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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论文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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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舞伎论文的参考文献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日语人才急需,掌握日语成了刻不容缓之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日语开题报告范文,欢迎阅读。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语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语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语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语。借用语。日本では、広义には,汉语を含まれるが、狭义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语を言う。现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记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 引言

2 外来语的定义

3 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 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 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消极方面

a 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 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 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 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3铃木孝夫.闭ざされた言语:日本语の世界[M].东京岩波书店,2000

4皮细庚. 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冰.相识日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7郑成 .浅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8朱京伟 .日语词汇学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题目:日本固有のものの中国语訳について

三、题目来源:真实 □、 自拟 ■ (二选一) 简历大全

四、结业方式:设计 □、 论文 ■ (二选一) 开题报告

五、主要内容:

本课题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汉语中一些来源于日本的外来词。对这些外来词进行分类研究,并就外来词中翻译的不准确,有异议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翻译建议。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很多,有的是纯粹来源于日本本民族文化的外来词,像“歌舞伎”“寿司”“榻榻米”等。有的是词源来源于西方,经由日本翻译,后被中国采用的外来词,像“民主”,“科学”“大本营”等。如果统统作以分类研究的话,一来工作量繁重,二来枝杈太多,难下定论。作以本课题只就前一种情况,即来源于日本本民族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对其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探讨。本文大体上拟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破题部分,即说明此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前提。主要是对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作以归类,并指明本课题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从直译和和意译两方面的外来词分别举例分析。总结适用于直译和意译的一些规律。通过具体例子,指明意译中一些翻译不恰当,有歧义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

第三部分将就翻译中还需要说明和考虑的一些其他问题作以探讨。众所周知,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本部分将从三章论述。第一,中日两国对于外来语的不同态度。第二,中日语汇间的复杂关系。第三,外来语的引入对于文化间的交流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

第四部分,对一些外来词的进行有趣的比较。如“日本料理”和“日本菜”,“章鱼烧”和“章鱼丸子”,“刺身”和“生鱼片”等。

第五部分为该课题的总结及展望,外来词的吸收不仅需要翻译技术的硬件支持,还需要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加深。

PS:任务书就主要内容和参考文献部分需要自己写,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1先行研究

日本国内における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范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正式提出经过了漫长的过程。相对于有形的物质类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容易受到破坏甚至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迫在眉睫,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鼓励在保护中利用,以利用促进保护。下面我们来看一篇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希望对你有帮助。

题目: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策略研究

【内容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血脉。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互联网无处不在的时代,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介绍了日本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经验,我国可以借鉴日本的先进做法,从互联网背景、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培训计划、少年儿童走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海外传播四个方面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策略。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互联网;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作为文化的一种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一直与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等融为一体,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记忆。

近些年来,“非遗”一直是个热词,非遗的保护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

在传统村庄减少、农耕方式替代的时代背景下,非遗的保护和传承也要与时俱进,创造出具有时代意义的、符合当代人审美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非遗,使非遗融入现代生活,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

一、非遗活态传承的意义

非遗的活态传承是指非遗的产生、发展在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环境中进行传承与发展,其最终目的是保护非遗。

非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活态呈现的重要内容,是中华民族血脉和情感的主要体现。

非遗不是文物,不是凝固的。非遗历经千百年的文化流变,是动态的、可变化的,在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各时代的传承人群在与历史、自然等环境的互动中不断对非遗进行再创造。

一方面,非遗项目需要在创新和传承相结合的良性互动中,为当代人理解和认同,真正实现活态传承。

另一方面,非遗的活态传承也要杜绝过度商业化的倾向。

例如,在一些旅游景点,“泼水节”“火把节”天天上演,那只是“表演”,而非“过节”;带有恶搞甚至低俗性质的婚庆习俗强拉游客参与,目的就是让游客为名目繁多的消费项目买单,早已失去了展示非遗项目、让游客了解认识非遗的初衷。

这种纯粹为了赚钱、改变非遗性质的所谓创新,实则是对非遗的严重破坏,在非遗的活态传承中是要坚决摒弃的。尊重非遗,保护和传承非遗,核心是保护传承人,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保护传承人群获得收益的权利,在保护和传承中实现非遗的创新性发展。

二、日本非遗活态传承的经验

日本是世界上文化遗产保护走在前列的国家,重视非遗的活态保护,他们的许多做法都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创新求变的传承之路。

以传统手工技艺为例,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的传统金属工艺、漆艺和陶艺制作时使用天然材料和传统技法,对器物形制、色泽、纹样进行改良创新以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和人们审美取向的改变。

1974年日本颁布了《传统工艺品产业振兴法》,1992年国会进一步修正该法律,加大了扶持力度。日本的传统手工艺坚持创新求变,因此多年来发展良好。

(二)“人间国宝”的认定和保护。

非遗依托于人本身而存在,是“活”

的动态文化,其声音、形象和技艺存在于从事它们的人身上,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性”的核心因素。

日本在非遗的保护中非常重视传承主体,强调对传统文化持有人的保护。

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日本将那些具有高超技能,能够传承某项文化的“身怀绝技者”,称为“人间国宝”.

日本的这些“人间国宝”对所传承的技艺予以记录、保存并公开。

日本 *** 每年给这些“人间国宝”200万日元补助金,用来培养和传承继承人。因此, *** 监督该笔款项的使用情况,“人间国宝”

每年要向 *** 报告该笔款项的用途。日本对“人间国宝”的认定和扶持有力推动了日本非遗的传承发展,“能乐”、“歌舞伎”、“狂言”这些日本传统的艺术表演由此得到了很好的保护。

(三)非遗保护中的儿童意识。

非遗的活态传承不仅是少数核心传承人的保护,还关系着培养传承群体,特别是传承群体中的少年儿童。

日本非常重视对传承群体中少年儿童的培养,为中小学生提供体验传统艺能的机会。

例如“歌舞伎”,2001年开始举办以中学生为对象的“歌舞伎讲习会”,从2002年起,“歌舞伎讲习会”拓展到小学生,并且每年都予以实施。

日本中小学在课程设置上也非常重视日本传统文化的学习,设立了传统工艺品课程,加深中小学生对民族传统文化的感性和理性认识,培养他们从小对传统文化的喜爱和亲近之情。

三、我国非遗活态传承的策略

(一)互联网背景下非遗活态传承。

在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更加贴近年轻人、更加符合时代发展要求,被当代人特别是年轻一代接受与选择,拓展其生长空间,以真正实现非遗的价值。

微信推送、淘宝开店、视频课程,是许多非遗项目都在尝试的互联网背景下活态传承的新途径。

以桐乡竹编的传承之路为例,竹编传承人钱利淮和他的团队开创了竹芸工坊,让竹编从小众作坊走向大众传承。

他们根据受众的年龄和基础编写了生动直观的竹编网络课件,开设竹编私房课的网络直播教学,并在“竹芸”微店上推出竹编DIY商品。钱利淮开创的“互联网+竹编”的传承形式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普通大众可以根据需要在网上选购竹编材料,按照网络课程自己在家学习竹编。

浙江桐乡推出了非遗项目专题传习班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剪纸、桃核雕刻、蓝印花布印染技艺、木雕、麦秆画,最大程度地满足公众对非遗以及传统文化的需求。

非遗项目通过互联网汇聚人气,扩大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到非遗项目实体店;通过非遗项目实体店的展览、展示,创造一种审美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传统、对于历史的敬畏,形成互联网与实体店的良性互动发展。

社交媒体公众账号、移动终端应用程序这些途径让非遗越来越进入普通公众的视野。

例如,浙江象山的非遗订阅号“象山非遗”,信息发布频率很高,阐释质朴而到位,策划很接地气。

中央美术学院发布的《中国古典家具》APP大受欢迎,这个APP运用游戏的手法,实现明代榫卯家具的完成过程,在带给人们娱乐游戏的同时,使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木作的“灵魂”---榫卯的技艺。

这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明代榫卯家具APP,是数字化背景下将现代新技术与非遗中的传统文化元素相结合的成功典范。

这个明代榫卯家具APP,使用户短时间内能够直观的认知榫卯家具的结构和组合,让非遗真正走进现代生活,实现了非遗的活态传承。此外,通过开发非遗游戏软件来扩大非遗在儿童、青年人中的传播。

例如:南通蓝印花布的游戏软件收录了近千种蓝印布典型图案,该软件还可用在苏绣、云锦等非遗项目中。

(二)实施非遗传承人群的支持和培训计划。

人是非物质文化的载体,传承人是确保非遗活态传承的核心问题。

除建立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之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第29条规定了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

目前,文化部已命名了4批共1986名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国家自2008年起,补助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每人每年8000元,2016年起提高为每人每年2万元。

非遗的传承仅靠为数不多的代表性传承人作用甚微,还需要积极培养非遗持有者、从业者等非遗传承人群,通过非遗传承人群来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2015年,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以下简称“研培计划”

)正式启动,该研培计划是文化部联合教育部专门针对非遗保护发起的。

研培计划有助于提高非遗传承人群的技艺能力,有助于非遗传承人群深入领会传承项目的文化内涵,从而增强非遗活态传承的持久动力。

(三)非遗走进少年儿童。

非遗的活态传承要在少年儿童中扎根。聘请民间艺术家走进课堂为中小学生常年授课,教授传统手工艺课程,为学校里的少年儿童讲好民族文化的每一课。

在符合条件的中小学建立传统文化基地,将非遗烙印在少年儿童心中,鼓励中小学生从小就树立保护传承非遗的意识。

充分利用民俗、节日,让少年儿童在非遗实践环节参与技艺体验,在体验中培养少年儿童对非遗的兴趣爱好。

建立非遗博物馆,展示非遗项目的图文及实物,举办非遗项目展示展演互动活动,点燃少年儿童非遗教育的火种。通过深入认知和参与非遗项目,使少年儿童成为非遗活态传承的后备力量。

(四)非遗的海外传播。

将中国的非遗向世界传播推广,是进行国际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

以非遗项目剪纸为例,剪纸在中国多地广泛存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也有剪纸。

以剪纸为媒介,可以很好地起到文化交流沟通的作用。

在中国剪纸推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央美术学院通过剪纸与世界进行沟通交流,十多年间与不同国家进行以剪纸非遗为主题的创作合作,将剪纸作为国际间交流共有的文化背景。

这既推动了中国剪纸走出去在海外的传承,也促进了世界对中国剪纸艺术的认同与接纳。

从营销策略来看,将非遗产品上传到网络平台,除供应国内市场外,还远销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为非遗的传播提供了极为宽广的领域。

【参考文献】

[1]王英杰。浅析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J].理论界,2013(4):67

[2]陈又林。从日本经验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J].神州民俗(学术版),2012(3):10~12

[3]徐继宏,薛帅,郑蕾。“走进非遗第一线”振兴传统工艺浙江行纪实[N].中国文化报,2017-06-08

[4]郑海鸥。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让非遗活起来传下去[N].人民日报,2017-06-08

参考文献规范格式一、参考文献的类型参考文献(即引文出处)的类型以单字母方式标识,具体如下:M——专著 C——论文集 N——报纸文章J——期刊文章 D——学位论文 R——报告对于不属于上述的文献类型,采用字母“Z”标识。对于英文参考文献,还应注意以下两点:①作者姓名采用“姓在前名在后”原则,具体格式是: 姓,名字的首字母. 如: Malcolm Richard Cowley 应为:Cowley, .,如果有两位作者,第一位作者方式不变,之后第二位作者名字的首字母放在前面,姓放在后面,如:Frank Norris 与Irving Gordon应为:Norris, F. .;②书名、报刊名使用斜体字,如: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English Weekly。二、参考文献的格式及举例1.期刊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J].刊名,出版年份,卷号(期号):起止页码.【举例】[1] 王海粟.浅议会计信息披露模式[J].财政研究,2004,21(1):56-58.[2] 夏鲁惠.高等学校毕业论文教学情况调研报告[J].高等理科教育,2004(1):46-52.[3] Heider, . . The structure of color space in naming and memory of two languages [J].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1999, (3): 62 – .专著类【格式】[序号]作者.书名[M].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举例】[4] 葛家澍,林志军.现代西方财务会计理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42.[5] Gill, R. Mastering English Literature [M]. London: Macmillan, 1985: .报纸类【格式】[序号]作者.篇名[N].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举例】[6] 李大伦.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性[N]. 光明日报,1998-12-27(3).[7] French, W. Between Silences: A Voice from China[N]. Atlantic Weekly, 1987-8-15(33).4.论文集【格式】[序号]作者.篇名[C].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8] 伍蠡甫.西方文论选[C].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2-17.[9] Spivak,G. “Can the Subaltern Speak?”[A]. In L. Grossberg(eds.). Victory in Limbo: Imigism [C].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10] Almarza, . Student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knowledge growth [A]. In and (eds.). Teacher Learning in Language Teaching [C].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学位论文【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研究报告【格式】[序号]作者.篇名[R].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2] 冯西桥.核反应堆压力管道与压力容器的LBB分析[R].北京:清华大学核能技术设计研究院, 1997:.条例【格式】[序号]颁布单位.条例名称.发布日期【举例】[1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期刊管理办法[Z].1991—06—058.译著【格式】[序号]原著作者. 书名[M].译者,译.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份:起止页码.三、注释注释是对论文正文中某一特定内容的进一步解释或补充说明。注释前面用圈码①、②、③等标识。四、参考文献参考文献与文中注(王小龙,2005)对应。标号在标点符号内。多个都需要标注出来,而不是1-6等等 ,并列写出来。最后,引用毕业论文属于学位论文,如格式55.学位论文【格式】[序号]作者.篇名[D].出版地:保存者,出版年份:起始页码.【举例】[11] 张筑生.微分半动力系统的不变集[D].北京: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研究所, 1983:1-7.希望能帮到你。。。。

京剧和歌舞伎差异论文参考文献

京剧是有徽剧演变的,乾隆年间(1840年前后)形成的。歌舞伎一般认为起源于江户时代初期(江户时代是江户幕府统治日本的年代,由1603——到1867),出云的巫女阿国是歌舞伎的奠基始祖。最初是在能乐的舞台上演出的念佛舞蹈。后来由于,阿国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引起众多卖艺女子争相模仿,因而产成了女歌舞伎。两种艺术,起源完全不同,没有渊源。具体请参考百度百科:《歌舞伎》和《京剧》。

在亚洲国家的传统戏剧中 ,中国的京剧和日本的歌舞伎无论是在表现形式上还是表现理念上都有十分相似之处。本文就两种戏剧的艺术特征及舞台结构形式的差异谈谈浅见。一、京剧与歌舞伎的艺术特征1 多种艺术要素的综合中国京剧是融诗、歌、舞、剧于一体的综合舞台艺术。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 ,京剧博采昆、汉、徽等地方剧种之长 ,吸取杂技、曲艺等多种艺术要素 ,形成了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手段来演故事、塑造人物形象的综合性舞台艺术形式。被称为日本三大传统艺术形式之一的歌舞伎 ,它承继了能乐、狂言、人形净琉璃 (文乐 )的艺术之长 .

马上教论文了,没有写过~~ 没有写过干嘛交啊。本来也不一样。。。。无言

西安外事学院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开题报告二级学院:xxx学院专业班级:英本xx学生姓名:xxx学 号:0701010100xx选题题目: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Tea Culture中日茶文化之对比研究1、选题目的及意义(含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分析)选题目的及意义:本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自古以来, 日本的文化就深受中国的影响。但是近几年,由于国际及国内的各种原因,各个国家的文化纠纷事件层出不穷,甚至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包括战争。本文收集了多方面的资料,旨在通过研究茶,来让读者清醒理性认识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让他们学会分析一个国家的文化。从而形成和谐、理解、宽容的国际环境。日本的饮食与中国许多相同之处,同时又存在很大差异。本文从中国和日本茶的起源,发展,及各饮茶细节等着手,分析了中日茶文化的相同与不同之处,最后提出中国和日本对茶的发展、对其内涵的丰富、以及茶的传播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国内外研究现状:茶作为世界三大饮品之一,国内外已对于茶文化的研究层出不穷。在唐代,陆羽的《茶经》对茶的形成以及发展做了很具体的调查研究,做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在此以后,茶便逐渐形成了独立的学科,茶文化学应运而生。在国外,日本继承了中国茶的优良传统,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饮茶文化——茶道。在欧美等国家大学里,关于茶文化的研究也屡见不鲜。2、选题基本内容和技术方案中国茶文化是中国制茶、饮茶的文化。作为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饮茶在古代中国是非常普遍的。中国的茶文化与欧美或日本的茶文化的分别很大。中华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不但包含物质文化层面,还包含深厚的精神文明层次。唐代茶圣陆羽的茶经在历史上吹响了中华茶文化的号角。从此茶的精神渗透了宫廷和社会,深入中国的诗词、绘画、书法、宗教、医学。几千年来中国不但积累了大量关于茶叶种植、生产的物质文化、更积累了丰富的有关茶的精神文化,这就是中国特有的茶文化,属于文化学范畴。日本茶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十六世纪,但茶叶的传入则是由遣唐使来完成的。日本古代没有原生茶树,也没有喝茶的习惯。自从奈良时代的遣唐使们把茶叶带回日本之后,茶这种饮料就在日本生根发芽了。平安时代初期,遣唐使中的日本高僧最澄(公元七六七年~八二二年,日本天台宗始祖)将中国的茶树带回日本,并开始在近畿的坂本一带种植,据说这就是日本栽培茶树的开始。到了镰仓时代,禅僧荣西在中国学到了茶的加工方法,还将优质茶种带回日本传播。他于公元一二一一年写成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 中国的茶文化来自平民大众的日常习俗,而日本则恰恰相反,饮茶文化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就如同明治年间的资本主义改革。茶在刚刚传到日本的时候完全属于奢侈品,只有皇族、贵族和少数高级僧侣才可以享受,茶道被当作一种高雅的先进文化而局限在皇室的周围,内容与形式都极力模仿大唐。自镰仓时代开始,在思想上受到《吃茶养生记》的影响,将茶尊奉为灵丹妙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而茶叶种植的高速发展也为茶走入平民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段时间,饮茶活动以寺院为中心开始逐渐普及到民间。现今日本比较著名的茶道流派大多和千利休有着深厚的关系,其中以里千家最为有名,势力也最大。自千利休在秀吉的命令下剖腹自杀之后,千家流派便趋于消沉。直到千利休之孙千宗旦时期才再度兴旺起来,因此千宗旦被称为“千家中兴之祖”。到了千宗旦的晚年,他隐居之后,千家流派便开始分裂,最终分裂成三大流派,这就是“三千家”的由来。英文提纲:ⅠⅡⅣ Conclusion3、工作进度安排(1) 本学期第十四周:开始撰写论文。(2) 下学期第五周:进行中期检查。(完成任务50%以上)。(2011年3月29日至4月4日)(3) 下学期第七周星期一:学生向导师交论文一稿。(4月12日)(4) 下学期第七周星期五:导师向学生反馈修改后的一稿。(4月16日)(5) 下学期第八周星期一: 学生向导师递交论文二稿。(4月19日)(6) 下学期第八周星期五:导师向学生反馈修改后的二稿(终稿)及给出论文评语。(4月23日)(7) 下学期第九周星期一至星期二: 完成毕业(设计)论文的评审、答辩及成绩评定。(2011年4月26日—27日)4、指导教师意见指导教师签名:200 年 月 日5、二级学院意见院长签名:(学院公章)200 年 月 日注:此开题报告二级学院存档,备查。

日本歌舞伎文化论文开题报告

歌舞伎在日本跟京剧在中国作为传统戏剧是类似的,所以你可以从历史性,社会性,传播文化,传承传统上讲,可以结合当代歌舞伎界在日本社会的影响和歌舞伎演员的社会生存状态谈。

日本是从一个家庭制度扩大组织发展起来的万世一系之国。日本皇统制度的政治、经济、文化,是在一个系统连贯接续的基点上向前沿伸的历史。日本歌舞伎是以日本奈良时代与平安时代的大宫文化为背景的舞乐,镰仓时代与室町时代的武家文化养育的能乐、狂言,江户时代生成的人形净琉璃,这四种日本传统古典民间艺能的集大成。歌舞伎是继日本的舞乐、能乐、狂言、净琉璃之后生成的民族戏剧。歌舞伎的艺术变化过程,始终未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这条根,歌舞伎的艺术发展道路,始终与日本万世一系的皇权统治相辅相成。 一 歌舞伎生成于中国文化的根 日本传统艺能的“芝居”样式的诞生、发展、生成,都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有着历史悠久的渊源。日本的舞乐、能乐、狂言,就是在全面吸收中国文化精华的基础上,与日本自身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而生发出来的民族戏剧。歌舞伎又在综合了舞乐、能、狂言、净琉璃的“芝居”样式基础上,直接吸收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营养,再经摄取、消化、分解,和谐融人日本江户庶民的审美情趣,纳入艺术再生的轨道而重新创造的日本民族戏剧。 中日两国政治、经济、文化交往的历史,最早能追溯到日本史前相当遥远的原始时代。中国文化与日本具有划时代的交往,是从日本神功皇后征伐三韩时开始的。日本弥生时代,是中国农耕产品、金属文化传入日本的时代。日本早期佛教文化时代,是日本选派遣隋使、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的时代;是中国唐代文化的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向日本全方位地输人时代。 因此,具有世界观念的中国隋唐佛教文化便能控制了日本佛教文化时代近一个世纪之久。继日本佛教文化时代之后的平安时代,是日本接受中国唐代文化全面影响的时代。中国隋唐文化的多层渗透,对日本民俗艺能的“舞乐”形成产生了深远的重大影响。 在歌舞伎之前,“伎乐”作为主要民俗文化在日本流行。日本的伎乐,就是中国古代乐舞经由朝鲜半岛传入日本的。伴随着中国佛教文化与佛教音乐陆续传入日本,公元538年,日本伎乐又与佛教音乐相互交融形成了日本的“邦乐”。虽然现在日本不再演出邦乐,却保留了邦乐演出的历史资料。日本的乐舞也是经由中国传入日本的,这就是日本舞乐样式与中国乐舞形式相仿的根因。中国古代民间乐舞“散乐”(中国的百戏),是在公元8世纪,随同日本回国遣唐使和赴日本的中国唐代乐师,传进了日本。 正因中国古代乐舞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便使日本的民俗艺能,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中吸取了丰富的文化营养,井产生了日本的伎乐、舞乐,散乐。最后又生发出日本的“猿乐”。所谓猿乐,便是日本古典芝居“能乐”、“狂言”的原始雏形。 13世纪初期,日本处于新武士阶级的统治时期,随着日本贵族阶级统治权利的衰落,带有武士阶级统治的新兴民众文化应运而生。在日本贵族文化与新兴民众文化相互执争的百年之后,中国明代的禅宗僧人与禅宗教义便将中国宋、元两代传统艺术文化传入日本。中国禅宗佛教文化,由于日本武士文化的乐于采纳,便成为14世纪日本文化的主流。日本室町时代(15世纪一16世纪),是中国禅宗佛教文化被日本文化吸收凝炼的时代。在中国宋、元文化的影响之下,“能乐”与“狂言”的戏剧舞台形式,就在这个时代创造完成。 16世纪日本国内军阀混战,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这三位日本历的杰出人物,既统一了日本封建社会,又相互吞并了对方的统治。值得关注的是:最后在德川幕府的统治时期,是以中国朱熹注释的孔子学说作为理论基础,竟统治了日本长达250年(1615—1867)。在德川幕府封建锁国政策统治下的日本江户时代,日本只同中国、荷兰从事商品贸易的往来。日本对其它各国采取政治经济文化的封锁政策,成为中国文化向日本渗透的契机。日本长崎出岛是中日贸易媒介之地。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作品便随同中日商品经济的贸易往来,明暗相兼地输入日本。如: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的美术绘制品;中国丝绸的绵绘衣料;民间故事“牛郎织女”的工艺品;中国戏曲的精巧道具和装饰品,都成为中日贸易的附属品输人日本。 德川幕府统治时代,安定的社会生活,城市商业的繁荣,庶民生活的提高,使市俗文化得以倡导。于是日本文化的中心,随同德川幕府的迁移也从京都移到江户(东京)。江户,便成为日本建立的新文化蓬勃兴起的基地。歌舞伎便是在这个文化基地产生的戏剧原形。 17世纪是日本对中国文化极为感兴趣的时代。中国白话文的出现,曾经在日本引起强烈的反响。日本应神天皇就大力提倡推祟信奉中国的《论语》、《千宇文》。日本宣政时期出版的《唐士奇谈》,就是中国戏曲《千字文西湖柳》文学剧本的翻译版本。 18世纪的日本文政时期,歌川国芳根据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水浒传》中108个粱山好汉的人物性格,生动地描绘出富有个性的典型人物肖像。 歌舞伎在创造民族艺术的历史进程中,从诞生的16世纪至19世纪,始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因此,无论是从歌舞伎的传统演出剧目,还是在歌舞伎的演剧舞台,都留有一定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痕迹。 例如:深受日本民众喜爱的中国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曾经分别在日本舞乐、能乐、狂言、歌舞伎的舞台上上演。根据日本戏剧史料记载,天文十三年(1544)在日本奈良多武峰的妙乐寺,就曾以歌舞剧形式,演出了大风流《玄宗皇帝幸月宫事》。在能乐舞台上演出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爱情题材的剧目有:《明王镜》、《御恼杨贵妃》、《玄宗》。用狂言的戏剧形式,在舞台上演出的剧目是《玄宗皇帝》。以李、杨爱情故事作为戏剧内容的歌舞伎剧目有:《玄宗皇帝花车》、《太和守日记》。歌舞伎的传统剧目《国性爷合战》,是元禄歌舞伎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的戏剧作品,戏剧内容取材于中国明末时期思宗烈皇帝之子——福王,与其父争夺皇位的历史故事。《次泻十种》(歌舞伎集)里的《猪八戒》、 《关羽》,是根据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进行改编的。 在20世纪的歌舞伎舞台上,将中国剧本《西太后》(孙德民作)、《出世太阁记》(《孙悟空》)等,改编为新编歌舞伎的演出剧目。日本舞蹈家、民间艺术国宝——花柳寿乐,舞蹈艺术家花柳千代,在国立剧场公演了日本舞剧《大敦煌》。尤其新编歌舞伎《小粟判官》,是在运用歌舞伎“隈取”的化妆基础上,更为明显地吸收了中国戏曲“脸谱”的化妆方法。近年来,中日两国艺术家相互交流,在多种合作形式的舞台实践的过程中,在演出风格、服饰化妆、表演技巧、舞台布景方面,歌舞伎都有选择地吸收了中国戏曲的艺术表现方法。 综上所述,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包容性、创造性、更善于吸收百家之长的民族。中国文化艺术在历史漫长的岁月流逝过程中,对日本的渗透影响已浸入日本民族生存的社会土壤;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已注入到日本文化生成的血液;中国文化艺术的结晶已经深入日本文化构成的筋骨。尽管歌舞伎的诞生,是依赖于江户时代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新文化兴起的社会条件。所以,日本歌舞伎起源于中国文化的根底,是在393年艺变过程中,把从中国文化根茎上剪接后的枝干,移植于日本的土壤之中,历经嫁接而创造的民族“芝居”舞台。 二 歌舞伎发展于日本艺能的道 日本歌舞伎创造民族演剧的艺变过程,是从盘根错节的中国文化传统中节外出新枝,创造生成的演剧舞台。但是,歌舞伎的艺变历史,还不仅仅只是限于对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吸收,它的生成过程,又是在日本万世一系的统治之下,走了一条风流奇特的民俗艺术之道。 歌舞伎,诞生于日本江户新文化兴起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市民文化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江户时代的社会土壤,是滋生歌舞伎的沃土良田。江户时代庶民的社会心态和闲情逸性,是哺育歌舞伎成长的甘泉。 日本歌舞伎,始于有文史记载的庆长8年(1603),日本歌舞伎的戏剧历史,曾先后经历了阿国歌舞伎、美少年歌舞伎(若众歌舞伎)、野郎歌舞伎、元禄歌舞伎、近代歌舞伎、现代歌舞伎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戏剧发展过程。 最早的阿国歌舞伎是在江户时代位于京都北野神社和四条河原一带的“能乐”舞台上,有位名叫“出云阿国”的女艺人,女粉男装、手舞足蹈、鼓钲鸣奏,激情豪放地表演了富有异国情调的新奇风流歌舞而命名。阿国歌舞伎,一是震惊了当时日本执行封建锁国政策的德川幕府统治的封建社会;二是触动了江户庶民阶层长期被压抑的心境,唤起了庶民大众欲求人性解放的内在情感;三是拉开了日本歌舞伎艺术生成的序幕。 16世纪中叶的日本女性,从禁制女性的宗教观、战国隶属观中,刚刚获得了公开出入日本社会的权利。她们春风得意欣喜若狂,追求女性的解放,极力寻求实现生活享乐目标的生存途径。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以女性为中心,以表演男女恋歌恋舞为内容的歌舞团体,尤如雨后春笋似地纷纷建立。阿国歌舞伎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职业,又似一股旋风,席卷着整个德川幕府统治的日本。阿国歌舞伎由神社寺院的礼仪性歌舞,异变成娇柔轻狂、挑逗男人性情的恋歌艳舞。其卖弄女性的色情来挑逗男性的情状场面,至今在日本残存的浮士绘(妇女游乐图)屏风绘上,可以清晰地观视其风流全貌。 1629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确认阿国歌舞伎有伤社会风化的弊端,颁布了严禁女性登场表演歌舞伎的通令,结束了阿国歌舞伎26年间女性风流的演剧历史。(日本传统歌舞伎,在阿国歌舞伎之后近360年的戏剧舞台上,始终保持男性清一色演员登台演出歌舞伎的清规戒律)。随后迎来的美少年歌舞伎,又称若众歌舞伎,则是与女性风流大同小异的少年演剧风流。清一色的男性美少年们,在舞台上男扮女装、变男性体魄为女性娇媚体姿,以演出男女情爱为中心歌舞取悦观众。美少年歌舞伎卖弄男性、挑逗女性、竞争妓女,又增设了色子宿、飞子宿。 “色子”便是美少年演员与相恋的女性生产的下一代名称。 1652年(日本承应元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者,对卖弄风情有伤社会道德风尚的美少年歌舞伎颁布了禁演令。此后,在日本歌舞伎的生成艺道上,又出现了一个由成年男性演员,全部剃落额前头发,用紫色绸布包遮额头的奇姿异相在舞台演剧的局面。值得重视的是,在德川幕府的严密监督之下,野郎歌舞伎极力避移有伤社会风化的弊端点,渐渐开始纳入创造民族戏剧的正轨。由以歌舞为主的表演形式,增加了狂言的念白剧情,划分了男女角色,增设了舞台的引幕,为扩大舞台空间、沟通观众的交感,创造了歌舞伎剧场的花道原型。 元禄歌舞伎经历了16世纪到17世纪的长期舞台艺术的实践与创造,逐渐使歌舞伎的戏剧形式一步步地走向正规化、规范化、系统化、程式化。元禄歌舞伎是创造戏剧文学、表演技艺、舞台美术的秋收黄金季节。它在文学创作上确立了以近松门左卫门为代表的“文理和人情”爱情哲理悲剧;完善了演出台本舞蹈音乐、戏剧结构的文学形式。元禄歌舞位在艺术风格上确立了产生于大阪京都,由藤十郎创造的上方歌舞伎“和事”,知情写实性的演剧艺术风格;确立了产生于东京,由初代团十郎创造的江户歌舞伎“荒事”,抒情写艺式的演剧风格。上方歌舞伎的特点是大众化的语言、普通的生活场景、男女的恋爱情节,再现江户庶民阶层的生活意境。江户歌舞伎的特点,是用文雅的道白、“隈取”的化妆、夸张的表演动作,表现宫廷贵族武士家庭的生活情趣。京阪的上方歌舞伎与东京的江户歌舞伎的艺术风格相比较,如果说前者的演剧舞台尤如一幅幅水墨淡雅的山水画,那么后者就像一张张色彩浓郁的工笔画。京阪与东京,位于日本是两处相隔甚远的地区。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的同一类歌舞伎戏剧,相继产生于江户时代京阪与东京这两个不同岛屿,这便是不同的地域不同的风土人情,形成不同的文化倾向差异实例。 “和事”与“荒事”的演剧艺风,是歌舞伎演剧,一直相传至今的两大艺术流派。 除此之外,元禄歌舞伎在戏剧人物造型方面,确定了男性饰演“女形”(又称女方)变身的风范典型。元禄歌舞伎对演剧进行的一系列程式化确定,则为其之后的江户下降期歌舞伎、近代歌舞伎、现代歌舞伎的戏剧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为创造发展歌舞伎独特的戏剧样式美铺平了道路。事实证明,元禄歌舞伎创造并确立的戏剧文学样式、表演技巧、戏剧艺风,虽然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却仍旧完美地体现在现代的歌舞伎舞台上。 日本是万世一系之国,日本“艺道”是“一子相传”代代世袭的承继之道。“一子相传”是日本民间各种民俗艺能的家艺,流传于后世、传于后一代的艺术继承传统。日本的这种民间艺能的承袭方式,在当今世界上是极为罕见的。 日本“艺道”,是在东洋艺术伦理观念支配之下的艺技世袭的发展道路。日本各种艺能的发展都是遵循并尊重艺能本身特殊的世袭承继制度和严规戒律的。戒律胜于自由、传承胜于创新、典型胜于个性,这是“艺道”的独特继承方式。日本雅乐各名门世家则是从推古时代开始,一直代代承继袭传到今天。能乐的家系、狂言的家系、人形净琉璃的家系,都是历经几十代的世袭承继而发展到现在。 歌舞伎的艺传承继也完全遵守此道。歌舞伎名门世家居多,歌舞伎的演艺演技都是传继于本门一名有发展前途的世子,并留有相传本门后世弟子的承袭作品。例如创立“荒事”艺风的市川家族,自初代市川团十郎,代代相传其演技艺风,现今已经艺传承继到了第12代。另外,歌舞伎名门世家,都有各自令本家后辈弟子门徒世袭承传保留剧目。如《歌舞伎十八番》,就是市川团十郎世家独自创作,享有传于后辈承继权利的18个传统保留剧目。 自“风流”起始的歌舞伎,忠实的传统继承与大胆的标新立意相结合的艺术创造中,就是走过了这样一条艰难曲折的艺术发展之道。分析歌舞伎的发展历史,我认为: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是风流歌舞伎诞生的气候,元禄歌舞位是歌舞伎艺术生成的主流。日本歌舞伎在“一子相传”的“艺道”承继过程中,自元禄歌舞伎以来的戏剧发展历史,大体上是沿袭“和事”与“荒事”两大横向分支向纵深处延伸发展的历史。日本歌舞伎的艺道,并非是更新换代的艺术创造史,而是新旧并存、代代相承的艺术发展史。 歌舞伎的舞台艺术创造,是在德川幕府统治者的几番禁演、几度指令的反复交替中,历经庶民阶层的几番改造、几度创新的多次更迭艺变、艺道中形成了独特的古典戏剧舞台。 歌舞伎综合性地吸收了日本传统的舞乐、能乐、狂言、净琉璃的艺术表现方法,同样又与日本传统艺能保持着很深的传统承继关系。然而,歌舞伎的戏剧艺术本质,既同能、狂言有着明显的区别,又极富有本身内在的独特性。 能乐是以描写贵族英雄猛将的悲壮故事为主要内容,深受日本武士贵族的赞美。狂言是以嘲笑达官权贵的愚蠢、蔑视贵族阶层生活为主要情节,深得中等民众的欣赏。歌舞伎以展现市俗风情男女爱恋为主要场景,深获庶民阶层的喜爱。歌舞伎与能、狂言相比较而言,能、狂言是高雅清淡净化灵魂的“幽玄”演剧;歌舞伎是平庸华丽陶醉性情的“卑近”演剧。 歌舞伎是江户时代形成的必然产物;江户时代的历史背景是诞生歌舞伎的温床;江尸时代的社会生活是歌舞伎生存的土壤;江户时代庶民阶层的性情嗜好是歌舞伎的食粮。歌舞伎的艺变和艺道,必然是在与江户庶民阶层审美心理相吻合的基础上构成。以肉体美为中心,以性爱为根本,以色相为基准,以追求性开放为目的,这就是歌舞伎的艺术本质。 歌舞伎是一个活生生的艺术实体。它是延续着一条前有古人“艺变”的创造、后有新人继承的“艺道”,至今在演剧舞台上原汁原味地保留着江户时代的生活特色与风土人情。时间不能逆转、河水不能倒流。任何国度的社会史实都不能重演,任何历史朝代更不能复归。但是,我们却能透过今天歌舞伎的传统戏剧舞台,看到几个世纪以前,日本江户时代的社会生活原貌。这是歌舞伎演剧舞台经久不衰的艺术生命力;这是歌舞伎在世界戏剧创造的艺术成就;这是歌舞伎创造民族戏剧在人类社会起到的功能作用;这是歌舞伎在世界戏剧舞台上存在的艺术价值。歌舞伎的艺术价值特性就在于,通过日本“艺道”相传今世的歌舞伎传统剧目,在戏剧舞台上重现几百年前江户时代的社会风貌,为人类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戏剧艺术博物馆。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日两国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密切,日语人才急需,掌握日语成了刻不容缓之事。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日语开题报告范文,欢迎阅读。

所选题目名称:

外来语の激増の原因と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

课题研究现状:

外来语是西方国家先进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成果不断流入日本的证明。而使用外来语是我们学习和使用日语过程中的一种普遍现象。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外来语作为一种社会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促使了日语本身的发展和日本社会文化的进步。同时随着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泛滥,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引起了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及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

关于日语外来语,《大辞泉》(小学馆)将其定义为:ほかの言语から借用して、自国语と同様に使用するようになった语。借用语。日本では、広义には,汉语を含まれるが、狭义には主として欧米诸国から入ってきた语を言う。现在では一般に片仮名で表记される。1956年日本国立语言研究所就日语中和语,汉语,外来语,混合语几类构成日语的词汇,对大众化的90种杂志进行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10年后的1966年同一研究所又以《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三大报纸一年的日报,晚报为对象,进行了日语词汇构成比的调查,得出以下数据:和语 汉语 外来语 混合语。由此可见,10年岁月的推移,外来语的比例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此外,外来语在日本社会和文化中的作用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关注。日本学者荒川物兵卫在《角川外来语辞典》(1969)一书中指出:“一个个单词是民族文化的种子,一个个外来语则是一个民族吸收外来文化的种子。”《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1979)的序作者富道勇夫也曾说过:“难于出口的话语用外来语说就容易多了。”

随着中日两国间的不断交流和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学习和研究日语。日语外来语也受到了一些从事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学者的兴趣。皮细庚在《日语概说》(皮细庚,1996)专门辟章探讨了外来语,是外来语研究历程中的一块里程碑。皮细庚不但讨论了外来语的来源,揭示了外来语的本质,还分析了外来语的特点,着重将外来语和原语进行对比,对其中的“和制英语”作出了详细的解释。此后多年我国外语界的一部分学者深受外来语研究的启发,陆续发表了一些论文和书籍。

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国内学者对外来语研究的范围更加广泛。郑成在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年第4期)上发表了名为《试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的论文。郑成不仅深入研究了外来语的特点,还深刻分析了外来语使用的现状,提出外来语激增的双刃剑作用,更将外来语和日本历史社会的心理联系起来。沈宇澄在其主编的《现代日语词汇学》一书中就外来语的作用、表记、语义展开讨论。朱京伟则在《日语词汇学教程》(2005)中论述了外来语的特征和历史,同时也分析了外来语和原语的区别,特别提出了外来语和在来语的关系。《相识日语》(2005)的作者王冰从外来语词语的移植方式的角度对外来语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近年来有很多学者都对外来语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来语的来源、特征、现状、作用及同原语的比较上,并且都已取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对外来语近年来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的研究略有不足,所以本文将着重研究外来语的激增原因和影响。

课题研究目的:

本文通过对日语外来语激增的原因及其影响分析,旨在加深对外来语的了解,以便为广大的日语学习和研究者带来更多便利,方便其更好地使用外来语。由于外来语在日语中的比例不断增加,所以全面而深入地研究外来语对于我们学好日语,进行中日跨国交流有很大的帮助。外来语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可以视作一种社会和文化现象,因此对外来语激增原因及其影响分析对外语教学研究、翻译和实际应用都具有积极地指导意义。

课题研究要点:

1 引言

2 外来语的定义

3 外来语的现状(激增)

4 外来语激增的原因

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日本人的心理原因

日语本身的语言结构特性

5 外来语激增的影响

积极方面

a外来语高雅、新颖

b能委婉地表达事物

c 能精练表示事物的概念与区别

d 有利于日本的国际交流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消极方面

a 日语丧失其纯正性

b 造成不同年龄段间的语言交流障碍

c 外来语的泛滥和误用

6 结论

课题进度安排:

10月30日,提交开题报告。

11月3日,参加开题答辩。

1月8日,完成毕业论文初稿(电子稿)。

3月18日,完成毕业论文终稿(纸质稿)。

3月27日,参加毕业论文答辩。

主要参考文献:

1富永道夫.实用最新外来语辞典[M].日本千曲秀出版社,1979(这是日本文献,请用日语表达)

2荒川物兵卫.角川外来语辞典[M].角川书店,1969

3铃木孝夫.闭ざされた言语:日本语の世界[M].东京岩波书店,2000

4皮细庚. 日语概说[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6

5沈宇澄.现代日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6王冰.相识日语[M].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5

7郑成 .浅析日语外来语与日本的社会心理[J].日语学习与研究,2001(4)

8朱京伟 .日语词汇学教程[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题目:日本固有のものの中国语訳について

三、题目来源:真实 □、 自拟 ■ (二选一) 简历大全

四、结业方式:设计 □、 论文 ■ (二选一) 开题报告

五、主要内容:

本课题实际上主要研究的是汉语中一些来源于日本的外来词。对这些外来词进行分类研究,并就外来词中翻译的不准确,有异议的地方提出自己的翻译建议。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很多,有的是纯粹来源于日本本民族文化的外来词,像“歌舞伎”“寿司”“榻榻米”等。有的是词源来源于西方,经由日本翻译,后被中国采用的外来词,像“民主”,“科学”“大本营”等。如果统统作以分类研究的话,一来工作量繁重,二来枝杈太多,难下定论。作以本课题只就前一种情况,即来源于日本本民族的外来词为研究对象,对其翻译方法以及翻译中涉及的文化因素进行探讨。本文大体上拟分为以下五部分。

第一部分为破题部分,即说明此课题的研究范围和前提。主要是对来源于日语的外来词作以归类,并指明本课题的研究方向。

第二部分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从直译和和意译两方面的外来词分别举例分析。总结适用于直译和意译的一些规律。通过具体例子,指明意译中一些翻译不恰当,有歧义的地方,提出自己的改进意见。

第三部分将就翻译中还需要说明和考虑的一些其他问题作以探讨。众所周知,文字是文化的载体,翻译与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本部分将从三章论述。第一,中日两国对于外来语的不同态度。第二,中日语汇间的复杂关系。第三,外来语的引入对于文化间的交流和对本民族文化的冲击。

第四部分,对一些外来词的进行有趣的比较。如“日本料理”和“日本菜”,“章鱼烧”和“章鱼丸子”,“刺身”和“生鱼片”等。

第五部分为该课题的总结及展望,外来词的吸收不仅需要翻译技术的硬件支持,还需要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认识和了解的加深。

PS:任务书就主要内容和参考文献部分需要自己写,其他地方都差不多。

1先行研究

日本国内における研究

日本歌舞伎的诞生及发展毕业论文

在日本,像中国的京剧一样,歌舞伎也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

共通的课题是:理解和观赏歌舞伎的年轻观众越来越少。因此,日本文化艺术界也提出了歌舞伎改革的问题。

评论家指出,歌舞伎的改革,一方面要保存古典中的精髓部分,否则就不能称为歌舞伎,而是新剧。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和观众的要求,各种新流派的歌舞伎的出现将成为必然。

歌舞伎与能、人形净琉璃(“文乐”)并称日本三大国剧。能(のう):能是起源于14世纪的歌舞剧。

自16世纪形成以来,上演至今。能原本是寺院里敬神及祈祷农作物丰收的舞蹈。

上演的大约有240种,多以佛教思想为背景的。有名的代表作有《源氏物语》、《伊氏物语》。

在日本歌舞伎比任何一种古典戏剧更受欢迎,近几年又产生了不少新的剧本和制作。歌舞伎与中国京剧素有“东方艺术传统的姊妹花”之称。

晚清诗人黄遵宪在《日本杂事诗》中赞美道:“玉萧声里锦屏舒,铁板停敲上舞初,多少痴情儿女泪,一齐弹与看芝居。”他把歌舞伎看作“异乡境里遇故知”了。

日本歌舞伎曾到中国多次访问演出,还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埃及等国演出。外国人虽然听不懂它的高度风格化的舞台语言,但它强调戏曲效果的姿势、动作、眼神以及它的摆架子、玩特技和夸张的出场、快速的换装、神奇的转变,这些都是欣赏歌舞伎表演的乐趣所在。

日本的艺伎文化是由京都开始向外发展,而京都艺伎的起源可追溯到约主降十七世纪的京都八坂神社所在的东山。

八坂神社是京都众多神社及寺庙中一个非常著名的神社,而且历史悠久。据说那时参诣八坂神社的人很多,自然附近就聚集了很多商店,形成一个商业区。

其中有许多称为「水茶屋」的店铺,贩卖茶、团子等点心,让日本全国各地到来的信徒有个暂时休憩的地方。在这些店铺工作的女服务生称为「茶汲女」或「茶点女(茶点女)」。

有些茶汲女会用歌曲、舞蹈来吸引客人,也就是现代所谓的商业手法。日子久了,这种商业手法不断推陈出新,品质也一直提高,例如三味线的演奏也加入了。

在这种良性循环下,有的水茶屋生意越来越好,规模开始扩充,商品种类也开始增加,例如酒、高级料理等都出现了。

旧称“大久保”的低洼湿地地带,明治以后为养鸭场。随着1893年淀桥净水场的建设,鸭场的水池被填平。1920年东京府立第五女子学校(现在的东京都立富士高等学校)在这里建校。包围学校的周围被开发为住宅区。1945年的东京大空袭被烧成火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现在的歌舞伎町一番街附近建设了歌舞伎的表演场地,艺能设施在这边聚集,这个新建的町被命名为“歌舞伎町”。歌舞伎町地区作为住宅区快速地在战火之后复兴重建,被誉为“全首都复兴的桂冠”(全首都复兴の月桂冠)。当中出力最大的为在日本的华侨们,出资购买了博览会会场不被利用的空地大加发展。当中有名者如创立Humax(ヒューマックス)公司的林以文,由经营酒馆起家的林的成功故事被誉为神话。

现在已经不同于以前的住宅区,为3,000间以上的酒吧、俱乐部、情人旅馆等的集中地,被称为“欲望的迷宫城市”等而备受批评。歌舞伎町也被列为世界有数的红灯区,近几年,来自中国和韩国的观光旅客很多,白天到处都可以看到旅行团在这里参观。

远在汉朝初年,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宫廷里已经在演奏《于阗乐》。与此同时,汉族的乐舞也不断地向边远地区传播。三国时期,一些兄弟民族的乐舞已在汉族地区扎根,成为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从西汉末年起,印度的乐舞随佛教一起进入中国。三国时,《天竺乐》已在中国流传。南北朝前秦时,吕光通西域又带进了《龟兹乐》。

以《龟兹乐》为代表的西域乐舞,那健朗明快的舞曲,轻盈的舞步,弹指击节、移颈动头的传神动作,急转如风的旋转技巧,令人陶醉,所以很快就在民间流传开来。《龟兹乐》的乐队也很壮观,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笛、箫、筚篥〔bi li毕力〕,还有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钹、贝等,对汉族人来说很有新鲜感。南北朝时期,《龟兹乐》大量涌入中原。隋文帝时,《龟兹乐》发展到全盛时期。那时,无论宫廷还是民间,跳舞时大多要用《龟兹乐》。

《龟兹乐》与“中国旧乐”相结合,又产生了《西凉乐》。东北地区的高句丽乐舞也传进中国。

中外各民族乐舞大交流的事实,引起了中国统治者的注意。隋文帝为了夸耀天下统一,炫耀国家的昌盛,把南北朝以来各地区、各民族的乐舞集中整理,而制定了《七部乐》,包括《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隋炀帝又增加《康国伎》、《疏勒伎》,把《国伎》改称《西凉伎》,从而形成了《九部乐》。

唐太宗为了显示国家的强盛,平衡国际和民族关系,集魏晋南北朝乐舞之大成,创制了宫廷燕乐《十部乐》,包括《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这些乐舞或用于外交,或用于庆典,或用于宴享,有鲜明的礼仪性。国家通过太常寺等乐舞管理机构,把各种乐制和舞制的名称、化妆、曲名、乐器等,都作了整理和规范化。各部乐舞中都包含着制式化了的舞蹈节目。

乐律学史的发展阶段分期问题,历来并无成说。

由 于它和音乐艺术的各个历史时期在文化形态上密切相关,由于中国乐律学史是随着音乐实践的需要而发展着的,根据音乐史上发生过的重大变化,分别按照:酝酿期(远 古及夏商)、奠基期(西周)、经学期(秦、汉)、演 化期(魏晋隋唐)、整理期(宋元明清),共5个阶段分 述如下:酝酿期 上古至商周之际,为歌舞乐三者紧密相关的 “乐舞”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处在感性阶段。

实 践中,夏、商古磬的实测音高反映出人们已有绝对音高 观念。自新石器时期以来,已根据自然听觉的需要,在 乐器制作中作倾向于纯律关系的调律。

《虞书》“律和 声”的记载反映出先民对乐、律的关系已有初步理解。进入西周的社会历史阶段前,商代五音孔陶埙已具备吹 奏出11个半音(包含某些半音关系)的可能性,已为周 代十二律理论的产生准备了前提条件。

奠基期 西周中晚期至战国间,为王侯宫廷钟磬乐 得到高度发展的时期。人们对乐、律的认识进入了对概 念进行规范,对度量关系进行计算,形成理论的阶段。

这 一时期的律制,被后世称为“钟律”。钟律具有两个历 史来源:①上古以来的纯律音系的传统。

②西周始见的 十二律名及其所代表的三分损益法。钟律在先秦宫廷音乐中的应用,已由当时的乐师总 结为系统理论:①音阶理论。

五声与七声的关系,七音 阶名和变化音名的确立等。②乐学理论的均、宫、调体 系,术语与概念。

③乐、律关系的理论及计量标准问题。④正律器、生律法及其运算方式(名为“均钟”的弦准 及律管的应用,记载于《管子·地员》的三分损益法,《曾侯乙钟铭》的□、曾三度音系)。

⑤由黄钟、大吕 等十二正律及其同位各变律组成的非平均律十二律位旋 宫体系(见宫调)。这一时期的乐律学代表人物是伶州鸠。

乐律学的重 要文献除《国语》中的“郑语”、“周语”及《曾侯乙 钟铭》外,还有散见于经、史及子书中的一些片段材料。经学期 秦汉间,钟磬乐衰微,为丝竹、相和与鼓吹 乐兴起的时期。

先秦乐律学在官府失传,附庸于“经学”,成为经生副业。经师墨守伶伦制律与《吕氏春秋》的片 面记载,使律学理论沿着单一律制的三分损益管律而发 展;阴阳五行家与图谶家使乐、律的解释走上神秘难解 的途径;而民间传承的乐调又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 而下者谓之器”的思想控制之下失载;其中,透过经师 的“传”、“注”、纂集整理工作,透过文学、诗、赋 与诸家杂著遗留给后世的乐律学材料,是两汉学者在音 乐史料严重散佚的情况下仅能作出的重大贡献。

两汉限用三分损益法与拘守管律的直接后果,是在 旋宫问题上出现了乐与律之间的不可克服的矛盾。宫廷 中的旋宫实践,屡作屡辍,被后世看作“唯奏黄钟一宫” (《隋书·音乐志》)。

俗乐中的乐调理论已经无从根 据经籍所载的宫调体系作为命名规范。相和歌的清、平、瑟三调,楚声中的楚、侧二调,基本上是从属于乐器的 调弦经验的系统。

这一时期的乐律学家独能摆脱偏见并有创造的代表 人物是京房,重要文献有《史记》、《汉书》、《后汉 书》中的乐律材料及《淮南子》等诸家杂著。演化期 魏晋至隋唐间,为清商乐和燕乐歌舞在贵 族社会中盛行的时期。

乐律学在很大的程度上摆脱了经 学的统治,宫廷音乐的俗乐化和各民族直至疆域内外的 音乐文化交流,发展了乐、律的实践,推进了乐律学的 新的进展;贵族士大夫直至个别帝王亲身参与乐律学研 究也为这一时期的重大创造提供了客观条件。这一时期的创造主要是围绕着俗乐调的旋宫性能与 乐器调律问题而进行的:①蔡邕的学说打破了单一律制 的束缚,开始了度量衡方面计量问题的进一步的精密考 据与研究。

②京房六十律结合乐器调律与俗乐调的应用,发展为荀□的十二笛律;又在另一条线路上衍化为钱乐 之、沈重的三百六十律。③何承天开创了由正、变各律 复归于十二律的、力图接近平均等程关系的新律的探索;承先启后,恢复与推行了京房、陈仲儒、梁武帝等重视 弦律的传统。

④范阳祖氏之学,经祖莹、祖□、万宝常、祖孝孙等精研,化繁为简,复归于十二律旋相为宫的原则,从实践上解决了宫廷雅、俗乐的旋宫与乐器调律问题。⑤俗乐调的理论体系在唐代得到系统整理,出现了《乐 书要录》等专著及有关“二十八调”的系统论述。

⑥荀 □解决了“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属于本阶段音乐声 学方面的重大成就。这一时期的重要文献除有关史籍中的乐志、律历志 外,今存《古今乐录》佚文、《乐书要录》残卷、徐景 安《乐书》佚文及段安节《乐府杂录》等。

整理期 五代战乱以后,至宋、元、明、清间,为音 乐生活繁荣于市井,歌舞伎乐的地位渐被戏曲音乐代替 的时期。唐代的乐律学知识已在战乱中多所散失,加上 祖孝孙之学不传律数,俗乐调的理论体系虽曾略见于晚 唐史料,但已不得确解。

因此,北宋间虽已进入传统学术 的大整理,乐律学的整理工作初被重视,已称“绝学”。但宋人毕竟在乐律学的传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拓展了 研究规模,也使之渐成系统。

自此以后,明人不绝如缕,至朱载□而集传统乐律学之大成。中国传统乐律学以十二律。

歌舞伎的语源和历史

日语原文 歌 舞 伎

假名 か ぶ き

罗马字 Ka bu ki

歌舞伎是日本所独有的一种戏剧,也是日本传统艺能之一。在日本国内被列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也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代歌舞伎的特征是布景精致、舞台机关复杂,演员服装与化妆华丽,且演员清一色为男性。

语源

流传最广的说法是源于“倾く(かぶく)”此字的连用形。日语中,将引人注目的动作、服装称为“かぶき”,而这样的人称为“倾奇者(かぶき者)”。有人因此贴切地用了同音的三个汉字:歌(か)、舞(ぶ)、妓(き)来为这种表演命名,“歌舞妓”一词因而诞生。不久因为也有男性参演,所以也有人写做“歌舞伎”。后来由于禁止女性演出,“歌舞妓”这种写法变得非常稀少,自明治时代以后,定称为“歌舞伎”。

历史   一般认为起源于战国时代末期,出云的巫女阿国是歌舞伎的奠基始祖。最初是在能乐的舞台上演出的念佛舞蹈。 阿国的表演非常受欢迎,引起众多卖艺女子争相模仿,因而产成了女歌舞伎(おんなかぶき)(或作歌舞妓)。

游女歌舞伎(ゆうじょかぶき) 游女即日本古时的娼妓,依照外貌与技艺素质的高低分为许多等级。江户时代初期,由于歌舞伎表演盛行,许多游女亦模仿演出,并常有借机卖淫的情事。因为败坏风俗,1629年开始,幕府 (日本)下令禁止女性演出歌舞伎。

若众歌舞伎(わかしゅかぶき,日文中“众”字为“众”) 若众意指年轻男子,在江户时代指的是尚未举行成年礼的少年。这时男子的发式是若众发,额发不剃,剔除顶发后扎上结发带;有些未婚少女也会结成这种发式。由于女歌舞伎遭到禁止,便开始由貌似女子的“若众”来担任表演工作。与女歌舞伎相同,因为艺人卖淫破坏风纪,1652年开始,幕府禁止少年男性演出歌舞伎。

野郎歌舞伎(やろうかぶき) 野郎意为男性,此处是“野郎头”的略称。野郎头是江户时代一般成年男子的发型,乃是将额发剃掉后,将中间的一撮头发向前结成半月的形状。野郎歌舞伎是在若众歌舞伎被禁以后所产生的歌舞伎型态,由蓄著野郎头的男性来担任表演工作。由男性演员演出的传统维持至今,并成为歌舞伎的一大特色。

元禄歌舞伎(げんろくかぶき) 以元禄时代为中心的约半个世纪,是歌舞伎发展跃进的时代,许多表演的形式是在这个时代确立的。后人称这个时代的歌舞伎为元禄歌舞伎。

舞台设施

1860年代的歌舞伎演出。左侧走道为花道,右侧为假花道。

廻り舞台(まわりぶたい)旋转舞台 位于舞台上,是歌舞伎演出里重要的换景设备。歌舞伎对舞台效果的需求,造就了全世界最早固定设置于剧场的旋转舞台。

セリ升降平台 大型的升降平台主要用作换景之用,小型的升降平台则用来让演员出奇不意地登场或退场。

奈落(ならく)舞台下的底层 位于舞台与花道的下方。

花道(はなみち)演员上下场的通道 自观众席后方左侧的休息室通联至舞台的表演区域,通常与舞台同高。花道除了是演员登场的重要通道之外,就演出而言,和舞台一样属于表演空间。花道在歌舞伎的演出中是固定配置,偶有另外架设于观众席右侧的假花道。

宙乗り(ちゅうのり)悬吊设备 位于花道上方,用来使亡灵或动物角色的演员腾空飞行。古代的悬吊设备由人力控制前进与升降,现代化的剧场中都已采用自动控制,并且也有在舞台上左右飞行的可能。

1、歌舞伎是日本典型的民族表演艺术,起源于17世纪江户初期,1600年发展为成熟的一个剧种,演员只有男性。近400年来与能剧、狂言一起保留至今。 2、歌舞伎是日本所独有的一种戏剧,也是日本传统艺能之一。在日本国内被列为重要无形文化财产,也在200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现代歌舞伎的特征是布景精致、舞台机关复杂,演员服装与化妆华丽,且演员清一色为男性。歌舞伎的始祖是日本妇孺皆知的美女阿国,她是岛根县出云大社巫女,为修缮神社,阿国四处募捐。潇洒俊美,老板娘一见钟情,阿国表演时还即兴加进现实生活中诙谐情节,演出引起轰动。阿国创新的《念佛舞》,又不断充实、完善,从民间传入宫廷,渐渐成为独具风格的表演艺术。

民歌论文的参考文献

民族声乐艺术的情感表现更新时间:2009-12-16 14:32:56 作者:樊凤龙 来源:校园论文网 点击数:9 打印本页 加入收藏【论文摘要】民族声乐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非物质重要遗产之一。在本文中,笔者讨论了深入研究表演作品、借助戏曲表演抒发情感这两条提高民族声乐艺术情感表现的有效途径。【论文关键词】民族声乐;情感表现民族声乐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非物质重要遗产之一。民族声乐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时至今日,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1)启蒙时期——远古到隋唐;2)发展时期——宋元明清;3)成熟时期——民国至现代,将中西两种演唱方式融合,形式了较为系统的演唱方法。经过漫长的发展,民族声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魅力,这其中包括民族声乐的审美特征与审美标准、演唱的理论技法、演唱的情感表现等等,中国音乐学院著名的金铁霖教授,曾把声乐艺术归结为七个字:“声、情、字、味、表、养、象”[2],对这些问题进行有序梳理对我国民族声乐的进一步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声乐艺术是通过优美动听的旋律,歌者婉转悦耳的音色来表达思想感情的一门艺术,民族声乐更是如此。千百年来,有很多人都研究了声与情之间的关系,例如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就曾记载:“韩娥、秦青、薛谭之讴,愤子志,积于内,盈而发音。”[3]《乐记》中也记载:“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4]由此进一步说明了,音乐是情感表达的一门艺术,声乐艺术需声情并茂,以声传情,寄情于声,声请融合。那么,如何正确地、恰如其分地通过声乐表现情感呢? 笔者认为,有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尝试:1.深入研究表演作品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曾说:“如果歌者献出足够的时间和思想来分析他的歌曲,并充分发挥他的想象力……他将及时发展出一种敏锐的机能,从而他将能够进入与作家创作某特定作品时的、多少有些相似的心理状态。”[5] 熟悉、了解并真正理解作品是诠释好民族歌曲的重要前提。首先,歌者应该熟悉并认真研读作品。由于业界受到“声乐技术第一”观念的长期误导,很多歌者都把重心放在了一味追求声乐技巧,只注意声音的练习,而忽略了“声乐作品”这一演唱所要依托的根本,结果演唱时吐字不规范、音乐不准确等现象频频发生,严重歪曲了作品的真实面貌,作品应有的艺术价值也一落千丈。[6]这也就致使许多歌者演唱时,表情做作,眼神里、形体上都不能得到应有的表现,演唱没有真情实感,更不用说细腻地表达作品内涵,也就打动不了观众。歌词是歌曲的情感内涵表达的重要依据和途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体现,人物、事物、景物的种种表现,抒情、叙事、咏叹的种种变化,喜怒哀乐的种种表情等等,无不都是通过语言表达的结果。”[7]因此熟悉掌握歌词的具体内容,加深对歌词的理解和感受,是歌者所必须进行的功课,也唯有对歌词有了深入的理解,才能恰如其分的诠释民族声乐艺术的情感内涵,真正做到声乐艺术的传情达意。例如云南民歌《小河淌水》最初的元素是青年女子思恋远方恋人的山歌小调。表现女青年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这首歌曲的歌词很口语化,这是民歌的普遍特征。各地口语的区别同时显示出该口语所在地的环境及内涵。“月亮出来‘亮汪汪’”,是很南方口语化的语言,同样的语句在南方,特别是云南地区口语中是很常见的,不但忠实记录了山歌抒情歌唱的自然环境,而且成为了加强情感表达的特殊调式。同时成就了《小河淌水》艺术表达的特殊魅力。第二,必须谙熟作品的旋律变化。音乐是听觉的艺术,是美的展现,而旋律是音乐作品的灵魂,音乐作品通过旋律来使人听者感受其中的意境与情感,通过对旋律、节奏和力度的体会来展开想象。旋律是歌曲中词的抒情基础,是词的深化和发展。故此,歌者需要重视歌曲旋律的重要性,要深刻理解旋律的起伏与变化,关注曲谱的每一个结构和每一个细节,从宏观上全面把握作品的风格和特征,从微观上细腻地了解每一处变化,反复琢磨研究,从而真正领悟作品的情感变化,激发内心的真实情感。只有先感动自己,才能去感动别人。“民族声乐作品的抒情性和旋律性都很强,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和民族风格,对旋律的把握是反映作品体现情感的重要手段。”[8]例如陕西民歌《走西口》曲调高亢、悲怆,情感真挚、缠绵,表现了就社会陕西、山西一带贫苦劳动人民迫于生计,背井离乡,外出谋生,春去秋回,甚至有去无回的悲惨景象,鲜明的曲调个性,蕴含了丰富的情感表现力和艺术张力。第三,深刻地理解作品,进行角色设计。一首演唱作品的思想内涵,角色把握都需歌者进行深入的研究,需要根据作品的时代背景、环境背景、人物背景进行一定的场景设计和角色设计。浙江民歌《采茶舞曲》保持了民间采茶歌舞的基本风格,采用民族的五声徵调式,又有调式交替的素材,旋律优美流畅,曲调欢快、跳跃,表现了种茶、采茶的欢乐情绪。歌者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想象自己置身于茶园之中,与众多采茶姑娘一起欢乐采茶,快乐聊天,歌曲中逗趣性的乐句,如一问一答,似年轻人在相互嬉戏,像老年人对丰收的赞美,再现采茶姑娘青春焕发的风貌。2. 借助戏曲表演抒发情感“情动于中而形于外,适当的形体动作有助于情感的表达,这对歌唱者是必要的。”[9] 著名音乐家舒曼也说:“只能够发出空洞的音响,而没有适当的手段来表达内心情绪的艺术乃是渺小的艺术。”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吴碧霞曾说:“我的表情与身体会不自觉地随着心中感情而动作。俄罗斯艺术歌曲《夜莺》我已演唱过多次,随着演唱技巧的提高,在许多公开演出中,我试图在花腔部分配合眼神的动作来表现夜莺的灵巧轻盈……一般说来,好像外国作品不主张有过多的外在动作参与,但是台上的我却收到了极佳的效果……”[10] 著名指挥家的托卡尼尼也说过:“一个学音乐的人,不管演唱技巧是如何高明,如果缺乏情感的表达,他不是艺术家,而是艺术匠人,匠人满街都是,而艺术家却在百人中难找一个人。”[11]由此可见,表演对歌曲的诠释非常重要。而戏曲表演则是歌曲演唱表演的基础之一,除了声音以外,演员还要精确、鲜明地刻画人物的外形和神韵,以形传神、以形传情。戏曲表演中十分注重眼神的运用,《梨园原》中清代著名艺人黄幡绰写道:“凡作各种状态,必须作眼先引”,并进一步指出只有运用灵动闪亮而又有力度的“眼神”,才能把深藏在内心的各种不同情感,使其外化展现,从而生发出干变万幻的面部神态来。[12]动作在歌唱表演中同样重要,要灵活运用各种肢体语汇,以突出人物的性格、思想情感,举手投足时间将内涵与表象交融于一体,创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和独特的意境,提高表演的艺术感染力,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民族声乐受到民族文化与生活的深刻影响,因此,更加追求艺术表演的真实性与贴近性,也就更加重视表演的作用。眼神的恰到表现,可以使歌者的情感,作品的思想从中反映出来,加之适当的形体动作,整个民族声乐表演才能声情并茂、扣人心弦、深入人心。例如,四川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曲调优美,歌词朗朗上口,是我国各民族优秀民歌代表作之一,在跳跃俏皮的旋律中感恩太阳为人类带来了能量、歌唱太阳为世界送来了光明。在演唱这首歌曲时,歌者不仅需要有高亢、激昂的歌声,眼神要充满喜悦希望,充分表现出勇往直前的乐观风貌和欢乐喜庆的氛围。此外,歌者也要充分运用咬字吐字等演唱技巧来表现音乐作品的内涵,体现音乐作品的情感特色。歌唱是以歌声为媒体,以各种样式的题材为内容,以传达歌曲作者以及歌唱者思想与感情为目的的艺术活动。演唱者必须尽力调动自己能够掌握的一切艺术技巧,力求达到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高度统一。声乐演唱如果不能凭借艺术家娴熟的技术达到形式上的完美,任何好的作品都会黯然失色。尤其是民族歌曲,民族唱法十分强调语言的音乐的关系,讲究根据演唱语言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讲究字音的五音、四呼、出声、归韵、收声,民族唱法具有浓郁的中华民族气质、个性、风格。[13]当然,歌者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文化理论修养,丰富自身的社会体验,提高自身的舞台经验,只是如此,才能将演唱作品内容用技术性、艺术性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声情结合,以声动人,以情感人,从而获得良好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1]胡红.论中国民族声乐艺术中的情感表达[J].美与时代,2008,(9).[2]“金氏唱法”的秘诀[N]. 中国文化报,2008-12-30.[3]刘安.淮南子[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4]蔡仲德.《乐记》论辩[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5] [7]宋天宇.浅谈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表现[J].世界华商经济年鉴,2008,(4).[6]唐明务.声乐演唱不能忘“本”[ J].人民音乐,2007,(11).[8]朱婕平.声乐表演艺术的再创作———民族声乐作品的感情处理与表现[J].科教文汇,2006,(3).[9]刘朗主编.声乐教育手册[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10]吴碧霞.“鱼”与“熊掌”能否“得兼”[J].《怎样提高声乐演唱水平》(二)中央音乐学院学报编缉部编,北京:华乐出版社[M],2005.[11]吕云路.意大利发声方法几项重点问题[J].刘朗编《声乐教育手册》,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1995,第94页。[12]张鸿雁.论戏曲表演的“眼神”[J].黄梅戏艺术,2008,(2).[13]韦惠.浅析教学中民族声乐的演唱技巧[J].科教创新,2008,(7).作者简介:樊凤龙(1975--),女,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音乐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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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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