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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研究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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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史记研究的论文

我这里有篇原创的。正好是我们前几天的考试题目。史记,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反而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做了预言。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鲁迅先生誉之:“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谓入木三分。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讲史记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 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关于《史记》思想性的几点思考传统观点认为,《史记》是一部有着丰富人民性的著作,并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封建正统思想相对立的。这种观点的最大缺陷是割离了个人与社会的联系,把司马迁超然于时代之外《。史记》的思想性是丰富的、多层次的,也是矛盾的,司马迁的价值观还是统治阶级的,他的历史观依然是帝王史观,是英雄创造历史,人民群众不过是帝王将相的有益补充,其人民性不过是司马迁正统思想价值的偏移。!关键词《#史记》;司马迁;价值取向;历史观;封建正统思想目前关于《史记》思想性的论述甚多,但对于其思想性的定位似乎都不够准确,故旧话重提,结合笔者研读《史记》的体会谈几点思考。首先要承认的是,司马迁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各种思潮斗争激烈的时代,儒、道、名、法等思想间既相互斗争又兼容并蓄。这种时代特征,反映到司马迁思想上就表现为多面性与矛盾性,那么反映到《史记》中,其思想性肯定就不会是单一的、纯粹的,而应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矛盾的。同时,在《史记》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各种倾向思想的地位也不会是同等的,其中肯定有个核心,有个主流。一、关于《陈涉世家》陈胜、吴广起义为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之滥觞,特别是陈胜,虽然仅只“王六月”,但对推翻秦朝统治是功不可没的。为此,司马迁把他归入与诸侯等列的“世家”篇。《太史公自序》说:“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把陈涉与汤、武相提并论,这个评价不能说不高。那么,司马迁到底是如何看待陈涉起义的?把他列入“世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是我们认识《陈涉世家》的基础,也是我们界定《史记》思想性的一个突破口。韩兆琦指出:“《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司马迁高度地评价陈涉,是与他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重视人民群众力量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说“:这是一首最早的农民战争的颂歌,是作者进步历史观的集中表现。”!"#$"*+)杨燕起认为:“司马谈父亲司马喜‘为五大夫’,这是秦爵二十级中的第九级。汉初治用,相当于大夫,虽为高爵,得免役,但仅是统治阶级中的一个下层人物。《史记》记述之能关注社会经济生活及下层官吏与民众的疾苦,与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家世也会有重要关系。”&!(’()*#)还有的研究者甚至说:“《史记》是一部‘人民历史’,而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司马迁站在农民的立场,歌颂了农民起义。“”司马迁是‘人民歌手’。”&+’上面提到的几段论述都出自《史记》研究名家,具有一定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些看法没有把握住司马迁的本意,将其思想中的人民性因子夸大了,因而也就把司马迁的思想性拔高了。谢贵安指出:“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显然,尽管这四点证据反映了司马迁有同情人民、反对暴政的一面,但要证明司马迁“一贯地重视下层人民”《、史记》是一部“人民的历史”是不够的。“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而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那么,就《史记》的价值取向而言,笔者认为应该还是统治阶级的。《太史公自序》说:“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泽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从这段文字中能梳理出三条信息:一是表现出了一种对汉家盛世的自豪感,这也是对汉武帝文治武功的最大肯定;二是说明《太史公书》的内容是“载明圣盛德,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录先人所言”;三是表明了司马迁在写作方法上,是尽力保持历史的原貌,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情感掺杂其中。前两条都说明《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汉王朝歌功颂德的,是为表彰明主贤君、忠臣义士的。清人赵翼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世家”篇除了陈涉和孔子外!,其余不是诸侯就是显贵,而“列传”中除《日者列传》等极少数篇幅外,其他的传主都与“人民群众”扯不上关系。这也证明了《史记》记人叙事是以帝王将相的活动为中心的,所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是统治阶级的价值观。第三条信息表明:对于帝王将相也好,对于平民百姓也好,司马迁都是意图按照“实录”的原则把他们原原本本地写出来,即其所说的“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他对《陈涉世家》的处理也是这样,只是尽量展现这次农民暴动的整个过程。当然,记载历史不是像兰克"所强调的那样,严格奉行“纯粹客观主义”,超然于历史之外的历史学家是没有的,历史学家的情感体验必然会干预历史,甚至左右历史。《史记》一书中有司马迁自己的影子,这是必须承认的。作为一位思想家,他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也是异常敏感的。在其统治阶级的价值观里面,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凭着思想家的敏锐观察力,他从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下层人群所受的苦难,从而表现出同情,这就是《史记》整体性质的偏离。白寿彝说:“有人把司马迁抬得太高,说他歌颂陈胜等农民领袖,歌颂农民起义。实际上没有这种事情。但他的思想,在当时来说,的确反映了人民群众的一些愿望。”&.’((/")但更主要的是,司马迁从秦末农民战争中看到了下层群众的巨大威力,认识到要想巩固汉王朝江山一统的牢固地位就必须调解、缓和社会矛盾,特别是缓和统治阶级与广大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司马迁如实纪录这场农民暴动,其用意是很明显的,就是想要给汉朝统治者以警醒。所以,从这个角度看,“《陈涉世家》是为整个农民军而不是只为陈涉一人立传”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这是司马迁写《陈涉世家》的第一层意思。其次,西汉王朝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产物,刘邦虽是个亭长,但在秦二十级爵位中是排不上号的,只能划入“民”一类。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汉是一个由农民政权建立的王朝,那么这个政权与陈涉的“楚”政权之间是有传承关系的。之所以把陈涉写入“世家”,司马迁看重的是“由涉首事也”,陈涉对西汉政权的建立是有功的。事实证明,整个西汉一朝,从来没有把陈涉当成过“盗贼”,相反,“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卷,《)陈涉世家》,(/#./)。汉景帝时,黄生与辕固生之间关于“汤武弑君”与“汤武受命”的著名辩论,正是肯定了陈涉起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司马迁的这种思想不但与“人民性”毫无关联,而且是相当正统的。这应该是司马迁高度评价陈涉及把他写进“世家”篇的真正原因。二、关于“帝王史观”与“人民史观”司马迁的价值观就其主体来说是统治阶级的,但是包含有人民性的因子。问题是,司马迁思想中人民性因子到底占多大的比重?这个比重会不会随具体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另一个问题是,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指的是哪些人?侯外庐说:“《史记》大量记录了普通人民的生活,这正表现了他是把人民的生活作为历史主体和研究对象的。”!"#这是把“民”与“下层劳动人民”等同起来了。白寿彝说:“司马迁所说的人的作用,究竟是指哪些人?从《史记》看来,还是指杰出的个别人物……司马迁认为在历史上起作用最大的还是帝王将相……司马迁怎样估计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我认为,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看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有的同志认为,司马迁歌颂了农民起义,我认为司马迁还做不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他还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上起了决定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认识到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司马迁承认人民群众有一定的作用,但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个别的领袖人物。”!$#%&’’(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一些研究者正是把现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不恰当地加到了司马迁身上。班固给《史记》下的论断是“不虚美,不隐恶”,这个论断对于当今我们评价司马迁和《史记》也同样适用。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这个分析是比较理性的。另外,《史记》固然是一部以帝王将相为研究主体的通史,但人是社会性的,帝王将相的关系必然要涵盖整个社会,只有把他们放到整个社会之中去考察,才能揭示出他们的本来面目,像《史记》这样的宏篇巨著,它的笔触必然要涉及到普通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作为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只可能把帝王将相作为他的历史研究主体,普通人民的生活只能是帝王将相生活的补充,所谓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是不折不扣的“为统治阶级献治安策”。其实,《太史公自序》向我们交代了《史记》的写作动因:“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这就是说他的《史记》是以宣扬西汉盛世、以载明圣盛德、以述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为内容的。他的道德观、价值观都是以儒家正统思想为标准的,他理想的政治模式,还只是停留在“王道”的水平上。另外,从《史记》的体例来看,也能明确地看出这一特点。“《本纪》编年,广载军国大事,摘载诏令制诰,以象征历史发展的统绪。《世家》述开国承家的诸侯。《列传》叙人臣事迹,辅弼君上,如众星之拱卫北辰。这种不同的题名及载述笔法,是一种等级序列。所以纪传史是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历史,形象地照映了封建政体的等级秩序,适应了封建统治者的思想体制。这就是纪传史之被封建王朝颁令为正史的内在原因。”!’’#%&),-)+(所以,司马迁的历史观还是帝王史观。三、关于“正统”与“叛逆”《汉书·司马迁传》中有一段评论.“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卷$/,&/0,")除此之外,历来的研究者还有几个共识:一是认为司马谈的思想是道家,而汉武帝时代的思想主流则是儒家,司马迁受其父影响,所以他的思想是非正统的;二是认为司马迁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学说,而这些东西在当时是正统的;第三是认为司马迁揭露批判了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种种罪恶,“歌颂了农民起义和游侠、货殖、龟策、日者等下层人民”,这是一种“叛逆”思想。由此得出结论:司马迁的思想是与正统思想相对立的叛逆思想。如白寿彝说:“和董仲舒的正统思想相反的,是以司马迁为代表的一派思想。”!$#(&/’“)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实际上是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阴阳五行禁忌学说、正统儒学相对立的。”!$(#&,*“)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把自然现象的天和阴阳五行的迷信说法分开,并把迷信说法的历史来源、迷信活动的历史过程加以揭露,是对汉武帝封建专制主义政权的一个打击,本质上是和统治阶级思想对立的。”!$(#&,1)俞樟华也认为“:汉武帝为了控制舆论,统一思想,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在儒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而占据整个社会之际,司马迁的一家之言是不受欢迎的,是必然要受到冷落,乃至于遭到打击的。”&’()其实,班固的这个评论是站不住脚的。比如他说“是非颇缪于圣人”“,圣人”是以谁为标准?在当时而言无非是指孔子了,而实际上司马迁就是以孔子的继承者自居的,他的《史记》也是仿效《春秋》而作,司马迁的思想在许多方面都是与孔子相同的,这“是非颇缪于圣人”又从何说起?司马迁的思想主流是正统的,这点是无疑的,否则封建统治者也不会把《史记》列为正史之首。至于班固与司马迁的分歧,我们应该从更深层次去认识,实际上,两人的思想指向都是一样的,都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不过是方式不同而已,两人是“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至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倾向问题。汉武帝虽然“独尊儒术”,但他并没有压制其他思想。而司马谈父子的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底蕴是很深厚的,只不过他们是偏向于先秦的“醇儒”而远离西汉的“俗儒”而已,所以司马谈父子与汉武帝之间思想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太史公自序》说:“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这说明司马谈之“发凡起例”,一为效法孔子总结历史,二为宣汉之盛世。所以清代钱大昕指出:“《史记》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汉,三曰纪实。”&’*)(卷(《*与梁耀北论史记书》)这恰恰说明司马谈父子的思想是与汉武帝以及整个潮流合拍的,是正统的。张大可说:“(《史记》)发凡起例的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继《春秋》效孔子‘修旧起废’,为人伦立准则;三曰颂汉兴一统,论载‘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为中心,帝王将相为主干,颂一统之威德,正是秦汉中央集权政治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司马迁推崇道家,只不过是文景时代政治思想遗留的一种反映而已。他反对独尊儒术,但倡导融会百家思想为一体,自成一家之言,与汉武帝统一思想的方向是一致的。”&’")(+*,)当然,“尊汉”不等于唱赞歌,“所以《史记》的主题既是尊汉,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西汉王朝服务,却又暴露了一些专制主义的黑暗,讽刺汉朝皇帝的一些隐私”&’"()+-)。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向统治阶级献治安策”,是为巩固封建统治服务的。另外,对于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的继承问题,我们也应该有个正确认识。董仲舒思想体系中既有“天人感应”思想,也有“灾异”学说,司马迁所批判的,正是董仲舒在当时受到打击的“灾异”学说,而对他被尊为正统的天人感应思想,司马迁则是全盘继承了的。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分析《史记》的思想性,也应该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既要看到司马迁思想中的个性,也要看到他所具有的共性。否则,对司马迁思想倾向的把握就不是全局性的,对《史记》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评价就会失之偏颇。

关于记忆的研究论文

黑板上的记忆一根彩色的粉笔,把曾经写进往事。这时依然是如此熟悉,我还能找到曾坐过的位置,时光匆匆,那时我们还都是孩子,笑容灿烂的孩子,无忧无虑的孩子,不知时日一晃而过,不懂珍惜,只晓和小伙伴无牵无绊的快活玩耍,只看今日此刻,不记昨日,不思明天,可是,小学六年的快乐日子,就好似流水一般,一点一分的从我们的指缝中悄悄溜走,滑落向时光老人的背包,等着把时间又一次“送”给下一轮的孩子们。直到真正毕业那天,我们甚至可能以后终身不再相见的时候,我们才匆匆意识到了所有小学六年的生活已经没有了,时光老师已经把它收走了。那一刹那间,我止不住的泪珠似断了线的珍珠,啪啦啪啦地从脸庞滑落下来,掉在地上,其他同学也不知不觉流泪了,就连平日严厉的班主任的眼眶也红了起来,但她马上转过身去,在黑板上板书,那板书再也不是曾经上课时密密麻麻,令人“头晕目眩”的作文佳句好段,也不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数学概念公式,更不是老师“腹黑”布置的那多的不能再多的寒暑假作业,那只是老师最后最后写给我们的毕业赠言,其中有这样的一两句:“孩子们,从今天起,你们将去追逐自己的最美梦想……”看到老师那略微颤抖的手腕,那似乎用尽了自己最大的力气,一笔一划写下的美丽语言,我的心不由得颤抖了一下,眼泪像脱缰的马群以飞弛的速度,也像一次突如其来煌大雪崩止不住的“喷”了出来。老师转身过来,她那秀丽的脸庞,还带着明显的泪痕,可是她却强忍着,可是,一开口,便哭了起来,我们也哭了起来—最后,我们在走出教室之前,每个人在黑板上都用彩色粉笔“刻画”出了自己的名字。时光匆匆,其实我知道,但却依然像个小孩企盼时光能停留一刹,也祈求那留在黑板上的记忆永不消失,永留痕迹。

我家的常用语 家是什么?是一方温馨的港湾,是一把育树的黄土,是一点柔和的荧光,是一把慈爱的花伞,是天边一抹最美丽的云彩…… 家是夕阳西下时可供飞倦的鸟儿歇息的地方,是风雨狂泄时可供怜弱的鱼儿躲避的地方,是海外游子日思夜梦、有母亲温柔笑容的地方。 在这里,母亲用爱拴住了游子漂泊无依的心,父亲用臂膀为他的儿女撑起一方无瑕的天。 在这里,狂风和暴雨从不光顾,寒冬与烈日从未来临,这里只有三月的和风、五月的春光。 在这里,即使你已是白发苍苍,但在母亲眼里,你仍是一个孩子,永远不会感到哀愁…… 如果我是那盘似的银月,那么光明如火的太阳才是家,因为它,给予了我光明。如果我是一颗尘埃,那么广阔无垠的大地就是家,这里有我无数的同胞兄弟。 如果祖国是家,那么我要高声歌唱我的祖国;如果学校是家,那么我要用最华丽的词藻来形容它,如果…… 千千万万句对家歌颂的话语,都表达了我心底的一声感叹:“有家真好!” 有家是好,可是每家都有一句常用语啊!我家的常用语就是失败是成功之母! 当我因考试失误而气时馁,面对那鲜红的“x”,听着同学们的冷嘲热讽,看着老师失望的眼光,我哭了,我对自己失去了信心。猛然间,耳边回荡起一句亲切的话语——失败是成功之母!我猛然醒悟:哪个人没有失败?摔倒了,再爬起来!于是,我又重新振作了起来,将泪水化着汗水,勤奋学习,不懂就问,终于在又一次的考试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啊!名言,我感谢你! 当我努力去干一件事而屡遭失败时,我气极败坏,将自己关进了小房间里,不住地哭泣,我恨自己,恨自己不争气,恨自己不成才,甚至恨父母怎么生个这么笨的我。忽然,一盏明灯在我心头点亮——失败是成功之母!我茅塞顿开: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爬不过的高山,没有闯不过的险滩!于是我擦干眼泪,又继续干了起来。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我成功了!啊!名言,我感谢你! 当我因工作不细致使班级荣誉受到损害时,我羞愧万分,恨不得一头钻进地缝中。悔恨的泪水无声地在我的脸庞上流淌,我的心也在哭泣,我辜负了老师对我的期望。此时,“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名言轻轻扣开我心灵的大门,我豁然开朗:做错了怕什么?及时改正就行了呗!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工作,后来,我还被评为优秀队干。 这位好伙伴已陪伴我走过了六个春夏秋冬,帮我闯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激流险滩。如今,我把它工整地抄下来,贴在书桌前。它将成为我人生旅程中一座不灭的灯塔,永远指引着我劈波斩浪,驶向成功的彼岸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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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究礼记的论文

“礼”在古代的训诂中有“履”“体”的含义。“履”指履行,履践,“体”指体验体会。儒家重视“礼”,他们不仅把“礼”当作道德范畴,而且也把它当做政治范畴。现传的儒家经典有《周礼》《仪礼》《礼记》三部,号称“三礼”。“三礼”不仅反映了汉以前的制度,风俗,仪节,礼貌,而且也记录了儒家各派对于这些方面的设想。     一:  《周礼》       《周礼》旧称《周官》或《周官经》,刘歆始以为《周礼》。       《周礼》分六官:一曰《天官豖宰》,“掌邦治”;二曰《地官司徒》,“掌邦教”;三曰《春官宗伯》,“掌邦礼”;四日《夏官司马》,“掌邦政”,五曰《秋官司寇“掌邦禁”,六曰《冬官司空》,因为亡佚了,所以用《考工记》补充。《考工记》的开头说“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冬官司空》便是管“工”的。     《天官豖宰》“以八法治官府”一,“官属”,二,“官职”,三、“官联”,四、“官常”,五,“官成”,六、“官法”,七、“官刑”,八、“官计”。《周礼》对于各官的记叙,便是根据的这八项。 二:《仪礼》     《仪礼》——本是《礼经》,一称《士礼》;今称《仪礼》,则始见于晋荀崧《上疏请增置博士》,六朝以后,都用此名。     今本十七篇,是汉初高堂生所传,汉宣帝时后苍为作《曲台记》,苍传梁人戴德延君,及德兄子圣次君,号为大、小戴,又有沛人庆普孝公,由悬《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他们所传的本子都是今文(隶书);鲁淹中里、孔子壁中及河间献王所献的《礼经》,则为古文(瘤篆),古文除与十七篇文同而字异外,还有多出的《逸礼》三十九篇。       《周礼·春官·宗伯》“掌邦礼”,郑玄注:“礼,谓《曲礼》五:吉,凶,宾,军,嘉”。孙诒让《正义》谓《曲礼》即指《仪礼》。《困学纪闻》卷五引《三礼义宗》云:“《仪礼》十七篇,吉礼三,凶礼四,宾礼三,嘉礼七,军礼皆亡。”《仪礼》所记的都是行礼的细节。   三:《礼记》     《礼记》是一种关于“礼”的资料汇编,其中有关于《周礼》《仪礼》的研究论文,关于“礼”“乐”的通论,也包括一些零散的“逸礼”。现传的《礼记》有戴德(延君)的《大戴记》和戴圣(次君)的《小戴记》两种。《大戴记》本八十五篇,现存三十九篇;《小戴记》四十九篇,郑玄为《小戴记》作注,唐人作《正义》便采用了《小戴记》,所以后来所说的“三礼”中的《礼记》,《十三经注疏》中的《礼记》,都指《小戴记》。     两戴《礼记》所采用的材料来源,吴承仕的《经典释文序录疏证》,曾总结为九项:一、礼家之记;二、乐家之《乐记》;三、《论语》家之《孔子三朝记》;四、《尚书》家之《周书》;五、九流之儒家;六、九流之道家;七、九流之杂家;八、近代之作;九、逸礼。第三、四、六这三项,只有《大戴礼》中才有,所以《小戴记》的材料来源凡有六项,而儒家的著作为多。                                读《经学常谈》笔记

中华是礼仪之邦,礼之丰富,举世罕见。古人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极言它的繁复。经礼就是重要的礼,人们常说“大经大法”,这里的经和法,就是指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曲,是弯曲,一个东西把它弄弯曲了,它就变小了,所以把细小的礼节称为曲礼。礼的内容那么丰富,它的条目如此繁多,对于并不从事礼学研究的人来说,要记住它们,岂不是太过困难?又怎么去践行呢? 其实,礼的形式虽然繁复,但它是有体系、有纲领的,只要会提纲挈领,就不难把握。比方说,一张渔网,上面有上万个“目”,就是网眼,数目不可谓不多,可是它们都系联在“纲”上,就是收网用的大绳子,只要把纲举起来,万目就自然张开了;一件裘衣,上面有数十万根狐毛,看似错综复杂,但只要提起衣领,它们就自然地理顺了。那么,礼的纲领是什么呢?是德。所有的礼,都是围绕着德展开的,都是为了弘扬和表彰德而设计的。违背了德的任何仪式,都不能称为礼。因此,抓住了德,就抓住了礼的根本。 德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确实存在的。为了要把它显现出来,就需要有具体的德目,比如忠孝、仁爱、诚信等等。而这些德目也是抽象的,还需要进一步显现,于是就需要诸多的礼仪,而礼仪却是可以触摸和感知的。礼仪的制定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只有这样,它才是有道德内涵的。贯穿于各种礼仪的原则很多,前人并没有进行集中的归纳。因此,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困难。为了方便读者和听众,我本着简明、便于记忆的愿望,把礼仪的原则归纳为敬、净、静、雅四个字,不一定准确,但在目前尚没学者来归纳的情况下,不妨先来试一下。 敬 所有的礼仪,都包含“敬”的原则,以致可以说,没有敬就没有礼。许多前贤甚至用它来概括礼的精神。比如《孝经》用一言以蔽之的口气说道:“礼者,敬而已矣。”《礼记》开卷的第一句话就是“毋不敬”,这是从反面来要求。东汉著名学者解释“毋不敬”时说:“礼主敬。”我们古代所有的礼,都是试图培养你内心的“敬”,对父母、对兄弟、对配偶、对长上、对事业,都不能有不敬之心。 静 一个修养很好的人,身上必有“静气”,神定气闲,沉静从容。《大学》开卷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这段话的意思大家都很明白,就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是止于至善。《大学》紧接着又说:“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知道止于至善的人,志就有定向,心就会宁静,随处而安,思虑精详,就能得其所止。立大志者,懂得“宁静而致远”的道理。俗话说:“宽阔的大海平静,浅窄的小溪喧嚣。”所以说,静是君子的气象之一。 净 越是文明的民族,对居址、食品、衣服等等的卫生程度要求越高。中国人自古就讲究卫生,甲骨文中的“若”字,是一个人洗完头之后在梳理头发的样子。头发梳理整齐后,还要挽成发髻,插上用骨或者玉做的笄,把它固定住,发髻外面要用一块称为“(shǐ)”的帛包好,然后再戴上冠,非常讲究。至迟在唐代,政府工作人员有每旬沐浴一次的规定。 中国人在传统礼仪中,往往通过“净”来体现尊敬之意。例如,北京的天坛是明清两代天子祭天的地方,旁边有一座斋宫,天子祭祀之前要在这里沐浴斋戒,以表示对神的敬意。祭祀用的牲,宰杀前都要处理得很洁净。祭器也有专门的人员负责擦洗,有些食品上面有专用的布覆盖,以免沾上灰尘。祭祖也是如此,卫生方面的要求非常严格。古人尊奉“事死如事生”的原则,祭祀父祖的程序,要与他们生前受到的奉侍完全一样。因此,我们从祭祀仪式可以推知,生者的生活是非常讲究卫生的。 雅 生活文明而又有教养的人,言谈举止必然都很文雅。有人觉得西方人吃东西很文明,他们那套规矩,中国人都没有。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读《礼记》就可以知道,古人就餐非常文雅:吃东西不能发出声响;汤要小口喝,不要弄得满嘴都是;不要当众剔牙;吃肉骨头时,不要啃出声音来;不要把筷子当叉子去抄食物吃等等。此外,关于坐姿、站姿、服饰等都有严格的要求。

礼——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重振之重点摘要: 谈到古代礼仪,可能有人认为这是过时的、落后的东西,尤其在文革时期,被认为是封建余毒。在建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了,但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科技迅速发展,但自然环境却变差了,洪水、干旱、地震灾害的频率越来越高。《法治现场》里常常看到父母跟子女之间、兄弟之间、夫妻之间为财产争夺而发生的纠纷。见义勇为的人少了,见利忘义的人多了。所以,我认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传统中最应该重振的是礼仪.主题词: 中国古代礼仪 一.中国礼仪的重要性(1)李安宅先生是一位重要的人类学老一辈,他是出名的藏学人类学,也是中国人类学界最早从事海外研究的学者之一,李安宅对于礼仪的定义,具有综合性,他罗列了礼仪的十几个特点,其中特别强调了等级、交换和道义。将他那些有些须混乱的综合再次加工,可以看到,礼的等级性是基本的,而这并不排斥礼起源于原始的互惠交换模式。而“道义”,则与人类学交换理论中的“obligation”概念相联系,重视人与人的“相互担当”与“相互依存”。[1](2)费孝通[2]也是人类学的老一辈,礼是社会公认的行为规范。合于礼的就是说这些行为是做得对的,对是合式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一点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礼和法的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国家”是指政治的权力,在现代国家没有形成前,部落也是政治权力。而礼却不需要这有形的权力机构来维持。维持礼这样的规范的是传统。[3](3)相比人类学家李先生和费先生,钱穆先生的哲学意味浓厚得多,其中谈到礼与法,比较了中西的秩序观,表明中国礼仪的以下观点:法的重要性,在保护人之权利。而礼之重要性,则在导达人之情感。权利是物质性的,而情感则是性灵上的[4]这几位中国别样学者之于礼的说法,都是对中国古代礼仪的重视。我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富有优良的文明礼貌传统,素有“礼仪之邦”的美称,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培养了中华民族高尚的道德也形成了一整套完善的礼仪。礼仪是一个人外在美与内在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标志,也是一个公民思想道德文化素质的标志。在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把礼仪看作是一个民族精神面貌和凝聚力的体现,把文明礼貌程度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发达的标志之一;对个人而言,则是衡量道德水准和有无教养的尺度。一个人以其高雅的仪表风度、完善的语言艺术、良好的个人形象,展示自己的气质修养,赢得尊重,将是自己生活和事业成功的基础 三.中国近代以来中国礼仪的现状非常遗憾的是,近代以来,礼仪文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令人汗颜的是,我国传统礼仪文化在不少国家保存颇多,并继续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而在我们的本土,它的流失速度却是非常惊人。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懂得使用表示敬意的雅语和举止的人已经日渐稀少。作为民间最普遍、最隆重的婚礼、生日礼仪等庆典,正越来越西化。令人忧虑的是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等正日益成为中国年轻人的重大节日。我想如果作为民族文化一些特征的礼仪、节日一旦全部西化而被国民抛弃的话,它的消亡也就不会太远了。一位著名史学大师说过:“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现在来看看社会上的一些行为,随处抛丢垃圾、废弃物,随地吐痰、擤鼻涕、吐口香糖,污染公共环境;在非吸烟区吸烟,打喷嚏不掩口鼻,危害他人健康;坐公交车、乘电梯、购物、买票、参观、就餐时争抢拥挤、插队加塞,不谦让老幼病残孕;在公共场所高声接打电话、猜拳行令;在景观文物、服务设施上乱刻乱划,踩踏禁行绿地,攀爬摘折花木;不听劝阻喂食、投打动物,危害动物安全;在他人面前打赤膊、袒胸敞怀,在房间外穿睡衣活动;讲黄色段子、宣扬封建迷信、传播胡编乱造的政治笑话等等,都是有损中华民族形象的,都是文明的倒退。四.中国礼仪缺失的解决方法看到上面提到的种种现象,作为中国人是否会感到一定的羞耻心呢,所以,我们要从小抓好学习礼仪的工作。那么要学习礼仪,从何入手呢?我认为在首先要从高素质教育开始,从最基本的国学启蒙教材入手,例如三字经,弟子规,颜氏家训,幼学琼林等等。不要小看了这些书,其中所包含的古圣先贤给我们制订的最基本的礼仪规则如果你能把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消化了,实践了,你很快就会从周围人的评价中发现你的变化。传统礼仪是需要在实践中加深理解的,所谓“学而时习之”,这里的“习”字并不是复习的意思,而是实践的意思。不经过实践,你就算把那些经典全背下来都没有用的,必须要身体力行地去做!在读过这些基本读物之后,就可以去看《大学》、《中庸》、《礼记》、《论语》和《孟子》这样的经典古籍,进一步深化认识,陶冶情操。当有一天你能把这些书都读完,并且能做到“学而时习之”的时候,那时不但礼仪的观念会在你的头脑中扎根,你的整个人生观世界观也会升华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参考文献:1 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930] ,14页。 2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1947],61-70页。这一区分是早期费孝通先生政治思想的基础,也被表露与其有关绅士的论述中。只可惜费先生的后半生,进一步追究这个区分的理论意义的机会太少。 3 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1947],60页。 4 钱穆:《湖上闲思录》,北京:三联书店,2000[1948],49页。

《礼记》,儒学经典之一,所收文章是孔子的学生及战国时期儒家学者的作品,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共得85篇,称为《大戴礼记》,后来其侄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至隋、唐时期已散逸大半,现仅留传39篇,而《小戴礼记》则成为今日通行的《礼记》。

《礼记》内容丰富,涉及上古时代的礼制、哲学、伦理、道德,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所形成的众多典故和汇集的对自然与社会的许多真知灼见,涵盖面十分广泛,极具警世意义。它的内容广博,门类杂多,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对于我们现今的生活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如教导我们如何学习的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完善人格的八大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教育教学的九个原则:“教学相长、豫、时、孙、摩、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学记》,这些思想对于今天的教育事业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礼记》还结集了如《中庸》、《大学》、《礼运》等蕴涵深邃思想内容的学术论文,它们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名作,影响极其深远,其中《大学》和《中庸》两章更位列“四书”,堪称经典中之经典。

从语言的艺术成就方面看,《礼记》中的议论文,如《礼运》、《乐记》等篇的部分章节,雍容大雅,气势沛然,结构严整。记叙文如《玉藻》、《坊记》等篇的部分章节,文笔凝练,言简意赅。尤其是《檀弓》、《仲尼燕居》等篇中的叙事小品,写得生动形象、意味隽永,都是较优秀的作品。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我们今天读《礼记》不仅有助于具体地了解古代礼制的思想和文化、认识古代社会等级和阶级的构成、深入把握古代典章制度的原则和精神,还有助于增强对当今社会现象的认识和评判能力,有助于建设我们今天的礼仪文化。

礼,是体现儒家“仁”与“德”的各种社会规范,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曾经是维系社会人群生活秩序的重要因素,是我们传统文化中色彩最浓厚、影响最深远的重要内容,对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现代中国人来说,礼文化仍有值得借鉴的成分。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这告诫我们,不学礼就没法立足于社会。而中国号称礼仪之邦,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应该懂得“礼”的含义和重大意义。曾国藩也曾说过:“先王之道,所谓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所说的修己治人、经纬万汇,那就是指小至个人修养,大到治国平天下,都应该包括在礼中,由此可见礼的内涵和外延,范围广泛而浩大,学习礼、实践礼是必不可少缺少的行为。

关于史记的议论文素材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一说龙门(今山西河津)人。中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太史公、历史之父。

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董仲舒,漫游各地,了解风俗,采集传闻。初任郎中,奉使西南。元封三年(前108)任太史令,继承父业,著述历史。他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被公认为是中国史书的典范,该书记载了从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汉武帝元狩元年,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是“二十五史”之首,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 (前145或前135~?)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

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

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

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

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 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 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民国,鲁迅)。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出塞攻打匈奴战败被俘,司马迁替李陵说了几句解释的话,触怒了汉武帝,把他投下监狱,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

宫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

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更详细的请见参考资料:。

十五.司马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鲁迅:(司马迁)发愤著书,意旨自激?…¨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惟不拘于史法,不圃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 郭沫若:龙门有灵秀,钟琉人中龙。

学殖空前富,文章旷代雄。怜才膺斧钺,吐气比霓虹。

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 李泽厚:司马迁继承和发扬了屈原的美学思想,突破了儒家"一怨而不怒"的传统,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反抗性,批判性和来自人民(主要是西汉时期发展起来的城市中较下层的白由民)的古代浪漫主义的英雄气慨。

(三)素材运用 话题1:遭遇挫折和放大痛苦 材料加工:独自踯蹰在冰冷的寒夜,你是否在为遭遇挫折而痛苦不堪:徘徊于夜色仍明的街头,你是否在为生活的不顺而将痛苦放大?…¨其实人生中挫折与痛苦时常有之,但调整好心态,以正确的方法面对挫折与痛苦,才能快意人生。身受腐刑的司马迁,生遭尽世人的白眼,死无颜面对己逝的宗族,他的挫折足可以放大内心痛苦郁郁而终,但平静的心境与坚强的意志使其由一介匍匐于地的殿臣站立成一个为民写史的华夏史官,《史记》永表后世。

(2004年黑龙江高考优秀作文《一蓑烟雨任平生》节选) 话题2:转折 材料加工:有转折的风景是美丽的。便如黄河般百丈九回的浩荡、密林的蜿蜿蜒蜒的神秘、山峰曲曲折折的奇伟,都是转折造就的。

更有那"山重水尽疑无路,柳岸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与顿悟,也都。

走进司马迁走进司马迁翻看历史的长卷,遨游在历史的长河中,接受伟人的精神熏陶,我们是清晨阳光下的花朵伟人拥有完美的一生,无论你是身处逆境或顺境,只要有拼搏的精神,快乐的心态,你就一定会战胜逆境,成功之门也会为你打开.司马迁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由于父亲的严格要求,司马迁10岁就开始阅读古代的史书,后来,他又拜大学者孔安国和董仲舒等为师,他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在家庭影响下,司马迁立志要做一名历史学家.从20岁起,司马迁开始到各地游历考察历史,风土人情.经过向孔子后人请教,得到了不少孔子的历史,参观了楚汉之战的古战场遗址…为他编写《史记》提供了充足的史料.后来,司马迁的父亲去世,司马迁继父亲做了太史令.深刻的让他了解到最高统治的许多内幕.他如饥似渴的阅读宫廷收藏的大量书籍,收集重要的的资料.这样埋头苦干了5年,他方才动手编写《史记》.正当司马迁全身投入到编写《史记》时.突然祸从天降.他触犯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判令重刑.司马迁没有钱只好受刑,身体被摧残,精神受打击.但是,为了完成这部伟大的史书,他忍受了一切痛苦,出狱以后,他继续编写.经过了10年的努力,司马迁终于完成了《史记》.司马迁经历了千辛万苦,饱受痛苦完成这部著作,它在逆境中顽强不屈,战胜挫折,取得成功,坚持到最后.也许成功永远都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同时也告诉我们在学习中有可困难时难免的,不咬被困难打倒,学习中不懂就问,只有吸取了失败的教训,才会有成功的起点,以失败为动力,促使你进步.。

马迁是汉武帝时期的一位执掌天时星历,记录、搜集保存典籍文献的一个史官。

史官无权无势,无名无利。但是就是这位司马迁,撰写了中华文化史上一部宏伟的巨著《史记》。这部《史记》影响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并且继续影响着现在的人们。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生活就像把犁,一方面割破了你的心,一方面掘出新的源泉,我要坚韧,就像珍珠贝一样,重塑自己的伤口,在伤处磨练出一颗灿烂的珍珠,闪闪发光,照耀自己的人生!”而司马迁就是坚忍精神的写照。司马迁因得罪了汉武帝,被关进监狱。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着可怕酷吏,他始终不认罪;面对威逼,他丝毫不畏惧;面对厄运,永远不屈服。是什么使司马迁忍辱负重,勇敢地与命运抗争?对,是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留下了“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样的的豪言壮语,成就了《史记》这样的鸿篇巨制,铸就了流芳百世的辉煌。

司马迁用他的亲身经历启示着人们:一个人有了顽强的意志,就可以战胜一切看似艰巨的困难,坚忍比什么都重要!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梷前87?)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

字子长,左冯翊 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太初元年( 前I04),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 替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 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 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 (一)人物事略 少年司马迁生于史官世家,祖先自周 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亲 司马谈在武帝即位后,任太史令达三十年 之久。

司马迁10岁起诵读《古文》并接 受其父的启蒙教育。渊源久长的家学对他 后来治学道路有深刻的影响。

后随父去长 安,同当时著名经学大师孔安同、董仲舒 学习《古文尚书》和《春秋》。19岁为 补博士子弟。

游历天下20岁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 。他的足迹到达会稽,访问夏禹的遗迹: 到过姑苏,眺望范蠡眨舟的五湖:到达淮 阴,访求韩信的故事:到过丰沛,访问刘 邦、萧何的故乡:到过大梁,访问夷门, 并考察秦军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过楚 ,访问春申君的宫殿遗址:到过薛地,考 察孟尝君的封邑:到过邹鲁,拜仰孔孟的 家乡。

此外,他还北过涿鹿,登长城,南 游沅湘,西至崆峒。壮游使他开阔了眼界 ,增长了知识。

临危父命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 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 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 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 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 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 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 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 业寄托在白己的身上。

修著历法太初元年(前104),司马 迁以太史令身份和中大夫孙卿、壶遂及历 官邓平、落下闳、天文学家唐都等二十余 人,改革历法。经这批专家通力合作,反 复计算、选择,终于在这年五月制定出新 历,这就是著名的《太初历》 仗义执言天汉二年(前99),李陵 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 降匈奴。

武帝大怒,文武百官也大骂李陵 投降可耻。司马迁辩言:"李陵转战千里 ,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

他虽 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 ,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

"盛怒中的汉武 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 李陵护短开脱,把他投人监狱,并处以腐 刑。 忍辱负重不幸的遭遇,尤其是腐刑, 使司马迁精神受到极大 *** ,曾一度想自 杀。

但他想起了父亲的遗言,又以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韩非等在逆境中发 愤有为鼓励自己,终于以惊人的意志忍辱 负重地活了下来。经过六年的囚禁生活, 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巨著一一《史记》 史书体系《史记》开创了“纪传体”体 例。

何谓纪传体呢?纪,指本纪,即皇帝 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 人物的传记。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 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司马 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 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开综合纂史之法《史记》开创了政治 、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 史方法。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 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 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 (二)名家点评 (宋)苏辙: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 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 颇有奇气。

(明)茅坤: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 ,探之不穷,揽之不竭,蕴藉百家包括万 代者司马子长之文也。 白寿彝:如果说司马迁也有毛病的话 ,那就是他很粗放。

但他的粗放正体现了 那个时代的生命力,体现了汉武帝那个时 代封建社会蓬勃发展的活力。

他因“李陵事件”,为投降匈奴的李陵求情,因其直言触怒了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遂遭受宫刑。

在狱中司马迁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忍受了非常人所能忍受的痛苦,继续编写《史记》。司马迁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于公元前91年完成了《史记》。

所以他走一路、考察一路,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元封三年(前108年),司马迁三十八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的机会,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史记》讲了许多能人的故事。

天汉二年(前99年),汉武帝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带兵三万,攻打匈奴,打了个大败仗,几乎全军覆没,李广利逃了回来。李广的孙子李陵当时担任骑都尉,带着五千名步兵跟匈奴作战。

单于亲自率领三万骑兵把李陵的步兵团团围困住。 尽管李陵的箭法十分好,兵士也十分勇敢,五千步兵杀了五六千名匈奴骑兵。

单于调拨更多的兵力,然而仍然无力与李陵相抗衡。就在单于准备退军之时,李陵手下有一名士兵叛变,将李陵内部军情告发。

告诉单于李陵后面没救兵,而且教单于部下制作连发连射的弓箭。单于于是继续与李陵作战。

最后李陵寡不敌众,只剩了四百多汉兵突围出来。李陵被匈奴逮住,投降了。

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汉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 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

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汉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他就把司马迁下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

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

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宫刑。腐刑是个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

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 *** ,“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司马迁《报任安书》)几乎断送了性命。

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资料,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要写部有关历史书的夙愿,因此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希图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

这时司马迁五十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在别人看来,也许是“尊宠任职”,但是,他还是专心致志写他的书。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全书完成,共得130篇,52万余言。

太史公偶遇屈原 话说当时屈原毅然抱起大石投身汩罗江之后,在挣扎中碰巧开启了时光隧道,穿越到了几百年后的西汉,正巧掉到了被宫刑几个月后,在家修养的司马迁的房间里,此时,司马迁正在磨墨写字,听到声响,停下来,冷冷打量着这个狼狈的不速之客,只见他头发披散,身衫全湿,皱纹满脸,形容憔悴,十分狼狈。此时,屈原也抬头看着他,一会儿,又从地上爬起,掸掸身上的泥土,皓皓地站在那里,问:“这是什么地方?”

司马迁收回目光,继续写字,不理会屈原。“你是什么人,这么无视老夫, 太不敬了吧?”屈原走近几步,有些生气,怎么说自己也比那个小子大几岁,那人竞这般无礼。司马迁终于放下笔,走了过来,看了看屈原,走到茶座上,说:“请坐。”屈原顿了顿,也看了一眼司马迁,只见他目光冷淡,眉宇间却有刚强之气,但脸色也较憔悴,没有血色。

“先生何人?”司马迁倒了一杯茶给屈原,语气依旧冷漠。“老夫屈原。”屈原没有喝茶,只是轻轻叹了一口气。“屈原?莫非楚国爱国忠臣,屈原大夫?”司马迁吃了一惊,屈原点头,司马迁皱眉,又舒展开来,说道:“世人都歌颂您的诗篇,为您的气节而敬畏,但小辈不敢恭维,请恕我无礼,我认为您的做法不足大丈夫所为。”屈原疑惑问:“何为大丈夫?”司马迁站起来挺身而立:“大丈夫不因挫折而弃身,不为命运而折服,忍辱偷生,心怀天下。”

屈原摸了摸胡须,也站起来。“非也,非也。举世皆浊,从人皆醉,难道也要让我与世同污,让洁白的身体蒙受这世上的尘埃?”“咳咳。。。。。”司马迁咳嗽几声,有些疲倦地坐了下来,深陷进去的布满血丝的眼睛却异常地坚定。“大丈夫能屈能伸,像先生这样不过是丧失了国家、君主,何以到死的地步。天无绝人之路,像我这样接受宫刑之后依旧活下来,续写人生的篇章,不是更有意义吗?”屈原听了有些吃惊,再次打量了他一下,他的健康状况果然不太好,面色暗沉,眼中布满血丝,于是叹息:“你很有毅力啊!可是,这浮尘依旧容不下你我,在这人间受尽折磨,还不如以死解脱,想必皇帝也是不重用你,才会让你受这样的酷刑。”司马迁手握紧:“没有人能左右我,皇帝也不能。他想让我因辱而自缢,我不会这样做,我会好好地活下去,完成《史记》,给后人一个交待。”屈原良久说了一句话:“算了,你是不明白我的,苍天啊,我宁愿化作一缕白烟,消失在云际。”司马迁大笑几声,说道:“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放弃,那么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吗?”

窗外几只小鸟受惊扑腾而去,飞向广阔的天际。

1、夏禹

勤勤恳恳乐于奉献

他怀着励精图治的决心,新婚四天就离家赴任,行山表木,导九川,陂九泽,通九道,度九山,考察了九州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指明了各地朝贡的方便途径。在治水的过程中,他在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其勤勉的精神感动过也感动着许多人。

2、刘邦

(1)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知错即改

刘邦带兵破关进入咸阳,按楚怀王与诸侯的约定,刘邦可以在关中称王,他一度也曾“欲留居之”,“舍咸阳宫”。当樊哙和张良为他分析这一做法的利害得失时,他果断地放弃原先的打算,不仅消除了秦地百姓的后顾之忧,也在各路诸侯中树立了威望。

(2)仁慈宽厚体恤百姓

刘邦进入咸阳后,和百姓约法三章,并且把秦朝不合理的法令制度全部废除。秦地的百姓为了感激他,争着送来牛羊酒食,慰劳他的军队。刘邦推让不肯接受,说:“仓库里的粮食多,不缺乏,不想让大家破费。”这种仁爱品德自然会受到关中百姓的欢迎,拥戴他为王,这为他以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李广

(1)仁爱士卒不贪钱财

他“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在战场上,每遇乏绝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

(2)临危不乱镇定自若

李广任上郡太守时,因中贵人被匈奴射雕人打败,李广率骑出击,射杀二人,俘获一人。准备回归时,忽然碰上几千名匈奴骑兵,面对数十倍于自己的敌人,李广沉着冷静。“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首先分析战情,迅速作出判断,不“走”而“留”,以百骑迷惑数千敌人。继而当机立断,命令部下靠近匈奴的军队,解下马鞍,以示不走,以此让匈奴的军队以为汉军有埋伏。当白马将出阵时,李广主动出击,将其射死。返回后不仅把马鞍解下,让战马随意吃草,自己和士兵了都躺在地上休息。匈奴的士兵更认为汉军有埋伏,于是他们连夜带兵返回。

(3)心胸狭窄公报私仇

李广闲赋在家的时候,在一天夜里一其随从骑马外出,和别人在田间饮酒,回来时走到霸陵亭,霸陵尉按规定禁止李广通行。当李广的随从说他是旧任的李将军时,霸陵尉仍然没有通融的意思,李广只好在霸陵亭下停宿。当汉武帝召见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时,李广就在汉武帝面前请求让霸陵尉与他一起赴任,可是,当霸陵尉刚来到军中,李广就找了一个理由杀死了曾经“冒犯”过他的霸陵尉。

4、孔子

(1)好学和善学勤奋钻研深思善悟

孔子去周朝廷问礼于老子,学业和见识大有长进,他从周地回到鲁国后,弟子渐渐地多了起来。他曾与齐国的太师谈及音乐,听了《韶》乐以后并用心学习,以至几个月都感觉不到肉是什么滋味,其精神受到了齐人的称赞。他在向师襄子学弹琴的过程中,连续十天仍不要求学习新的内容,在此过程中,他不仅追求“习其曲”、“得其数”、而且追求“得其志”、“得其为人”。孔子晚年喜读《易》并为其中的一些篇目作序,由于日夜揣摩,连接书页的牛皮都被翻断了三次,“韦编三绝”的成语说的就是孔子勤奋的'精神。

(2)坚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孔子在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情况十分险急,身边的弟子们都饿得“莫能兴”,而孔子却处变不惊,“讲诵弦歌不衰”,以至引起子路和子贡的反感和怨愤。

5、鲍叔牙

(1)宽容心胸广阔

不因为自己与管仲的政见不同而落井下石。当管仲追随公子纠陷入困境的时候,鲍叔牙主动向齐国国君推荐管仲,终于让管仲有施展才能的机会。

(2)理解

管仲原先与鲍叔牙做生意分财分物时,常常多拿,鲍叔牙却并没有疏远他;由于管仲出谋划策不当,鲍叔牙时常陷入艰难的处境,但鲍叔牙从来没有认为管仲愚笨;管仲在作战中多次逃跑,鲍叔牙清楚地知道他并不是胆小;公子纠争夺君位失败,和管仲一起追随公子纠的召忽自杀了,而管仲却选择被囚受辱,鲍叔牙不认为他没有羞耻之心。以后的情况证明,鲍叔牙对管仲的了解的确是很透彻的。

6、屈原

(1)爱国

他早已憎恨楚国的现状,然而在流放的过程中却始终眷恋着楚国,惦记着怀王,时刻想着能够早日回到朝廷,盼望楚怀王能幡然醒悟,社会现实能完全改变。他思念国君、振兴楚国并希望国君和社会重走正道的意愿,在《离骚》中作了多次表达。在秦国攻下郢都后,自己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倒塌,于是就作了《怀沙》之赋,抱石投江。

(2)坚守自己的人格节操

他在流放地行吟泽畔的时候,面对渔父的不理解和规劝,屈原毫不迟疑地回答说,刚洗完头发的人一定会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会抖掉衣服上的尘土,作为一个人,没有谁愿意自己洁白的身体受到脏物的污染,他宁可跳进江水,葬身鱼腹中,也不能让自己的高洁的品质蒙上浊世的污垢。

7、项羽

不苟且偷生有羞愧之心

在兵败乌江时,乌江亭长曾劝他乘船到江东,以求东山再起。他作出了不肯过江东的回答,并把跟随他南征北战的乌骓马送给乌江亭长。他想到自己曾带领江东八千子弟渡江而西,而现在却没有一个人生还,即使江东的父老乡亲不责怪他,他也没有脸面去见他们,因为他感到对不起江东的百姓。于是,拿着兵器,杀了几百汉军,最后把自己的头颅送给了吕马童。

8、荆轲

(1)见义勇为急人之难扶助弱小不畏强权

他是卫国人,附庸于魏。魏被秦灭后,他四海漂流。燕国与一不沾亲,二不带故,在秦国大兵有增压境的危机面前,也没有田光把他推荐给了燕太子丹,而荆轲任何推辞,就答应燕太子丹给他去当刺客了。荆轲这所以这样做,是基于他对秦国入侵者的仇恨,和他对东方六国人民的同情。他和战国时代的许多义一样,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表现了一种不可侵犯、不可折服的崇高人格。

(2)不甘失败,破釜沉舟

战国后期,秦国最强,秦国的版图日益扩大,“非尽亡天下之国而臣海内,必不休矣”的形势,是当时有识者都已经看清了的。问题是在这种形势下,作为东方的有志者,面对秦国日甚一日的蚕食、进攻、屠杀,是振奋自己,壮大自己,从斗争中求独立、求生存呢,还是自暴自弃,自甘失败,束手就擒,任人宰割呢?这后者不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恐怕都是不应该的。有人说:秦国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生产关系,荆轲之流反对秦国,简直是跳梁小丑,企螳臂当车。这样说法显然有失偏颇。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到了山穷水尽、无路可走的时候,背水一战,作困曽之斗的精神仍是可歌可泣的。

9、高渐离

坚毅顽强秦国的军队追杀了太子丹后,太子丹的追随者都作鸟兽散。高渐离也隐姓埋名,当他接近秦始皇并暴露了真实身份时,秦始皇就刺瞎了他的双眼。当秦始皇认为自己已经征服了高渐离时,高渐离已经利用渐渐和秦王接近的机会,把铅块藏在筑中,等到进宫靠近秦始皇时,他就举起筑来扑打秦始皇,却没有打中。于是秦始皇便杀死了高渐离,但秦始皇至此以后,再也不敢接近诸侯国的人。

10、信陵君

(1)宽厚慈和热诚仁爱礼贤下士

侯嬴本是大梁夷门的一个守门人,年老家贫,地位低下,可是当信陵君知道他是一个贤士的时候,就亲自“往请,欲厚遗之”。结果侯嬴不受。于是乎信陵君便“置酒大会宾客”,等宾客皆已坐定,信陵君亲自“从车骑,虚左”,往迎侯嬴。当侯嬴“摄敝衣冠,直上载公子坐,不让”的时候,信陵君不嫌他“傲慢无礼”,而“为之执辔愈恭”;当侯嬴还要信陵君给他赶车子到市屠中去会朱亥时信陵君不顾市人的耻笑,“引车入市”,以至“色终不变”地等待着侯嬴的“久立,与其客语”;当信陵君把侯嬴迎到家中,满堂宾客都还正在恭敬地等候着信陵君迎来贵客一同举酒。信陵君把侯嬴请到上座,向客人们一一介绍,接着又亲自为侯嬴敬酒。信陵君对侯嬴这一系列的少有的恭敬,弄得“宾客皆惊”。另外,当信陵君得知朱亥也是一个隐于屠间的贤者时,他也多次地去集市上去拜访他。后来在赵国时他又结识了藏于博徒和卖浆家的毛公和薛公。

(2)从谏如流闻过则改

当他“矫魏王令,夺晋鄙军”救赵后,赵王打算以五城相封时,信陵君开始“意骄矜而有自功之色”。这时有个宾客就对他说,他假托魏王的命令,杀了晋鄙,带领晋鄙的军队解救了赵国,对赵国是有功劳的,对魏国来说就不是忠心的了,并批评他骄傲自得是不对的。信陵君听后,“立自责,似若无所容者”。当信陵君留在赵国。秦“日夜出兵东伐魏”,魏王不得已,请信陵君回国时,信陵君怕魏王记着旧帐,不敢回去。他对门人说:“有敢为魏王使通报者,死。”旧有的宾客也没有人敢再劝了。这时毛公和薛公就出来说:“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何面目立天下乎?”两人的话尚未说完,信陵君“立色变,告车趋驾救魏”。这件事,从宾客的角度说,真是大义凛然,一语千钧;从信陵君的角度说,闻过则改,也真可谓是“从谏如流”了。

11、韩信

忍辱负重韩信在集市上闲逛时,遇到几个年轻人。他们看到韩信整天背着刀剑,就羞辱他说:“你虽然长得很高大,也喜欢整天带着兵器,但你不过是用这些来壮胆罢了。”并进一步侮辱他:“你如果把不怕死的话就用剑来刺我;你如果怕死,就从我的两腿间爬过去。”韩信狠狠地盯了他一眼,就弯下腰从他的两腿间爬了过去。

12、韩信侯嬴荆轲

知恩图报一诺千金

“恩”有知遇之恩,受人帮助之恩。

韩信乞食漂母时曾许下诺言以后一定重重地报答老人家。当自己以后事业有成时,就为这位已故的老妇人修了一座豪华的坟墓,并每年都去为老妇人去扫墓。

侯嬴在为信陵君献计后曾对信陵君说,在信陵君到晋鄙军后就北向自杀。当他估计信陵君已经到达晋鄙军后,就用自己的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荆轲也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诺言。他知道自己深入秦国,要生擒秦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生擒不成,一定会凶多吉少,然而,他既已答应了太子丹,所以也就义无反顾地渡易水,入秦廷,献地图,刺秦王,直至身被八创,还笑骂秦王,威震秦廷。

史记后的想象作文四百字篇二:史记故事观后感

《史记故事》读后感

在去年暑假里,我看了许多书,其中我最喜欢《史记故事》。读了这本书,我知道了《史记》的作者是汉朝的司马迁。我觉得司马迁非常了不起,他告诉我们许多耐人寻味的故事。比如“卧薪尝胆”、“鸿门宴”“晏子使楚”、“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商鞅南门立木”、“仁义的败将”……这些故事不仅精彩有趣,而且还为我打开了了解历史的一扇大门。

在这些故事中,我最喜欢的是“卧薪尝胆”,越勾践王不忘亡国之痛。经过这样多年的磨砺,终于使越国强盛起来,打败了吴国。英勇无比的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大战秦军。

通过这本书我还结识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如:除了聪明的晏子、文武双全的伍子胥、善用兵计的孙武、还有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秦始皇。

我最佩服的是齐国国君,不计前嫌的公子小白,史称齐桓公。他不记射中带钩之仇,以亲自出城迎接管仲,任命他为齐相,主持国政。在管仲的帮助下克服困难,使齐国越来越强大。

我最喜欢的是天下第一良臣孙书敖,他非常英勇。一次他在山里看见了两头蛇,当时传说只要看见两头蛇的人就会死,他想:反正我要死了就让我一个人死吧,不能再让别人见了这条蛇死去,我要宰了这条蛇!便举剑将两头蛇斩为两段,还将蛇埋在了山上。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把这坐座山叫蛇入山。

《史记故事》里还有许多这样精彩的故事,这本书真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还没看过的同学,快去看看吧,相信你读过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有许多收获!

关于史料研究的论文

历史论文中史料的运用

梁启超曾说:“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由此可见,史料是接近历史真实的重要途径。在历史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要对所搜集到的史料进行广泛挖掘,深入辨析,最大可能地发挥史料在探寻历史中的重要作用。

一、史料的收集史料一般分为三种:实物史料、文字史料和口述史料。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史料的存在方式日益多样化,利用网页和视频也成为收集史料的重要途径。史料对于史学研究来说具有重要作用,只有收集了大量史料,才不致写出空洞无物的文章。首先,收集史料要做到详细具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人类保存历史意识的提高,当代资料的收集工作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可以通过广泛阅读及时积累史料,充分利用当前历史学的各种网络资源平台,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及时补充历史史料。

其次,收集资料要有发现意识。对于眼前的史料,有人视而不见或者见而不识,那么蕴含其中的史料价值就无从发现。只有当史料中的历史信息、历史价值被充分发现,外显的遗迹才能内化为史料证据。最后,史料的收集要具有客观性。研究者在收集史料时要秉持客观性原则,广泛收集资料,不能对不符合自己偏爱的资料不予采纳,更不能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去裁剪历史资料,无视历史史料的全面性和论文写作的客观性。

二、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史料的选择与运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史料的搜集和选择上要注重史料的典型性和可信度,并将史料与科学的分析方法和历史观点相结合。首先,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典型性。历史的遗迹不计其数,面对浩瀚庞杂的历史史料,要善于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史料进行比较与筛选,选择最具典型性的史料去说明历史问题,围绕问题有的放矢地选取富有典型性的史料,增加历史研究的真实性和说服力,使过去的历史呈现时具有完整性与鲜活性。

其次,史料的选择要具有可信度。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工作完成之后,辨别史料的真伪就成为论文写作的一大问题。史料的真伪直接决定着历史论文的可信度,所以要选择可信度高的史料作为论文写作的材料加以运用。着名历史学者戴逸曾说:“历史研究必须以史料的收集、整理、排比、考证为基础。”最后,要注意将史料的运用与作者的历史观点相结合。论文的写作不是历史史料的简单堆积,而是史料与观点结合的成果。对于历史论文的写作而言,历史史料纵然必不可少,但是如果没有作者历史观点的解读,那么整篇文章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唯有在深刻分析、研读史料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认识历史、反省历史。

三、史料的解释历史是一门具有解释性的学科,历史论文的写作同样离不开解释。有时历史解读还必须借助合理的理论假设,这就决定了历史解释不可避免的会带有主观色彩。所以,对史料的解释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在历史史料的叙述和解释过程中,研究者要做到努力排除自己内在的偏好和偏见,在历史知识的呈现上努力做到全面、客观,同时也要认识到自身存在的某些条件束缚,不让其受到自身价值准则的影响,确保尽可能接近地反映历史事实。

其次,历史学家在研究过程中还要确立正确的历史方向感。史料的收集与运用固然重要,但是历史研究者也要意识到史料的作用在于提供一个台阶,以达到认识历史的目的。对历史的认识不仅在于认识历史事实,还要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不断跨越,超越当前社会以及当前历史所具有的局限性,将眼光投射到将来,因为历史学家只有在将来才能找到历史判断的最后标准。最后,要注意将历史史料与史学理论相结合。

日益丰富的历史史料的发现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和分析,从史料本身出发,推导出新的历史研究领域,同时,新的历史史料的发现也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创新,在史料分析与运用的过程中拓展出新的历史问题与历史领域,可以说历史史料的扩充与历史认识的深化是历史研究中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了历史学的发展。总之,史料在历史论文写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史料的存在增加了还原历史真实的可能性。但是,想要增加历史事实的说服力,就必须增强史料的科学性及可信度,将史料的选择、运用与科学的理论与分析相结合,使史料不断得到发掘和充实,也使历史认识得到不断深化。

注释:[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2]戴逸,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如何深入[N],人民日报,1987【参考文献】[1]齐世荣.史料五讲[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2]王学典.史学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M].上海:上海书店,2000[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5]张秋生.说史料发现的三个层次[J].齐鲁学刊,2013(5)

历史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必修课程,对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初中七年级历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的心理状态

传统的历史教学方法可能很难适应现代初中生的学习兴趣,得到理想的教学效果。传统的课堂理论讲授只能挫伤初中生学习兴趣,不能有效地调动孩子对初中历史学习的积极性,很多时候不是中考的压力,许多学生就会放弃对历史的学习。将一些历史故事加入课堂讲解中有利于孩子们学习兴趣的提高。例如,我们的川教版教材七年级上册其中一课是《远古的传说》,在讲授之前可以准备一个故事——“大禹治水”,说的是大禹这个人物带领当地居民,与洪水作斗争的故事,大禹进一步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认为洪水不是堵就能堵住的,需要进一步疏导,通过泄洪完成水患的治理,这样的一个故事开场将有效引导初中生从下课的兴奋劲中迅速安静下来,激发他们认真听故事的情绪,从而进一步过渡到整个《远古的传说》这个课程的讲解之中。可以在课程讲解之中进一步穿插“大禹治水”的故事,让学生疲劳的神经进一步激发出学习的兴趣,课程结束之后,也可以进一步讲述“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引发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和思维拓展,培养学生“有了大家才有小家”的奉献精神。

二、讲故事更加符合现代初中生思维发展的需要

初中生的思维开发还不够完善,学习的逻辑思维、发散思维、抽象思维等还不是很全面,有时遇到一些抽象的问题,初中生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道理。川教版教材七年级的《西周的兴亡》这节课中,讲了西周的崛起是因为商纣王的昏庸造成商王朝的落败最终成就了西周的崛起。这个过程对于初中生来说,相对比较枯燥而且没有什么样的感性认识,商纣王是怎样的昏庸,没有具体的概念,当时的西周是怎样休养生息的,这些都是学生知识空虚的基础问题,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知识结构就是海市蜃楼,过了一段时间,学生就将这段历史知识点还给教师,如果教师在商纣王如何的昏庸方面具体说一些故事,例如,酒池肉林、丞相比干迫害等这些故事可以在学生头脑中形成商纣王昏庸无道的具体形象,也加深了学生对于商王朝覆灭的理解,这种理解将使学生对这《西周的兴亡》这节内容的记忆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有效筑牢了他们学习的根基,完全符合初中生思维发展的特点,因为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关于古代历史的讲解时间跨度相对比较大,很多时候古人的想法和思维方式由于这个原因而很难被学生理解,通过对“姜尚垂钓”等经典故事的讲述,进一步加深了学生对西周兴起必然性的认识。

三、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点

整个历史教学就是在讲故事,讲述中国发展的5000年经历的点点滴滴,讲述世界几千年文明的丰富事件。因此,讲故事完全符合历史教学的特征。例如,川教版历史教材七年级下册,从开皇之治说起,说的唐、宋、元、明、清,再从政治谈到文化、谈到科技的发展。整个七年级下册都是在述说中国古代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典故,只有有时其中时间跨度加大很难实现我们真正讲故事的效果,也就是因为其中的时间跨度问题将整个历史教学变得抽象。因此,这教学过程之中进一步加入历史故事的讲解,不断提高学生由于时间跨度造成一些历史事件难以理解的问题。在川教版教材七年级课本中有一节——《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中可以讲解“夜郎自大”的历史典故,就是说在汉朝时代有一个小国家叫夜郎,这里的国王被自己的大臣们奉承后,认为自己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当时汉朝的使节出使该国,夜郎的国王就问,汉朝和他们夜郎哪个更大哈?当时来使感到十分震惊。通过这样的故事讲解,学生进一步理解了“夜郎自大”成语的含义,进一步了解了当时的汉朝的历史背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只有一个汉朝,周边还有很多小的国家,进而进一步理解了汉武帝为什么要进一步收复边疆等。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故事,但是可以进一步说明汉武帝的一些重要的治国之道的历史背景,使得汉武帝这个历史人物更加的鲜明突出。

四、讲故事的题材进一步符合历史课程的需要

讲故事的目的是使得学生学习相应课程的内容不感到枯燥、乏味、空洞,进一步加深对相应课程内容事件的理解。很多时候教学目的首先要明确,选择的典型故事要能够说明历史事件。例如,在川教版七年级的历史教科书有这样一段《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三国时代的形成,是各方势力相当比较平衡,三国时代之前,蜀、吴势力远远不如魏,但是经过一个风云人物的不断操控,时局发生的翻天覆地地变化,在这一节里,教师可以将草船借箭、诸葛亮借东风等典型故事编排在整个教学过程之中,三国鼎立时代的历史格局主要是由这样因素造成的,没有刘备的三顾茅庐,诸葛亮不可能助力蜀国建立一代伟业。假设三顾茅庐的是曹操,诸葛亮的宏图大志也就很难实现,但是笔者也认为,蜀、吴、魏,也只有当时的刘备回去请诸葛亮出山。这些故事案例都是为了说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原因和历史背景。只有这样的故事才是符合教学目的和本意的。五、结语历史教学应该是一个十分有趣的过程,但是传统意义上讲授可能严重挫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讲故事这种方式是一种符合学生心理,符合历史教学特点,符合学生思维发展方式的教学手段,有助于历史教学的发展。

1概念

史料:史料,就是认识、解释和重构客观历史过程的那些资料,是人类社会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各种痕迹。

史料教学:史料教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兴起的“新历史科”所倡导的教学模式,它强调“学校历史学习的重心不应该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怎样去获得知识。”其基本理念是:学生不能仅仅被教导固化的知识,还应该被教导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因而这就涉及到让学生自己去运用史料的问题。惟有通过运用史料的实际经验,学生才能真正掌握探究历史知识的方式。

2史料教学的必要

学生的需要:对学生来说,探究和活动的过程更加难能可贵,史料的学习可以使他们增强历对史的真实感受,直接参与历史问题的解决活动,用历史语言说话,而不是考试之前背背书那么简单。

课堂的需要:梁启超先生曾云:“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可言。”对于历史学科而言,要带领学习和研究历史学时,不能仅仅依靠教材给出的一些现成的结论,来组织课堂,历史课堂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史料是组织历史课堂教学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课标的需要:《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对此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在掌握基本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高阅读和通过多种途径获取历史信息的能力”。在这里,存储“历史信息”的载体无疑是指史料。《课标》要求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要学会从史料中获取历史信息的基本技能。可见,史料是研究历史和从事历史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3历史教学中有关史料运用存在的问题

史料选择不够严谨:初中阶段的历史学习虽说是入门级别,但是会影响到学生对历史的直观感受,在史料的选择上要严谨,切记在网络上随便百度,因为百度的史料很多都是没出处的,这样丢给学生让学生分析,且不说有没有完成教学目标,如果史料选择不好,会给学生增加额外的学业负担,理解起来枯燥无味,反而使学生厌烦学习历史。

史料选择的单一性:提到史料,想必大家第一时间反应就是文字或者是厚厚的历史书籍,让人望而却步,别说初中生不喜欢看,就是我们这些成年人也未必有兴趣全部看完。那么史料的种类有哪些?具体的史料分为文字、实物和音像三大类。文字史料即用文字记载下来的关于人类历史活动的资料。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最经常使用的就是文字史料。文字史料是中考的主要内容,也是我们一线历史教师所要关注的重点,但是如何把文字史料内化成相关知识点,这就需要实物史料和音像史料的辅助。实物史料它是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被保留或遗留下来的前人创造历史活动的场所和前人创造发明的有形物品。在历史课堂中的呈现主要以实物为主。音像史料是指现代化视听媒体所承载的教学材料包括录音、录像、唱片、幻灯片、影视,微缩胶片,还包括计算机软件。音像史料可以真实、生动、形象地再现“历史”情景,在学生的脑海中搭建美丽的历史空间,帮助学生掌握生动具体的历史知识,使学生感受到更多的历史现象和历史事物。

史料滥用,充斥了课堂主题:每个历史都有大量的史料,所以不能毫无原则的运用史料,史料选择要慎重。面对大量的史料,教师应该注意合理取舍,围绕教材的重点、难点、内容和课程标准的要求,选用那些最具情境性、典型性、深刻性和启发性的材料作为问题素材,有的放矢地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历史思维能力培养和主动创新实践能力的训练。

史料的去伪存真:现在是一个知识大爆炸的时代,资料唾手可得,但是学习历史不是文学创作,历史是要将就根据的,尤其面对历史材料的时候,第一个任务就是史料的去伪存真,对于教师和史学工作者来讲,这是基本要求,但是在学生收集资料的时候,教师要交给学生辨别史料的方法,这样这样才能让学生在学习中共同进步,共同受益。

4史料选择的原则

史料的出现要适时:所谓适时就是指补充史料的时间要恰当,根据知识点进行补充。教师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形成自己的观点。这种深入研究史料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过去那种教师直接说出结论或者直接在书上划出结论,学生死记硬背的弊病,从而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深化。这就要求我们应用史料时一定要找准切入点,该出手时就出手。

史料的使用要适度。史料的补充要以教材为主。在选择史料时,尽量选择通俗易懂的,有助于初中学生理解的内容。史料是对教材的补充,但不必是每一个知识点都进行补充。教师在补充史料时一定要注意不宜过多,否则难以到良好的教学效果,也会冲淡教学中的主题。

5运用史料的意义

尊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历史教学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材中和老师掌握的很多史料,可以成为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素材。具有吸引力的史料在教材中和各种书籍中随处可见。此外大量图片和音像史料也能激发学生的浓厚兴趣,获得理想的教学效果。

尊重学问,培养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历史的过去性增加了中学生理解历史的难度,很多情况下学生只是一知半解地死记教材现有结论,严重违背了历史教育的初衷。史料能比较生动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既深化和活化了历史知识,拓展了学生的历史知识面的食疗,帮助学生准确地领悟历史。

(一)中西文化思想是人类文化思想的两大丰碑、两大奇观。它们是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沿着各自生存空间而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心灵写照,它们是人类生活中两种不同生活形态的行为准则和心理状态。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中国是一个东西南北跨度很大的国家,主要是属于内陆性质的国家。生存在中国大地的民众主要是靠黄土地、黑土地、红土地养活,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小农经济生活,即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由于这种小农生活是在一种封闭状态的土地上生活,这给中国民众造就出一种易于自满自足的心理状态,缺乏开拓意识。(2)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基本上是在一种大一统的状态中进行的,这使得人们的思想缺乏变革意识,往往是按照既有的思想和方法去思考去办事就行了。西方传统文化形成的背景:(1)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大多数是靠海国家(如英国就是个岛国),因而西方民众其生存土壤极其有限,也就是其可耕地有限,这就使得他们的社会生产结构不是小农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而是不断地向外扩张的商业经济式的生产结构,这就造成了他们不易满足、勇于开拓的心理状态。(2)西方各国是由统一的欧洲帝国分裂而成的,西方各国的历史犹如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它们发展了各自的历史,又相互吸收,这样人们的思想不再保守而具有变革意识,就能按照自己的思想、思考去办事,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是这种变革意识的结果。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有儒、道、释三家文化所构成,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北方文化,它诞生在中原地带,它的特点就是入世思想,它认为人是社会的一分子,不可能超越社会而生存、而生活,认为人只能按照社会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这样才能生活、生存得好,否则就难以活得好;道家文化可以说是一种南方文化,它诞生在汉楚地带,这一地带保留着许多未开化的习俗、民情、观念、思想,它的特点就是出世思想,认为现实社会不尽人意,人只有回到自然的怀抱,才能得到真我,人要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佛家文化是来自印度的一种外来文化,但佛家文化到了中国,就被中国化了,它的特点就是就是人必须依附佛祖,人应断绝自我的七情六欲,人的幸福不在于现世而在于来世,不在于此岸而在于彼岸。西方传统文化主要是由希腊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所构成,前者是一种不断积极进取的文化,它认为人的一切只有在行动中才能获得,人的生命价值也只有在行动中才能体现出来,后者则是一种自我赎罪的文化,认为人应该爱一切东西,包括爱自己的仇敌,以无限的博爱和宽恕精神去引导人们生活。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与感受,西方传统文化则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体验与感受。(二)中西文化思想在人类文化思想发展进程中是处于一种互补的状态,它们各自有如下的特征:一、中国文化主要关注人的内在世界,而西方文化则主要关注人的外在世界中华民族生存在一个相对封闭、固定的空间里,不论是在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的混乱时代,还是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相对稳定时代,中华民族的内在矛盾和发展都是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内进行的,都是在中华大地这个大空间里进行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存方式,这导致中国民众缺乏浓烈的商品意识、竞争意识,安居乐业、安分守己成了中华民族的一大生活准则;中华民族的生活范围往往是一种封闭式的,注重家庭、家族,注重本乡本土,常常是父母在不远游,与外界做很少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内在世界,这表现在:(一)内心世界的平衡。这种平衡体现在知足常乐和精神胜利法的心态上。(二)注重自我道德完善。不论这种道德完善是否合情合理,只知“吾日三省吾身”,有时以致达到自我个性的泯灭。西方民族虽然同属于欧洲大民族,他们的生存空间却是由许多小空间整合而成大空间的,西方各民族是相互联系的,彼此很少处于隔绝状态,西方民族的内在矛盾与发展都是西方各国之间相互进行的,西方民族的生存方式,他们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不断开拓事业是西方民众的一大生活准则,西方民族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注重社会交往,注重自我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地位,倾向于与外界做更多的联系;以上诸种因素造就了西方文化关注的焦点主要是人的外在世界,这表现在:(一)注重自我生存空间的发展。西方民众的性格是外向型的、激进型的、热情型的、开放型的,他们总是不满足所已有的生存空间,总是想方设法去开拓、发展自己的生存空间,这可以从西方民众的生活住所、工作地方的自由流动大见到,这也可以从当今西方跨国公司多得到印证;(二)注重自我价值在社会中的体现。西方民众并不是在自我沉思的世界中求得对自我价值的肯定而是通过自我在社会中的活动,也就是不断开拓进取来求得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对自我价值的肯定,在西方民众心目中,人的价值只有在社会上取得地位、发挥作用,才能获得认同。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静态中的体验,而西方文化注重人的生命在动态中的感受中华民族是个好静的民族,追求田园般的诗意化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往往成为历代文人墨客所追求的一种生活境界,那种安分守己、安居乐业的生存方式使得中国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相当静止平稳的状态中,中国人也就此喜欢在静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物我无间、天人合一的审美化的生命境界。西方民族则是个好动的民族,他们追求一种不断创造的生活,他们的这种追求典型地体现在浮士德式的那种进取心,那种不断开拓、不断求新的生存方式,这使得西方人的生命律动只是处在一种不断运动的状态中,西方人也就此乐于自己在动态中品味人生的酸甜、体验生命的律动,并追求一种力的体现和真的发现的生命境界。三、文化注重对事物的整体性和总体性的把握,西方文化注重对事物的局部性和个体性的把握中华民族是不倾向于做抽象的思辩。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任何事物都是一个完整的实体,如果对其进行肢解,也就破坏了这一事物的完整性,就很难认识、理解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因而中国人倾向于对事物做整体性的理解和把握,常借助直觉思维去把握事物的实质和核心,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和把握典型地体现在中医学、诗歌、哲学等上面,而这种直觉性把握在一定程度上却妨碍了中国科学技术向深度上发展。西方民族是倾向于抽象的思辩,而不象中华民族倾向于感性的直觉,他们注重对事物做个别、局部的细致剖析,喜欢刨根问底,以从中探求事物的内在本质和功效,这种对事物的把握方式发展出西方思辨性哲学、与理论性、实用性较强的科学技术。在当今社会里,中西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中西方文化思想也进入了的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全新时代,中西方文化思想都为对方所认识,所借鉴、所吸收,特别是中国更是认识到西方文化思想可以是攻破中国文化思想不足之处的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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