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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杂志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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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是千字百元,《收获》是千字300;《钟山》不太清楚不过。延伸:稿费[gǎo fèi] 报纸创刊之后,作者向报纸投稿,所得到的报酬,便叫作“稿费”。那些文人把文章卖给别人所得到的报酬,都叫做“润笔”。有些文人,还在各种文体上订明报酬的数目,名叫“润例”。

收获的稿费是千字200至300元;钟山的稿费最少是千字300元,诗歌是800元;人命文学的稿费大概是千字百元。稿费:报纸创刊之后,作者向报纸投稿,所得到的报酬。稿费最高的杂志为女友、知音。

编辑:《人民文学》编辑部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楼 邮编:100026 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 电话: 电子邮箱: 小说: 诗歌: 散文:

《人民文学》是千字百元,《收获》是千字300《钟山》不太清楚不过《钟山》更加容易一些

人民文学杂志最经典的文章

中国十大著名文学杂志有:

1、人民文学

《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是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国家一级文学期刊,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份文学期刊,主要刊登散文、诗歌、小说和报告文学等纯文学作品。

作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堪称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关键的文艺阵地,是文学发展的风向标,同时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突出贡献。

2、收获

《收获》由著名作家巴金和靳以在1957年创刊,是1949年后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的文学双月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性杂志,更是全国纯文学期刊中久负盛名的“四大名旦”之一。

当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几乎都跟《收获》有关系,例如老舍《茶馆》、王蒙《活动变人形》等,都是在上面发表的。余华几乎所有重要的作品都是在《收获》上发表的,苏童、王安忆也是。

3、十月

《十月》与《收获》《花城》《当代》,被联合赞誉为:全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十月》创刊于1978年,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办的第一家大型文学期刊,2004年起从双月刊改为月刊,以刊登中篇小说为主,兼顾其他文学体裁作品。

其发行量和影响力一直位居国内文学期刊前列,如果将几十年来的《十月》杂志的目录累积起来,几乎堪称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简史。

4、诗刊

《诗刊》不仅是国家级权威刊物,也是全国唯一的中央级诗歌刊物,1957年1月在北京创立。《诗刊》推出了一代代中国当代诗人,名篇佳作如林,为新中国诗歌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2002年起,《诗刊》由月刊改为半月刊。上半月刊重点发表诗坛名家和成熟诗人的精品力作,下半月刊则发表青年诗人的作品。该刊为中国文学杂志排名前十。

5、花城

《花城》是1979年创办的文学类刊物,是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也是全国纯文学期刊的“四大名旦”之一,发表了莫言、余华、王蒙等名家的重要代表作品。

有媒体评价说:多年来,《花城》始终以博大的胸襟和锐利的目光,兼收并蓄,采撷名篇佳作,准确及时地展现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和最新风貌;《花城》是引领新中国文坛流变的当之无愧的旗帜之一。

6、山花

《山花》是1950年创办的文学类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曾被誉为纯文学月刊中的“四小名旦”。该杂志从1994年改版以来,坚持“融文学精品与前卫艺术于一炉”,给中国文学界提供了独具个性的“文学精神与视觉人文”并重的双重文本。

杂志主要栏目有散文随笔、诗歌高地、文学自由谈、文学评论、山花论坛、精短篇、中篇精选、新面孔等。

7、长江文艺

这是创刊于1949年6月的“中国文学创作类核心期刊”,主要发表散文、小说、诗歌、文学评论,报告文学等作品。其主管单位为中国作家协会,主办单位为湖北省作家协会。该杂志务实与创新并举,现实主义与先锋精神兼容;奉行好作品主义,是日常休闲的理想读物。

8、钟山

国内知名文学刊物,1978年创办,是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创刊最早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其首发的作品曾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近百项文学大奖,在文学界赢得广泛好评。

作为中国十大文学期刊之一,《钟山》被誉为:引领汉语文学创作潮流的重要阵地,和世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窗口。

9、读者

《读者》是国内颇具影响力的期刊品牌,被誉为“国民读物”,隶属于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拥有各个年龄段和不同阶层的读者。

《读者》创刊三十周年之际,央视网评价说:《读者》对人生的影响是润物细无声的,它在创刊时,就站在了精神的“高海拔”上,在无数人身上找到了心灵契合点,它的外面是“西装”,但它里面中国的儒学思想。

10、萌芽

中国著名文学杂志,新中国第一本青年文学刊物,1956年创刊,1999年起与13所著名高校合办“新概念作文大赛”,挖掘出了韩寒、郭敬明等一批80后文化偶像。2015年7月起,杂志下半月刊休刊,由半月刊调整为月刊。

作为中国最好的文学刊物之一,《萌芽》曾连续获评上海市著名商标,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年度全国少年儿童喜爱的百种优秀报刊之一。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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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舌头》(黄惊涛)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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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花与舌头

作者:黄惊涛

豆瓣评分: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份:2011-4

页数:223

内容简介:

《花与舌头》主要内容包括变成虫子的人、有替身帮他活着的人、用身体做赌注的人、住在笼子里的人、因讲故事遭驱逐的人、偷阅他人爱情的人、没有舌头的人、被偷走姓名的人、、用头发为诱饵的人数时间的人和不允许说梦话的人等。

作者简介:

黄惊涛,生于1977年,文学硕士,现为南方报业传媒集团《mangazine·名牌》杂志副主编。本书中部分篇章连载于《人民文学》杂志,并获2010年“人民文学奖”。

《人民文学》杂志是中国国家级杂志,是代表中国文学期刊水平的标杆杂志。杂志创刊于1949年10月25日,第一任主编为茅盾,郭沫若受邀题写了刊名。杂志主要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随笔、诗歌与报告文学作品。

给《人民文学》投稿方法:《人民文学》编辑部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楼邮编:100026出版:人民文学杂志社电话:电子邮箱: 小说:诗歌:散文:要求:1、来稿要求论点明确、数据可靠、逻辑严密、文字精炼,每篇论文必须包括题目、作者姓名、作者单位、单位所在地及邮政编码、摘要和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和第一作者及通讯作者(一般为导师)简介(包括姓名、性别、职称、出生年月、所获学位、主要从事的工作和研究方向),在文稿的首页地脚处注明论文属何项目、何基金(编号)资助,没有的不注明。2、论文摘要尽量写成报道性文摘,包括目的、方法、结果、结论4方面内容(100字左右),应具有独立性与自含性,关键词选择贴近文义的规范性单词或组合词(3~5个)。3、文稿篇幅(含图表)一般不超过5000字,一个版面2500字内。文中量和单位的使用请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最新标准。外文字符必须分清大、小写,正、斜体,黑、白体,上下角标应区别明显。4、文中的图、表应有自明性。图片不超过2幅,图像要清晰,层次要分明。5、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采用顺序编码制,请按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编号。所引文献必须是作者直接阅读参考过的、最主要的、公开出版文献。未公开发表的、且很有必要引用的,请采用脚注方式标明,参考文献不少于3条。6、来稿勿一稿多投。收到稿件之后,5个工作日内审稿,电子邮件回复作者。重点稿件将送同行专家审阅。如果10日内没有收到拟用稿通知(特别需要者可寄送纸质录用通知),则请与本部联系确认。7、来稿文责自负。所有作者应对稿件内容和署名无异议,稿件内容不得抄袭或重复发表。对来稿有权作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杂志一个版面2500字,二个版面5000字左右。作者需要安排版面数,出刊日期,是否加急等情况,请在邮件投稿时作特别说明。8、请作者自留备份稿,本部不退稿。9、论文一经发表,赠送当期样刊1-2册,需快递的联系本部。10、请在文稿后面注明稿件联系人的姓名、工作单位、详细联系地址、电话(包括手机)、邮编等信息,以便联系有关事宜。

《风声》(麦家)电子书网盘下载免费在线阅读

资源链接:

链接:

书名:风声

作者:麦家

豆瓣评分: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8-8-1

页数:360

内容简介: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代表作

《人民文学》杂志首次全文登载的长篇小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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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代表作。2008年,麦家的长篇小说《暗算》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时,他的小说《风声》也获得《人民文学》杂志的年度小说奖和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此前一年,《风声》在《人民文学》发表,这是杂志创刊58年来第一次完整刊发长篇小说。

☆一部关于凡人与超人的小说,一座正反叙事的迷宫,一曲反抗孤独与绝望的悲歌。《风声》写的是一个人面对困局,如何反抗孤独和绝望,跳出命运的深渊。在内心的旷野里,每个人背后,都有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面对生活的残局,我们注定只能默默坚守,孤独前行。

☆被反复改编为影视剧的小说经典。2009年,《风声》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李冰冰、周迅、黄晓明等大批明星出演,成为中国内地商业电影的里程碑。2011年,改编电视剧《风声传奇》播出。2018年,新版网剧《风声》由企鹅影视投资制作完成,将对小说给出新的诠释。

☆“世界最美的书”设计师朱赢椿操刀改版,多次推翻方案,用心制作全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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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介绍】

面对残局,身处孤独与绝望之中,如何跳出黑暗的深渊?

《风声》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的长篇力作,曾多次被改编为影视和话剧作品。小说讲述了一个人如何在孤独与绝望之中,在责任的重压和现实的重重锁链之下,凭借强大的信念和天才的想象突围而去,如凤凰涅槃。作者以高超的写作技巧,迷宫般的叙事,还原了一段真假难辨的传奇故事。罗生门般的故事结构,柳暗花明的情节发展,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让此书成为当代中文小说的经典之作。此书曾获《人民文学》年度最佳小说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巴金文学奖,更是《人民文学》创刊以来首次全文登载的长篇小说。

看似我写了一群无情之人,而这恰恰是我最深情的作品。——麦家

麦家的小说是叙事的迷宫,也是人类意志的悲歌;他的写作既是在求证一种人性的可能性,也是在重温一种英雄哲学。他凭借丰盛的想像、坚固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演进的严密线索,塑造、表彰了一个人如何在信念的重压下,在内心的旷野里,为自己的命运和职责有所行动、承担甚至牺牲。——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授奖辞

《风声》具有强劲的叙事力量,它探索人的高度,塑造超凡脱俗的英雄,以对人类意志的热烈肯定和丰沛的想象,为当代小说开辟了独特的精神向度。——《人民文学》年度长篇小说奖授奖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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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推荐】

在尽可能小的氛围内,将条件尽可能简化,压缩成抽象的逻辑,但并不因此而损失事物的生动性,因为逻辑自有其形象感,就看你如何认识和呈现。麦家就正向着目标一步一步走近——这是一条狭路,也是被他自己限制的,但正因为狭,于是直向纵深处,就像刀锋。——王安忆

当很多作家以为小说情节与故事中蕴藏的秘密已开掘殆尽,以创新的名义把小说变成一种晦涩的文体时,麦家出现。他深入开掘了一个许多人浅尝辄止的题材领域,用自己独特的聚光灯将那么多秘密照亮,技术的,也是人性的。而这一切,都是用精彩的故事串连。一切都在故事树上闪闪发光。 ——阿来

麦家有力地拓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他把一些世界性的主题带进了中国文学,比如人类智力的荒谬和意志的傲慢。他把中国人所经历的战争与革命、阴谋与暴力化为了人类境遇的幽暗传奇。 ——李敬泽

早知道麦家的小说好看,但不知道好看到了这种程度。《风声》是我看过的最好看的间谍小说。——倪匡

麦家颠覆了我们对中国作家的传统印象,他写作的题材和价值是世界性的。——英国“企鹅经典”书系总监Alexis

作者简介:

麦家

1964年生于浙江富阳。

1986年开始写作,著有长篇小说《解密》《暗算》《风声》等。《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被译成30多种语言。《解密》《暗算》入选“企鹅经典”文库,是中国仅有的两部收入该文库的当代小说。2014年《解密》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全球年度十佳小说”,2015年获美国CALA最佳图书奖,2017年被英国《每日电讯报》选入“全球史上最佳20部间谍小说”。

麦家的小说具有奇异的想象力和独创性,人物内心幽暗神秘,故事传奇曲折,充满悬念,均被改编为影视作品。由其本人编剧的电视剧《暗算》和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影《风声》,是掀起中国当代谍战影视狂潮的经典之作,深受观众喜爱。

人民文学文章

十里长街送总里理课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9册第12课。

《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文选自吴瑛《在沉痛悼念的日子里》——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月号上。

该文选入1993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9册第12课。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他以崇高的品格,获得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1月11日,首都人民全部聚集到北京长安街送总理,场面十分感人。

扩展资料:

文中中心段落:

在这十里长街上,我们的周总理迎送过多少位来自五洲四海的国际友人,陪着毛主席检阅过多少次人民群众。人们常常幸福地看到周总理,看到他矫健的身躯,慈祥的面庞。然而今天,他静静地躺在灵车里,渐渐远去,和我们永别了!

灵车缓缓地前进,牵动着千万人的心。许多人在人行道上追着灵车跑。人们多么希望车子能停下来,希望时间能停下来!可是灵车渐渐地远去了,最后消失在苍茫的夜色中了。人们还是面向灵车开去的方向,静静地站着,站着,好像在等待周总理回来。

十里长街送总里理课文是人教版小学语文第9册第12课。

《十里长街送总理》一文选自吴瑛《在沉痛悼念的日子里》——这篇文章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1月号上。该文选入1993年人教版小学语文第9册第12课。

文章节选:

天灰蒙蒙的,又阴又冷。长安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挤满了男女老少。路那样长,人那样多,向东望不见头,向西望不见尾。人们臂上都缠着黑纱,胸前都佩着白花,眼睛都望着周总理的灵车将要开来的方向。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拄着拐杖,背靠着一棵洋槐树,焦急而又耐心地等待着。

一对青年夫妇,丈夫抱着小女儿,妻子领着六七岁的儿子,他们挤下了人行道,探着身子张望。一群泪痕满面的红领巾,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望着,望着……

文章背景

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新中国成立起,就一直担任政府总理。他以崇高的品格,获得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因病逝世,1月11日,首都人民全部聚集到北京长安街送总理,场面十分感人。

5年级下学期,那个时候是96年上半年

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9-26 14:33:00 ] 作者: 郁 勤 编辑:Studa_hasgo122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中国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影响着同时代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艺术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现代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散文、短篇小说、诗、通讯报告、电影剧本)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理论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研究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问题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历史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 “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教育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发展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科学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 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 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 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 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 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 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 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由这些人物的政治立场可以看出)。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 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 “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朱光潜)、《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自然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政治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中国“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社会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艺术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问题。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工业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内容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教育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自然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理论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李瑛,1952年8月号)、《朝鲜战地的报告》(巴金,1952年8月号)、《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巴金,1952年9月号)、《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设高潮,《人民文学》1955年3月号登出了《本刊为发起〈在工业战线上〉的征文启事》,坚持每一期都有反映工业建设战线上的文章。 此次征文活动持续了两年,配合政策、国情的需要将文学活动规范化、组织化,紧跟党的文艺方针来办刊。 随着对“胡风集团”的批判运动不断升级,虽然《人民文学》办刊内容侧重的不是理论建树,但它仍十分注重自己的理论权威。在对胡风的批判中,《人民文学》紧跟党中央的脚步,在期刊上接连几期发表了火药味极浓的批判文章:《胡风先生及其小集团曾经怎样斗争过?》(王智亮,1955年2月号)、《请脱下外衣来!》(丁力,1955年2月号)、《评胡风的“有关现实主义一个基本问题”》(王速,1955年3月号)、《在接受民族遗产问题上胡风怎样歪曲了鲁迅先生》(沛翔,1955年4月号)、《胡风——最阴险的敌人》(刘白羽,1955年6月号)等等。然而事实是在此种“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观念指导下的文学创作却难以产生既符合“赶任务”又具“艺术性”的文艺杰作,这一系列举措并没能从中挖掘出比较优秀的创作和培养出杰出的人民作家。作为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学刊物,它本应有自己的特色,但更多地却要受制于政治环境的约束,来自更高层的权力迫使《人民文学》不可能成为一个纯粹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虽拥有十分尊贵的文坛地位:“现在在国内国外,都把本刊看作一个代表新中国的文学方面的刊物。”《人民文学》(第2卷),1950年版,第3期。但社会上各种文学刊物均以《人民文学》为指南,这无疑使得刊物的运作更加谨慎。 《人民文学》自创刊起有一个重要的栏目——“读者来信”。“读者来信”虽然在报刊的版面栏目中已是司空见惯,但于《人民文学》而言则更显出重要意义。1950年6月1号版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编辑部的集体检讨:《改进我们的工作——本刊第一卷编辑工作检讨》,这次检讨是为了响应中央委员会《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并结合读者的批评意见而进行的。虽然《人民文学》才出版了六期,但编辑们丝毫不敢有所怠慢。从这六期里他们自我发现了许多问题,如缺乏有计划地组织理论批评,尽管这不是《人民文学》的中心任务所在。接着它还批评了组稿上存在的小说题材分布面狭窄(多写工人,农兵题材不多)的缺点。此时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工农小说在政治宣传上的功利性被强化到了极端的地步,成为跟在政治后面亦步亦趋的工具。 “进入当代,思想环境要求作家进一步放弃知识分子精神独立的幻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文学界、美术界、理论界的检讨之声不绝于耳。作家已没有可能以松弛的心态去从事精神生产。而心态又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作品的风貌和它所能达到的艺术高度。”〔9〕(P31)这样的创作环境迫使作家们纷纷生产出了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概念作品”“任务作品”。 从《人民文学》该阶段所刊发的作品来看,众多创作显露出那时知识分子已广泛地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的权力,默认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然而知识分子的思考,恰是现代文明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这时“人民文学”主流中普遍存在以肯定歌颂代替解剖批评,和气善言掩盖了激流中的矛盾冲突。但是应该看到,假使如此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此后一系列矛盾冲突逐渐浮出了水面并愈演愈烈,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使新中国全力建构的“人民文学”处于一个尴尬的窘境。 〔参考文献〕 〔1〕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孟繁华.众神狂欢——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现象〔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3〕刘宏全主编.中国百年期刊发刊词600篇〔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 〔4〕刘增人.40年代的文学期刊〔A〕.现代文学研究丛刊〔J〕.2003,(2). 〔5〕洪子诚.问题与方法〔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02. 〔6〕〔德〕菲舍尔·科勒克.文学社会学〔A〕.张英进、于沛.现当代西方文艺社会学探索〔M〕.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7. 〔7〕陈思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M〕.台湾:业强出版社,1990. 〔8〕蓝翎.了了录〔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9〕孟繁华.梦幻与宿命——中国当代文学的精神历程〔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人民文学杂志小说

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内当家 王润滋 《人民文学》第3期 卖驴 赵本夫 《钟山》第2期 一个猎人的恳求(鄂温克族)乌热尔图 《民族文学》第5期 飘逝的花头巾 陈建功 《北京文学》第6期 女炊事班长 简嘉 《青春》第8期 路障 达理 《海燕》第10期 黑箭 刘厚明 《人民文学》第5期普通老百姓 迟松年 《鸭绿江》第2期 山月不知心里事 周克芹 《四川文学》第8期 少年chen (女)舒群 《人民文学》第4期 大淖记事 汪曾棋 《北京文学》第4期头像 林斤澜 《北京文学》第7期 娥眉 刘绍棠 《长春》第1期黑娃照相 张一弓 《上海文学》第7期 爬满青藤的木屋 古华 《十月》第2期 飞过蓝天 韩少功 《中国青年》第13期 本次列车终点 王安忆 《上海文学》第10期 全鹿儿 航鹰 《新港》第4期 拜年 鲁南 《山东文学》第8期。最后一篓春茶 王振武 《芳草》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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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璞 《红豆》的主要内容简介:

1956年,作为新来的干部,江玫回到了阔别六年的大学母校。总务处为她安排的宿舍恰是她上学时住过的房间。房间内一切如旧,她在耶稣像后找到了自己当年放的小盒子,里面是镶着两粒红豆的银丝指环。她拿起这两粒依然鲜亮的红豆,往事像一层烟雾一样从心上升起,泪水遮住了她眼睛。

1948年,江玫上大学二年级,她的生活中闯进了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同屋、物理系大四学生萧素,另一个是萧素的同班同学齐虹。萧素以渐进引导的方式,启蒙了江玫的革命思想,鼓励她加入歌咏团唱《黄河大合唱》,在新诗社读艾青和田间的诗,带她阅读革命书籍,邀请她在诗歌朗诵会中扮演《火把》中的唐尼,让她参加墙报抄写、游行救护等工作。江玫从萧素的身上看到革命的力量,意识到萧的生活是和千百万人联系在一起的,非常炽热,似乎连石头也能温暖,从而产生了对共产党的认同。

与此同时,出身于资本家的家庭、有着一张清秀的象牙白色面孔的齐虹,以他在音乐和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赢得了江玫的爱情。二人爱得如痴如醉。但是,江玫日益感到两人的思想差距,其实早在爱情的初始,江玫就隐约感到某些方面她和齐虹的看法永远也不会一致。

逐渐的,除了自己的疑问之外,母亲和萧素的看法,也使她爱情心灵里的“空隙”更无法填满。无止境的争吵和哭泣,让爱情成为两人的折磨,她陷入无法取舍的挣扎,他不知么就闯进了她的生命,她也永远不会知道该如何把他赶出去。而一心想要独占江玫的齐虹更加焦躁,举止越来越专横。

北京解放前夕,萧素突然被捕,齐虹的反应让江玫清楚地意识到两人间的鸿沟无法跨越。与此同时,江母告诉了江玫她父亲死亡的真相。原来,十五年前,江父也是因思想罪被抓走,不明不白地再没有回来。父亲的屈死和母亲的眼泪,切身的家庭悲剧,让江玫更清楚自己的人生选择。最后,在国仇家恨的交错下,她坚定地拒绝与齐虹一起去美国,以“我不后悔”为两人的爱情画下了句点。

创作背景:

作家宗璞从大学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后以她感到文学的范围越来越窄,只能写工农,而且有模式。她认为与其写一些公式化的东西,不如不写。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她觉得可以依个人意愿写东西了,于是,结合平素的所见所感,她以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和校园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的十字路口的内心搏斗。在当年的年底,她完成了小说《红豆》。《红豆》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后,编辑们无异议通过这篇小说 ,将其作为“双百”方针的创作体现,发表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上 。

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宋如珊对这本小说的评价:

江玫、齐虹、萧素都是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但他们的家庭背景、处事态度、人生追求却不相同,三人聚合迸出的生命火花,交织成江玫的成长历程,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随着江玫的喜怒哀乐情绪起伏。而这种共鸣不仅来自宗璞小说展现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来自她坚持的“诚”和“雅”的创作主张,这些正是《红豆》迥异于1950年代概念化、公式化主流文学之处 。

这是一个有关革命与爱情的冲突的故事,作品通过大学生江玫与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讲述的却是一个在时代巨变面前知识分子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的故事。

作品运用倒叙的方式描写全国解放前夕女大学生江玫与银行家少爷齐虹之间的一段剪不断、理还乱的恋爱故事,小说以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主人公江玫与齐虹从相识,相恋到最后决裂分手的全过程。幻想、期待、甜蜜、痛苦、矛盾、悲伤……这一系列丰富的心理活动,在爱情和革命两条线索的交错发展下,小说真实而令人信服地记录下江玫性格与心灵的清晰脉络。

拨开纷扰的爱情雾霭,透露出的正是主人公热诚而透明的心,江玫的信仰与追求,也是祖国冲破黎明前的黑暗那个生机勃勃、孕满希望的年代里一代人拥有的共同的真诚信念,符合一代青年知识分子从迷惘到觉醒、软弱到坚强的思想感情发展逻辑。不但揭示了“爱情为革命服务”的主题,而且显示了人的本性和感情的丰富和复杂性。

《红豆》是宗璞创作的短篇小说,首发于1957年第7期的《人民文学》杂志。

小说以倒叙的笔法,讲述了北京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恋人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从而展现了在时代巨变面前,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艰辛而曲折的心灵历程。全篇充满温馨浪漫的情调和浓郁含蓄的人情味,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唯美的风格。

创作背景:作家宗璞从大学开始创作小说,1950年后以她感到文学的范围越来越窄,只能写工农,而且有模式。她认为与其写一些公式化的东西,不如不写。1956年“双百”方针提出后,她觉得可以依个人意愿写东西了,于是,结合平素的所见所感,她以自己熟悉的知识分子和校园生活为题材,创作小说来表现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的十字路口的内心搏斗。

在当年的年底,她完成了小说《红豆》。《红豆》送到《人民文学》编辑部后,编辑们无异议通过这篇小说 ,将其作为“双百”方针的创作体现,发表在1957年7月《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上。

作品主题——小说讲述的是北京解放前夕,大学生江玫与恋人齐虹由于生活态度和政治立场的分歧而导致的爱情悲剧。但“爱情”只是表现形式,并非作品的主题,作者是以知识分子的叙事视角,透过凄美的爱情故事,曲折隐晦地表达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面对人生艰难抉择时的内心矛盾,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进行自身的血肉搏斗的痛苦,以及作出正确选择后的欢乐   。

在江玫的成长过程中, 革命者萧素和男朋友齐虹分别代表着革命和爱情两种力量,他们对她进行着完全相反的牵引。萧素将她带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促成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清纯少女走入广阔的社会,齐虹则是以爱和艺术的力量力图将她带入一个更加狭小的世界。

作家非常细腻地描写了江在这两个方面的感情变化过程。一方面,她在萧素的引导下,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主动地参加到社会活动中,最后在抗议国民党屠杀青年学生的游行中走到了队伍的前列。另一方面,江玫与齐虹的感情越陷越深,矛盾也越来越尖锐,但“他们的爱情正像鸦片一样,使人不幸,而又断绝不了”。

终于,是留在北平迎接排山倒海般压过来的解放军,还是答应齐虹远走美国,她勇敢地做出了自己的抉择。需要注意的是,江玫自始至终不是一个“女英雄”,当她快乐地迎向革命生活时,却又仍会睹物思人,感伤往日恋情,这种复杂的情感也间接传达出当时抉择的痛苦。

对于江玫造成人生重大影响的两股力量,作家并没有拘囿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基于一种苍白的观念进行概念化处理,做出简单价值判断。

与常见的革命者形象不同,萧肃给予江的并不是苍白的理念,而是让江感到她 是给人以安慰、知识和力量,是通过一种人性的关怀把她带入一个新天地。而对于齐虹,作者对他自私、专横本性的暴露也处理为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贴上一个基于阶级分析的标签。更重要的是,作者同样注意到在恋爱过程中其性格多重侧面的表现,彰显出人性的复杂

参考资料:红豆 (宗璞的小说)-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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