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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丁在当时是非常出名的事，在天主教中享有非常高的声望，它确立了基督教教会，对当时人们影响非常大。
在奥古斯丁看来，对于人类而言，有事物的美、形体美与灵魂美，感性美与理智美，可感世界有千姿百态、五光十色的美。然而，所有这些美都来自上帝的创造。他说：“主，我感谢你。我们看见了天和地，即物质受造物的上下两部，或物质的和精神的受造物……我们又见万流委输，海色的壮丽，大陆上圹壤的原野和长满花卉树木景物宜人的腴壤。”比较起来，精神美在物质美之上。人类的歌声比夜莺的歌唱更加完美，因为人类的歌声除了音调外，还表达了精神内容。基督与使徒之所以美，也首先在于他们的精神。与精神美相比，物质美是短暂的、相对的美。至高无上的美是上帝，上帝就是“美本身”。上帝的美却不是感性世界所呈现的那种色彩、旋律、芳香和迷人的形象等，它超越人的感官和任何具体的形象。对于这种神性的美，不是以感觉，而是以心灵来观照的。这种神性的美是永恒的、绝对的。必须有真挚崇高的感情、纯真的灵魂才能领略。只有圣徒们才能真正领悟它。奥古斯丁曾领略过这种美：“我为达到至高的美的相等（equality）而欣喜，对此，我不是凭肉眼，而是凭心灵去认识。因此，我相信我以肉眼所见之物愈是接近我以精神领悟之物，它便愈加完美。但无人能够解释为何如此。”物质美的价值是，可感美作为我们可直接认识的唯一的美，是我们对美进行全面思考的出发点。物质美与精神美也有相关之处，那就在于：物质也是上帝的创造物，物质美是精神美的映像。一切自然的美的事物，都是在颂扬上帝的神性和信仰的奇迹。这样，可感美中就有了一种宗教的神学的价值。对太阳的欣赏，与其说是它的灿烂光焰，不如说是它象征着上帝的光辉。 物体形式美的特征是客观的：产生的美感证实，美独立于我们而存在。我们只是观照它，没有创造它。美的形式在于各部分的和谐和悦目的色彩。“一切物体的美都是具有悦目色彩的各部分的和谐。”但是，和谐和悦目只是形式的一种表面的、外在的呈现。实质上，外在的和谐是反映或达到了一种“整一”。所以，从根本上说，整一是一切美的形式。整一是对于美的形式的内在规定，是美的形式的本质。整一就是有机整体，孤立的部分不能产生美。整一也是一种秩序。“没有一种有秩序的事物是不美的。”无论自然中还是艺术中的那种整一，并非对象本身的属性，而是上帝在对象上面打下的烙印。有限事物是可分裂的、杂多的，在努力反映上帝的整一时，就只能在杂多中见出整一，这就是和谐。和谐代表有限事物所能达到的最近于上帝的那种整一。很显然，越是完满的事物，它的整一的程度就越大。没有事物完全没有整一性，也没有事物具有完美的整一性。这证明整一绝非完全是物质性的，完美的整一只属于上帝自身。他说：“人们无需过多留意便会发现，没有任何形式、任何形体全无整一的某种痕迹，而由于所有形体，甚至最美的形体，其各部分都必定以一定的间隔排列于空间，处于不同的位置，因而难以达到它所寻求的整一性。”从这一观念出发，不难理解整一思想的另一含义：“一个人如果像一座雕像一样被安置在一座极其宏伟美丽的建筑的一角，他将难以察觉他仅仅作为其一部分的这一建筑的美。队列中的一名士兵同样无从知晓整个军队的部署。如果一首诗中的音节具有生命，能够听到对其自身朗读，它们绝不可能因措辞的节奏与美而欣喜。它们不能把诗作为一个整体来感受和欣赏，因为诗正是由这种相同的、易逝的、单个的音节所构造与完成的。”就是说，把握整一或整体只能在整体之外，不能身处其中。因此，人们只能对于身外的某些对象，能够把握到其整一和美。人们居于世界之中，只能是世界中的一部分，因此，人们永远不能把握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之美。只有上帝，才能把握世界整体的美。 和谐体现了整一，和谐与整一涉及到比例与尺寸：数的关系。从天使到人间、从精神到物质，有一个数的和谐形式逐级向下，形成一个和谐形式的阶梯。这一切形式根源于上帝。美和存在物的本质都寓于数中。数是等式的一种理想表述，美也是数的等式的表现。“理智进入视觉领域，巡视大地和天空，发现快感仅生于美；而美取决于形状；形状取决于比例；比例又取决于数。”“看看天空、大地、海洋，以及充塞其间的空中的光照、地下爬行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所有这一切都有其形式，因为它们都有数的尺寸（dimensions）。去掉这些尺寸，它们将不能存在。它们来自何物？是创造了数的创造了它们？数是它们存在的条件。而给各类质料赋予形式的人类艺术家，在其工作中也运用着数。因此如果你想寻找驱动艺术家双手的力量的话，那将是数。”理性发现一切艺术和知识都是由数决定的。现实是上帝按照数学原则创造出来的。数的原则也是基督教思想中的一个根本理念。《圣经·智慧篇》：“主啊！您依尺寸、数与重量筹措万物”。丑是必然存在的。现实中没有完美的整一，表明现实中没有完美的东西。丑并非某种实在的东西，而是事物的某种缺陷。与和谐、秩序、比例等这种整一的形式特征的美相反，丑存在于这些特征的缺乏中。只有相对的丑，没有绝对的丑。这种缺乏只是部分的，就像一个事物不可能达到完美的整一一样，一个事物也不可能完全没有整一性。作为整体的各部分，难以显出美感。所以在部分中，美与丑的界限并不分明。事物只是不同程度地具备整一性，因此，美与丑都共存于其中，二者缺一不可。丑之与美，犹如阴暗之于光明，它是美的一个对立因素。孤立地看丑，从整体上看反而烘托出整体的美。 创造美的艺术是人类的心灵的一种需求。他说：“人类以多么惊人的努力，用各种艺术、技艺，使服饰、鞋袜、容器以及一切种类的制品变成粲然可观，还创造绘画和各种雕塑，这些已经远远超出日常使用的需要和前景的内容……我们的心灵朝暮渴求的美的作品，是由心灵转换出来并高于心灵的。”艺术家创造的艺术美也是来自于上帝的启迪。“艺术家得心应手制成的尤物，无非来自那个超越我们灵魂，为我们的灵魂日夜盼望的至美。”美的作品的创造还与数相关，这种数也是来自于一种永恒的数：“如果对人们写诗运用的节奏和韵律的艺术加以研究，你能不认为此中有他们据以构成其诗章的某些数吗？……因此你唯有相信，短暂的数是由某种永恒的数造成的。”艺术模仿不是模仿事物的所有方面，而是发现和深化来自上帝的那些美的痕迹。所以，没有虚构，便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然而，尽管画家努力使其所画之人具有人的形貌，但它仍然是不真实的。“如果一幅画中的马不是假的马，它又如何成其为真正的画马的绘画呢？”在这里，事实上奥古斯丁区分了两种“实在”:艺术的真实永远不等同于生活的真实，但是，它与生活的真实密切相关。艺术的奥秘正在于巧妙地处理这两种“实在”，让艺术的“真实”揭示生活的真实底蕴和意义。 奥古斯丁把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毕达哥拉斯、柏拉图、普洛丁等人的理论与基督教教义糅合在一起，第一次系统论述了一种基督教的美学思想。他的美学是中世纪的权威思想之一，提出的“神性美”的概念在基督教世界中经久不衰。因此也可以说，古希腊的美学在中世纪并没有完全断裂，而是在一种新的融合中发展。关于美与丑的关系，奥古斯丁的说法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他的这种分析方法与他对于艺术中的真与假的分析，充满一种辩证的意味和智慧。
奥古斯丁他生于北非，那个时候的北非，就是如今的阿尔及利亚，奥古斯丁他的父亲是一位异教徒，并且地位很高。但是他的财产不多，为人也很懒散，直到临终的时候才信主受洗。奥古斯丁，他的母亲莫尼加是个忠诚的基督徒。他很关心奥古斯丁的前程，为他在神面前痛哭流涕的祈祷过。今天小编给大家简单地讲一讲奥古斯丁他的生平。
奥古斯丁他有着两种差别很大性情，一种是放肆与性欲中的，另外一种是专程向上追求真理，这两种性情或许都是受到他父母双方的影响，因此奥古斯丁的心灵深处成了善和恶剧烈斗争的战场。奥古斯丁上学之后，他就离开了他的出生地，到了迦太基并在在那里专攻修辞学。
奥古斯丁虽然很早就放纵他的情欲，但是他追求真理的速度也很快，他在19岁时就读了西塞罗的著作，读完这本书之后，他就开始研究圣经。之后他又开始向另一种思想混合，那就是摩尼教这追求心灵与理智的安慰，奥古斯丁崇奉摩尼教长达九年，他一方面治学，另一方面教书，他在迦太基著作了一篇戏剧诗文而被人们所熟知。崇奉摩尼教日子很久之后，他就开始怀疑这个教门理智上的效能，奥古斯丁在理智的追求上失望了。之后，他迁到罗马，到了第二年，他被委任于当时的米兰教授修辞学。他在米兰的时候，他读到新柏拉图派的威克多林传记，心中受到感动。在米兰教授的这些时间里，他知道了，上帝不但是一切良善之源，也是一切真实之源，所以他心里有了平安，他感觉有从上帝而来的能力胜过罪恶，心中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奥古斯丁的悔改是在386年夏日将近的时候写的，他辞去了他的教授工作，与好友一起研究哲学并写了很多的论文。奥古斯丁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叙述了他母亲的死状，就是古代基督教文献中一座最高贵的纪念碑。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与他的生平一样的多姿多彩，奥古斯丁的思想影响西方罗马教会极其的深厚，在次之后，他又确立了基督教哲学，他以神为中心启示基本，他主张信仰使人看见真理，而理智使人多了解真理，但是信仰至上。
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善恶论 奥古斯丁与千年后的托马斯·阿奎那隔空相望，他们都是中世纪著名的神学家，都关注相同的问题：上帝、善恶和自由意志。 奥古斯丁说“恶是善的缺失”。 阿奎那说“恶是善的偏离”。 奥古斯丁受柏拉图指引，阿奎那则更爱亚里士多德。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是中世纪最著名的神学家,他们从善恶的起源、分类出发构造自己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通过对自由意志的分析论证,认为上帝作为至善和真理的人类创造者,以其理性和绝对的智慧及意志创造并领导宇宙的一切来体现至善,从而确立了信仰的实质,即神学的真正精神。 善恶的分类 奥古斯丁从“上帝是全智全善的,上帝创造了万物”的前提出发,对世上的善作了区分,认为有三种不同等级的善;即美德之善、灵魂的能力、物体之美。美德之善是上等之善,如正义、勇敢、坚韧等,没有它们人类便不能正当的生活;灵魂的能力,如理性、自由意志等,属于中等之善;物体之美,没有它们人也能正当生活,属于低等之善。万物是按善的多少来排列等级的,只有上帝才是至善,万物只拥有不同程度的善,这就意味着万物者相应的有不同程度的善,这种善的缺乏或减少就是恶。 恶是由“缺陷”造成的,使得低一级事物诱惑高一级事物,高一级事物趋向低一级事物。恶的现象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三类:物理的恶、认识的恶和伦理的恶。“物理的恶”是由事物的自然性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如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等。这种恶的存在恰恰是为了显示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整体的善。“认识的恶”,这是在认识上将真理与谬误、确定与不确定关系弄颠倒造成的恶。人类理智的不完善性“应当被看做现世生活的错误[1]”,只是相对的、局部的、表面的,并不影响上帝的智慧的绝对完善性。再就是“伦理的恶”,即“罪”,是人的意志的反面,是意志选择了它不应该选择的目标,放弃了不应放弃的目标。罪恶是“人的意志的反面,无视责任,沉湎于有害的东西[2]”,或者说,罪恶不是上帝的创造,而产生于人类意志的缺陷。 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善始终是人的目的,人的目的与善的同一是整个存在的仁慈的表现。一切现有的都是善,只有非现有的才是恶。善是由限制、形式和秩序构成的,“在人的某种行为中,可以存在着四重性的善,一是来自这种行为的种属或形式的善,二是来自它的对象的善,三是来自它的条件的善,第四则是来自它的目的的善。目的善可以被看成是这种行为能够成为善的主要原因[3]。”阿奎那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重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内容。人的行为可以在某些方面善,而在另一方面恶,只有当它在上述四个方面都成为善的时候,它才是绝对的善;因为恶来自任何一种缺失,而善来自完满。 托马斯认为恶是事物偏离善,“恶一般指善的不在场[4]”,这种偏离分为两类:一是在自身事物中的偏离,即源于上帝的而表现为天然缺陷的;一是在人为事物中的偏离,它首开于不完善的意志,是意志不服从律法和准则的结果。 善恶和意志自由 奥古斯丁是第一位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概念的教父,他分析了三种形式的恶,对于伦理上的恶,他特别对它独特解释构成了他的自由意志论的主要内容。他认为,上帝在造人的时候赋予了人认识的能力、理性的能力和自由意志,三者都是中等之善,都源于上帝,但它们有被误用的可能。他认为伦理上的恶起源于人的自由意志,是自由意志的错误选择。人类意志的缺陷在于包含着作恶的可能性,但这种缺陷还是意志自由选择所必然的。只会行善、不能作恶的意志不是自由意志,没有选择善恶的功能。当意志指向和追求较低之善或远离上帝之时,即为伦理上的恶;而意志指向和追求较高之善或靠近上帝时,就是行善。“不是有意做的事即不是恶,也不是善,因此,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则将不会有公正的惩罚和奖赏。但赏罚的公正来自上帝的善,它必然存在。因此,上帝必然赋予人以自由的意志[5]。”自由意志是上帝造人时赋予人的能力,它作为人的灵魂的禀赋具有不犯错的可能性,但是人的堕落正是因为人抛弃了这种可能性。但是虽然人的自由意志有不犯错的可能性,但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抛弃了这种可能性,人的意志就被“原罪”所污染,人类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人只有依靠神恩才能恢复意志自由。伦理的恶的原因与其说是人类的意志自由,不如说是人类的原罪。而人类意志的不完善性是相对于上帝的善而言的,人类意志的选择自由是惩恶扬善的先决条件。 奥古斯丁虽然是第一位明确提出自由意志的概念的教父,但是他在讨论自由意志时没有涉及人的理智功能,而只涉及一种自主的选择功能,这就为那些倾向“意志主义”的人借助他的权威来否定自由抉择的知性层面创造了条件。 而托马斯按照他的理解,人的自由“既是知性的,又是意欲的。就知性的层面而言,它涉及理性的思虑,因为只有通过思虑,人才能判断出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因果关系;就意欲的层面而言,它涉及对思虑所判断的东西的一种赞同态度[6]”,他由此指出,人的自由既离不开意志的选择,但在这种选择中又必然包含着理性的判断。阿奎那认为产生于上帝的存在就是善,而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存在则是恶。由此规定了神学道德的目的就在于趋善避恶,从而将人的行为引向上帝,上帝即是至善。 上帝即是至善 奥古斯丁论证善恶和意志自由就是为了说明上帝至善,上帝是始极价值本源。上帝(天主)“至高、至美、至坚、但又无以执待,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切[7]。”“上帝是至善的,上帝的善远远超越所造之物。美善的上帝创造善的事物[8]。” 上帝作为全智全善的,上帝赋予万物以意义和价值,奥古斯丁最终还为上帝拯救人类设计了一个人的至善至福的永生结局,能够支配人的命运、决定人的祸福、类似父母慈爱和威严的救世主——上帝。奥古斯丁那样否定具体人存在的有限性和完善的相对性,确信上帝最终能将人带入一个无邪的“上帝之城”去享有永恒的至善至福。 托马斯论证善恶和意志自由的最终目的就是同样是为了论证:产生于上帝的存在就是善,而由人的意志产生的存在则是恶。由此规定了神学道德的目的就在于趋善避恶,从而将人的行为引向上帝,上帝即是至善。托马斯在关于上帝的五个证明中,论证了世界上存在着许多完善的事物,每一个完善的事物都是由一个比它更完美的事物而来的。最后,一切完美都必定源于某个最善、最美的事物。这种至美至善,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上帝。阿奎那在上帝存在及其本性的论证中,确定了上帝是智、善、爱统一的完满的存在。“上帝绝对是最高的善。由于善在上帝中是一种最完美的形式存在的;所以,上帝就被称作最高的善。[9]”善运用于上帝是时就是“最高的善”、“终极的善”;被运用于被造物时,它的意义是“共有的善”,共有的善体现了上帝之善,上帝是一切的始因,整个世界不仅是上帝仁慈的体现,也是上帝善的组成部分,因此世界表现为一种实体性的伦理秩序,一切被造物莫不趋向上帝。上帝作为一种纯粹的现实或精神,是绝对单纯和绝对完善的,是绝对的智慧、绝对的意识和绝对的意志,是“不会犯错误的”。上帝创造万物,建立“自然的秩序”,对于创造物实现“合理领导”,这样托马斯就在上帝的理性的普遍指导下,奠定了上帝至高无上的统治:一方面,从主体(即从上帝自身的角度)上来认识,上帝以其理性和绝对的智慧及意志创造并领导宇宙的一切,通过创造和领导来显示自己,体现至善;另一方面,从客体上看,上帝即是至善和真理,世谷社会对上帝的信仰是必要的,从而确立了信仰的实质即神学的真正精神。 托马斯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是人类的至善,是其他目的都要服从的目的。人类的至善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因此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不是幸福而是上帝。由于人的理性相对于神的理性的缺陷,所以上帝作为至善和真理的类创造者,由此从必要的成为必然的(并且是有可能的,因为人具有理性)、世俗社会的至高无上的主宰。由于人类理性的缺陷决定了世俗社会的有限性,即建立了世俗社会隶属于上帝的统治,人的意志服从于上帝的意志,世俗权力服从于上帝在地上的化身——教会的秩序。于是,世俗社会所有合理性的证明就完全被规定在上帝的信仰及神意的服从中,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不懈的追求上帝,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自己。 奥古斯丁和托马斯从善恶的起源、分类出发构造自己的系统的道德哲学体系,通过对自由意志的分析论证,一方面给作为个体的人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和余地,只要最终能达到上帝的善,但是他们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他们主张理性对于信仰的绝对服从,使人性完全依附于神性,这必然导致对于物质性的世俗人生的忽略及至轻视,并在客观上诱发了悲观遁世和禁欲主义思潮。 参考文献 [1]奥古斯丁.教义手册[M].21章. [2]奥古斯丁.教义手册[M].21章. [3]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M].2集18题4条. [5]奥古斯丁.论自由意志[M].2卷1章3节. [6]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M].2集18题11条. [7](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1卷4章.商务印书馆. [8](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M].7卷5章.商务印书馆 [9]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M].1集6题2条.
心理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精神功能和行为的科学,既是一门理论学科,也是一门应用学科.学术堂整理了二十条心理学论文题目供大家参考:1、浅析消费心理对住宅室内设计的影响2、情绪劳动、社会支持、自我监控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3、大学生自尊与网络关系成瘾的关系:孤独感与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4、人格同一性的重叠问题研究5、当代人格同一性问题视域下的责任争议研究6、特质焦虑对决策的影响:期望的作用机制7、中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团体辅导干预研究8、中学生良心及其与气质、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9、南昌市初中生自卑心理、自我觉知与生活满意度的总体现状及其相关研究10、酒精作用下的近视效应对个体认知控制的影响研究11、幼儿母亲的社会支持、心理一致感及其教养方式的关系12、游戏作文对小学生非智力因素影响的研究13、销售员工情绪智力对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14、学校工作团队心理资本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工作满意度的中介作用研究15、教育增值评价方法的探索性研究16、积极情绪对警察自我控制损耗的补偿17、大学生心理资本、学习动机与学业倦怠之间的关系研究18、信息提供者的专业知识和品德对3-5岁幼儿选择性信任的影响19、监狱警察工作压力、情绪劳动和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关系研究20、自我损耗对道德判断的影响
〔摘要〕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这些文章呈现出十个热点论题：现象学科学哲学、自然主义研究、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这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体现了2012年我国关于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重点内容、总体走向。
〔关键词〕 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2012年，热点
〔中图分类号〕B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3)03-0029-05
一、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转载文章分布情况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共转载文章131篇，文章内容总体分布如表1所示。
表1 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领域分布表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哲学”文章共转载5篇，主要包括自然观和对生态问题的研究。“科学哲学”的文章涉及一般科学哲学、具体科学哲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三个方面的内容，这类文章一共转载57篇，占了全年转载文章总数44%，这说明对科学哲学理论及方法的探讨仍然是目前学者研究的主要方向。认知哲学方面的文章有14篇，占具体科学哲学文章总数的，这是认知哲学作为近几年科学哲学研究热点的体现。“技术哲学”的文章共转载1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的。以STS为研究内容的文章涉及科学社会学、技术与社会、科学技术与文化等方面，这类文章共34篇，占全年转载文章总数，这表明对 STS的研究依然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科学技术史”的文章则涉及对科学技术史基础理论的探讨、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等方面的问题，这类文章共转载了19篇。此外，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还转载了两篇书评和两篇访谈。
二、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呈现的十个热点论题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
现象学科学哲学旨在以欧洲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为视角，以克服传统科学哲学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缺陷为旨归，是当前国内科学哲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吴彤的《实践的诠释与现象学》讨论了实践概念的阐释在不同领域的境况。该文认为，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创制与实践，近代以来创制又归于了实践，这些都是“实践”概念不同维度的凸显。“实践”在现象学里意味着此在存在的方式，这种“实践”的阐释经历了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变迁。“实践”尤其是“科学实践”的概念已经成为科学实践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现象学的海德格尔实践阐释思想的介入，科学实践哲学的实践概念更加地存在论化。反之，通过科学技术哲学对于海德格尔的实践解释学的批评，我们看到现象学的实践概念的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作者认为，“实践”概念的本质和内核都可以借助现象学来进一步廓清。雷良的《从理解科学哲学的维度看现象学科学哲学的合法性》从语义上分析了科学哲学所包含的三个层面：作为哲学思潮的“科学性哲学”、作为广义的“哲学活动”的科学哲学以及作为哲学学科的科学哲学。该文认为，从类型上看存在着经验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态度的科学哲学、批判主义态度的科学哲学。作者认为，寻求科学哲学统一的规范定义是徒劳的，相反，如果运用一种工作定义，不同类型和流派的科学哲学都将纳入科学哲学的阵营中来。刘胜利在《现象空间的诞生——斯特拉顿实验的现象学解释》一文中认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和观念论的客观空间中，都包含着绝对的确定性，因而它们都无法为斯特拉顿实验中空间经验发生分解与重构的内禀动力学机制提供解释。这种动力学机制只有通过现象空间的概念才能获得阐明。作者还认为，现象空间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梁美妍、李金辉在《科学仪器：由工具论、实在论到现象学的范式转换》一文中对科学仪器进行了现象学的分析，他们认为仪器不仅“干涉”了主体和客观世界，使主体和世界成为相互开放的现象，而且通过技术的解释将科学世界中的现象“转译”到生活世界中，成为人类知觉可以理解的形式。此外，殷杰和杨秀菊还在《马丁·埃杰的科学诠释学思想中》对美国当代物理学家、哲学家马丁·埃杰的具有现象学—诠释学背景的科学诠释学进行了评介。
(二)自然主义研究
科学哲学如今有两种典型的对立倾向：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程炼在《作为元哲学的自然主义》一文中，对作为一种元哲学的自然主义进行概述和澄清。他认为，自然主义的兴起和在当代哲学中的繁荣，主要归因于传统第一哲学的某些代表性方案的不成功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以物理主义为样品，自然主义元哲学的融贯性得到捍卫，同时作者也强调，自然主义哲学的未来取决于它在一阶哲学议题上的进展。夏国军在《自然主义与理性：蒯因、普特南和哈克》一文中，梳理、比较了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蒯因、普特南和哈克相关的核心观点。在此基础上，作者指出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并非格格不入，虽然自然化认识论不再明确使用辩护、合理的理由等概念，但它没有绝对抛弃规范性;相反，它是在遵循传统认识论的某些规范的基础上，秉持逻辑主义的精神侧重描述的方式发展着哲学之未竟事业。方红庆、何纯秀在《自然主义、先验论证与怀疑主义——论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转向》一文中，介绍了斯特劳森的自然主义。斯特劳森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论证来支持或反驳怀疑主义挑战的做法都是无根据的，因为人类的某些基本概念如物质物体、他心等概念是人类理性的自然倾向，是人类思维不可逃避的认知模式的体现。作者肯定了自然主义是一种探究真理的第三条路径，它试图约束人类理性的过分自负，从而展示真理的自然属性。但他也指出自然主义需要联合先验论证来阐明这些信念的基础地位，否则就会流于口号。高洋、洪眉在《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一种备受争议又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文中，分析了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各种看法。自然化认识论要解决的是贫乏的感官刺激如何能够产生出丰富的科学知识这一问题。自然化认识论的主张被其反对者说成是消除主义的、纯然描述而无规范可言的，但也有支持者为其做有规范的辩护。因此，自然化认识论和规范性之间因此存在着一种备受争议却又复杂的关系。 (三)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
王晓阳在《如何解释“解释鸿沟”?——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中，选介了一种最小物理主义方案，他认为尽管各个物理主义者理解现象概念的途径相异，但最小物理主义方案终能获得他们的普遍认可，且对反物理主义关于完备性原则的攻击进行有效化解。李恒威在《意识的形而上学与两视一元论》中，提出了“两视一元论”的形而上学构想。这个构想的核心观念是：主体—客体统一的模式存在于任何现实实体的存在论和认识论上的。“心”和“身”作为人类描述意识现象的两个范畴，是现实实体在作为体验主体的第一人称和作为被观察的客体的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分别呈现，由这两个视角所呈现的体验方面与物理方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尔自然的相应关系，而不是产生和被产生的关系。因此，“因果”的概念就不适合描述意识体验与脑神经活动之间的关系。魏屹东、薛平的《费泽尔认知规律及其哲学意蕴》分析了美国哲学家詹姆士·费泽尔关于认知的规律性所给出的形式化的表达式。该文认为，这些形式化的认知规律可以概括为心脑状态同一律、心灵状态因果律、心灵认知刺激反应律、心脑隐射同一律、脑认知刺激反应律和脑状态因果律。它们的内涵与不同形式反映了认知科学所蕴涵的哲学含义。符征、李建会在《丘奇兰德的神经哲学思想》中，对丘奇兰德的取消唯物主义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剖析。作者认为，丘奇兰德提出了神经哲学作为替代当前心灵哲学讨论的新框架，从而使“神经哲学”成为心灵哲学讨论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派别。但是它又排斥当前流行的哲学话语，在神经科学还并未取代民间心理学的今天，丘奇兰德的主张更多的是一种预测或猜想。孟伟在《德雷福斯的“无表征智能”及其挑战》一文中，基于不同角度对德雷福斯设想的批判性审视，作者认为德雷福斯的设想困难重重。比如，专家级别的熟练技能行为完全脱离表征很难确定;命题式表征的批判并不意味着消除任何形式的表征;需要一种建设性的纲领，使得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中的积极作用得以发挥。何静在《温和的和激进的具身认知观》中分析了两种不同的具身认知观：一种是温和的具身认知观，它与传统的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相容;另一种是激进的具身认知观，它挑战了表征计算的基本假设，认为心智的表征计算观是错误的。
(四)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
胡浩在《从Simpson悖论看群体生物学中统计解释和因果解释之争》一文中，分析了丹尼斯·沃尔什在群体生物学中将性状适合度作为一种统计学属性的相关论证。作者尝试表明，如果将性状适合度看成是一种因果属性是不融贯的，因为这将导致Simpson悖论。所以，关于种群结构变化的统计学解释要优于因果解释。董国安在《论个体性状的完全因果解释》对尼安德的“传递论证”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其理论的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把个体性状出现的遗传学原因扩展为个体性状出现的所有原因，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对个体性状的历史解释;第二，要求对个体性状的解释包括对“原因的原因”的无休止上溯，从而把完全因果解释理解成了终极解释。他还认为，索伯尔在回应尼安德时只是强调了遗传机制与选择机制属于两种不同的因果路径，没有指出尼安德对科学解释的错误理解，这就不能完全排除选择机制对个体性状的解释作用。颜青山在《回到性状本身——基因概念的现象学分析》一文中认为，以现象学方式重建改进了的摩尔式“开放问题论证”，可以确立一种分析现象学的方法论基础。遗传观念的形成是一个不断进行“替换悬置”的现象学还原过程。第一类因果延伸法为形式遗传学杂交中的基因概念作出了现象学说明，基因即性状本身;而第二类因果延伸法则悬置了细胞及分子遗传学中基因概念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通过现象学说明的基因概念可以大大扩展遗传学的研究范围和适应范围。
(五)物理学中的哲学问题
李继堂、郭贵春在《物理学规范理论基础的语境分析》一文中，运用“语境论理论观”来分析规范论证。他们认为数学形式上要求的规范对称，通过规范变换很容易跟物理学原理结合起来，最终出现物理经验内容，是一种典型的数学结构跟物理结构的关系问题。同时，由于规范理论的基础性、统一性和精确性，对它进行语境分析，又有利于发展科学语境论。贺天平在《量子力学多世界解释的哲学审视》一文中认为，多世界解释理论包括相对态解释、德·维特理论、多视域解释、多心灵解释、多历史解释和多纤维理论等，是多种解释理论的集合。多世界解释的理论贡献一是超越还原论，走向整体论;二是解构二元论，回到一元论;三是消解非决定论，坚持决定论。吴国林在《波函数的实在性》中分析了量子力学的核心概念——波函数。波函数的实在性问题一直是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争论的焦点之一，作者认为波函数是实体与结构的统一体;这种实体本身又是潜在的，波函数表现的实在就是潜在的实体结构实在。
(六)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人工物
陈凡、陈多闻在《文明进步中的技术使用问题》一文中认为，技术在现代社会已然成为人的存在方式，技术的本质在于使用。只有在使用中技术才能获得其意义并实现其价值，使用则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人类实践活动，具有技术的内涵，使用就是技术的显现和寓身之所。盛国荣、葛莉在《数字时代的技术认知——保罗·莱文森技术哲学思想解析》一文中，介绍了当代美国技术哲学家莱文森关于技术认知的思想。莱文森认为人在技术关系中具有至上性，他的“媒介演化”、“补救性媒介”以及“技术互动论”等理论，都蕴涵着技术体现人的思想的观念。作者认为，莱文森格的技术认识论有助于我们在数字时代把握和认识现代技术的本质。秦咏红的《可用性及其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关系的影响》一文认为，可用性表征技术人工物在客观上与主体需求相符合程度，它促进技术人工物主客体的分化与联合。可用性以设计者的意向赋予人工物潜在功能与使用者在操作中实际能发挥的功能两者间的比较为反馈，对技术人工物主客体互动关系产生影响。
(七)科学社会学
徐治立在《科学治理多元参与政策理念、原则及其模式》中认为，科学治理多元参与就是在科技决策与管理活动中实行包括政治主体、科技主体和普通公民在内多方参与的规范化活动。它的政策理念以建构性科学实在论和科技民主价值观为基础;其基本方法原则在于：确保各类公众广泛参与科学治理活动的规范化、普遍提高公众的科学研究能力和知识水平、采取逐步逼近共识的程序。徐飞、赵明在《杰出科学家的国家认可机制探索——以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关联性为例》中，以科学社会学的奖励系统理论和社会分层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科学院院士所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自然科学奖数据为依据，分析中国科学家的两大国家认可形式——院士制度和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对我国自然科学发展的贡献，并将院士获奖群体与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总体情况做比较，考察二者之间的异同和联系。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院士制度与国家自然科学奖励制度的关联性依然不尽理想，二者之间时常出现有悖常理的冲突。作者认为，两大制度对杰出科学家的认可机制均有在彼此参照校准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完善的必要和可能。付邦红的文章《科学可以计划吗?——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英国为中心的争论》，对发生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科学是要计划还是要自由的争论进行了历史回溯。争论的问题包括科学、计划和自由的内涵，科学发展的机制，科学家的责任，科学的社会关系等等问题。它不仅促生了科学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发展，而且将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作者认为，这场争论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科学观念，它使功利主义科学观从此深入人心。高芙蓉在《对默顿科学规范结构的元规范解读》中从元规范角度重新审视默顿的科学规范结构，认为其普遍主义和无私利性因为都存在认知规范与社会规范的双重属性而与元规范的规定相矛盾。作者认为，将默顿科学规范结构修正为科学入口处的普遍主义、有条理的怀疑主义、评价中的公有性(或无私利性)和创新性，也许更为合理。 (八)技术与社会
李伯聪在《工程社会学的开拓与兴起》中指出，工程活动是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工程活动与工程共同体应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首要对象和基本内容。“工程共同体”是工程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应该依照“微观—中观—宏观”的分析框架研究工程社会学问题。他认为工程社会学已经从社会学的“空白区”走到了学术地图的“边缘区”，应该尽快将其推进到社会学学术地图的“中心区”。姜萍在《修辞学视野中的转基因技术争论研究——以“转基因主粮事件”为例》中，从科学修辞学视角，借鉴SSK的对称研究方法，对当前转基因的热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作者认为，科学知识不仅仅是对科学过程的真实反映，同时还蕴涵着更深层次的利益、修辞等非理性因素;科学不仅是一项理性与证据并重的事业，还是一个竞争与协商共处的过程。而影响各方面行动者博弈的因素也不只是理性和证据，还包括论辩和修辞。代华东、李霞在《网群事件发生的技术路径及风险规避探讨——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实证分析》中，认为网络世界的群体诉求现象，是虚拟力量现实化的序幕，折射出现实生活主体的诉求本质。网络技术筛选着诉求主体的人群范围，技术文化限定着诉求主体的思维认知，技术衔接维系着政府、媒体与大众的互动。综合影响网群事件的技术因子，这条路径展示出的风险，对探究网群事件技术风险的最佳规避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九)科学技术与文化
肖峰在《人工情感：技术与人文的新融合》中介绍了当代信息技术研究的前沿领域之一的人工情感。人工情感主要是赋予机器以情感识别和表达的功能，其未来的扩展功能还可用于辅助人的情感感受和表达能力的改善和提高，甚至通过“人造情感”来弥补自然情感的不足，从而丰富人的情感世界，克服情感匮乏等人文问题。作者认为，人工情感技术拓展了技术与人文交融的新境界，成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新手段，同时也提出了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新问题。王绪琴在《格物致知论的源流及其近代转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认知理论“格物致知”进行了概念的溯源和历史的梳理。作者认为，“格物致知”早期虽然主要用于诠释道德与伦理，但经过宋明理学时期对其中所具有的理性精神的强化，开始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格物致知论在明清之际的实证化取向使其得以理论转型，到近代之后几乎完全成为西方科学技术的代称。
(十)科学史及科学思想史
袁江洋在《科学史：学科独立与学术自主》中检视了职业科学史家追求学术自主的历程，就所涉及的学科元问题以及学术纲领的重建问题陈述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传统的学术自主概念是先天的、排他的。在日益开放的当代学术条件下，科学史家必须更新学术自主的概念，并通过深刻的历史反思、积极的史学实践探索和耐心的对话，扩展科学史的向度空间，推进综合科学史的发展，维护学科独立，追求学术自主。刘华杰在《博物学论纲》中指出：传统文化与知识的最一般特征就是“博物”;博物学展示了人类在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可持续生存智慧。博物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科学编史纲领，藉此可以重写科学通史或人类知识史。博物学知识在现代教育体系中已被严重忽视，而实际上它们应当被优先传播、传承。刘兵在《博物学科学编史纲领的意义》认为，科学史研究中对博物学的重新关注，是传统科学史研究范围的新拓展，是在一种新的多元的科学观之下的研究。博物学的科学编史纲领，体现了反辉格式的科学史观，是对科学主义观念的解毒剂，对于科学传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柯遵科的《赫胥黎与自然选择》、吴燕的《近代科学地域扩张背景下的国际经度联测——以中国境内的测量为中心》、吴丹彤的《我国近代第一所新型中医学堂兴衰原因初探》等分别讨论了科学史上的不同问题。托马斯·库恩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自1962年面世以来就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世界性的研究热潮，其影响至今不衰。方在庆在《库恩的身份认同——纪念〈科学革命的结构〉问世50周年》中指出：《科学革命的结构》产生出来的“范式”和“范式转换”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一方面，库恩自认在哲学上的最大贡献是“不可通约性”，但这一点遭到多方非议。另一方面，当他被认为是“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强纲领的思想先驱时，他却拒绝承认SSK的主张。库恩从登上学术舞台开始，就遭到不同程度的误解，他一直在寻找自己的身份定位。作者试图通过梳理矛盾的库恩形象，他与学生的关系以及影响他的思想形成的几大事件，从“误解”与“被误解”的角度来阐释库恩的心路历程，试图还原一个真实的库恩。
三、结语
通过对2012年《复印报刊资料·科学技术哲学》所呈现十个热点论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当前的学术界正在继续深入地引进、学习国外科学哲学的先进成果，以求与国际接轨。毋庸置疑，科学哲学的大多数领域的国外发展领先于国内，为了能更好地研究和分析科学哲学，学界对国外科学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力度和深度都有所增加，这一点可以从学界对现象学科学哲学、心灵哲学与认知哲学等领域的研究中得到明证。
第二，学界对20世纪的科学哲学发展进行了反省，通过重新评价形而上学在科学研究中的地位以及对各种新形式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的研究，以求构建科学哲学的元理论。同时，对于20世纪中叶出现的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之一的后现代科学哲学研究将吸引更多人的兴趣。
第三，STS的研究将继续深入，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仍将是STS研究的热点。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人们对技术的本质及技术与社会问题的关注将更加密切。科学技术的深层本质随着社会的发展逐一展现出来，当代的哲学家们会更为关注先进的技术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关系。有更多的专家和学者将对全球兴起的环保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进行反思，未来社会中技术与人类的关系将进一步得到揭示。
第四，将科学思想史研究与科学哲学研究相结合。如所周知，西方学术界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是相互分离与不合作的。近几年以来，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纷纷呼吁彼此之间应该进行交流、合作甚至融合，他们认为“科学思想史”可以成为两者合作的切入点。虽然目前国内同时精通科学思想史与科学哲学的人还不多见，但已有了发展的势态。不仅如此，内部思想史与外部社会史研究相结合也是目前科学思想史发展的一个趋势。我们可以看到，从社会学的角度对科学思想进行研究对探究科学思想产生的根源大有裨益。
心灵的屋檐、心窗、常怀一颗善心、心灵的选择、倾听心灵的钟声、心灵的洗礼、给心灵点灯、心灵的沟通，固守心灵的风景、让我们的单纯走向心灵，让心灵站立、唤起心灵深处的爱、心灵的翅膀
给你个建议，可以从存在主义入手去论述它相对于心理学的核心区分与应用价值这两者就好像都是把刀，看似相同，但一个用来切西瓜，一个用来动手术! 两者利用同样的方法但却基于完全相反的假设。我曾去印度学习过一阵子Osho，对这个方向很感兴趣。如果你在北京，找机会研讨 :） 我有不少资料可以提供给你，不过大多都是我从印度带回的英文书籍
《奥德赛》又译《奥狄赛》、《奥德修纪》、或《奥德赛飘流记》是古希腊最重要的两部史诗之一（另一部是《伊利亚特》，统称《荷马史诗》）。《奥德赛》延续了《伊利亚特》的故事情节，相传为盲诗人荷马所作。奥德修斯是这本著作中的主人公
这个名字,来自2800年前,伟大的诗人荷马写的史诗——《奥德赛》:《奥德赛》主要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英雄奥德修斯(也是木马计的构思者)回家途中的经历。
第一篇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探索摘要:简要分析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侧重介绍实施教学过程中所作的教改探索——注意授之以法、把握学科动态、完善教学手段、加强课外阅读，以期为高校中国当代文学课及相关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教学现状 课程改革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学好这门课程对学生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乃至人生理想都有重要帮助。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价值观念的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等不能产生即时效应的基础学科一样，日益受到冷落。较之上个世纪80 年代，学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习积极性普遍降低，身为中文系学生不明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现代名家名作的大有人在，不了解当代尤其是20 世纪90 年代以来的作家作品现象也屡见不鲜。为数不少的学生并不通过阅读体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深厚意蕴，当然也就不能深刻理解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人文精神。这种现象不能不令人担忧，针对这种状况，我们在讲授《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时也动了些脑筋，作了些尝试性的教改探索，以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一、注意授之以法，提升学生理论素养学习中国当代文学, 不单是让学生了解一些文学现象、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透过现象、知识把握其内在联系，即把握文学发生发展规律，从现象、知识上升到理论的概括和思辨，给学生以理论武器，使之学会用以观照、解读文学现象、作家作品。在教学中凡能联系上升到理论的地方我们尽量突出理论色彩，讲出理论高度，力求以文学艺术规律来贯穿史的脉络，按规律来整合文学史的建构。如讲朦胧诗，不重于详尽解析某几位诗人及其诗作，而重在对朦胧诗整体性的理论阐释上，重心放在讲授朦胧诗的产生原因、概念界定, 特别是审美艺术特征上。诗人诗作只在讲审美艺术特征时作为例子举出，与理论观点相印证。最后再讲朦胧诗何以为美-模糊认知、模糊美、美与模糊的“血缘”关系问题。这样，学生就会对这个新崛起的诗群有个宏观上的理论的认知。再如讲新时期探索戏剧时，先讲探索戏剧的概念、类型、审美艺术特征、价值评估，然后再讲代表作《屋外有热流》、《野人》、《狗儿爷涅梁》、《桑树坪纪事》，学生就可以对戏剧探索潮流态势、成就有较为完整全面的了解。再如讲王蒙小说，如果用较多篇幅分析他的作品，介绍他的“敏锐感知、发现问题”、“既有传统手法，又有现代手法的文体革新实验”、“价值判断的矛盾性与多向性”，如此论述固然面面俱到、全面完整，但点到为止，理论穿透力不够，王蒙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没能揭示出来。我讲此专题时把王蒙作为“东方意识流小说”的代表，突出他“第一个吃螃蟹”借鉴外国现代派手法写作意识流小说的开创之功，着重介绍其意识流小说三种主要技法，即追求感觉印象、内心独白以及自由联想的基本手段、梦幻描写、时空交叉的放射型心理结构形态。讲这些观点时把王蒙的诸多作品作为例子穿插结合进去，这样既评介了王蒙作品，也显示了意识流小说的基本理论，使学生不独了解一位作家、几部作品，而且懂得意识流小说的精义，以后再读此类作品就可以举一反三了。再譬如讲一部作品的主题，倘若就题论题，单讲该作品主题必显单薄，如果探源索流，挖掘一下文学史母题，从主题学的视点审视该作品的主题，就深刻丰赡得多。如讲《红高粱》以“童年视角”为本体，从父母——当时13 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中来写抗日斗争，从孙子“我”的追忆中回叙爷爷、奶奶的浪漫人生、在扭曲中蓬勃生长的人性。由此引申出文学史上的父亲主题。从最早的原型、荷马史诗奥德修纪海上漂流年后回乡与妻儿团聚的父亲讲起，讲到近现代流浪汉小说的寻找父亲——斯丁小说的恭维父亲——司汤达小说的敌视父亲——巴尔扎克小说的嘲笑父亲——卡夫卡小说的顺从父亲——乔伊斯小说的呼唤父亲，联系到中国文学的孝父主题，最后串连起当代文学王愿坚小说《亲人》的将错就错假认父亲、张承志小说《北方的河》渴望父亲、主人公在黄河找到了父亲周克芹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关爱父亲、洪峰小说《奔丧》的冷漠父亲，这样便把作为父权文化产物的父亲主题的发展线索梳理出来，使学生从中了解文学主题自身的演变进化规律。二、把握学科动态，拓展学生学术视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文艺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大量西方新潮文论被介绍进来，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诱发了深刻的变化，带来了不少新课题、新方法。事实上，如今许多文学批评方法，如社会学、叙述学、女性主义批评、结构主义、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研究分析方法都已运用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里。在学术研究中，人们正用多向的思维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全方位、多侧面、多视点的研究，这众多的研究实绩在课堂教学上并没有充分被描述和运用。课堂上我们充分吸收这些最新学术成果，根据课程情况为学生讲解这些新理论、新方法。因为一种批评方法同时也代表着一种文学观念、一种批评视界。新理论、新方法的介绍不仅有助于学生在更为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丰厚意蕴，而且可以极大地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不同的批评方法后有不一样的名著名篇，文学史中的名家常常会受到质疑，而未进入文学史的可能随着观念的更新，方法的转换能使人们重新发现它的价值。比如通俗文学过去一向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学史几乎不涉及它，但现在，许多研究者都认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不是敌对关系，而是互补关系。又譬如对沈从文这样一位倾心于原始风情的作家，传统的分析方法往往将之排斥于文学史之外，然现今换一个角度，从原型批评的角度看，则可以发掘出其作品隐含的民间原型意象，并从中体味到为何《边城》及“边城”类作品会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艺术魅力。张爱玲同样如此，她的一篇篇带着苍凉意味的人生传奇小说，在主张写人生飞扬一面的时代里常被认为是市井小说而被漠视，但现依据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张爱玲小说，便可发现其小说的价值和意义。[论文网 ]她虽然写的大多是家庭婚姻，不写重大政治主题，但绝不是所谓市井小说。她以女性的深刻洞察力以及出众的才华对处于男权文化压力下的女性作了全面的描写，揭示了女人作为弱势群体既可怜又可厌的性格层面。而余华、残雪、格非等先锋派作家的作品则更是需要依据存在主义理论才能彰显出文本的价值和意义。先锋派作家们在文本中大多沉迷于写暴力和死亡，但他们书写的暴力和死亡与过去的文学描写不同，在先锋文学中，暴力成为一种普遍意义上的生存景观，死亡也是一件轻易发生的、日常的事件。先锋作家们这样描写暴力和死亡最终目的在于揭示生存的荒诞与虚无。这样的讲述学生觉得新鲜，课堂效果很好。当然在讲述这些新理论、新方法的过程中，应非常谨慎，不盲目拿来大肆“推销”，而是尽量做到自己理解不透的不讲，不切合我国国情的不讲，与中国现当代作品分析本身关系不密切的不讲。三、完善教学手段，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早在2002 年，我们便尝试着把教学内容做成课件进行讲授，多媒体教学不仅节约了时间，加大了课堂的教学信息量，而且也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表明，合理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十分有效的手段之一：第一，能将复杂的事件叙述简单化。如小说《围城》的情节是以方鸿渐的生活道路为线索展开的，由于其经历复杂，所以叙述起来颇费时间，而运用多媒体课件，将其经历绘成图表，则一目了然，避免了烦琐的叙述。这不仅对于一般比较复杂的叙事作品行之有效, 而且对于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尤为实用。第二，能将相关背景材料文字图像化。在介绍作家、引证材料、相关比较等方面，都涉及到大量的文字板书，运用课件形式直接提供给学生，只须辅之以简单叙述，这很能节约有效的教学时间。譬如，老舍是市民文学的代表作家。在现代文学史上，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执着地体味北京城文化以及在里头生生死死的中下层人群。他用他的大部分小说构筑了一个广阔的“市民世界”，并几乎包罗了现代市民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考虑到我校学生大多生长于南方小城，如果仅凭对小说文字的解读，确实很难深入且全面地理解老舍作品中如此丰厚的京味文化，因而在教学时，我在多媒体课件中剪辑了电影《骆驼祥子》以及《离婚》的一些片断，借助于这些多媒体背景材料大大缩短了学生与作者的时空距离，加大了他们对作品理解的深度，起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能将婉曲的诗歌意象直观化。在诗歌教学中，有些诗歌的意象比较朦胧含蓄，甚至难以言传。运用多媒体转化为画面的形式，化朦胧为清晰，化含蓄为直观，可以启发想象，减少课堂语言，如教学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时，可先给学生展示了几幅不同情态的康桥的画面，并配音朗读以引导学生感受诗歌所蕴藉的“不忍离别”的感情，之后又推出《是否》这一首具有伤离别情味的歌曲，这样既把诗人那种对“康桥”浓得化不开的情感意蕴揭示了出来，同时又加深了学生对该诗歌意境、意象的感知和理解。四、加强课外阅读、突出鉴赏能力培养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以课堂教学深化对课外阅读内容的理解。《中国现当代文学》涉及的作家作品众多，仅靠课堂内有限时间的传授是远远不够的。要使课堂授课的效能最大化，必须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以课外阅读配合课堂教学。那么，如何做到课外阅读与课堂教学相结合呢？我们主要从两方面进行，首先，编写课外阅读书目和教学指导书，对课外阅读内容作明确要求，并要求学生完成一定量的读书笔记。其次，在具体授课组织上，每一章节的教学内容完结时，有针对性地设计与教学内容相关，又超越课堂教学的问题。专题性的教学课节之后，一般会要求学生自拟题目，查阅资料写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小评论、小论文，例如在“余秋雨的散文”课节讲授之后，我们让学生各抒已见，发表对余秋雨散文的看法，学生表现得相当活跃。这样的作业既能培养学生主动读书的习惯，也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评论能力，可谓一举两得。师范专业的学生，为了提高其教学能力，合适的章节还让学生自己写教案讲课。一般是“教师给定章节、分组——学生课后查阅资料备课——学生写出教案——教师检查指导（要求做成多媒体课件）——学生上台讲课——学生反馈教学感受——师生共同分析得失”。这样的教学过程受益的不仅仅是学生，教师也在听课和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反观自己的教学，改进自己的教学方法，达到教学相长。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牢记：课堂教学是深化、指导、解疑、答难，课外阅读是拓展、补充，是思考的延伸，是知识的源头活水。第2篇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立成型的文体，其文体特性是什么?历时性地考察，我们发现:不同时期有不尽相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差异去领略这种文体的变化和发展，从而辩证地理解和掌握这一基本问题。一、1930年代的代表性观点(一)胡风:报告文学是杂文的姊妹。胡风于1935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速写及其他》的短论。有论者认为这是一篇标志着我国报告文学理论由译介转述走向独立研究的重要论文，“有的是论者对报告文学新文体的独特理解和阐释”m。在这篇论文中，作者把报告文学称之为“速写”，“‘速写’为什么能够发达得这样快呢?说是因为作者和读者都处在非常穷困和忙乱的境况里面，这种文体最和他们相应。”“十几年来剧激的社会变动所掀起的瞬息万变的波纹，使作家除了在较大的规模上创造综合的典型外，还不能不时用特殊的形式来表现他对于社会现象的解剖和态度，运用他的锐敏的锋芒和一切的麻木混浊相抗。”胡风把报告文学与现代杂文相比较，认为它们是“姊妹”。“姊妹”当然有相像的地方，它们有着“同样的社会基础和同样的社会意义”，产生于“剧激变化的社会生活”中，是“战斗的文艺体裁(genre)" ,“更生动更迅速地反映并批判社会上变动不息的日常事故”，是两者共同的社会职能。他认为杂文“是一种文艺性的论文(fuuilleton)"，而速写(报告文学)“是一种文艺性的纪事( sketch)"。两者“不同的是，‘杂文’是由论理的侧面来反映那些活生生的社会现象，甚至能够使人得到形象的认识，而‘速写’是由形象的侧面来传达或暗示对于社会现象的批判”。“社会批判”这个意思在胡风的报告文学理解中是占首位的。他在多处地方用到诸如“解剖”、“战斗性”、“锐敏的锋芒”、“相抗”等相近意思的词。而批判的实现，得建立在“不是经过综合或想象作用”的“形象侧面”的报告上。它有三特征:(1)它不写虚构的故事和综合的典型。它的主人公是现实的人物，它的事件是实在的事件。(2)它的主人公不是古寺，不是山水，不是花和月，而是社会现象的中心的人。(3)不描写无关的细节而攫取能够表现本质的要点。胡风对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也作了深人的探讨，在《论战争期的一个战斗的文艺形式》里，他告诉报告文学的作者，要“从繁杂的现象中间抓出那特殊的一点”，“应该从特殊的侧面反映全体，应该在一般的现象中间注重特别激动我们的事件”，他举例说，“与其详细地叙述堆积在车站的行李和拥挤着的人群，倒不如用力地写一写在那里被挤散了孩子的痛苦的母性。”这就是文学的取材眼光与表现手段—典型性、特殊性，关乎人类情感(用“心灵去画出场景”)。这样自有“作品的表现力”。概括起来说，胡风所理解的报告文学是:(1)坚持社会批判;(2)有以真实性、社会性、本质性为基础的新闻品质;(3)富于表现力的文学品质。(二)茅盾:“其与‘小说’同为文学之一部门”。茅盾对“报告文学是什么”的回答，集中体现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该文发表于1937年《中流》杂志。“报告”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道给读者大众。题材既是发生的某一事件，所以“报告”有浓厚的新闻性;但它跟报章新闻不同，因为它必须充分的形象化。必须将“事件”发生的环境和人物活生生地描写着，读者便就同亲身经验，而且从这具体的生活图画中明白了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好的“报告”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氛围的渲染等等;但“报告”和“小说”不同。前者是注重在实有的“某一事件”和时间上的“立即”报道，而后者则是作家积聚下多少的生活体验，研究分析得了结论，借创作想象之力而给以充分的形象化。“小说”的故事，大都是虚构，—不过要合情合理，使人置信。“报告”则直须是真实的事件。在茅盾的眼里，报告文学是这样一种文体:它具有新闻性—立即报道生活中真实的关乎“社会的、政治的问题”的事件，不容虚构;它具有文学性—“须要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它秉持“尖锐的批评”性—把对“社会上最新发生的现象”进行“解剖”、“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看作是“作家的主要任务”。“新闻性的获得，将报告文学同一般的文学文体作了区别;文学性(形象性)的设置，将报告文学与新闻文体作了分离;而批判性(论评性)的造就，就使报告文学从一般的新闻文体、文学文体中独立了出来。这样的文体，就是独具特性的报告文学。回望历史，1930年代对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的认识，最突出、最一致的一点，是它的社会批判精神。基希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危险的文学样式”，“危险”即来自这种毫不留情的批判性。报告文学相比于其他文体，更需要作者肩负使命感、责任感，更需要作者直现现实，参与甚至干预生活。因此，报告文学作者也更应具有胆略和识见。我国作者在介绍基希的作品、推广报告文学这一新型文体时，首先确认的就是这种强烈的战斗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已成为报告文学的价值取向、评判标准，成为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文体特征和写作规范。其次是新闻性，坚持真实，拒绝虚构;快速反映，讲究时效。但关于文学性则有不同的理解，例如胡风强调的是文学思维、文学表现力;茅盾则要求以“小说”的规范来规范报告文学。在《关于“报告文学”》一文中，就三次强调“小说必备”的“一切艺术条件”。茅盾是小说家，他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他与同是小说家的高尔基持相同观点)。从理论的视角看，也许对提升报告文学的艺术性与审美境界，使之尽快与纯新闻文体剥离不无意义，但其局限在于，用“小说”规范取代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则无疑使“文学性”内涵逼仄和削弱了，因而会阻碍报告文学文学性的成长和发展。同时表明对报告文学文体本性缺乏成熟的认知。二、1970年代的话语根据王晖的观点，1950-7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正处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规范场之中，政治文化制导它的发展。前十七年，出现过由战地报告(抗美援朝)到工地报告(社会主义工业经济建设)、农村报告(生活变迁)的转换，其中写人(先进集体和英雄人物)的报告文学蓬勃发展，并延续延安文学传统，以“歌颂”为主。“干预生活”的报告文学曾露头角，但如昙花一现，随着反右斗争的到来，一大批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有过重要贡献的新老作家横遭迫害，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就此缺位。接着，“大跃进”高潮制造了一波一波的“伪报告文学”泡沫;进人“文革”十年，报告文学更跌人低谷，除三年没有一篇作品外，最后还沦为了“阴谋文学”的工具(如《西沙之战》、《大地的翅膀》等)。这一时期是“革命话语”“一元化”霸占，以“主旋律”的形式存在和发展着的时期。它不仅制导创作，同时也制导着总结创作的理论。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也不例外。《辞海》(1979)的解释可为代表:“报告文学，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也是速写、特写等的总称。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经过适当的艺术加工，迅速及时地表现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有文学创作‘轻骑兵’之称”。这个条目给我们如下信息:(1)报告文学与生俱来的“社会批判精神”消失殆尽，代之而起的是“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奴埠意识。(2)真实性受到削弱。既“为当前政治服务”，就逃不脱以“适当的艺术加工”方式扭曲客观本在事实。有学者称，十七年的报告文学都“遵循一种典型化的基本要求”进行写作，而“所谓典型化包括两个过程:一是取舍，二是夸张。而取舍的标准自然只能是为之服务的“政治”，而要“服务”好，夸张则是必要的“修辞手段”。(3)文体尚没独立。报告文学只是散文的一种，“速写、特写等的总称”。报告文学的名称曾一度消失，代之以“特写”(受苏联影响)。新闻通讯与报告文学不分，多有同一篇作品各归其类的现象，例如，《谁是最可爱的人》、《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等，既进新闻通讯选本(属新闻文体)，又进散文特写选本(属文学文体)。三、20世纪末的认知历史进人20世纪后期，政治语境经过改写，报告文学自《哥德巴赫猜想》起，出现了振奋人心的“阳线”，创造了世纪辉煌。创作现象反映在对报告文学文体特征的认识上，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文体获得独立。1979年在武汉师范学院召开的报告文学座谈会上，成果之一是确认了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确认报告文学是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黄钢表述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极富战斗性的，兼有时代的报告的特色的，以特定的新闻性的内容为题材、以文字的形象为手段的、独特的、独立的文学样式”—它是现代文学中新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立的文学部类”。这一观点得到学术界肯定。独立的表现有三:一是定位为“一种边缘性体裁”。“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结合的产物”，是“一种边缘性体裁”。 “兼有新闻和文学双重特色的边缘文体，兼有新闻和文学价值。”网现在我们看到，不光是新闻与文学的结合，还有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统计学·一等等与文学的结合，“边缘性文体”是一个准确的定位。二是报告文学独立设奖。1980年全国举行1977-1980年区间的三项文学(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共计80篇获奖作品，报告文学占了30篇。这是第一次对报告文学评奖，标志着它与其它文学门类的“并驾齐驱”。“它再也不是徘徊于新闻与文学之间的时常找不到自己准确位置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独立的，日臻成熟的文学样式，在我们的文坛勃兴起来了。它完全有资格与小说、诗歌甚至戏剧等文艺形式并驾齐驱，争相媲美”。三是创作队伍相对专职化。从报告文学诞生以来，作者基本上都具兼职性质，由记者、小说家、诗人、剧作家、散文家来客串。到了这一个时期，虽然兼职队伍依然继续存生，但专事报告文学创作的作家出现了，如鲁光、乔迈、陈祖芬、孟晓云、祖慰、贾鲁生等等，均有非常卓越的表现。
奥德修斯(英语:Odysseus)，又译俄底修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对应罗马神话中的尤利西斯。是希腊西部伊塔卡岛国王，曾参加特洛伊战争。出征前参加希腊使团去见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以求和平解决因帕里斯劫夺海伦而引起的争端，但未获结果。
核心刊物查询网站： 中文核心期刊2004版.htm 到这可以找到中国所有核心刊物~~ 在给你点：： 从严格意义上说，期刊杂志并无国家级、省级的区分标准。因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早就声明：中国的出版物，只有正式和非正式之分，没有所谓国家级、省级等的等级区分。 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通常将某刊物说成是国家级的，某刊物是省级的或市级的。这种划分，在实际生活中还有一些用处。这种划分的标准，大致是： 所谓“国家级”期刊，一般即指党中央、国务院及所属各部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各民主党派和全国性人民团体主办的期刊及国家一级专业学会的会刊； 所谓“省级”期刊，一般即指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所属部、委、办、厅、局主办的期刊与本科院校的学报； 另外，刊物上明确标有“全国性期刊”、“核心期刊”字样的，也可视为国家级。 国家级刊物和重点刊物名称目录 (此刊物级别目录执行时间为2001年1月起) 国家级学术刊物 1、《哲学研究》 4、《管理世界》 7、《政治学研究》 10、《教育研究》 13、《中国语文》 16、《中国图书馆学报》 19、《历史研究》 22、《新闻与传播研究》 25、《高校理论战线》 28、《新华文摘》全文转载 2、《经济研究》 5、《经济管理》 8、《社会学研究》 11、《心理学报》 14、《外国文学评论》 17、《音乐研究》 20、《中国史研究》 23、《中国社会科学》 26、《光明日报》 29、《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英文版 3、《财贸经济》 6、《法学研究》 9、《民族研究》 12、《文学评论》 15、《外语教学与研究》 18、《美术》 21、《世界历史》 24、《求是》 27、《人民日报》 30、《体育科学》 注:《光明日报》、《人民日报》理论文章1500字以上 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刊物目录 学科门类 一级学科 重 点 刊 物 出 版 单 位 1、哲学 1、哲学 1 《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 2 《中国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学会 3 《哲学动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4 《自然辩证法通讯》 中国科学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 5 《科学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6 《科学学与科技管理》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 7 《宗教学研究》 社科院宗教所 2、经济学 理论经济学 1 《宏观经济管理》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 .. 2 《金融研究》 中国金融学会 3 《经济法制》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 4 《中国劳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5 《会计研究》 中国会计学会 6 《统计研究》 中国统计学会 国家统计局 7 《保险研究》 中国保险学会 8 《经济学动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9 《国际金融研究》 中国国际金融学会 10 《宏观经济研究》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11 《财政研究》 中国财政学会与财政部主办 12 《审计研究》 中国审计学学会 13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 14 《税务研究》 中国税务学会与国家税务总局主办 应用经济学 1 《国际贸易》 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2 《当代经济研究》 中国资本论研究会 3 《国际经济合作》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济合作出版社 4 《数量经济与计量经济》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 5 《世界经济》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6 《价格理论与实践》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中国价格学会 7 《世界经济与政治》 中国社科院 8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 9 《国有资产管理》 经济科学出版社 10 《中国工商行政管理》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 11 《企业管理》 国家经贸委 12 《中国农村经济》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展研究所 13 《市场营销导刊》 中国市场学会与国家经贸委主办 3、法学 法学 1 《法律科学》 西北政法学院 2 《中国法学》 中国法学会 3 《中外法学》 北京大学中外法杂志 4 《比较法研究》 中国政法大学比较法研究所 政治学 1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上海社科院 2 《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国社科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所 3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中共中央党校 4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中共中央编译局 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 5 《科学社会主义》 中共中央党校和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 6 《中共党史研究》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 社会学 1 《中国青年研究》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 中国青年杂志社 2 《道德与文明》 中国伦理学会、天津社科院 3 《妇女研究论丛》 中国妇女理论研究会 4 《世界宗教研究》 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5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华书局 6 《现代国际关系》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7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研究》 中共中央编译局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 国际共运史学会 民族学 1 《东欧中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 2 《世界民族》 世界民族所 3 《日本学刊》 中国社科院 4、教育学 教育学 1 《中国教育学刊》 教育部 中国教育学会 2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 教育部 3 《学前教育研究》 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 4 《课程 教材 教法》 教育部 5 《比较教育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 6 《高等教育研究》 华中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 7 《教育研究与实验》 教育部 华中师范大学 8 《中国高等教育》 教育部 9 《人民教育》（2000字以上） 教育部 10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教育部 11 《思想教育研究》 中国高教研究所 12 《外国教育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 13 《教学与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 心理学 1 《心理科学》 中国心理学会 2 《心理发展与教育》 教育部 3 《心理学探新》 中国心理学会 5、文学 中国语言文学 1 《当代语言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2 《古汉语研究》 湖南大学 3 《古文字研究》 中华书局 4 《方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5 《世界汉语教学》 北京语言文化大学 6 《语言文字应用》 国家语委 7 《中华文史论丛》 上海古籍出版社 8 《文学遗产》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9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0 《文学评论丛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11 《读书》 三联书店 12 《语文建设》 文字改革委员会 13 《辞书研究》 上海辞书出版社 14 《文艺研究》 中国艺术研究所 15 《文艺理论研究》 中国文字理论研究会 16 《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7 《明清小说研究》 江苏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18 《新文学史料》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 《中国典籍与文化》 国家教育部 20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北京作家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 1 《外国语》 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 2 《外语界》 上海外国语大学 3 《现代外语》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4 《外语学刊》 黑龙江大学 5 《中国翻译》 中国外文局编译研究中心 6 《中国俄语教学》 中国俄罗斯研究学会 7 《日语学习与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8 《外语与外语教学》 大连外语学院 9 《外语研究》 解放军外语学院 10 《中国英语教学》 中国英语研究会 11 《外国文学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12 《当代外国文学》 南京大学 新闻传播学 1 《新闻战线》 人民日报 2 《中国记者》 新华社 3 《现代广告》 中国广告协会 4 《国际广告》 中国对外经贸企业协会 5 《中国广告》 《中国广告》杂志社 6 《编辑学刊》 学林出版社 7 《中国出版》 国家新闻出版署 8 《中国图书评论》 中宣部出版局 9 《大学出版》 教育部 10 《图书发行研究》 中国发行协会 11 《编辑学报》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12 《出版发行研究》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 艺术学 1 《音乐创作》 中国音乐家协会 2 《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 上海音乐学院 3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 中央学院 4 《中国音乐》 中国音乐学院 5 《钢琴艺术》 人民音乐出版社 6 《舞蹈》 《舞蹈》杂志社 7 《艺术教育》 文化部 8 《美术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 9 《美术观察》 美术观察编辑部 10 《中国美术教育》 教育部 南京师大 11 《装饰》 主办：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出版：中国装饰杂志社 12 《中国油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3 《水彩艺术》 人民美术出版社 14 《中国版画》 中国美术家协会 15 《国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 16 《连环画报》 中国美术出版总社 17 《雕塑》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雕塑专业委员会 18 《艺术与设计》 出版总署 19 《中国音乐学》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 20 《人民音乐》 中国音乐家协会 21 《中国音乐教育》 教育部 6、历史学 历史学 1 《史学理论研究》 历史所 2 《近代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中国社科院 4 《考古》 中国社科院 5 《军事历史》 军事科学院 6 《民国档案》 中国第二档案馆 7 《抗日战争研究》 近代史研究所 8 《中国地方志》 北京 中国地方志办 9 《中国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10 《当代中国史研究》 国史学会 11 《欧洲》 中国社科院 12 《当代亚太》 中国社科院 13 《美国研究》 中国社科院 14 《考古学报》 考古杂志社 15 《历史档案》 中国第一档案馆 16 《台湾研究》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 17 《拉丁美洲研究》 中国社科院拉美研究所 18 《南亚研究》 中国社科院 19 《西亚非洲 》 中国社科院 20 《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科院 7、管理学 管理科学与工程 1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教育部 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 2 《管理现代化》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 公共管理 3 《中国行政管理》 人事部 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 4 《大学图书馆学报》 北京大学、国家图书馆 5 《图书情报工作》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6 《国家图书馆馆刊》 中国国家图书馆 7 《图书馆杂志》 上海图书馆 8 《情报学报》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会刊 9 《情报资料工作》 中国社会科学信息学会、中国人民大学 10 《现代图书情报技术》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11 《中国信息导报》 国家科技部信息司、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12 《情报科学》 中国科技情报学会 8博物馆学 图书情报文献学 1 《中国博物馆》 中国博物馆学会 9、综合类 1 《文献》 国家图书馆 2 《文物》 国家文物局 文物出版社 3 《文史》 中华书局 4 《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论点摘编 5 《人大报刊复印资料》 全文转载 6 《党的文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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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财经界专心学高中课程先,到时候有的是时间看
书中提到了王冕这个人，王冕还是个勤奋好学，自学成才，孝敬母亲的人。
中国盐碱土园林十大课题研究 2006-8-10 8:25 摘要：我国有亿亩盐碱地，分布在23个省市自治区。包括100多个城市。北方多数是微碱性土壤。盐碱土园林技术的研究在现实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全国盐碱土绿化开发协作组组织德州市园林处、德州市盐碱土绿化研究所、德州农校、中国农科院德州实验站、北京林大、德州市科协开发中心、大庆采油五厂、德州市科协、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等九个单位在全国各地选择有代表性的内陆、滨海、苏打盐碱土三种基本类型，包括德州、天津、东营、大庆、银川进行盐碱土园林十项课题试验，一项获国家奖；三项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两项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应用"十大课题"成果系列绿化技术及产品开发，先后完成德州中心广场绿化等多项绿化工程。 关键词：盐碱土 园林 耐盐花木 耐盐草坪"十大课题"是中国园林领域有独特风格的课题，现将全部研究成果要点整理如下。 一、微区改土绿化技术 研究结果表明在德州中度盐碱土上利用人工生态条件，运用隔离层、筛孔隔盐膜、防碱栽植袋等措施在树穴、树池、花坛、绿地微区改土，形成淡化微区，局部控制土壤返盐，（重盐碱地埋设淋水管或罗纹塑料暗管排水洗盐）；能有效地提高树木花卉成活率。作隔盐层的材料可以用炉灰、锯末、麦糠、麦秸、稻草等有机物料。据德洲市财政局审定仅1989～1991年德州市区利用该技术仅节省苗木费一项就创造间接经济效益156万元，该项目在第二届国际发明及专利技术展览会（广州）获铜奖，其论文《盐碱地微区改土植树的盐分变化》在国际盐渍土学术讨论会（南京）上宣读。 （该成果1989年获德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二、德州市园林绿地绿化设计模式 德州市是全国著名的重盐碱区，探索一条适合德州土壤环境的园林设计模式势在必行。该课题根据德州市的土壤、环境条件，实施筛选出了居民区花园、街头游园、道路绿化、分车绿地、庭院绿化几个主要园林绿地类型的最佳模式，突出植物造景，筛选出德州市适地适树、适地适花、适地适草的植物品种。建设生态园林。从而使土壤改良、栽培技术、植物选择和植物造景因地制宜模式化。 （该成果1989年获德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三、耐盐花木与地被植物的筛选 在德州市中度盐碱地带设立筛选圃。选择与引进相结合从全国各地共搜集106种园林植物栽植于筛选圃内，进行观察测试，同时，结合进行盆栽耐盐试验。经过三年的观察、对比、评选，筛选出国槐、白腊、垂柳、法桐、臭椿、火炬树、刺槐、毛白杨、加杨、苦楝、侧柏、桧柏、龙柏、枣树、杏树、桑树、梨树、石榴、丰花月季、月季、木槿、荷兰菊、地被菊、秋葵、马蔺、多年生黑麦草、本特、紫羊茅、瓦巴斯、中华结缕草、天堂草419等37种耐盐花木及地被植物。该课题还进行了龙柏、石榴、紫薇、秋葵、荷兰菊耐盐力的研究，调查了德州地区10种耐盐野生地被植物及其在生态园林中的应用，编写了德州市耐盐园林植物名录。 （该课题1993年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997年获第四届全国花卉博览会二等奖（上海）。） 四、地被菊的引种 地被菊是北京林大的重大科研成果，采用远缘杂交的方法达到"野化育种"的目的，并将菊花从花盆中解放出来，通过大规模的露地栽培，呈现花团锦簇、色彩斑斓的群体美。可作花坛、块植、带植、切花、盆花等用。它有抗逆性强，抗碱、抗寒、抗旱、花期长、耐粗放管理等优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大全国著名的陈俊愉教授亲自来到德州作指导，在德州不同类型的盐碱地带进行栽培试验。历时3年的研究，从15个品种中筛出适合德州地区8个品种，主要有铺地荷花、美矮黄、晚粉、落日红、紫荷等，丰富了德州国庆节应时花卉品种。1995年德州市街头摆花4万余盆，其中80%是地被菊。 . （该课题1993年通过市科委鉴定。） 五、菊花栽培新技术及切花生产技术开发 菊花是德州市市花，在全国性菊展多次获奖，但传统的栽培技术已远远不适应现代园林绿化的需要，1992年立题研究，目前已筛选出适于德州菊花栽培专用营养土的最佳配方；同时总结出菊花栽培管理的配套措施，包括菊花叶面肥配方。前期尿素，中期磷酸二氢钾，育蕾期硫酸镁，硼酸，从而达到菊花棵矮、花大、叶全、杆粗、色艳五大标准。德州名菊主要品种有古都瑞雪、绿浪、凤凰振羽、相国之爱、墨菊等。适应于华北盐碱区的水土栽培。 （1997年获德州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六、苏打盐碱土绿化新技术 试验区设在大庆市采油五厂，通过反复试验，筛选出适合东北苏打盐碱土的园林植物，如旱快柳、糖槭、玫瑰、接骨木、榆叶梅等10种园林树种，在中度苏打盐碱土上应用苏打盐碱土改良肥种植糖槭成活率高达，而比对照42%提高了51个百分点。苏打盐碱土改良肥能有效地降低土壤pH值。促进土壤脱盐的作用。该课题总结出了一套应用化学改良技术配合树种选择的寒冷地区苏打盐碱土绿化的新经验。 （1994年10月通过大庆市组织的专家会议鉴定。） 七、园艺盐碱土改良肥的研制 该产品为有机——无机型复混特种肥料，配方设计利用"钠离子吸附剂"、"化学改良剂"、"全元改良精"等16种原料配制而成。内含氮磷钾8～10%，，利用酸碱中和、离子吸附、转化盐类化学反应原理，降低土壤含盐量、酸碱度，改良各种盐碱土壤，全元营养供肥效果明显，而且防止花木黄化病。适用于含盐量以下的盐碱土，园林树木、花卉、草坪，盆花及保护地鲜切花栽培等。银川市科协用于新疆苗圃，每亩用量100kg，苗木高生长和地径粗生长，分别比对照增加49cm、.用于新疆杨造林，株施改良肥1㎏，成活率比对照提高，新梢生长量增加.用于云杉、侧柏幼林，株施，年平均高生长分别比对照增加和.以上三处的土壤pH值，施用改良肥四个月以后，测定pH值分别为、、.天津开发区翠亭村小区绿地施用园艺盐碱土改良肥种植雪松、月季、草坪等成活率达到95%. （1997年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八、盐碱地草坪栽培与防碱草坪肥的研究 经两年的试验，筛选出耐盐碱草坪品种8个，研究出高羊茅、早熟禾、多年生黑麦草不同品种的多元混合配比草种（东方明珠、雪碧、克碱），加大了草坪抗逆性适应性。根据草坪需肥规律和盐碱地的特点，配制成既能改碱又能增肥延长草坪绿期的专用肥。胜利油田临盘采油厂2万m2中度盐渍土上建植马尼拉草坪，按每平方米撒施，2个月后成坪率比对照高80%，未发生返盐黄枯现象；绿色期延长16～20天。1996年由天津刘园苗圃建的开发区净水厂绿化工程，土壤含盐量，土壤pH值，施用"盐碱地草坪专用肥"40吨，按1kg／m2施用，播黑麦草与高羊茅混合草坪4万余m2，一次成坪。在开发区绿化工程评比中获第二名。在开发区同样的立地条件下，对照区的草坪成坪率仅有70%. 九、盐碱地雪松栽培技术 盐碱地能否栽培雪松是个世界园林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历时十年研究，总结出一整套雪松栽培技术，其要点整理如下： （一）采取工程措施，利用花坛抬高地面栽培，树高与花坛直径比例为2：1～2，树坛高60～l00cm.在坛底铺放隔盐层、砂粒状"纳离子吸附剂".淋水层控制地下返碱及渍水栏根。 （二）雪松专用培养土，配方如下： 园艺盐碱土改良肥2%、蛭石5%、泥炭20%、素土40%、粗砂30%、矿石砂4%. （三）立秋后控制水肥，充实植株组织，初冬浇一次抗旱水是关键技术，可以有效地防止低温下生理干旱现象的发生。 （四）用水质改良剂改良偏碱性水。 十、德州市中心广场绿化新技术应用的研究 德州市中心广场面积公顷，地处新湖东畔，60年代是一片盐碱地，采取综合改良措施，包括利用新型耐盐花木、微区改碱、园艺盐碱土改良肥及新设计艺术的应用，取得了成功。 园林设计思路采用大线条、大手笔、大色块、大效果简洁明快的抽象式设计手笔，突出彩色观叶植物及花卉造景，各种植物5万余株，绿化面积达到.总体植物配置以草坪为基调，点缀少量雪松、棕榈等特色树种，用微起伏地形模拟自然山峦景观。整个广场点缀低矮的20多种花灌木以保持全园开阔的空间视野，形成三季有花、多花并开，四季常青的植物景观。 植物造景图案突出"红黄绿"，新颖别致，注重大块色彩对比，以简洁流畅的曲线为主，红色的紫叶小檗，黄色的金叶女贞，嫩绿的龙柏球、瓜子黄杨，构成"红黄绿"各种图案，形成抽象的图形美与色彩美。广场周边花池，用低矮的龙柏球，组成几十组抽象的"浪花"图，意寓德州经济发展乘风破浪突飞猛进，一丛丛曼海姆丰花月季，火红的花朵，浓郁的芳香，令人精神爽悦。 （德州中心广场1998年获省城市设计精品工程金奖。） 结语： 盐碱地绿化要采取综合的改土措施配合科学选择花木、草坪品种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轻度盐碱地可用园艺盐碱土改良肥；中度盐碱地用微区改土加园艺盐碱土改良肥（客土）；重度盐碱地设暗管排水加园艺盐碱土改良肥（客土）。
Transients
吴敬梓与《儒林外史》余杰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余秋雨！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胡适《吴敬梓评传》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儒林外史》成为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中的圣品。《儒林外史》历来被评价为古典现实主义巨著，即为现实主义作品，其中很多故事与人物直接来源于生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曾说过：“《儒林外史》所传人物，大多实有其人，而以象形谐声和庾词隐语寓其姓名。”《儒林外史》擅长运用“皮里阳秋”的笔法，也就是“口无所臧否，而心有所褒贬”。作者的看法并不是直接拿出来硬塞给读者，而是在具体形象的塑造中微言大义。周进和范进的中举，匡超人的转变，杜少卿的豪举，马二先生的迂腐，这一切都是通过具体的情节来表现深刻丰富的思想。作者并没有直接向我们褒贬什么，但每个形象都饱含着巨大力量的褒贬，传达着作者明确的正义观，我们必须从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各种形象的关联、发展上体会和了解。这是一种富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方式。该书另一个艺术特色是速写式和剪影式的人物形象。《儒林外史》是一部主角不断变换的长篇小说，或者说是一部由无数短篇交替而成的长篇小说，基本上不可能通过详细描写其一生经历，以及在曲折的故事情节中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精神世界。所以，吴敬梓把重点集中在人的性格中最刺目的特征上，从而深入细致地表现一个相对静止的人生相。这就如同从人物漫长的性格发展史中截取一个片断，再让它在人们面前转上一圈，把此时此地的“这一个”，放大给人看。这是勾画讽刺人物的一个很出色的手法，它使人物形象色彩明净，情节流动迅速，好像人物脸谱勾勒一成，这段故事便告结束，而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也正是这些精工提炼的精彩情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