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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中塑造的叛逆形象不多，但他们个性鲜明的反叛行为却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过作为杨康的儿子总是被正教人士戴上有色眼镜来评价，少年的逆反心理和无畏气质强化了他的叛逆意识，使其更加顽皮。在人人敬仰的“侠之大者”郭靖的桃花岛连连闯祸，太师父柯镇恶扬言要离开桃花岛，郭靖只得将其送往重阳宫。还未拜师，因不满全真教道士莫名其妙地骂郭靖“淫贼”，就故意戏弄全真教道士，后来又弄得重阳宫人仰马翻。他从师父赵志敬那里逃了出来，彻底成了．正派人士的“弃儿”。而这种对正派人士的逆反心理和判逆意识并没有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而消解，相反还不断得到强化。因此才可不顾世俗的眼光和其师父小龙女相恋、结婚。环境的逼迫和少年时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并没有使杨过屈服，他挺起胸膛跟世俗社会抗争到底，终于取得了胜利。大理国王子段誉，生在一个武学兼帝王之家，一个人人学武的环境中，他的父亲想尽种种办法逼其学武，他却用佛家的教义跟他的父亲连辩了三天，“始终不服”，“逼得紧了，只得逃走”。钟灵说他：“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你要他磕一万个头，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你却偏偏不肯学，当真是奇怪极了。”(《天龙八部》)段誉初涉江湖，一心想通过他的“之乎者也”来劝他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说：“平生最不爱瞧人打架”，“这样你砍我杀的，有什么好看?还不如瞧人家耍猴儿戏好玩得多。”他对武功的鄙视其实是对社会主流行为模式的一种反叛，因而他成了一个另类的叛逆形象。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正是这样一位弃绝武功的“书呆子”反而学成了令人羡慕的绝世武功“北冥神功”和“一阳指”。他是不是因此向主流行为模式屈服了呢?没有。他仍然慈悲为怀，宽容善良，并不以有了“北冥神功”和“一阳指”而放任自己。他仍然坚定着以文道治国的信念。可以想象，大理国在他的治理下定是刀枪入库的和谐社会。令狐冲的叛逆非常明显地体现在交友不分教派，只要人好、讲义气，皆可成为朋友。在令狐冲还未正式出场前，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通过他人之口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幽默、顽皮、机智的年轻人形象。在正派人士看来，他竟然和“采花淫贼”田伯光称兄道弟，同桌饮酒，还戏弄“青城派”弟子，单单就这两件事他便成了正派人眼中不可救药的人人皆可斥责的“不正经人”。后来，他跟魔教圣姑交往，帮助任我行打败东方不败，成为魔教的红人，华山派的弃徒，更是为正派人士所不齿。而他依然我行我素(虽一直以未能重人师门而耿耿于怀)。在看到曲洋和刘正风即将死于费彬手下，他挺身而出，间接质问费彬：“欺辱身负重伤之人，怎算得上侠义?残杀无辜幼女，怎算得上侠义?如果人人都是这样，那和邪魔歪道又有什么区别?”当看到华山石洞中的刻字，他问自己：“莫非五岳剑派真是‘比武不胜，暗算于人’?”他的疑问进一步加深。风清扬在华山山洞传“独孤九剑”给令狐冲时说过：“大丈夫行事，爱怎样便怎样，行云流水，任意所之，什么武林规矩，门派教条，全都是放他妈的狗臭屁!”“令狐冲微微一笑，风清扬这几句话当真是说到了他心坎中去，听来说不出的痛快。”(《笑傲江湖》)这些想法正是令狐冲平时无人倾诉的真诚心声，没有这种信念，他是做不出那些当时惊世骇俗的事情来的。杨过也好，段誉也好，令狐冲也好，他们的行为其实都是对当时所生活的环境的一种叛逆。对这些叛逆人物金庸是怀着深深的赞美和敬佩之情的，简直就是他自己生命的象征。这些是在搜索的.应该还有不少关于金庸小说人物的论坛,上面的评论可能会有用,推荐TXT论坛.
“金庸作为一个综合现象，既是文学性的，亦是超文学性的，甚至还有传播媒介、政治及社会伦理的意义。”⑷自80年代初开放以来，大量港台文学及流行文化如电影、电视、流行曲等流入内地，在内地缺少通俗文化的情况下迅速流行。金庸小说能赢得这么多的读者，反映了文革之后改革开放以来大陆的文化艺术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满足最广大人民日益丰富多元的文化需求。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文化艺术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文艺视为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机制”⑸，“中国的大众文化开始取代精英主义的“新文学”而变成了“对社会发言，对百姓说话”的新的文化空间”⑹。 从金庸现象本身来观察，正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经营和经典制造的流行文化综合现象。“台湾是“金学研究”的发源地，也是金学研究的重镇。“金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成了学术界的热门课题，然而它的出现，开始时不过是一个由出版社精心策划的宣传促销计划。”⑺所以说金庸小说是非常典型的流行文化。但是，香港通俗小说家，在内地学者眼中，这却成为金庸的“原罪”。王朔在《我看金庸》中说：“金庸的东西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的写武侠的浙江人。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我们的创作现在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说是全盘沦陷。”“王朔批判的与其说是金庸小说，不如说是面对“港台文学”的“入侵”所产生的无力感和忧虑。内地流行文化在港台通俗文化的冲击下“全盘沦陷”这便是王朔的忧心所系。”⑻ 严家炎教授高度肯定金庸小说，认为“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提出文学历来是在高雅和通俗两部分相互对峙中向前发展的，从文化生态平衡的角度看，武侠小说等通俗文学必须存在。他认为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影响，禁锢僵化的“高雅”观念多年来一直占据着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不仅没有使文学艺术真正高雅化，反而混淆了视听，使民族文学和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得不到发扬，给一些貌似“先进”实则与我们的文化实际严重脱离的东西提供了任其肆虐的条件，阻碍了民族文学的发展。雷蒙德·威廉斯认为，“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一样，只是示意系统(signifying system)，其社会功能是一样的，文化乃一整体，并不仅存在于“高”、“雅”文化之内，也不单只涵盖文化中“最好的东西”。“高”、“雅”文化不外乎是社会整体发展中的某种形态，“高”、“低”、“雅”、“俗”之间的森严界线亦应消弭。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著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凶，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孔庆东，知道吗？在百家讲坛讲过课，写了好多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东西。你在网上一找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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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评委老师：早上好!我叫×××，XXXX级社会学专业学生。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社会学视野下金庸小说中的婚恋观》。我的指导老师是张红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提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张老师的精心细致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在较短的时间里完成了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评委老师的批评指正。截至目前，在学术界有关金庸武侠小说的论著非常多，但尚无从社会学视野下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研究。选择金庸小说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金庸小说比较喜欢，包括由金庸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的确，金庸小说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侠客的快意恩仇，还借用江湖这个社会,使人物摆脱传统社会的束缚或少受社会制度的束缚。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恋爱自由。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现象与金庸小说中的情节有一些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和谐的、理想的婚姻。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部分安排按照先典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理论分析，再阐明现代性特征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所归纳的金庸小说中的五种爱情类型;第二部分为金庸小说中与现实相对应的婚姻类型;第三部分为关于金庸小说中择偶的社会学分析，分为宏观和和微观两个方面分析。宏观方面的主要理论有：对于择偶的个人主义解释;择偶的社会文化解释;择偶梯度理论;同类匹配理论。微观方面的理论有：1、相似性理论;2、需求互补理论。从以上这些择偶理论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做出如下推论：相似性原则是择偶的基本规律。无论从哪个理论角度这个结论总是成立的，虽然对具体是什么“相似”有些争议。在外在社会条件上符合“同类匹配”，内在条件上又符合“需求互补”，这似乎就是最完满的理想婚姻模式。第四部分为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代性特征;在金庸小说中,男女侠客不问出身,不讲家庭地位、社会背景,只讲两性相悦、以情相许,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恋爱自由,而这些观念无疑与现代人的恋爱观相合。第五部分：结论。社会是历史积淀的产物，小说是反映生活、憧憬生活、甚至能够改造生活、提升生活品质的艺术。在某些传统思想仍在侵蚀当代人的今天,在已经冲破封建罗网,人们获得充分的个性自由，能够勇于追求自我爱情的今天,回味金庸小说中具有现代性特征的爱情婚恋,对我们仍有启迪。金庸小说中的爱情不仅反映了作者心目中的爱情观，也折射出传统文化孕育下的“集体无意识”及现代人的情感困惑与矛盾境况，从而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因此，我们应当超越以爱情为基础的内涵性婚姻和以现实利益为基础的功利性婚姻的简单对立，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结合来构建一种理想的婚姻模式——综合权衡模式。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本人理论水平所限，使得本论文对金庸小说中婚恋观的现实意义仅停留在比较粗浅的层面，尤其是理论方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继续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和探索。最后，再次感谢张红老师在我的毕业论文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悉心帮助与指导;其次我要感谢各位专业师在这四年来对我的教育与培养，没有你们的教导，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最后也要感谢本专老业同学这几年来对我的关心与支持，和你们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恳请各位老师、同学进行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金庸小说每个故事的叙事特点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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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金庸文学的是与非》 就写金庸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或金庸文学中出现的错误
一种新见解：金庸对传统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来越低”吗？——追求“统系”，致入误区——金庸小说中传统文化由多元构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金庸对传统文化既有赞颂又有扬弃——黄药师父女嘲讽了什么？——袁崇焕、顾炎武、黄宗羲的例证——反正统并不等于反传统一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都会有的共同感觉。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武侠小说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这里涉及儒、释、道、墨、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来中华民族众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传统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如诗、词、曲、赋、绘画、音乐、雕塑、书法、棋艺等等。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像陈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龙八部》那种“悲天悯人”、博大崇高的格调，没有作者对佛教哲学的真正会心，是很难达到的。我们还从来不曾看到过有哪种通俗文学能像金庸小说那样蕴藏着如此丰富的传统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学术品位。(1)可以说，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侠小说的结果，同时又是作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的产物。从金庸小说，我们可窥见墨家见义勇为的游侠精神，儒家的仁爱、王道与民本思想，还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无处不在的辩证方法。仅就文学本身而言，我们读金庸小说，也常常不禁联想到《庄子》那种瑰丽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飞扬灵动的文学语言。它们都证明着金庸小说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深刻联系。但说到金庸小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比方说，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间的看法显然很不相同。在八十年代台湾远流公司出版的《绝品》一书中，舒国治先生的文章就说“金庸书中隐隐透出‘文化空无感’”(2)，只是语焉不详。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绩的大陆学者陈墨先生，也在1994 年发表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说“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义（无论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陈墨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第一部书中的陈家洛，到第二部书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书中的胡斐、第四部书中的郭靖、第五部书中的杨过..在文化程度上明显地一个不如一个。而后来的狄云、石破天等主人公干脆就是文盲。”“答案或许相当简单：那就是金庸不喜欢儒生，不喜欢文人，不喜欢传统文化中的‘知识分子’。”还说：“金庸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文化程度越来越低，而且越来越不通世故。这不仅表明作者对主流文化的一种否定，同时也是对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厌弃。”陈墨的结论是：金庸小说“从对儒生乃至一切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发展到对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与非主流）的怀疑与批判，这是一条不容忽视的思想线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识的独特之处和深刻之处。”也就是说，在陈墨先生看来，金庸小说对传统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刘卫国先生则在《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经脉》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认为《飞狐外传》与《射雕英雄传》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侠义精神托孤给儒家”；由于对儒家思想的“反叛与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侠侣》是金庸反叛儒家规范的一次半途而废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岳不群这个“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亲’终于被弑，表明金庸对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侠义精神全面没落的深刻反省”；《天龙八部》体现了“佛法无边”，但对慕容复、段正淳等依然“无能为力”；“到了《鹿鼎记》，金庸则为侠义精神唱出了最后的挽歌”，通过韦小宝这一“中国文化的怪胎”，“侠义精神最终被金庸亲手埋葬”。刘卫国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终点竟是彻底的失望”。这同样认为金庸对传统文化越来越采取了绝望和虚无的态度。金庸小说果真像上面几位先生说的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表示了虚无、否定和绝望吗？如果允许我们“跟着感觉走”，恐怕得不出这种结论。金庸几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侠魂，讴歌义气，他认为“中华民族所以历数千年而不断壮大，在生存竞争中始终保持活力，给外族压倒之后一次又一次的站起来，或许与我们重视情义有重大关系”(5)。具有这种认识的人，实在难以想象居然会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态度，居然会将侠义精神“亲手埋葬”。事实上，陈、刘二位都对金庸小说存在一些误解，他们的上述文章某些分析虽有道理（陈墨文章甚至不乏精彩之处），但总体结论很有偏颇。这样的论断同一般读者的阅读印象，距离实在太远了！也和金庸小说的创作实际，距离太远了！金庸小说共十五种三十六册，创作和改定的时间前后长达十七年。他不可能在五十年代创作《书剑恩仇录》之初，就设想好未来要写多少部作品，每部作品主题思想如何，主人公的文化程度又如何，怎样构成一个庞大的形象体系或思想流程；而只能是写一部构想一部（能多构想一两部就不容易），以求得逐部出新，不要重复自己而已。武侠小说主人公的文化程度一般都不高，至于具体设计，恐怕只能视每部作品主人公性格、出身及与周围人物的相互关系，作品情节发展与主题思想的不同需要而定，并非按作者事先设下的由高而低的文化梯田顺序排列的结果。况且作品实际情况也并非“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来越低”。以金庸较晚的几部小说主人公为例：《天龙八部》中段誉是大理国王子，他自己对钟灵说：从小“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6)，可知很有些文化教养；乔峰、虚竹也都自小在少林寺受过一点教育；《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文化上也比早先出现的杨过、狄云、石破天等都要高；最后的《鹿鼎记》，主人公除韦小宝外，还应该算上一个康熙皇帝，那是金庸全部作品中文化程度最高的角色（金庸自己就在一篇文章中将康熙与郭靖、乔峰并列为“男主角”(7)）。金庸小说确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某些方面的批判，但决没有陈墨先生所说的“非文化及反文化”的倾向。至于金庸思想有没有刘卫国先生所称从儒家到道家又到佛家，终端却是对传统文化“彻底的绝望”这样一个“流程”呢？恐怕也不存在。理由是金庸从《书剑恩仇录》开始，实际上对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墨家思想、道家思想都是既有肯定又有否定，既有吸取又有扬弃，既有继承又有批判。后来他又研读佛经，也剖析世俗文化，却同样没有全盘地接受，当然也无所谓“彻底的失望”。金庸创作武侠小说，已过“而立”之年，中西文化根基大体已经打好，思想也趋于稳定和比较成熟，传统文化在他的小说中是以综合和融汇的形态存在的（这才使读者感到他的小说具有丰富厚实的文化气息），他不可能也不需要借小说创作先探索儒家思想，再探索道家思想，又探索佛家思想，而后探索市民文化与世俗文化，最终走向虚无、绝望。这些说法恐怕都是研究者为追求建立某种“体系”而对金庸作品求之过深、走向偏颇的结果。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曾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今日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者，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8)这里说的虽是古代哲学史研究，其实在方法论上有普遍意义，对金庸小说与金庸思想的研究也是同样适用的。二我们说中国传统文化在金庸小说里是以综合的形态存在的，这包括多层含义。首先，指金庸小说中的传统文化由多元所构成，儒、道、墨、法、释乃至兵法家等各种思想成分都有。金庸在不同的作品中出于不同的需要，通过艺术形象着重体现或发挥诸子百家中某一家、某几家的若干观点，他本人却似乎并不特别偏向或执著地信奉某家的思想。金庸的传统文化观念本身就是多元融合。因此，诸子百家的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往往不是单个地分离地存在的。比方说，他的小说赞美了儒墨两家的人生态度，同时却又肯定了佛道两家的哲理精神：采取一种儒墨与佛道互补的态度。令狐冲那么狂放洒脱，对师父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墨两家吸取很多，但在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选择上，作品又颇多佛道两家的思想。了解传统文化问题上的这种多元性，是正确把握金庸小说内容、防止和避免简单化论断的关键之一。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在我们今天看来，他们的学说各自代表社会要求的一个侧面。虽然相互间激烈地进行着争论和斗争，却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互不相容的关系，倒是各有优长，可以相互补充。儒家强调个人对社会应负的责任，主张从道德修身的自我完善方面来保证“礼治”、实行“仁政”，以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孔子不赞成法治，而主张德治，他说：“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9)又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0)可见，他认为主要应该从道德教育上解决问题（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但道德教育当然不是万能的，孔子没有办法时还是杀了少正卯。在国家、社会的管理方面，强调法治的法家，必然是对儒家的重要修正和补充。然而，如果像法家那样只靠片面的严刑峻法，“乐以刑杀为威”，社会也可以失去弹性和生机，结果就如秦代那样“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11)，全国变成一个没有围墙的大监狱，终于民怨沸腾，二世而亡。在这方面，不但儒家的“仁政”思想有合理性，道家尊崇自然、无为而治、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主张更是对法家的重要补充。汉初有一段时间实行黄老之学，那实际是“外道内法”，结果社会经济就发展了，形成“文景之治”。汉武帝表面独尊儒家，同时却任用酷吏，加强社会控制，这是“阳儒阴法”，用汉宣帝的话来说也叫做“霸王道杂之”(12)——“霸道”指法，“王道”指儒。至于纵横家的外交策略，兵法家的战略战术，当然也是国家管理的一个方面的需要。墨家在人生态度上非常入世，接近于儒，但它似乎更密切关心下层劳动者、小生产者的利益，喜欢干预社会上不平之事，它的尚侠精神在汉武帝时代受到重大打击（不少侠士被杀）。后来传入的佛教，在抑制人的贪欲、安定社会秩序、阐释人生哲理方面，也都有重要作用。总之，各家之学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如能互相补充，融会优长，体现文化生态平衡的要求，完全有可能在社会治理上取得辉煌的成功。曾国藩号称大儒，实际上吸取百家，他曾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13)这话很有道理。金庸小说正是兼容儒、墨、释、道、法各家的。他的许多主人公，曾经出生入死，行侠仗义，豪气干云，最后却又飘然而去，遁世而居，既践儒墨之旨，复遵释道之教。金庸在1989 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汉唐之后佛法和道家思想盛行，中国人的思想也为之一变，佛道的出世和儒墨的入世并行。中国一般知识分子年轻时积极关心世务和大众，以天下为己任，当在现实环境中碰得头破血流之后，有的仍然衣带渐宽终不悔，有的不免趋于遁世与消极。..我在三十岁稍过后开始写武侠小说，所描写的男主角为数众多，个性和遭遇颇为繁复。但写到最后，男主角的结局通常不出于两途：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飘然而去，遁世隐居。大概由于我从小就对范蠡、张良一类高人十分钦仰，而少年时代的颠沛流离使我一直渴望恬淡安泰的生活，所以不知不觉之间，我笔下郭靖、乔峰、康熙一类的人物写得较少，多数以另一类的归宿为结局。从《书剑》的陈家洛、《碧血剑》的袁承志，以至《射雕》的王重阳、《倚天》的张无忌、《神雕》的杨过、《笑傲》的令狐冲、《天龙》的虚竹、段誉（他虽然做了大理国的皇帝，后来还是出家为僧），直到最后一部《鹿鼎记》仍是如此。韦小宝贵为公爵，深得皇帝宠幸，还是选择了逃避隐居。结局如何，主要是根据人物的基本个性而发展出来。重视责任和社会规范之人大致走的是第一条路；追求个性解放之人多半会走第二条路。..以兼善天下为目标的是我小说中的第一类男主角，第二类男主角则在努力一番之后遭到挫败感意兴阑珊，就独善其身了。“且自逍遥没人管”（《天龙八部》的一句回目）是道家的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洒脱，似乎另有一番积极意义。儒家的“独善其身”则有较强的道德内涵。(14)可见，即使都是隐居，也还有道家式和儒家式的不同。金庸是注意了其间的区别，同时又采取兼容态度的。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中的郭靖形象。一些研究者都把郭靖单纯归结为儒家文化的一个典型，这在我看来不免有些简单。郭靖身上当然有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同时也有墨家文化的色彩，他是儒墨文化共育的典型。儒墨两家在春秋末战国初都曾是显学，思想亦有相通之处（都主张仁义）。唐代韩愈曾说：“孔子必用墨，墨子必用孔；不相用，不足为孔墨！”然而具体到郭靖身上，墨家色彩或许更多些。儒家和墨家虽然都主张“以天下为己任”，但墨家更重行，更加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墨子说：“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郭靖正是自觉地这样做的。他抗元几十年，不畏劳苦，排除万难，舍身救世。墨家对战争与和平这类关联千千万万人的重大问题往往特别关心，墨子自己就止楚攻宋。郭靖反对侵略战争，反对成吉思汗残杀百姓，也颇和墨家思想接近。再有，郭靖在北方培养出的那种质朴、苦干、实心眼、死心眼，也颇具墨家气质。儒家不像墨子之徒那么傻。除非在涉及气节一类问题上，儒家一般并不主张拼命硬干，他们有比较圆通的一面。连孔子都说，“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他还称赞：“宁武子邦有道则智，邦无道则愚。”(15)孟子也说：“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这点上，儒家有点接近于道家，而不同于墨家。对墨家，古人有云：“墨子之徒，世谓热腹”，“墨子之徒，专务救人”(16)，他们是一批热心肠人，真会拼命硬干的。正因为这样，墨家对后代的侠士颇有影响，许多游侠源出墨家。郭靖身上除有儒家文化的成分（包括他严厉制止杨过与师父小龙女恋爱）外，思想气质更像墨家。他至少是个兼容儒墨文化影响的侠士形象。我们决不能仅凭一个英雄人物入世就认为是儒家，出世就认为是道家，实际情形相当复杂，要进行具体分析。金庸自己在谈到入世的侠士、英雄时，是把儒家、墨家并提的，他说：“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与墨家，两者都教人尽力为人，追求世事的公平合理，其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17)这段话写在1989 年， 可见金庸从未对儒家绝望（岳不群是伪君子，根本代表不了儒家），而是对儒墨同样看重。我们分析作品和人物时，实在需要细心一点。如果说郭靖的侠义精神兼容墨儒两种思想的话，那么，《鹿鼎记》中的康熙，就可以说是融合了儒家与法家文化优长的“明君”形象。康熙确实是《鹿鼎记》的真正主角。金庸写近乎愚忠的陈近南和带点流气的韦小宝时，都用了讽刺笔法，对吴三桂、沐王府、郑克爽以及神龙教系统的人物更加不在话下，唯独对康熙却都是正面写来。小说从他与鳌拜的斗争中写了他经受磨练，渐次成长；从他与亲人（顺治、太后、建宁公主）的关系以及与韦小宝相处中写出他睿智而又亲切、富有人情味的一面。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治国也采取不少法家乃至纵横家的办法，如严于执法，讲究权术智谋，甚至任用秘密情报人员等。但他任用小人而不失控，不被小人牵着鼻子走，只让他们为自己所用。对韦小宝，康熙早就派人暗中监视，后来当面揭破他的天地会香主身分，使韦小宝吓出一身冷汗，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法两家“圣君”的标准。金庸对康熙的评价，事实上非常接近于历史唯物主义。读《鹿鼎记》而只看见一个韦小宝，看不见康熙，还认为金庸小说主人公文化程度越写越低，或者认为金庸越到后来越是对传统文化绝望，那真有点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了。看来，《鹿鼎记》与金庸以前小说的不同，是在创作风格有所改变以及主人公从侠士换成了皇帝，而不在“为民造福”的精神或者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什么变化。《鹿鼎记》的出现，标志着金庸的视野由武侠小说向历史小说转移。听说金庸现在正准备写秦末汉初的历史小说，这一意愿如能实现，那么《鹿鼎记》就不像过去所说是金庸小说创作的“封笔”或“结束”，而恰恰成为一个新的创作阶段的开端。
岳不群同学走上自宫之路的心理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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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张无忌《神雕侠侣》是金庸紧接着《射雕英雄传》的小说，但我认为这部小说及小说的主角杨 过应分别处理，因为《神雕》的主题完全不同。有些人或会觉得武侠小说是写故事、写人 物，不是探讨什么主题，我很同意这个见解，以主题论金庸小说的人物，并不是强说这些主 题是作者原意，而是纯粹读者自己的体会出来的东西，但是一部完成了的作品，是有它自己 的生命的，因此读者看小说，或者旁人要评论，也不必事事追究作者原来的用意是什么。我 的意见是，暂时不谈《神雕》而跳到下一部小说，可以得出较连贯的看法。 在《倚天屠龙记》，金庸又回复到袁承志式的主角来。张无忌的身世比袁承志复杂得 多，遭遇远比袁承志传奇，但张无忌的个性跟袁承志完全不同，他随和得多，也被动得多 了。金庸在《倚天》的后记说，张无忌不是政治领袖材料，因为他不能克制自己，对敌人残 忍，不能当机立断，也没有权力欲，但是，张无忌随和良善，可以与他成为好朋友。 张无忌最大的特色是他的良善心肠。他并不很重视分辨是非善恶，也可说是不大重视公 正的赏善罚恶，而是习惯性的得饶人处且饶人，他是个感性的人，很容易受人感动，要威胁 他做什么未必成功，但恳求他什么，他多半会答应，就算自己吃亏，也不计较。 他的良善心肠，自小已看得出来。谢逊在冰火岛上谈往事，说到以七伤拳打空见神僧， 十三拳打了十拳，小元忌插口说：“义父，下面还有三拳，你就不要打了罢，这老和尚为人 很好，你打伤了他，心中过意不去。倘若伤了自己，那也不好。”他头十年的生命，在父母及义父慈爱保护之下度过，后来的一连串苦难，始终没有改变 他对别人的信任和善心。他父母在一日内相继自杀而死，殷素素临死时叮嘱他记着上武当山 逼死他父母的各门各派中的人，慢慢报仇，他记是记住了这些人，但最后没有向他们之中任 何一人报仇。金庸的男主角之中，似乎只有张无忌从来没有以为什么人报仇为目的。 另一方面，张无忌记恩，周芷若在舟中喂饭之恩，他一生都没有忘记，后来她两番累他 几乎丧命，他也一点不放在心上。记起她时，总想到她的恩情，不想她负他之处。 他是个温情的人，对父母义父的爱、对张三丰的爱、对武当六侠的爱时时洋溢在胸中， 甚至对殷离感到亲近，对殷野王、殷天正感到深切亲情。他保护杨不悔万里寻父，绝不是基 于“助人为快乐之本”的原则，而是出乎自然的爱护弱小。在光明顶秘道之中，他以自身为 小昭挡灾，小昭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是于张无忌而言，这却是最自然不过：“你是个小姑 娘，我自是要护着你些儿。”在情爱事上，张无忌也是随和被动、容易受感动、容易受人摆布。他以爱还爱，周芷若 爱他，他对她爱怜备至；赵敏对他迷恋，为他抛弃荣华。不顾生命，他也自然“刻骨铭心” 地爱她了。她们两个都是美人，金庸在书中三番四次刻画她们白雪红玫之美，一加上良辰美 景。花前月下，张无忌的反应便是“心中一荡”、意乱情迷了。张无忌不能成为政治领袖，随和被动而缺乏野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另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他毫无主见，亦心无城府，容易信人。他之所以成为明教教主，全是凑巧，后来中朱元璋之 计退出，亦没有什么可惜。他根本没有多大的领袖指挥才能，更不懂谋略，就算当时没有中 计，也不是长久的教主材料。他甚至没有什么志愿理想，他对世界看法单纯，最接近理想志 愿的，只是空泛地希望人人忘记仇恨，结成朋友，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因此，他最适合做医 生。他在蝶谷学医，后来运用医术救人的情节，是他表现得最主动的地方，也是他最令人欣 赏的时候。武功在他是次要，医术才是最主要的。我始终不大喜欢张无忌，真正原因可能只是他的个性与我恰好相反。我对张无忌这个人 物颇有偏见。但我仍认为这样的人，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他们心地良善，绝不苛刻，也 绝不自以为是，道貌岸然；坏处是他们容易被人利用，他们往往明知被人利用而甘心被人利 用，虽然这是他们的宽大为怀，但这也令到爱护他们的人感到不快，因为对于对他好与对他 不好的人都一样好，其实就是对于对他好的人不公平了，这种心态或许可称为小心眼，但也是人之常情。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梅超风读过《射雕英雄传》的人，没有不记得“黑风双煞”的。江南七怪黑夜在荒山恶战黑风双煞的惊心动魄之处，像人与鬼怪之间的搏斗多于武林人 物之间的打斗，梅超风长发飞舞、在月下荒山以“九阴白骨爪”插入活人靶子的头顶，满手 鲜血脑浆，令人想起吸血僵尸。童年的恐怖经历印象分外难以磨灭，恶战“铁尸”梅超风、 慌乱中刺死“铜尸”陈玄风，是郭靖童年最可怕的经历。荒山一战，“铜尸”丧命，被江南七怪打瞎的“铁尸”却逃脱，她到处追寻杀夫仇人报 仇。梅超风是《射雕英雄传》最残忍可怖的人物，但同时又是最可悲可怜的人物。她突然在 完颜烈王府花园出现，被黄蓉一口喝住，读者才知道原来这妖魔似的“铁尸”以前有一个美 丽的名字叫做“梅若华”，拜在桃花岛黄药师门下学艺，才改为“梅超风”。同门的师兄弟 都以“风”字排，陈玄风原是师兄，两人成为情侣，此外还有陆乘风、曲灵风等人。黄药师 的夫人为他从周怕通处得一部“九阴真经”，梅超风与陈玄风偷了逃去躲起来练习，黄药 师大怒之余打断了徒弟的腿，把他们逐出师门，冯蘅为黄药师苦苦再努力追忆经文默出，终 于心力交瘁，难产而死。梅超风，陈玄风便成了相依为命的一对夫妻，陈玄风死后，十多年 来梅超风便了然一人，过着孤独、痛苦而黑暗的日子。把梅超风比作自悔偷灵药的媳娥，未免有点怪诞，然而梅超风的确是怀念师父、后悔偷 经。在归云庄无意重见恩师，她掩不住渴望重归师门的心情，宁愿自己斩去双掌，以废掉从 “九阴真经”上学回来的高强武功。终于，黄药师与全真七子搏斗，欧阳锋在背后施袭，她 奋身扑在黄药师背上，为护他舍弃了生命，临终之际，黄药师让她得偿心愿，她死后，黄药 师以她的尸首为“武器”，为她报仇。无论是否同情这两个人物的所为，读者都会被他们之 间的感情感动。更值得指出的是，梅超风这个人物的完整。她的故事一早便有伏线，正好显 示《射雕英雄传》的结构比较严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药师金庸小说所有女子之中，最幸福的一定是黄蓉的母亲冯蘅女士了，因为她有黄药师这样 的人做丈夫(冯蘅因黄药师而亡，不知有何可幸之处？--东方剑)。黄药师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览群书，精通阴阳五行、奇门八卦数术，琴棋书画，更 是无一不精，黄蓉随便乱学些皮毛，已经十分可观，黄药师本人如何聪明及有才学，就不难 想像得到了，何况他还武功盖世，脐身一流高手之列？黄药师本人风流潇洒，口味高雅，单从他的武功已可见端倪。他的“落英掌”、“兰花 拂穴手”追求姿态优美，“碧海潮生曲”更是寓武功于音乐。桃花岛的布局符合防卫，但表 面上不露痕迹，但觉花木幽深，竟是园林艺术的上品。看他的布置，便知他的生活充满抚琴、吹萧、烹茶、观画、钻研学问种种情趣，“桃花 影落飞神剑，碧海潮生按玉箫”，多么令人神往！他不落俗套，不为世俗思想所规限，他任性痴情而极度浪漫。妻子亡故，他恋恋不忘， 十几年中，夜夜在她墓旁吹箫相伴，墓中供着的是他亲笔所绘的小像及最精巧的珍玩，他做 了花船，思算携了她的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打碎船身，与她一同葬身大海，这是何等痴 情，又何等浪漫。而且他的浪漫，不是做梦的少年的浪漫，而是一个懂得爱也懂得欲的成熟男子的浪漫。 他的重视真情，一生渴望思念也在所不计。所以，他看见黄蓉深爱郭靖，难舍难分，他便共 鸣而发出悲吟：“且乎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有这样的父亲而 思嫁郭靖，黄蓉的口味实在不高贵。这样的人自是骄傲的，所以是“东邪”，而黄药师的缺点也太多太多，“伟大”、“英 雄”、“完美”的这些字眼不能用到他身上，但这么多才多艺多令人倾心之处的人，有缺点 又有什么关系？冯蘅虽然早死，但也应是值得的。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洪七公洪七公若非贪吃，必然是个伟大而无趣的人。他正义凛然的告诉裘千仞，他手下杀过二 百三十一人，但个个都是恶徒，死有余辜，他平生没有杀过一个好人；就算这是事实，这等 自信道德上从来没有错，而进一步结论因此他有资格杀裘千仞，真是使人不寒而傈。世上最 专横的独裁者，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洪七公毫不专横，也绝非独裁者，他是一个典型的大节一丝不苟，其余便不拘小节的人 物，不犯大错，不给他作大义凛然指责的理由，洪七公是个可爱的长者。他的贪吃及美食当 前的猴急姿态，令人感到好笑，洪七公有此弱点，便不会变得不近人情了。事实上，他很有人情味，他明知黄蓉故意讨好他，使他答应教郭靖武功，但也不在意， 照教如仪，让这对小儿女遂了心愿。他并不是一味出自好心，教穆念慈是出自好心，报答她 好心救了一名丐帮弟子，但只教了她两三招，黄蓉郭靖学了这么多功夫去，一来因为他贪吃 黄蓉的小菜，二来因为他着实喜爱他二人，而两人之中，他又喜爱黄蓉更多，因为她聪明伶 俐，这样的徒弟，往往吸引师父一套一套功夫的教下去，欲罢不能。若洪七公正义感大于人 情味，他就会欣赏正直的郭靖，多过古灵精怪的黄蓉了。为了郭靖，他大概不会承担这样大 的麻烦，亲自跑到桃花岛去代郭靖求亲，但为了黄蓉，见她那么喜欢这傻小子，他就扮演郭 家大媒去了。他喜爱黄蓉，黄蓉也是真心爱他，他被老毒物暗袭，身受重伤，明霞岛上，黄蓉悉心照 料维护，犹如小孙女照料老祖父，亲情深厚，令人感动。其实，正是因为他是这么可亲可爱的一个人，所以他的正义凛然才分外使人肃然起敬， 所以在他跟前，施以偷袭的欧阳锋，乘人之危的欧阳克，才显得那么卑鄙不堪。洪七公对裘 千仞说的那段话那么有力，原因不在于洪七公是永远不会错的圣人，而是在于他极少板起脸 孔教训人，连洪七公这么宽容的人也提出指责，裘千仞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金庸小说人物评论之黄蓉金庸小说多妖女，黄蓉一露面便让郭靖的师父骂称“小妖女”；殷素素是“妖女”。任 盈盈是“魔教妖女”，何铁手、蓝凤凰之流自然更是妖女，连蒙古郡主赵敏，也被人叫做 “小妖女”。金庸小说多妖女，无非是因为金庸小说多美女。美得惊人而又“来路不正”的女子，活 色生香，不肯像淑女那样守本分，太令正人君子抵抗不了，卫道之士就不能不骂以“妖女” 了。从这个角度看，黄蓉当然是“小妖女”。许多人不喜欢黄蓉，特别是《神雕侠侣》中的中年黄蓉，嫌她聪明得过分厉害，有点近 乎阴沉。我却十分欣赏黄蓉，认为是金庸写得最好的女角。特别欣赏他处理黄蓉从《射雕英 雄传》的青春少女到《神雕侠侣》的中年妇人的个性发展。其他女角大多是形象化的人物， 但黄蓉却是活生生的、有优点、有缺点。会长大。会变。会衰老的真人，音容体态历历在 目，思想个性贯彻分明，熟读这两套小说，觉得了解黄蓉的一生，这是在金庸成功的角色中 也不可多得的。写黄蓉的笔触之准确，不像创造一个角色，倒像描述一个作者很熟悉很喜爱的人。 其实，黄蓉没有什么“厉害”；除了特别聪明美丽之外，她只不过是一个寻常女子。少 女时爱玩，遇到了喜欢的少年郎，但愿与他日夜相从、一生厮守，一心要嫁给他做妻子。 结婚之后，又一心助他事业成功，为他养儿育女。她可没有什么胸怀大志，不过事事以 丈夫为重。为儿女操心。即使论聪明才智，黄蓉的聪明才智也只限于心思敏捷。记性特别好而已。诗词歌赋。对 联谜语她过目不忘，武功算术一点即通，但她没有超凡的智慧，一灯大师的禅机她便茫然不 知所对。她不够耐性。缺乏恒心，也不见得特别有同情心，南琴的凄凉、穆念慈为情所困， 她只觉好奇好玩。（金庸说，聪明的人未免缺少同情心。）直至与郭靖无奈分离，才开始了 解愁滋味，是失意苦难强迫黄蓉长大的。但黄蓉就是娱乐性强。特别喜欢她在岳王庙拆穿欧阳锋和杨康在桃花岛杀江南六怪那段 情节，由她在柯镇恶手掌心写：“告我父何人杀我”开始，到逼欧阳锋让终于明白了内情的 柯镇恶走，分析推理，步步洞悉先机，紧张刺激，像看最曲折奇情的侦探小说。但这段己开 始见黄蓉以机智面对凶险。不复只轻松斗智，渐渐踏入后来《神雕侠侣》的“智者虑”的苦 涩境地。精灵娇美的黄蓉，为什么乐意嫁与既笨拙而又不见得长得多俊的郭靖？一个解释是“萝 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个解释，等于说情之为物没有什么可解释的。有一个新派解释是， 黄蓉就是看中了郭靖笨，容易控制，不怕他闹花样，这又未免太理性了。黄蓉初识郭靖，不过盈盈十五，刁蛮任性，父亲又大有来头，她才不怕被什么人欺负。 而且她不但任性，更是痴情，真的是一往情深。发现郭靖原来已是“金刀附马”时，她对父 亲说，他另娶别人，我也要另嫁别个；他心中只有我，我心中也只有他，我是你的女儿，别 人不高兴也拿我没法，但是他这样对我，我也活不到多久。黄药师见女儿眼神是缠绵万状， 难舍难分，知道情根深种，根本无可挽回，只能陪她伤心。不是的，黄蓉是真心爱慕依恋郭靖，若要解释，那也毫无难处。一般男以色爱女，女子 爱男子，却是基于道德或本领上的崇拜，郭靖觉得蓉儿“说不出的可爱”，但黄蓉爱郭靖， 是因为“世间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好的人了”，是因为他是好人，是君子，是个有清楚原则而 严格遵守这些原则的人。甩一点现代心理学的术语说，郭靖是黄蓉的道德范畴，他给黄蓉的，是她一向匮乏的精 神上的安全感，换句话说，郭靖是衔蓉心底渴望的“父亲人物”。黄药师与女儿的关系，素 来是好友的关系多于父女的关系，尤其是妻子早死，女儿便在精神上代替了妻子的地位；他 教她学问武功，与她谈诗论文，但从不以父亲地位管教她。正因为关系是这样，他才对郭靖 诸多不满，其中有许多是喝醋成分，到后来郭靖黄蓉结婚生子，他更看不入眼，不但与他们 疏远，跟杨过谈起黄蓉，还是十分酸溜溜的。但是黄蓉不是“小东邪”，个性上她只是个寻常女子，跟郭靖过着“正常”的家庭生 活，接受他的道德伦理价值，同时得到社会接受，她十分满足乐意，她要人间的快乐，不要 孤标傲世，黄药师对她失望，那也没有法子。黄蓉为什么跟郭靖好。即使看《射雕英雄传》不明白，看《神雕侠侣》也会明白。杨过 是黄蓉的翻版，这个金庸已多次暗示过，黄蓉自己也再三说了出来，一般的刁钻古怪，聪明 伶俐，痴情任性，一个是娇美无倚，一个是清秀俊俏，所不同的，是两人的身世。 黄蓉初识郭靖时扮成个肮脏褴褛的小叫化，杨过根本就与小叫化差不多。黄蓉后来约郭 靖到湖边相见时，恢复她本来面目，郭靖只觉她宛若仙子下凡，黄蓉说，她穿这样的衣服， 人人都会同她好，但她扮作小叫化的时候他待她好，那才见得是真心。杨过的小叫化可不是扮的，无怪人人都待他不好，黄蓉与杨过的分别基本是这样。 黄蓉与杨过这样相似的人，为什么一直关系十分差？金庸说成是中央隔了个杨康的阴 影，其实不是的，真正的原因是爱的基础在于信任，而两个心比比干多一窍的人要互相信 任，真是难乎其难。聪明人可以看到一百个怀疑的理由，而信任往往不是建立在理性的考虑 之上。黄蓉与杨过在桃花岛有过一次真情流露的交流，是黄蓉不知为了什么缘故，对杨过坦 白诚恳他说，她知道他有许多事瞒着她，不过她很了解，因为自己小时也是一般怪僻。杨过 大是感动，在她怀里哭了起来。这就是以爱报信任的自然反应。可惜，信任没支持多久，杨 过一见傻姑，逼问出杨康死因，马上认定黄蓉是杀父仇人，而对他种种好处，都是别有用 心。傻姑断续不全的话又怎信得过？杨过是个聪明人，纵然偏激，也必能问得明白，但是由 于一早便对聪明的黄蓉不信任，所以一想到她存心作假，便坚信已找到答案。聪明人太聪明时，就会草木皆兵，没有人可信任，因此，也没有人可以爱，但偏是黄蓉 杨过都是极需要爱的人，因此碰上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率直的人、笨人，因其笨而可信 任，便如获救星，一心相爱，到死相随。郭靖是笨人，小龙女是笨人，杨过爱小龙女而黄蓉 爱郭靖，黄蓉与杨过始终不能相亲相爱，就是性格的关系。数年前看过倪匡先生批评黄蓉，他说，少女时代的黄蓉那么可爱，一到中年就非常不可 爱了。我很不同意，纳闷了几年，老是想翻案，一直想到现在，忽然明白，原来中年黄蓉果 然不可爱。一灯大师赞美中年黄蓉大智大勇，怎样叫做“智”，似乎不必解释了，但是“勇”是有 多种的。不知畏惧的“当头勇”，被萧伯纳在《兵器与军人》之中挖苦得不成样子，比较值 得敬佩的是感到恐惧仍不退缩的勇。郭靖听见都史拉豹子去找拖雷，要去叫拖雷逃，韩小莹 问他怕不怕连他也吃掉，他说：“我怕。”韩小莹问：“那你去不去？”郭靖答：“我 去。”就是这种勇。这种勇气，是感情鼓励之下的勇气。第三种勇，是经过理性分析策划而 后采取行动的勇。黄蓉为了取得仅存的情花解毒丹去救杨过性命，说服裘千尺打她三枚枣核钉，若然她不 闪不避不格接了，裘千尺便把丹药给她。这枣核钉十分厉害，黄蓉虽是策定计谋，但仍须冒 性命之险进行。一灯大师赞她大智大勇，就是指这种勇。另一次是她潜下绝情谷底的寒潭去寻杨过。虽说黄蓉水性最好，但其时她已年近五十， 而潭底有什么凶险，谁也不知，她再三尽力潜至可潜到的最深处，以致上来时头发也结了薄 冰，不可谓不勇敢。这种沉着的勇，并不逊于第一，二种勇，刚相反，把危险看得清清楚楚而全力以赴，需 要的勇气更大。然而，需要最大勇气的勇，也是最没有人感激欣赏的勇。黄蓉两番舍命救杨 过，他何尝感动？又有多少读者感动？倒是傻里傻气的乱打一通，无端一齐送命，大家都感 到敬仰无比。快意无比。说破了。原因也很简单，人心底最害怕的是自己太过渺小无力，居然有人不顾后果拼命 为自己做一件事，那就证明自己重要，有左右别人行动的力量。令人放弃理智的力量，常常 使自己有这种胜利感的人自然十分可爱，黄蓉连面对生死都由理性控制，当然极“不可爱” 了。
sb，不喜欢就别上评论金庸小说的课，论文又求人，献丑了吧。你有什么感受，想法就写行了，有那么难吗！！
附上一篇相关论文,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忠善仁义真豪杰 大恶大恨亦英雄
——赏析金庸小说《天龙八部》中的恶人美
摘要: 金庸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塑造了众多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被称作“恶人”的人物形象，尤其得作者的笔墨所大力描画，从中能够品味出独到的艺术魅力，挖掘出以“大义豪侠”、“爱恨情恨”、“自我完善”为代表的三种审美意蕴，成为金庸小说中一道独特的审美风景！
关键字: 金庸《天龙八部》“恶人”独特美
摘自
引言
金庸，全球华人界最著名的武侠小说家，他凭借自身广博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知识底蕴和文学创作功底，创作出十五部长短不一的武侠小说，将众多读者带入一个亦真亦幻的武侠小说世界，构建起一个浪漫唯美的独特文学境界。在他的引领下，中国传统武侠小说被提到一个历史的新高度，武侠小说有了更多的可读性，并且作为通俗文学与高雅文学不相上下，共同促进着中国文学的发展。
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的“新武侠小说”，不仅继承了传统武侠小说中以侠为主、以武为技的特点，更融合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博精髓和更多的文学特性，使得新武侠小说一下子风靡全球华人，金庸也被普遍誉为武侠小说作家的“泰山北斗”“武林盟主”。
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大陆极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武侠小说一直是被禁止发行出版的，直到八十年代后才流传开来。“精英教育”时期的大学生更是迷恋和喜爱金庸武侠小说，或许从未有过一部文学作品会像金庸武侠小说这样被众人借阅传抄得如此破烂，被无数读者的手指翻得陈旧泛黑的纸张之中，融入进了每一位读者的美好幻想和爱恨情愁，从这一点上说，金庸是一位赢得最多读者的成功作家。
金庸小说中的武，金庸小说中的侠，金庸以众多美轮美奂的武功招式和着性格独特个性强烈的江湖侠客，将读者带进一个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底蕴的奇特世界，爱恨情仇、生离死别、国家历史、风土人情，任何一位读者信手拈来的一读都会被吸引进这个亦真亦假的武侠江湖。这就是金庸武侠小说的独特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