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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你一些资料吧利比亚是阿拉伯世界比较世俗化的国家，同时又是部落国家。1。伊朗的态度伊朗直接说卡扎非是疯子，伊朗支持联合国对利比亚的禁飞区和军事打击。 原因就是伊朗是什叶派，利比亚不但打击什叶派，还推行世俗化，解放妇女，简直是罪不可恕。（评价：YSL教的人看事情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利比亚的下场就是伊朗的前车之鉴，但狂热的什叶派人眼中，只有教派才是区分敌我的标准，就象伊朗强烈谴责巴林政府镇压国内的什叶派， 在伊朗看来，利比亚的越混乱越是扶植什叶派势力的好机会）。2。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的态度不但反对利比亚卡扎非，还直接出兵参与轰炸，按道理说，利比亚也是属于阿拉伯世界，同时还是属于逊尼派，但利比亚的世俗化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看来也是无法容忍的(实际上也不认为利比亚是逊尼派的MSL)。况且卡扎非还曾经号召沙特人民推翻沙特国王，2010年还爆出卡扎非企图派人刺杀沙特国王， 如此的疯子，怎么能不除去。(虽然都是独裁者，但卡扎非是疯子，有野心，还喜欢乱搞，威胁到了其他人的生存，别人如何会放过你。独裁者之间是不会有什么惺惺相惜的，或者兔死狐悲，更多是水火不容 )3。基地组织利比亚卡扎非违背YSL教义，推行世俗化，同时投靠西方，自然是敌人。4.朝鲜强烈谴责多国部队对利比亚的轰炸，是赤裸裸的侵略。不过并没有表现出来对利比亚的支持。（评价：敌人永远是敌人，敌人无论做什么都应该批判。而不是JY说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在这个问题上面，朝鲜比JY的智商还是高一点。）至于联合国里面，不是支持就是默认攻击利比亚的一群流氓。结果：1。 一个人要有多大本事，才能把所有的人都得罪光。如果说现在还有什么人支持卡扎非，那就是利比亚的女人，卡扎非解放妇女，这可能是他唯一 做的比较正面的事情，同时他用自己抄袭别人的著作形成的绿宝书，降低了YSL教对利比亚人的影响。2。YSL教果然是难以让人理解。。利比亚事件开国际关系先河转载标签： 杂谈 分类： 国际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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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从利比亚事件看当代国际关系摘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从利比亚事件看当代国际关系摘要:联合国授权的联军对利比亚的轰炸，被全球关注。围绕利比亚事件，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三个史无前例现象，这不仅令人瞩目，也对今后世界走向更广范围的民主、和平具有启迪作用。利比亚事件中的第一个史无前例，是联合国授权对利比亚动武。这在联合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虽然五十年代联合国曾经授权美国等多国军队进入朝鲜半岛，保住了南韩，但南北韩是两个政府，而不是像利比亚只有一个政府。而且，对比利亚，是从人道立场制止卡扎菲镇压本国人民，是“干预内政”。这等于是开了一个先例，那就是国际社会有权对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从人道立场进行军事干预，包括轰炸那个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设 施等等。正因为此，有的国家对利比亚事件十分敏感，对多国部队的行动大加挞伐。第二个史无前例，是美国自二战以来首次没有领衔正义的军事行动。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国际上重大的西方军事干预等正义行动，都是美国领衔，所以美国被誉 为“自由世界的旗手”。从二战，到韩战，到越战，到科索沃战争，再到伊拉克、阿富汗之战，更不要说用军事手段捉拿巴拿马独裁者诺利加等等，都是美国主导的。但这次，美国首次没有主导。为什么？因为美国史无前例地是一个只会耍嘴皮子，无能又怯懦的奥巴马在主掌白宫。所谓“奥巴马主义”就是不痛不痒、左右摇摆、模糊不清，面对邪恶不果断采取行动。奥巴马上台之后，就从上任总统布什的向全球传播民主价值的外交政策后退，强调什么美国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所以，在前年伊朗人/民抗议的时候，奥巴马政府沉默不语、纹丝不动。在突尼斯革命、埃及人民怒吼的时候，奥巴马政府也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支持。奥巴马为什么是这种表现？因为他根本不清楚什么是邪恶。早年的奥巴马在夏威夷成长时，他的导师是一位黑人共/产/党/员；后来奥巴马在芝加哥的教会牧师（也是他两个孩子的教 父）是赖特，更是以“反美”著称。奥巴马一路得到的是反美教育。直到他当上总统，他妻子才说，他们第一次感觉为美国而骄傲。这说明这对夫妇以前是不懂得美国的价值，甚至是反对美国的主体价值。以那种左倾和反美薰陶的背景，对正义和邪恶都弄不清楚，奥巴马又怎么会懂得去对付邪恶？这次，西方领袖在法国商讨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唯一缺席的是美国总统。奥巴马哪里去了？在利比亚平民每天都被杀害的、人命关天的时刻，奥巴马却带着穿着鲜艳的老婆孩子到温暖舒适的巴西访问旅游去了。目前美国和巴西之间没有任何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而且巴西对利比亚设禁飞区跟中国一样是投弃权票 的。奥巴马这个时候去巴西，不等于是奖赏跟美国不一致的“弃权”行为吗？奥巴马为什么对巴西那么锺情？因为巴西那个刚当选不久的女总统是一个出名的左派，跟奥巴马一样，也是迷恋社会主义。他们俩等于是精神伴侣。难怪在西方联军对利比亚采取军事行动的关键时刻，奥巴马都不放弃那趟以国事为名的潇洒旅游。这在美国也史无前例。也许有人会说，这次美国没有领衔，但提供支援，也发射战斧飞弹了。但是，这是在美国左右两派舆论批评和压力下的结果。保守派媒体对奥巴马的批评当然是每天 的发射量比扔在利比亚的战斧飞弹还多。但对奥巴马形成更大压力的是来自他所属的左翼阵营的批评。而且这次左派的批评更加强烈。美国知名的自由派 历史学教授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新闻周刊》和MSNBC上，都毫无留情地痛斥奥巴马的外交战略无能。由弗格森等自由派知识份子对奥巴马发难，再加上CNN和左翼旗 舰《纽约时报》等跟进，这个舆论压力，是奥巴马的不可承受之重，会直接影响他明年的总统连任竞选。所以奥巴马最后不得不支持英法提案，但拒绝美国领衔。在这个事件中，最坚定果敢的是法国总统萨科齐，法国最早对利比亚的反抗军政府给予外交承认，而美国至今都没有。另外是英国首相卡梅伦，还有加拿大总理哈珀，都非常坚定地支持建立禁飞区，誓言对利比亚军事干预。为什么这三位对利比亚的立场清晰、坚定、行动果断？就因为他们是懂得邪恶的保守派。第三个史无前例，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人民面对政府武装力量时的坚持。卡扎菲是全球出名的疯子，他不仅动用军队，甚至花钱买雇佣军来杀害自己的人民。但即 使面对如此的残暴和血腥，利比亚人也没有后退和屈服，他们仍然顽强反抗。在奥巴马犹豫不决，迟迟不赞成英法提案设禁飞区时，卡扎菲的政府军队节节胜利，因 为毕竟反抗军没有正规武装和训练，许多人临时学习使用武器。卡扎菲曾扬言要秋后算帐，在全国大清洗。但在如此这般的威胁下，利比亚人仍是选择继续抗争，这份勇气和决心，感动了全世界！联合国的授权，英法加拿大保守派领袖的坚定，更加上利比亚人民的坚定反抗，这场战局，现在就可以预测，卡扎菲的末日指日可待！利比亚会像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结束独裁者，开始一个新时代！在突尼斯、埃及，尤其是利比亚发生的一切都说明，哪块土地的未来，都是靠那里的人民自己打拼出来的！正如当代知名的英国历史学家约翰逊（Paul Johnson）最近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的时候所说的，“如果没有勇气，其他美德都算不上美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相互渗透、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或现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国家，而解决问题又非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所能及或能够取得成效。科学地认识和把握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和坚持“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贫富差距悬殊是全球性现象富国愈富、穷国愈穷，富人愈富，穷人愈穷，这是当今世界的现实。世界银行《2002/2001年发展报告》中说，在新世纪初，贫困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重大问题；在世界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每天仅靠不足2美元来维持生计，其中12亿人每天靠不足1美元来生活。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最不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640美元下降到90年代初的510美元，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从扩大到。北方富、南方穷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贫富差距悬殊也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诱发社会不安定、潜在的社会问题。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最大的国家，也是发达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上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财富集中在10%的最富有者手中，而10%的最贫穷者只占有的财富。据报道，欧洲青年人的“攻击性”行为在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社会中下层的不断贫困化。生态环境不分东西和南北世界观察研究所在研究报告中提出警告：在新世纪开始之际，全球环境已到危险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生态系统正向危险的临界接近。据统计，在过去的10年中，自然灾害给世界造成的损失达6080亿美元，相当于此前40年中的损失总和。联合国在2001年2月份发表一项报告中说，在21世纪，全球“极端的气候现象如热浪和暴雨发生的频率将会加快，因此，水位上涨、洪水、滑坡和雪崩将会增加。”随着全球气候的继续变暖，干旱、洪水、饥馑和瘟疫将成为21世纪人类的严重威胁。环境作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公认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没有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态环境把全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环境污染更无地理边界而言。全球人类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国建立一种积极、务实的相互联系的新框架。这种新型的伙伴关系，系由合作双方的彼此利益所驱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场机会，而不是奉行单边的保护主义。毒品泛滥危及全球世界毒品形势严峻，并出现一些新的动向，其中最突出的是：全球黑社会组织与毒品集团正以不同形式联手，成为威胁全球的不安定因素；麻醉品渐呈多样化，各种“软毒品”成为毒品消费市场上的“新宠”。据估计，全球吸毒人数以每年3%-4%的速度增长；而吸用人工合成毒品的人数增长最快。联合国禁毒署专家说，冰毒将逐步成为21世纪在全球范围内滥用最广泛、蔓延最迅速、危害最严重的毒品品种。毒品的生产、加工、贩卖和消费已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国际性网络。据联合国禁毒署统计，全世界每年非法洗钱的数额高达1万亿至3万亿美元；其中，每年有3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黑钱通过一些世界金融中心被合法化。毒品问题跨越国界，并非某一个国家能够独自解决；需要毒品输出国和消费国密切配合。随着国际社会在禁毒领域开展的各项活动的深入，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各国政府协调一致的紧密合作才是彻底解决毒品问题的唯一途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愈演愈烈自20世纪中期，国际恐怖主义孳生以来，各种旗号的恐怖主义组织有1000多个，各种恐怖主义行动，每年都要发生数百起。“9·11”恐怖袭击事件举世震惊，标志着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浪潮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国际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上国家、民族、阶级、宗教间各种尖锐复杂矛盾的反映。就本质而言，恐怖主义是一国范围内经济、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断累积和世界范围内南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恐怖分子也更多地采用高科技手段为其恐怖活动服务，恐怖器材和装备的高科技含量越来越高，电脑恐怖活动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级恐怖活动更加引人注目。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恐怖主义活动大都有国际背景。但根除恐怖主义活动决非易事，更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新闻媒体说，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将是一场长期的战争。反恐怖专家认为，恐怖主义不仅是“20世纪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纪世界安全的头等大事。民族分裂主义活动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冷战结束后，国际局势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纠纷骤增，民族冲突加剧。这是当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根源，也是影响21世纪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一个重大因素。民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复杂的社会问题，关系到各国的内部团结和国际局势的稳定。在经济日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分离主义却同这一潮流背道而驰。当前民族分离主义的一个主要倾向是谋求独立。另一值得注意的动向是，当今世界的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越来越多地利用国际形势于己有利的变化，力求扩大原有事态，谋求国际支持和干预，促使其要求国际化。移民(难民)潮席卷全球伴随着商品、服务和投资在全世界流动，人们也以创记录的数量跨越国界。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长和发达国家人口的老龄化，大批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涌向欧美等西方国家。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65年到1990年，北美和西欧的移民总数每年以的速度增长，远超过当地人口的增长。联合国估计，到21世纪初，约有亿人生活在异国他乡。此外，由于地区性冲突不断和自然灾害频仍，难民人数急剧增加。随着移民(难民)的数量增多，移民(难民)接受国频频发生城市地区的种族冲突和增加劳动力市场的压力，因而导致一些国家加强对移民的限制。针对发达国家的限制移民(难民)流人的措施，偷渡现象层出不穷，从而引起有关国家之间对外关系的紧张和人道主义的谴责。妥善处理移民(难民)问题已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际社会出现了一种对资本主义进行检讨和反思的思潮。为寻求解决欧美发达国家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第三条道路”随之应运而生。“第三条道路”是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尝试。但不走“第三条道路”，出路又在哪里呢?这是当前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难题。同时，在国内外因素的推动下，近一、二十年，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政治体制上进行了形式多样的改革。有些国家恢复和改行多党制，有些国家在一党制的范围内进行某种改革，有些国家准备或实行新的体制。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动乱，甚至流血冲突。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但究竟如何进行，既要保持社会安定、又要促进经济发展，仍是今后一段时间内大多数国家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主权与不干涉内政主权一般指的是内政、外交的最高权力，在国内享有至高无上的威信，在国际上又是独立的象征。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信息的电子传输没有空间的限制和国界的壁垒。土地对经济活动的作用相对下降，传统的国家主权内容随之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原本完全是一国所独有的，却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共同拥有的权力。各国的经济活动和对外事务越来越多地遵循国际惯例和国际条约来运作。西方国家正是利用这一新的形势，打着联合国的幌子，大肆干涉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传统主权观念过时论”，打着人道主义的幌子，主张进行跨国界干预。甚至，某些国际势力公开鼓吹修改国际法中不干涉内政的内容，主张国际法应向干涉权、国际监护权、有限主权等概念演变，不承认国家在国际秩序中的首要地位。这种以经济全球化为理论依据“弱化”主权的论点，必将使国际关系更为复杂，成为南北斗争的一个焦点。人权与人道主义干预人权本是国内法的一个概念，它作为一个法律原则和公民权利被规定在有关国家的宪法、民法或其他法律之中。二战后，人权问题大量地进人国际法的领域。但由于国际人权文书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特别是由于各国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民族传统的不同，有关人权的解释和运用是不同的。再加上，有些国家将人权作为推行其对外政策、干涉他国内政的一个借口，就使得人权问题在当今国际关系中更有复杂性和尖锐性。特别是，近年来某些国际势力，一方面加紧推行所谓“人权外交”，鼓吹“人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主张国际社会应拥有“合法的人权和人道干预权”等等。其实质是以“人权”之名，干涉别国内政和欺压别国人权的借口；另方面，却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事件，或避而不谈，或漠不关心。人道主义干预实质上是西方国家在新形势下推行强权政治、维护霸权、干涉第三世界国家内政的合法挡箭牌，并使之合法化。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安全的形势逼人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总体趋向缓和。但核威胁依然存在，军费开支依然高昂，从而增加了各国财政负担和减少了发展经济的财力。美国为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利益，强行实施NMD和9ND，引起地区乃至全球军备竞赛；一些地区大国走向军事大国，引起邻国的严重不安；热点问题很不稳定，严重影响地区安全局势；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国际恐怖主义“三股势力”相互配合，活动猖獗。为抑制不安全因素的蔓延，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国际大环境，需坚持《反导条约》、《核不扩散条约》等国际公约的有效性和严肃性，防止破坏国际战略平衡；建立行之有效的双边和多边的地区安全机制，与联合国维和机制相辅相成，加大维护世界秩序的力度。除军事安全以外，还有政治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环境安全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威胁人类的生存，需要各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才能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全球化对当代国际关系的影响全球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进程，又是具有内在矛盾性和两面性的动态发展过程。它虽然为很多国家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其间又充满了利益的差异、竞争甚至冲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全球化范围的竞争”。全球化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多方面的复杂影响。1、全球化加深了各国的相互依赖，进一步确定了和平和发展仍是时代的主题；但它的不平衡性也使强权政治在一定时期内有所抬头，多极化仍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使各国在经济等领域的相互依赖、相互渗透持续加深，共同利益也不断增加。尤其是大国间形成了一种既相互磨擦、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相互制约的关系，单个大国独立解决或垄断国际事务的能力正在下降，动辄进行干涉、制裁乃至战争等损害别国利益的做法往往会反作用于己。这些趋势的发展使得各国在处理国际争端时，更多地采取协调与合作的方式，更多地去寻找利益的交汇点。可以说，全球化的发展是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相对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对大国间的全面对抗起了很重要的制约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和平与发展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是时代的主题，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仍然有可能避免，各国仍把振兴经济、谋求更加有利的国际经济地位放在首位。任何偶发的、严重的事件都难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基本的运行态势。但由于现阶段的全球化进程是在国际经济旧秩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是最大的受益者和主导者，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却处于更为不利的局面，国际力量格局对比失衡的问题非常严重。1999年，占全球人口20%的发达国家拥有全球GDP的80%、世界贸易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经济力量在一定时期内不是壮大而是相对减弱了。一些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力量，使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在一段时期内可能还会强化，“新干涉主义”仍有可能再次大行其道。全球化过程中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国际政治的多极化将是一个长期而曲折的过程。2001年初在美国举行的国际消费电子产品展览会上，有世界各国1800个技术领先的厂家展示各自的最新技术。2、全球化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权问题上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和压力，并面临如何有效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等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地位和处境很不相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主权问题上就面临着空前的压力和挑战。首先，全球化扩大了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主权不平等。从相互关系中双方的地位来看，发达国家对高技术、资本的垄断使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地位。其次，全球化进程需要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而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综合实力在几乎所有的国际机制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由此产生的国际行为规则必然使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自由度。在很多问题上，发展中国家必须要与它们进行协调与合作，在获得新的利益、权利和机会的同时，也使国家在行使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时受到掣肘。同时，发达国家为维护其既得利益，总是试图在“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的幌子下要求发展中国家让出部分国家主权，并以此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其真实意图在于牺牲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维护其自身利益。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的就是国家安全问题。由于全球化趋势涉及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一国安全除军事层面外必然还会涉及金融、信息、环境、能源等问题。这些领域的安全问题与军事安全相比，其重要性已不可低估。尤其在国际经济活动因全球化进程而空前广泛和复杂的情况下，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出，金融安全更是重中之重。全球化时代，资本几乎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受限制地流动，主权国家对金融或经济的掌握也相应减弱。一旦市场规则被恶意、无序、无约束地滥用，成熟市场对不成熟市场就具有侵略性，资本的力量将会对一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形成致命的打击，其危害绝不亚于一场战争带来的损失。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印尼、泰国等国的GDP一年左右时间就下降了40%至60%，国内经济倒退了10年以上。因此，如何维护国家的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已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严肃面对的问题。3、当前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特点是，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一个能给世界各国带来“共赢”的全球化必须以法律和制度为保障。全球化客观上要求国际机制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强的作用，要求国际机制具有真正的行动能力。但现在处理全球政治和经济问题的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七国集团等，几乎都是在冷战时期形成并且是由西方大国主导的。冷战结束后，这些机制的功能和性质受到越来越多的怀疑，已不能令人满意地解决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在未来15年内，由于国际政治经济力量的现实格局，对这些机制进行大幅度改造或完全推倒还不太可能，但是围绕国际机制改革的斗争将会非常激烈，其中既涉及到大国间利益的调整，也涉及到南北关系的利益分配。这种趋势已从新千年回合的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初见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未来15年中，世界各国将就全球化时代国际关系行为规则的制订和改革展开激烈斗争，这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突出特点。
当前的国际关系经济上是合作与竞争的关系，政治上各国寻求自冷战结束后新的战略平衡点时期，文明上是西方现在文明改造东方文明，或者说是与伊斯兰文明不断冲突，中华现代文明寻求崛起的时期。总的的来说就是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期 谢谢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球化所引起的国际关系中的诸多问题日益引起政界、学界的重视。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希望大家喜欢!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一 《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摘 要：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通过语义学对道德的分析，可以看 出国 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国际关系 道德 国际伦理 气候变化 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无”与“有”是学界争论通常的焦点。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方式是把“非道德”(amoral，或译无涉道德或超道德)标签贴在现实主义身上，将其与“道德主义”作为对峙的两端加以比较，哈里斯(Own Harries)采取的就是这种 方法 [1]，国内学者石斌也认为，以“非道德”著称的现实主义与法理-道德主义双峰对峙，是影响最大的两大国际伦理传统[2]。在注重科学方法和价值中立的美国，也有很多学者把理性主义同道德主义对立起来，作为不可调和的矛盾[3]。更多的中国学者则强调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复杂性与伦理传统的多样性，并认为应对此采取更加灵活和宽容的态度[4]。 本文首先列举有关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的流行观点，然后从语义学角度即道德概念的内涵与作为这一概念外延的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入手，对上述争论进行分析，认为国际关系中的道德问题，并非牵涉“有”、“无”的“道德存在”问题，而是如何看待与应用的“道德选择”问题。第三部分将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为案例，简要说明这一观点。 文章 的结论是：道德选择，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 1.争论的观点 在谈到国际关系中道德时，不同理论流派的学者观点迥异，同一理论流派内部也存在分歧，但大概有六种观点，可以被学界普遍接受。下面简要列出的观点，前四种通常被视为包含在现实主义框架之内，后两者可以被归纳为理想主义的论点。 最极端的立场可以定义为“非道德主义”。这一立场认为，在国际政治中根本没有道德的位置,国家考虑道德义务非但不必要,甚至很危险,这还意味着“不道德”的行为有时也是必要的[5];“在国家外交政策中没有道德可言”,“外交政策与国际政治本质上是非道德的活动”[6]。 第二种观点则主张“道德相对”论。该观点怀疑道德原则的普世性，或者虽不赞成道德相对论,但仍然认为具有普世性质的道德原则较之国内政治领域极为有限,也殊少约束力。例如卡尔认为:“这些所谓的绝对和普世原则根本就不是原则，它们只不过是在特定时期、根据对国家利益的特定解读而制定的国家政策的下意识反应而已”[7]。凯南则指出:“不能认为自己的道德价值观对任何地方的人都必定正确有效”[8]。 另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国家理由”。它强调“个人道德”与“国家道德”的区别,把国家作为道德诉求的对象，使国家人格化，并赋予国家利益以道德内涵[9];认为国家本身乃价值之源泉，而非实现其他目的的必要手段。国家本身就是道德力量和高层次的善[10]。从这一观点看，“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是从“不打仗”或“不杀人”的道德观念出发，而是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国家利益需要。 较温和的观点可以称之为“有限道德”。该观点认为国家及其政治代理人可以充当有限道义角色,但必须有利于增进国家利益，或者至少以不损害国家利益为度 [11]。 第五种观点是“形势伦理”(situational ethics) 或非完美主义。从坚持道德原则出发，该观点既讲求实际、又坚持道德伦理的适当指导作用, 并且按照具体情况来具体判断政治中的道德伦理问题, 具体决定道德伦理态度。 最后一种立场可以被称作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坚持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政治手段都必须符合根本的道德伦理”[12]。“应用于个人道德的共同原则――同情、慷慨、宽恕、仁慈、容忍――同样适用于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13]。康德缔造永久和平的思想就是以普世道德作为基础，受其影响发展至今的“民主和平论”，也是把民主视为可以推广至全球的一种价值取向。 在图1中，非道德主义与道德主义各执一端，被认为是不可调和的两大派别，是国际关系中道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其间的广阔范围内，存在着各种温和的、偏左或偏右的派别。为了不被繁杂的标签所迷惑，从语义学角度开始厘清国际关系的道德概念，是有必要的。 2.道德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概念内涵与外延 道德(Morality),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中的解释有三，a.道德是关于哪些行为是正确的和可以接受的以及哪些是错误的一种信念;b.道德是被某一社会或特殊人群所普遍接受的有关人行为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道德指某行为正确或可以接受的程度。 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道德概念的三种内涵：第一，道德是一种信念，此信念认为凡事或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有善恶美丑之别，人们必须以道德的眼光看待事物和行为，必须在各种价值判断中做出选择。第二，道德是信念的体系，当一个群体(无论个人还是社会)中出现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某种或某些信念时，就形成普世或一定程度上普世的道德观。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群体与道德认同互为条件：群体中的互动既形成又调整个体的道德信念，道德认同又为群体的维系提供基础。第三，道德是评价标准，个人或群体根据自己的道德观或普世道德观对某一社会行为作以评价。从历史唯物论看，不同的社会存在决定了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评价标准必然不同，从辩证唯物论看，同一个人或群体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其评价标准也可能不同。 我们再把这一概念延展到国际关系领域。根据道德的内涵，我们可以这样延展出这样的道德定义，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是：a.关于国际行为的是非与可否接受的信念;b.一些国家或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的原则和价值体系;c.对国际行为作出的道德评价。 首先，凡是承认国际行为是可以评价的，即是承认国际关系中有道德存在。从这一点说，即使是“非道德主义”，也是有道德观的，实际亦是如此。马基雅维利在否定君主该受道德约束的同时，同时就是积极地对君主(国家)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只不过他对国家道德评价的标准与个人道德不同而已。同时，他也不曾忘记普世道德观的影响力，他认为“仁慈、守信、诚实、人道、虔诚”等品质,君主没有必要具备,但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14]，为什么要“显得具备”? 显然是因为人们都认同这些品质，认为其是好的，是对的，是应该具备的事情。上文列出的所有观点实际上都是不同程度地承认行为有是非对错之分。“道德相对论”怀疑的是道德原则的普世性，但并不否认有道德;“国家理由”所强调的“国家利益”本身就是一项道德原则，相信只要坚持“国家理由”就是好的，是正确的事情;“有限道德”及“形势伦理”原则也肯定了道德的存在。总之，同个人行为相比，在国际关系领域，国家行为也是有是非对错之分的。 其次，国际关系中的普世道德。国内道德规范依据的是国内大多数人的认同，因而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取向，而如果存在国际道德规范，它所依据的也应该是国际社会大多数行为体的认同。那么实际上存在这样的道德规范吗?哈里斯在其文章中列举“国家道德”观点时讲道，“国家存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和保护自身及国民的利益，它的道德必须与那个目标协调一致。” “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其首要责任不是阐释自己的道德观点或偏好，而是要确保其服务对象的利益。” “一个政治领袖的责任就是他的人民的福利、国家健康发展，而非纯洁他自己的灵魂，这两者并不必然一致”。“道德主义”立场则与其有本质不同，“国家行为没有什么不好判断的，因为应用于个人的道德判断标准同样适用于国家”[15]。可见，他们列举的或阐释的都只是某一部分群体的价值体系，而非“普世”的被大多数所认同的价值体系。从这一方面考察国际关系中的道德，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尽管国际上存在着由一些国家、甚至大多数国家认同而形成的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但严格意义上的普世道德，在国际关系领域中尚不存在。不仅如此，不同国家对不同道德原则和价值体系的认同，还有可能相互冲突，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基于认同导致的冲突，远比基于利益所导致的冲突更难和解。比如“人权高于主权”与“不干涉内政”这两种道德观念产生的冲突，还有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种族冲突等等。第二，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随着人类交往的日益密切，国家供给个人道德认同的能力逐渐削弱，逐渐受到更为广大的群体(国际社会或世界社会)的挑战，这个更广大群体有机会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道德认同，而更广泛的道德认同又将会为真正的普世道德观念的形成创造条件，人类就有可能建筑一个道德的“巴别塔”。 再次，国际关系中的道德评价，是国际关系主体按照自己的道德标准对国际行为做出价值上的判断。这种评价是主观行为，不同国家做出的判断会有所不同，即使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同样是持“国家理由”观，但对国家利益的定义和国家需要的价值取向，可能在不同的时期有很大差异，那么国家在对国际行为的评价也会相应变化(如美国在不同时期对待阿富汗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行为的评价)。中国对非洲的援助采取不附加条件、不干涉其内政的政策，这在中国和非洲等大多数国家看来，是正确的、道德的国际行为，然而让欧美等发达国家来评判，就是不正确的、不符合国际道德的行为。道德评价上的主观性，不仅存在见仁见智的层次，甚至会导致严重分歧、对立与对抗。 综上所述，从其涵义的第一个方面来看，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存在是毋庸质疑的，然而，关于道德认同即普世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评价方面，由于国际关系的国家中心特性以及道德标准的主观化等原因，存在各种相互竞争甚至冲突的观点也有合理性。因此，关于国际关系中的道德争论，不是简单的存在或不存在问题，而是更加复杂的“道德选择”问题。正如汤普森(Kenneth Thompson)而言，这“并非是对与错之间的争论，而是对与对(rights and rights)之间的争论，而这就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无比复杂[16]。 不能否认的是，国际关系中的道德，其存在的痕迹总是若有若无、若隐若现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道德与价值、经济与利益、政治与权力常常作为国际行为的多种属性混杂一起，很难区分。当小布什宣布对伊拉克的战争时，很多人认为他是为了石油，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全球争霸的重要一步，而小布什公开的理由之一，则是“自由”。国际关系和价值判断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很难对一种国际行为做一定论。比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各国分歧，很多学者都从国家利益等非道德角度入手研究，当事国家的所作所为，也让人感觉在此问题上很难找到道德解释的立足之地。本文接下来将简要分析这一问题，对国际关系道德的实在性加以说明，并应用上文所列六种观点对该问题加以解释。 3.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中看国际关系中的道德 人类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的关注，源于温室效应理论，而该理论在近200年前便已经由法国科学家提了出来，1908年，瑞典科学家阿兰纽斯出版专著，首次提出人类活动将会极大影响地球气候，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比重将在未来几个世纪增加到引人注目的程度[17]。但此后半个多世纪，人们对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仍然采取“可接受”的态度，甚至给予“道德”的评价[18]。 相比之下，减排在当今世界几乎成为一种普世道德，就连一向对此无所作为的美国也于2008年4月17日发起第三次“主要经济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并提出在2025年前使本国温室气体排放不再增加的目标。 尽管国际上对减排问题几乎形成共识，但是谁在其中承担怎样的责任却没有定论。原因很简单：各个国际行为体都有自己难以割舍的利益。此时的“国际道德”让位给国家利益。欧盟在世界排量中的份额总共只占15%并且从趋势上还将减少，而门槛国家所占份额自然会有所增加。也就是说，谁也不能躲避开这个全球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建立在“形势伦理”的基础之上，因为欧盟的排放量本身就比较少(15%)，加上今后新能源的使用，减排对欧盟国家自身利益的影响并不算大，提出“共同责任”，既不削弱自身利益，又坚持了道德伦理，这是欧盟国家积极倡导减排的原因之一。 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此则采取了“有限道德”的态度。提出“算总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算总帐”基于排放时间和总量的计算，要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区别对待，发达国家要率先减排，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这样的原则，是在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基础上履行道德责任1。 各个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反映出国际关系中道德的实在性与道德选择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在共同的道德压力下，不同的国家根据各自的价值判断、观念与原则，在“责任”、“义务”与“利益”间作出不同的道德选择，它们的国际行为从根本上讲只有观点分歧而不存在绝对的是非对错，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或者“优中取优”而非绝对的善恶比较。减排问题上是如此，其他的国际行为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Orbis, Fall, 2005, pp. 599-612. [2]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载于《欧洲》2002年第1期，第1-11页。 [3]Fred M. Frohock,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Impossibility Theorem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74, No. 2, 1980, pp. 373-384, and Viktor J. Vanberg and Roger D. Congleton, “Rationality, Morality, and Exi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6, No. 2, 1992, pp. 418-431. [4]何怀宏：《国际伦理的特殊性和必要性》，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5-7页;时殷弘：《民族伦理传统与中国的伦理观》，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3期，第19-20页。 [5][意]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3-75页。 [6]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7][英]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8]George F. Kennan, G. (1954). Realitie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4, p. 47. [9]楚树龙，耿秦主编：《世界，美国和中国：新世纪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探索》，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3页。 [10]Jack Donnelly, “Twentieth-Century Realsim”, in Terry Nardin and David R. Mapel, eds., Traditions of International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5-111. [11]石斌：《“非道德”政治论的道德诉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伦理思想浅析》，第2页。 [12]时殷弘：《历史?道德?利益?观念――关于国际关系理论思想的谈话》，载于《欧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43-149页。 [13]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0. [14]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74页，第84-85页。 [15]Own Harries, “Power, Morality, and Foreign Policy”, p. 601-605. [16]Kenneth W. Thompson, “Moral Val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88, No. 3, 1973, pp. 368-374. [17]徐再荣：《从科学到政治：全球变暖问题的历史演变》，《史学月刊》2003年第4期，第115页。 [18]阿兰纽斯还期待着由二氧化碳比重增加带来的全球变暖会给人类带来更加丰富的作物，并为迅速增加的人类造福，见徐再荣：前引文，第115页。 注 释： 1.秦大河：《气候变化的事实、影响及我国的对策》，载于《 外交学院学报》，2004年第3期。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关于国际关系篇二 《国际关系中的情感》 摘要：国际关系中的情感问题成为当下国际关系理论微观研究的 热点 。目前研究情感基本有两大路径：一是动态的分析，主要包括情感如何生成，生成的机制有哪些，情感如何导致合作与冲突，变量间的因果机制是什么，情感如何建构身份或认同等问题的分析;二是静态的分析，包括情感的类型学分析(即人际间或国际间存在多少种类型的情感)和情感的性质分析。本文认为，存在三种性质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三种情感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 关键词：国际关系;情感;交换资源;情感动机;互动结果 一、引言 情感是人际关系的维持者，也是一种能够分裂社会的力量。情感在所有的层面上，从面对面的 人际交往 到构成现代社会的大规模的组织系统，都是推动社会现实的关键力量。然而，情感研究并非受到本应有的重视。著名的情感研究者特纳(Jonathan Turner)说：“……对情感的研究一直是隐形的——至少到最近几十年。在这门学科(指社会学)经典的创始人之中，较少研究情感的任何细节。”直到20世纪70年代，情感研究才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之前“情感主题被完全忽视”。[1](1?2)情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境况更为糟糕，直到冷战结束后，尤其是2000年以来，才有为数不多的学者探讨情感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例如克劳福德(Neta Crawford)、罗斯(Andrew Ross)、麦克德莫特(Rose Mcdermott)、罗森(Stephen Rosen)、利博(Richard Ned Lebow)、郝拓德(Todd Hall)、默瑟(Jonathan Mercer)等。①近几年中国学者也在情感研究方面有所建树[2]，归纳起来，已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具有情感基础，国际关系理论并不排斥情感要素。建构主义的集体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合作命题和民主和平论、现实主义的均势联盟学说等都必然含有情感的成分，因而，用情感分析国际关系主流理论具有正当性。[2] 第二，情感有助于而非有害于理性，理性决策需要情感的辅助，甚至在看似完全理性的状态下也有情感在发挥作用。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指出，我们可以假设存在纯粹理性的人，他们的行为仅受到自我利益的驱动，那么新的问题产生了：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而对他人漠不关心的话，社会秩序如何维持?弗兰克认为，情感可以解决行动者对集体目标和社会价值的承诺问题，情感将调整理性，培育助人行为。弗兰克还主张，人们在社会情境中通过多种微妙的线索交流他们的情感，并且这些线索对预测他们将如何行动发挥着重要的符号作用。因此，理性甚至是自我利益都要关注情感方面。[3] 第三，情感对合作与冲突均具有重要的影响。情感导致合作集中体现在情感促成内群体认同和联盟的研究上。[2]与之相对，情感也往往导致冲突。著名的情感社会学家舍夫(Thomas Scheff)和雷辛格(Suzanne Retzinger)结 以上研究丰富了人们对国际关系中的情感的认识。本文拟从一个静态的视角来认识国际关系中的情感，这个视角便是情感的性质界定，当然这个界定不是罗列国际关系中存在多少种不同的情感，而是从性质判定上概括国际关系中的情感形式。笔者打算首先分析情感和理性的关系，尽管这是情感研究的老问题，但确实是所有情感研究必须明确和肯定的根本性问题;然后分析三种形式的情感，即作为交换资源的情感、作为行为动机的情感和作为互动结果的情感。 二、理性与情感 尽管国家之间的情感互动十分频繁，但总体上国际关系研究排斥情感关注，深刻的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的理性统治，情感被认为是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情感和欲望、意志一样，被认为是国际冲突与战争的根源，因此唯有依赖国家和领导人的理性及其内含的逻辑、审慎和推理方有可能实现国家利益和维护世界秩序。不得不说，情感确实具有消极的国际政治效应，比如憎恨往往带来不加思索的战争冲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心理学家和情感社会学家在人类有多少种基本情感的问题上莫衷一是，但基本共识是高兴(如愉快、欣悦、满意)、恐惧(恐怖、焦虑)、愤怒(憎恨)和悲伤(忧伤、哀愁)构成人类四大基础情感，[5]可见人类的基本情感中绝大部分都是消极的。但是，消极情感的数量优势不能掩盖情感的积极效应，一方面，消极情感能够带来某种积极动力，如愤怒和悲伤同样可以带来发奋图强;另一方面，积极情感本身具有极大的良性效应，如情绪性信任是维系(内)群体认同、凝聚力以及团结的根本动力。 进一步分析，很容易发现国际关系理论对理性与情感的绝对划分是有问题的。帕累托(Vilfredo Pareto)强调，理性是一个中性词，所以，非理性也非贬义词。非理性即情感，它并不需要理由(即理性)的支撑和证实，情感自身具有自在和自足性。换句话说，理性和非理性的区别并非是人们所简单理解的“好的和精明的”与“坏的和愚蠢的”，理性和感情可以各司其职。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分化的社会为人的理性和感情的分化及其作用提供了前提，由于社会分化为系统与生活世界，因而支配系统的是理性原则，支配生活世界的则是感情，由理性来安排利益和效率，由感情赋予我们协调和平衡[6](138)。 如果以上只是说明感情具有独立的空间和运作过程的话，更为彻底的倾向则是把理性和情感融合起来。实际上，情感和理性绝非泾渭分明，著名的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 E Marcus)认为：“ 短语 ‘情感与认知’(affective and cognitive)可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即一方或者另一方占统治地位。然而，更为可能的是，不是在情感评价和认知评价之间进行比较，而是在只有情感(affect—only)的评价和认知加情感(cognitive plus affective)的评价之间比较。几乎不可能存在缺失了情感内容或情感影响的思考对象。”[7]马库斯的话实际上说明，不管是行为体的心理(如认知、需要、态度和评价)还是行为，其中都必然包含感情的要素，而且感情的效应还相当重要和明显。这又告诉我们这么一个道理：具有情感能量②的人和国家，并非仅仅严格按照事实或逻辑采取行动，无论在什么情境之下，即使是理性的行动也掺杂着感情因子。实际上，当前的个性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情感社会学存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即情感是行动的动机中很有力的因素，情感发动理性、支撑理性并且帮助理性找出目标，只要有目标行动，就总会伴随相应的情感付出和回报。卢梭认为，人的理性和情感是相互施惠的，一方面，人的理性通过情感的活动才得以完善，因此很难想象“既无所畏惧又没有欲望的人会劳心费神的进行思考”;另一方面，情感的发展又受动于人的知识，对于任何事物，人是有了概念之后才会去希求或畏惧它，“否则就是纯粹出于本能的冲动”。[8](82?83)培根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人的理智不是干燥的光，而是有意志和情感浸透在里面。” 猜你感兴趣： 1. 关于2016-2017的形势与政策论文 2. 2017形势与政策论文 3. 2016-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 4. 2017年形势与政策论文范文 5. 2017形势与政策心得体会
西部内陆地区对外贸易发展策略研究 入世对我国农产品贸易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WTO贸易救济措施研究 入世后,两岸三地投资经贸关系发展研究 中国纺织品出口国际竞争力研究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中国现代物流的发展与国际贸易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的影响 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模式透析 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思考 我国加工贸易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应对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企业跨国经营 ××地区外贸出口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电子商务为我国外贸企业带来的商机与挑战 我国外贸出口品牌战略的实施与研究 国际贸易创新与中国外经贸的发展 中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构建 论出口结汇风险的防范 我国投资环境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美国对我贸易保护及我国的对策 出口税问题的剖析及其防范 ××地区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对策思考 中国倾销与反倾销问题的案例研究 延长我国加工贸易国内价值链问题探析 贸易与环境的协调问题 利用外国直接投资项目中的环境保护问题 我国出口产品非正常低价现象探讨 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现状及发展探析 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方向 中国出口退税制度改革及其影响 后配额时代的中国纺织品贸易 影响中国贸易条件诸因素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制造业出口 中国与东盟贸易互补和贸易竞争分析 浙江省民营中小型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探析 对华外商直接投资地区性差异的决定性因素分析 中印两国对外贸易战略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增长和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 我国技术引进的新特点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小企业海外投资现状及对策研究 贸易磨擦及其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企业 FDI 的区位选择分析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国际营销中的文化风险 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经营战略及其实施 入世保护期满后我国零售业的竞争策略 论国际贸易中的售后服务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调整与我国贸易发展 文化和地理因素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技术性贸易壁垒中的政府行为和非政府行为 对我国现行外贸政策的反思与重新定位 当前我国对外贸易中存在的隐忧 中国在亚洲区域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WTO体制下的国内轿车厂商出路 浅谈教育服务及贸易 中X边境贸易发展研究 国际商务的经营和跨国公司的管理 论政府禁令对进出口贸易合同的影响 论美国反倾销中"非市场经济"问题
wto与国家经济
国际贸易论文主要是对跨越国境的货品和服务交易中的问题及一些时实进行研究，本篇文章就向大家介绍一些探讨国际贸易论文题目，供给大家作为自己论文的选题参考，希望对大家选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论文题目。 一、 国际贸易论文题目 1、互联网电商对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及对策研究 2、论低碳经济下的国际贸易新发展 3、论国际贸易实务中的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4、树立合作式国际贸易摩擦解决机制的中国理念 5、国际贸易与民生百态 6、信息化教学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混合式教学设计 7、农药国际贸易领域英语应用研究 8、新国际贸易形势下广东外贸企业转型升级的策略 9、探析国际贸易风险及防范对策 10、中国铁矿石国际贸易现状与战略分析--评《中国铁矿石资源国际合作研究》 11、国际物流与国际贸易的相互促进关系研究 12、大数据背景下国际贸易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13、《国际贸易规则与惯例》课程设计研究 14、进一步扩大开放背景下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体系的优化 15、国际贸易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动态调整 16、基于知识产权及国际贸易的中美竞争力比较研究 17、国际贸易实务中区域经济产品品牌价值链构建探讨 18、区块链正在改变国际贸易 19、《国际贸易问题》选题参考 20、国际贸易背景下激励科技企业发展的技术路径 21、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壁垒的透视及应对 22、略论当代国际贸易新发展与中国外贸新变化 23、国际贸易中预借提单的成因及预防 24、浙江制造认证推进国际贸易便利化 25、文化对企业国际贸易的影响 26、国际航运与国际贸易的协同发展研究--"一带一路"倡议下 27、浅谈国际贸易摩擦的产生及其应对方法 28、上海：用区块链技术保障企业国际贸易便利性 29、浅论国际贸易中商务英语合同翻译的策略与技巧 30、基于农产品产业内贸易的中俄国际贸易研究 31、高职国际贸易专业任务引领型教学模式的构建 32、国际贸易新通道背景下的陇南特色文化之城建设 33、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模式创新探讨 34、国际贸易+英语双专业培养模式及课程体系分析 35、浅议民办院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改革 36、互联网+新形态下国际贸易实务课程的教学方式探析 37、政治冲突与国际贸易：韩国萨德事件对中韩贸易的影响分析 38、跨境电商发展环境下的国际贸易人才培养策略研究 39、翻转课堂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40、试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框架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新方案 41、互联网+下国际贸易方式转变分析 42、试论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策略 43、从国际贸易母国效应视角探析中美贸易摩擦的原因 44、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人民币使用与中国的财富损失 45、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发展研究 46、国际贸易强度、空间溢出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效率 47、加强国际贸易型企业人力资源绩效管理质量的措施研究 48、跨文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49、经济新常态下跨境电商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50、经济全球化环境下大数据对企业国际贸易的影响 51、案例教学法在商务英语国际贸易课程中的应用 52、建立绿色有机产品国际贸易平台 53、国际贸易正义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研究 54、国际贸易正义缺失下中国的应对策略 55、电子商务对我国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发展对策 56、中企如何应对国际贸易新格局 57、注意力配置、互联网搜索与国际贸易 58、跨境电商时代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改革研究 59、海南国际贸易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研究 60、创新国际贸易发展的策略分析 61、国际贸易新动态及对策探讨--基于"一带一路"背景 62、区块链技术在国际贸易领域中的应用研究 63、行动导向教学法在高职院校国际贸易实务教学中的应用 64、数字工程认证服务国际贸易便利化 65、高职国际贸易实务专业现代学徒制模式探究 66、一带一路对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影响 67、农产品国际贸易变化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68、探讨中国国际贸易竞争力及其影响因素 69、商业银行国际贸易融资创新能力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70、一带一路背景下国际贸易专业外语课程教学改革 71、论国际贸易收益来源的发展综述 72、经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与调整 73、新常态经济下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与路径分析 74、移动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75、高职国际贸易专业的实践教学改革分析 76、低碳经济对国际贸易发展的影响 77、实训基地建设对国际贸易专业实践教学作用的探究 78、浅论国际贸易信用证结算方式的风险及防范 79、国际贸易对地区劳动力技能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大陆地区地级市的数据分析 80、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新发展趋势和中国外资法 81、基于物流成本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分析 82、论国际贸易实务中国际市场营销策略 83、网络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84、移动互联网营销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85、国际贸易中的质量竞争力建设 86、当前国际贸易中商务英语要素分析及其应用价值 87、新形势下我国国际贸易经济的生态化战略选择 88、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农产品国际贸易发展研究 89、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对策--以义务为例 90、国际贸易中货物风险转移时间的确定 91、电子商务对我国中小企业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对策 92、电子商务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与对策 93、互联网背景下《国际贸易学》翻转课堂教学创新研究 94、我国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分析 95、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贸易摩擦分析与对策探讨 96、新常态下国际贸易本科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97、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问题之我见 98、中小企业国际贸易融资风险控制研究 99、国际贸易英语笔译中的常见问题及策略研究 100、如何提高国际贸易实务性人才的外贸函电应用能力 101、黄金中游产品国际贸易网络演化特征研究 102、我国铜资源国际贸易研究 103、从中美贸易摩擦看国际贸易法发展及中国的对策 104、高职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与PBL教学法的有机结合分析 105、国际贸易网络枢纽地位的决定机制研究 106、《国际贸易问题》选题参考 107、中远海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陈学文总经理到访协会 108、一带一路能源合作对我国天然气国际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 109、互联网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机制与策略研究 110、国际贸易中商务英语翻译的文化差异及应对 111、电子商务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与发展策略 112、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让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13、谈"互联网+"背景下的国际贸易创新 114、经济新形势下国际贸易发展路径研究 115、文化差异对中国国际贸易商务活动的影响分析 以上就是为大家精选的"国际贸易论文题目（优选范文题目115个）"的全部介绍，希望以上的范文题目对大家论文选题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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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医患关系哲学思考论文
一、当代医患关系性质的改变与医患利益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一向是以服务于生命为宗旨的，客观地具有“善”的属性。从发生学角度看，医学起源于解救疾苦之“善”念。西方医学史上曾有：“减轻病患的痛苦的本能冲动是医学技艺起源的原因”［5］144这一观点。作为医学标志的“蛇仗”，意味着守护健康的向善志向。与此相同，中国医学史也认为由于面对“死于病”的人间苦痛，“圣人”兴发悲悯之情从而创建医药，促使医药学产生，“圣人悯之而医药兴”（《伤寒证治准绳》）。同时，医学的发展也是在“善”的力量推动下实现的。一部人类医学史，就是不断攻克疾病、维护健康、解救疾苦的历史。因此，在医学领域，维护健康、促进生命是一切价值的最终依据和标准。正是由于服务于生命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医学才得以享有崇高的荣誉。然而，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和市场机制不断深化其影响，医学的价值观念和宗旨出现了变化，这种变化深刻影响着医学性质，并强烈冲击着医患关系。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着我国医学事业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客观地说，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重要的是要将科技的位置摆正。而在科技力量的推动下，医学本身产生了对技术的过度依赖，出现了“科学技术万能”、“科学技术至上”等观念，以至于在我国医学发展进程中出现了“技术主体化”［6］1－4的趋势。这一趋势主要表现为“当代医学的一些技术，不是依从医学目的自身的需要，而是依从于技术自身想要做什么和能够做到什么，依从技术自身潜能能够实现的目标，技术因其发展而发展”［6］2，也就是说在医学发展过程中，技术引领着医学目的、规定着医学过程、塑造着医学性质，从而使得技术成为了医学的全部。其中，最根本的改变在于技术由手段变为目的，这使得一向以服务于生命为目的的医学，在价值方向上发生了转变，“善”的属性沦为“技术性”。在这样的医学背景下，技术成了衡量医学价值的标准，医务人员自然充满对技术的无限追求，在为患者诊治过程中，对技术的应用缺乏足够的审慎意识，甚至于盲目应用，这不仅导致医源性和药源性疾病增加，也使得误诊误治率上升。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医学有时似乎由主要对发展它的技术能力感兴趣的精英领导，而他们很少考虑它的社会目的和价值，更不用说病人个体的痛苦”［7］11－12。传统中医文化认为“医乃仁术”，强调医学这一“生生之具”治病救人的作用。医学不应该是为了技术而发展技术，而应该始终将技术保持在“生生之具”的位置上。对于医术和患者的关系，中医认为是“病为本、工为标”（《黄帝内经》）的关系，意思是患者的生命是本，技术是标，技术是服务于生命的，医术必须基于患者的生命而使用，为和于生命而使用。相比之下，当代“技术主体化”的医学，变得“本末”倒置、“玩物丧志”，其结果是医学和技术形成具有一致过程和目标的共同体，反而将生命和健康从中分离出去。实际上，正是基于医学服务于生命的宗旨，医学和人类生命存在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医患才成为健康利益上的共同体。因此，当医学和人类生命的利益共同体分离之后，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就没有了内在依据，走向分离就是势所必然。
市场的本性是求利，医学的本性是向“善”，两者在性质上互相冲突。如果说技术主体化使医学偏离了“善”的价值方向，那么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则使医学的发展背离了“善”的价值方向。在我国，作为医学载体的医院，被推入市场化以后，在其管理和经营过程中，十分注重“利润”，市场逻辑主导着医院的生存和发展理念，受此影响，医患关系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现在病人往往被称为医疗保健的‘购买者’或‘顾客’，医生则被称为医疗保健的‘销售者’或‘提供者’。这样医患关系就被当做商品交换关系。”［8］36置身于其中的医务人员以“销售者”、“提供者”角色自居，因此，在医疗活动中“求利”意识凸显出来，甚至出现“拜金主义”的现象。可见，市场机制进入医疗活动之后，医患关系被简化、扭曲为一种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主导着医患关系，医患共同体就会受到强烈的冲击，以至于出现在看病的“消费”过程中，病人花得多、医生就挣得多，病人花得少、医生就挣得少的普遍现象。如果说技术主体化导致了医患健康利益共同体的分离，那么医疗对利润的追求则使得他们由健康利益共同体变为经济利益对立体。
二、当代医患关系人文精神的失落与医患情感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的研究对象是“人”，而“人”是具有人文性质的，所以人文精神为医学所固有。医患关系是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人际关系，医学观指导着医疗活动的整个过程，医学观念不同医疗活动的过程就不同，结成的医患关系就不一样。医学观念决定着医患关系的特征和类型，在某种程度上，有什么样的医学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医患关系。当医学观念具有人文精神时，医患之间就具有情感凝聚力。在传统整体性医学模式的指导下，医生会关注患者的心理和情感，如希波克拉底曾说：“我们必须知道疼痛是什么，为什么会有疼痛，并且对人造成了何种危害”［5］13。《黄帝内经》也有：“凡治病必察其下，适其脉，观其志意与其病也。”在这种医学观念中，“人”是完整的，其整体性被尊重。医生“既是肉体的医师，也是灵魂的医师”［5］18。同时，在医疗活动中，医患之间注重情感交流和联系，“医师与病人之间应亲密无间”［5］17，医生对病人应“笃于情”（喻昌）等。总之，传统医学观念保持着较为浓厚的人文精神，在医疗活动中，患者的精神需要被关注，医患保持着亲近感，基于治病恢复健康的共同目标，双方具有团结意识，能够真诚协作，在情感上是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共同体［4］。
在1977年美国学者恩格尔哈特教授就提出医学模式应该由“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转变，我国医学界也从理论上认可这种转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这种转变在医疗实践层面并未实现［9］337－340。也就是说，实际上，生物医学模式仍然主导着今天的医疗活动。在生物医学模式指导下，诊治过程是在“生物属性”的视域里开展并完成的，医生局限于患者的生物层面去探寻疾病及其治疗。患者的心理、感受和情感等得不到充分地关注，这样，疾病和患者发生了分离，疾病和人发生了分离，人的整体性被简化为“生物性”。在医疗活动中，“人很久以来就已经消失了并不停地在消失”［10］419，医疗由“人道主义”变为“病道主义”，逐渐“重病不重人”。同时，医学朝着追求实证化、客观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医学经历“祛魅”淡化了对生命的敬畏之情［11］2，在诊治过程中医生为了更好地专注于他的“科学世界”，不仅对患者的疾苦少有关注，还与患者保持必要的情感距离。比如，按照现代医学的要求，在病历书写过程中，描述患者情况时要求杜绝使用任何主观性的词语，越客观越好，在这样的医学观念影响下，医学不仅没有了敬畏，也弱化了情感。医学认识上主客二分，表现在医患关系层面，即作为认识主体的医生和作为认识客体的患者成为主客二分的关系，彼此相互分离，患者成为医生的客观化、外在化的世界。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沉浸于“科学世界”、患者身处于“生活世界”，医患成为两个世界的人。不仅如此，医疗活动中大量仪器设备等技术化手段的介入，大大减少了医患之间的直接交流，面对面的交流在技术设备的介入中面前变得无足轻重，医患关系被“物化”。在医学被生物模式掌控，由自然科学引领，让技术手段干预的时候，“我们的治疗是机械的和非人格的，我们的医治者以拉开距离、冷静超然、关系正式并运用抽象概念为特征。”［12］可以看出，在医学不断地强化其科学技术性、削弱人文精神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医患之间被主客二分，情感交流的和人情关怀的缺失，医学的人性品质在下降，医学的人文精神在失落，使得原本应该具有亲密感情的医患之间彼此疏远，团结精神欠缺，合作性较低，内在凝聚力丧失，情感走向分离。
三、当代医患关系德性的削弱与医患道德共同体的分离
医学具有“善”的属性，它的最终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内在人性之“善”。虽然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科学技术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医学离不开科学技术，但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没有了人性之“善”的指导，其作用就可能是“恶”的。因此，“善”的事业只能依靠“善”的力量给予保证。所以，德性是医学的根本性力量这一根本性力量表现在医患关系上，即德性是医患交往的主要调节力量。实际上，因为医学是“善”事业，与此相应，医患关系的本质是道德性质。其内容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的关系。只有以德性作为主要调节力量，这种道德性质才能得到保证，道德性质的医患关系才与医学本身相符合，医疗活动才得以顺利开展。自古以来，医学对德性、美德都极为重视。西方医学自希波克拉底开始就对医生的美德提出了十分全面的要求，强调“他的性格必须像个君子”［5］17西方大哲柏拉图针对医学美德也曾提出：“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是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地医病了”［5］22。中医在对美德的要求程度之高，内容之丰富在世界医德史上都十分突出。中医认为“医乃仁术”，以“仁心”行医才能实现医术救人的功能“仁心”即救人之心、活人之心、不忍之心等，它尤其注重仁、智、廉、不欺等主要美德。传统医疗活动以内在德性为基础，在医患交往过程中以内在德性作为调节力量，医生会将患者的需求转化为自我的道德要求，对道德责任的承担是“由仁义行”而非“行仁义”，这样，医生认同并主动践行医疗活动的道德要求，患者信任医生的道德品质，双方形成了一个道德共同体。
随着医学的发展，医学由个体行医模式转变为团体行医模式，在道德上，由对“好的人”的侧重转变为“好的行为”的侧重，由对个体性美德的注重逐渐转变为对团体性规范的强调。在一定意义上，对规范的强调增强了道德的可操作性，并有利于实现道德要求的客观化和普遍化。这种强调是对医学的促进。但是，由此削弱德性、美德的作用，认为伦理学在医学领域关注的重点是“规范”［8］31－37，使得道德的内在性力量和外在性力量之间失去了张力，这势必会影响道德要求的践行。总之，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在内在德性和外在规范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并形成合力，道德建设需要“合内外之道”。道德规范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如果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单纯依靠道德规范的调节而失去内在德性的保障，那么道德要求就会沦为形式，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就难以建立。实际上，在调节医患关系的形式上，我国医学事业不仅越来越倚重道德规范，还增加了法律和行政手段。这些手段的增加虽然是必要的，但如果没有德性做基础，很难取得实质上的成效。就法律手段来看，依靠法律约束医患双方，医生对道德责任的承担不仅会变得更为被动，而且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上。因此，“2002年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定，要求医生在医疗纠纷中要证明自己无过。这一点现在被普遍认为是过度医疗的开端，医生为了避免有一天对簿公堂时无法自证清白，用‘可做可不做的检查都做’的方式提早准备‘证据’。”［1］可见，没有内在德性的支撑，法律手段不仅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增加新的问题。国家卫计委要求（从2014年5月1日起）全国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在患者住院24小时内，均须和患者签订《医患双方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双方承诺不收、不送红包以及贵重的物品。虽然这一行政手段的效果如何还有待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是道德规范的要求还是法律要求、行政要求，这些外在要求如果没有转化为内在自我要求，其践行就不是必然的。在我国医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从对道德规范的侧重，到增加法律和行政手段，调节力量趋向于外在化和强制化，但削弱了内在德性的作用，最终外在要求和医生内在要求之间不能实现统一，其落实就没有保证。这样，在医患交往过程中，医生对道德要求欠缺认同和主观意愿，其对道德责任的承担就会是被动和消极，乃至于沦为形式，因此，患者对医生的道德品质就不能形成信任，医患道德共同体走向了分离。
四、当代医患关系局限性的弱视与医患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从生命的角度看，患者是生命需要救助的人，医生是救助生命的人，和谐的医患关系离不开医患之间关于生命的共识，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命共同体。虽然医学在救助生命这一方向上的追求是无限的.，“医术造成健康是由于本性”［5］29，但表现在特定时期，医术的能力总是有限的。进一步看，医学虽然高扬“救死扶伤”的旗帜，但生、老、病、死的客观规律决定了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现实中，医学总呈现为一门“有缺憾的艺术”。作为患方，基于医学的局限性，对不能治疗尤其是病人死亡的情况形成客观的理解和评价，对医患交往有深刻影响。但患方的正确认识离不开医学的引导。在传统医学史上，对于医学的局限性，医生是很关注的。据《史记》记载，因为医术高超，扁鹊在当时“名闻天下”，人们对他的评价是“尽以扁鹊为能生死人”，以为他能使“死人”复活，听闻这样的赞语，扁鹊说：“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当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自当生”是医生努力的前提，“非能生死人”则是医生能力的限度。对医学的局限性表现得客观且清醒。因此，中医比较关注“死症”。如《黄帝内经》中说，“五藏已败，其色必夭，夭必死矣”（《素问·三部九候论》）。“死证”代表着生命危机的讯号，洞晓这一讯号，一方面可以救其于萌芽中，另一方面如果死亡已无法挽回，那就只好“顺天”以对之。所以，遇到不能救治的情况，如三国时期的名医华佗就会以实相告。与此相同，在西方医学史上，希波克拉底也曾明确指出“那些病入膏肓的人”，“医学无能为力”［5］15。
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医学在发展过程中将很多“不能”变为“能”，医学能力持续增强，这种发展趋势甚至使人类具有了“上帝”的能力，充当起“上帝的角色”。在医学凯歌高奏、能力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习惯了医学之“能”，以至于忽略了医学本身永远存在“不能”。在医疗活动中，医学遗忘了谦虚，医生也往往傲慢。由于医学对自身局限性认识变得弱视，欠缺对患者的正确引导，人们对医学能力的要求和期望拉高，以至于“现代人已无法接受死亡了”、“因为他或她觉得自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死去实在是不应该，怎么如此发达的医学科技就治不好自己的病呢？”［13］655这种认识带给医患交往很深的隐患。在今天的医疗活动中，当患者死在医院时，往往成为医患产生冲突和纠纷的导火索。“患者无论得到多么好的治疗，如果没有治好要走向死途，那么绝对是不甘心的；而患者家属在患者去世后总要把怒火集中投向医生与医院，绝不肯接受这样的后果”［13］655。患者的这种认识和态度固然是医患信息不对称的表现，但从医学角度看，则反映出强化对医学局限性认识的重要性。客观评价医学能力，可以推动人们正确理解死亡。而在医学对其局限性弱视的背景下，由于欠缺对患者关于医学能力客观评价的引导和教育，患者不能正确理解医学“不能”的情况，医生和患者在对死亡的认识上欠缺共识，导致了生命共同体的分离。
综上所述，我国现代医患关系的问题是医患共同体的分离，因此，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发展趋向，进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实际上是医患共同体的重建。如果说，医患共同体的分离是医学偏离了其本身的结果，那么重建医患共同体，实际上是医学向其本身回归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完成，至少需要医学回归“善”的属性以此重建医患利益共同体。需要医学大大提升其人文精神，以此使医患重回情感共同体。需要医学强化对德性力量的重视，以此重建医患道德共同体。需要医学客观面对其局限性，引导人们的死亡观念，以此实现医患生命共同体的重建。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医患共同体应该是在医患“主体间性”（胡塞尔）基础上的重建，不能以共同体的统一性、整体性取消医生的独立性，尤其是在当前医生的人身安全屡遭危险的情况下，更应关注医生的合理权益。这应该成为医患共同体重建的一个原则。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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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是一种道德关系,病人相信医生 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寄托给医生。医生则以治病救人为自己的职业责任, 不过重点是看你患者的情况吧， 具体的还是看你单位有什么要求；了 懂了吗？
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关于医患关系的心理学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心理学构建医患关系的“和谐社会”》
【摘要】医患关系，顾名思义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涵盖着救死扶伤，责任义务，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它是社会关系中的组成部分之一。正确处理新时期的医患关系，构建和谐的人性化医患关系，不仅有利于医疗活动的顺利开展，也有利于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这里，心理学理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位置。其中心理学人本主义理论，美国心理学家罗杰斯的理论：“以人为本”充分的体现医患关系在社会中应如何更好的搭建。文章就目前中国医患关系的现状进行分析，找出了目前医院中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医患关系 人性化 和谐社会
一 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医患之间交往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的心理或情绪状态，会影响他与人的交往。心理应激，作为一种心理上的紧张状态，是影响医患交往最常见的因素之一。在医疗活动中，医患双方都会经常地处于心理应激的影响下。对于医生来说，不仅需要对患者做出正确的诊断与治疗，而且要帮助解决某些心理、社会问题。当医生认为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满足上述的需要时，就会对自己的患者的处理感到忧虑，或担心自己不受患者欢迎，从而造成心理应激和危及医患关系的心理反应。
(二)医患之间的矛盾冲突：冲突发生于有两个竞争目标出现之时。按理说，在医疗情景中医患双方具有共同的目标―患者的复原或康复，不应当有冲突。但实际上医患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并成为损害交往和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医患间冲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医患双方在医疗事物中地位不相当。医务人员，由于其医学专长，加之患者对他们的依赖，当他们处于受支配时，就会造成医患间的冲突。造成冲突的第二个原因是医患双方对对方的期望不能做出适当的反应。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履行医嘱，并直截了当地向患者表达自己的期望。如果患者没有照自己的话来做，医务人员就往往公开表示不快或生气甚至恼怒。
(三)医患间的交往障碍：在医生方面，主要是有的人虽有较高的技术，但缺乏医德修养，有的人甚至两者都缺乏。他们在诊治过程中对患者的病痛缺乏应有的同情和责任感，对患者态度冷淡、漠不关心、厌烦甚至鄙视，以权威、救世主自居。在医务工作中，对患者以是否有“治疗价值”或“科研价值”的标准去对待.只注意自己“提高技术”而不关心患者的疾苦;对常见病、多发病不是马虎地诊治，就是一推了之。有些医务人员因受社会上的不良影响，以对方能否给自己带来某种物质利益或获得某种方便来确定医患关系，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在患者方面，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由于疾病的折磨而变得情绪不稳，容易激惹，反应敏感，对医务人员过分挑剔或态度冷淡，这些都会成为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不过除极个别人以外，大多数患者是由于患病而带来的心理变化与异常情绪。只要医务人员能够了解到患者并非是有意识地作对，只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反应，以热待冷，态度和蔼，耐心细致地进行诊治和护理，满足患者的心理需求，这些医患关系中的交往障碍是容易克服的。在医务人员方面，主要是对患者所说的话即使是与疾病有关，也常常不愿听完，甚至显得不耐烦;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愿谈、不愿听、不愿问。在患者方面，由于医学基本知识的缺乏，在医患交往中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即使与疾病有关的话，也只是与医生进行“封闭式”的回答，很少采取讨论式的交谈，而对于疾病以外的话更是不想说，不好意思去交谈。这样，医患双方交换的信息就受到局限。
二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措施
(一)、提高医务人员素质：作为医务人员，救死扶伤是本职所在，而此外还需要拥有乐于助人，充分理解，善于安慰等美德，进行无条件的积极关注。对于患者来说，身体上的痛苦是一个方面，医生还应该从心理上完全治愈患者的恐惧阴影，这就需要医务人员拥有高水平的专业素质，过硬的专业水品，良好的道德品质，高尚的人格魅力。医生按患者看待疾病的方式去理解患者的问题，不主张给患者事先贴上种种诊断标签。从根源上抓好医患关系，使医生与患者之间互相信任，互敬互爱。
(二)、构建良好医德医风：医德和医风既是医务人员职业道德的写照，又是责任心的表现，也是形成和谐医患关系的保障。面对如今医务人员只对病不对人的现象，要培养医务人员换位思考的能力，设身处地的理解和尊重患者，诊断时不仅要详细了解患者的病情，更要让患者充分享受知情权和决策权，让患者感知医务人员和他们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攻克疾病，从而增强患者对医生的信任和信心。医患关系类似于“园丁和花”的关系，医生促进患者固有的成长趋向，根本的看待患者问题，全面的做到医患之间平等的地位。此外，还必须加强医务人员思想道德教育，让其认识到自身的责任所在，提高自觉性和主动性，形成时刻为患者着想的工作理念。
(三)、营造和谐医疗氛围：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场所，是挽救生命，医治患者的地方，因此，好的医疗环境是治病救人的关键，不仅仅要保持医院的整洁，肃静，无烟，更要保证医院设施的人性化，科学化。首先对于医务人员来说，良好的医疗环境能够让其全身心的投入到为患者服务的工作中;对于患者而言，应该给予患者提供舒适、和谐、便捷的就医环境，提供简化、方便的就医程序。
(四)、增加医院的优化服务：良好的医患关系来源于细微的细节、精湛的管理和优质的服务。要想使医生与患者之间本来严肃的关系变得亲密、信任起来，就需要改进医院的各项服务质量，在硬件设施争取上达到国际标准，以免误诊现象的发生，在软件设施上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贴心的呵护，让患者感受到家的温暖。
总之，医患关系决定了医院的发展，也是医院竞争力的体现，而医院文化的创新，不仅能够有效解决遗留的难题，而且能够明显改善医患关系，让医院形成良好的医德医风，让患者享受物美价廉的服务，让每一位医生都真正拥有白衣天使的美称，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完全信任医院，信任社会医疗队伍，让社会更加稳定、和谐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怀业，加强医院文化建设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中华医学研究杂志 2007,7(12)：1148-1149
[2] 于晓晖，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分析与探讨 中国医药指南 2008,6(21)：204-205
作者单位： 100000 北京佳美口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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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认识深度上有本质的区别。德国不仅承认侵略事实，承担战争罪责，并且认为纳粹政权和纳粹统治是导致战争和民族灾难的根源。因此，二战虽然以德国战败而告终，但由此导致了纳粹政权的崩溃，它归根结底对德国人民是“解放”。日本只提“终战”，回避侵略事实，掩盖歪曲二战历史，在战争根源问题上没有进行认真彻底的反省。第二，在认识过程上德国表现为逐步深化，由消极变为积极，从政府到民间，正确对待二战历史问题的正义力量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在认识二战历史问题上几十年徘徊不前，主张彻底反省侵略历史并承担战争罪责的力量始终处于劣势和少数地位。第三，绝大多数德国政治家，特别是国家领导人有政治远见和政治责任感，在对二战历史问题的认识上表现得比较深刻和超前。日本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缺乏应有的政治素质，有勇气、有远见的政治家为数极少。相反，民间少数有识之士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远比政府深刻。第四，从对外关系的大局出发，德国在处理二战历史问题时，尊重被害国家和被害民族的民族感情，注意国际舆论的监督，采取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态度，争取得到国际社会的信任。日本在二战历史问题上顽固坚持原有立场，采取不合作和自我孤立政策。第一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警告世界各国“要么站在我们一边，要么站在恐怖分子一边”，从而以超级大国的实力为后盾，确立了自冷战结束以来最为严厉的美国对外政策。第二由美国发动的反恐怖战争无疑将给中亚地区带来百年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重组”。美国一方面为了打击本·拉丹在阿富汗的恐怖活动基地，另一方面积极完善和实施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亚地区的既定战略，在中亚地区多方面展开外交活动和军事部署。第三为了摧毁本·拉登在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基地，必须在阿富汗周边国家特别是中亚、南亚地区建立发动军事打击的基地。而对阿富汗实施大规模的地面行动，则势必要进行周密的准备，主要是在阿富汗周边国家建立军事集结点和后方支援中心，其结果将是美国军事力量在中亚地区的长期存在，而这一点恰恰是美国在冷战结束以来梦寐以求的。对中亚及其俄罗斯和中国都产生长期影响中日关系是中美关系的一面镜子。二战后，美国实际操纵扶持日本，将日本纳入其势力范围，将日本作为其在东亚的桥头堡。美国在东亚地区能全面控制的国家，只有日本。根据日美共同防务的规定，二者在军事上合作，在东亚遏制中国、苏联（俄罗斯）。在对外策略上，日美借台湾问题遏制中国发展，利用日本与台湾的特殊地缘及历史关系，打台海牌。实际上，日本在外交上一直追随美国，1971年尼克松访华，开始寻求中美关系正常化，在此影响下，日本也积极发展其同中国的关系，1972年，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而美国直到1979年才与中国建交。近几年，中日在一些历史、领土问题上争端不断，而稳定中美关系则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个根本症结，其实不在日本，而正是在美国。美国要控制东亚，包括遏制中国，惟有运用日本。美国要避免东亚走欧洲那样的地区联合道路，惟有抓住日本。美国控制日本的办法是支持日本右翼和新民族主义分子，满足这些日本人的目标，但利用他们充当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