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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孔子的高足子夏提出"学而优则仕"，孔子及其弟子并身体力行地在列国间的仕途上长期奔走之后，仕途与中国古代文人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文人为什么要入仕？还是用孔子的话说："学也，禄在其中矣"。对这句话，宋朝的皇帝宋真宗赵恒写过一首《劝读诗》，形象地予以阐释："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女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他的诗只是强调了读书，即"学"的重要，这并不准确，"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杜甫读书可谓多矣，可怎么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哪里有什么黄金屋？哪里有什么千钟粟？穷得连饭都没得吃，过着一种近乎乞讨的生活。"读书"也罢，"学" 也罢，那仅仅是个起点，或者如鲁迅所说，仅仅是块敲门砖；只有由"学" 人"仕"，敲开了通往仕途的大门，宋真宗说的那一切，才有变成现实的可能。良田华屋，髙车驷马，美女如云，多么诱人的前景！如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对仕途是那么样的热衷，那么样的禊而不舍，那么样的孜孜以求！不追求也不行，舍此以外，古代的文人，再也没有别的人生道路。这种追求，有实现了的，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立谈而致卿相"，或者是科举时代的"朝为田野郎，暮登天子堂"，仕途上是有不少这样的幸运儿的！仕途，仿佛是一条平直的康庄大道。有这些人的榜样，文人们在向这条道路上竞奔时，越发显得动力倍增，， 干劲十足！但是，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更多的人，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耗尽了心血熬白了头，却始终砸不开这座大门，那良田，那华屋，那美女，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终其一生，始终不过是"乾坤一腐儒"（杜甫语)。仕 途，也是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即使是登上了天子堂，又该如何昵？都能够展现自己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本领，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宏伟志向吗（如果真的有这种志向的 话）？当然也有，管（仲）晏（婴〗、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 晦)、姚（崇）宋（璟〉，这些历史上的名臣贤相，功在当代，名垂青史，成为仕途上耀眼的明星，极大地吸引了文人们艳羡的眼球。仕途仿佛是充满了花环的显途！可是，"伴君如伴虎"，"高处不胜寒"，仕途瞬息万变，吉凶难测。"陋室空堂，当年饬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里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 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乌纱小，致使锁枷昨日破袄寒，今嫌紫莽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这样的事情，古往今来，我们见到的还少吗？《红楼梦》中的这支曲子，真是将仕途上的变幻无常，参悟得透彻极了！仕途也是充满荆棘的险途！唐朝人李公佐，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南柯太守传》，说一个名叫淳于棼的落魄之徒，在酩酊大醉中，被招致至一个叫大槐安国的国度，在这里， 他受到极高的礼遇，被国王招为驸马，出任南柯郡太守，"贵极禄位，权倾国都"，长达二十余年；后因战争失利，公主病亡，同僚忌妒，国王冷落，被遣送出境。在经历了仕途上所有的荣辱盛衰后，他才发现，这一切，竟然是醉乡中的梦境。那所谓大槐安国，不过是他家门前那棵古老的槐树罢了；所谓南柯郡，不过是槐树向南的一棵树枝罢了；所谓槐安国王，南柯太守，不过是盘踞在槐树洞穴中的一群蚂蚁罢了。于是他大彻大悟，弃绝酒色，皈依道门。类似的故事，在另一个唐朝人沈既济的小说《枕中记》中，也有着同样的记述,说中的主人公卢生在经历了大起大落的仕途人生后，幡然醒来， 发现睡前蒸煮的黄米饭，尚未蒸熟。后来，人们用"南柯一梦"、"黄粱一梦，来形容仕途以至人生的虚幻。然而，即便如此，文人们还是绵延不绝地，无所畏惧地，百折不挠地，义无反顾地向这条路上迈进，毕竟，诱惑是太大了，利益是现成的； 而风险，是遥远的，也许还是可以规避的。谁愿意为了明日可能出现的风险，而放弃眼前的巨大利益呢？"今日有权今日使，明日无权明日愁"。人们总以为文人是多愁善感的，岂不知，当他们一踏上了仕途，便会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无所顾忌的人！只有像李公佐、沈既济、曹雪芹这样些未能吃到葡萄的落魄者，才有那么多的葡萄太酸的超然和天塌地陷的杞人之忧！可是，一旦当"锁枷杠"的时刻来临的时候，再想超然，再想多愁善感已来不及了！这就是为什么李斯临刑时东门黄犬之想，陆机就戮时华亭鹤唳之思，成为仕途上文人晨钟暮鼓的一个重要原因。一百年前，科举制度废除了，不久，控制中国达两千余年之久的帝制， 也宣告结束。现代文明在中国这块古老大地上的出现，为文人，或者说知识分子，展现了无比丰富的人生道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十分广阔的天地。他们可以经商办实业，可以从教授徒，可以著书立说，可以出书办报，可以发明创造，可以献身艺术……，其中一些"学而优"的知识分子，在这不同的行当中，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缋，有的堪称大师，令仕途上的衮衮隼公望尘莫及；即便是学而不优的文人，也可以谋到一个饭碗。文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仕途为惟一出路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中国文人，要想完全摆脱与仕途的干系，实在很难。且不说，投身其他行当的知识分子，与仕途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当代中国，还有一个独特之处，即非政治领域的行当，如工厂、学校、科研单位，甚至佛门，都有着类似政治领域的结构框架，衙门作风，等级森严，我们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准仕途"。因此，即使置身仕途之外的文人们，也有一种很难割舍的"仕途情结"。
《苏轼及其豪放词》【摘要】苏轼，即苏东坡，为北宋文学家，书画家。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弟苏辙和称“三苏”，苏东坡在政治上恪守传统礼法，而又有改4革弊政的抱负，故在仕途上多经坎坷。他性格豪迈，诗词汪洋恣肆，清新豪健，开创豪放一派。他心胸坦荡，在书法上虽取法古人，却又能自创新意，充满了天真烂漫的趣味。【关键词】苏轼 豪放词 代表作 风格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因如此，宋后历代以来，人们论词，必提苏轼 ;若提苏词，亦必提其“豪放”之风。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了。苏轼是豪放派的开山鼻祖，他的一系列豪放词是北宋豪放词派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刘辰翁就曾说过：“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轼词作是比较丰富的，据统计现存三百四十多首。苏词风格多样，既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轼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本文想根据自己的理解，再结合几首苏轼有代表性的“豪放词”，简单论述一下苏词中被历代论家所忽略的豪放中透露出来的悲壮、凄凉、哀婉甚至一丝浅浅的“消极避世”的审美特征。苏轼词由“纯粹的豪放”到“豪中见悲”有一个渐变的过程。词中“悲”的成分明显加深有两个较为显著的标志。一是在他45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一是在他59岁被贬往惠州时。其中后一次给素食的影响更为强烈。苏轼在其自题画像中说道：“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话一般被认为是苏轼的“自嘲”，实是苏轼对自己人生、创作道路回顾后做出的一个深刻认识和总结，这起码说明，在苏轼自己看来，他在这三个地方的经历与创与其以前时是有很大不同的。他在此时的诗词创作中融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东西，只是这种变化显得很微弱，较难被读者体察而已。朱弁在《风月堂诗话》中有云：“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为黄鲁直诗时可以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或谓东坡过海虽为不幸，乃鲁直之大不幸也。”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苏轼的文学创作再贬至黄州尤其过海之后，发生了一定变化，其成就更为突出了。这是从人生经历对创作的影响角度而言的。我的想法是，素此在经历了两次重大挫折之后，词作更倾向于表达自己内心伸出的那种悲哀和痛楚，更倾向于表达一些个人性的感情了。而表达着种人生悲壮的东西更能打动人心，更能切近读者，这也许是苏轼被后来历代文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失意文人所推崇的一个原因吧。这些凝聚了了苏轼太多无奈的叹息制作，故不失其豪放达观之人生态度，然实是和着他血和泪写成的，是将人生的痛感转化成了审美的快感。只是作者高超娴熟的技艺及其中更多的乐观成分几乎掩盖了那份悲凉，让我们难以体察而已。我以为，苏轼的纯豪放词的代表作是《江城子·密州出猎》，而非那首公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且看他早期的这首江城子词：江城子·密州出猎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欲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宋神宗熙宁八年，苏轼任密州知州，曾因旱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写了这首出猎词。作者词中抒发了为国效力疆场、抗击侵略的雄心壮志和豪迈气概。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这首词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去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在稍早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中，作者还表达了自己“致君尧舜”的人生理想和少年时代意气风发、豪迈自信的精神风貌。在此将此词录出，读者诸君可与后面的几首词作一比较，会发现与他被贬黄州后是有较大区别的。沁园春·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漙漙。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乌台诗案”后,苏轼开始更加真切而深刻的体会到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变幻不定。个人不幸命运开始更多地融入词作，其悲剧性也因此明显加深（需要仔细体会方能感觉出来）。在当时那种社会背景下，苏轼有些想法是不敢直接言说的，只好非常含蓄隐曲地表达（不知大家还记得否，柳三变因一首《鹤冲天》：“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惹怒宋仁宗，称其“此人花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而“奉旨填词”了几十年。这件事就发生在苏轼之前一段时间，一苏轼之博闻，应当很是清楚。）；再者，尽管苏轼一次次的感受到“人生如梦”这个命题（具体论述参见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五章），但他并未因此而否定人生，而是力求自我超越，始终保持着乐观顽强的信念和超然自适的人生态度，所以词中“悲性”的表达既隐曲又微弱，不易发觉。这种现象在他被贬黄州以后尤为明显，故我在此选了他被贬黄州及此后的作品自认最具代表性的三首：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和卜算子（缺月挂疏桐）来做一分析。下面结合前人对这几首词的分析及自己的理解，简述苏词中“悲”的气息。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应是苏轼词向内心世界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个人观点，有待商榷，欢迎质疑）。读这首词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像到一个孤苦的老人，在雨中蹒跚而行，竹杖芒鞋真能胜过骑马吗？那只是无奈的自我安慰罢了。闭上眼睛设想一下，那位老人突然转过身来，坚定的眼眸中怎能不流露出一丝凄凉或者悲哀呢？眼角流出的，谁知道是雨水，还是酸涩的泪水？斜照相迎，更多的知识老人的一厢情愿吧。下面的这首临江仙将这种感情升级了：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这首词作于神宗元丰五年，即东坡黄州之贬的第三年。历来论家称赞全词风格为“清旷而飘逸”，却独不见其悲。下面重点介绍一下这首词：写的是作者深秋之夜在东坡雪堂开怀畅饮，醉后返归临皋住所的情景，表现了词人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生活态度和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上阙首句“夜饮东坡醒复醉”，一开始就点明了夜饮的地点和醉酒的程度。醉而复醒，醒而复醉，当他回临皋寓所时，自然很晚了。“归来仿佛三更”，“仿佛”二字，传神地画出了词人醉眼朦胧的情态。这开头两句，先一个“醒复醉”，再一个“仿佛”，就把他纵饮的豪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接着，下面三句，写词人已到寓所、家门口停留下来的情景：“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走笔至此，一个风神潇洒的人物形象，一位襟怀旷达、遗世独立的“幽人”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其间浸润的，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一种超旷的精神世界，一种独特的个性和真情。上阙以动衬静，以有声衬无声，通过写家僮鼻息如雷和作者谛听江声，衬托出夜静人寂的境界，从而烘托出历尽宦海浮沉的词人心事之浩茫和心情之孤寂，使人遐思联翩，从而为下阙当中作者的人生反思作好了铺垫。下阙一开始，词人便慨然长叹道：“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这奇峰突起的深沉喟叹，既直抒胸臆又充满哲理意味，是全词重中之重，枢纽所在。以上两句精粹议论，是化用了庄子的“汝身非汝有也”、“全汝形，抱汝生，无使汝思虑营营”之言，以一种透彻了悟的哲理思辨，发出了对整个存、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这两句，既饱含哲理又一任情性，表达出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人生困惑与感伤，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词人静夜沉思，豁然有悟，既然自己无法掌握命运，就当全身免祸。顾盼眼前江上景致，是“夜阑风静縠纹平”，心与景会，神与物游，为如此静谧美好的大自然深深陶醉了。于是，他情不自禁地产生脱离现实社会的浪漫主义的遐想，唱道：“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他要趁此良辰美景，驾一叶扁舟，随波流逝，任意东西，他要将自己的有限生命融化无限的大自然之中。“夜阑风静彀纹平”，表面上看来只是一般写景的句子，其实不是纯粹写景，而是词人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相契合的产物。它引发出作者心灵痛苦的解脱和心灵矛盾的超越，象征着词人追求的宁静安谧的理想境界，接以“小舟”两句，自是顺理成章。苏东坡政治上受到沉重打击之后，思想几度变化，由入世转向出世，追求一种精神自由、合乎自然的人生理想。他复杂的人生观中，由于杂有某些老庄思想，因而痛苦的逆境中形成了旷达不羁的性格。“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这余韵深长的歇拍，表达出词人潇洒如仙的旷达襟怀，是他不满世俗、向往自由的心声。宋人笔记中传说，苏轼作了上词之后，“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根本未去“江海寄余生”。这则传说，生动地反映了苏轼求超脱而未能的人生遭际。其词作之悲蕴含的人生不遇之辈正在于此。还有这首卜算子：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时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这首词是元丰五年（1082）十二月苏轼初贬黄州寓居定慧院时所作。一般认为，词中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词人孤高自许、蔑视流俗的心境。我表示赞同。上阕前两句营造了一个夜深人静、月挂疏桐的孤寂氛围，为幽人、孤鸿的出场作铺垫。这两名出笔不凡，渲染出一种孤高出生的境界。接下来的两句，先是点出一位独来独往、心事浩茫的“幽人”形象，随即轻灵飞动地由“幽人”而孤鸿，使这两个意象产生对应和契合，让人联想到：“幽人”那孤高的心境，不正象缥缈若仙的孤鸿之影吗？这两句，既是实写，又通过人、鸟形象的对应、嫁接，极富象征意味和诗意之美地强化了“幽人”的超凡脱俗。下阕专写孤鸿遭遇不幸，心怀幽恨，惊恐不已，拣尽寒枝不肯栖息，只好落宿于寂寞荒冷的沙洲。这里，词人以象征手法，匠心独运地通过鸿的孤独缥缈，惊起回头、怀抱幽恨和选求宿处，表达了作者贬谪黄州时期的孤寂处境和高洁自许、不愿随波逐流的心境。作者与孤鸿惺惺相惜，以拟人化的手法表现孤鸿的心理活动，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加以对象化，显示了高超的艺术技巧。我想到了他的门生黄庭坚所对此词的评价：“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俗气，孰能至此！”，一个叫黄苏的人也曾评论道：“格奇而语隽”。这种高旷洒脱、绝去尘俗的境界，固然得益于高妙的艺术技巧，苏轼“以性灵咏物语”，取神题外，意中设境，托物寓人；选景叙事简约凝练，空灵飞动，含蓄蕴藉，生动传神（此句来自百度贴吧苏轼吧，我以为说得很好，故而录于此）是一般词人所不能的。但苏轼心中不会有一层难以言说的悲凉？“有恨无人省”难道不是一种莫大的悲哀吗？“人不知而不愠”是非常难做到的，苏轼虽然做到了，但内心还是存在着一种困苦，只能“拣尽寒枝不肯栖”了，但寂寞沙洲上的寒冷，确是挥之不去！不妨再简单提一下那首还是作于黄州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在这首词中，素食已经流露出较多对自己部位朝廷所用的郁郁了。他对年纪尚轻就已功成名就的周瑜特特别钦慕，由此而慨叹自己年岁老大而遭遇坎坷，空有济世之才、报国之志却不得施展，积极地人生态度之外显现了一丝不易觉察的悲哀，与前面提到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一不一样了。所以，我选择用“苍凉悲壮”四个字来形容这首词。如果还不能让大家信服我以上的论述，大家还可以参考苏轼其他大量的诗、古文、辞赋等，那里有很多作品都可以说明苏轼在经历众多生活磨砺之后，人生态度、创作风格所出现的细微变化，即悲叹人生成分的增加。在几首词作分析之后，我想在这引用苏轼《谢量移汝州表》中的一段话，让我们体味一下这位大师的悲哀：“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憔悴非人，张狂失志。妻孥之所窃笑，亲友至于绝交。疾病连年，人皆相传为已死；饥寒并日，臣亦自厌其余生。”不知道这份人生的悲凉您体味到了没有。有这种感情，必然会在诗词创作上有所体现的。综上可见，苏轼后期所作多是为“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了。“不假良史之词，不托飞驰之势”的苏轼，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总的说来，“豪中见悲”是苏轼众多豪放词的一个总体审美特征，但历来为人所不注意。一种比较接近的说法是“在（苏轼）词的背后有一种宏观的视角，再观照人生的悲哀不幸时常能加已超越，从而不同于晚唐五代词的一位陈免于感伤。”再申明一点，大关的人生态度和豪迈的创作风格是苏轼一生的主流，“悲”只是其此做种含蓄流露出来的一小部分内容而已，这根本掩盖不了苏词昂扬乐观的主题。这里的“悲”乃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悲叹，亦绝非一个“悲哀”所能形容的，更不等同于“悲观”。豪中见悲，悲而不厌世，这是我对苏轼豪放词的一个整体理解。苏轼即便再达观，再超然，他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着普通人的情感的人，是一个虽受佛理、道家思想广泛影响，但他毕竟还是有大才气、一腔济世之志的儒士、文人。因此，苏词尽管颇多豪放之作，但时而流露出一份悲凉则是不可避免的。这不仅不会影响苏轼的人品及文学成就，反而能够加强他在我们普通人心目中的地位，更加拉近它与我们的距离。中国古代文人中，我最敬佩的还是苏轼。
论文人被贬——苏轼第一次被贬让苏轼有些措手不及。被贬之前苏轼担任湖州知州，也就是当时地方行政的二把手。由于当时苏轼名气极盛，遂遭人嫉恨，朝廷以莫须有的罪名对其判决处死，史称“乌台诗案”。还好有王安石等人求情，苏轼才得以保命，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初到黄州，苏轼虽然名为朝廷官员，实则不过是一个被看管的犯人，现实的落差造成的心态自然是孤高寂寞的，那首《卜算子》正是反映了这种心态，诗云：“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诗人先用“缺月”、“疏桐”、“沙漏”等意象烘托出气氛，再用孤鸿自比，把那种内心的寂静与清幽表现的淋漓尽致，最后的一句“寂寞沙洲冷”，明确点出了自己心态的核心感受——冷。这首诗将一个受到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的士大夫的内心的孤寂失落完全表现出来，也可见苏轼那种自我内心激烈的挣扎与救赎。 当然苏轼没有这么一直沉沦下去。被贬黄州以后，苏轼的眼光较以往在朝廷更加的开阔，想法与文笔也更加的“接地气”、“入民心”。在这里，苏轼不问政事，与民同乐同苦，发明了“东坡肉”，也就是现在的红烧肉，写出了既是菜谱又是诗文的《猪肉颂》；他给酥饼起名叫“为甚酥”；给酸酒起名叫“错着水”；他发起了民间慈善组织“育儿会”。这些都反映了苏轼逐渐从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投入新生活的积极心态。 苏轼被贬的原因不乏因为他自具有文人的酸腐小家子气和执拗之气，这种性格使得皇帝和许多大臣虽敬佩他的文章，却讨厌他的性格。黄州的历练也使得苏轼的文格和人格都得到了新的升华，从一个见事批判的小文人，到一个具有广阔胸怀的大丈夫，这都是这片黄州土地所给予苏轼的。著名的前后《赤壁赋》、《大江东去》、《临江仙》、《记承天诗夜游》正是这种坦然达观性格的写照。所以，苏轼没有因为贬谪而沉沦，反倒成就了他“风物长宜放眼量”的心态，黄州影响着苏轼，苏轼同样也影响着黄州。 苏轼第二次被贬惠州，这次的形势与贬谪黄州时大为不同，所包含的政治隐语就是告诉苏轼已不能再回到朝廷。时年苏轼正是花甲，要把它扔在穷乡僻壤的惠州，不仅需要想开，还需要真正的不抱有一点回朝的希望，才能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豁然开朗。这个时期苏轼的心态由一种坦然变成了一种淡然，类似老子的无为，并且在无为中抱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决心和勇气。他不在计较人生是否还能达到顶峰，被贬惠州时苏轼住在嘉祐寺，旁边有一座山，山顶有一个亭子叫松风亭，有一次他爬山爬到半路就累了，正在纠结是否爬时，他望着松风亭突然明领悟到人生的真谛，有些东西争不到便可不争，放松心态停下脚步，人生处处是风景，人生处处是收获，于是苏轼就这么快乐地下山了。 惠州经济落后，一天才杀一只羊，羊肉早就被官员买去。苏轼只好买下剩下的羊骨头回家投在汤锅里煮，煮好的骨头泡上米酒，然后再用火微烤一下，最后用牙签去剔上面的肉，苏轼却还津津乐道，在给弟弟苏辙的信上称其有吃螃蟹的美味。这种自救自立，自我寻求快乐的方法，使得苏轼倔强地生活在这片岭南大地上，所以他的淡然使得自己由一个名利兼得的士大夫完全转型为无欲无求的草根文人。 苏轼在这片土地上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表达了苏轼苦中作乐的情怀。被后人视为传颂爱情的词《蝶恋花》这样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诗是苏轼送给自己的侍妾朝云的，通过几笔简单的勾勒表达出一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不仅仅为爱情，更是一种对人生的感悟。 苏轼第三次被贬到儋州，儋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在古代海南还是个蛮荒之地，无论是经济还是人文都非常的欠发达，六十二岁的苏轼被贬到这个“南无再南”的地方，应该说是中国文人历史上的“贬谪之最”了。对于这次贬谪，苏轼早有了心理准备，也习以为常了。苏轼告诉自己的儿子苏过，给自己准备好棺材和墓碑，随时准备把自己的骨灰留在海南这片土地上，可见苏轼的心态已经变成了忧患磨难了悟人生，他已经把这种放逐的历程看做是人生阅历的一部分，并把它融入到人生际遇的之中。他在离开海南时写下的一首诗很能表现这种感情：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日也解晴。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通过最后两句的直抒胸臆，也显现出苏轼已经把自己的游历经历当做是人生的一种生命历程，没有这种生命历程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苏轼。 总的来说，苏轼的一生大起大落，他少年成名，却也没有因为昔日的光环一直沉沦，他屡次被贬，却在被贬中放下名利，看轻生死，他说“此心安处是吾乡”，正是在贬谪之路上悟出了人生的真谛，只要内心找到了寄托，人生处处都是自己的精神栖息之所，家其实就是在我们的心里。
古代文学作为我国文学教学学科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学修养和个人素质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从类群的角度来划分 中国 古代 文学，长期以来我们看到的有民间文学、妇女文学、宫庭文学或者贵族文学等，还有臣妾文学和圣哲文学等提法。然而，一个十分显著的文学类群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帝王文学。不过，主要从 经济 效益着眼的世俗的看重如出版帝王诗集、文集的现象也有一些，但都谈不上深入的 理论 认识评价。在中国文学经二十世纪初开始质的大变革至今历经百年、正待飞跃 发展 为新的中国文学伟大形态的今天，应当从文学自身本质 规律 出发来解析这一独立于中国文学主流但又起着特殊作用的文学类群。
一、一种独特的中国古代文学类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作为一种文学类群是一种十分独特而又悠久的客观存在。
在先秦文学中，帝王文学的现象已经非常突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有名姓的文学作品竟然是帝王文学。《古诗源》一书的开头，第一篇作品就是舜帝的《南风歌》。还有这样一种说法是，伏羲“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画"出了我国 哲学 和文学融为一体的最早作品——八卦。在我国第一部 政治 议论 散文 集《尚书》中，收集了孔子这个伟大的 教育 家和编辑家之前历代帝王中产生的最有名的 文章 ，如《尧典》、《大禹谟》、《秦誓》等。而在孔子编辑的文学教材《诗经》中，包含了不少帝王所作的诗歌。
在中央集权制的封建 社会 中，皇帝重视“文武之道"，大都有一定的文学创作能力。诗歌是中国人最重视的表情达意的工具，作为“万物皆备于我"的帝王 自然 也不例外。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封建专制社会自第一个皇帝秦始皇起，汉高祖刘邦、楚霸王项籍、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等有名的帝王，尽管“稍逊风骚"、“略输文采"，但还是大都有诗歌创作传世。帝王之中，也应当包括农民起义领袖中自立为帝的黄巢、洪秀全等人。他们大都是书生出身，有一些“咏菊"之类霸气十足的“言志"诗作流传于世。
封建专制社会全盛时期的清代的皇帝更是接受了严格的孔孟之道的教育，讲究“文治"，重视诗歌创作。据说乾隆皇帝是写诗最多的人，有四万多首，不过他的诗作质量不高。漫长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可以说是 秘书出身，诗作颇有可观之处。至于那些“守业"的皇帝，在接受教育时都 学习 了诗教课程，在政治生涯中也就写出了不少的文学作品。
从上述认识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个不容忽视却也没有得到应有重视的现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帝王文学还出现了中国文学中出类拔萃的作品。
中国帝王文学虽然大部分作品质量不高，但少数的一些文学精品却在各方面都达到一流的文学水平。特别突出的是魏晋时期三曹的诗歌散文。魏王、后被儿子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所作诗歌和散文在帝王文学中是非常显著的。他的作品，胸襟阔大，苍凉悲壮，其层次之高即使终生从事创作的“专职"文学家也很少人可以企及。他的大儿子、篡汉称帝的曹丕，不但是一个诗人，而且文学评 论文章更为知名。被封为王的曹植，诗歌尤其哀艳凄绝，水平高超。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现象——父子三人既是开基创业的帝王又是文名卓著的文学家，还竟然开创了一个 时代 的文学——建安文学。
南唐末代皇帝李煜，诗词达到一个高峰。作为退职的帝王却抹不去帝王的烙印，但在诗歌中也就没有了忠君爱国的传统和偏狭的政治志向，以致于上升到人生悲剧的哲理境界。由于帝王大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只要他们认真去创作，其诗文同样的超拔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尽管如此，由于种种原因，帝王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无意中形成了一种被人们敬而远之的现象。人们不大愿意也不大敢于玩赏和评议帝王文学。帝王文学那股唯我独尊、凌驾群伦的雄风和霸气，使得处于弱者地位的人们在本能上就已经产生排斥拒绝的 心理。而封建等级观念重重束缚的臣民更不敢公开地指点评论，须知“大不敬"的罪名是要受到株连九族的处罚的。这就是帝王文学之所以没有得到正视的突出原因。
但是，模糊了帝王文学这一有机组成部分的中国文学，不是完善的文学系统。因而中国人的心理世界的反映也就明显地缺少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仅拿创作观念和主导思想来说，恰恰是帝王文学很少存在那种以孔孟之道为指导的封建观念。这样，人们常用不同的称呼的“龙凤文学"、“天子文学"、“政治文学"、“圣哲文学"，其实也就是帝王文学，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正视了，进而还应认真地剖析它的本质。
二、畸形的阳刚文学的产生
在 中国 历史 上，所谓帝王这些极其重要的几百个人物，统治了世世代代的亿万臣民。以他们的名字作为皇朝的代号，本身就是文学 研究 中的一个重要的 社会 因素课题。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成为一种独特的景观，需要认真对待。可以说，不认识中国帝王文学，便无从把握中国文学，也就无从深入地探究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无从建构新的中国文学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笔者认为，中国帝王文学是一种畸形的阳刚的文学，其产生是一种中国社会特有的现象。
帝王文学反映了一种人类个体和群体生命所独有的精神现象。从精神上进行心理 分析 ，凌驾群伦的帝王文学表现了帝王作为个体对于群体无以复加的高傲心态，也集中反映了中国人心理深处本能极度膨胀而又与封建理性高度统一的意识。古代中国 政治 心理的特点，是一种二律悖反，一方面是常规的理性即儒家的教化——对于帝王来说只是治理他人的工具，另
一方面是政治中心首脑的权力的无限制发挥和本能的极度发泄。与之相对，臣民只能有阴柔女性的态度，只能在自虐的俯首贴耳中产生“移情"式的或者阿Q式的精神满足。帝王则在俯视芸芸众生中得到人生无与伦比的快感。刘邦的回归诗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宋太祖的咏月诗句“未出海底千山黑，才到中天万国明"，曹操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等等，都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帝王都是要统一天下的，正所谓“天下一家"，而且都憧憬着“系之万世"。“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任何他们所知道的大地上的生物都要受到帝王的统治和宰割。在人类历史上，他们居然也能长达数百年地做到这一点。这样少见的古代文学所反映的心理现象，难道不应当进行认真的分析吗!须知，由中国特有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这种心理所 影响 的群体心态，今天仍然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根深蒂固。
中国帝王文学有着一致公认的 理论 基础即孔孟之道。如果寻找中国帝王文学在理论层面的东西的话，那么只能说孔孟之道是其集中的 发展 形态。而反映帝王心态深处最本真的法家的帝王之道，在帝王的口头上也在文学的主张中一般是不会被明白道出的。尽管孔孟之道实际上只是帝王教育之道和辅弼帝王之道，但它确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封建观念系统，如“内圣外王"等。封建帝王是很乐于表白自己符合这一儒家教条的。其实，真实的帝王之道是“道儒法并举"、“霸王道杂之"。道儒法的理论深处都存在着高人一等的统治、制约、教导民众的圣王心态，都属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中国封建社会特定的 经济 、政治、地理等条件产生了帝王文学。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是自耕自足的小农 自然 经济，但因此也就需要一个中央集权专制的皇帝来保障统一，消除战争。于是，帝王应运而出，他们的志向都是统一天下，传世无穷。他们的文学主要表达这种志向。在帝王之下，一切人都成为被统治的和被宰割的，包括文学家。这些文学家，都只能在作品中表达自己的臣服忠诚心理，或者只能在这种心理的前提下抒情言志。尤其是男性的文学家大都是如此。倒是个别的女作家，由于没有了政治发展的可能而注重人生的欲望和情性，反倒写出更多真实情性的日常生活题材的作品。
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中国古代帝王文学有充足的理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群受到重视。
三、帝王 文学的特征
中国 古代帝王文学有着显著的区别于其他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质。当然，有的特点和一般文学的特点有相同之处，如 政治 性，但即使是政治性在帝王文学中也是更为突出的。
(一)政治化极强的文学 内容 。
这一点，与一般中国文学是相同的，只是帝王文学所反映的政治内容处于最高层次，无人敢于摹仿效法。帝王文学是 社会 政治需要即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愿望和统治内容的表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早在黄帝 时代 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政治主张。“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刘邦的诗歌，是当时任何人也不敢唱出来的。这种帝王政治，正如王夫之所说“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越是独裁专制，越是追求家族世袭，反而小农 经济 的社会越能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因而，帝王的吼叫成为 历史 的巨响，这在文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在文学和政治关系上的认识上，同孔孟之道出于一辙，帝王们完全把文学当作政治的附庸。不过，文学家也大都是这样认识的，正像孔夫子一样他们毕生最愿从事的是政治事业而不是“雕虫小技"的文学。文学，对他们来说是政治事业的一个工具，不可能是一种专门的事业。这一点，也是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西方文学家将文学作为生命投入的人生大事业，这一事业在改造社会的人类大道上是和政治事业并驾齐驱的。
(二)唯我独尊的个体精神 心理现象。
佛罗伊德认为，人的意识最深处存在着本能核心。这种本能具有扩张性、残忍性、盲目性，以追求快感为最高真理。帝王在封建理性的辩证统一中，无限度地扩张其本能，以致明目张胆地认为自己——儒家也极力鼓吹——是天下一人，唯我独尊，凌驾群伦。宇宙万物尽为所驱，狂妄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帝王成为一种畸形大写的人。他们的诗歌，也表现了这种妄自尊大而又是社会需要的心态。霸王项羽狂歌：“力拔山兮气盖世……"魏王曹操吟诵：“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看来，此类人物都需要这样一种自大到了近乎疯狂的心态。而一般的文学，谁人敢于如此狂妄!
(三)主体表现的阳刚雄壮。
中国文学，已经有学者称为“臣妾文学"和“阴柔文学"，笔者认为用“ 秘书文学"来称呼更为确切。秘书这种社会 组织的特定职务，具有从属性、服务性和被动性。几乎所有著名的文学家，都做过皇帝的秘书职务。第一个有名有姓的文学家屈原，诗歌成就最高的“诗仙"李白，忧国忧民的“诗圣"杜甫，道儒佛并举的苏东坡等，都有正式的秘书职务。一般文学家，无不以秘书职务的获得为进取之道。因而，他们也就带上了秘书的特性。再加上，封建社会遵从孔孟之道，将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工具。这样一来，与欧洲文学家相比，中国文学家群体不能不表现出一种更为欠缺独立自主的弱势来。
就连称为豪放派的登上词作最高峰的辛弃疾都把自己比喻为受到皇帝冷遇的美女。他在《摸鱼儿》一词中写道：“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娥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年轻时自信“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也发出弃妇一样的哀叹：“日暮倚修竹，天寒翠袖薄。"。大诗人被称为“诗仙"、“诗鬼"、“诗圣"等，却没有像西方诗人那样被称作“诗帝"或“诗王"。而帝王文学却正好相反，其阳刚亢奋到了变态地步，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以“天子一怒，伏巳百万"的凶残，以抢夺“天下之妻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淫威，以“宁可我负天下人"的告白，傲视着匍伏在脚下的臣民。 自然 而然，在文学中的表现，主体性最为强烈，阳刚与雄壮就“舍我其谁"了。
(四)符合 艺术 本质的自我表现。
帝王对于文学作品的 理论 认识以及艺术 分析 是很少的，但是他们流露出来的理论主张和艺术手法却往往符合艺术的本质，而文学成为他们的艺术表现。帝王文学的一个最为明显的理论主张是“诗言志"。 历代帝王所作诗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言志"。这一理论出自于《尚书·尧典》，据说从舜帝那儿流传下来，为孔子所肯定并确定为正统诗歌的理论。言志说成为我国古代最早的诗歌定义，至今仍然有不少人认可。人们广泛认为它是对于诗歌的准确的理论认识。尤其是豪放潇洒的诗人们，无不以言志为自己诗歌创作的唯一主旨。直至毛泽东在五十年代给陈毅的一封信中仍然认为这是诗歌理论和创作的正宗，而他的诗歌也确实是“言志"的，气魄雄伟，有着前所未有的豪放潇洒。言志说抓住了诗歌的一种重要内容，即志。志，是一种人生对于事业、在大部分情况下是对于政治事业的远大而又执着的追求。也就是说，是一种特定的明显的心理活动。言志，对于诗歌创作来说在许多情况下是可行的。 但是，整体的诗歌不仅仅言志，有的是抒情的，有的是写诗人 其它 心理活动如感觉的。因此，言志说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但对于诗歌整体来说又是片面的。特别是，一些政治性强的“志"，是规范化的理性化的情感和认识，往往表现为社会化抒情化的议论，显得直白单调。我们所知晓的帝王诗歌，大都是“言志"的。但这也就避免了纯粹讲究“反映"社会生活的误区，使得诗歌更加主观化。
随之而来的是相应的表现手法。和一般文学相比，帝王文学在诗歌中更加突出地使用象征手法。“言志"的诗歌，主观性很强，所借助的形象十分单调，常常是人们熟悉的传统意象，例如日月、山河、草木等。帝王诗歌中很少铺陈式的细部描绘。与上述相联，帝王诗歌中的意象比较阔大。全部形象可以说是帝王意志所统治、所“照耀"的万物。从时间上看，往往是千年万载;从空间上看，常常是山河宇宙。不过如此一来，这些诗歌确实给作者和当时的人们以斗争的精神力量。
但是，帝王是从事政治的，日理万机的繁重政务使他们不可能将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文学创作。偶有所作，也常常是有所为而作。这就使得帝王文学不能在艺术上产生突破。帝王文学属于传统的文学艺术，不重视艺术的创新。好在帝王文学的本意大多不在使用艺术来从事教化，这倒使得作品更多情性的表现，更接近于文学本质。
四、帝王文学与今天文学发展的关系
帝王文学，与今天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关系是不容忽视的，然而却也被置之度外。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的一些宝贵的因素，甚至可以说，帝王文学会在一个新的阶段脱胎换骨，更生出来一个新的英雄文学的样式。在这21世纪古老中国仍然处于落后局面、忍辱负重、任重道远的时刻，我们需要这样雄壮激昂的文学来鼓舞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心志，正像我们永远需要原始神话及其英雄一样。
(一)帝王文学中进取的自尊的极致个性在新的中国文学中可以辩证发展。
帝王文学中的精神特质，能够更生为个体生命中的自由创造本质。这种新生命培育的文学“屠龙技"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应当批判地吸收帝王文学中进取有为的特质，映照其生命的大美。从“内圣外王"的传统主张，转换为个体生命自尊自爱同时又是雄心壮志的博大精神。
毛泽东诗词是继承创造中国古代帝王文学的一个最好的典范。毛诗中的诗句成为千千万万人的人生警铭。在困难的时候，在辗转奋斗的时候，现在处于中老年的人头脑中往往无意识地出现了毛泽东的诗词，顿时感到了精神的力量和生气。就像帝王文学一样，毛泽东诗词中也有一些缺点，如单调直白的 语言，重复使用的数字，普泛化的意象，确有一些单调、“张狂"和“霸气"，甚至在晚年诗作中还出现了“戾气"，但在整体上却有着前无古人的豪放潇洒，有着横绝千古的阔大境界。毛泽东的诗词，可以归属为浪漫主义文学。这种浪漫主义，是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世世代代所需要的。更可以说，毛泽东诗词渊源之一是帝王文学，它是一次帝王文学在新时代的迸发和新生，给我们后来的文学以宝贵启示。
再如鲁迅作品，也可以说是帝王文学的一种再生。不少人评论了鲁迅文学在心理本质上的“内圣外王"的潜意识情结。鲁迅作品改造国民性的伟大使命，的确是只有那种古代称为“圣王"或者“素王"的人才能担当得起。读了鲁迅的著作，世世代代的中国人都会像参与了中华民族的某种典仪一样，感到一种灵魂的新生，羞耻于那种心灵扭曲的荒诞的“阿Q精神胜利法"。
透过“世纪诗人"毛泽东和鲁迅的作品，我们看到天地间矗立着比起帝王还要伟岸的身影，不由人不去有意无意地效仿。只不过正像对待帝王一样，新的时代会有新的人的特质和要求而已。例如，无论对什么样的巨人，都会有 现代 公民的民主政治、人格平等的更加 科学 理性的要求。
(二)帝王文学的主体意识的吸取。
当代文学自八十年代以来，出现了几百年从未有过的繁荣和更生，但是大家仍然认为没有大师级的文学。其中一个原因，可以说是缺少那种“内圣外王"般的主体意识。在外国文学中，人的主体性非常突出。自亚里士多德起，“圣哲文学"独立自尊，有意识地俯瞰、隔离一般政务，整个人生都清醒地从事著述，与尘世君王比肩而立，耳提面命，甚至希望取而代之(柏拉图表述了“哲学王"统治“理想国"的政治幻想)的主体意识。这，确是中国文学所欠缺的。而在我国当代文学中，就连“内圣外王"的一般要求也因为其陈旧而被排斥。中国古代文学中主流的阴性化(表现为忠君)、作家最为追求政治及地位的人生，在新的时期有了极其类似的表现。看来，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改造民族心理精神、人的个性自尊和公民权利等等认识，还需要强化——不但在文学评论中，还应该更多地进入文学家的心态。
(三)帝王文学显著地成为个体生命的表现，这是今天的文学应该强调的。
十分可悲的是，文学创作最基本的理论还没有澄清。文学究竟是反映、再现还是表现?帝王文学对于这一 问题 的答案是明白清楚的，即“诗言志"。今天的文学，不仅要“言志"，而且要“言"自己的内在世界、生命本质及其投射下的外在世界。这样，文学才能承担起提高和美化个体生命以及人类整体生命的层次的任务。文学可以商业化、产业化，但不能以金钱为目的，要与人格化、理想化辩证统一。这就要求，作者要“善待"自己的生命，首先提高自己的生命境界和人生追求，在生命的表现——作品中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
帝王文学，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特有的成分，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了。与科学理性辩证一体的新文学，要想承担起创造新的一代中国人的伟大使命，就必须批判地继承这一遗产。
中国 素称「诗的国度」。这不仅是因为中国诗歌源远流长，诗人和作品流派林立，数量众多，而且诗歌在中国 社会 生活和 文化 发展 中一向占有特别和显著的地位。中国诗歌史的专著已有多种，但本篇的角度立意稍有不同。
大约十年以前，曾在荣宝斋看到启元白先生题的一幅字，记得是这样几句：
「唐以前的诗是长出来的，
唐诗是嚷出来的，
宋诗是讲出来的，
宋以后的诗是仿出来的。」
启功先生集大俗大雅于一身，他自己的诗词作品结集，也只以《启功韵语》名之。这几句白话，大约是他多年悟出的心得，言简意赅，可谓一部简明中国诗歌史。我的 体会，这是讲唐代以前是中国诗歌的发韧期， 自然 天籁，朴拙浑成;唐代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期，直抒胸臆，而又各具面目;宋代是中国诗歌的转型期，思辨机趣，融情入理;宋代以后则是中国诗歌的滥觞期，流派繁多，然而缺乏原创。
我们不妨以此为线索，从社会文化史发展中撷取若干片断，来回顾一下中国诗歌的发展变化及其内在的缘由。
一，诗源于巫
诗歌和其他 艺术 的起源一样，是令艺术史家、 哲学 家和人类文化学家们颇伤脑筋的事情。上一世纪以来，便有「劳动」、「模仿说」、「游戏说」、「移情说」、「冲动说」等多种说法的争论，外人不足与论。中国典籍上，也恰好有帝舜时期的「击石拊石，以歌九韶，百兽率舞。」(《竹书纪年》帝舜元年条)「昔葛天氏之民，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吕氏春秋·古乐篇》)「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卜商《毛诗正义·诗序》)「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越绝书》)等等记载，以备各种阐发西来学说之某一派系的学人们共同征引，好在中国的 语言文字有着充分的模糊性。我揣测，这些争论也许永远没有结论，也许只有模糊的结论，也许结论是各种说法的中和。因为不管这些学科今后将以什么样的人类状态作为模型，是与世隔绝，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生活的部族呢，还是以婴幼儿的成长发育过程状态，这些实验和举证，都永远不可能确切模拟出人类原始创生 时代 的文化活动了。
方领 圆袖是汉族服饰的特代， 代表天圆地方，
中国服饰演变古今谈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我们的祖先告别了猿猴时代，披着兽皮与树叶，艰难地进入了文明时代，知道了遮身暖体，创造了最早的服饰文化。但是追求美是人的天性，服饰的作用又不仅仅在遮身暖体了，同时也有着美化的功能。中国古代的先民从服饰起源之始，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融于日常生活的服饰穿戴之中，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重内涵，开创了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先河。不同的历史阶段服饰的材料、功能等也会随之而改变。 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演化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证实当时已能利用兽皮一类自然材料缝制简单的衣服。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 在纺织技术尚未发明之前，动物的毛皮是人们服装的主要材料。当时还没有绳、线，可能用动物韧带来缝制衣服。在山顶洞人的遗址及其它古墓里，曾发掘出大量的装饰物，其中有头饰、颈饰和腕饰等，材料有天然美石美石、兽齿鱼骨和海里的贝壳等，当时佩戴这些饰物，可能不仅是为了装饰，也许还包含着对渔猎胜利的纪念。 到了商代衣服材料主要是皮、革、丝、麻。由于纺织技术的进展，丝麻织物已占重要地位。商代人已能精细织造极薄的绸子，衣料用色厚重。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在服装方面最重要的变化，是深衣的广泛流行和胡服的出现。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促进了汉族宽衣博带、长裙长袍服装的改革。赵武灵王为了军队的战斗力，冲破阻力，下令全国穿游牧民族的短衣长裤，学习骑射，终于使赵国强盛起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服装改革，胡服从此盛行。伴随胡服也传来了带钩，它是用于结束革带的，由于它比革带的扎结方式更加便捷，因而很快就流行起来。 秦汉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中国服饰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初，由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经济得到恢复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这样的太平盛世。农业和手工业得到了长足提高。当时民间手工业最普遍的就是纺织业。这一时期丝绸锦绣产量极多。汉代的纺织工艺也达到很高的水平。汉朝的衣服，主要的有袍、襜褕［直身的单衣］、襦［短衣］、裙。汉代因为织绣工业很发达，所以有钱人家就可以穿绫罗绸缎漂亮的衣服。一般人家穿的是短衣长裤，贫穷人家穿的是短褐［粗布做的短衣］。汉朝的妇女穿着有衣裙两件式，也有长袍，裙子的样式也多了，最有名的是“留仙裙”。 汉代创造的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使汉代人对人类生产能力持有乐观信心。在《中国美学思想史》中作者说到“汉人继承了道家美学的基本思想，又舍弃了它的消极出世思想，吸取了儒家某些合理观点，注意了自然规律与人的目的的统一性，坚信广大的外部世界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美，人们应当积极地去发现、占有，享受这种美。”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服饰，大体上仍承袭秦汉旧制。南北朝各少数民族初建政权时，仍然按照本族的习俗穿着，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也开始穿着汉族的服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服装史的大变动时期，这个时候因为大量的胡人搬到中原来住，胡服便成了当时时髦的服装。紧身、圆领、开叉就是胡服的特点。 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襦裙是唐代妇女的主要服式。在隋代及初唐时期，妇女的短襦都用小袖，下着紧身长裙，裙腰高系，一般都在腰部以上，有的甚至系在腋下，并以丝带系扎，给人一种俏丽修长的感觉。中唐时期的襦裙的比初唐的较宽阔一些，其它无太大变化。隋唐女子好打扮。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女装男性化是唐代社会开放的表现之一，妇女穿着男装是当时一种时尚。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宋代的服装，其服色、服式多承袭唐代，只是与传统的溶合做得更好、更自然，给人的感觉是恢复中国的风格。 宋朝时侯的服饰宋朝的男装大体上沿袭唐代样式，一般百姓多穿交领或圆领的长袍，衣服是黑白两种颜色。女装是上身穿窄袖短衣，下身穿长裙，通常在上衣外面再穿一件对襟的长袖小褙子，很像现在的背心，褙子的领口和前襟，都绣上漂亮的花边。 辽、西夏、金、元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从左向右扣］，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璀璨华美，丰富多彩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审美意识的演变。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壮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侵略，逐步使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同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影响也日趋扩大，衣冠服饰随之而发生变化。妇女发饰，随着社会风气的转变而不断变化。男子的服装主要有长袍、马褂、等等。其中长袍、马褂，为《服制》中规定的服饰，一般用于交际。妇女服饰中最大的特点，是普遍穿着旗袍。旗袍本是满族妇女喜爱的服装，旗袍源于满族妇女服饰中的旗装。满族旗袍主要特点为宽大、平直，衣长及足，材料多用绸缎，衣上绣满花纹，领、衣、襟、裾都滚有宽阔的花边。穿旗装时，梳旗髻、穿旗鞋。 民国初年女装在这一时期上衣下裙最为流行，上衣有衫、袄、背心、，样式有对襟、琵琶襟、一字襟、大襟、直襟、斜襟等变化，领、袖、襟、摆多镶滚花边或刺绣纹样，衣摆有方有圆、宽瘦长短的变化也较多。二十年代，旗袍开始普及。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但不久，袖口逐渐缩小，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至二十年代末，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如有的缩短长度、有的收紧腰身等等。到了三十年代初，旗袍已经盛行。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袖及长度等方面。先流行高领，领子越高越时髦，即使在盛夏，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渐而又流行低领，领子越低越“摩登”，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时儿流行长的，长过手腕 ；时儿流行短的，短至露肘。 民国男子服饰主要有马褂和长衫。用作礼服的马褂、长衫，其款式、质料、颜色及尺寸等都有一定的各式。如马褂，一般都用黑色丝麻棉毛制品为之，对襟窄袖，下长至腹，前襟钉钮扣五粒。长衫则用蓝色，其形制为大襟右衽，长至踝上二寸，袖长与马褂并齐。在下摆左右两侧开衩。用作便服的马褂、长衫，颜色可以不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20世纪的中国服饰，旗袍、长衫、中山装、学生装、儿童装、西服、礼帽、遮阳帽、丝袜、高跟鞋、工农服、列宁服、布拉吉、军便服、夹克衫、喇叭裤、迷你裙、比基尼、职业装、朋克装、T恤衫等等，种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服饰见证了时代的变迁。被视为中国典型服饰的旗袍，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风行起来的，这种脱胎于清代满族女服的服装样式，在吸收了汉族女服工艺特点和西方女子服饰时尚的基础上演变，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时装界不容忽视的时尚元素，被看作是中国服装民族交融和中西合璧的样板。 服装的进化史如同一部人民的解放史。解放肢体的束缚的同时，解放的还有心灵和思想。这种从完全封建到与外界少了很多隔阂的过程使中国的服饰文化走上了国际的潮流，充分展现了个性自由的窗口。这也是生活方式趋向国际化的表现之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直到新中国建立，改革开放，中国的服饰一直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由封建到开放，一直走向成熟。 在今天，我们的服饰早已冲破了束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个性和自我的着装风格充斥着服装店，服装的浪潮已不再是由人为因素所能摆布和控制的了，我们的服装开始体现人性化、社会化的特点。 中国与国际的关系越密切，隔阂越少，服饰便越是国际化，甚至趋同于国际化了。但可喜的是，中国并非一味的向国际发展，而是将中国元素融入服饰的设计中，使中国服饰在国际上独树一帜并保留着中华民族的服饰独特魅力。
中国古代服饰的总体特点是：以长、整、宽为主，重视神韵而略形体，有等级制度和礼仪性，体现儒家及天人合一等思想的影响。秦汉两朝服装凝重，唐代由于中原地区与外来民族文化经济的交流，服饰丰满华丽，（出现喜穿胡服），宋代服装理性，元代服装粗犷豪放，明代敦厚繁丽，清代服装细腻纤小。
发了269105587
有 ，有的头饰象征着神
这有一本涉及到一点蒙古汗国及元代服饰公元13世纪初，当圣武成吉思汗统一毡帐诸部，结束长期分争的局面，建立起空前统一的大蒙古汗国之后，蒙古高原毡帐诸部作为民族整体和政权整体，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从而蒙古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尤其在世祖忽必烈汗立都燕京，建立元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蒙古民族服饰作为当时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个标志，当然在服饰种类、款式风格、面料色彩、缝制工艺以及服饰制度等方面，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蒙古民族立国当初，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版图的扩展，欧亚两洲的金银财宝、续罗绸缎，云集蒙古地区，对蒙古民族服饰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正因如此，贵族们讲究起华贵的服饰，用北方的稀有珍皮和南方的绫罗绸缎以及所获取的金银珠宝，制作起各种华贵的服饰。正如《世界征服者史》作者志费尼所述："他们的日常服饰都镶以宝石，刺以金镂"，达到相当豪华和丰富的程度。蒙古汗国和元代蒙古民族服饰的款式风格基本一致，但也有所区别。在汗国时期，服饰种类主要以栖鹰冠、卷云冠、方领式长袍、交领式长袍、革靴为主，在面料、色彩等方面主要以稀有珍皮，青、红、蓝、白色浑然织锦为主，其中各种皮制衣物占据多数。到了元代以后，蒙古民族服饰在原有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其中前檐帽、钹笠帽、立领大襟袍、短披肩、马褂、络缝靴子等都是在吸收了兄弟民族服饰之优点的基础上发明创造的新款式。《元史·后纪列传》明确记载着世祖皇后车伯尔为皇帝设计新服饰的故事："胡帽旧无前檐，帝因射日色炫目，以语后，后即益前檐。帝大喜，遂命为式。又制一衣，前有裳无衽，后长倍于前，亦无领袖，缀以两袢，名曰比甲，以便弓马，时皆仿之。"在面料、色彩、纹样等方面又有了黄色金锦、褐色毛呢，衣之绣纹有日、月、龙、凤纹等。在蒙古汗国时期还保留古老的左衽长袍，到元代这种古老款式逐渐消失。关于左衽长袍的款式，在有关史书和出土文物中均能见到。《元史·舆服一》中明确规定"百官公服：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俱右衽。"这就是禁止当时还流行于民间左衽长袍的规定。其实在民间，儿童左衽长袍一直沿袭到近代及民国时期。蒙元男子服饰--- 自古以来，蒙古民族视冠饰为极尊贵之物，有大忌人触著称，认为人之首是智慧之源，应当至高无上。留三搭头，戴栖鹰冠是蒙古汗国和元代男子的主要发型和冠饰。据《蒙古秘史》记载，乞颜氏的祖灵神是白海青，所以他们的发型和冠饰可能以海东青为式，以示对图腾的崇敬。关于男子的发型，在《蒙挞备录》、《长春真人西游记》、《出使蒙古记》等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其中《出使蒙古记》记载："男人们在头顶上把头发剃光一方块，并从这个方块前面的左右两角继续往下剃，经过头部两侧，直至鬓角。他们也把两侧鬓角和颈后(剃至颈窝顶部)的头发剃光。此外，并把前额直至前额骨顶部的头发剃光，在前额骨那里，留一簇头发，下垂直至眉毛。头部两侧和后面，他们留着头发，把这些头发在头的周围编成辫子，下垂至耳。"据《世界文化史大系》中所载的蒙古民族男子发型，在前额不留披散下垂至眉毛的额发。此式可能是早期的发式，类似于辽、金时的发式，但是头顶两旁之两绺头发作成环形之发辫与辽、金不同。这说明辽、金、元人之发型虽有类似之处，但各有其不同的式样。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元初期也有垂一辫于背后之发型，即《识余》一书中所载的合辫为一，拖垂衣背的发式。男子冬季戴的栖鹰冠有尖顶、圆顶两种，其式基本相似于布利亚特尤登帽。其实现在牧民冬季戴的尖顶和圆顶风雪帽，就是栖鹰冠的延续。元代笠子帽也有大檐、小檐、圆形、方形几种，其式基本相似于现在的太阳帽。据敦煌壁画和波斯画的描绘，男子的冠式还有几种，如圆顶立檐帽、卷云冠、插领冠等，其中圆顶立檐帽与现在牧民戴的圆帽基本相似，那时也有象清代蒙古圆帽那样前半檐可上下活动而起遮光作用的式样。男子的冠饰，除了上述主要几种帽子之外，还有由金银珠宝组成的宝顶、耳环、项饰等装饰。男子的衣服种类比较多，其中长袍、半臂(半袖长袍)、比甲、马褂、答忽、毡斗篷、便裤、套裤等是常用之服。当时北方诸游牧民族的长袍虽然有相似之处，但蒙古民族的长袍却有自己的独特的款式风格，这就是右衽式长袍。而辽、金之长袍则是左衽式。《黑鞑事略》明确记载："其服，右衽而方领，旧以毡革，新以拧丝金线，色以红紫钳绿，纹以日月龙凤，无贵贱等差。"徐霆注云："腰间密密打作细摺，不计其数，若深衣止十二幅，鞑人摺多尔。又用红紫帛捻成线横在腰上，谓之腰线，盖欲马上腰围，紧束突出，采艳好看。"在这里不仅明确提及长袍的款式特点和面料、色彩、图纹，而且还提到腰带的围法与色彩等。元代帝王大臣的济孙服是最有代表性的服饰，早在蒙古汗国时期就有济孙服(济孙为蒙古语jisun的音译，汉语译作一色)。济孙服的基本款式就是"腰间密密打作细招，不计其数"的长袍，元代的辫线袄就是这种款式的演变。关于济孙服，普兰诺·加宾尼就有描述："第一天他们都穿白天鹅绒的衣服；第二天--那一天贵由来到帐幕--穿红天鹅绒的衣服；第三天，他们都穿蓝天鹅绒的衣服，第四天，穿最好的织锦衣服。"济孙服不仅指长袍，也包括冠饰和靴子。《元史》卷78《舆服一》："质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近侍，赐则服之。下之于乐工卫士，皆有其服。精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为之质孙云。"《马可波罗游记》："对于皇帝陛下最亲信的贵族，还赐给装饰着宝石和珍珠的礼服，价值一万金币。并且规定，只有在每年的十三个隆重的节日，才能穿这种礼服。"又王讳《王忠文公集》卷6《上京大宴诗序》："凡预宴者，必同冠服，异鞍马，穷极华丽，振耀仪采而后就列，世因称扎马宴，又曰只孙宴。……只孙者，译言其眼色之齐一也。"所谓半臂就是短袖长袍，有大襟和对襟两种，是贵族们常穿的外罩，后来马上穿之不便，又有了对襟短衣--马褂。答忽有两种，一种是毛向外的羊皮答忽，对襟无领，在后下摆处有开衩，主要是牧民在冬季穿在长袍外面；另一种是毛向里，有面有里的答忽，主要是富贵之家天冷时服之。比甲就是元世祖车伯尔皇后所设计之短披肩，后面长倍于前面，用两袢在领前结之，由于它便于弓马，国人皆仿之。元代还有一种服饰，名曰扎哈，此式是在披肩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呼盟巴尔虎蒙古人依然穿着这种扎哈。蒙古汗国和元代有一种古老的毡子斗篷，鲁布鲁克称之为"雨衣"，这种服饰在上古时期就有，由毛毳制作，是件多功能的衣物，后来已变成马上披搭的毛毡雨衣，至今在牧民中亦穿之，称"和布讷格"。蒙古汗国和元代的裤子有两种，一种是高腰肥裆裤，另一种是套裤。男子冬季多穿皮裤，春秋则穿夹裤，天冷时外加套裤。在山东邹县元墓出土的服饰中就有套裤这种实物。蒙古民族在汗国时期，多用皮靴和毡靴，其式有翘尖靴子和尖头靴子，其结构由靴幼、靴帮、夹条和靴底组成。到元代靴子种类已发展为鹅顶靴、鸽嘴靴、云头靴、翁靴、高丽式靴等。蒙古人在元代没有穿鞋的习俗，他们讲究在靴子里穿高筒袜子，在冬季穿毡袜子和皮袜子，其它季节则穿棉袜子或布袜子，并在袜子的上边镶有美丽图案的靴边儿。蒙元妇女服饰--- 蒙古汗国和元代蒙古民族妇女长袍和靴子与男子基本相同。但在已婚妇女的头饰和其它装饰以及服饰的面料、色彩、花纹等方面与男子服饰有一定的区别。如男子穿戴的长袍、半臂、比甲、答忽、栖鹰冠、便裤、套裤、皮靴、布靴等，妇女皆服之，但是已婚妇女的发型、头饰和衣料的花色等，却不同于男子。在有关历史文献中，关于妇女头饰的记载多于男子，其原因可能与妇女头饰的独特风格和华贵装束有关。在l3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去过蒙古地区的东西方使者和旅行家，如南宋的赵珙、彭大雅、李志常，西方的普兰诺·加宾尼、维廉·鲁布鲁克、斡多里克、伊本·拨都塔等，对此均有描述。赵珙：《蒙鞑备录》："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3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枝，用红青绒饰之。"彭大雅：《黑鞑事略》："其冠被发而椎髻，冬帽而夏笠。妇人顶故姑。"徐霆注云："霆见故姑之制，用画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向上人则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妇人冠以桦皮，高2尺许，往往以皂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大忌人触，出入庐帐须低徊。"据有关文献记载，古固可能是妇女头饰的别称。顾姑或故姑、古固等是元代妇女头饰的汉语名称，蒙古语则称"包阁塔格(boghtag)"，这与蒙古汗国时期已婚妇女发髻名称有关。据《蒙古秘史》第56节、74节和254节记载，已婚妇女有两种发型，一种是左右梳两辫垂于胸前的发式称"希布勒格尔"，另一种则是缠在头顶上的发髻，称"包阁塔拉乎"(动词，缠发髻的意思)。我们在下面读一下鲁布鲁克的描述，对此就更清楚了："妇女们也有一种头饰，他们称之为孛哈(boccA)，这是用树皮或她们能找到的任何其它相当轻的材料制成的。这种头饰很大，是圆的，有两只手能围过来那样粗，有一腕尺(约18至22英寸)多高，其顶端呈四方形，象建筑物的一根圆柱的柱头那样。这种字哈外面裹以贵重的丝织物，它里面是空的。在头饰顶端的正中或旁边插着一束羽毛或细长的棒，同样也有一腕尺多高；这一束羽毛或细棒的顶端，饰以孔雀的羽毛，在它周围，则全部饰以野鸭尾部的小羽毛，并饰以宝石。富有的贵妇们在头上戴这种头饰，并把它向下牢牢地系在一兜帽上，这种帽子的顶端有一个洞，是专作此用的。她们头发从后面挽到头顶上，束成一个发髻，把兜帽戴在头上，把发髻塞在兜帽里面，再把头饰戴在头上，然后把兜帽牢牢地系在下巴上。"据有关文献资料和传世绘画证实，这种头饰有大、中、小三种，由于妇女所处地位的不同，所戴之包阁塔格有大、中、小不同，在礼节性的场合均要戴之。已婚妇女还有涂搽面孔，加以装饰的习俗。她们在平素同男子一样戴皮帽穿皮靴，腰系彩带(男子多用革带)骑马同行。她们除了束腰带之外，用另一块绸料束着胸部，并用一块白色绸料扎在两眼下面，向下挂到胸部。鲁布鲁克所讲述的妇女长袍是这样的："姑娘们的服装同男人的服装没有什么不同，只是略长一些。但是，在结婚以后，妇女就把自己头顶当中至前额的头发剃光，穿一件同修女的长袍一样宽大的长袍，而且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都更宽大一些。这种长袍在前面开口，在右边扣扣子。"据《蒙古秘史》266节记述和敦煌壁画描绘，蒙古贵妇穿一种"宽长曳地，行则二女奴拽之(《蒙鞑备录》)"的长袍。蒙古民族妇女在长袍外面和男子一样也穿半臂，但妇女的半臂在色彩和装饰等方面非常华丽。在元代，妇女着一种服饰，叫作"云肩"，这种服饰就是扎哈的发展。杨子器在《元宫词》中有"金绣云肩翠玉缨"的描述。可见元代云肩的制作工艺有何等的精美。元代贵妇和宫中妇女所着之靴以红靴为多。萨都刺《王孙曲》所云："衣裳光彩照暮春，红靴着地轻无尘"，指的就是这种靴子。蒙古民族牧民妇女则多穿皮靴、皂靴。蒙元军戎服饰--- 蒙古汗国和元代军戎服饰以精巧著名。蒙古高原毡帐诸部未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曾用过鲛鱼皮甲胄、翎根甲，后来则用以牛皮为里的铜铁盔甲。在彼德堡宫中藏有蒙古骑士遗存的甲胄，内层皆以牛皮为之，外层则满挂铁甲，甲片相连如鱼鳞，箭不能穿。在描自元代居庸关瀛台上的浮雕中就有罗圈甲、鱼鳞甲和柳叶甲。《黑鞑事略》："其军器，有柳叶甲、有罗圈甲（革六重），有顽羊角弓，有响箭，有驼骨箭。"关于蒙古骑兵的精良的军器装备，在有关历史文献中以及有关元代出土文物均有明确记载。据普兰诺.加宾尼记述，蒙古骑兵装备有：2至3张弓、3个装满了箭的巨大箭袋、一把斧，还要带拖兵器的绳子。领兵者要挎一种其尖端尖锐但只有一面有刃的弯刀，将其装在精美的刀鞘里。他们所骑的马均有护身甲，有些兵士的马也有护身甲。马匹的护身甲由5个部分组成，在马的两侧 各有一片甲，一直盖到马头；另一片甲放在马的臀部，和两侧的甲片系结起来，这片甲片上留一个洞，以便马尾从洞里伸出来；另一片甲在马的胸部。在马额上他们放一块铁板，把它系结在两侧的甲片上。蒙古骑兵的胸甲是由4个部分组成，一片是从大腿到颈，根据人体的形状来制作；另一片从颈到腰部，同前部的甲片连接起来，每一边肩上固定一块铁板。他们每一条手臂上也有一片甲，从肩覆盖到手腕，在每一条腿上面覆盖着另一片甲。所有这几片甲都用扣环连接在一起。头盔的上部分是用铁或钢制成，但保护颈部咽喉的部分是用皮革制成。根据普兰诺·加宾尼介绍，蒙古骑兵的甲胄，制法极为精巧，就拿柳叶甲为例，他们先制成宽一指长一掌的若干铁片，在每一个铁片上钻8个小洞。他们放置3根坚固而狭窄的皮带作为基础，然后把这些铁片一一放在另一块铁片上面，因此这些铁片就重叠起来，他们用细皮线穿过上述小洞，把这些铁片捆在3根皮带上。在上端他们再系上一根皮线，因此这些铁片就很牢固地连接在一起。就这样，他们用这些铁片制成一根铁片带，然后把这些铁片带连接在一起，制成铁甲的各个部分。他们把这些部分连接起来，制成保护人身和马匹的铁甲。他们将铁片打磨得十分光亮，以至能够在铁片上 映出人影。据《中国古代服饰史》记述，元代有一种翎根铠，用蹄筋，翎根相缀而胶连的甲片，射之不能穿。还有象蹄掌甲。蒙古骑兵多为带盔。另有一种胄作帽形而无遮眉，但在鼻部作一个极大的护鼻器，其状颇怪。蒙古民族的军队之所以能称霸于欧、亚二洲者，实全恃其精良的骑兵。
头饰，指戴在头上的饰物。与其它部位的首饰相比，装饰性最强，因而主要是女性首饰，包括发饰和耳饰。 古代女子头饰大多华丽精巧也是美发的重要部分，梳好的发髻要用花和宝钿花钗来装饰。 宝钿花钗里包括发簪，华盛，步摇，发钗和发钿。人类佩带首饰究竟於何时，恐怕很难精确地考证。但是我们不难推想，从人类开始意识到装饰与美化自身的时候起，人类也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最原始的首饰，大概可以追溯到遥远的石器时代。 据报导，意大利考古学家早几年在地中海之滨发掘一具距今约16万年的古人类女屍，女屍身上佩带著一兽骨和石头串成的项链。可能上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首饰。古代妇女的头饰是古代文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文明传承过程中我们汲取了很多，也舍弃了很多，在有着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崇尚简洁的人们已不再佩戴象古代那样华丽且形式复杂多样的头饰，但是簪，钗等头饰并没有消失，它们被简化了。在日常生活中还是经常可以看到女子用简单，大方的簪钗来绾头发。希望簪钗作为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继续发展与传承下去，中华文明这个璀璨的皇冠上不可缺少这样一颗闪耀的珍珠。 古代妇女头饰，出席的场合来佩戴不同的头饰。 可分类为：笄，簪，钗，华胜，擿，花钿，步摇，梳篦 笄古时用以贯发或者固定弁，冕的。在《仪礼·士冠礼》中记载：“皮弁笄，爵弁笄。”郑玄注：“笄，今之簪。”古代妇女经常使用笄来固定发髻。古代女子到了成年的时候就用笄将头发绾起，因此笄也指女子的成年礼。《仪礼·士昏礼》：“女子许嫁，笄而礼之称字。”郑玄注：“笄，女之礼，犹冠男也。”《礼记·内则》：“女子十有五而笄。”郑玄注：“谓应年许嫁，笄而字之。其未许嫁，二十则笄。” 簪由笄发展而的，是古人用来绾定发髻或冠的长针。可用金属，骨头，玉石等制成。后来专指妇女绾髻的首饰。擿，簪股，将头部做成可搔头的簪子，所以俗称为搔头。《西京杂记》记载：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自此后宫人搔头皆用玉簪。《后汉书·舆服志》有：“黄金龙首衔白珠，鱼须擿，长一尺，为簪珥。”的记载。 钗由两股簪子交叉组合成的一种首饰。用来绾住头发，也有用它把帽子别在头发上。五代五缟《中华古今注·钗子》：“钗子，盖古笄之遗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为之，敬王以玳瑁为之，始皇又金银作凤头，以玳瑁为脚，号曰凤钗。”钗与簪是有区别的，发簪作成一股，而发钗一般作成两股。 华胜即花胜。古代妇女的一种花形首饰，通常制成花草的形状插于髻上或缀于额前。《释名·释首饰》：“华胜，华，象草木之华也；胜，言人形容正等，一人著之则胜，蔽发前为饰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暠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唐颜师古注；“胜，妇人之首饰也，汉代谓之华胜。” 步摇古代妇女附在簪钗上的一种首饰。《释名·释首饰》：“步摇上有垂珠,步则摇动也。”《后汉书·舆服志下》：“步摇以黄金为题……”王先谦集解引陈祥道曰：“汉之步摇黄金为凤，下有邸，前有笄，缀五采玉，以垂下，行则动摇。”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用：“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来形容杨贵妃。 篦一种比梳子密的梳头工具。亦指用篦梳头剔除发垢。唐李贺《秦宫》诗：“鸾篦夺得不还人醉睡氍毹满堂月。”王琦汇解：“篦，所以去发垢，以竹为之，鸾篦必鸾形象之也。” 中国自古便注重礼仪，人们对自己的仪容装饰十分重视，梳篦在古时是人手必备之物。尤其是妇女，几乎梳不离身，时间一久，便形成插梳的风气。 隋唐五代的梳篦，多作成梯形，高度明显降低，其质料及装饰视用途而别。宋朝以后，梳子的形状趋于扁平，一般多作成半月形。明清时期的梳篦样式，基本保持宋制。 花钿用金，银，玉，贝等做成的花朵状装饰品。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玉》：“凡玉器琢余碎，取入钿花用。”钟广言注：“钿花：用贵重物品做成花朵状的装饰品，如金钿，螺钿，宝钿，翠钿，玉钿等。”人类使用头饰的时间是很早的，而且都和装饰有关。中国汉字中的“美”宇，其实就是一个戴着头饰的人。其头饰也许是一个羊头，有两只角；也许是两根长长的翎毛，因而有人说“美”字“象头上戴羽毛装饰物的舞人之形”。其实，这种情形在古代民族和现代少数民族中都经常可以见到。可以说，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都有戴头饰的历史，而且都以不同的形式流传到现代。 我国云南省西南部的沧源县现在是佤族聚居区。就在这里的勐董河下游两岸陡峭的崖壁上，保存着我国最古老的崖壁画之一沧源崖画。沧源崖画共发现十个画点，清晰可辨的人物图像七百余个。其中，凡是形体较为高大的人物图像几乎都有头饰（有的还有尾饰），而且头饰非常突出，有的头饰的长度甚至超过人体本身的长度。沧源崖画中的头饰，多为牛角、鹿角、牛尾、鹿尾、虎尾、鸟羽等物，尤以牛角头饰为多。这种情形，和某些古籍中对云南少数民族的记载是完全一致的。《云南志》说；“望苴子蛮……衣短甲，兜上插牦牛尾，驰突如飞，其妇人亦如此。”《宋史·蛮夷四》说：“使者衣虎皮颤裘，以虎尾插首为饰。”此外，明清时期编纂的多种志书，对基诺族、景颇族等，都有“首戴骨圈，插鸡毛，缠红藤”之类的记载。历史上我国少数民族的头饰于此可见一斑。 现代的首饰，材料单纯得多，仅限于某些贵金属如金、银以及金银之类的合金仿制品和翡翠、玉石、钻石、宝石、珍珠、珊瑚、流浪等。近年来，虽也开始制作塑料、陶瓷首饰，但普及度较低。相对来说，少数民族所佩戴的头饰，其所用材料要丰富得多，而且也不一定追求名贵，而是就地取材，因时制宜。概括起来，世界少数民族用作头饰的材料大体可以区分为这样三类：动物类、植物类和矿物类。动物类除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兽角和羽毛外，还有兽骨、兽牙、贝壳、蛋壳、蟹爪、马爪等，甚至还有某些小动物。植物类头饰有花朵、树叶、竹片竹管、木片木棍、苔绒等，甚至还有成只的水果。矿物类头饰物有各种砾石、石珠、石片或金属如铜、铁、金、银等。可见，少数民族的头饰物是十分多种多样的。稀奇古怪，但也是十分丰富多彩。 我国少数民族的头饰和其他首饰和体饰一样，以银为主。同时，还有金、铜、锡等金属，玉、松石、珊瑚等非金属材料，羽毛、兽角、兽牙、花朵、竹筒、木片等动植物材料和绒球、丝穗等棉毛制品。头饰的形式有簪、钗、箍、圈、梳、珠、牌、扣、泡，有的干脆就是银元和钥匙。蒙古族无论男女，头发上都饰以宝石、珊瑚、碧玉，女的插银簪。西北土族也常以珊瑚、松石作头饰。新疆的柯尔克孜族妇女发盖上饰银元、铜珠；而未结婚的姑娘则在帽子上饰以珠、穗和插三至四根猫头鹰、雪鸡羽毛；老年妇女则在发辫上坠银元和钥匙。塔吉克人常在帽沿上饰以银链，已婚妇女的发辫上却缀白纽扣和丝穗。塔塔尔族的头饰则是旧银币和金属牌。锡伯族的头饰较为丰富，尤以新娘为甚，戴头箍、插簪子和鬓钗，戴花。满族入关前也主要以花为饰，入关后银饰十分繁多。西藏的门巴族女子饰彩色珠串，男子则在帽边用孔雀羽毛围扎，十分雄壮美观。塔巴族头插竹签、银签，戴珠串，插鸟翎。羌族插银或钢打制的簪、钗。白族则插银或玉的头辔。傣族妇女除银钗外，还喜欢插色彩鲜艳的塑料梳子和戴鲜花或塑料花。苗族头饰均为银制，十分丰富突出。布依族插银发簪。水族喜欢在头上插梳子。仡佬族除一般的银簪外，还有一种白银发饰，专门戴在头上。壮族妇女一般都使用银针、根簪。瑶族、畲族的银制头饰都十分突出。高山族与其整个服饰相配合，戴羽冠、角冠、花冠和银冠。 鄂伦春人的头饰东北的鄂伦春人，是以狩猎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因而他们以戴鹿角为美。鹿善于奔跑，体态雄健，公鹿头上的角分出多岔，十分雄壮美观。当鄂伦春人推举出能干、公正、勇敢、有丰富狩猎经验的人作为“莫昆达”（族长）后，莫昆达就把鹿角戴在头上，显示鹿角这种头饰与狩猎劳动和勇敢、力量的密切关系，同时也象征自己的权威。 满族人的头饰在发簪上戴花，是满族妇女的爱好。入关以后，满族妇女的头饰更是大大地丰富和考究了，加大耳挖子、小耳挖子、花针、排杆及压鬓针等等。其中，最有特色的是“大扁方”头饰。所谓大扁方，是一根约七、八分宽，一尺来长的如意形大横簪，用银、骨、竹等做成，一端呈灵芝形或云叶形，微曲，贯穿于颇具特色的发髻之中。 裕固族人的头饰西北的裕固族在盛装时帽筒上要加一围绿色珠穗为饰，很有特色。但是，裕固族妇女头饰中最有特色的还要算妇女结婚时戴的长形的“头面”。戴“头面”时，裕固族妇女先将头发梳成三条大辫，一条垂在背后，两条在胸前，“头面”亦分三条，”系于发辫上，每条又分三段，用金属环子连接起来，上面镶有银牌、珊瑚、彩珠、贝壳等饰品，构成美丽的图案。一副“头面”，重的达七斤左右。 藏族人的头饰藏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藏自治区以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临近省。藏族是中国古老的民族之一，农业以种植青稞为主，也有小麦、油莱、豌豆等农作物。 藏族服饰和装饰风格大致可以分为藏东、藏南和藏中、藏北四大类。这四类又可以分为农牧区二大风格以及各年龄阶段和不同性别、不同社会地位、不同身份之分。这是各地藏族服饰共有的特点。由于藏民族居住的地域广阔和山川的自然阻隔，造成了虽属同族但服饰各异的局面。 藏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本民族文化生活模式中的组成部分，佩带又是构成藏族服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佩带的装饰品的质地一方面是金银物器，另一方面是天然宝石。 藏族服饰文化里头饰是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装饰品，它构成了某种地域特色的审美情趣，象征着不同地区的穿着风格。 藏族妇女大多数将头发分编成无数根小辫，头饰大多是琥珀、珊瑚、玛瑙、绿松耳石等各种天然宝石。佩带时有的直接把装饰品固定在发辫中，也有将各种要戴的头饰固定在与发色相近的布上，再与发辫一起衔接，这样既美观又方便。为了便于下雨时披自制毛毡雨披和戴帽子，发辫和头饰一般集中在下部。 藏北已婚女子将长发从中间分开，编成许多辫子，前额的分发处开始分别在两边的细辫上串上相对称的珊瑚、翡翠等宝石，把后脑勺的头发编成一根较粗点的发辫，上面固定上从大到小的银圆。 未婚女子将头发编成一根或两根，没有过多的讲究和装饰物。 藏族妇女的头饰中，最有特色且内涵丰富的是戴在发顶上的“巴珠”。贵重的“巴珠”由宝石或珊瑚做成，其形制前后藏有所不同，前藏妇女戴的“巴珠”是三角形，后藏戴的是半月形。姑娘头上一插上“巴珠”，就意味着姑娘已经长大成人了。所以，第一次播“巴珠”的时候，按照传统习俗，还对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向姑娘表示祝贺。 布依族人的头饰布依族的礼帽银饰十分精致复杂，是一种非常讲究的头饰。每逢喜庆节日或亲友聚会，布依人都要穿戴礼服和礼帽。礼服用丝绸绫缎制成，礼帽上配银饰。银饰主体为一条长达一米的银链，上面吊着几十串银制的太阳心、葵花心、小鱼、小虾、小鸟、飞鸽等各种纹饰银器，银光闪动，高雅华贵。 侗族人的头饰侗族的银帽也是十分精致美观的头饰。银帽由帽和银饰两部分构成。相沿有两层银饰，上层嵌十八罗汉，下层嵌十八朵梅花，两鬓各饰一个月亮。月亮正中有的还嵌双龙抢宝或丹凤朝阳，有的嵌吴刚代桂或嫦娥奔月，周围以水波浪和彩云绕边。下面各镶一个雄狮，狮子脚踏银球，仰头望月，在银球中穿一条银链，佩戴在两鬓上，以护其帽；银链可松可紧，伸缩自如。帽顶刺绣花草，上嵌精翠银珠，闪闪发光；帽后围有七至十一根银浪，尾端镶老鹰爪、葫芦、金鱼、爪子、四方印、响铃等装饰。走动时发出叮铛响声，十分动听和谐． 瑶族人的头饰瑶族头上的大银钗在我国少数民族服饰中也十分突出。瑶族支系众多，头饰也十分复杂。广西大瑶山的部分瑶族妇女，头上戴有三条弧形大银权，两头上翘，制作精美，重达一斤左右。戴大银钗的瑶族妇女显得雍容华贵，典雅庄重。 畲族人的头饰畲族妇女除戴珠串、凤冠头饰外，还有戴“三把刀”为头饰的习俗。畲族妇女头顶，插着三把银质头花，围成环状。头花下沿系有无数银珠、银片、银坠之类装饰品。头花外形似刀，两面有锋，长五六寸。相传明末倭寇时常入侵，为防御入侵者的污辱，畲族妇女便在头发中插三把短剑，危急时可取下自卫。积久成俗，在头上保留了“三把刀”的装饰，显示勇敢和纯洁的品格。 高山族人的头饰高山族祖传的银盔是充溢着文化内涵的头饰。每逢有祭祀活动，高山族人便喜爱戴高大的银盔。每一个高山族人成家以后，就用实物换来银币，制成银圈，然后做成头盔，从此便父子相传，代代相承，继承人最少必须在银盔上增加一个圈。儿子多时，就把银盔拆散分配银圈，在此基础上儿子加添银圈又制作新的银盔。因此，银盔是财富积累的记录，是勤劳、节俭和有本事的象征。 苗族人的头饰苗族盛装头饰也许是我国少数民族头饰中最奇异、最精致也最漂亮的头饰了。其中一种头饰，具有明显的牛崇拜的色彩。苗族妇女在载上由银泡、银片组成的银冠后，还要戴上两支连在一起的银制水牛角，就象一个巨大的“U”字。每支角上雕一条龙，龙头朝内，呈二龙戏珠之势。两支银角中间，有扇形银芒。另一种头饰，由自下而上横排的五支宝剑头形银片组成，也戴在银冠上。五支银片长尺余，大体相等；“剑尖”朝左，右边整齐；正中有风头饰。横片上插满鲜花。上面两种头饰，用银多达三斤。
中国素以“衣冠之国”位居，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中，服饰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和内涵。在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影响下，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在服饰上有极其显著的反映。它与礼制相结合，颁布律令，规范和管理不同阶层的穿衣戴帽，从服装的质料、服色、图案纹样等都有详尽的规定，以区分君臣士庶服装的差别，充分表现人们的身份、地位。可以说，中国服饰制度具有鲜明、独特的礼制文化特色。一、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礼制而发展中国古代礼制成于“三皇五帝”时代，到尧舜时，已有成文的“五礼”，最早的有关服饰纹样在礼制中反映的记载是在《虞书·益稷》篇中：“予欲观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意思是说仲雍在举行祭祀礼仪时穿着图腾衣，各部联盟首领在祭祀礼仪活动中以五彩之色施与衣物上，即将十二章花纹用画与绣的方法施于冕服上。“天子衮服十二章”的起源便是由此而来。十二章花纹纹饰的次序为日、月、星、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这说明当时的服饰图案已经很有特点了。殷商时代社会已出现了等级，但服饰形制还没形成。到了周朝时期，已逐步形成了华夏民族的礼乐衣冠体系。随着各种礼仪制度的确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无论贵贱尊卑，都应穿着相应的服饰，皆以“礼”的精神规范自己的生活。“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政，而民和睦，颂声兴”，周朝设礼官掌管天下礼仪，并把这项制度推向了较为完备的阶段。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汉代儒家传统地位确立之前，就被“礼”所约束。随后孔子提出的“克己复礼”，汉代把《仪礼》列入五经。“仪礼”的关注点是整个社会活动，项目繁缛，对于服饰有全面严格的规定，是典型的儒家所倡导的礼制在服饰上的反映，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来国人的服饰观念和风格。例如，西汉建立以后，新的统治者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在服饰礼制方面规定得十分用心，不仅对百官服饰的样式和色彩进行了严格的规定，甚至对民间服饰也做出了限定。在当时，百姓只能穿着本色的麻布衣，而不得使用其他色彩的服饰。除此，还对生活用品进行详细完备的规定，诸如相关的生活基本需求，如衣帽鞋袜、车马乘骑、日用杂品等。在汉朝，不论花色、品种、质料，还是色彩，都有严格的等级划分。历代更是在朝廷中设立相关的机构对礼制进行管理。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历代统治者都把此作为行为准则，用法制、礼教、哲理等各种手段统治人们的思想，使人们循礼蹈规，安分守己，使之成为相应的风气。在我国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无论是人们的思想，还是物质的生产都达到了一定的历史高度。服饰纹饰以一种“标识”的特有形式显示着封建礼制的等级制度。在《旧唐书·舆服志》中有一段关于中国官服补子起源的记载：“则天天授二年二月朝，集使刺史赐绣袍，各于背上绣八字铭……诸王饰以盘龙及鹿，宰相饰以凤池，尚书饰以对雁。”由此可见，武则天以绣袍赐予百官，是以鸟兽纹样为主，而且装饰部位在前襟后背。这一做法带有一定的标志性，它直接以一个有形的文化符号显示在服装上，使其具有了明显的中国礼制文化特点。到了宋代，宋人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焚金饰、简纹衣，以取纯朴淡雅之美，对妇女的装束也有了详细严格的规定，服饰制度与宋代程朱理学观点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而清代的服饰是我国服饰发展的顶峰，服饰纹样在这时的装饰作用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代在图案的设计上承袭十二章的纹样，在明代的八吉祥纹样的基础上，集图案的装饰作用之能事，使之达到了繁复的程度。这一时期，服装出现了一种叫“补子”的装饰，以“补子”的纹样代表官职的贵贱，“补子”纹样的差别反映了清代等级的森严。并且清代的帽子一改历代的式样装束，注重帽子上顶戴花翎的装饰，以花翎的不同反映不同的官职。因此，如果分析清代服饰的发展与历代服饰之间的差异，那么，主要表现的就是各种服饰装饰纹样的繁杂堆砌，以及在图案上等级观念的反映。可以说“礼”在中国古代，是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服饰在这一过程中，则体现了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中国的服饰制度始终与中国礼制思想紧密相连，使中国古代服饰纹样始终依从着礼制而发展。二、礼制促进中国古代服饰纹样的特色发展1.从纹样题材内容上表现服饰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贯穿了中国古代各个时期的历史。从服饰的演变中可以看出历史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审美意识的嬗变。服饰图纹的普遍性可以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图纹去强硬地推行一种统治制度，这在纹样题材内容上显示得较充分，例如前文所提到的，上古时期衣裳就有“十二章”之制，十二种纹样为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即雉)、宗彝、藻(水草)、火、粉米、黼(斧形)、黻(亚形)。十二种纹样各有特定的象征意义，如日、月、星，取其照临光明，如三光之耀之意；龙是神明的象征，同时又不可捉摸，取意应变；山，象征王者的崇高；华虫(雉)，取其有文彩，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表示有深浅之知、威猛之德；藻，象征冰清玉洁；火，取其向上；粉米，代表食禄丰厚；黼为斧形，象征决断；黻作两已相背，象征善恶分明等。纹样不同，所属官阶不一样。天子之服，十二章全用，诸侯只能用龙以下八种，卿用藻以下六种，大夫用藻、米、粉米四种图案，士用藻火两种图案，界限分明，不可僭越。而明、清两个朝代用于官服上标明品级的补子纹饰，更是在礼制精神下的产物，是封建帝制的标志之一。2.从纹样色彩上表现中国传统服色尊卑有别，等级森严，其色彩运用具有鲜明的特定性，成为统治阶级权力与等级差别的标志与象征。从西周开始直到明清，历代制定的舆服制度，从统治者到诸臣百官的服饰纹样色彩各有等差。例如《周礼》中规定：“黄帝冕服，玄（黑）衣、赤（红）裳，用十二章，从公爵起视帝服降一等用之。”《尚书大全》中记载十二章纹的色彩是：“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另外，统治者祭天时服色要用青，祭祖时服色要用玄，祭桑时服色要用绿色。“秦汉以来服色转变，令唯朝廷五服用彩”，厉禁庶人衣彩，平民只能穿“布衣”“白衣”“皂衣”，而被称为“白丁”“黔首”。封建社会中期以后，规定愈加明确详细，如唐代始以袍服颜色区分官员等级，除皇帝可以穿黄色衣服外，“士庶不得以赤黄为衣”。贞观四年规定二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宋·舆服志》关于文武官员服饰颜色的规定是：“文武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服绯，五品浅绯。”而黄色自隋朝开始则逐渐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据《清史稿》记载：“龙袍，色用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龙九。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这说明清代对龙袍在形制、制作工艺、装饰图案以及对衣服的色彩上都规定得十分严谨苛刻。3.从装饰形式上表现中国传统服饰纹样装饰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受到服制化、程式化制约，装饰的位置要按古代服制要求或造型构图的需要，将图案纹饰“对号入座”。如《明史·舆服志》记载：“自黄、虞以来，元农、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永乐三年又定：“元衣八章，日、月、龙在肩，星辰、山在背，火、华虫、宗彝在袖……”一般服饰图案装饰位置多选居中式、对称式、呼应式、满地式等形式。儒家说：“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凡具有特定含义，或具有标志作用的图案多采用居中式，如明清时期的龙袍，团龙居中，为正面造型。又《旧五代史·选举志》：“务在酌中，以为定制。”故清代补服为对襟式，宁将补子一剖为二，也不能移动位置与左右，以显“中庸”“方正”的社会观念和哲学思想。凡双数、对应图案多采用对称式，如清代龙袍、蟒袍下摆装饰的“水脚”纹装饰形式，运用对称式能够在视觉上产生一种稳定、端正的感觉。如果纹饰不同，但内容彼此关联的图案，大多采用呼应式。如传统服饰纹样中常见的日月对应、龙凤对应，在装饰位置上彼此关联，相互配合。此装饰形式在民间服饰应用中比较常见。满地式，在女服纹饰中运用较多，有造型逼真的写实花卉、四通八达的几何骨架、满地排列的地子纹等，其花式丰富，排列自由。综上所述，“礼”在中国古代，已经俨然僭越精神文明的界限，而成为法权体系的一个重要支撑。而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服饰体现着相当重要的补充作用，它带有强烈的“礼”的色彩标志。我们只有深入发掘、整理研究本民族传统服饰文化体系，才能展现中国服装事业发展中的民族特性和时代特性，让世界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服装文化。
古典诗词的确是我中华文化中的明珠瑰宝，是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值得每个诗歌爱好者研究和学习。即使是外国文学家，也曾从中华古典诗词中汲取过丰富营养。埃兹拉·庞德是意象派的鼻祖，开英美诗歌意象派风气之先。他青年时代就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大为推崇，曾将陶渊明、李白、李清照等诗词大家的作品译成英文，在西方诗歌界颇有影响。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大胆吸收了中国古典诗词赋、比、兴的手法，从而极大地开拓了西方诗歌的创作领域。我举出这个例子想说的是，我们从古典诗词中主要学习什么，是学内容还是学形式？是学平仄格律还是学构思立意及表现手法的运用？我认为现代诗歌爱好者应多借鉴和吸收古典诗词中优秀的内核，而不是要每个诗人都必须写好古典诗词。当然对诗词爱好者来说，你大可以深入学习。写得一手好的诗词，并怡然其中，也是人生一大乐趣。毛泽东古典诗词功夫可谓一流，但他曾教育年轻人说：“没必要，最好不要学写古体”。我引用这句话，并不是说我反对大家学写古典诗词，而是说我更提倡现代人写现代诗，毕竟我们生活在现代语言环境中。新文化运动奠定了白话文的基础，也使诗人们完成了写作方式的转换和语境的转变，古典诗词沦为少数人的爱好是必然的，不可能复兴到大众化的地步。我们没有要求古代诗人写出现代诗歌，也就无须嘲笑现代诗人写不出古典诗词。当代人写的古典诗词，有很多是一种模仿，带着一点矫情和虚拟的味道。看到落花必定愁苦，逢到分别必写柳枝，较难写出超越古人的新意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确是一些人的写照。对有的诗友的诗论，我勉强读一半就不忍卒读，那种食古不化的顽固心态让人无法忍受，对古典诗词的平仄格律的过分强调只能使诗歌失去内容上的魅力。你生活在现代语的规范中，无论你怎么努力怎么刻苦，你的成就也不可能超过古人。有诗友拿古人的诗与用现代语翻译出的白话诗进行比较，看谁更精炼？几乎让我当场酸掉两颗好牙，这样的比较没有丝毫意义。下面我也谈谈诗歌的音乐性和诗歌的创新问题。最早的时候，古人写诗是为了能唱，能边唱边舞，《诗经》、汉乐府、唐宋诗词及元曲等都曾经可以配乐歌唱。这就要求诗词中的字或者词的音调能与音乐的节拍相谐，要求诗词作者必须讲究字词的推敲，平仄的选用、句子的工整，并规定了较为严格的词牌曲调。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中外各民族音乐的交流互通，诗与歌逐渐分离，也就是说诗词与音乐逐渐相分离，但诗仍保留了一些音乐的节奏和音调等特征，辛弃疾和苏轼就已适度冲破了格律的严格限制和束缚，写出了不少传诵千古的名篇。在现代社会，除了歌词，诗歌与音乐已彻底分离，平仄格律的运用只不过能使诗读起来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但对诗歌本身的内容并无什么特别帮助。再说了，从古代到今天，汉语的发声和音调都发生了重大的流变，古典诗词面临的其实是一个两难处境，生存还是灭亡？是每一个古典诗词爱好者应该思考的重大课题。如果一味抱残守缺、固步自封，古典诗词创作之路必将越走越狭窄。有人不但盲目地崇古，还偏执狂似的贬低现代诗歌。他衡量现代诗的标准是可笑的，就是看是否具有音乐感和是否押韵。好像没有这两条，就不能算是诗歌。我们称赞一首好的现代诗，固然因为它具有自然的，内敛的韵律或者节奏，但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它的气质、它的内涵、它的意境、它的语言能够深深打动读者，能够给读者带来阅读时的高度享受，能够引发读者的强烈共鸣。反之，一首既押韵又符合格律的诗或词，就能称为好诗好词吗？阿Q即使穿得西装革履，可是他开口闭口“妈妈的”，人家还是认得他是阿Q。诗词中没有打动人心的内在力量，再怎么符合格律也是白搭。事实上即使是现代诗，也面临着进一步改革和开拓的局面。有诗友为了反对创新，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一大堆臭哄哄的垃圾诗歌（如果还能算作诗歌的话），说这些就是所谓创新搞出的玩艺儿，并由此对现代诗的创新大加挞伐。我只能说，你是一叶障目或者坐井观天，没有创新，哪来进步？没有语言的创新，恐怕我们还在“之乎在也”的说着远古的词儿，没有服装上的创新，恐怕我们还穿着长袍马褂。有创新当然会有失误，会付出代价，但不能因为一些失误就全盘否定了创新。洗碗的，经常将碗打碎，不洗碗的，却什么事儿没有，老板就恶狠狠扣下洗碗的当月安全奖，却奖给不洗碗的一个大红包，这公平吗？今天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如腐败，如黄赌毒，但我们不能否定改革的主流进步意义。还是回到原来的话题，那一大堆垃圾能代表所有创新的诗歌吗？在创新的探索中，大浪淘沙，优胜劣汰，这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我们对诗歌创新应该保持的原则。其实古典诗词和现代诗歌本无高低之分和优劣之别，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和钻研方向，但是如果因为自己喜欢古典，就用古典诗词的标准来对现代诗进行任意贬斥，用所谓格律、节奏、音乐性、韵脚等形式上的东西试图束缚和嘲弄现代诗的写作自由，那是不能接受的。只有相互尊重、客观评价，才能共同提高和进步；只要心存真诚和意见中肯，善意的批评是会被双方所接受的。
当人与自然产生冲突并受到惩罚以后，先哲们便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反省，以“仁民爱物”的思想情怀对待自然，对待人的`生存世界。这样，“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形成了。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古典诗词中有着或明或暗或隐或显的体现。
中国古典诗词是古人思想文化以及历史的沉积,具有警醒现代人的作用,还能陶冶情操,加深文化修养.而且中国古典诗词是任何一国语言都不能完美地翻译的,这就是中国国粹的经典以及特点.另外,从部分古典诗词中可以大致研究出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时代背景,对历史方面也具有相当大的作用.个人见解,希望对你有帮助~^ ^
古代诗词的现代价值是什么，可以点击我的查询看一下我国古代诗词的现代价值指的是些什么内容，他具体就会标志出来，你可以学习学习，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