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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罗翔老师在讲法时常以“张三”作为加害人举例。
法外狂徒张三，网络流行语，指著名法学博士罗翔教授在讲法时常以“张三”作为加害人举例，张三在案例中犯下的事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也因此被弹幕戏称为法外狂徒张三。
介绍：
罗翔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刑法学研究所所长。3月9日，他受邀把自己的刑法课“搬”上bilibili，两天之后涨粉百万。截至2020年10月25日，罗翔bilibili粉丝数已达1000万 。截至2021年7月3日，罗翔哔哩哔哩粉丝数已达1500万。
罗翔老师的著作《圆圈正义》入选了知识服务平台“得到”APP于2019年世界读书日前公布的年度书单。
中国政法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法大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国内一流的法学强校，那么作为法学强校，它到底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课程设置，对于法学的基础课程，如民法，刑法，刑诉，民诉，法理学原理开课老师数量众多，并且在本领域内都是一流的学者。举例来说，民法学的刘家安，李永军，吴香香，刘保玉等中年学者，以及最近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一批优秀的青年学者都直接给本科生授课，用我们刑法学老师徐久生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你们随便去一个学校看看，哪个学校有我们这么多教授直接给本科生教课”。作为对比，可能别的一些法学院，虽然也有非常优秀的老师，但是从总体上来看可能一个法学院一共只有200~300人左右，而法大的法学专业人数在1600人左右，从学生数量上考虑，也能从侧面反映出师资力量。其次一些别的部门法如破产法，保险法，税法等小法，从我们学校的开设情况来看是比较全面的，至少能满足一些同学的特别需要，这个也是一大优势。
民法：
吴香香
吴香香老师的每堂课都是一节推理游戏，带你去深入探究每个法条，每个知识点背后的逻辑与原理，然后PPT虽然给的非常简介但是其实是把关键词全部列举出来，这样通过对关键词的掌握也是把整个知识体系串起来，无论是对整个体系性把握抑或是对细节的理解都非常有帮助！
不点名啦，考试方式是考试没啥好说的~
刑法：
罗翔
罗翔老师的名声似乎已经在B站上传开啦，但是实际见到真人还是不一样的，法考视频中上专注考试本身，而自身的课堂上会有很多法学以外的人文素养的普及，收益匪浅~！
王志远
这位老师似乎没那么有名啦，但是我觉得能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地讲授出来也是一位非常有水平的老师啦，如果在别的老师的课上听不太懂，大可以选择王老师的刑分课来听，深入浅出，同时在课堂上也经常会给同学们独立发表意见的时间，可以说非常棒啦！
法大 大二 双学位在读
政法大学代表性的课程数不胜数，适合蹭课的也有很多。有时候蹭课蹭着蹭着就跟着上了一整个学期，就只为每节课都领略讲台上那个身影的风采。下面就给大家推荐几门必蹭课程：
一、罗翔老师的刑法学总论、分论
作为政法大学刑事与司法学院极具代表性的老师，罗翔老师在政法大学里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每节课不光有课程内的学生，课程外来蹭课的学生更是把大阶梯教室挤得满满当当。
罗老师幽默风趣，学识渊博，随口便可引用各类历史名句、文学典故，其中《理想国》出现次数最多。除开上课金句不断，罗老师更是一位“白月光”般的精神导师，在刑法的授课过程中，时时不忘提醒同学们坚守法律的底线，真正地做一个好人。这也是老师人气爆棚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黄东老师的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评析
黄东老师同样是一位在法大内家喻户晓级别的老师，主要授课有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评析等历史通识类别科目，但这并不能妨碍其他专业的同学前来蹭课。出口成章，风度翩翩是大家对他的首要印象，学识渊博，平易近人是大家一致的评价。
黄东老师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体系和内容很有研究，听完一堂课都能收获不少知识，适合选课蹭课，最后附上黄东老师帅照：
三、张海东老师的法医学死亡调查
这门课不能蹭，只能选。但是一百多人中选八个的比例让很多运气不好的同学望而却步，但是门课绝对是 选到就是赚到，法大证据与科学学院开设的实验课组长久以来都是学生梦寐以求的课程，其内容有别于平常在校内、在书本上学到的内容，做实验的上课方式无疑是极具吸引力的点。其中作为代表性课程的法医学死亡调查，授课内容丰富新颖，课程时长短，而且老师和蔼可亲给分高！不可不选！
法大名师三千，我只取三瓢推荐给大家！如果课程内容有更新还望大家谅解。
最后一句：欢迎报考中国政法大学！
刑法老师罗翔教授在B站视频讲法时常以“张三”作为犯罪分子举例，张三在案例中至少犯了抢劫罪、故意杀人罪、交通肇事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盗窃罪等大大小小几十项罪名，他杀人放火无恶不作，犯下了不可计数的案例，也因此被弹幕戏称为法外狂徒张三。
罗翔，男，湖南耒阳人，法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学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刑法学、刑法哲学、经济刑法、性犯罪。
1999年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获法学学士学位；2002年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获刑法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获刑法学博士学位。2009至2010年期间，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访问学者；2013至2014年期间，在美国杜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
据中国政法大学网站，截止2018年，罗翔教授主要学术著作四部，包括《刑法学总则》《刑法中的同意制度》《冲出困境的罪刑法定原则》《中华刑罚发达史》；在各大期刊发表的主要论文二十二篇，另在光明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法院报、澎湃新闻发表法律时评五十余篇。
2008年以来入选法大历届最受本科生欢迎的十位教师，2018年入选法大首届研究生心目中的优秀导师，2020年荣获“CCTV年度法治人物”。
俄罗斯大学的学制与我国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学制分为：4年制本科，5年制专家，2年制研究生，2年制助教和3年制副博士。
4年制本科Бакалавриат——与国内相同
5年制专家Специальтет——与国内不同（这是俄罗斯的老学制，回国认成为硕士研究生）
2年制硕士研究生Магистратура——比国内时间短（回国认证为硕士研究生）
2年制助教Ассистен-стажировка——国内没有（回国认证为博士学历，没有博士学位）艺术类的较为多
3年副博士Аспирантура——比国内时间短（回国认证为博士，带博士学位，等同于国内博士）
学制承接是这样的：国内本科 接 俄罗斯2年硕士
国内硕士研究生 接 俄罗斯2年助教或3年副博士
如果没有语言基础，俄罗斯高校需要学生读一年预科，2年制助教Ассистен-стажировка,俗称“小博”，这个学历读音乐表演类的学生比较多，详情请看：网页链接
那里有专家学位，你理解错了，应该理解为专业等级或资格，学位只有学士，硕士（副博士），博士。俄语里的专家，也可以理解为专业人士，专业人员，技术人员，连电焊的都可以称为СПЕЦИАЛИСТ。咱们的词典翻译不准确。不信你可以问问俄罗斯人。不过你的俄语程度问不明白。不服，骂我？随便。你自己心里知道咋回事。
俄罗斯是原苏联的法定继承者。在苏联时期它的学制分为：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中等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包括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设立的研究生教育）。其高等院校的学制结构有特殊性，全日制的大部分年限为5-6年，这与中国和欧美一些国家不同，中国和美国本科学习期限一般为4年，英国一般为3年，法国，德国等一般为3-4年。俄罗斯人认为，他们的大学高等教育水平和质量超越了欧美国家的本科，所以设立了一个独特的学历学位——“专家”，在国际上是等同于硕士学位的，专家学位毕业后可以直接攻读副博士。在中国教育部认证结果等同于硕士文凭。俄罗斯的高等教学之结构和学位制的确有其特殊性，这反映出俄罗斯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传统。一般俄罗斯本科是四年，专家学位是五年，研究生一般是2年。毕业之后，经大使馆许可，回国可以做《归国留学人员认证》获得认证之后可以正常找工作。俄罗斯现在的教育体制：1、《学士学位》4年+《硕士学位》2年+《副博士》3年2、《专家学位》5年+《副博士》3年 获得《硕士学位》和《专家资格》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可以直接报考攻读副博士学位，学时为3年，副博士资格考试合格，撰写论文并且通过答辩，可以获得相应学科的《副博士学位》回国认证等同于博士学位证书。
我记得在俄罗斯2015后已经没有这种5年的专业了，这个在俄罗斯直白说叫“专家”，回国是可以证为硕士的，翻译出来的件叫“学历学位双认证”，但是2015年后再拿到这个5年毕业的就是本科了吧，15年之前拿到的在俄罗斯是可以直接读副博的。
曾2次获国家教育部高校科技期刊优秀学报二等奖（2005、1999）2005年获湖南省十佳科技期刊奖多次获其它奖励
张炳填：《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华现代中西医杂志》、《中医药学刊》等杂志专家编辑委员会特约编委；陕西省医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评审特约专家；湖南省中医执业医师资格实践技能考试首席考官。担任湖南省中医药学会中医基础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多年来主要从事中医经典著作《金匮要略》、《伤寒杂病论选讲》和《中医防治学》、《中医内科学》等教学、教学研究、教学管理等工作。出版著作、教材27部，（其中担任主编、副主编11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获省级教研成果奖3项，省级科研进步奖1项，校、市级成果奖多项。主持科研、教研课题6项。（履历来源于百度百科）现任红杏林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校长兼中医技术研究中心技术总顾问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月刊)创刊于1979年,由湖南中医药大学主办,是国内外发行得中医药学术期刊,09年...
郑州大学中外政治制度考研经验分享
一、关于择校和定专业
我的考研决定下得比较晚，是在大三下学期才认定自己保研没有希望只能通过考研来实现读研计划，学院的保研名额有三个，而我的成绩排位是第四名，一直以来也没有参加科研项目，运气和努力都不够我摸到保研的门槛，那时候还同时面临着考驾照失败和六级成绩仅仅过线的打击，所以光是调整心态就花了很久。
我也曾有名校情结，准确地说，保研无望给我的痛苦就是宣告着我不能圆我的名校梦了。名校官网上的招生名额本来就不多，并且研究生名额越来越多倾斜给保研，所以一战考研就上岸的难度很大，而二战面临着更大的精神压力，所以为了稳妥，我重新平衡了需求，选择了政治学学科评估榜单上比较靠前的211院校——郑州大学。
郑州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设有政治所、国际所、科社所，后两者对我来说有点跨专业，所以我要在政治所下的政治学理论专业与中外政治制度专业中选择一个，政治学理论专业的老师偏向实证研究，主要的强项是社区治理领域，我的兴趣点不在此处，于是最后我选择了中外政治制度专业。
巧合的是，从我这届开始，考研分数年年水涨船高，之前偶尔有一两个400分，短短两年已经越来越多的人考上400分，原来370左右就可以比较稳地上岸，现在恐怕是不行的，中外政治制度专业今年的复试分数线更是飙升到全院最高的386。但是郑州大学的考题范围一直都没有变过，考的教材也只有两本，所以拼的就是对这两本教材的背诵记忆，去过决定报考，那么专业课的努力方向非常明确，买资料上的花费也是比较低的。
二、初试经验
1.考研英语
我的英语基础还算不错，六级一次就通过了，但是分数不高，并且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比较讨厌学英语，对英语有点畏惧心理，然而决定了要考研我就必须从过去的阴影走出来。
首先，单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到考前的最后一天我还在背单词，背单词和做真题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不必等着单词背完一轮再做真题，因为单词是要天天背的，真题是要刷个三轮的。刚开始做题生词众多，正确率很低，用时很长，这些都没什么，不要垂头丧气，我们只是需要适应的过程。
第二，我对考研英语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很少看课程视频，有一些考生很喜欢看视频，因为看视频很舒服，你只要跟着里面老师的引导就可以了，多少重温了高中那段时间的“踏实感”，有的老师说话风趣，令考生产生情感依赖。但是，看视频是“虚假的努力”，一不留神大块的时间就消耗掉了。推荐买张剑黄皮书，文字的讲解就已经足够，另外再买一套真题卷子，只买卷子在淘宝上很便宜。刷题时候用便宜的真题卷子，用铅笔做，错点、难点、生词、思路逻辑的笔记勾画在张剑黄皮书的卷子上完成。当初我会有这样的疑问：二刷卷子的时候我对标答的记忆会不会令我偷懒？后来我发现不会，因为二十多份卷子不可能记得住标答，倒是旧思路旧毛病依然在犯。考研英语重要的是掌握了应试技巧和思维，做卷子时不要想做没做过，而是要运用套路，到了中后期还要加上速度的训练。
第三，作文有的人是总结框架，有的是背范文，我是背范文，也是背到考前最后一天，在此我不宣扬我的方法有多好，只是我向来是作文苦手，所以用了更笨更直接的方法。
2. 考研政治
我也不建议看视频，原因同上，容易陷入自我感动。刚收到肖秀荣的套书时我感慨，这么多，我真的能看完吗，我真的能做到二刷三刷吗？事实证明我真都看了，该刷的也都刷了。一千题也是用铅笔做，同样的题错两次三次很正常，考研政治的选择题很重要，备考中可能90%的时间都是在练习选择题，最后突击背一背肖四或者其他地方出售的模板。做肖八的时候我在一些纯靠记忆的题目上出错时就准备一个小本子，容易混淆的会议、时间点、文件名称，整理誊抄，用一些自己编的口诀帮助巩固印象。
考研政治还会有两道时政的选择题，我买过肖秀荣为时政题目专门出的小册子，其实用处不大，这两道时政选择题不必太过执念。考研政治是一门“达到平均水平容易，想要拉分很难”的考试，不能让它拖你的后腿，也不该指望自己可以考出“马克思本人来答卷”的超高分。
3.专业课
两门专业课分别是706政治学基础和884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对应的教材有：《政治学基础》（第二版）王浦劬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七编国际政治不考）；《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第二版），谢庆奎等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中国政府与政治》，吴理财主编，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前两本买不到第二版买其他第三第四版也没问题，买影印本也没问题，我的真题在淘宝上买的，买纸质版还是电子版都可以。现在越来越卷，郑州大学政治学的专业课本身没有自由发挥的难度，考得就是有没有吃透教材，所以最好让书可以大致印在脑子里，烂熟于心。其实，综合历年来考过的题目，书里能考的都考了，即使光背真题的答案也基本等于把书也背了，但是还是更建议背书，因为书有逻辑框架。这两门专业课都同样重要，最迟也该8月份泛读完书了，如果你英语基础不好更要提早准备专业课。
政原理和基础这两本书基本覆盖了专业课一的大部分知识点，当然有些题目需要把知识点综合整理后来答题，但是整体来说专业课一是比较好拿分的，属于只要背过了就能答上去，由于我的备考时间比较紧张，我直接背的学姐整理的笔记，个别题目不理解的去翻书，笔记总共反复背了三遍；期间可以用真题去检验自己是否背过，政原理和基础概念性的东西比较多，需要理解性记忆，反复背，时间安排上我每天上午8:00-11:00三个小时，大块的时间在背专业课一，每天晚上8:00-9:30回顾复盘上午所背的专一，背的时候要有逻辑，每一道题目从大点到小点，先理解后背，一遍一遍的过，直到考前都感觉自己没背过，但是坐在考场上好像已经背过了，基本上可以答个差不多，还记得专一答题纸写了满满11页；总之，背东西要有逻辑，脚踏实地。
《政治学基础》比较难读，这本书的一个句子可以很长很长，类似于跟着好几个从句的英语句子，读完第一遍，觉得被难住了，那就给句子断句，抓住主干，理解了之后就会发现并不难。第一轮笔记主要是啃框架，也就记了三四页纸，不要这章啃完了就闷头啃下章，要“回头看”，第二天的理解会比第一天更清晰。一点点累加起来，到最后会让各个大小结论在脑海中环环相扣，大小结论中间论证都是在循环论证的填充，只是现在竞争激烈，专业课是最能拉分的，为了考试取得好成绩只写大小结论是不够的。
884的两本书更浅显易读，合在一起读一起背也并不难，顺序依旧是泛读、梳理框架、背框架、背大小结论、掌握结论之间论证填充的套路、模拟做真题。模拟真题的时候尽量整套卷子来考，拿出完整的三个小时来练习，因为这样也在锻炼自己的手指肌肉，答专业课就是不停地写字写三个小时，非常酸痛。
对于文科生来说，近代史并不陌生，也没有指定参考书目，按照学姐说的用的最新版的蓝皮中国近代史那本书，就是大学公共课会修的，当然基本上没咋听，然后买了一本相对应的圣才近代史参考书；知识点高中历史都学过，公共课政治也会涉及近代史部分，所以在背了专业课以后，公共课政治里边的近代史部分我就不在花时间去准备了，只刷一下选择题就可以；我的时间安排是每天下午2:00-5:00背近代史，因为近代史没有笔记资料，所以我在背之前会把每一章节的知识点整理成题目，然后去楼道里背，背完整好回自习室整理和查找知识点然后吃晚饭，晚上的时候9:30-11:00回忆复盘下午的近代史部分，近代史需要补充和背诵一些时政和重要会议，这个空闲时间玩手机的时候可以搜一搜看一下，最后考试的时候我感觉近代史背的东西没怎么用上，更多的考的是需要逻辑和知识点比较综合的知识，当然多背一些肯定是有好处的，有知识储备才能有底气的答题，最后近代史考了135分，还算是比较理想的。
三、复试经验
进复试的人数是“按照招生计划120%的比例”，所以初试取得比较高的分数复试就可以安心一点，备考初试的时候不用关心复试的事。
复试并有一本参考书是景跃进《比较政治学导论》，这本书理论十分密集，不要用对待初试那样对待这本书，也不必强求背诵，复试考验的是你对政治学这门学科的综合素质，所以要转变攻势。
首先会考英语口语，这是大部分人的弱项，但是至少准备一份流利的自我介绍，你的基本信息，本科学校是哪，为什么报考这个专业，你的兴趣点是什么，你读研之后的计划什么。英语回答专业课问题很难，可以买海伍德的《政治学核心概念》的双语版，就算只看中文部分也有利于提高政治学基本知识。
其次就算要读政治学专业名著，如果时间紧迫那就搜寻一些论文和书评，让自己可以流利地转述重要观点和行文逻辑，至少有五本经典著作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再次，我复习了本科的政治学课程，比如当代西方政治思潮、西方政治制度史、公共政策学，并不是建议大家也盯着这几门课，我只是复习我个人上过的政治学课程来巩固学科的基本素养。还可以看一些政治学期刊，比如《政治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等等。
最后，如果有科研经历，可以在自己的介绍中好好润色，如果没有科研经历，当老师问到了你本科期间参加过什么没有，你就如实回答，然后说说自己的毕业论文，总之复试一定要言之有物。
四、给学弟学妹的建议、鼓励
最后，我想说一定要做好规划，大到复习的整个周期，几月到几月该干什么，小到每周要完成哪些任务，做计划很重要，不仅能让你明确复习的进度，还能缓解焦虑并提高效率。但做计划也要有松有紧，一开始我也会把任务精确到每天甚至每小时，结果就是当我某天完不成任务时就会非常焦虑，所以后来我把最小区间定到每周，每周做好计划并进行总结，当你确确实实感到自己的进步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充实的、喜悦的。
考研是一场马拉松，不仅考验耐力也考验心态。很多时候我们的压力也来源于无法自律，一定要明确一个目标坚持下去，不能有松懈和放纵的想法，往往破罐子破摔来自于一时的放纵。当然也不能过于紧张，调整好心态，研究生考试就是一场复习周期比较长的普通考试，它与你的生活、健身、社交也并不冲突，只需要合理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即可。另外，不要盲目的和别人比较，盲目的比较会很累会迷失自我，要发自内心的相信自己，跟着自己的计划，看到自己的进步，朝着自己的目标努力。“要想万众瞩目，便全力以赴，终将一鸣惊人”，希望正在努力的你继续加油，向着自己的梦想努力追求吧。
在考研期间，焦虑是在所难免的，也会有鱼龙混杂的信息涌现，看见别人新买了什么资料或者新报了什么背诵集中营，自己也惴惴不安，一般十月份和十一月份会人人爆发情绪，实在觉得烦闷也不要憋在心里，哭过之后继续按照自己的步伐前进。
本文运用公共选择学派理论来描述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政策决策和实施过程，把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公共选择过程分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三个部分，通过论述中国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现实存在的“铁三角”关系，以及在片面政绩评价标准的激励下地方政府本身固有的有限理性和追求垄断租金最大化的冲动，揭示了各种经济过热背后的深层次的地方政府决策体制中的设计缺陷，并提出了克服相关缺陷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地方政府；公共选择；越位与缺位 目前，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研究强调了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作为“政治企业家”和“制度企业家”在多样化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中的主导作用，以及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所扮演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注意到了地方政府主体的目标多重性(本地区社会福利最大化、政府自身利益最大化以及中央政府的满意程度等)。但从公共选择的视角，对地方政府在既定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讨论较少。本文认为，分层治理的效率取决于治理成本与治理收益的比较，在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上级政府很难做到对下级政府的“现场监督”)和监督约束不力条件下，地方政府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强烈的机会主义冲动和强烈的届别机会主义倾向。本文力图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运用政治活动中的“经济人”范式，系统地分析中国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 皮科克(Alanpeacock)把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大的政治市场：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皮科克，1992)。在初级政治市场上，政治家把政策“卖”给选民，选民则为政治家支付选票；在政策供给市场上，官员为了实现当选政府的政策目标将提供不同的行政手段；在政策执行市场上，主要分析政策执行结果及其影响。按照这个思路，本文依次构筑了转型期的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政策供给市场和政策执行市场。 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 在对中国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研究中，黄继忠通过对实现有效监督必要条件的分析，论证了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同级政府的弱监督(黄继忠，2003)。因此，本文认为以下三点在现实实践中是存在的：一是各级地方人大尚未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二是各级党委首脑是同级政府的最高领导者；三是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的任免有决定性发言权。众所周知，公共选择理论中的“铁三角”指：利益集团、立法者联盟和行政机构。按照上述假设，中国现实中的“铁三角”则包括地方政府、上级政府(替代立法者联盟)和微观主体(替代利益集团)三个组成部分。 微观主体X1主要指政府辖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其效用函数前者为利润最大化A，后者为效用最大化B。同时，也追求市场自由和机会最大化C(杨瑞龙，杨其静，2000)。其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1)=U(A，B，C)。需要说明的是，在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对地方政府来讲，企业的效用要大于居民的效用。一方面，企业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税收和就业机会，而这些是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组成商会或行会等“压力集团”游说或贿赂地方官员。而由于“搭便车”行为的存在，原子式的居民不可能有组成庞大利益集团的激励(奥尔森，1994)，这在实际生活中也表现为地方人大和工会的功能弱化。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认为企业是微观主体博弈方的主导者，即A>B。或者说，在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中，自变量——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实际上主要是辖区企业的满意程度。在没有利益集团和党派组织的情况下，个人很难发出政治声音，造成个人失语。 地方政府X2主要指中国省级或省级以下各级政府组织和行政主体。按照靳涛的划分法(靳涛，2003)，现阶段中国地方政府至少应包括下列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本文同样采取这种划分法。因此，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可以表示为U(X2)=(D,E,F)。按照中国目前的干部任用体制，上级政府的满意无异于西方政治家眼中选民的选票，是决定性的。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的满意程度同样对地方政府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辖区企业的“用税投票”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等行为与地方经济发展和税收增长有较强的正相关性，当然这些因素只有能够间接转变为上级政府以及辖区居民的“满意”才可能达到地方政府的最终目标。因此，辖区企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实际上存在台伯特(TieboutModel)选择问题。 先做两个假设：资金能够跨地区流动；自由投资者追逐高的资金回报。这样只须把台伯特模型中追求不同公共物品的公民替换为追逐高资金回报率的自由投资者(企业)即可。所不同的是前者追求较低税率与较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组合，而后者追求较低税率、较高服务水平与较高资金回报率的组合。与“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不同的是，在这里博弈主体双方的信息是互通的，并且对方行为可以预见。由于在现实中企业存在搬迁费用，该博弈为正和合作博弈。也就是说，积极支持辖区企业对地方政府和辖区企业是双赢的。 上级政府X3指某级地方政府的上级主管行政机构，当然也可能是中央政府。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假定社会总产出最大化C是其效用函数的惟一变量。当然这并不客观，至少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的三个变量(上级政府的满意程度D，微观主体的满意程度E，地方政府垄断租金最大化F)都应该包括在内，因为除非是乡镇政府，每一级地方政府都有下一级政府。但是，从权力归属上看，上级政府拥有对下属机构的控制索取权和剩余索取权，因此更加具有宏观性和全局性。并且，本文力图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框架内进行分析，所以上级政府的效用函数就简化为U(X3)=U(G)。 在分析完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三个主体之后，我们使得到了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基本框架，见图1。从公共选择理论看，政治家是为了继续当选而制定政策，而不是为了制定政策而当选。对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来说，这个论断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也有一定的客观性。前面已经提到，上级政府在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命上拥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并且目前经济增长速度和税收的数量是我国各级政府考察干部的主要标准之一。因此，地方政府有比较强的政绩显示需求。 在地方政府的辖区内，微观主体特别是企业无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在户籍制度有所放松和非公有资本基本可以跨地区流动的条件下，微观主体的跨区域流动选择的机会成本成为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约束条件之一。杨瑞龙认为，在转型期为了捕捉潜在的制度利润，地方政府有带领辖区企业进行制度创新的强烈冲动，因为潜在的制度利润很可能成为地方政府政绩显示的一部分，因此，地方政府成为“中间扩散性制度变迁”的主角(杨瑞龙，1998，2000)。而靳涛的微观“突破”和宏观“选择”同样证明地方政府在与辖区企业合作的重要性(靳涛，2003)。在此，地方政府代表辖区企业成为旨在捕捉潜在利润的而主动创新并制定行动方案的“第一行动集团”，而上级政府则扮演立法者和执法者的“第二行动集团”。达到进化安定均衡后，创新利润将在两类组织之间进行分配。 因此，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上，地方政府首脑力求通过各种措施(包括积极扶持辖区企业、争取上级支持和优惠政策以及制度创新等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政府行为)进行政绩显示，从而获得上级政府的认可。当然，在正常情况下辖区微观主体的“经济投票”只有通过政绩显示机制转化为上级政府的“政治投票”，地方政府首脑才能得到连任或升迁。从这个意义上讲，微观主体和上级政府都是地方政府的“选民”，前者间接投票，后者直接投票，当然后者是决定性的。 三、地方政策供给市场 本文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分析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假设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它既可能是因为对未知世界的无知，也可能是信息不对称，或者是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条件下基于成本一收益计算的“理性无知”。在这个假设下，本文引进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策供给的三个模型：仙女、半仙女模型(GoodandSemigoodFairyModel)、不确定世界模型(UnceamnWorldModel)和女巫模型(WickedWickModel)(乔且史蒂文斯，1999)。接下来，本文将结合中国地方政府运作机制的实际情况逐一进行分析。为了便于分析，在图1的基础上拓展出三个公共选择市场的整体分析框架(见图2)。 1.仙女、半仙女模型 仙女模型指的是政策供给者的作用只是解决市场不能解决或者不愿解决的事情，并且政府的行为是明智和理性的，其结果是帕雷托最优，即人们都从政府行为中受益，而没有人受损；而半仙女模型则实际上是卡尔多补偿原则，即在改变中有人受益，有人受损，但是受益大于受损。在政府集中精力提供市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时就会产出这种单向的社会总产出增大的效应，并且按照“瓦格纳定理”，随着人均GDP的增加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政府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提高。 2．不确定世界模型 该模型指由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有限理性从而导致的无谓损失。其主要特点是主观出发点是好的，但行为是非理性的，结果是破坏性的。严格讲，不确定模型中的无谓损失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在政府职责范围之内的(即弥补市场缺陷的领域)。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决策程序不规范，缺乏必要的科学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如，许多城市主干道的各种管道铺设问题，由于没有科学的规划，水、电、暖、通信管道各顾各家，拆了补，补了拆，从而造成了道路交通的拥挤和市政资金的大量浪费，这是典型的无谓损失。当然，如果某届政府为了节约成本，力求在短时期内树立市政形象，从而采取了“理性的无知”，下意识把困难和不便留给下一届政府，那么这种政府行为则带有严重的机会主义倾向，必须通过必要的民意听证和民主(地方人大)监督来解决。二是绝大部分的无谓损失发生在政府越位的领域。纵观世界经济史，政府主导的“赶超”与政府行为“越位”如影随形。尤其在发展中国家，地方政府一般不会坐等“马太效应”的发生，任凭本地区与发达地方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于是便会直接插手经济发展。一旦政府干预涉及市场自行配置有效的领域，就会发生无谓损失，甚至是人为的损失。比如，某地上年苹果价高，供不应求，当地政府便会实施“富民工程”(曹锦清，2000)强令农民每家每户种苹果，其结果可想而知——“果贱伤农”“富民工程”变成了“害民工程”。因此，在不确定世界模型中有两个要义：一是政府必须从市场配置资源有效的领域退出。二是即使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同样也存在“政府失灵”的可能。 3.女巫模型 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模型，它主要用来描述地方政府基于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而实施的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其后果完全是破坏性的。该模型具体到我国的地方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政绩显示，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西方国家(例如美国等)是在政府换届的同时保持同级议会的连续性(议会成员定期更换其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换)，并且议会掌握立法以及重大项目审批等控制权，制约和监督政府行为。这一点与我国目前地方人大、政府与党委之间“三位一体”的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言以蔽之，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决策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太受同级人大的约束，而主要听从上级政府的意志。由于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的原因，信息链条越长，信息渠道越窄，下级地方政府越有可能实施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地方政府并不受当地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两者是最有资格对地方政府行为进行评价和监督的群体)的直接和连续的监督，而上级则主要运用经济增长等指标进行考核。这时地方政府身处诱惑却又缺乏监督。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导致了大量的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例如，上届政府大肆举债，用于“四大风”(大马路、大楼、大广场、大草坪)而把还债的包袱留给下一届；本届市长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恨不能把土地全部卖光，下一届市长便无地可卖。二是政府中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经济行为。其表现主要是双边垄断和不对称信息、官员预算最大化(乔．B．史蒂文斯，1999)和传统计划管制条件下的既得利益。政府机构是某种公共服务的惟一并且是垄断的提供者，他们往往比上级官员和普通消费者掌握更多的关于某种公共产品的信息，这使他们得以勒索消费者(更多的收费)和敲诈上级领导(更多的预算)，况且更多的预算意味着更多的支出从而更多的政绩显示(尽管效率可能不高)。另外，在中国目前的政府机构中还存在着依靠旧的或新的管制体制创租的“分利集团”。并且这部分“改革对象”经常扮演着“改革者”的角色，但是为了固守既得利益，他们是改革实际上的反对者。奥尔森(Olson．M)指出了大量“分利集团”的存在会导致社会的滞胀和僵化，并强调其活动不是增加社会总收入而是减少社会总收入，与其说他们是“分蛋糕”不如说他们是有破坏性后果的“抢瓷器” 四、地方政策执行市场 越位与缺位是一对规范意义上的经济学术语，它们与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是相互依存的，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经济转型期，发展市场经济需要相应的政府职能配合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政府与市场的活动边界从来就没有固定的界碑。市场的私人特征和效率原则决定了政府的公共特征和公平原则，二者构成了资源配置的两种方式和两种价值取向。因此，研究政府职能的隐含前提是市场经济背景，对经济转型国家而言，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动态的政府——市场关系，换言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决定了政府的职能边界，从而也决定了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区间。从这个角度看，政府的经济职能定位具有的动态的历史性和发展性特征。 具体到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理定位，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这里涉及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事权划分问题。在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按照蒂布一马斯格雷夫的分层蛋糕模型(LayerCakeModel)，公共部门的稳定和分配职能由中央政府来执行，地方政府主要从事配置活动。因为低一级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较强的信息优势，他们更有能力提供反映个人偏好的公共产品组合。但是如果这个资源配置的结果不是由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来评价，那么就违背了各级政府分层配置资源的初衷。而在经济转型国家，需要考虑的因素则将更多一些，比如，随着主导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市场与政府在某些领域的进入或退出，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替代或互补等关系的变化都将成为确定地方政府合理职能定位的重要参数，理解这一点对分析政府经济行为的越位与缺位至关重要。 本文运用三个模型对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基本结论还是公共选择学派的套路：在市场失灵的领域，政府也有失灵的可能。在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必要的法制规范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有强烈的越位冲动。在财力和事权基本对称的情况下，一定领域的政府越位就意味者另一领域的政府缺位。如图3所示，阴影部分代表地方政府的合理定位区，即市场失灵的领域。1区代表地方政府的越位区。3区代表地方政府的缺位区。一般而论，在2区主要表现为仙女、半仙女模型以及不确定世界模型。在这一领域政府失灵的主要原因在于缺乏科学的论证、民意听证和民主监督程序(有限理性)。表现到地方政府具体的经济行为上便是一定程度的越位(1区)与缺位(3区)”。其后果是造成一些无谓损失，但是这些损失是与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它不仅与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技术水平有关，同时也与相应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有密切联系。1区则是政府行为造成社会损失的主要领域，3区可视为在缺乏民主监督的情况下的1区的副产品。在有限理性和短期行为的条件下，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直接后果都是对社会总产出的抑制和侵蚀，但是它们的成因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其对应的解决方式和政策建议也会大相径庭。对一些县级政府来说，有限的资金用来修建广场(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越位)便不能足额、及时地支付中小学教师工资(地方政府的合理支出范围)，从而造成公共服务的缺位。在政府越位区(市场有效配置区)，政府行为的机会成本是市场的有效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政府行为的损失是可以预见和测算的。那么，为什么要明知故犯?这便是女巫模型的精髓：地方政府在缺乏监督的领域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其自身的垄断租金最大化。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1．结论 经济一体化使地方政府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统一的大市场中的一个服务型的企业，这个“企业”与一般的市场主体面临着共同的生存环境——竞争性的优胜劣汰。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具备低成本运作和法制化、规范化的特点。谁能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更清晰的法律环境，谁就能更好地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变得有点像市场竞争中的餐馆了”(周镇宏，何翔舟，2000)。中国目前的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在动力，但是这种动力不是来自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直接的监督和评价，而是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变为政绩显示的经济指标。笔者无意否定广大地方干部为辖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谁来评价?目前地方政府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辖区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的受益人来评价，而是按照掌握着地方官员升降大权的上级政府的判断标准进行评判。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在地方政府行为中感同身受的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充分信息，而只能简化为类似于GDP、就业率以及社会稳定等片面的考核指标，并以此对地方政府首脑的升降提出决定性的意见，这就给地方政府留下了采取短期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广阔空间。 本文认为，在中国目前的地方公共选择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①在地方初级政治市场中，各级地方人大在公共选择中处于非主导地位，不能对同级政府构成有效的监督和约束，同时存在上级政府通过单纯经济指标考核地方政府和通过直接左右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简单化倾向。②在政策供给市场中，除由于地方政府的有限理性所造成的无谓损失之外，客观上存在着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利润最大化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③在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经济行为越位与缺位并存。 2．针对三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 第一，在对地方初级政治市场的修正中，有两点不容回避：一是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二是按照“无代表不纳税”的民主原则，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和约束实际上是对现实中的“铁三角”的修正和重构。本文注意到了地方人大与上级政府在对地方政府监督约束中的替代效应。前文提到，有效监督的必要条件包括：分治的(非一元化的)、平行的(非纵向的或上下的)、接近现场的(包括事前的)和信息对称的制度设计和配置。如果地方人大对政府首脑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这一前提条件能够成立，那么在对地方政府的监督和约束中，同级人大在这五个方面均比上级政府监督具有明显的优势。马寇宾斯和施瓦茨研究了两个非常重要的监督方式：警察巡逻和火警。警察巡逻的监督方式涉及具体的、经常性的巡视、探查和汇报等直接监督方式。然而，这种监督方式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因此，在实践中很少实行这样的监督。其替代方式是建立类似于“火警”(FireAlarms)的监督机制来约束和控制官僚机构。当选民和利益集团感到他们的利益被官僚机构伤害时，他们就会向政治委托人大声呼吁。这时，委托人就会很容易得到关于官僚机构的信息“火警”机制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将道德风险最小化的机制。因此，要借鉴“火警”机制，就必须突出各级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在地方公共选择中的主导地位，实行地方公共选择中的权力制衡机制配套措施，即鼓励各种行业和领域利益集团(特别是农民和城市弱势群体的利益代表集团)的建立和壮大，并按照法定程序进入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从而放大地方辖区内纳税人和公共产品受益人的政治声音” 第二，在对地方政策供给市场的修正中，应主要针对两个问题，即地方政府的届别机会主义和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纠正前者的思路是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纠正后者的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本文注意到，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截面上，地方政府的确具有理性人的人格化特征，但是在长期地连续观察下，现行的制度安排对地方政府前后届之间的经济行为连续性和行政稳定性方面并没有构成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基于政绩显示，地方政府有足够的激励在政府届别中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和短期行为。因此，在保证地方人大作为委托人的权威地位的同时，必须保持在代议制条件下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意志的连续性和政策的平滑运转。在这一方面，适当延长人大代表任职期限和连续不断地以较低的比例更换成员是较具可行性的制度选择。这种制度安排能够最大限度地稳定选民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预期，从而减少届别机会主义行为。换言之，在上级政府主导下级政府并同时换届的情况下，届别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制度上的内生性。同时，应建立规范而灵活的公务员任免机制，建立代理人机制，因为竞争性的公务员人才市场能够有效增加政府官员机会主义行为的决策成本。另一方面，修正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的有效途径是减少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空间，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例如，在2003年的全国开发区热的成因中，几乎到处可见法规政策不完善和不健全的影子，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没有发行公债的权利，但是几乎所有的中国地方政府都存在变通的融资行为(主要通过成立国有投资公司和以财政名义为企业担保商业银行贷款)，并业已积累了数以万亿计的政府债务。另外，是低征高卖的现行土地征用制度。地方政府投融资制度和土地征用制度正是开发区热的制度性助推器，也是开发区这种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运行成熟的模式移植国内后发生异化的制度性原因。因此，解决地方政府追求自身垄断租金最大化倾向问题的主要思路是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从产权经济学的角度看，在现行的制度安排中，产权最模糊的地方也是资源最容易被攫取和滥用的领域，从而也极容易演化为内生垄断租金的制度盲区(公有的悲剧)。从这个角度看，预算软约束也是产权残缺的逻辑结果。 第三，解决地方政策执行市场中地方政府越位与缺位并存的问题。从逻辑上讲，政策执行市场是初级政治市场和政策供给市场的结果，那么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中应内含着地方政策执行市场的弊端(越位与缺位)的自然解决。但是，到此为止仍然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①增强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势必会削弱上下级间的政府控制，在这种条件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功能如何发挥?②即使假定地方人大实现了对同级政府的有效监督和约束，那么由于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外部性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分工的越位与缺位如何解决?本文对此给出的思路是在满足对前两个地方政治市场的政策建议的基础上(构筑涉及各种利益集团的多层次的委托入主体；构筑地方人大与同级政府之间事实上的委托一代理关系；构建连续的、权威的委托人机制和流动的、竞争的代理人机制；建立产权清晰的、硬预算约束的制度环境)，建立规范的(相对于均等的公共服务)和相机抉择的(相对于经济波动)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可行的做法是，尽可能地把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关系纳入法制化的轨道，通过增加政府间纵向转移支付(同时要大力减少目前转移支付中的“基数返还”比重)力度来调控和约束地方政府经济的行为，而不是直接控制地方政府首脑的任免来控制和约束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从而在制度化的环境中使地方政府形成正确的政绩观。
成本效益原则是所有经济学概念的源头。唯有当行动所带来的额外效益大于额外成本时，你才应该这样做。“成本效益原则”是指在会计信息供给与需求不平衡的状况下会计信息供给花费的成本和由此而产生需求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保证会计信息供给所花费的代价不能超过由此而获得的效益，否则应降低会计信息供给的成本.拓展资料：1 、成本效益原则，就是要对经济活动中的所费与所得进行分析比较，对经济行为的得失进行衡量，是成本与收益得到最优的结合，以求获取最多的盈利。成本效益原则。从信息经济学角度看，即使运用作业成本法，也只能提供相对准确的成本信息而不能提供绝对准确的信息。确认的成本动因越精细，成本信息的精确性越高，则作业成本系统付出的计量成本（信息收集和分析成本）也越高。当选择某个成本动因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大于因选择该成本动因而增加的计量成本时，即应选择该成本动因；反之，就应放弃对该成本动因的选择。在实际工作中，成本效益分析可以采用差量成本分析法：假设用计量成本表示因选择了某个成本动因而要求计量的相关成本，用错误成本表示因没有选择某个成本动因而使产品成本的精确度下降，从而使企业管理当局做出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则差量成本即是选择某个成本动因与否的两个方案所形成的成本之差，即：差量成本=计量成本－错误成本。如果差量成本大于0，应放弃对该成本动因的选择；如果差量成本小于0，可以确定选择该成本动因。构建作业成本系统的目的并非拥有最精确的成本系统，而是力图使计量成本与错误成本之和达到最小。2 、实行成本效益原则，能够提高企业经济效益，使投资者权益最大化，它是由企业的理财目标决定的。3、企业在筹资活动中，在资金成本率和息税前资金理论率的对比分析问题；在投资决策中，有投资额与各期投资收益额的对比分析问题；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营业成本与营业收入的对比分析问题。因此，成本效益原则在各种财务活动中广为运用。
河大马院没有专科生。
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系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6个教研室。拥有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等研究机构和河南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培训基地。
学院教师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政治学研究》《哲学研究》《世界宗教研究》等高级别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学院先后获批国家和省部级项目百余项，出版学术专著98部，科研成果获省社科优秀成果奖30余项，其它奖项多项。
师资队伍：
学校现有教职工86人，专任教师76人。其中，教授、副教授53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70%；博士57人，占75% 。
省特聘教授1人，校特聘教授2人，博士生导师5人，河南省教学名师1人，河南省教师教育专家2人，河南省教学标兵11人，全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年度影响力提名人物1人，河南省高等学校优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4人，河南省社会科学年度影响人物1人。
以上内容参考：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官网——学校简介
我知道你是那个什么视频，那个视频隐晦的的说，jin等明星为搏出位“宽衣解带”什么的对吧？姑娘，首先，我得说，那个杂志是《ANAN》不是ANNA然后，那个是女性服饰杂志，就跟瑞丽米娜是性质一样的。而安安的封面拍摄本来就是以大尺度出名的。你这个问题问的味道很怪。idol拍摄杂志封面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事，那个杂志很有名，能去拍封面，一个是说这个idol很红，另一方面能提高人气。接这些通告是事务所的事，jin只是服从事务所安排罢了。那些你在视频里看见的照片是Jin拍的，但绝对不是什么不雅照，只是配上那个视频的解说你会觉得很色情，其实你客观的来看，只能说是性感罢了。而且，在仁之前，就有好几个j家的idol拍摄过安安的封面，有山p，松本润，我要是没记错的话，木村前辈也拍过。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立场如果你是黑，我不想说你什么。如果你是新饭，中国官方的一些报道对j家一部分idol的报道很失事，（新浪写手 舍人是典型的A黑）我就不明白了，什么叫宽衣解带啊？受得了女星比基尼，怎么就见不得男星拍大尺度封面啊？那还显示赤西仁他敬业热爱艺术呢！。如果你是jin的饭，这种对jin声誉有不好影响的问题请不要发到百度知道上面来，有事你可以去贴吧问。现在仁不在，他的声誉需要我们作饭的来维护
是1693期于今年1月20号发售
有，不只有，还露了白PP(*￣rǒ￣)但是个人很喜欢那一组大片
第一是：松本润 第二是：相叶雅纪 第三是：大野智 第四是：二宫和也 第五是：樱井翔 这个貌似是一个日本官方投票， 而且看百度贴吧排名也差不多是这样把~嗯。。这个么。。这个调查可能年代较久远了==|二宫的人气现在肯定能排第二了~好像他演了贫穷贵公子人气升了很高啊~~不过我看了贫穷贵公子喜欢上了樱井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