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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概况 蒙古族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和新疆、青海、甘肃、黑龙江、吉林、辽宁等省区的蒙古族自治州、县；其余散居于宁夏、河北、四川、云南、北京等省、市、区。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蒙古族人口为5813947人。使用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一布里亚特3种方言。现在通用的文字是13世纪初用回鹘字母创制的，经过本民族语言学家多次改革，已经规范化的蒙古文。元世祖忽必烈曾命西藏僧人八思巴另创蒙古新字，俗称“八思巴文(字)”，一度推行，后渐停使用，但用其记录的许多文献，仍有其研究价值。17世纪中，喇嘛僧人咱雅班第达为准确表达卫拉特方言的语音，稍改变通用的蒙古文字，制成一种叫作“托忒”的蒙古文，在新疆等地的蒙古族中通用。 蒙古族始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流域的一个部落，以“蒙兀室韦”之名初见于《旧唐书》。公元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这个部落大部分人向西迁移，这逐渐河流和留在蒙古高原的突厥语族居民相融合。语言受突厥语的影响向蒙古文字发展，经济生活也受突厥语族的影响，从游牧过渡到以游牧为主。 12世纪时，这部分人子孙繁衍，氏族支出，渐分布于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土拉河三河上源和肯特山以东一带，组成部落集团。其中较著名的有乞颜、札答兰、泰赤乌、弘吉剌、兀良合等民族和部落。当时与他们同在蒙古高原上的有游牧在今贝加尔湖周围的塔塔儿部，住在贝加尔湖东岸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区和叶尼塞河上源的斡亦剌部。这3部都使用蒙古语族语言。另外，还有三个信奉景教的突厥贵族统治的蒙古化的突厥部落，即占据回鹘汗庭故地周围的克烈部，其西的乃蛮部，和靠近阴山地区的汪古部。
历史上蒙古语曾采用以下文字：回鹘文字母，改良自回鹘文字母的传统蒙古文（俗称旧蒙文），以及它的两种后期变体：托忒文字 (Тод үсэг)阿里嘎里文字(Али-гали үсэг)忽必烈时代，由当时的吐蕃国师八思巴所创立的八思巴文，索永布文字，拉丁化蒙古字母 (Латин үсэг)，及蒙古国独立后采用的新西里尔蒙古文（Кирилл үсэг，俗称新蒙文）。 在过去蒙古语还未有文字的年代，要记录蒙古语就要采用汉字来标音或其他民族的语言文字。其他民族学习蒙古语时，也都曾经用各自的文字为蒙古语注音。这些注音文献有很多保存下来。如用汉字标音的《至元译语》、《蒙古秘史》、《华夷译语》，阿拉伯字母标音的《穆卡迪玛特字典》（Muqaddimat adab）、《伊斯坦布尔蒙古语词汇》等等。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明初音写翻译的《蒙古秘史》。13世纪成文的《蒙古秘史》（mongγol-un niγuca tobciyan）是传世最古老的蒙文文献之一。由于战乱原因，用汉字标音、翻译的《蒙古秘史》得以保存下来，但蒙古语原版的《蒙古秘史》全本已失传，仅在《蒙古黄金史》等著作中保存下部分段落。这里是该文献的开头和蒙古文转写、中文注解对照：成吉思 （中）合罕讷 忽扎兀儿cinggis qaγan-u ijaγur成吉思可汗-属格 来源成吉思汗的根源迭（上）额（舌）列 腾格（舌）里 额扯 扎牙阿秃 脱（舌）列[克]先 孛儿帖 赤那 阿主兀deger-e tngri-ece jayaγa-tu törü-gsen börte cinua a-juγu来源-与格天-离格 指定-名物化 出生-过去孛儿帖赤那是-过去奉天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苍白狼），格尔该 亦讷 （中）豁埃 马（舌）兰[勒] 阿只埃gergei inu qoγa maral a-jiγai妻子 他的 豁埃马兰勒 是-过去他的妻子是豁埃马兰勒。由此可见，创制这种文字的人使用官话，在他的方言中，中古汉语的入声已经消失了，因此必须用特殊的符号，如上标方括号中的“克、勒”等等（原文以小字附于前字后）来代表闭音节的韵尾g,l等。为了区分蒙古语的前列辅音k/g与后列辅音q/γ，使用了上标圆括号中的“上、中”等字（原文标在该字后一字右侧）。如“（上）额”代表ge（前列音），“（中）豁”代表qo（后列音）。为区别蒙古语的颤音r和边音l，在带有颤音的音节前面附加一个上标“舌”字。如“（舌）列”读作re。 蒙古文字是经过腓尼基字母--- 阿拉米字母 --- 粟特字母 --- 畏兀儿字母这样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的。它从上到下连写（一个单词为一个单位），从左到右移行。历史上蒙古语曾采用以下若干种文字： （胡都木蒙古文、旧蒙文）改良自回鹘文字的传统蒙古文字。13世纪至16世纪末期的蒙古字为回鹘体蒙古文。1204年蒙古人灭乃蛮部，俘虏乃蛮国师，畏兀儿人塔塔统阿。因他深通回鹘文字，铁木真（成吉思汗）遂命令他创造蒙古文字。早期的蒙古文字与回鹘文非常相像，正字法中的部分原则也直接来自回鹘文，故至今学术界也常称之为“回鹘式蒙文”。16-17世纪这种文字经过改革，形成近代蒙古文，即今天通行的传统蒙文（胡都木蒙文）直接前身。传统蒙古文字使用蒙古文字母书写，属拼音文字类型，脱胎自粟特-回鹘字母系统，初创于成吉思汗时代。中国的蒙古族使用的蒙古文有29个字母，在回鹘文字母基础上创制，蒙古文字母表示元音的5个，表示辅音的24个，拼写时以词为单位上下连书，行款从左向右。传统蒙文文献丰富。现存最早的回鹘体蒙古文，见于约刻于成吉思汗二十年（1225年）的也松格碑（成吉思汗石碑）。 （方字、元国字、蒙古国字、蒙古字）元朝忽必烈时代1268年被创造，由当时的蒙元帝师，吐蕃人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所创立的八思巴字，这种文字脱胎于藏文字母，忽必烈之所以要新创一种文字，目的在于创造与庞大统一的蒙元帝国“相匹配”的统一文字，用它书写帝国内一切语言。现已发现用八思巴字母拼写的语言有蒙古语、汉语、藏语、回鹘语、梵语、波斯语等。但事实证明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因为这些语言彼此差别非常大，同一种字母很难确切地表示每一种语言。所以元朝统治被推翻后，这种文字也逐渐消灭。现存的八思巴字蒙古文献主要是元代的诏令。不过这种文字后来在藏族地区比蒙古地区保持了更长时间，并由藏族学者进一步改造，作为一种花体字，用于西藏地方公文、印章装饰。 （借鉴梵文兰札体字母创立）1686年由喀尔喀高僧，一世咱那巴咱尔创制。这种文字源自梵文兰札体字母，主要用于宗教和装饰目的。由于字体繁难，并未在民间流行。现如今见于蒙古国国旗上的国徽。 （借鉴托忒文字）1905年由布里亚特喇嘛阿旺多吉（德尔智）创制。这种文字主要反映布里亚特方言，有一百多个字母，主要用于寺庙宗教领域。创制后未推广。 （斯拉夫蒙古文、新蒙文）现蒙古国使用的基立尔字母蒙古文字，中国又习称“新蒙文”，与传统蒙文即“老蒙文”相区别。1930至1940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尝试改革蒙古文。在苏联的影响下，起初试图创立拉丁字母蒙古文字，并已确定了文字方案，1942年起开始试用，于1946年正式使用。但随着苏联把文字拉丁化方针改为斯拉夫化，蒙古也不得不转向。拉丁字母方案公布两个月后就被收回，重新颁布法令，改用西里尔字母拼写国内最主要的蒙古语喀尔喀方言，作为国家法定语文，老蒙文则退出日常使用。除了将俄文所有字母一概借入以外，还加入了Θ和Y两个字母来表示俄语中所没有的元音ö和ü。传统蒙文有几个音使用相同的字母，如7个元音只用5个字母，o和u，ö和ü，都分别使用同一个字母表示；t和d也没有完全区别开。一些字母连写后容易混淆。部分写法必须死记，给学习、认读造成不便。西里尔字母文字能够清楚地区别这些音，基本做到了“怎么说就怎么写”，且字母形体区别较大，各个分开，不易误读。从左向右横写，方便排版和科技文献。但同时也没有了传统蒙文书写迅速、兼顾各地方言等优势。至于原苏联境内的布里亚特和卡尔梅克两个共和国，也经历了类似的文字改革，二三十年代短暂的拉丁化实验后，四十年代迅速改用基立尔字母拼写当地语言。 13世纪末14世纪初（元末明初），并不是独立的文字。用于汉人学习蒙古语而为之。如：阿兀剌——山 额兀莲——云文献资料有《至元译语》、《蒙古秘史》、《华夷译语》等。
。蒙古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她使用的通行文字有千年的历史。蒙古族的文字，除学龄前儿童外，所有的中国人差不多每天都能接触到，但注意的人可能确实不会很多。不知你注意到没有，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纸币，除汉文外还有四种少数民族文字，打头的就是蒙古族的通用文字。蒙古族的文字，如同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的文字一样不是自己创造的，是借用其他民族的文字体系，并经过长期运用和历史发展形成的。蒙古文的"祖谱"比较复杂，但可以概括为如下较简单的程式：古埃及文-腓尼基文-叙利亚文-叙·巴勒斯坦文-粟特文-回经文-蒙古文。 蒙古文字的起用年代和起源问题，说法不少。归纳起来，主要的或者有影响的有这么几点：西藏喇嘛亥嘎坚赞创制说、1204年借自畏兀人说，公元十世纪前后借自畏兀人说等。 对各种观点，学术界一直在深入研讨，这里暂不做评说。蒙古族的文字历史上不但有过在原有文字的基础上经过改进，创制出一种新的文字体系的尝试，而且还有过完全抛弃原有文字，创制出一种完全不同于原有符号体系的文字的尝试。十三世纪中叶，蒙古人统一中国，忽必烈(1215-1294)当了元朝皇帝以后，为了达到国内各民族能有一个统一的书写工具的目的，遂命帝师八思巴(1235-1280)喇嘛创制了一种文字，并从1269年起正式颁行。这种文字在历史上有好几种不同的名称： 创制初期，为区别于原有的蒙古文字，即称为"蒙古新字"，过不多久，为了从人们的头脑中去掉新旧的概念，忽必烈发布圣旨称这种文字为"蒙古字"，并明令不得称为"蒙古新字"。 这种文字在元代是一种官方文字，因而在《元史》等史籍中称之为"蒙古国字"或"元国字"。到了近代，随着对这种文字的研究工作的发展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称谓即"方体字"和"八思巴字"。第一种叫法是根据其字形特征赋予的称呼，而且基本在蒙古族学者和外国学者中间使用。 第二种叫法是根据其创制人的名字而来的称谓，一般只在汉族学者(或汉文文献)中使用。蒙古族文字的信息处理工作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领域中起步较早、发展领先，我国计算机信息处理少数民族文字工作首先就是从蒙古文开始的。80年代就在计算机上实现了蒙古文信息处理系统，为内蒙古自治区以及8个使用回鹘蒙古文的省区推广应用计算机处理蒙古文信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后来又先后开发了与蒙古语文研究有直接关系的多种文字系统（传统蒙文、回鹘文、托忒文、八思巴文、新蒙文、布里亚特文等）、蒙文词类分析研究系统、词典编纂系统、传统蒙文转译系统、激光排版系统、蒙古作家用语风格分析系统、蒙文图书管理系统、蒙医诊查系统、电视节目安排系统、汉蒙对照名词术语编纂系统、蒙文WINDOWS操作系统、蒙文矢量字库及蒙汉文混排软件系统等20多种管理系统。自治区科研攻关课题“现代蒙古语百万词统计分析”通过了部级鉴定并获内蒙古自治区科技进步奖。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1] 中华民族形成很早，但民族意识较为淡薄，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话说，古代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而不是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这也是一些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形成民族和民族主义的重要原因。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尤其是1895年的甲午战争后，随着中华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并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2]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则又进一步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主要标志，便是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的形成，它包括这一观念的提出、确立和得到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 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学术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尤其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黄兴涛教授有长篇论文《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发表（载香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2年第1期创刊号），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这些成果很少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演变过程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或缺失。实际上，“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统一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从提出到确立、再到被各族人民普遍认同，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发展和高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作一研究，不当之处，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阶段，[3]也是“中华民族”观念的提出和使用阶段。而最早提出和使用这一观念的便是最早引进和介绍西方民族主义的梁启超。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的观念，并将中国民族的演变历史划分为三个时代：“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第二，中世史，自秦统一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激烈之时代也”；“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即中国民族合同全亚洲民族与西人交涉、竞争之时代也”。[4] 1902年，梁启超又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的观念。他在是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首先用诗一样的语言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基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我中华有四百兆人公用之语言文字，世界莫能及。我中华有三十世纪前传以来之古书，世界莫能及。”[5]接着，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6]不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1904年）等文中他又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就“中华民族”自始是单一民族还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如果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则有无“最重要之民族”以及“最重要之族为何”等问题进行了考察。[7] 继梁启超之后，清末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还有立宪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杨度和著名的革命党人章太炎。杨度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不仅多次提到“中华民族”，并且还比较清楚地说明了“中华”作为民族名称的由来和特征：“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即此义以求之，则一国家与一国家之别，别于地域，中国云者，以中外别地域远近也。一民族与一民族之别，别于文化，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8]同年，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其中也两次提到“中华民族”，一次是转引杨度的话，另一次是他自己的论述。他说：“中国魏晋以来，异族和会者数矣。稽之谱谍，则代北金元之姓，视汉姓不及百一，今试于通都广市之间四方所走集者，一一询其氏族，旧姓多耶？抑吊诡殊恒之姓多耶？其间固有私自改变与朝廷赐姓者，徵之唐宋人姓氏书中其数犹最微末。夫岂徒中华民族之空模，而以他人子弟充其阙者。”[9] 就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对“中华民族”这一观念的具体使用来看，一方面，无论是梁启超、杨度，还是章太炎，他们都是在“汉族”的涵义上使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梁启超曾明确指出，“今之中华民族，即普通俗称所谓汉族者”，它是“我中国主族，即所谓炎黄遗胄”。[10]另一方面，梁启超、杨度和章太炎在“中华民族”是“文化”称谓还是“血统”称谓的理解上又有所不同。具体来说，梁启超和杨度强调“中华民族”是一“文化”的称谓，而非“血统”的称谓，历史上那些接受了中华文化而非汉民族血统的民族实际上已成为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的一部分。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就认为，“中华民族”是多民族融合的产物，在对其融合过程进行了详细考察后，他“悍然下一断案曰：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1]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更是一再强调，“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故《春秋》之义，无论同姓之鲁、卫，异姓之齐、宋，非种之楚、越，中国可以退为夷狄，夷狄可以进为中国，专以礼教为标准，而无亲疏之别。其后经数千年混杂数千百人种，而称中华如故。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 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己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华为花之原字，以花为名，其以之形容文化之美，而非以之状态血统之奇，此可于假借令意而得之者也。”他并且要人们相信，随着各民族之间融合的加强，不久的将来，“不仅国中久已无满、汉对待之名，亦已无蒙、回、藏之名词，但见数千年混合万种之中华民族，至彼时而更加伟大，益加发达而已矣”。[12]就梁启超尤其是杨度对“中华民族”的论述来看，他们不仅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特征，而且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思想。但和梁启超、杨度不同，章太炎则更看重血统对“中华民族”亦即汉民族形成的作用，他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就批评杨度“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之族名”的观点有“三惑”：一是“未明于托名标识之事，而强以字义皮傅为言”；二是“援引《春秋》，以诬史义”；三是“弃表谱实录之书，而以意为衡量”。他认为杨度对“华”字本意的理解是错误的，“华”的本意或第一义是地域名和国名，不是族名，不能随意将“华”作“文化”、“华美”或“文明”解。他虽然亦承认历史上的汉族对其他民族的融合或同化作用，其他一些民族已成为汉族的一部分，但同时又强调现实中汉族与满族没有完全同化，汉族是汉族，满族是满族，满、汉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血缘区别。用他的话说：“夫言一种族者，虽非铢两衡校于血统之间，而必以多数之间同一血统者为主体。何者？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翕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待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而现实中的汉族和满族就“立于对等之地”，满族不仅不受汉族的“抚治”，相反还统治汉族，对汉族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所以满、汉之间不可能像杨度所说的那样完全同化，成为一个民族。[13] 实际上，梁启超、杨度与章太炎认识上的这些不同，是与他们不同的“民族建国”主张联系在一起的。受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影响，“民族建国”是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和的共同要求，[14]但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的问题上二者之间又存在着严重分歧。概而言之，以孙中山、章太炎为代表的革命派则主张“排满”，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而以梁启超、杨度为代表的立宪派主张“合满”，建立一个包括满族在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为此，他们曾展开过激烈论战。章太炎的《中华民国解》一文就是为了批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而撰写的。在论战中，革命派从“排满”的需要出发，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中所包含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种族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汉民族与满族之间的种族区隔，比如刘师培在《辨满人非中国之臣民》一文中就一再强调，“满、汉二民族，当满族宅夏以前，不独非同种之人，亦且非同国之人，遗书具在，固可按也”。为了辩明满、汉“种界”，证明满、汉不是一个民族，刘师培还特作《中国民族志》一书。陶成章在《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叙例七则》中把满族归入蒙古族，以证明满族与汉族不是同种。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的邹容，其《革命军》一书不惜以大量篇幅证明“吾同胞今日所谓朝廷、所谓政府、所谓皇帝，即吾畴昔之所谓曰夷、曰蛮、曰戎、曰狄、曰匈奴、曰鞑靼，其部落居于山海关之外，本与我黄帝神明之子孙不同种族也”。[15]与革命派相反，立宪派则从“合满”的需要出发，继承了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中所包含的“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华夏之”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强调满族已经与汉族同化，“不能谓为纯粹的异民族”。[16]康有为的《辨革命书》一文，从种族、文化等多方面论证满族已为汉族的一部分，他说：“今上推满洲种族，则出于夏禹，下考政教礼俗，则全化华风，帝位只如刘、李、赵、朱，满族先于南阳、丰沛，其余无不与汉人共之，与汉人同之。”“故满洲在明时则为春秋之楚，在今则为汉高之楚，纯为中国矣。”梁启超在《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一文中针对革命派引用社会学者对于民族的定义（即（一）同血统，（二）同语言文字，（三）同住所，（四）同习惯，（五）同宗教，（六）同精神体质）以及据此认为满族是中国的异民族的观点一一作了批驳，他以大量的事实说明，“民族之六大要素中”，“语言文字”、“住所”、“习惯”和“宗教”这四大“要素”，满洲人已“纯然同化于我”，“血统”和“精神体质”这两大要素虽然还“不能奋下武断”，说满洲人已与汉人同化或没有同化，但满洲人与汉人有血统关系，以及满洲人在精神体质上与汉人有许多相同之处，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所以，“以社会学者所下民族之定义以衡之，彼满洲人实已同化于汉人，而有（与汉人）构成一混同民族之资格者也”。[17]杨度也一再强调，在汉、满、蒙、回、藏这“五族之中，满人文化又己全同于汉，一切语言、文字、宗教、习惯无不同也”，[18]已成为“同一民族”。[19] 就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问题上的论战而言，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可以说立宪派的主张是近代中国建立民族国家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交往中，在血缘上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找到一个纯血统的民族存在，在文化上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共同创造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并形成了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的贡献。如果像革命派所主张的那样，通过“排满革命”，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历史上形成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就会发生分裂，满、汉民族之间就会发生仇杀，其结果不仅近代的民族国家建立不起来，而且还会给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提供机会，从而更进一步加重中国的民族危机。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中就写道：要是近代中国的民族建国真的像革命派所主张的，是要建立一个单一的汉民族国家，那么满、蒙、回、藏等民族也将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结果是“分一大国为数小国，分一大国之人民为数小国之人民，分一大国之领土为数小国之领土”，那些本以瓜分中国为基本国策的西方列强，如俄国和法国，“一见我五族分立，领土瓜分，岂有不欢欣鼓舞投袂而起，一从北方以取蒙、回，一从南方以取黔、粤者乎？以国内瓜分之原因，而得外国瓜分之结果，此不待蓍龟而可决者。而主张五族分立论或汉族独立论者，实俄、法之所乐闻，而思利用之，以为先驱者也。故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否则，“一有变动，则国亡矣”。[20]所以，到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派则迅速放弃了他们早先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接受了立宪派的“合满”建议，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中，孙中山向海内外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建国方针：“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21]此后不久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五族共和”、“五族平等”之建国方针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了下来。 中华民国的成立，尤其是“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国主张的提出并成为基本国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确立和形成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这正如常燕生后来在《中华民族小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民族之名多因时代递嬗，因时制宜，无一定之专称。非若国家之名用于外交上，须有一定之名称也。中国自昔为大一统之国，只有朝代之名，尚无国名。至清室推翻，始有中华民国之名也出现。国名既无一定，民族之名更不统一。或曰夏，或曰华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然夏、汉、唐皆朝代之名，非民族之名。惟‘中华’二字，既为今日民国命名所采纳，且其涵义广大，较之其他名义之偏而不全者最为适当，故本书采用焉。惟今日普通习惯，以汉族与其他满、蒙诸族土名并列，苟仅以汉族代表其他诸族，易滋误会，且汉本朝代之名，用之民族，亦未妥洽，不若‘中华民族’之名为无弊也。”[22]因此，在民初，“中华民族”观念不仅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使用，而且也更多地具有了中国境内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涵义。1912年1月5日，孙中山在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名义发布的《对外宣言书》中郑重宣示：“今幸义旗轩举，大局垂定，吾中华民国全体，用敢以推翻满清专制政府、建设共和民国，布告于我诸邦……盖吾中华民族和平守法，根于天性，非出于自卫之不得已，决不肯轻启战争。”[23]就目前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孙中山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也是中国的官方文件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3月19日，革命党领袖人物黄兴、刘揆一等领衔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后改称“中华民族大同会”，在其发起的电文中他们写道：“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同年秋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在讲到民国统一时也使用了“中华民族”：“我中华民族本部多汉人，苗瑶各土司杂居其间。西北各地，则为满、蒙、回、藏诸民族所居，同在一国之中，休戚相关，谊属兄弟。”[24]这是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第一次使用。 辛亥革命后，在沙皇俄国的策划下，哲布尊丹巴等部分蒙古封建王公贵族宣布外蒙独立，在库伦成立所谓的“大蒙古国”。哲布尊丹巴等人分裂祖国的罪恶行径，遭到了包括蒙古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国人的反对。1913年1月，西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蒙古族各王公在呼和浩特集会，制订了《西盟王公会议条件大纲》，一致决定“赞助共和”，反对外蒙古分裂。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还给库伦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发去文告，陈述“蒙古疆域，向与中国腹地，唇齿相依，数百年来，汉蒙久成一家”，“现在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持民国”，劝诫他们“翻然悔悟，协助中华”，取消俄库协约，不要“堕俄人狡谋”。[25]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次采用政治文告的形式，公开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其历史意义不言而喻。在此前后，袁世凯也以民国大总统的身份致信哲布尊丹巴，指出“外蒙同为中华民族，数百年来，俨如一家。现在时局阽危，边事日棘，万无可分之理”。[26]袁氏此处对“中华民族”观念的运用，与乌、伊两盟各札萨克致哲布尊丹巴的文告如出一辙。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 [21]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2页。 [22] 常乃德（常燕生）：《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年，第5-6页。 [23] 孙中山：《对外宣言书》，《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第8页。 [24] 《共和国历史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2年秋版。 [25] 《西盟会议始末记》，《民国经世文编》第18册，第15-16页。 [26] 《袁世凯致库伦活佛书》，见刘学铫《中国历代边疆大事年表》，台北，金兰文化出版社，1979年版，附录1，第4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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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有血缘关系，北京猿人由于不适应环境已经灭绝了，我们不是北京猿人后代 他们头骨小 脑容量低 智障 我们不可以乱认祖宗。以前部落分散 在我们来之前有一支是虾咦人 这个有考古学者作证的 我们并非第一批开天辟地的亚洲人 虾咦人来亚洲大陆生活过上千年 他们渡海而来 以鱼为食 后来由于我们逐渐强大黄帝炎帝向南扩张 虾咦人不敢造次识趣的搬走了 还有一部分不知道中原已经易主的被抓做奴仆 一直到唐代依然有少量残余被唐朝地主们当做昆仑奴随意贩卖交易，甚至有一些大户人家小姐与昆仑黑奴偷情。他们就是著名的半坡人 在陶器上就能看到 他们长发 黑皮肤 跟现在的泰国人和澳大利土著亚毛利人很像 由于我们的强大崛起他们逐渐南迁 ，不敢逗留 看棕色人和黄种人的分布地图就能看出来 这上千年的演变历程 所以蒙古和我们在炎黄时期之前是不分民族的 炎黄部落跟蒙古的猎人部落多有来往 有时候，蒙古猎人部落与炎帝部落的通婚比猎人部落本身通婚更普遍。那时候大家不分彼此 所以我们有些人比一些内蒙人更接近蒙古人 甚至基因DNA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有些山东人 会被人误认蒙古人的原因 ，因为本来就是同胞一家人。为什么我们发源地在北 因为黄河离内蒙很近 南边一开始是比我们早有人了。我相信总有一天还会发现我们在黄河以北更早的发源证据。我们不可能在南，没有证据证明我们和虾咦人同时期生活在南 所以我们是古汉人 黄帝带我们开发了黄河地区同时期出现了大迁徙 就像闯关东一样 还有一部分人走到了东北地区 还有一部分人走到了美洲 就是因纽特和印第安人的祖宗 还有一批人向南 成为了越族人 这都是有证据的 但是没有南向北迁的考古证据 只有北向南迁的充足考古证据。所以DNA现代科学是个好东西 还原了我们汉人究竟来自何方 究竟跟蒙古人有多亲近。
一、蒙古国和蒙古族的关系：蒙古国，是上世纪在苏联支持下由乔巴山领导建立的一个由单一的蒙古族人所组成的民族国家。二、中国境内的蒙古族属于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在全世界，蒙古族广泛分布在各个国家。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蒙古族人最多的国家。因而，具有我国国籍与合法公民权的蒙古人是中华民族的一员。在我国有很多内蒙古同胞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例如巴森、韩磊、斯琴高娃、乌兰夫等。
蒙古族不论男女老少都爱唱歌，他们尊崇唱歌和善于唱歌的人。蒙古族民歌主要分为两大类:礼仪歌和牧歌。礼仪歌用于婚宴等喜庆场合，以歌唱纯真的爱情、歌唱英雄、歌唱夺标的赛马骑手为主要内容。牧歌多在放牧和搬迁时唱，内容以赞美家乡，状物抒情者居多。蒙古族民歌节奏自由，装饰音多而细腻，并具有较强的朗诵性。其燎亮、悠长、亲切的曲调，沁人心脾。牧歌的歌词既擅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牧歌的节奏一般是悠长、徐缓、自由，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蒙古族民歌以声音宏大雄厉，曲调高亢悠扬而闻名。其内容非常丰富，有描写爱情和娶亲嫁女的，有赞颂马、草原、山川、河流的，也有歌颂草原英雄人物的等等，这些民歌生动地反映蒙古社会的风土人情。 蒙古民歌从音乐特点来讲,大致分为“长调”和“短调”两大类。 1.长调民歌。长调民歌是反映蒙古族游牧生活的牧歌式体裁，有较长大的篇幅，节奏自由，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并有独特而细腻的颤音装饰。长调民歌用蒙古语歌唱，其节奏舒缓自由，字少腔长，且因地区不同而风格各异。锡林郭勒草原的长调民歌，声音嘹亮悠长，流行有《小黄马》、《走马》等。呼伦贝尔草原的长调民歌则热情奔放，有《辽阔草原》、《盗马姑娘》等。阿拉善地区的民歌节奏缓慢，流行有《富饶辽阔的阿拉善》、《辞行》等。科尔沁草原的民歌以抒情为主，流行的有《思乡曲》、《威风矫健的马》等。昭乌达草原民歌流行的有《翠玲》、《孟阳》等。长调民歌在一些长音的演唱上，可以根据演唱者的情绪自由延长，从旋律风格及唱腔上具有辽阔、豪爽、粗犷的草原民歌特色。长调民歌的衬词均以“嗒咿”、“咿哟”、“咿哟”等。高音的衬词一般为开口音或半开口音；中音的衬词较灵活，结尾处的衬词一般是半开口音或闭口音。 在60年代风靡一时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的《赞歌》，以及艺术魅力至今不衰的《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等歌曲，即是以长调民歌力基础所创作的。� 2.短调民歌。与长调民歌明显不同的是，短调民歌篇幅较短小，曲调紧凑，节奏整齐、鲜明，音域相对窄一些。短调一般是两行，有韵的两句式或四句式，节拍比较固定。歌词简单，但不呆板，其特点在音韵上广泛运用叠字。短调民歌主要流行于蒙汉杂居的半农半牧区。往往是即兴歌唱，灵活性很强。流行的有《锡巴喇嘛》、《成吉思汗的两匹青马》、《美酒醇如香蜜》、《拉骆驼的哥哥十二属相》等。短调民歌流行在沃野千里的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及自治区其他农业和半农半牧区的民歌，都是短调民歌。短调民歌也叫爬山调，山曲儿，多用汉语演唱。所以，不仅内蒙古西部地区的蒙古人喜欢唱，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人也喜欢唱这种山曲儿。� 在蒙古族民歌中，有很多长篇叙事的歌，如著名的《嘎达梅林》，它叙述了英雄嘎达为了蒙古人民的牧场，为了牧人的生存，同达尔罕王和反动军阀张作霖斗争的故事。 在我国民族民间艺术宝库中，蒙古族民歌以其丰富的内容、独特的草原风格大放异彩，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很多艺术家在草原的歌海里采风，使蒙古族民歌得到进一步的整理、保护、传播。 蒙古族是一个酷爱音乐的能歌善舞的民族。素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蒙古民歌具有民族声乐的独有风格，不论高吭嘹亮，还是低吟回荡，都充分表现了蒙古族人民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性格。蒙古民歌洋洋洒洒，浩如烟海，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巨，令世人叹为观止。蒙古族音乐既有全民族的共同风格，又有各个地区的独特风格，堪称绚丽多姿，异彩纷呈。蒙古族民歌主要有狩猎歌、牧歌、赞歌、思乡曲、礼俗歌、短歌、叙事歌、摇儿歌和儿歌等。 猎歌：来源于原始狩猎歌舞，内容大多直接模拟古代猎人们的劳动生活或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动作神态，有时是寓言性的动物叙事歌。代表作有呼伦贝尔盟的民歌《小白兔》、《三百六十只黄羊》等。 牧歌：牧歌以歌唱草原、赞美骏马、赞美生活，充满对自由幸福的向往和追求为其主要内容。牧歌的歌词既善于抒情，又注重写景，情景交融，表现人和大自然的和谐关系。草原牧歌这一独特民歌体裁及其风格的形成，对蒙古族民歌的各个领域颂歌、宴歌、思乡曲、婚礼歌、情歌乃至器乐曲，均产生了巨大影响。所谓蒙古族音乐的草原风格就是指牧歌风格。牧歌的曲调高亢、嘹亮、宽阔、舒展。节奏悠长、多采用密—疏—更密—疏的节奏。一般情况下，牧歌的上行乐句节奏是悠长徐缓的，而下行乐句则往往采用活跃跳荡的三连音节奏，形成绚丽的华彩乐句。 赞歌：其内容主要是歌颂蒙古族历史上著名的英雄人物，赞美家乡的山川湖泊等。多在那达慕大会或其它集会、庆典等特定场合演唱。如《成吉思汗颂歌》、《辽阔清秀的故乡》、《西辽河颂》等。赞歌的曲调简洁有力，节奏规整鲜明，较少华彩性装饰音。旋律的起伏不如草原牧歌大。演唱形式有独唱、齐唱、重唱与合唱。有些古老的赞歌，还有简单的和声。这样的民间合唱蒙古人称之为“潮尔”，由两名男歌手演唱，男低音唱出粗犷的固定低音，男高音则演唱悠长的曲调。 思乡曲：在蒙古族民歌中极为普遍的一种形式，在蒙古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蒙古族享有盛誉的《母子歌》、《阿莱钦伯之歌》等，便是宽阔台汗时期的思乡曲。思乡曲的内容有两类，一类是武士思乡曲，即指从军出征，在外作战的蒙古武士们所唱的怀念故乡的歌曲。如锡林郭勒盟民歌《旷野中的莲松树》。另一种是妇女思乡曲，即远嫁他乡的青年女子所唱的思念故乡亲人之歌。如科尔沁民歌《诺恩吉亚》等。思乡曲的艺术性较高，曲调优美流畅，节奏舒展，结构严谨，调式运用丰富而大胆，转调离调手法很多。 礼俗歌：是在特定场合演唱，带有生活风俗性、实用性的民歌，如宴歌、婚礼歌、安魂曲等。宴歌主要演唱于节日集会、招待宾客的饮宴场合。婚礼歌在婚庆上演唱，曲调热烈、欢快。这类歌曲数量大，难度高，风格多样，主人们愿意聘请那些有名望的歌手在结婚仪式上演唱。安魂曲是在举行葬礼时演唱。曲调悲切哀婉，庄重肃穆。多为齐唱或合唱。摔跤歌是在那达慕大会上举行摔跤比赛时演唱。每当双方摔跤手跳跃出场时，由男高音歌手领唱，其余人以固定低音式的和声予以伴唱。 短歌：也称短调民歌，是最早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歌体裁。主要在东部蒙古族中盛行。爱情歌曲在短调民歌中占有极大的比重。如《森吉德玛》、《达古拉》、《小情人》等，深刻地反映了蒙古族男女青年追求自由、幸福的美好愿望。其次，反映蒙古族人民反抗侵略，揭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行径，以及在革命斗争中产生的革命民歌，如《独贵龙》、《引狼入室的李鸿章》、《反日歌》等，都是这类短歌的代表作。 叙事歌：叙事歌的曲调简短，结构方整，带有浓厚的说唱性。其演唱形式均为自拉自唱，用四胡或马头琴等乐器伴奏。演唱者也可以根据情节、刻划人物的需要，随时插入评述性的对白。产生和发展于内蒙古东部农业地区。反映的题材主要有歌颂人民起义斗争和英雄人物的，如《嘎达梅林》、《英雄陶克图之歌》等。表现爱情悲剧故事的，如《诺丽格尔玛》、《达那巴拉》等。反对宗教束缚，向往世俗生活的，如《东克尔大喇嘛》、《宝音贺西格大喇嘛》等。 好来宝：又称“好力宝”。蒙古族传统的说唱艺术，从口头文学发展而成。流行于内蒙古自治区，相传已有 700多年的历史。多在节日、婚礼和喜庆场合演唱。“好力宝”是蒙古语音译，是“联结”的意思。有固定的曲调，演唱形式有单人、双人和多人，但以单人演唱为多。内容一般有思乡、赞马、民间传说、改编的古典章回小说外，还有即景生情，随兴口编的。既可叙事、又可抒情，有赞颂，也有讽刺。曲目长篇短篇均有。唱词为四句为一节，押头韵。或四句一押韵，或两句一押韵，也有几十句唱词一韵到底的情形。伴奏乐器多为马头琴、四胡。曲调豪放、淳朴，有较多的朗诵成分，具有浓厚的草原风味。著名演唱曲目有《燕丹公主》、《富饶的查干湖》、《还是当艺人好》等等之外，还有汉族的历史故事如《王昭君的故事》、《水浒传》和《三国演义》。 ★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 倾心听一曲长调牧歌，犹如站在苍茫草原向大自然倾诉体验。这种艺术境界，被诸多音乐学家、歌唱家称之为“天籁与心籁的完美统一”，而美学家则称之为“人和大自然高度自由完美的统一”。这种情景交融、法乎自然、天人合一的独特意境和神韵，在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自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今天，更为突出显示出蒙古族长调民歌高度的美学价值。 据了解，蒙古族复音音乐潮林哆，只要有一人领唱长调旋律，三五个人以持续低音潮尔，就会产生庄严肃穆、声势浩大、辉煌壮丽的气势；而一首马头琴民间独奏曲《走马》，就会有排山倒海之气概。二者均能使人产生一种雄浑壮美的崇高体验。长调牧歌的典范之作《辽阔的草原》，音乐语言、曲式结构都是简洁精练的，全曲只上下两个对偶乐句旋律，但却热情奔放，达到形象和意境、人和自然的完美统一，同样给人以辽阔、豪放的阳刚之美。古老的宴歌《六十个美》，仅在一首单乐段淳朴的歌曲中就唱出六十个美的事物。歌中列举了草原土地、生命青春、牛羊骏马、候鸟鸿雁、阳光云霭、明月繁星、山的景色、海的风光、怒放的鲜花、清澈的流水、弹拨的琴弦、嘹亮的歌声、父母的恩情、弟兄的情义、长者的训导、天下的太平……这首歌简直是一本绝妙的思想品德和美育的教科书，美学价值和教育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我区著名音乐人柯沁夫认为，正因如此，蒙古族音乐愈来愈受到我国各族人民的喜爱，并以惊人的艺术魅力，吸引着各民族音乐学子、专家走进草原，走近蒙古族。辛沪光、杜兆植、吕宏久、那日松等，许多著名音乐家就是这样，他们学会了蒙文蒙语，甚至起了蒙古人的名字，找到蒙古族生活伴侣，吃着蒙古奶食……全身心地融入蒙古族音乐文化乃至蒙古民族之中，把美丽青春、毕生精力、才智都无私地奉献给草原，奉献给蒙古族音乐事业。 ★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产生于我国南北朝时期脍炙人口的敕勒歌，高度形象地勾勒出北方草原的壮丽图画，在被这首诗中描绘的美景陶醉之时，我们自然会联想起这“穹庐”之中与诗相伴的“歌”来。 蒙古族长调民歌的渊源是什么？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是我区第一位出版蒙古族长调专著的研究人员。对于长调民歌的历史渊源，李世相认为，从目前掌握的史料及蒙古学研究成果来看，蒙古族音乐发展史可以宏观角度划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即山林狩猎音乐文化时期、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告诉记者，公元7世纪前，蒙古人祖先一直在大兴安岭山脉与额尔古纳河流域生息，生产方式以狩猎为主。在漫长的生活岁月里，蒙古人创造了自己富有狩猎特色的音乐文化，如狩猎歌舞、萨满教歌舞等。一般来讲，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以短调为代表，民歌具有结构短小、音调简洁、节奏明了、词多腔少等特点。整体音乐风格具有叙述性与歌舞性，抒情性较弱，这也是原始时期人类音乐艺术的共同特征。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到，一些明显带有这一时期音乐文化特征的蒙古族民歌，至今仍在民间流传，如《追猎斗智歌》、《白海青舞》。 公元7世纪起，生活在我国东北部额尔古纳河沿岸以狩猎为生的蒙古族，开始走出山林逐渐西迁踏上了蒙古高原，在形成游牧生产方式的同时逐步强盛起来。公元1206年，蒙古族伟大的历史人物成吉思汗统一北方草原蒙古各部之时，宣告了蒙古民族正式登上北方草原的历史舞台，顺历史潮流自然成为北方草原文化的集大成者。蒙古族在接过北方草原文化的接力棒后，以自己的方式为其注入了新鲜血液，增添了新的动力，使北方草原音乐文化迅猛发展。伴随着狩猎生产方式向游牧生产方式的转变，音乐风格也发生了从短调民歌向长调民歌风格上的演变，形成了蒙古族音乐史上的草原游牧音乐文化时期。 李世相认为，草原游牧时期的音乐文化现象是极其复杂的，从音乐形态学角度上看，此时期既保留发展了狩猎时期的短调音乐风格，又逐步创新形成了长调音乐风格。就长调民歌本身而言，此时期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简至繁、由低至高的继承发展过程。因此，从公元7世纪至公元17世纪的千年历史中，蒙古族民歌发展的总趋势可概括为：以短调民歌为基础，以长调民歌为创新，长调民歌逐渐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也是蒙古族整体音乐文化风格形成的重要历史时期。 李世相介绍说，大约自公元18世纪(清朝中后期)起，随着历史变革及发展，北方草原与中原内地的联系进一步增强，各民族间的融合交流步伐加快。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也渗透到部分北方草原，文化交流 更为频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短调叙事歌、长篇说唱歌曲等又得到了新的发展，形成了蒙古族亦农亦牧音乐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音乐风格特征可概括为：短调民歌重获新生快速发展，长调民歌保持特色更加成熟。 ★长调情感内向抒情 蒙古族的长调，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不太熟悉的人，往往认为蒙古族音乐(民歌)也应像其外在性格那样，总是铿锵有力充满着骠悍气息。对此，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李世相认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 李世相告诉记者，蒙古族民间有许多这样的谚语：“牙齿掉了咽到肚里，胳膊断了藏在袖里。”这种内倾性格体现在蒙古族民歌乃至整个艺术审美观念上。 “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性格，一般都有“骁勇善战，粗犷豪放”的认识，却很少了解其“情感细腻，善良多忧”的另一面。如果将粗犷豪放视为外在性格，那善良多忧则是内在性格，这一阴一阳恰好形成互补。这种内在性格更多的是表现在蒙古民族的音乐艺术中，因此，就不难理解蒙古族民歌的“慢多快少，忧多乐少”的表象，而长调歌种的内在抒情性表达方式的形成也就有了必然性。 ★爱是长调根本主题 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爱就没有人类世界，更不可能产生艺术。但因各民族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及生存环境的差异等，对爱的表达方式也自然不会一致。 李世相认为，蒙古族的生存环境历来是地广人稀，加之游牧的独特生活方式，使他们对爱有着自己的思考，对爱的表达也有着独特的方式，长调民歌即是在这种爱的原动力作用之下产生与发展的。因此，长调民歌中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种爱的本质与内涵。
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族音乐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与该民族的生活地域、生活方式、经济形态、文化传统、文化交流有什么关系？写个发言提纲，并举例说明。 拜托在十一前回答出来..... 补充问题大家有没有搞错...我问的是民族音乐产生的因素关系,不是历史好不好,而且是发言提纲呀..... 问否回答：他们给的答案多好啊,我正要拍案,你却不满.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原始音乐歌舞与劳动生活的关系如此密切，它的社会功用也是显而易的。但当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社会生产关系日益复杂，音乐艺术的内容和作用也随着扩大、而广泛用于锻炼身体、抒发感情、祀神祈年，以及娱乐、求爱等各种社会生活侧面；美的因素增长了，音乐的形式也更为丰富多样了。从此，音乐遂以一种独立的艺术样式，作为社.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西周的宫庭音乐大体可分为六代之乐、雅乐、颂乐、房中乐和四夷之乐等几种。六代之乐是指历代传下来的六部大型乐舞。这些乐舞主要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祖宗，特点是规模宏大而声调平淡、缓慢、给人以严肃静穆之感。颂也是大典乐歌，用于天子祭祖、大射、视学以及两君相见等重要典礼中，内容大都是史诗性的，往往带有一些神.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民间俗乐首先是郑、卫、宋、齐等封建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繁荣起来的，所以后来士大夫们就用"郑卫之音"或"郑声"来作为俗乐的代称。 俗乐中以民歌和民间歌舞为最重要，从现存《诗经》所集的十五国风，可以大体看到当时民歌的丰富多采。内容方面除一般劳动歌曲、爱情歌曲外、有倾诉农民痛苦生活的，如.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俗乐的繁盛促进了表演艺术的提高，出现了不少著名的歌手，相传秦青的歌唱有"声振林木"之势，韩娥的歌唱能给人以"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印象。 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乐器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弦乐器有琴、瑟、筝、筑之分，吹乐器有管、笛、竽、笙之别，形制多种多样；编钟、编磬也日益完整。湖北随县出土的.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汉代主要的歌曲形式是相和歌。它从最初的"一人唱，三人和"的清唱，渐次发展为有丝、竹乐器伴奏的"相和大曲"，并且具"艳--趋--乱"的曲体结构，它对隋唐时的歌舞大曲由着重要影响。汉代在西北边疆兴起了鼓吹乐。它以不同编制的吹管乐器和打击乐器构成多种鼓吹形式，如横吹、骑吹、黄门鼓吹等.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这时，传统音乐文化的代表性乐器古琴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为：在汉代已经出现了题解琴曲标题的古琴专著《琴操》。三国时著名的琴家嵇康在其所著《琴操》一书中有"徽以中山之玉"的记载。这说明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古琴上徽位泛音的产生。当时，出现了一大批文人琴家相继出现，如嵇康、阮籍等，《广陵散》（《聂政.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它继承了相和大曲的传统，融会了九部乐中各族音乐的精华，形成了散序－－中序或拍序－－破或舞遍的结构形式。见于《教坊录》著录的唐大曲曲名共有46个，其中《霓裳羽衣舞》以其为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写有描绘该大曲.频道： 传统 地域 民族音乐 文化 形态 时间：01-01 08:01民族音乐的产生与发展随着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适应市民阶层文化生活的游艺场"瓦舍"、"勾栏"应运而生。在"瓦舍"、"勾栏"中人们可以听到叫声、嘌唱、小唱、唱赚等艺术歌曲的演唱；也可以看到说唱类音乐种类崖词、陶真、鼓子词、诸宫调，以及杂剧、院本的表演；可谓争奇斗艳、百花齐放。这当中唱赚中的.
根据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民歌的不同风格色彩，中国民歌大体可以分为六个不同的风格色彩区。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3. 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5．东北受萨满教影晌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至于每个民歌区的民歌分类。由于民族不同，各自有其传统的分法，不可能划一，只能存异。 1．北方草原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处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以蒙古族民歌为代表。蒙古族历来有“音乐民族”、“诗歌民族”之称。民歌可分“长调”、“短调”两大类，“长调”民歌主要流行于东部牧区以及阴山以北地区，特点是字少腔长，富有装饰性，音调嘹亮悠扬，节奏自由，反映出辽阔草原的气势与牧民的宽广胸怀。牧歌、思乡曲、赞歌等大多属于长调。闻名的曲目有《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主要流行在西部、南部半农半牧区，其特点是结构短小，节奏规整，不少叙事歌、情歌、婚礼歌都属于“短调”。著名的短调民歌有《森吉德马》、《小黄马》等。草原文化民歌的共性是表现出草原牧民的质朴、爽朗、热情、豪放的情感与性格。此外，在西蒙还有一种“蒙汉调”（蛮汉调），它是蒙、汉两个民族的音乐文化相互吸收，相互交流的产物。流行于河套一带的“爬山调”也是蒙、汉民族共同喜爱的歌种。 2．西部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新疆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地处新疆，以维吾尔、哈萨克民歌为代表，它受过来自中亚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与阿拉伯音乐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其歌舞艺术以“十二木卡姆”闻名于世。民歌有爱情歌、劳动歌、历史歌、生活习俗歌四大类。维吾尔民歌在音调方面包括了中国音乐、阿拉伯、欧洲三种音乐体系，它是中国民歌音调多元化来源最突出的一种。有不少民歌是与舞蹈相结合的，具有活泼、风趣的格调。闻名中外的民歌有《阿拉本罕》、《半个月亮爬上来》、《达坂城》、《送我一朵玫瑰花》等。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从事牧业。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词曲固定的民歌（包括牧歌、狩猎歌、情歌、宗教歌等）；（2）即兴填词的民歌（包括山歌、渔歌、谜语歌等）；（3）习俗歌（包括婚礼歌、哭嫁歌、送嫁歌等）。其中以情歌数量最多，大都表现情人离别的痛苦和祝福。哈萨克民歌中有中国音乐和欧洲音乐两种体系。中国音乐体系以宫、羽调式最多。闻名全国的有《玛依拉》、《等我到天明》等。 3．西部受佛教文化影响的藏族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西藏自治区和青海、四川的部分藏族聚居地区。民歌包括山歌（牧歌）、劳动歌、爱情歌、凤俗歌、颂经调五大类。民歌演唱活动大都与佛教节日有关，民歌中不少是与舞蹈结合在一起的，如“囊玛”、“堆谢”、“果谢”、“锅庄”等歌舞品种。音乐属于中国音乐体系，民歌一般特点为热情、开朗、诚挚、动人，极富高原特色，节奏律动性强。闻名的民歌有《北京的金山上》等。《北京的金山上》原来是一首箭歌（即狩猎歌），最初流传在西藏的东南部林区。如今成了流传全国的新民歌。 4.西南高原多民族古老原始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云南、贵州、广西等地的少数民族地区一带。有二十几个不同民族聚居在这里。该区民歌有着不同层次的古老文化特征，具有特殊的社会功能，民歌大多为“诗、歌、舞”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内容复杂多样，同时存在着不同历史阶段的民歌。由于许多民族没有文字，民歌成了他们记载历史、传播知识以及进行社交活动的重要手段，已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份。所有这些都反映出特殊的、多层次的文化现象。这一地区代表性民歌是多声部民歌。多数民族都有二声部、三部民歌。民歌的分类有“大歌”、“小歌”。大歌以侗族、布依族、壮族等民族的最闻名，大歌又分男声、女声、童声三种，男声大歌一般节奏性较强，曲调明快。女声大歌节奏较自由，旋律细腻、柔和。小歌除二声部外也有单声部民歌。内容以爱情为主，一般是青年男女在室内用小嗓轻声唱。此外还有古歌，以苗族的古歌历史最悠久。内容叙述天地的形成，人类的起源。游方的起因等。曲调富于吟诵性，歌唱者多为老人。侗族大歌50年代即闻名全国，其他民歌如《桂花开放贵人来》、《阿细跳月歌》等，也都是有代表性的曲目。 5．东北部受萨满教影响的狩猎文化民歌区 这个民歌区主要包括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以鄂伦春族民歌为代表（包括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族筹），鄂伦春族在1949年前还保留着不少原始社会的痕迹。这是一个喜爱歌舞的民族，过去以狩猎为生，每当狩猎满载归来，或者民族节日，都要进行歌舞狂欢。他们的民歌可分为三大类：（l）山歌，（2）歌舞曲，（3）萨满调。山歌又分“长调、“短调”，“长调”高亢刚健，节拍自由；“短调”曲调平稳，节奏规整。歌舞曲大多为一领众和形式。萨满调是为请神、跳神、祭祖、葬礼时唱的歌，曲调吟诵式，多为领和。鄂伦春民歌为五声音阶。以宫调式、羽调式居多。他们最喜爱的民歌有《额呼兰�6�1德呼兰》，是一首歌颂大自然的歌。此外《鄂伦春族小唱》在全国也很闻名。 6．西北高原多民族半农半牧文化民歌区 这一民歌区包括甘肃、青海、宁夏的黄河上游地区，有汉、回、土、撒拉、保安、东乡、藏、裕固等民族聚居的区域。自古以来属于半农半牧文化范畴。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必经之地，东西文化交流较早，由于长期的多民族交化交融，产生了八个民族并有的歌种——“花儿”。该区民歌可分“家曲”，“野曲”两大类，“家曲”包括各种酒曲、宴席曲、小词、秧歌等；“野曲”包括“花儿”在内的各种山歌、牧歌等。野曲只能在室外唱。“花儿”为代表性歌种，曲调高亢悠长，格调深沉婉转，气质粗扩、淳朴。不论哪个民族都使用汉语演唱，而各民族有自己的衬词，中外闻名的曲目有《上去高山望平川》。 7．中原及东部沿海有着古老传统文化的汉族民歌区 汉族民歌区在六个区中属于最大的一个，从寒冷的北方到亚热带的南方，从西北高原、西南高原到东部沿海平原，地理条件、风俗习惯、生活、生产方式多种多样。语言虽同属汉语，但各地方言不同。东、西、南、北差异很大，民歌的风格特点也呈现出多种特征。另一方面汉族在北方草原民歌区、西北半农半牧民歌区以及西南高原多民族民歌区都有千万以上的人口，因此，民歌区部分重叠的现象也是存在的，基于以上情况，汉族民歌区又可以分为十个支区和一个特区。 （l）东北都平原民歌支区；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3）江淮民歌支区；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5）闽、台民歌支区； （6）粤民歌支区；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8）湘民歌支区； （9）赣民歌支区；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11）客家民歌特区。 汉族民歌品种繁多，仅其不同的社会功能可以分为十大类：即劳动号子、山歌、小调、田歌、渔歌、茶歌、秧歌（包括灯歌）、风俗歌、儿歌、摇儿歌。 （1）东北部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东、河北、河南东北都、苏北北部等黄河下游地带，以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区，基本上是一个沿海平原地带。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属于文化比校发达地区。根据风格上的微小差异，该区又可分为两个小区，山东、河北及河北、苏北的一部分为第一小区；辽、吉、黑为第二小区。第二小区实际是第一小区的移民区。所以民歌同属近似风格。全区使用东部北方方言。这里民歌以小调为主，其次是秧歌、号子，山歌极少。代表性民歌有《小白菜》、《画扇面》、《沂蒙山小调》、《小看戏》等等。 （2）西北部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山西、陕西大都、河南西北部、内蒙河套地区以及甘、青、宁汉族聚居地区。东面以太行山为界与东北部民歌区分开，南北各为阴山以南，秦岭以北，属于黄河中上游地区。过去交通不便，民间音乐较少与外地交流，使用西北都北方方言。民歌以山歌最为突出．包括有“信天游”、“山曲”、“爬山调”以及“花儿”。其次为秧歌、小调。全国闻名的曲目有《走西口》、《赶牲灵》、《兰花花》、《推炒面》、《五哥放羊》、 《刨洋芋》、《绣金匾》等。 （3）江淮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淮河流域的苏北、安徽大部以及河南东南部地区、西面以大别山与江汉民歌区为界。该区处于黄河、长江流域之间，音乐文化兼融南、北因素，带有过渡性的特征。使用北方方言。民歌以田歌、小调突出，秧歌、山歌次之。闻名的曲目有《凤阳花鼓》、《王三姐赶集》、《打麦歌》、《彼根芦柴花》等。 （4）江浙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江苏南都、上海、以及浙江大部，地处长江下游，是古代的吴、越之地。文化比较发达，人民生活较富裕，历来有江南渔米乡之称。使用方言为吴语。民歌以小调为主，闻名的曲目有《紫竹调》、《无锡景》、《茉莉花》、《哭七七》、《对鸟》等。 （5）闽、台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福建大部、台湾大部以及广东潮汕地区。福建与台湾自古以来就有文化的渊源关系，台湾当地汉族一直使用闽南语，此外，两地还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戏曲、说唱音乐等。民歌以山歌、耘田诗、小调突出，闻名的曲目有《采茶扑蝶》、《茶童歌》、《天乌乌》等。 （6）粤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珠江流域的广东大都，广酉东南部，以及海南部分地区，北面以南岭为界与赣民歌区相邻。这里地处亚热带，珠江横贯东西，文化与海外交流较早，使用粤方言。过去广大渔民成为该区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民歌以渔歌——咸水歌最为突出。闻名的曲目有《落水天》、《春牛调》、《哩哩美》等。 （7）江汉平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北、河南西南部以及湖南北部的部分地区，为古代楚文化的中心地带。使用西南方言。古文化比较发达，民间艺术源远流长，至今在许多方面仍保留着古色古香的地方特色。民歌以田歌最突出，其次是灯歌、小调、风俗歌、山歌。闻名的曲目有《黄四姐》、《洪湖渔歌》等。 （8）湘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湖南以及广西东北角上的几个县。地处长江中游南岸，这里也是古代楚地。民尚楚风，地袭楚俗，它与江汉民歌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不过使用的方言不同，本区通用湘语方言。民歌最有代表性的是山歌、田歌。闻名曲目有《马桑村儿打灯台》、《一塘荷花一塘莲》、《上四川》等。 （9）赣民歌支区 该区以江西中、北、东部为基本范围，使用赣语方言。地处古代吴、楚之间，吴楚文化对其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具有长江流域东西部文化交流的过渡地带性质，民歌交融性强。以茶歌最有特色，其次为小调、灯歌。田歌中“打鼓歌”也很突出。闻名的曲目有《杜鹃花开》、《摘茶籽》、《送郎当红军》等。 （10）西南高原民歌支区 该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陕南以及广西西北部分地区。北以秦岭为界，通用西南方言。代表性民歌是山歌，其次是灯歌。此外川江船夫号子也很有特色。闻名的曲目有《小河淌水》、《赶马调》、《槐花几时开》、《我住贵州贵阳府》等。 （11）客家民歌特区 客家人分布较广，全国有八千余万人口，民欧特区主要指包括广东东北部、福建西南部以及江西东南部三省交界地带。这里客家人比较集中，客家系古代因战乱由北方中原一带来的移民，保留有古老遗风，使用客家方言。民歌主要为山歌，闻名的曲目有《灯红歌》、《风吹竹叶》等。 (ˇ�0�6ˇ） ～
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
发展和传承我国优秀的民族音乐，是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需要，也是把我国音乐文化艺术推向灿烂辉煌的需要。下面是我整理的民族民间音乐文化的传承论文，欢迎来参考！
摘要：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具有着独特的民族音乐特色，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在各民族的交流互动中传承与创新着，并在中国的音乐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为对中华传统民族民间音乐进行传承与发扬，从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出发，对其在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所展现的特征进行系统分析，并对其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给予了可行性建议，以期能推动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民族民间音乐；特征；传承与发展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是在华夏独有的传统文化基础上，积累发展而来。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民族民间音乐虽历经坎坷，但其精髓依然传承下来，依然保留着中华民族浓郁的文化特征和地域特色，共同构筑了具有独特魅力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推动了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辉煌发展。因此，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进行分析探索，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的[1]。
一、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现状分析
民族音乐是在反映本民族文化、生活、地域等特色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展现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特征。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是当前世界上独具特色和表现力的一种优秀艺术形式，也是我国传统音乐艺术的基础和核心。从一定层面来说，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来源于群众生活，而又深深地根植于群众生活，对中华民族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目前，广为流传的民族民间音乐曲目有《十大古曲》《阳春白雪》《十面埋伏》等。近些年来，我国民族民间音乐在发展过程中，却没有产生突破性的进展。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作为传统艺术的民族民间音乐却在不断被人遗忘。尤其是当前形势下，西方各种艺术的不断涌入，人们对中华传统和古典艺术接触太少，民族民间音乐的未来发展不容乐观[2]。更为严重的是，民间音乐中许多种类出现了断流，甚至濒临灭绝。尤其是在教育领域里，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被人忽视，而流行音乐和西方古典音乐充斥着音乐课堂。每年报考民族乐器与西洋乐器的考生，不仅人数悬殊，更让人心痛的是，还有很多人因为不懂欣赏，甚至对其存在排斥心理。此外，社会多元化的发展，也是民族民间音乐日益没落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快节奏时代的到来，很多人对民族乏认同感。长此以往，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可能会逐渐没落下去。这些，必须要引起相关机构及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二、民族民间音乐的特征解构
在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历程中，我国的民族音乐理论不断地成熟起来。就目前而言，民族民间音乐艺术，主要是指与戏曲、曲艺、民歌等相关的音乐。笔者将对这些音乐的特征进行分析解构[3]。
1。即兴性
一般来说，民族民间音乐主要包括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器乐、戏曲、曲艺等，是民间流传音乐的总称。民族民间音乐指的是各民族间流传的所有音乐类别，以歌曲数量最多。如山歌、劳动号子、小调等，都属于民族民间音乐的艺术范畴。如《信天游》等歌曲，都有很强的即兴性，是当时人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2。流变性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特征十分明显。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节奏的逐渐加快，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也在不断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当前这个时代。很多音乐曲目从一个地区，不断扩散到全国甚至世界各地，并产生了不同的变化。民族民间音乐的流变性，对城市和乡村音乐文化的交互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3。地域性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上表现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一特点也体现在民族民间音乐上。地域性也是民族民间音乐的重要特征，不仅是各民族生产生活情况和风俗习惯的重要表述，更是各地区之间人民不同风貌的具体体现。如藏族、蒙古族等边疆地区，其音乐表述形式多为节奏悠扬、风格奔放，这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也与民族习惯息息相关。其属于游牧民族，长期在草原生活，骑马放牧，歌声悠扬嘹亮，也就成为了该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而江浙一带，有着小桥流水人家的闲适，也有着“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烟柳风情，音乐多细腻柔婉、清雅秀丽；中原一带，因为自古以来便是战争的集聚地，群雄逐鹿，百姓流离，因此多为慷慨激昂的悲歌……由此可知，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不同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的风格色彩不尽相同[4]。
4。生活性
我们也可以发现，民族民间音乐曲风动听，朗朗上口，与通俗音乐有着一定的共通性。民族民间音乐是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如劳动号子，是在劳动中产生的一种民歌形式，其节奏与相关劳动项目的节奏极为符合。《川江船夫号子》《见滩号子》《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就是这一劳动号子的典型代表。《川江船夫号子》节奏变化多样；《见滩号子》战斗陷入紧张，一触即发；《下滩号子》《平水号子》则通过悠扬、舒畅的旋律，表现了人们心中的安静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自律美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优美，多蕴含着深刻的内涵，展现了自律美的特征。如《二泉映月》以凄苦哀怨的音调，展示了盲人阿炳坎坷的一生，音乐中优美而又满含悲哀，在节奏和情感表达上都体现着典雅和悲伤的美丽，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这种民族民间音乐中自律美的表达，能让听众产生深刻的感悟，让心灵随着音乐的流动激荡万分、感同身受。
三、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研究
在国家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大背景下，在“民族艺术进校园”的潮流下，民族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发展迎来了美好的春天[5]。如何能进一步传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艺术，这需要相关部门、教育工作者和各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正确定位
正确的定位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广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华夏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五声调式的音乐；狭义上来说，民族民间音乐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的生活过程中所展现的具有传统文化、精神及生活特征的音乐。如今，世界主要包括三大乐系，波斯阿拉伯音乐体系、希腊音乐体系和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体系。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跃居第三位，不仅是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流长，更是因为这些民族民间音乐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艺术特色，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出来的音乐财富，位居三大体系之一，当之无愧。
2。将民族民间音乐与其他相关音乐有机结合
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要获得长远的发展，不能故步自封，需将其与国外音乐、流行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等相关音乐进行有机结合，取长补短，以使具有数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变化。山不来就我，我就去就山。我国的音乐工作者也可将民族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到其他作品中，形成独具特色的音乐风格。这是我国民族民间音乐获得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
3。对民族民间音乐加强宣传和推广
推广和宣传是民族民间音乐得以发展和弘扬的关键因素。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酒香不怕巷子深”已成为过去式，广而告之才是大趋势。国家正大力弘扬和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作为其中的优秀代表，民族民间音乐有必要站出来，承担起引导人们对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产生重视并加以继承的责任。
（1）民族民间音乐要发展，就要在继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与时俱进，将民族音乐融入现代元素，发展成为大众文化，而不是曲高和寡。
（2）学校有义务要将民族民间音乐引入音乐教育。孩子是中国的未来，学校教育则是铺路的重要基石。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四、结语
综上所述，民族民间音乐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是世界音乐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承与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发展。民族民间音乐，不仅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还蕴含着丰富的民族精神，是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因此，通过对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加以探讨，能为其长远发展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笔者衷心的希望，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代表，我国的民族民间音乐，能够在正确的定位基础上，通过对各部分特征的研究，将其与其他音乐互通有无，有机结合，以适应当前的时代潮流。我们相信，在传统与现代的交错中，在时代的历史洪流中，在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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啮齿类起源于亚洲，是新生代陆地哺乳动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类群，它们成功的跨越始新世/渐新世之交的全球降温事件，成为了东亚哺乳动物群中的优势类群。
啮齿类动物大多繁殖速度快。几乎每一种啮齿动物都有自己的天敌，这些天敌包括熊、狼、黄鼠狼、猫、蛇、老鹰、和猫头鹰等动物。然而，人类才是对啮齿动物危害最大的生灵。破坏庄稼和财产的啮齿动物会被农民们杀死，以海狸为首的一些啮齿动物因为它们的皮毛而遭到捕杀，人们还会常常杀死那些传播斑疹伤寒症、狂犬病及黑死病等传染病的老鼠。尽管威胁依然存在，啮齿动物们灭绝的可能性也不大。啮齿动物大多繁殖速度极快，这种繁殖速度确保了它们不会灭绝。
没什么多大的意义，毕竟蜘蛛不是哺乳动物，只是具备一项能力
哺乳历来都被认为是哺乳动物独有的行为，尽管鸟类、蟑螂等一些类群动物也提供类似“乳汁”的分泌物喂养后代，但无论是从行为模式上、持续时间上还是功能上都与真正哺乳动物的哺乳相差甚远。
发挥比较优势 发展特色经济加快内蒙古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 张广收面向二十一世纪，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邓小平同志“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作出了实施西部大开发的重大决策，为加快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调整产业结构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避免结构雷同，又是国家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基本要求。因此，西部各省区必须从各自资源特点和自身优势出发，准确定位，把握关键，突出发展有市场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全面分析和认识内蒙古的各种自然资源以及区域特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情况认为，内蒙古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必须走发展特色经济的路子。一、内蒙古产业结构的现状新中国成立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内蒙古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经济总量不断扩大，结构调整成效显著。到2001年，全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545亿元，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61亿元，第二产业增加值624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560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产业结构逐步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农牧业基础地位进一步加强，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已具备了生产粮食280亿斤、饲养牲畜7000多万头（只）的能力，每年可提供商品粮100亿斤、商品肉100万吨、羊毛6万吨、羊绒4000吨、羊皮1900万张、牛皮110万张和鲜奶109万吨，成为国家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和商品粮基地。工业重型化结构得到改善，以农畜产品加工业为主的轻工业进一步加快发展，生产能力不断扩大，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达到97亿元，成为自治区第一支柱产业，涌现出了鄂尔多斯、伊利、仕奇、鹿王、兴发等一批骨干企业和名牌产品。能源、原材料等重工业稳步发展，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达到210亿元，原煤产量、发电量、钢产量分别达到8163万吨、465亿度和459万吨。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第三产业发展迅速。内蒙古经济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在农牧业、能源工业、农畜产品加工业、稀土工业、生物高技术产业、草原文化旅游等行业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农牧业：内蒙古横跨“三北”，东西长2400多公里，南北宽1700多公里，总面积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8，居第二位。其中，草原、人均耕地和森林面积居全国首位。丰富的土地资源，各异的自然条件，以及多样的动植物分布，为发展特色农牧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呼盟的奶牛和大豆，兴安盟的水稻，通辽、赤峰的玉米，锡盟的牛羊肉，乌盟的马铃薯，巴盟的小麦，伊盟、阿盟的绒山羊等等，特色明显，优势突出。目前，这些特色农牧业均在地区农牧业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比如，乌盟的马铃薯，年种植面积达到500万亩，产量达到400万吨，实现增加值10亿元，占全盟农业增加值的28%，同时还带动了加工、保鲜、贮运等发展，目前有万个马铃薯储存大户，有万人、5万辆车从事马铃薯运输，大中型马铃薯加工企业共10户，年加工马铃薯100万吨。全盟马铃薯种植、加工、销售实现增加值15亿元，占全盟国内生产总值的，已成为全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另外，内蒙古有13亿亩草原，亿亩森林，环境容量大，污染相对小，绿色产品是一大特色。2000年，全区已有65家企业开发绿色食品，登记注册绿色食品176种，占全国绿色食品总数的10%以上，未来开发潜力很大。内蒙古从东到西还分布有五大沙漠和五大沙地，沙区总面积亿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结合生态治理，发展沙产业也具有广阔的前景。农畜产品加工业：农畜产品是内蒙古的特色和优势，马铃薯、羊毛、羊绒产量居全国第一位，羊肉、牛奶产量居全国第二位，牛肉产量居全国第十位。依托农畜产品资源发展起来的农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内蒙古第一支柱产业，其产值占全区轻工业产值的80%以上，占全部工业产值的32%。特别是在马铃薯、羊肉、牛奶、羊绒等农畜产品加工行业优势明显，并具备了相当实力。2000年，全区羊绒产量近4000吨，已形成年梳绒万吨、生产羊绒衫1200万件的生产能力，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30亿元、利税亿元，并拥有鄂尔多斯、鹿王等驰名品牌，羊绒产量、加工规模、工艺技术、出口创汇等方面均居全国首位；牛奶产量近80万吨，已形成年加工鲜奶近80万吨的生产能力，全区乳品加工企业109户，生产十大类近300个品种，乳制品产量达到万吨，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20亿元、利税超过3亿元，伊利集团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12亿元、利税超过2亿元；马铃薯产量700万吨，大中型加工企业12户，年加工马铃薯150万吨；羊肉产量32万吨，草原兴发集团已形成年加工100万只羊的生产能力。能源工业：内蒙古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比较丰富，煤炭探明储量居全国第二位，其中，储量在100亿吨以上、适宜露天开采的特大型煤田有五处，现已形成年产原煤1亿吨的生产能力。同时，内蒙古靠近水源，发电成本低，输电线路短，具有煤转电的良好条件，目前电力装机容量达到960万千瓦，年发电量达到465亿度，向区外转电186亿度，是我国外输电量最多的地区。鄂尔多斯盆地天然气田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几个为数不多的陆上特大型气田，天然气蕴藏量万亿立方米，其中内蒙古境内蕴藏量4万多亿立方米。目前，内蒙古境内的苏里格、乌审和大牛地三个气田已在内蒙古境内探明储量7200多亿立方米，并建成了年产天然气25亿立方米的生产能力。经过“九五”以来的快速发展，能源工业已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增加值已占全区全部工业增加值的18%。另外，受电价的影响，近年来高载能工业已开始向能源基地转移。内蒙古有丰富、廉价的能源资源，为发展高载能工业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自治区政府还批准在乌海及周边乌斯太、棋盘井地区建立高载能工业园区，并实行了优惠电价，大大促进了高载能工业的发展。全区电解铝、电石、烧碱、铁合金、工业硅等高载能工业产品快速增长，高载能工业正逐步成为全区工业经济新的增长点。稀土工业：稀土是内蒙古具有相对垄断的优势产业，稀土资源总量居世界之首，工业储量占全国的85%、占世界的50%左右；稀土科研、技术力量雄厚，包头稀土研究院是全国最大的稀土研究院；包头稀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我国惟一以“稀土”冠名的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内蒙古包钢稀土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全国第一家稀土上市企业。经过近40多年的开发建设，内蒙古稀土工业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生产能力，在国内外稀土市场占有重要地位。全区稀土生产企业100多户，其中稀土骨干企业近20户，年生产稀土精矿能力已达到10万吨，年处理稀土精矿达到能力12万吨，能够生产80多个品种、220多个规格的稀土产品。单一稀土分离能力达到万吨（按处理氯化稀土计），稀土合金生产能力达到3万吨，稀土金属生产能力达到万吨，磁性材料生产能力达到160吨，打火石生产能力达到400吨，镍氢电池合金粉生产能力达到1500吨，稀土抛光粉生产能力达到3200吨，基色荧光粉生产能力达到10吨。稀土精矿产量占全国的60%、占世界的40%，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稀土原料基地。同时，还发展了稀土永磁电机、磁选机、电表阻尼器、稀土多元复合肥、稀土抗旱保水剂等大量技术含量较高的稀土应用产品，一批高技术、高附加值稀土项目和应用项目正在筹建之中。目前，全区稀土行业形成固定资产近15亿元，从业人员万余人，年产值超过15亿元，利税达到亿元。生物高技术产业：生物产业的发展一靠技术，二靠资源。内蒙古虽不具有人才和技术优势，但具有丰富的生物基因资源。一是有多种野生植物资源，现已投入开发的有山杏、沙棘、苁蓉、苦豆子等；二是有多种中蒙医药资源，像甘草、麻黄等；三是有多种动物脏器资源，如羊胎盘等。这些资源具有良好的保健和药用性能，开发利用价值很高。草原文化旅游：内蒙古是个绚丽多姿、极富传奇色彩的地方，草原、古迹、沙漠、湖泊、森林、民俗“六大奇观”构成了独特的旅游胜景，别具北国风采，塞外情韵，是旅游的理想之地。内蒙古地跨“三北”，毗邻八省，面向京津唐，还具有发展旅游业优越的地理位置。随着交通条件、旅游环境的不断改善，旅游景点的增多，近年来，内蒙古旅游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旅游人数超过了9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51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旅游业正逐步成为全区新的经济增长点。二、内蒙古发展特色经济的思路和重点根据内蒙古实际和现有经济发展基础，未来特色经济的发展要以资源转换为基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依托优势资源、优势企业和名牌产品，把内蒙古建成为我国重要的农畜产品和绿色产业开发区、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开发区、稀土科研、生产和出口开发区，通过“三区”建设，实现资源转换、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技术创新。（一）农畜产品和绿色产业以名牌产品和丰富的农牧业资源为依托，继续加强农田草牧场基本建设，积极调整农牧业生产结构，以加快推进农牧业产业化为切入点，大力发展以绿色品牌为主的农畜产品及其加工业，重点开发羊绒、牛奶、羊肉、牛肉、皮革、马铃薯、玉米、小麦等主导产品产业化系列，巩固和扩大羊绒、牛奶、羊肉深加工产品在全国的领先优势。同时，要加强生态建设，大力发展沙产业，营造绿色环境。特色农业：要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根据各地气候、土壤等不同特点，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农产品。按照合理布局、各有侧重、相对集中、形成规模的原则，建设区域性生产基地，形成区域性的名优特产品。重点建设具有内蒙古比较优势和特色的优质专用小麦、玉米、水稻、大豆、马铃薯等农产品基地和绿色产品基地。畜牧业：要充分发挥天然草原的优势，按照增草、增畜，改良草场、改良畜种，提高质量、提高效益的“双增双改双提”的指导方针，稳步发展草原畜牧业，大力发展农区畜牧业，努力提高畜牧业集约化现代化水平，到“十五”末期，牛肉产量达到32万吨，羊肉产量达到45万吨，牛奶产量达到148万吨，继续保持全国的领先地位，力争使畜牧业占农业比重提高到40%以上。沙产业：把内蒙古建成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防线，是内蒙古在西部大开发中，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加强生态建设，要把防治和开发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恢复生态植被的基础上，适度进行产业化开发，发展沙产业，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近期重点进行沙棘、沙柳、山杏、麻黄、甘草、苁蓉、有毒灌草、风积沙、荒漠藻类等的产业化开发，发展沙棘药品、化妆品和保健品、沙柳挂面箱板纸、杏仁饮料、风积沙微晶材料、麻黄素、苁蓉酒、苁蓉养生液等产品，力争使沙产业成为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农畜产品加工业：以资源为依托，培育和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突出发展绿色食品和羊绒加工业。要充分发挥内蒙古独特的绿色食品原料资源优势，以名牌产品和优势企业为龙头，运用现代加工、保鲜、包装技术，大力发展市场容量较大的牛奶、羊肉、牛肉、马铃薯、玉米、优质小麦等加工产品，使内蒙古成为全国重要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羊绒加工业要立足存量资产的优化重组，以压缩、调整、创新、提高为核心，淘汰落后、过剩的生产能力，采用先进、适用技术与装备改造现有企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档次，增加花色品种。继续培育和发展壮大鄂尔多斯、鹿王羊绒集团等龙头企业，加快精梳羊绒面料、衬衣面料、高支精纺羊绒内衣等精、深加工产品的开发和生产，提高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使内蒙古成为全国主要羊绒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二）能源和原材料产业要立足煤炭资源优势，加快转换步伐，大力发展煤转电、煤转油和洁净煤生产。实施煤电转换，加快“西电东送”，重点建设托克托、达拉特、元宝山等8大电源项目。同时，加快建设向区外送电的通道，完善自治区内电网网架，完成达拉特—永胜域、丰镇—张家坊等电力外送主通道工程和区内220千伏及110千伏主网架工程。力争到“十五”期末，电力装机容量达到1300万千瓦，发电量达到700亿千瓦时，向区外送电量达到370亿千瓦时。加快煤炭液化技术产业化步伐，积极配合神华集团尽早建成年产250万吨煤转油项目。积极发展洁净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加快开发利用天然气，建设鄂尔多斯气田乌审旗至呼和浩特天然气输气管道和呼和浩特、包头、东胜等城市配气工程，以及天然气化工基地；推广利用洁净煤，大力开发风能、光能和地热资源。依托丰富、廉价的电力资源，发展高载能工业，实现煤电冶、煤电化联营，促进煤炭、电力行业发展，重点建设乌海及周边地区高载能工业园区。加快发展具有内蒙古特色的新材料，着力开发生产纳米材料合金粉、纳米碳酸钙、稀土改性MC尼龙等新材料产品，形成新的产业规模。采用先进、适用技术，加快传统原材料工业的升级、改造，努力提高技术和装备水平，把内蒙古建成国家重要的原材料生产基地。（三）稀土产业稀土产业的发展要突出重点，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内蒙古轻、中稀土的优势，扬长避短，根据市场需求，一是适度集中并优化和稳定发展稀土上游产品，加强、巩固、提高稀土原料生产基地建设。二是在优化的基础上突出发展稀土中游产品，提高现有产品的质量和档次，使全区稀土氧化物、混合稀土金属、单一稀土金属等中游产品的生产能够满足国内外市场不同层次的需要，成为世界稀土中游产品的集散地。三是有选择的发展稀土下游产品和应用产品，继续抓好稀土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发展稀土钢、稀土铝以及金属材料和稀土抗旱保水剂、稀土饲料添加剂、稀土微肥等产品，加大开发稀土在高科技领域中的应用力度，发展稀土贮氢合金、稀土抛光粉、钕铁硼永磁材料、镍氢动力电池、稀土永磁电机等高科技应用产品。四是要充分发挥稀土科研人才的优势，建立以包头稀土研究院为主的骨干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稀土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力争在稀土科学技术、新材料和新产品研制开发方面接近国际领先水平。到“十五”末期，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全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稀土原材料及储氢材料、镍氢动力电池等稀土应用产品的科研、生产和出口基地。另外，生物高技术产业、草原文化旅游业等是内蒙古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朝阳产业，也具有很好的发展优势。生物高技术产业：要立足丰富的中蒙药材资源和动物脏器资源，研制开发具有内蒙古特色的蒙药、现代生化药品和微生物工程产品。以蒙药二次开发为重点，应用现代先进适用技术，加快成方蒙药现代产品开发，建设蒙药开发生产基地，创造民族品牌。利用微生物和酶工程技术，开发生产新型工业微生物粉剂、酶制剂、功能食品及添加剂、微生物饲料、微生物农药和微生物肥料等产品。继续加强羊胎盘素、免抑肽制剂、金双歧制剂、双歧转基因抗癌新药等生物药品的生产。草原文化旅游业：要充分利用内蒙古独特的自然旅游资源和文化旅游资源，围绕草原景观、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三大主题，开发草原旅游、历史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旅游、边境旅游、沙漠旅游、冰雪旅游六大旅游产品，重点建设呼伦贝尔草原生态旅游区、锡林郭勒草原民俗旅游区、鄂尔多斯成陵民族风情旅游区等八个特色旅游开发区，到“十五”期末，力争使旅游总收入达到77亿元，占全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把旅游业发展成为内蒙古新的经济增长点。三、促进内蒙古特色经济发展应采取的措施（一）加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创造特色经济发展环境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重要保障。内蒙古水利、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生态环境恶劣，应继续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为特色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一是继续争取中央财政性资金更多地投入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二是积极争取国家在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项目中多安排政策性银行贷款、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优惠贷款；三是积极争取商业银行加大对基础设施和生态建设的信贷投入；四是自治区本级财政也应加大投入比例。（二）制定产业导向政策，引导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为了防止一哄而起，造成新一轮重复建设，有关部门应适时制定产业发展导向政策。根据各盟市资源特点、自身优势和发展基础，制定各行业区域布局规划，提出各地的发展重点，并从项目审批、资金安排等方面加以引导，使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向规划的重点区域进行流动，促进地区间经济协调发展。（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快特色经济形成规模发展特色经济，尽快形成规模优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离不了投资、金融、税收、利用外资、对外贸易、吸引人才等政策方面的支持。在投资政策上，应加大对特色产业项目投资的倾斜力度，通过设立特色产业专项发展基金或银行贷款贴息，支持和引导特色产业的发展。在金融政策上，应加大对特色产业的信贷投入，对于投资大、建设周期长的特色产业项目，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在税收政策上，对特色产业应给予减税或免税优惠。在利用外资政策上，应鼓励外商投资于特色产业，并进一步拓宽利用外资方式。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应进一步扩大特色产业生产企业对外贸易经营自主权，并在出口退税、出口配额等方面加大支持力度。在吸引人才政策上，应制定有利于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政策，引导专业人才的合理流动。
社会体育是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发展和繁荣社会体育事业是目前和今后我国体育事业的重要任务和奋斗目标。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体育论文题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社会体育论文题目(一) 1. 中小学气排球开展现状与推广策略研究 2. 行动导向教学法在高职体育教学改革中的应用探究 3. 中学生背向滑步推铅球易犯错误及对策 4. 内蒙古师范大学体育学院大学生择业自我效能感研究 5. 黔东南州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学开展现状的调查研究 6. 呼和浩特市城市体育社会组织的发展现状研究 7. 快易网球教学法在普通高校网球教学中的实验研究 8. 滨州市非营利体育社会组织现状及对策研究 9. 内蒙古自治区高校高水平足球运动员体能相关指标的分析研究 10. 扎兰屯市非营利体育组织运行机制研究 11. 包头一中女排自由人的运用与培养 12. 呼和浩特市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专业能力研究 13. 河东地区民俗体育发展的调查研究 14. 巴彦高勒镇村落体育的研究 15. 内蒙古中长跑队训练方法的特征研究 16. 竞技健美操五人项目成套动作编排的艺术性研究 17. 乒乓球规则的演变与青少年运动员训练实践研究 18. 以赛马运动引领呼和浩特城市文化产业品牌建设的研究 社会体育论文题目(二) 1. 浅谈跨栏跑教学中的恐惧心理及教学对策 2. 试论体育游戏在体育教学中的意义和作用 3. 助跑的准确性在田径跳跃项目教学中的重要性 4. 体育课结构的研究 5. 体育课和运动训练中损伤的调研 6. 湖南省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的协同发展研究 7. 备战省运会冬训期间男子赛艇业余运动员部分生化指标分析 8. 中国和巴西女排技术统计对比分析 9. 安徽省高校专业组篮球队教练员现状研究 10. 体育锻炼对中老年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尤溪县为例 11. 激发大学生体育动机及主动性的新教学法研究 12. 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在管理体育产业中的职能确立 13. 关于培养高校学生体育创新能力的探讨 14. 大学体育教学模式多元化研究 15. 后现代思潮影响下高校排球课程休闲娱乐化教学改革探析 16. 运动生物化学分析中长跑时体内有机代谢变化规律 17. 骨骼肌收缩过程中钙离子的作用 18. 专项训练中运动生理学的应用 19. 渭南市青少年篮球培养现状 20. 拓展训练在高中体育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社会体育论文题目(三) 1. 短跑途中跑易出现的错误动作及纠正方法 2. 浅谈中长跑提高专项素质的训练方法 3. 高职院校公共田径选修课强化核心力量训练重要性 4. 高校篮球训练理念以及训练方法研究 5. 浅谈定向运动的体能训练方法 6. 谈网球击球过程中的“放松” 7. 体育教学中教师的语言修养 8. 思想道德教育引领下的高校体育教学改革研究 9. 农村初中体育教学存在问题及解决策略 10. 篮球教学中运用篮球游戏教学的策略 11. 内蒙古蒙古族传统体育发展途径研究 12. 健身气功意象研究 1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政策法规的研究 14. 探究式教学在高校羽毛球选项课应用的研究 15. 内蒙古自治区试点发行竞猜型赛马彩票的可行性研究 16. 公关对运城地区的武术影响 17. 内蒙古师范大学公共体育教育开展搏克项目现状调查研究 18. 全国中学生系列广播体操的对比研究 19. 《武术套路竞赛规则》的变化与发展趋势研究 20. 呼和浩特市城市居民参与游泳影响因素的研究 21. 新媒介信息时代体育传播对大学生体育行为的影响研究 22. 新中国成立以来宣武“抖空竹”的传承和发展研究 23. 对我国优秀男子马拉松运动员韩刚多年训练安排的研究 24. 中美高校学生体育社团功能比较研究 25. 济南市部分高校网球运动开展的现状与发展对策 猜你喜欢： 1. 有关社会体育毕业论文 2. 有关社会体育方面的论文 3. 浅谈社会体育系毕业论文 4. 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 5. 浅谈体育新闻相关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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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非自我空间参照系对背景线索效应的影响
66. 背景线索效应内隐记忆机制的探讨——来自视角变化效应的研究
67. 特质焦虑与情绪词加工的眼动研究
68. 恋人概念威胁对面孔优势效应的影响
69. 注视位置和语义偏向对词汇加工的影响研究
教育心理学专业毕业论文题目大全三
70. 大学生性别角色与时间洞察力关系研究
71. 中等职业学校两种不同生源学生压力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以云南省化工学校为例
72. 高职贫困生人际信任与积极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73. 情绪性工作记忆对选择性注意的影响
74. 藏区“+”中职教育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
75. 初中学生生活技能现状及干预研究
76. 初中生学习倦怠与发展资源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
77. 错误记忆提取阶段的激活和监测及老化研究
78. 情绪对不同焦虑水平个体抑制功能的影响
79. 汉字书写对阅读的影响及其认知神经机制
80. 语义关联的注意捕获
81. -岁幼儿健全人格发展的教育促进研究
82. 重金属音乐对青少年冒险行为影响的认知与神经机制研究
83. 自我相关信息对知觉选择的调控
84. 中小学班主任教学效能感调查研究
85. 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的“科学困境”及审美转向
86. 蒙汉族中小学生学习态度发展特征研究
87. 楚雄州职业教育园区中职生心理健康人格特征及心理资本的状况和关系研究
88. 音乐速度与类型对蒙汉高中生情绪影响的实证研究
89. 初中生心理控制源学业自我效能感对考试焦虑的影响
90. 中学生父母教养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相关研究
91. 移情训练对一年级小学生分享行为培养的干预研究
92. 初中生家庭教养方式归因方式与学业自我效能感的关系研究
93. 小学二年级学生的自我认识团体辅导干预研究
94. 情绪状态与调节策略对行为不当冲突的解决策略影响研究
95. 初二年级学生自主性两方面对逆反心理影响的实验研究
96. 拉丁舞训练对-岁儿童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
97. -年级小学生自我概念发展及其与心理健康的关系研究——以北京市一所民办小学为例
98. 高中生父母期望和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情绪的关系研究
99. 小学高年级学生认知维度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课程设计
100. 小学高年级学生生命教育系列课程设计——基于积极心理学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