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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是历史以来沉淀下来的，有益增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能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的精神财富、发明创造。智慧生物为更好地认识世界而团结协作，就构成了文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文明存在的前提是智慧生物。其余由智慧生物创造出的各种现象只是文明的附属品。以下是我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 文化 研究论文 范文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文明来自西亚和北非 全文如下：
古希腊的科学文化源远流长，其灿烂的文化成就对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近代欧洲科学文化起源的基础。然而，起步就生机蓬勃的古希腊科学文化却不是奥林匹克山上诸神创造出来赐予欧洲人的。现代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曾这样说过：“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与其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1]因此，讨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必须首先从西亚和北非的文明中去寻找答案。
一、时空渊源
从空间看，古希腊文化的发育离不开爱琴海的哺育。“爱琴海区域是指以爱琴海为中心的地区，包括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克里特岛、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海岸地带。它恰处于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这两个伟大文化的交汇处。这里海陆交错，山峦重叠，它东通阿拉伯半岛，南望埃及，西对亚平宁半岛，北通黑海，因而成为融通亚非欧不同文明的加工场。”[2]因此，在爱琴海区域中孕育出的古希腊科学文化正是在吸纳和借鉴了东方的先进文化，结合本民族特点基础上的伟大产物。
从时间上看，古希腊科学文化的渊源可追溯到克里特文明与埃及文明的接触。希腊文明从克里特——迈锡尼文明那里翻开了它的第一页。克里特岛和埃及的来往始于古埃及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000年。在此后的一千年里，克里特岛凭借其地处埃及和希腊半岛之间的有利地理位置，成为埃及和希腊的贸易通道，使克里特文化吸取了许多古埃及文化的成分，“克里特岛的刻印、壁画、石器，更主要的是它的在文字中都可以感受到古埃及人对其的影响。”[3]与此同时，克里特文化还与其东边的古巴比伦、特洛伊、塞浦路斯、北叙利亚文化有密切的来往。
从范围看，相当多的系统性科学知识远在古希腊科学文化产生之前就已经在西亚、北非等地区存在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名著不可能是古希腊文明的最初成果。“像所有辉煌的开端一样，这不仅是一次进化的序幕，而且是另一次进化的终结和顶点。”[4]即无论是古希腊人的数学、天文学或医学都是在从北非的埃及和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借用了大量观察和原始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进的东方文化为古希腊科学文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利条件，才使起步较晚的古希腊科学文化迅速产生与发展起来。
古希腊科学文化是古埃及、巴比伦、古印度以及其他东方文化与希腊科学文化相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不仅首次沟通了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还揭开了欧亚非大陆的人类文化大交流、大汇合的序幕。在这一过程中，古希腊科学文化又将借来的东西重新整合，产生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复合体，进而奠定了欧洲文化的根基。
二、形式渊源
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古风时期、古典时期和希腊化时期三个阶段，无论是古风时期的希腊文字与艺术，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还是希腊化时期高度发展的自然科学，无一不深受东方文化的影响，这可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具体形式上找到其渊源所在。
(一)文字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腓尼基人对古代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所创造的文字字母。在古埃及象形文字逐渐简化成24个单辅音符号的基础上，腓尼基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字母，共22个，为线性符号，只有辅音而无元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说过，希腊人原本没有字母，是腓尼基人把字母传给了他们。”[5]希腊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元音，便形成希腊字母，为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和交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二)艺术
每一种古老文明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埃及艺术也不例外。
古风时代的希腊，改变了早期建筑材料——木头和泥石，而学习埃及人采用大理石作为其建筑的主要材料。公元前7世纪中期，希腊人就开始采用大理石 雕刻 巨大的人像，他们制作这种直立人像的灵感直接来自古埃及，同时还从古埃及人那里学到了雕刻技术。对比一下古埃及与古希腊雕刻作品，便知用石头雕出同真人一般大小的雕像并非易事，任何无系统的策划都将导致失败。因此，古希腊人不仅采用了古埃及的雕刻艺术，还在很大程度上采用了埃及的比例系统。
同时，伴随着古风时代希腊人的航海和海上贸易，古希腊人不断带回西亚的金属制品、珠宝、象牙等。对古希腊工匠的制作风格影响最深的是彩陶制作工艺，从东方传来的动物图案也出现在古希腊的彩陶上，如用在古希腊自然环境中未曾有过的狮子来作装饰就是最好的证据。此外，象牙雕刻则完全是西亚的工艺，它使古希腊工匠们从几何图案的风格中解脱出来。
(三)宗教
在宗教方面，古希腊是开放的多神教宗教体系，在古希腊人所崇拜的神中，只有少数属印欧语系。古希腊众神中的阿波罗和阿佛洛忒可能都是舶来品，最早起源于西亚和小亚细亚，只不过它们传到古希腊的时间要大大早于古风时代。“在东西方宗教的联系中，对阿多尼斯神的崇拜又从西亚传入了希腊，腓尼基神话中的浦昂神(锤子神)也被希腊人接受，改称‘皮格梅’，即‘拳头大的神’”。[6]可以说，虽然在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建立起了较为成熟的独特宗教体系，但其中也折射出一部分西亚宗教的影子。
(四)文学
古希腊文学也受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诸多影响，如美索不达米亚的洪水 故事 和希腊神话中的笛卡利翁的 传说 相似，如伊阿宋和赫拉克勒斯的故事。上帝为惩罚人类而施的瘟疫是古希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学中相似的题材，希腊史诗的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史诗中也可以找到原型。《伊索寓言》中的故事在苏美尔也有原型，同时，在赫西奥德的《神谱》中首次创造了神权更替的神话，其结构和细节都同西亚的一些神权更替的故事相近，而所有的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交流与借鉴的结果。
(五)哲学
“希腊哲学的根源在埃及，那种认为哲学起源于希腊的流行说法是明显有误的。早在希腊人之前，埃及人就对宇宙本质，人类社会伦理问题提出了他们的哲学思考。”[7]同时，希腊人又在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科学知识，带回了天文学和发达的数学原理，希腊人的思想和眼界也因此而大大拓宽。在此基础上，加之他们对自然现象的浓厚兴趣与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古希腊哲学，并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有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萌芽。
(六)自然科学
严密的自然科学始于希腊化时代。这一时期是希腊自然科学发展到顶峰的时期，也是东西方科学文化交流、融合的时期。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汇合尚未开始之时，亚历山大对亚非广大地区的征服以及地跨欧亚非大帝国的建立已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亚历山大远征的过程也就是吸收系统的东方文化的过程，他死后，在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托勒密、塞琉古、马其顿三大希腊化王国，相对稳定的国际局势促使各国采取多种方式加强文化渗透，兴办文化事业，在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因此，古希腊的自然科学也就深深地打上了东方文化的烙印，主要表现在：
1.医学。自古希腊人将古埃及的许多药物和治疗 方法 引入欧洲后，至今还被欧洲一些闭塞的山区和农村地区的村民采用。前3世纪初，在埃及亚历山大城作研究的希腊解剖学家希罗菲卢斯证明，脑是思维器官，人的一切感觉都是通过脑神经传递的。此外，他还提出血液循环理论，认为脉搏的轻重缓急可以说明一个人的健康程度。毫无疑问，他的医学成就实际上是建立在古埃及人的医学之上的。希腊的阿斯克勒庇俄斯神庙中所举行的孵育仪式也可能源于埃及人的模式。埃及著名神庙中都 收藏 有大量临床观察的病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古希腊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医案，也说明了希腊医学继承并延续了埃及人的医学成果。
2.地理学。亚历山大军队的远征可谓是一次异国探秘，远征军中有一批工程师、哲学家、地理学家和测绘师等专门人才，他们随军收集资料，绘制地图，在地理学上取得辉煌成就，大大丰富了古希腊人的地理知识。前3世纪中叶，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担任馆长的希腊学者埃拉托斯提尼利用古埃及地理测绘资料及希腊各地航海信息完成了地理学专著《地理概论》。
3.天文学。古希腊的天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巴比伦，同时也受到古埃及人的影响。古希腊天文学奠基人泰勒斯精心研究古埃及人、巴比伦人的数学和天文学后，在前人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预测出了日食和月食的发生时间。此外，希腊学者亚里斯托库斯根据巴比伦人的天文观测资料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前1世纪中期，希腊学者尤利乌斯·凯撒引进埃及的太阳历，稍加改变后，成为用凯撒名字命名的“儒略历”。目前我们所使用的太阳历，也可以说是承袭了6000多年前埃及人的遗产。
4.数学。古希腊的泰勒斯还是一位数学家，他研究埃及的土地测量法后，制定出测量公式。毕达哥拉斯曾游历埃及、两河流域等地，吸取了许多先进的东方科学文化思想。相传他和他的弟子 总结 了当时的数学知识，发现许多数学定理，如“勾股定律”等。其实在他之前，两河流域等地的数学家早已懂得勾股定律，毕达哥拉斯可能只是作了验证和普及一类的工作。前3世纪初，长期执教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德总结了当时的数学知识，根据公理、定义制定了一系列计算公式，创立了欧氏几何，成就卓越。
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文化的各种形式都以东方文明精华为渊源，而并非其首创。
三、途径渊源
1.商贸。随着希腊历史进入古风时代，希腊人同古老的东方文明之间的交往也逐渐加深。“早在公元前9世纪，优卑亚和爱琴海上的希腊商人同冒险家就已经航海到西亚的西部沿海。他们在叙利亚北部的奥隆提斯河口建立起一个贸易点，开始同两河流域进行直接的商贸活动，不久，这里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一个重要中转站。”[8]与此同时，由于这时西亚社会动荡，不仅许多物产出口到希腊，也有相当数量的工匠为寻找生路，到克里特岛建立自己的手工作坊，从事珠宝饰品的加工和青铜器制作。
古希腊人还在埃及尼罗河的支流卡络色斯河岸建立了诺克拉底斯城。埃及法老萨美提克一世为争霸的需要，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上舰队，其士兵大多是希腊雇佣兵。他还邀请了许多希腊商人在埃及定居，诺克拉底斯城就是这一时期建造的，法老拉美西斯还答应希腊人把这里建成一个纯粹的希腊城，按自己的意愿经营市场。此后，诺克拉底斯就成了埃及和希腊以及其他地中海国家的商业中心。
此外，雅典的皮里优斯港也是当时著名的国际商港。在频繁的陆路和海上贸易中，古希腊人不仅带回了必需的消费品，还带回了精神产品，即东方的科学与文化。
2.殖民运动。对早期希腊科学文化有影响的还有殖民运动。早在迈锡尼文化时期就曾在爱琴海区域建立起了许多殖民地。随后，崛起于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人在北非、西班牙、意大利等地建立殖民地。迈锡尼和腓尼基都是以西亚、北非繁荣的文化为基础，以商业、殖民活动为手段传播文明，创造出了自己的独特文化，对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科学文化的兴起产生了巨大影响。
随后，由于古希腊本土人口日渐饱和，耕地不足，出现经济、政治混乱时期。有航海传统的古希腊人迅速熟悉了气候、土壤与本土相似、而人口稀少的其他地区，他们沿爱琴海岸建立殖民地，甚至远达意大利和西西里，并在埃及地中海沿岸和东方的巴比伦建立起贸易中心。最终，希腊的扩张和殖民地使它在这一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融合了东方文明精髓。
3.战争。古代东西方之间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战争，影响深远的有前5世纪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前4世纪的亚历山大东征。在希、波战争中，波斯向西传播了东方文明，使东方文明影响到多瑙河流域和希腊半岛。波斯、巴比伦、埃及和印度的古代文化沿着著名的波斯大道不断传向西方，直达希腊的各个城邦。亚历山大东征时，因其老师亚里士多德对印度哲学极感兴趣，便把一些印度人带回希腊，使希腊人更多地了解到印度哲学。此外，亚历山大还在各地搜集科学标本，送回希腊研究，其军队曾用过印度医生。而印度僧人也曾去过雅典传教布道。亚历山大死后，东方文明向西的传播有增无减，范围也更广阔，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就是当时东方文明向西方输出的最大港口。同时，战争又需要越来越复杂的攻守器械，这便增添了对新科学和新技术的需求，促进了文化的流动。这些无疑都说明战争也是文化相互碰撞的过程。
4.旅行。古代西亚、北非的东方文明对欧洲人极具吸引力，促使他们到东方猎奇、探险和学习。希腊哲学家、科学家们每到一处都迫不及待地寻求与同行接触。古希腊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曾游遍波斯、埃及、腓尼基、小亚细亚等地，他的力作《历史》中描写了他在东方旅行时的见闻，把东方古国的风俗习惯、文化成果、科学技术等详细介绍到西方，对东方文明在西方的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5.宗教传播。宗教是传播文明的特殊载体。犹太人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立了犹太教，其经典有《摩西五经》与《旧约》。公元前后，____在东方犹太教的基础上兴起，并首先进入欧洲希腊语地区。随着基督____进，希伯来人的《旧约》被译成希腊文。《旧约》连同东方的宗教思想一起传入西方，使希伯来的文化得以在欧洲传播，成为欧洲文化的又一源头。
综上所述，可知古希腊科学文化固然是古希腊人的杰作，然而它也是西亚、北非等东方科学文化基础上的产物，离开了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与东地中海特别是爱琴海区域特有的人文、地理环境，古希腊科学文化的起源便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不仅说明古希腊科学文化的产生有其高度发展的时空、形式、途径渊源，也有力地说明了“文明来自东方”[9]。
【参考文献】
[1][5][6]商昭印：《世界文化史》，华东师大出版社，第91、94页。
[2]郑敬高：《欧洲文化的奥秘》，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页。
[3]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三联书店，第100页。
[4][美]乔治·萨顿：《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华夏出版社，第61页。
[7][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第23页。
[8]阿诺德·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上海人民出版社，第148页。
[9][美]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商务印书馆，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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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几个回答的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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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美国似乎永远是国际问题的焦点。近来国内媒体又开始流传曾经一度影响人们判断的“战争造就了美国”一说。其中的一些论点和论据，却难以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推敲。关于美国的崛起和强大，有诸多原因。如果请教法律学者，他们一般会指出法制的因素；如果向政治学者求解，又会得到政治制度方面的答案；如果求教于经济学家，便会觉得经济成长是美国发展的主要动力。换言之，美国之崛起，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一论点有失公允客观。 一 可以说，战争在许多国家的历史上都是存在的，包括我们中国。但是，战争对于一个国家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于美国历史的推动作用，还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8世纪晚期的美国独立战争，是美国立国的开始，无疑是美国在当时和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提条件。但是，同样身为殖民地的众多拉美国家，后来也通过独立战争先后摆脱了欧洲列强的殖民统治，却始终没有走上富强之路。可见，战争可以开创一个新国家，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包括美国，却需要种种其他因素。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美国建国初时国土面积十分狭小。到19世纪中、晚期以后，美国国土范围从东部大西洋沿岸，向西部延伸，横跨美洲大陆，直达加利弗尼亚、俄勒冈、华盛顿等西部海岸，覆盖了除加拿大、墨西哥之外的整个北美大陆。毋庸置疑，领土扩张在美国历史上客观存在。19世纪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有多种，包括外交手段（1794年的美-英《杰依条约》），出资购买（1803年路易斯安娜购买案，1867年阿拉斯加购买案），以及战争（1846-48年，美国-墨西哥战争，以及对印第安人的战争）等。可见，战争及军事只是美国领土扩张的途径和手段之一。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19世纪美国的西部扩张运动。19世纪初，美国内陆及西部大多数地区依然是人烟稀少，甚至是荒无人迹尚未开发的处女地。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近百年经济大开发，美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工业和商业强国。建设，而非战争，才是美国崛起和强大的源泉与主流。 记得二十多年前在国内读大学时，曾经流行一种观点，即美国的强大，是在一战和二战中大发战争财的结果。其实，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开始超越英、法等欧洲列强，跃居世界首位。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除了直接遭受战火蹂躏的国家和地区，有实力满足战争时期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以及军火需求的国家，除了美国以外，别无它国。一旦世界燃起战争烽火，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实力，满足战争的需要，同时利用战争，化干戈为经济发展的机会。所谓“机会偏爱有准备之人”，不虚言也。概言之，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拥有的足以制胜的军事实力，都是以战前美国已经形成的经济实力为基石。经济实力形成在先，战场制胜于后，不可因果倒置。 至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以前苏联为主的华约曾经大搞军备竞赛。苏联在核武器，常规武器装备，军队人员数量等方面，都不亚于美国，且拥有一个庞大的军工体系。最后，华约解体，前苏联分崩离析，国民经济的烂摊子原形毕露。可见，军事、战争决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战争造就了美国”，言过其实。 二 有文章认为，美国文明的基因是军事，美国历史的中心性是战争。战争“不仅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工具，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以此推知，美国在历史上应该屡屡挑起对外战争才是。众所周知，战争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1775年爆发的美国独立战争，是殖民地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正义之战。1812年的“美-英第二次战争”，是捍卫美国独立的战争。在美国内战中，林肯领导的联邦政府和军队，维护了国家统一，并废除了南部的奴隶制度。具有争议的是1846-1848年的“美国-墨西哥战争”，交战双方对德克萨斯的归属各执一词，最后以墨西哥丧权失地了结。19世纪美国的最后一场主要战争“美国-西班牙战争（1898）”，起因于古巴等地反抗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美国乘机插手，赶走了西班牙，控制了菲律宾、关岛、波多黎各等地。这是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的直接争夺并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战争。毋庸置疑，美国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对中国的战争，都是不光彩的侵略行为。19世纪美国本土扩张中最为不幸的军事行动是对印第安人的战争。以上美国19世纪及其以前历次主要战争和军事行动，不论其是非如何，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国内外各种因素作用下的产物，是美国历史的一部分，但不足以代表美国历史发展的主题及基本内容。 话说人类进入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到第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两年，美国才迟迟参战。如果说一战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不义之战，在二战时期，美国则站在正义的一方，和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一道，共同抗击日寇、德国法西斯。断言“军事是美国文明的基因……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使人联想到曾经穷兵黩武，挑起战争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法西斯德国，这不是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军事行动引起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内部）极大的反对。尤其是2003年以来的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错误和愚蠢的一场战争。但是，综观美国历史，不应恶其现在，攻其一生，轻易下“战争对于美国历史具有中心性”这样的结论。 三 受19世纪中晚期欧洲列强“炮舰政策”的影响，人们很容易把美国的海外商业扩张和武力扩张挂钩，认为商业利益必以“武力开路，借助武力实现”。这是对于美国海外商业扩张的片面认识。事实上，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美国对外经济活动以对英国、欧洲的农业贸易为支柱。内战前，依靠棉花等农产品出口；其后，粮食产品（小麦等谷物），牛、猪肉类产品成为主要农业出口商品。可以肯定地说，19世纪美国对外商业支柱，外汇收入主要来源是农业出口贸易，与海外军事行动毫无关系。 19世纪晚期，美国工业力量上升，一些工业企业开始向海外寻求商业机会。最初是产品出口，进而直接投资设厂。到20世纪初，美国新兴的跨国公司在英国、欧洲及加拿大等较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都设有工厂和销售部门。用一位美国公司在英国代理人的说法，就是“和平地工作（意指工商业贸易）以征服世界”。武力开路，“贸易跟着旗帜走”，在美国与拉美、亚洲等不发达地区交往时的确存在，但不代表美国对外商业史的全貌和主流方面。 至于战争对于美国企业管理制度形成与成长的影响，更不应该随意夸大，乱加联系。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起源于19世纪的铁路公司。19世纪晚期，大型工商业企业开始出现，独具特色的美国现代工业研发机制应运而生并逐步制度化，现代管理制度也逐步形成。工业技术革命和企业管理革命同步进行，是当时工业革命的一大特色。根据企业/公司发展战略和需要而设立的相适应的现代管理结构和机制，到20世纪20年代，得到进一步完善并规范化。关于这一点，美国企业史专家阿尔弗莱德·钱德勒有极为详尽系统地论述。美国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后为美国政府机构，大学、工会等组织广为采用。过分夸大军事、战争的影响力，极易误导我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正确认识。 四 古人云：兵者，凶器也。战争曾经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灾难，美国也不例外。无论是美国内战，还是一战和二战，多少生灵死于非命。20世纪60-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除了人员伤亡外，更造成美国内部动荡，社会分裂。70年代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滞胀”的尴尬，日益上升的国家财政赤字，都与漫长的越战相关。上世纪90年代美元的强势地位，并非如一些文章所言是美国对外军事行动的结果，而是日本经济长期萎靡不振，东西德合并后德国经济陷于低迷状态，1994-1995年墨西哥货币恐慌，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美国国内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综合影响而成。如果说1990年代美国对外军事行动对其经济繁荣有积极影响的话，主要在于维持了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这一点，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是一致的。几年前，笔者曾撰文指出由于布什政府的国内外政策，美国似乎又在走越战时期“枪炮和黄油都要”的老路，势必给美国经济造成沉重负担。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且债台高筑，国际声望更是一落千丈。在风声鹤唳的反恐声中，美国人不是感觉更安全，而是更危险。对于美国而言，军事与战争，并不总是“意味着扩张和繁荣”。 以美国一贯的经济创新能力，维持现有的、相对稳定的国际秩序和商业环境，对于美国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用武力实现扩张并攫取经济利益”。人类经过上世纪两次世界战争后，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经济利益方面成熟了许多。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和势力范围的行为，虽未绝迹，但已为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所唾弃。美国之实力，运用得好，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运用失当，轻易便可给世界带来灾难。遗憾的是，美国政府近年来的许多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增加了国际社会中不确定、不稳定，甚至进一步敌对的因素。一超独大的傲慢心态，单边主义，“先发制人，预先打击”等霸权作风，少数人头脑中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在国际事务中日趋依赖武力的倾向，皆令人深感不安。美国政府能否像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一样，意识到伊拉克战争的错误，吸取教训，从而以合作、外交、平等的方式，促进国际社会的协作、稳定、和平与发展，还需拭目以待。 五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客观认识美国的历史进程，正确理解美国之现状，有助于我们更加理性地、建设性地处理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宣扬美国的本质、目的、历史中心就是战争，只能进一步鼓动中美对抗的情绪，于己于人皆不利。夸大战争在美国崛起中的作用，混淆国家富强的主要原因，岂不是要把国家的发展道路引入歧途。深入理解一个国家成长和发展的真实源泉和道路，更能坚定我们以建设为中心，和平崛起的信心。人类在21世纪内和平与发展的重担，仍将由中国、美国、欧盟，俄罗斯等少数几个大国共同承担。担子挑得好，是人类之福；担子挑砸了，这个世界，其实很脆弱。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人类社会已经跨入了21世纪，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复兴的世纪，我们是生长在这个伟大时代的大学生，幸逢盛世，既是无限幸福，值得羡慕的一代，又是责任重大、任务艰巨的一代。党的十六大指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并且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在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主要任务之一。因此，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是我国进入21世纪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全局的中心和主题，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在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样化和经济全球化是两大历史趋势，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界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和平为主流的外部环境，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激烈竞争，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使中国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机遇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紧紧抓住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国才能在新世纪实现经济发展、赶超先进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正处于并且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2、认识我国现在的发展机遇。 3、21世纪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 因而我们当代大学生必须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历史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认识自己的不足和落后，才能奋起直追，实事求是地行使我们的历史使命。 作为新世纪的当代大学生要想所作为，就必须以时代的历史使命为已任，把握时代的脉搏，跟上发展的源流，迎接变革的挑战，从而树立起为时代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而献 的伟大志向。1、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神圣使命。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曾经长期走在人类文明的前列。可是在近代文明大潮中，中国渐渐落伍了，而且竟然沦为落后的挨打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无数中华女为拯救民族之危亡进行了前仆后继，艰苦卓绝的努力， 2、以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和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历史重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造和谐社会是当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两项具体表现。这也是时代赋予当代大学生义不容辞的历史重任。3、以提高大学生自身的综合素质为基本要求。只有切实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才能够符合高速发展变化的时代要求，担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因而我们当代当代大学生要着眼于自身的全面发展，认真学习党的十六大精神，用“三个代表”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政策水平和综合素质：加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积极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反对、抵制各种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等腐朽思想：加强自身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品质、较强的法纪观念，提高心理素质，形成坚强的意志、健全的人格，克服价值观念混乱、理想信仰迷惘、政治意识淡化、道德行为失范的现象，在今后人生的奋斗的征途中，一定要坚持学习科学文化与加强思想修养的统一、学习书本知识与投身社会实践的统一、实现自身价值服务祖国人民的统一树立远大理想与进行艰苦奋斗的统一，扎扎实实、认认真真地学习好本领，练好基本功，掌握新的知识，使自己成为理想远大、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勇于创新的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视野开拓、胸怀宽广的人，知行统一、脚踏实地的人，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不息，塑造无悔的青春！
还有我也是……
当今时代，我国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具体可以概述为以下3个方面：1，继往开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承历史，开创未来。当代大学生要担当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任，实现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爱国理想。2，勇于创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是世界最早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然而，成为了近代历史上的落伍者，在现代世界文明交流融合与冲突的洪流中，在一个充满创新，依靠创新的社会，中华民族的创新发展到了一个极为关键的时刻3，积极努力，为世界和平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做贡献。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依靠一代代人的奋斗努力，靠的是各国和各族人民的共同奉献，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当代大学生理当有为人类和平进步事业做贡献的历史使命，在未来的人生奋斗中自觉地担当起为世界和平和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事业做贡献！
我也是山科大的，还是信息学院的呢。我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