化的弊端与我国刑罚模式的选择3、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期待可能性理论命运之反思4、共同过失犯罪应成立共同犯罪5、从食品安全法实施中看刑事责任的完善6、论应权利人同意之行为--被害人同意理论的重构7、反思与重构:犯罪客体新论8、罪刑法定视野下的侵犯商业秘密罪9、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10、竞技体育暴力行为的刑法解读11、“诉讼”定性研究--以我国民事诉讼法为视角12、论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国的构建--刑事一体化的分析进路13、《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协调研究14、加强行政法与刑法交叉领域研究的必要性15、环境犯罪的刑法现状及其改进以上刑罚论文选题由学术堂整理提供
·试论刑事诉讼法赋予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论刑事诉讼审判监督程序 ·刑事诉讼法原则宪法化的比较研究·刑事诉讼法律监督面临问题及对策·刑事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与法官的证据调查权·刑事第二审程序的审判范围·完善检察权的组织保障·附带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被害人的关系研究·日本的被害人保护制度及其启示 ·抑制公诉权的东方经验·英国的刑事上诉制度研究 ·关于犯罪模式分析在我国应用的几点思考 ·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 ·论无罪辩护·谈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的执行难·侦查阶段之利益冲突 ·认罪案件办理的四个机制 ·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审查逮捕阶段实行刑事和解制度刍议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实证研究·刑事证人义务与例外的价值权衡·完善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立法之思考·法律应该为“见义勇为”保驾护航·议刑事审判中的无罪推定原则·秘密侦查蕴藏的争议与风险分析·量刑建议制度全面推行的障碍及破解·审理死刑二审案件检察院应派员出庭
如果一篇文章象一张网,则题目就是纲,纲举目张,就是说看了论文题目,就能窥见全篇论文的实质和精华所在,也可以说题目对论文起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下面是我带来的关于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一) 1. 罪数认定的新标准与吸收犯概念的重构 2. 间接正犯概念的否定性清理 3. 《刑法修正案(九)》对危险驾驶有新的更严格规定 4. 刑法人格界定问题思考 5. 食品安全刑法保护制度的缺陷与完善 6. 经济犯罪中被害人过错的认定与适用 7. 《刑法修正案(九)》死刑改革的观察与思考 8. 从业禁止适用范围探究 9. 假释听证制度改革 10. “医闹入刑”后完善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思考--医方医疗过错的自我评价与告知机制的构建 11. 基于中越边境拐卖妇女犯罪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12. 浮出水面的窝案 13. 未成年人不应构成毒品再犯--基于对刑法356条规定的反思 14. 论英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故意概念--兼论犯罪故意概念对我国刑法立法的反思 15. 完善行贿罪立法--兼论《刑法修正案九》行贿罪新规 16. 农村教师对中小学生性犯罪的启示与思考 17. 浅析我国减刑、假释程序的完善 18. 贪污受贿犯罪起刑数额小议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二) 1. 《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涉恐犯罪规定的学理置评 2. 启动刑法全面修订之探讨 3. 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刑事保护研究 4. 网络借贷的刑法规制--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为切入点 5. 股票配资案中非法占用保证金的行为定性 6. 论刑法中不合理的“性别标签” 7. 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看死刑制度的存废 8. 罚金刑相关替代制度分析及我国罚金刑的完善 9. 我国刑罚体系之适应性调整研究 10. 爱钱如命的贪官 11. 城市拆迁过程中的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12. 论假冒注册商标罪中“相同商标”的界定 13. 男性应被纳入我国强奸罪的保护对象 14. 刑法因果关系问题研究 15. 罪刑相适应原则研究 16. 探析持有型犯罪的证明责任问题--以主观罪过证明为视角 17. 论正当防卫限度--以南宁男子见义勇为案为例 18. 对刑事司法解释溯及力问题的探讨--以“秦某某网络造谣案”为例 19. 以没收财产偿还犯罪分子所负债务问题研究 20. 论刑法学命题的妥当性 21. 从绝对到相对:晚近德、日报应刑论中量刑基准的变迁及其启示 刑法学硕士论文题目(三) 1. “抗震英雄少年”沦为囚徒 2. 非法拘禁案中案 3. 女企业家智斗绑匪 4. 就这样“被酒驾” 5. 网游达人叫板运营商 6. 中银巨贪亡命泰国 7. 基于我国的传统与现实试谈婚内强奸 8. 论信用卡催收中的法学问题 9. 刑事立法发展与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契合 10. 我国着作权刑法保护的相关问题研究--以网络技术为研究视角 11. 女性经济犯罪犯因性分析及预防对策 12. 盗窃未遂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13. 论“碰瓷”行为的刑法定性 14. 通过死缓限制减刑的死刑控制 15. 任人唯“钱”的组织部长 16. 医院内的“塌方式”腐败 17. 迷失在权力旋涡里的区委书记 18. 贪污罪之弹性定罪模式考量--以《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为范本 19.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谣言犯罪研究--以社会敌意为视角 20. “问题豆芽”案的刑事法治报告 猜你喜欢： 1.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2. 刑法学硕士论文 3.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 5.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确定题目时应注意用词恰当,使用正确的专业术语,并尽可能流畅易懂,避免使用空泛和华丽的词藻,避免错别字、俚语和已淘汰的术语。下面是我带来的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一) 1. 论想象竟合犯——兼与法条竟合犯相区别 2. 再论牵连犯 3. 我国刑法溯及力若干问题研究 4. 完善我国刑法空间效力立法的思考 5. 浅析刑法条文中涉及的暴力犯罪 6. 刑法上的不作为研究 7. 不作为犯罪的行为性 8. "重大"道德义务应当成为不作为犯罪作为义务的来源 9. “见死不救”行为定性的法律分析 10. 刑法因果关系研究——兼评不作为犯的因果关系 11. 论不作为犯罪中的先行行为 12. 先行行为可以为犯罪行为 13. 法益状态说——作为犯与不作为犯的区别标准新探 14. 论作为犯罪客体的法益及其理论问题 15. 针对网络犯罪之认定探讨——兼评刑罚相应立法的完善 16. 网络中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 17. 计算机犯罪之犯罪客体再研讨 18.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19. 论计算机网络犯罪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二) 1. 关于刑法修正案的思考 2. 侵占不法原因受托之物的行为定性 3. 支付11万,劝退竞标者 五人围标串标获刑 4. 累犯从严量刑适用实证研究 5. 解构与续造:民事合同欺诈与合同罪的区分研究 6. 也玩大数据 你遭遇信息了吗 7. 从一起案例看职务侵占罪的构成 8. 简议虐童行为的刑法规制 9. 刑法中从业禁止的具体适用 10. 刑法报应主义之正当性研究 11. 共同犯罪与构成身份新论 12. 论胁从犯不是法定的独立共犯人 13. 吸收犯之生存空间论 14. 试论网络共同犯罪 15. 关于网络空间中刑事管辖权的思考 16. 论“黑哨”的立法定性 17. 我国刑法中无限防卫权的再思考 18. 我国刑法未设立无限防卫：对新刑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定性 19. 论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2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兽药违法行为判定条件及处罚规定 21. “埋”不住的罪行上海食品犯罪走向“链式作业” 有关刑法毕业论文题目(三) 1. 中立的帮助行为 2. 窃取网络虚拟财产行为定性探究 3. 关注海南首例污染环境罪 4. 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政治影响、政治空间与防范 5. 破坏性不当注册行为及其刑法应对--以互联网信息商务平台的经营模式为例 6. 合肥求职女连喝四场酒身亡 老板被批捕 7. 无力支付只要逃匿便可成罪 8. 广州设立食品相关犯罪侦查支队 9. 被索财未获不正当利益的定性 10. 网销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犯罪的形态认定 11. 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窃电的行为定性 12. 私分国有资产并侵吞其收益的行为定性 13. 合同与合同纠纷刑民界分的规范性思考 猜你喜欢： 1.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2. 刑法专业毕业论文选题目录 3. 法学本科毕业论文题目刑法 4. 刑法热门毕业论文 5. 刑法本科毕业论文
一、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失衡在当前社会转型期，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和极后果，成为滋生各类犯罪的温床。笔者认为，就涉众型经济犯罪而言，社会结构要素的失衡对其影响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等结构要素之间未能得到协调发展。中国在分配领域虽然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但由于体制、政策、市场竞争及行政垄断等诸多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在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及城乡之间的收入差异显著，形成了以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和城镇广大下岗失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极易被排斥在社会主流之外而呈边缘化趋向。同时收入的过于悬殊又必然导致社会心理的失衡，使得其中一部分人产生嫉妒、非法占有甚至破坏的心理，从而使得滋生犯罪的土壤不断扩大。尤其当他们目染耳濡某些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手段发财致富却能侥幸逃脱法律制裁时，就会产生心理失衡，在暴富梦想和侥幸心理的驱使下走上犯罪的道路。其次，从就业结构来看，虽然中国已从一个以农业就业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就业结构，转变为以第二产业就业为主的工业社会的就业结构，有了质的飞跃，但仍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国的就业形势极为严峻：据统计：“十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均在1000万左右，如此庞大的劳动力供给已远远超出社会需求，从而产生大量待业、失业人员。他们由于没有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生存势必想方设法以获取收入来源，而他们的此种境况及心态极易为某些不法分子所利用，进而成为涉众型经济犯罪的牺牲品。最后，经济与社会的高速发展，急需迅速提高全民族的受教育程度和人口素质，然而却仍有相当数量国民的文化素质水平不高，从涉众型经济犯罪受害人的文化结构层次来看，有相当数量的受害人文化水平很低，甚至连投资中的一些常识性知识都不甚了解，由此导致上当。 二、社会规制措施缺位及管理机制失调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出现剧烈的冲突，加上市场经济的自发性与盲目性，进而必然会导致大量的经济行为失范。失范意味着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失范行为的产生则是由于如下两方面的原因所致：一是规范的供给不足或难以适用；二是社会管理机制的失调。首先，在法制社会中，控制人们物质欲望的主要途径是法律手段，法律中的漏洞就会给不法分子提供可乘之机。由于经济犯罪是以违反一定的经济法规即行政违法为前提，这就涉及经济法规与刑法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但由于刑法中个别经济犯罪立法语言的含糊性，不仅使得相关经济犯罪与一般经济违法行为难以区分，甚至使得其与合法行为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如刑法对作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典型形式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规定，由于对“公众”一词在立法上缺乏必要的说明，虽然在刑法理论上及司法实践中倾向于将其解释为“社会不特定的对象”，但问题是到底向多少人借贷或者借贷多少属于合法范围，超过多少入或数额构成行政违法，又在何种条件下构成犯罪。界限的模糊不清，给不法分子开了方便之门。其次，体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传统的行政社会管理体制，具体表现为层层放权：但在层层放权的同时却未能建立相应的监控网络，诸如银行监督、审计监督、税务监督、群众监督等，从而导致原来的预防和遏制犯罪的社会控制机制逐渐削弱甚至完全消失，管理体制上的疏漏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开了方便之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行政管理中的漏洞。行政管理中出现许多漏洞，如对于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典型形式的非法传销，在中国一向是明令禁止并予以严厉打击的，可是，在一些地方却屡打不止，屡禁不绝，究其根由，很大程度应归结于对一些地方政府的权力监督不力，使得它们默许甚至纵容非法传销活动：二是经济管理中的漏洞。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企业管理、金融管理、物资管理等多方面都存有漏洞，再加上权力缺乏监管，导致涉众型经济犯罪频发。三是人口管理上的漏洞。人口管理上的漏洞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也为涉众型经济犯罪创造了条件，如非法传销活动日益猖獗就与人口管理制度中的疏漏不无关系。三、被害人自身原因。涉众型经济犯罪之所以层出不穷，被害人自身的因素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当一部分群众缺乏法律意识和相关金融知识，对于经济领域中的诸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非法经营等不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认识不足，而且被害人往往缺乏对企业的业务经营和资信进行印证和深入了解的渠道，加之贪利和盲从心理，使得投资行为往往缺乏理性。有些被害人在明知是投资陷阱的情况下，仍幻想“一夜暴富”，抱着侥幸心理冒险参与，最终导致自己上当，利益严重受损。
涉众型经济犯罪从字面上理解是一种对社会金融要素产生波及人数较多的影响的犯罪行为，因为其涉及人数较多而经常带来较大数量的经济破坏和经济损失。不管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还是社会结构要素的平衡都会受到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影响而出现失衡，所以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成因和防范对策进行研究具有很大的社会意义。一、涉众型经济犯罪的原因随着我国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频频发生，它涉及到了金融，证券，以及各个商贸的经济活动，使他们的经济活动造成了很大的波动和影响，导致我国社会出现了很多不稳定和不安全的隐患，严重时出现了群体性的事件，这不利于整个国家的安全，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一)社会结构要素失衡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一些社会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出现了一定的矛盾，这些不平衡的矛盾是社会结构要素出现失衡的主要原因。例如在生产、分配等不同过程中，国家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是通过在社会过程中发展所体现出来的问题而不断完善的，如果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就会产生矛盾，矛盾不断发展引起社会结构要素失衡。在社会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地位往往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心理，一些犯罪分子往往会根据社会民众的心理而采取措施进行犯罪。(二)金融市场不发达，市场监管机制机制体系不完善金融市场的发达或贫瘠不仅与资本流通量有关系，更与市场监制机制体系的完善程度有很大的关联。金融市场不发达的体现为金融危机的爆发频率较快、涉及范围较大且恢复时间较长，这样的金融市场环境不利于经济活动的长期、有效发展。(三)缺乏基本的金融、法律常识对过去发生的涉众型经济犯罪进行一定研究，发现受害者所呈现出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其对基本的金融、法律常识了解不足，在面对一定的利益冲突时，不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和处理办法去解决利益冲突。然而在金融市场中所有的利益相关内容都是需要充分的理论知识掌握或者在金融市场中有较多的经验，否则受害者很容易处于危险的境地。1.投机心理严重部分受害者是在清楚利益关系的情况下存在投机心理而受到利益损失的，这与受害者理财能力和理性都有一定的关系。在对涉众型经济犯罪案件进行调查时，还有部分受害者认为自身的理财能力没有出现问题，投资也相对理性，反而认为一些调查者耽误了自身的利益项目开展，这种想法无疑是存在很大的问题的，与受害者的投机心理严重有很大关系。2.从众心理严重从众心理是人群中最容易出现的一种心理现象，如果别人获得了可观的利益而自身也有获得的空间，那么群众就会在这之间略去较多的思考而选择盲目从众。从众心理严重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没一人在社会环境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接触和相处，所以他人的行为会对个人的思路产生很多影响。一开始的涉众经济犯罪并不是有很多人参与，他的发展也需要经历一个人数少到多的过程。一般犯罪分子需要先有几个比较带头的人物，然后再利用口头说服等方式诱使其他人参与进来。(四)立法滞后，打击不力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法律打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对犯罪分子进行警戒，且社会群众对涉众型经济犯罪的重视程度也会不断增加。但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涉众型经济犯罪往往是在发生之后才出现立法的完善和相关部门的打击。立法的完善在犯罪行为产生后才进行无疑会降低立法的作用力对群众的利益也很不利。以我国目前在实行的《刑法》为例子，自从我国的刑法颁布之后，经历了很多次的修改，每次进行修改所涉及的内容都比较多，大部分以补充为主，补充之前未出现的犯罪的条例以及规定。另外，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法律条例也需要进行很大程度上的修改来达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比如现代经济网络的不断扩大，在经济大危机为主要的背景下，一些不法分子借此契机来取人民的钱财，损伤人们的利益，导致人们出现破产甚至威胁了人们的生活健康。但是，《刑法》对此没有明确的规定，没有迎合现代社会的发展，导致一些不法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所以有关人员明知这些人破坏了人们的利益，但是却不能明确的给他们定罪，除此之外，像一些秘密地贩卖上市公司的股权，这个也是相关法律法规需要不断完善和重视的方面，法律的不健全，很可能为不法分子提供了犯罪的机会，另外不利于我国法律法规的实行。以下将对它所带来的不便进行具体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