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文化论文参考文献模板范文

你好论文的格式你可以去查很容易查到不阐述了论文主要就是你明白了格式把你的调查成果你的好文采你的引经据典证据还有情感当然论述证据最重要这不是作文说这个就是告诉你你明白了格式往里面套证据够多格式够准就好了科学发展观这个一直是我国大力宣传的所以去查并不十分困难明白了科学发展观请花时间去了解一下还有红色旅游这个就是爱国情怀发展旅游促进爱国主义教育与当地发展和你所理解的科学发展的结合这两点不冲突所以并不难结合记住按照格式写因为这是论文不是诗歌这是我的看法论文的格式很好查谢谢

红色旅游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政治工程，作为弘扬伟大名族精神、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法律建设的文化工程、作为促进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高群众生活水平的经济工程，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红色旅游作为新兴的服务产业不仅无污染、可持续，同时有利于培育发展红色旅游业新的增长点。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居民的消费支出逐年增长，对旅游内容和产品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需要旅游业进一步调整和改善产业结构，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形式的精神文化需求。红色旅游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满足旅游需求、促进旅游业发展、增强旅游业发展后劲、开拓更广阔的旅游消费市场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发展红色旅游时适应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优势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结果。红色旅游既是革命精神教育活动，又是旅游观光活动，为开展有声有色的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广阔天地。红色旅游实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休闲方式的有机结合，寓教于游，寓教于乐。通过红色旅游活动，传输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给人们以知识的汲取、心灵的震撼、精神的激励和思想的启迪。红色旅游作为一种新兴的旅游产业，能够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增强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爱国情感，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带动红色旅游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爱国主义教育方式迫切需要改进和创新。积极发展红色旅游，寓思想道德教育于参观游览之中，将革命历史、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通过旅游传输给广大人民群众，有利于传播先进的文化、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增强爱国主义教育效果从而更加满怀信心的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之中去。党的十六大提出大力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扶持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其重要目的就是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遍布全国各地特别是革命老区的纪念馆、革命遗址、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重要阵地。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把这些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对于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保护和利用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必将加大对红色旅游的开发力度。由于历史的原因，红色资源大多分布在省区交接地带，区位偏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是这些地区的共性。在全国12个红色旅游重点区中，除了京津和上海局部地区外，其余大部分革命老区通过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带动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帮助老区人民尽快脱贫致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任务，发展红色旅游是带动老区人民脱贫致富的有效举措，可以将历史、文化和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培育特色产业，促进生存建设和环境保护，带动商贸服务、交通、电信、城乡建设等相关行业的发展，扩大就业、增加收入，为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总体来说，发展红色旅游能够激活当地经济、有效地整合、优化经济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激活当地群众的市场经济意识、对外开放意识、勤劳致富意识、自主发展意识，通过发展红色旅游，能够加强革命旧址、遗迹的修缮，加快景区道路、供电、消防、环卫、给水等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开发红色旅游商品、纪念品，建设旅游商品销售网点，建设红色旅游景区农副产品供应基地，使红色旅游景区成为交通便捷、环境优美、市场繁荣、人民富裕，经济快速发展的红色旅游城市。一业兴、众业旺。红色旅游的发展带来了整个旅游业的繁荣，带动了建筑、商贸、交通、电信、加工业和农业等多项关联产业的发展。

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格式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对论文都再熟悉不过了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培养我们的科学研究能力。如何写一篇有思想、有文采的论文呢？下面是我收集整理的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格式，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英文文献采用“APA格式”：

单一作者著作的书籍：

姓，名字首字母.(年). 书名(斜体). 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Sheril, R. D. (1956). The terrifying future: Contemplating color television. San Diego: Halstead.

两位作者以上合著的书籍：

姓，名字首字母., & 姓，名字首字母.(年). 书名(斜体). 出版社所在城市：出版社.

Smith, J., & Peter, Q. (1992). Hairball: An intensive peek behind the surface of an enigma. Hamilton, ON: McMaster University Press.

文集中的文章：

Mcdonalds, A. (1993).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apprehension and sustained containment of supernatural entities. In G. L. Yeager (Ed.), Paranormal and occult studies: Case studies in application (pp. 42–64). London: OtherWorld Books.

期刊中的文章(非连续页码)：

Crackton, P. (1987). The Loonie: God's long-awaited gift to colourful pocket change? Canadian Change, 64(7), 34–37.

期刊中的文章(连续页码)：

姓，名字首字母.(年). 题目. 期刊名(斜体). 第几期，页码.

Rottweiler, F. T., & Beauchemin, J. L. (1987). Detroit and Narnia: Two foes on the brink of destruction. Canadian/American Studies Journal, 54, 66–146.

月刊杂志中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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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p论文英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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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论文英文参考文献范例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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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注入格式

一、学术论文英文参考文献标注格式。

按照现行规定，学术期刊中论文参考文献的.标注采用顺序编码制，即在文内的引文处按引用文献在论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以阿拉伯数字连续编码，序号置于方括号内。同一文献在一文中被反复引用者，用同一序号标示。这一规定使得所列文献简洁明了，应该引起论文作者注意。英文参考文献和中文参考文献一样，按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与中文文献混合连续编码着录;英文文献用印刷体;英文书名、期刊名和报纸名等用斜体;所列项目及次序与中文文献相同，但文献类型可不标出;忌用中文叙述英文。其格式为：

专着、论文集、学位论文、报告-[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止页码(任选)。

示例：[1]Day,C.,Veen, Walraven,G. Children and youth at risk and urban education. Research,policy and prac-tice. Leuven/Apeldoorn:Garant. 1997.

期刊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刊名，年，卷(期)：起止页码。

示例：[2] Driessen,G.,& Van der Grinten,M. Home language proficiency in the Netherland:The evaluation of Turkish andMoroccan bilingual programmes- A critical review,Studies in Educational Evaluation,1994,20(3)：365- 386.

论文集中的析出文献-[序号]析出文献主要责任者。析出文献题名。原文献主要责任者(任选)。原文献题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析出文献起止页码。

示例：[3] Driessen,G.,Mulder,L.,& Jungbluth,P. Structur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in theNetherlands. In (Ed.)，Root and migration in global perspective. Jerusalem:Magnes . 104.[5]

报纸文章-[序号]主要责任者。文献题名。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示例：[4] Lgnatieff,M. Keeping an old flame burning brightly. The Guardian,1998- 12- 20(12)。

电子文献-[序号]主要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的出处或可获得的地址，发表或更新日期。

示例：[5] Baboescu,F. Algorithms for fast packet classification. .

二、关于英文人名的标注。

现行编排规范对英文人名如何标注未作明确要求，英文人名的标注较为混乱，有标注全名的，有标注时将名缩写、姓不缩写、保持原来顺序的，还有在姓、名之间加圆点的，后者是我国翻译作品中，中文书写外国人名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其实，标注英文人名是有章可循的，在国外学术着作的参考文献中，关于人名的标注已约定俗成为一种统一的格式，即英文参考文献标注作者姓名时，要求姓在前、名在后，姓与名之间用逗号隔开，姓的词首字母大写，其余字母不大写;名用词首大写字母表示，后加缩写符号圆点，缩写符号不可省略。由于欧美国家人的姓名排列一般是名在前、姓在后，在标注时必须加以调整。如Georg Paghet Thomson,前面两个词是名，最后一个词是姓，应标注为Thomson,G. P为什么要如此标注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原因。

1.在应用计算机等信息工具进行英文文献检索时，以英文作者姓名中的姓作为依据之一，即以姓作为检索目标之一。

2.在欧美人姓名表达含义里，姓比名的重要性更强、更正式。用姓而不是名来代表作者，还有尊重、礼貌的意味。名缩写后加缩写符号圆点，也含有正式、尊重和礼貌的意味，缩写符号不可省略。

3.表示与平常书写姓名的不同，体现学术论文重要性、简约性和准确性的要求，符合科研论文文体风格。这种标注在英文学术着作、科技文献中已广泛采用，也容易被广大读者、作者理解、接受。

对于复姓情况，如Jory Albores-Saavedra等，在引用标注时，应将复姓全部写出，即Albores-Saavedra, J对于姓前带有冠词或介词的情况，如带有Mac,Le,Von,Van den等，标注时不能省略，应同姓一起提到前面标注，如Mac Donald,La Fontaina,Von Eschenbach,Van den Bery等。这里有个有趣的现象，对于北欧人常见的姓Van den Bery,如Van的词首字母大写，表示它是姓的一部分，标注时应与姓一起前置;如果作者姓名书写为Graham van den Bery,其中van的词首字母v没有大写，则表示它不是姓的一部分，姓Bery前置时，van den仍留在原来的位置，并且不可缩写或省略，标注为Bery,G. van den.另外，对于“姓名+学位”的情况，标注时一般把“学位”删去，不要将其误认为姓或姓的一部分.

一个参考文献有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时，标注时除按上述要求将每位作者的姓提前书写外，作者与作者之间用逗号分开，最后一位作者前加&符号，如示例[1],也可仅保留前三位作者，之后加etc.表示。

三、关于英文参考文献发表(出版)时间标注到年的问题。

发表(出版)时间是参考文献的一项重要内容，标示引用文献发表的历史时间位置，是判断引用文献新旧的一个根据，不可遗漏。国外学术论着中参考文献的发表(出版)时间标注到年，这与我国学术论着中参考文献的标注规定相同。国外学术论着中参考文献的发表(出版)时间的标注位置有标注在作者后的情况，并加圆括号，这是因为采用了“着者-出版年”制。我国学术期刊编排规范参考文献的标注采用“顺序编码”制,发表(出版)时间标注靠后，如示例[1]、[3],应按此要求标注为是。

四、英文析出文献名和原文献名的标注。

由于现行编排规范对英文析出文献和原文献的标注书写要求不够明确，目前有把析出文献名排成斜体，而把原文献名(论文集名或期刊名等)排成正体的情况。这种标注方式是不对的，混淆了析出文献名和原文献名的效力，正确的编排要求与此相反，国外的普遍作法与我国学者的论述[4]要求一致，因此这一现象值得编辑同行注意。

英文书名在英文文章中出现有排成斜体的习惯，论文集名、期刊名或报纸名与书名效力相同，故排成斜体，析出文献名相当于书中的章节标题，不具有书名的分量，故不可排成斜体。

在标注原文献名及作者时，原文献多指论文集或与之类似的著作，英文标注习惯上在编着者名前加词首字母大写的介词In,作者姓名前后次序不作调整，名缩写为词首大写字母，后加缩写符号圆点，姓完整标出，不缩写。作者后加编者一词的缩写形式及缩写符号圆点，词首字母大写，外加圆括号，如标注为In S. Weil(Ed.)，如示例[3].然后斜体标注原文献题名，后加注出版年，起至页码的缩写形式pp.和析出文献的起至页码。当原文献有两位或两位以上作者时，作者姓名同上述情况一样，前后次序不作调整，分别标出，编者一词缩写用复数形式Eds.,如In L. Eedering,& P. Leseman(Eds.)。

文献类型不宜标出。文献类型是我国编排规范制定的标注要求，国外并未采用。在中文中标注醒目、自然，在英文中此一项目的标注容易产生误解和干扰。如果是为方便计算机在检索或统计时辨识，是技术上的要求，那么就应当统一要求标注，从“可不标出”来看，尚未有技术上的要求。因而，文献类型在英文参考文献中不作标注为妥。

五、出版地和出版社(商)的标注。

出版地和出版社(商)是参考文献的重要内容，标示版权信息，不可遗漏或省略。我国一部着作一般由一家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出版地一般也就比较明确为出版社所在的城市。国外情况就比较复杂了，由于市场经济高度成熟，语言通用程度高，着作权被普遍保护等原因，一部着作可能由不止一家出版社(商)合作出版发行，出版地也可能在不同国家的不同城市。当出版地有两处或两处以上、出版社(商)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时，应当一一标出，中间用斜杠分开。如Amsterdam/Philadephia:Ben-jamins,又如Den Haag:Sdu/DOP出版地一般是出版社(商)所在的城市，标注城市名，不可标注为国家名。

参考文献补充了文章的重要信息，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因而，希望在修订现行编排规范时，对英文参考文献的标注作明确规定，以便作者写作和编者编辑时皆有章可循，亦使这项工作更加规范。

java论文英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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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论文摘要：辛亥革命前十年，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对宪政表现出很大认同，认为宪政代替专制、人治是二十世纪时代发展潮流，也是中国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必须尽快制定宪法，设立国会，建立分权制衡的国家权力体制，努力培养国民的权利意识，从而实现由君主专制政体向民主立宪政体制的根本转变；但一般民众当时尚不知宪政为何物，权利意识淡薄，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几乎处于无权利状态。因此，对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不能估价过高。国民宪政意识的薄弱，是清末直至近现代中国宪政屡次受挫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论文关键词：辛亥革命；权力制衡；宪政意识所谓宪政意识是人们关于宪政的知识、态度、评价、期望以及由文化传统积淀而成的宪政心理等。诚然，一个国家能否实行宪政，最终要受社会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但国民宪政意识的强弱对宪政建设同样至关重要。因为，宪政意识是实行宪政的先导，它制约着国家宪政模式的构造与变迁。本文拟从以下四个方面剖析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国民的宪政意识。一、国民对宪政的认同度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把挽救民族危亡的希望寄托在建立西方式的宪政体制上。1903年，《政法学报》发表的《立宪论》一文认为，是否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关系国家兴亡。日俄战争日胜俄败的结局，更加点燃了中国有识之士“宪政救国”的希望之火。他们认为，日胜俄败是专制国败于立宪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已预感到，爱新觉罗的皇祚已经是惨灯将灭了，要挽救民族危亡，中国几千年一以贯之的传统治道——专制、人治已无回天之力，唯一的选择是走宪政之路，这样，立宪则存，不立宪则亡成为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最强音。张钟瑞的《土尔基立宪说》一文断言：“日本之兴也，兴于宪政；印度、缅甸、安南、朝鲜之亡也，亡于不知宪政为何物。”庆芳预言：“盖国于二十世纪之世界，未有不立宪国家能存在者。”人们认为，由一人政体向数人政体，由独裁政治向立宪政治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样，日俄战争后，“数年以来，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敷陈，下则报章之论列，莫不以此为请。”“于是，遍四万万人中所谓开通志士者，莫不喘且呼号于海内外日：立宪!立宪!!立宪!!!” 有人甚至过分乐观地估计：“国会一开，四海归心，国是大定，人人沐宪政之福矣。”可见，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当时对宪政建设倾注了很大热情和寄予厚望。辛亥革命前，思想界的先驱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的同时，热情讴歌和赞扬民主宪政。梁启超于1902年撰文指出：“专制政体，实数千年来破家亡国之总根源”，因此，“今民间稍有知识者，莫不痛心疾首于专制政体。”他认为，民主立宪政体代替专制政体为“理势所必至”，谁想阻挡这一历史潮流，“譬犹以卵击石，以螳挡车，多见其不知量而已”，他自信乐观地预言：“吾国民终归有脱离专制苦海之一日。”他警告清朝统治者，应及早放弃专制统治，实施宪政。因“时势可顺不可逆，机会可先不可后。”他号召国民“当视专制政体为大众之公敌”。觉民于1906年在《东方杂志》第二期发表的《论立宪与教育之关系》一文揭示了专制和宪政的本质区别。他说：“专制者君主之护符，而宪政则人民之甲胄也”。在专制制度下，“专制之君袭万乘之尊，挟雷霆之威，以侵人民自由而夺人民之权利。”在宪政体制下，宪法规定人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君民共同遵守宪法，从而，有效保障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白坚说：“立宪政治”是“国民政治”， “立宪之事业，为发达民权自由之事业”， “民权自由，立宪政治之真精神”。林懈《在政治之因果关系论》一文中，从人治和法治的角度出发区分专制和宪政。“专制任人，立宪任法。”专制制度的人治统治，把国家的安危寄托在出现仁君圣主身上，而天下“善人少，不善人多”，因此，在专制社会，“治国少而乱国多”；再从西方宪政国家的经验看，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也必须断然抛弃专制、人治，实施宪政。如何实现由专制政体向立宪政体的转变呢?汉驹认为，想“开拓平民政治”，必须首先打倒“寡人政治”，要建设法制国，必须“先破专制国”。觉民也认为，“宪政者，必由人民之要求而后得，非君主之所肯施舍也”。汪精卫则指出：“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立宪者，当望之国民，不当望之君主。”梁启超则将中国由专制制度向宪政政体转变的希望寄托在以皇帝为首的清朝统治者认清世界大势，自动实施宪政上。当近代中国刚刚迈进20世纪的门槛之时，宪政思潮主导了中国思想界。公共舆论鼓吹宪政，众多学者潜心研究和撰文宣传宪政，立宪派多次请愿，督促清政府早行宪政，清政府最后也被迫允诺预备立宪。似乎中国人对宪政的认同已达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果说，在宪政优于人治、专制这一点上，思想界和知识界先进分子基本达成共识的话，那么在对宪政理解和认同上，不仅一般民众，就是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两大势力——立宪派和革命派尚存很大差异。立宪派知识分子和商人是中国宪政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也是当时中国社会宪政意识最强、鼓吹宪政最力、研究宪政最深的两个阶层。如立宪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大量宣传和研究西方宪政的文章。这两个阶层对西方宪政有较多的了解和研究，他们为鼓吹宪政不遗余力，绝大多数成员对宪政在心理上有较大的认同、忠诚以及较高的信任，但立宪派以官员和学者为骨干，大多数旧学功底深厚，久受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熏陶，立言必称孔孟，很大一部分人在社会舆论和社会政治思潮的影响下，虽认同了宪政，但宪政意识尚未在其思想深处牢牢扎根，因为，从传统政治文化向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用几年时间完成。甚至极少数人把宪政作为自己步入仕途或在官场平步青云的政治工具，当时有人就尖锐地指出：“今日国会为宦途之滥觞。” 革命派认为，当务之急是革命而非立宪，因此，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宣传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思想上，努力培养国民对革命的认同意识。在宪政领域，则主要集中火力批判立宪派的君主立宪主张，对宪政本身的研究和宣传用力不够，虽然提出了民主宪政主张，但对革命成功后中国民主宪政体制的模式和构造缺乏深入、理性、成熟的思考。至如一般民众，面对一场场丧权辱国的战争，一张张割地赔款、屈辱求存的条约，以及战祸、贫穷的威胁，他们亟盼来一次改朝换代的农民战争，倾覆清朝，改变自己的悲惨生存状况。他们能成为旧制度“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他们的政治意识本能地倾向于革命，至如宪政，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东西。与之在1907年发表的《论中国现在之党派及将来之政党》一文描绘了当时的情况：“自宣布预备立宪以来，人民应之者卒鲜”，“人民不知立宪为何物，恐中国之大，对于宪政能理解者“寥寥无几”至如认同，更无从谈起。二、知识界的宪法观念宪政思想和制度皆出自西方，中国宪政理念源于输入，中国立宪也始于模仿，因此，中国国民宪法观念的养成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大量译介西方宪法和鼓吹西方宪政。辛亥革命前，宪政思潮勃兴，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先驱者潜心研读西宪，撰文宣传和介绍西宪，从而把中国国民对宪政、宪法认识水平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众所周知，现代民主宪政国家无不信奉人民是主权者，人民作为主权者的根本体现就是由人民制宪和修宪。晚清时代，先进的中国人已明确提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汪精卫1905年发表《民族的国民》一文，倡言：“宪法者，国民公意也，决非政府所能代定。”荪楼在1910年撰写的《宪法大纲刍议》一文更明确指出：“宪法即国民权利所创，而非宪法畀国民以权利也”，是则“由国民主权以孕育宪法，非由宪法发生国民主权”。宪政与专制、人治的根本对立就在于宪政推崇宪法的至．上权威。国民对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是衡量一国国民宪政观念强弱的重要标准。李庆芳1908年发表的《中国国会议》一文认为，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也称基本法，因为在宪法之中，“可以生长出无数之法”。荪楼对宪法地位的认识比李庆芳更深一层。他指出：“宪法为国家最强有力之法规”，“定国权之组织及行动大原则”，是“一国法治之准则”，其他“一切章程皆孕育于其内”。宪法的作用也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先进分子宣传和研讨的重点。汪精卫1910年在《民报》第25、26期发表《论革命的趋势》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宪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依归。他认为，若宪法出于“限制君权之目的”，使君主与人民权利义务皆定于宪法，用宪法制约君权，则宪政可成。若宪法把巩固君权作为根本宗旨，宪法不仅不能限制君主作恶，反而会成为君主作恶的藏身地和屏蔽所，这样，“则君主之为恶，比专制之时将益肆”。可见，限制君权还是保障民权是专制之法和立宪之法最根本的区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荪楼尖锐批评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悖正义，昧法理，反事实”，其实质是保障君主之大权。综上所述，当时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先驱者已经明确指出，宪法源于人民主权，宪法是国民公意的体现，是国家的根本法，应以限制君权和保障民权为目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已经认识到宪法限制政府权力这一主要功能，并从法理学角度对此进行了初步阐释。但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实践，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根本找不到宪法观念的蛛丝马迹，这就使当时研究、倡导、鼓吹宪政思想的先驱者，只能把目光完全投向西方政治文化，对西方宪法理念进行宣传和介绍，因此，他们的宪法思想模仿多于创造，移植多于创新，一方面他们提出了一些现在看来仍不失为先进的宪法观念；另一方面，由于时间短，只能对西方宪政学说生吞活剥，特别是对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历史漫长、民主法制传统薄弱的东方大国创制宪法，缺乏成熟的思考。特别是对军队在宪政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活动范围这个关系宪政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尚未发现有人论及。至如绝大多数国民，只知有王法，不知有宪法，“不知立宪为何物”。当时就有人发出这样的慨叹：“使我民昏然冥然，仍以服从命令为独一无二之天职，不敢越黑暗地狱一步也，则何从而有要求宪法、拥护宪法、享受宪法之能力!”对于他们来说，虽反对清廷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但他们仍象往常一样，企盼好朝廷和好皇帝出现，用人治之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三、知识界的权利意识公民权利意识是宪政赖以建立的重要思想条件。专制、人治建立在义务本位基础上，其核心是培养公民对君主为代表的统治者服从、甚至盲从的政治意识。宪政是全体国民参与的政治，需要塑造具有权利意识的能够独立自主地做出正确的政治判断和抉择的合格国民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奉行的愚民政策使国民养成了安分、柔顺、服从的性格，把自己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仁君圣主身上。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政治法律思想传入中国，权利思想也随着思想界先驱者的鼓吹而逐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了解和认同。康有为第一次明确喊出“人有自由之权”，“人有自主之权”，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声”的严复竭力宣扬天赋人权。梁启超倡导“民权救国论”，他大声疾呼：“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总的看来，在戊戌变法失败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主要宣传民权对国家兴亡的极端重要性，而对权利概念本身缺乏系统的分析研究，也没有从宪政这一制度层面来认识和思考国民权利问题。二十世纪初，随着宪政运动的勃兴，权利问题成为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国民报)1901年第2期发表的《论国民》一文指出：“何谓权利?日：天之生人也，既与以身体自由之权利，又与以参与国政之权利”。《说国民》一文把是否具有权利意识看成国民和奴隶的根本区别。该文指出：“奴隶无权利，而国民有权利；奴隶无责任，而国民有责任；奴隶甘压制，国民喜自由；奴隶尚尊卑，而国民言平等；奴隶好依傍，国民尚独立”。康有为把能否培养合格公民提到国家存亡高度，他在1902年发表的《公民自治篇》一文明确指出：“有公民者强，无公民者弱，有公民虽败而能存，无公民者经败而即亡。”梁启超则把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思想看成国家富强的根本。他说：“国家譬犹树也，权利思想譬犹根也。国民无权利思想的国家犹如无根之树，必亡无疑。”国民的权利既然是立国之本，因此，神圣不可侵犯，“暴君不能压，酷吏不能侵，父母不能夺，朋友不能僭”，也不能拱手让与他人，若君主、贵族、外人侵害它，必须坚决维护和捍卫它。宪政需要一大批合格国民，而培养具有权利意识的国民有赖全社会共同努力。雨尘子1903年在《新民丛报》第28期《近世欧人三大主义》一文中精辟指出：不知主张权利的国民是“无能的国民”，而无能的国民，是不可能制定宪法、开议会、享受自由幸福的。中国国民权利意识的淡薄，令思想界的先驱者忧心如焚，梁启超强烈呼吁：全社会都要把培养国民权利意识放在首位。“为政治家者，以勿摧压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为教育家者，为养成权利意识为第一要义；”为一私人者，无论士、农、工、商、男女“各以坚持权利思想为第一要义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在辛亥革命前宣传权利思想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讴歌和赞美西方宪政国家的民权保障制度，以唤起中国国民的权利意识。如梁启超曾赞美英国道：“权利思想之丰富，权利思想之敏锐，即英人所以立国之大原也”。他们充分肯定英、法资产阶级革命倡导的“多数人的权利”，高度评价西方国家宪法对多数人权利的有效保障，已初步认识到保障多数人的权利是民主宪政的实质。辛亥革命前，知识界、思想界的先进分子，权利意识已经觉醒，参政意识普遍增强。有人已明确认识到国民是否具有权利意识是立国之本和实施宪政的关键，有些论者对权利这一政治学和法学概念的认识和理解，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深刻和精辟之见解。但是必须看到，在中国，不仅漫长的封建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制度排斥宪政，而且传统法律文化的礼治主义和义务本位也排斥宪政，这一切，阻碍着占全国人口最大比例的农民和城市市民权利意识的产生和成长。维新时期大力倡导民权，辛亥革命前为宪政奔走呼号的梁启超当时曾发出感叹：“吾见地球千五兆生灵中，其权利思想之薄弱，未有吾国人若者也。”1906年，他指出，能否正确运用选举权是宪政的关键。由于中国国民政治上的幼稚，他担心有人或将选举权视若“弁髦”，随意放弃，或受贿赂胁迫，在投票时违背自由意志，或在选举中用武力手段不正当竞争，或选出的议员不代表人民意志，只为私人和地方小局部谋利，危及中国宪政的实施。觉民在《论立宪与教育关系》一文指出，中国国民最大多数不仅不熟悉法律之学，而且对“国与民之关系，亦多茫然不知”。当时日本舆论也曾指出：“中国人民之泰半，于一己之权利利益殆无所知，而冷漠茫然。”总之，当时中国绝大多数国民处于“不知何物为权，何物为度”。政治思想非常薄弱，政治能力非常幼稚，政治知识非常缺乏，几乎处于无权利意识状态。如1909年咨议局选举，投票选民平均只有0．4％。四、权利制衡思想宪政即“限政”是当今世界公认的民主政治观念。美国著名宪法学家麦基尔恩指出：“宪政意味着对政府施加合法的制约……(它的反面是专制统治)。”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缺乏分权制衡思想。“一国之主权一人握之，万般政务一人决之，政治之主人则皇帝是，政治之目的则皇帝之幸福是。”君主始终掌握最高立法权、最高行政权、最高司法权。“法自君出”、“朕即法律”被视为万古不变的定律，历史上从无“治君之法”，君权不受任何监督和制约。近代以来，西方分权制衡学说传入中国。随着晚请宪政思潮的蓬勃兴起，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已从纯粹的理论研究、介绍、宣传转向理论研究、宣传鼓动与政治实践两者相结合的新阶段。他们一方面撰文积极宣传英、美、法等国的分权制衡学说，另一方面深入思考在中国未来宪政体制的构建中如何体现分权制衡原则。权力分割以及职能分离是宪政制度的核心，是宪政和专制、人治在政府体制设置方面的根本区别。辛亥革命前，中国的先进分子已经明确认识到分权对宪政的重要性。汪精卫在《民族的国民》一文中指出，从国家机关的设置看，“专制则以一机关用事，而无他机关与之分权；立宪则其机关为统一的分科，立于分功之地位。” 他们认为，中国立宪政府应设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国会是宪政体制的中枢机构，责任内阁替国会负责。吕志伊在《国会问题之真相》一文中阐述了国会在宪政体制中的核心地位。他说：“议会政治者何?谓以国会为国家政治之中坚也，国家活动之心髓也。”梁启超在《论政府阻挠国会之非》一文中，遍考西方主要国家国会的职权和功能，提出国会应拥有以下权力：(一)参预改正宪法之权。(二)提出法律、议决法律之权。(三)议决预算、审查决算之权。(四)事后承诺之权。(五)质问政府之权。(六)上奏、弹劾之权。(七)受理请愿之权。国会是宪政体制中“枢纽之枢纽”。李庆芳特别强调国会对政府的监督权。他指出：“国会为监督政府之机关，它是国民参政权汇萃之中心点，代表国民行使监督政府的权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明确指出：资政院是“专制政体的议政机关”，国会是“立宪政体的监督机关"立宪派把督促清政府速开国会作为宪政的首要目标，并举行了三次大请愿。在他们看来，是否设立国会是实施宪政还是仍搞专制、人治的首要标尺。梁启超明确指出：“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筹办国会谓之筹办宪政，不筹办国会谓之不筹办宪政。” 国民对政府的监督是制约政府权力误用和滥用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中国思想界的先驱者在强调国会对政府监督的同时，十分重视国民对政府的有效监督。李庆芳深刻指出：“国民为母，政府为子；国民为主，政府为仆。”梁启超也认为：“政府受国民之委托，受国民之雇佣”，政府为国民服务受国民监督是天经地义的。在《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他指出：报馆为“代表国民发公意以公言者”，监督政府、教导国民是其两大天职。“对政府，当如严父之责督子弟，无所假借；其对国民，当如孝子之事两亲，不忘儿谏”。国民之所以不能放弃监督政府的权力，是为了有效防止政府的权力误用、滥用，侵犯国民权利。辛亥革命前，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基本上认识和理解了西方分权制衡思想，并运用分权制衡理论粗线条地勾画出中国宪政体制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了以立法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主从式构造理论。这些宪政思想，是中国民主政治思想宝库中弥足珍贵的思想成果，对中国当代民主宪政建设仍有启示意义。晚清朝臣中的官僚知识分子对宪政心存矛盾心理，在宪政思潮的强大舆论压力下他们被迫附和，但对代议政府“知识尚薄弱”，对国会内容，也“懵懵惚惚”，而且害怕开国会后，官位不保，或虽保官位，但受宪政体制束缚，不像旧体制中任职自由，内心极端厌恶宪政，但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只能采取“暗默反对”。至如一般农民和市民，由于几千年“皆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为市民者以为分不当预闻国事，一旦闻国会之名，尚不解为何物，安辩其权限之何如!” 从总体看，辛亥革命前十年，轰轰烈烈的宪政思潮掩盖着国民宪政意识的普遍薄弱，知识界、思想界先进分子对宪政的相对较深的理解和较高的认同，掩饰了绝大多数国民对宪政的茫然无知。

文化就是精神，文化就是灵魂，红色文化是文化根基和源头，学透了红色文化就是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文化的传乘和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所以现代的年轻人要把红色文化同实际结合起来，带着老一辈的精神和品质去工作和生活。

爱国主义是青年成长成才的光辉旗帜。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内容。青年学生素有光荣的爱国传统,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红色传统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浅谈佛教艺术中飞天形象的变迁【摘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的重要形象之一，其形象随佛教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广泛传播，并随佛教从印度传播到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渐渐脱去印度艺术风格，糅合进中国的艺术特色。【关键词】佛教艺术飞天形象的变迁。飞天是佛教艺术中多见的艺术形象，以轻快优美的动态和流转飘动的舞姿吸引观众。飞天出现在经变、佛传等故事壁画中，一般分布于佛教石窟窟顶、壁面上方，以及佛像的背光之中。佛经中没有对飞天进行正式的记录，没有明确出现过“飞天”这个词语。关于这种现象，通常的看法是，“飞天”并不是一个佛教的词汇，而是一种世俗的称谓。关于飞天形象所包含的人物内容，有多种不同观点，最早正式提出“飞天”名词的是日本学者长广敏雄。长广敏雄在1949年出版的《飞天艺术》中正式提出这个名词，是学术意义的角度上系统探讨飞天艺术的开端。长广敏雄认为佛经中“飞天”所描述的形象，总的来说是佛教诸天形象，而在佛教艺术中，飞天的形象大部分与演奏音乐和表现歌舞有关。在佛教诸神中，乾闼婆和紧那罗是音乐神，在佛说法时以音乐来供养佛，即凡是诸天举行法会，都是他们担任奏乐的工作，所以佛教艺术中的飞天形象通常以乾闼婆及妻子阿卜莎罗以及紧那罗的形象来表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在不同方面有不同差异的观点。如认为“广义的飞天，包括飞行无碍的诸天神，如侍从护法、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帝释天等等。狭义的来讲，则是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歌舞散花供养礼赞佛、菩萨，凌空飞舞的天神等。”在关于飞天形象的描绘范围上，把飞天确认为乾闼婆、阿卜莎罗和紧那罗的观点影响较广。但无论是古代传说，还是佛教经典的记述，都能看到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以及佛说法的场景中有诸天人、天女歌舞供养。当用艺术手法表现这些记述时，就是我们看到的飞天，其中自然包括乾闼婆、阿卜莎罗、紧那罗的形象，但很明显，飞天所代表的形象不仅仅局限于此。因此以乾闼婆、紧那罗的形象来认识飞天所象征的人物相对便利，而用“佛教诸天”来理解飞天所代表的广泛含义更加准确。印度的佛教艺术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了飞天的形象，例如巴尔胡特佛塔的浮雕、桑奇大塔的佛经故事中。巴尔胡特佛塔的两片浮雕描述的是凡人礼拜佛塔的画面，这一时期还没有出现佛陀的形象，而以佛塔、菩提树或者佛座来象征佛，在表现供养或者礼拜佛塔的场景里，往往在佛塔或者菩提树之上雕出飞天形象。马拉图雕刻中，飞天出现在佛说法的场面，并有了较规范的表现，在佛尊上部，佛光外围的两侧各有一身飞天。公元1世纪，出现了最早的佛陀形象，2世纪到5世纪的马拉图雕刻中，飞天所环绕的形象也表现为佛陀的形象。这时候的雕刻技法也有了进步，以体型大小差异来表示不同人物的地位，飞天形象在画面中以较小的体型表现。马拉图的雕刻是在深度空间中表现人物排列的前后顺序，而相对小的体型和在佛光外围的布局也可以显示出飞天飞动的高度，人物排列方式显示出更加生动真实的空间感。阿旃陀石窟是印度佛教艺术品内容最为丰富的石窟之一，石窟群内的飞天形象既出现在雕刻中，也出现在石窟的壁画中。阿旃陀石窟中的飞天场景基本沿袭马图拉雕刻的范式。飞天形象肢体刻画得像可爱的小孩，配以较大的动作，身形生动，服饰以较短的飘带体现飞动的感觉。阿旃陀石窟不仅有单身飞天，还出现双身飞天的对称表现。这种双身飞天并不出现在每身佛尊的上方，而是出现在相对更庄重的佛说法场面中。双飞天形象大多裸体，或仅有飘带缠身，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和臀部，这种丰润圆满的表现是印度佛教艺术的特征之一。阿旃陀壁画中的飞天多集中在窟顶图案中。一般在方形单元内，中央圆形图案与外侧方形之间的夹角中，有单身的天人，也有男女成组的天人。多用晕染法，人物效果真实，男女成组的飞天形象依偎，好像一对恋人。壁画中的飞天形象大都看不出飞行的姿态，更像坐在地上。埃洛拉石窟也存有有丰富的飞天形象，大都是男女成组，表现欢乐腾飞的姿态。在第10窟外的门楣两旁，有两组飞天对称向中央飞来。此处不同之处在于，飞天既不是单身，也不是双身，而是各有两女一男共三身飞天，形象依然裸体，女性飞天上部有刻划为弧形的飘带。随佛教东传，飞天形象伴随佛教艺术传入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受到中国神仙思想影响，飞天与中国式神仙逐渐结合，形象更加飘逸。佛教中诸天形象，如龙神、乾闼婆、人头鸟身的紧那罗、阿修罗、迦楼罗等形象特征都逐渐难见，演变为飞行于天空的人形。在组合形式上，飞天保持着来自印度的因素，既有单身飞天、双身飞天，也有多身飞天，一部分保持对称的格局，同时出现不完全对称的变化。龟兹石窟中的飞天图像是石窟壁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比重大大增加。飞天本身没有承载深厚的内容，却在气氛的渲染中起重要作用。龟兹石窟飞天图画出现在主室正壁、后室券顶处较为重要和面积较大的壁画中。形体比例明显增大，多呈V字形弯曲。龟兹飞天形体的力量构成画面中的浑重气势，如克孜尔1窟后室券顶飞天，虽然券顶较低，但飞天与真人尺寸相同。龟兹飞天的姿态可分两种，一种是飞天双腿坐奔腾跳跃的动作，是一种舞蹈化了的运动动作；另一种是飞天动作中双腿动态幅度较少，整个形体的飞动感主要靠腰部的动态变化体现。在飞天的服饰中，龟兹飞天较少使用飘带传达飞动的效果，而是由人物动作呈现雄浑跃起的状态。伎乐飞天形象大量出现，在空中持各种乐器，强化了龟兹石窟浓郁的乐舞氛围。敦煌石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宝库，留存有最丰富的飞天艺术。敦煌北凉272窟的南北壁说法图，有对称的双飞天，北魏254、260等窟至北周428窟说法图中在佛上部出现对称的双飞天。绘画依然采用凹凸画法，人体丰满程度低于印度绘画。从西魏开始，受中原风格影响，飞天多为结队飞行，如285窟南壁共12身飞天，排成一行随流动的云朵而轻盈飞翔。出现在同一场面的飞天数目呈增长趋势，如北周和隋代，常在窟顶相连的地方，绘一周飞天；隋代佛龛扩大，佛像的上部，也画出大量飞天，如412窟的佛龛，飞天多达20多身；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如初唐321窟中，在象征天空的蓝色背景中画出成群的飞天。云冈北魏7、8窟，窟内顶部藻井部分的飞天，两两紧身相靠，行动一致，使人联想到印度男女飞天组合的形式，但此处无明显男女差异。类似的还有敦煌北周428窟。飞天从形象到服饰，从数量到布局的变化可简要归纳为以下几点：1.人物身体描绘上由丰满逐渐转向俊逸；动作由较为僵硬机械逐渐转向流畅婉转。印度佛教艺术中裸体的女性飞天形象在中国基本消失。2.人物服饰由裸体缠裹飘带转为衣裙伴以飘带，衣饰刻画由较死板的刻画发展为生动的飘动。这些绘画技法的提升与中国画技法发展紧密相连，例如唐代飞天飞舞的飘带，明显给人“莼菜条”技法的印象。3.飞天形态由散花发展为舞蹈、伎乐等多种供养形态。4.飞天组合由单身飞天、双身飞天发展为多身飞天，成群的飞天，表现效果更加辉煌。5.总体来说，无论是人物身体、服饰或是动作、表现场面，都是由简单发展为繁复而华丽。飞天在中国，其数量远超过印度，飞天在中国的变迁反映了中印两国审美精神的差异。印度所欣赏的注重肉体感官之美的形态在中国几乎消失殆尽，而代以自魏晋以来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在形式上则追求流动飘逸的美。中国画的流畅舒展的线条美在飞天身上淋漓尽致的表现，也是中国艺术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参考文献：[1]王志强《美术大观》自由飘洒话飞天--佛教艺术形象解析。[2]陈剑《艺术探索》（2）飞天的美学意蕴。[3]师娟《莫高窟艺术中“飞天”的本土化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参考文献有如下：

1.《如何保护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2.《谈民族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3.《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中国”、“中华”、“华夏”乃同义词（古指中原或中原王朝，当代指中国国家），源于中原地区指黄河中下游一带。其流传年代久远，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印度的其他三大古文明大概同时期产生。

流传地域广至东亚与东南亚地区，影响层面包含政治意识、思想宗教、教育、生活文化。其文化圈概念亦被称为“华夏文化圈”与“汉文化圈”。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华文明历史源远流长，若从黄帝时代算起，已有5000年。

举世公认，中国是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一般认为，中华文明的直接源头有多个，而其中又以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为主，黄河与长江被人们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中国神话，中华文化与历史的瑰宝，通过口耳相传或书面文字记载等各种形式流传在寓言、小说、宗教、舞蹈、戏曲中。某方面而言，上古神话会被假定是历史真实的一部份，

最初的文字记载散见于《山海经》、《水经注》、《尚书》、《史记》、《吕氏春秋》、《淮南子》等古典中。

晋代至明清时，中国文学史上又出现了一种被称为“志怪小说”或“神魔小说”的类别，当中很多是参考了神话、传说和仙话，其中有名的当属《西游记》、《封神演义》及《聊斋志异》、《搜神记》等。

论中国红色革命精神摘要：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红色精神，是我们民族永远保持旺盛斗志和进取精神的强大动力，是构建当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不竭动力。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红岩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山精神、洗柏坡精神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铁人精神、雷锋精神、神七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等。一脉相承，相互辉映，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宝贵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去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创造光明美好的未来。关键词：科学内涵、美学价值、当代价值一、中国红色革命精神的意义革命精神给革命总路线的制订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思想基础每一次伟大的社会政治变革都伴随着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政治文化往往是政治现实革故鼎新的重要前提。红色革命精神的产生与弘扬，在当时不但有力地抨击了旧中国腐朽没落的封建军阀统治，揭露了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的阴谋，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救国图存”的爱国情怀；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比较全面地向中国人民宣传了共产党先进的政治理念，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为我们党开展更大规模的革命运动作了思想上的准备。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富于感召力与凝聚力的黏合剂高尚的道德能吸引人，伟大的精神能鼓舞人，科学的思想能指导人。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使得它发挥了其他政治思想难以比拟的感召力和凝聚力。红色革命精神是人民军队战斗力的力量源泉我们党自“三湾改编”确定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后，红色革命精神的先进因子就深深地注入了人民军队的血液，浇铸了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铁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最终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二、红色革命精神的科学内涵红色革命精神继承了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它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映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和争取民主、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历史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属于先进的社会意识范畴，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这种精神不仅在革命时期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且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传承价值。红色革命精神包含的精神具有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勇于献身的高尚品德、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战胜困难的坚强意志、争先创优的进取精神、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刻苦钻研文化的毅力，为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创造新的业绩，做出新的贡献的决心体现为1．马克思主义是红色革命精神生存、发展的指导思想，构筑了红色革命精神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灵魂2．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维系人民团结和共同奋斗的精神纽带，构成红色革命精神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石3．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革命英雄主义为核心的红色革命精神，集中体现了党和革命群众的内在品质、精神风貌、价值取向及其人生追求4．以集体主义为原则和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革命道德，是党和人民群众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的基本准则、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三、红色精神的美学价值如果说中华民族精神史是一部伟大的史诗，那么红色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最辉煌的篇章。红色精神是实现民族复兴多的精神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具有恢弘深邃的精神文化意义。作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需要对红色精神的美学性质进行研究和理论建设，彰显其美学价值红色精神属于社会美类型，美不是艺术的专利，社会美、自然美、艺术美，都是美得存在形式。中国共产党人也同样追求崇高的道德，“双百人物”中的共产党员即是社会的道德楷模。红色精神之美是以真为基础，以善为内容。红色精神具有崇高的审美范畴。崇高美集中体现了美与真，美与善的内在联系，更是体现了人的尊严和道德感，使命感，而这正是崇高美的特征红色精神特殊的审美价值，这种精神则不只是以情感人，它可以唤起人的道德理性，促使人对自身进行道德审视和理性思考，从而有利于人的道德的培养与重建。而道德精神的塑造，不仅需要道德理性，更需要美的熏陶启迪。红色精神不仅是一种历史资源和政治资源，也是一种美学资源。四、红色革命精神的当代价红色资源中的“人、物、事”，作为红色革命精神的物态载体，是我们保留红色记忆宝贵的历史资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不断获取力量的不朽的精神支柱与力量源泉。革命先辈们的理想信念、爱国情怀、革命精神和道德诉求，与时俱进地开发、传播红色革命精神有助于我们了解红色岁月，保留红色记忆，不仅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动的历史教材，而且能够在社会上树立正确的舆论导向，增强教育的感染力和说服力，从而激发人民热爱党、热爱民族与国家，最终增强党的战斗力、民族的凝聚力、国家的竞争力。其次，弘扬红色革命精神是我们党日益成熟的重要表现党员干部通过红色革命精神的学习，可以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保持自身思想上的先进性。再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项崭新的事业，开发红色资源，弘扬红色革命精神不仅能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的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还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忧患意识、节俭意识、公仆意识，使我们党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决反对享乐主义、奢侈浪费，坚决反对各种消极腐败现象，真正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只有这样，党才能始终有效地主导社会主义社会主流意识的发展方向。

百度百科目录词条推荐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图书。书名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ISBN9787503562518页数130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1-01快速导航目录作者简介内容简介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是党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相结合，全面从严治党的一些重要举措毋庸置疑都彰显了党的历史上形成的政治传统，蕴藏于经典文献中的光辉思想至今仍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古田会议决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才溪乡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时期写下的重要著作，其中的理论思想和对中国问题的初探，都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持续广泛的影响。[1]目录引言第一章《古田会议决议》导读一、党的建设相关问题二、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第二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导读一、革命的首要问题二、中国革命的依靠力量三、工农武装割据第三章《才溪乡调查》导读一、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一、发展合作社经济二、扩大红军力量第四章《反对本本主义》导读一、对调查工作的理论总结二、调查研究及其方法三、刨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后记作者简介徐浩然，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理论、国家与社会治理。先后出版专著《解读中国民主》《人民国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政治》《改造我们的世界：从闽两苏维埃运动看中国道路的历史经验》，参与编写《不忘初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永葆朝气》等图书10余部。[1]参考资料[1] 关于中国革命的四篇经典文献导读．京东 [引用日期2020-04-28

关于红色文化论文参考文献

江西是一片神奇的红色土地。在这块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井冈山、共和国的摇篮——瑞金、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中国工人运动的策源地——安源，等等。这一个个红色经典的称号与地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已化作一颗颗与日月同辉的星辰，在红色中国气势磅礴的交响乐中，奏响雄浑激越的华彩乐章。江西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从安源工人运动到秋收起义，从八一南昌起义到井冈山斗争，从开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到红军长征，从赣南三年游击战争到上饶集中营茅家岭，一系列重大革命活动都发生在江西。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指1927至1937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国内革命战争），江西成为全国最为重要的革命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有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此成立，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据统计，1955年至I965年、被授军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籍将帅人物共325位，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总数的20%。据统计，全省为革命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25万余人，约占全国烈士总数的六分之一。无名烈士更难以计数。江西人民前赴后继，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和极其光荣、伟大的牺牲。江西是毛泽东革命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在毛泽东伟大的一生中，江西是他足迹所到最多的一个地方。从萍乡安源到井冈山，从新余罗坊到吉安东固，从广昌、宁都到瑞金、兴国、于都，从庐山到南昌，足迹几乎遍布全江西。许多地方他还不止一次到过，他曾十次赴萍乡，建国后二次上庐山。1921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后不到五个月，毛泽东就来到了江西。在萍乡的安源煤矿，他下矿井，办夜校，访贫问苦，宜传马列主义真理。次年，毛泽东再次来到安源，与李立三、刘少奇一起，发动和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从此掀开了中国工人运动史的光辉一页，1927年月，大革命失败，到处腥风血雨，全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在这危难时刻，毛泽东奔走于湘赣边界，组织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他走铜鼓，下修水，跑萍乡，率领千人的秋收起义部队，沿着罗霄山脉，经莲花、永新、宁冈，于1927年的10月把红旗插上了井冈山。在井冈山的一年多时间里，他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立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战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照耀了中国革命，点燃了亿万中国人民心中的希望。大井的故居、茨坪的田野、茅坪的八角楼……井冈山的名字永远是与毛泽东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的。1929年初开始，毛泽东把井冈山的革命烽火燃向赣南闽西的辽阔大地，在更大范围内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红色风暴。他率领红军“横扫千军如卷席”，战东固，打吉安；他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分地真忙”；他在兴国、寻乌等地进行农村调查，写出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不朽篇章。在那火热的岁月里，毛泽东儿乎走遍了赣南的山山水水。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38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他率领中央苏区的军民，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各地共产党人的革命斗志。中华苏维埃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是中国的希望。这期间，毛泽东曾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和打击，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依靠军民，坚持斗争。瑞金沙洲坝的红井，是他永远与江西人民心连心的见证。1934年11月18日傍晚，他跨过于都贡江上的浮桥，和主力红军一起，开始了万里长征，从此北上抗日，一别江西多年，但正是在江西这块红上地上，毛泽东的革命军事思想逐步形成并得到发展。毛泽东在江西的的革命实践，是真理的求索，是不懈的奋斗，他的伟大足迹正如他的诗篇所云“无限风光在险峰”。红色的江西，犹如一个没有围墙的革命历史搏物馆，赣鄱大地，革命旧址、故居及纪念建筑物数量多、分布广，其中，井冈山革命旧址群、瑞金革命命旧址群为全国规模最大的两处革命旧址。截止2005年7月，江西共有9个由中宣部命名的国家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60个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268个县、市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19个革命纪念馆分布于全省各地。全省登记在册的革命旧居旧址有1500多处，已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达400多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9处共40个点。属省级重点义物保护单位的有76处。江西红色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因拥有举世闻名的八一南昌起义、中国“红色摇篮”井冈山、中国工农红军万里长征始发地、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诞生地等众多中国革命之最，江西发展红色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为充分发挥红色旅游资源优势，做强做大红色旅游产业，江西于2001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提出了“弘扬井冈精神，兴我美好江西”的总体目标。在全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上，将按“一个龙头、四个基点、两个集散中心、六条精品线路”来布局，即以井冈山为龙头，以南昌、瑞金、萍乡、上L饶为基点，以南昌、赣州为集散中心，以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等六条精品线路为骨架（即：1、中国红色旅游概念线路“上海－嘉兴－南昌－井冈山－瑞金－长汀－高州－遵义－延安－西柏坡－北京”；2、江西红色文化旅游金牌线路“南昌－井冈山－赣州－瑞金”；3、赣湘红色义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或井冈山－萍乡－韶山－长沙”；4、赣闽粤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赣州－瑞金－长汀－龙岩－梅州－广州”；5、赣浙沪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南昌－龙虎山－上饶－三清山－杭州－嘉兴－上海”；6、赣鄂红色文化旅游精品线路“武汉－黄冈－九江（庐山）－共青城－南昌－井冈山”）。同时，打造一批成熟的红色旅游产品，如红色文化研习游、革命摇篮体验游、红色故都寻访游、长征之路觅踪游、人民军队寻根游、工人运动探源游、秋收起义访习游等。并重点加强包括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秋收起义纪念地、井冈山革命纪念地、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安源路矿工人运动纪念馆、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方志敏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等八大景区建设。“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是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江西是井冈山精神的发祥地，江西人民对于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精神，具有自己特殊的使命。建国之初，毛泽东同志就为革命老区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1965年7月他重上井冈山时又谆谆教导我们：“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邓小平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有着浓厚的情谊，他于1972年深秋来到井冈山，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井冈山精神是宝贵的，应当发扬。”改革开放一开始，他就郑重向全党提出恢复遭到“文化大革命”严重歪曲和破坏的革命传统，发扬革命精神，并要求“把这些精神推广到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文明的主要支柱”。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又题写了“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和强调发扬井冈山的革命传统，1989年10月来江西视察时，挥笔题写了“继承和发扬光荣的井冈山革命传统”，并精辟地指出“中国革命离不开井冈山精神，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样需要发扬井冈山精神”。江西是中国“红色旅游”的故乡。在国内，江西最先建立红色旅游区，最先提出红色旅游口号，最先举办“心连心”《红色之旅》节目。红色旅游，是指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纪念地、标志物为载体，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事迹和精神为内涵，组织接待旅游者开展缅怀学习、参观游览的主题性旅游活动。2000年江西就开始打“红色旅游”牌；2001年建党80周年时正式提出“红色摇篮，绿色家园”口号；2004年10月20日起程，行程一万多公里的“2004中国红色之旅万里行”活动，成为我省旅游发展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一次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国家旅游局领导评价说：“这不但是亲身实践和宣传推广红色旅游的一个创举，也是我国旅游业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红色，正成为江西旅游的主色调；红色旅游，正在被打造成江西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线！2004年，江西“红色旅游”大步向前，全省红色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达1350余万人次，红色旅游总收入77亿元，占全省按待国内游客总数、旅游总收入的近三分之一，红色旅游总收入相当于全省GDP的。2004年，革命圣地井冈山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红都瑞金市共接待游客万人次，增长；而上饶集中营名胜区接待人数则同比增长60%以上。2005年2月21日，国家发改委、中宣部、国家旅游局等13家单位联合公布了《全国红色旅游条精品线路录》和《全国红色经典景区名录》。在全国红色旅游30条精品线路和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四线五景”榜上有名。四条精品线路分别是：1、南昌－吉安－井冈山线；2、赣州－瑞金－于都－会昌－长汀－上杭－古田线；3、井冈山－永新－茶陵－株洲线；4、黄山－婺源－上饶－弋阳－武夷山线。在全国红色旅游123个经典景区名录中，江西占5个，即：1、南昌市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2、萍乡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3、井冈山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4、赣州市、吉安市、抚州市中央苏区政府根据地红色旅游系列景区（点）；5、上饶集中营革命烈士陵园。目前，中央正在大力建设的全国爱国注意教育基地的三个“一号工程”中，江西的井冈山就位列其中（另外两个为韶山、延安）。在红色旅游的交通条件方面，江西近年来有了很大改观，南昌昌北国际机场开辟了更多的国际航线，井冈山军用机场改扩建为旅游机场，现已开通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航线；经过瑞金的赣龙铁路已通车，吉井铁路也正在抓紧建设中；高速公路建设更是突飞猛进，三年增加1000公里，全省高速公路达1500多公里，使井冈山、南昌、瑞金、萍乡、上饶等红色旅游景区都有高速公路相通。发展红色旅游是“瞻仰一次圣地、净化一次灵魂”的政治工程；是“挖掘一种内涵、铸就一种精神”的文化工程；是“开发一方红，致富一方人民”的经济工程；是“三位一体”、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从党中央、国务院到江西省委、省政府，对红色旅游都十分工视。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对加快发展红色旅游做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04年12月印发了《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同月，《江西省红色旅游发展纲要》也出台实施。2004年10月21日，由江西省旅游局和大江网联合评选的江西“十大红色旅游景点”出炉。这十大红色景点分别是：井冈山黄洋界综合景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安源景区、瑞金叶坪综合景区、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永新三湾改编旧址、万载中共湘鄂赣省委省苏维埃旧址、于都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旧址、秋收起义修水策源地、景德镇新四军改编旧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