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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考文献顶格,书名要用斜体字,然后作者的名字,出版时间,出版社的地区,出版社的名字。各个单位之间用逗号搁开。
2、其实写论文的时候导师就会告诉了，有的要求也不一样。而且还会反复修改SampleBibliographyAmerican English Rhetoric(书名斜体), Bander, Robert G.(作者名字),1971(出版时间), New York(出版地),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出版社)往下类推。
在撰写论文时，参考文献的引用是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的引用可以给论文增添很多的光彩。正确的在论文中引用参考问下你会在论文编写的同时省去很大的麻烦。接下来简单讲解下参考文献的引用。
参考文献的类型
参考文献类型较多，主要有专著[M], 论文集[C]，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论文集析出文献[A]等等，其中最常见的是期刊文章。
引用参考文献的数量
一般学术文章的参考文献数量以20-40篇为宜，综述类文章的参考文献一般会比研究类参考文献数量多。除综述外，其他文章的参考文献超过40则说明相对于你的研究结果而言，讨论和前言部分所涉及的内容有可能过多，需要删减。
不管毕业论文，还是学术论文，有一项必不可少的就是要在文章的最后加上参考文献，为了不影响文章的整体效果，参考文文献的格式还是要注意下的，特别是英文的参考文献格式。下面就来简单的说一下吧。基本格式大概是：[序号] 作者姓名，文章名称，出版处，时间字体的话：新罗马，五号字体（具体以实际投稿处的要求为准）其中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引用文章的作者姓名的书写原则，一般采用“名在前，姓在后”，具体格式是“名字的首字母，姓”，例如：，剩下的作者可以是跟第一作者一样。可以看到很多文献中，第一和其他作者的姓名一样的书写格式。中文名称也是一样的，名字在前，姓在后，如薛青禾即如：[1] ，，，，Carbon 45（2007）1899.[29] H. Fakih,S. Jacques,. Berthet, F. Bosselet,O. Dezellus, growth of Ti3SiC2 coatings onto SiC by reactive 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 using H 2 and TiCl 4[J]. Surface & Coatings .[30] , , , . Analysis of interlayer between WC–Co and CVD diamond film. Key Engineering Material, 2008,375-376:p92-94.
英文文献的参考文献格式如下：
1、Journal（期刊）
期刊（Journal）是最常见的参考文献类型，一般需要依次列出以下信息：作者、文章的题目、期刊名称、发表年份、卷号、页码。提醒：页码也可由DOI、文章编号(ArticleNumber)代替，期刊类型参考文献也可以改成网页类型。
2、Book（书）
参考文献为书（Book），一般需要列出的信息有：作者、书名、出版社、出版社地点（包括城市和国家）、年份、页码。
3、书中的Chapter（章节）
书中的某个章节（Chapter），需要流出的信息有：作者、章节的题目、书名、编辑、出版社、出版社地点（包括城市和国家）、年份、卷号、页码。
4、还未发表的文章（UnpublishedWork）
引用了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你需要列出以下信息：作者、文章题目、期刊名称、阶段。
5、个人通讯（Personalcommunication）
个人通讯一般需要你列出作者所在机构和通讯时间。
6、论文（Thesis）
在参考文献中，也会出现硕士和博士论文的引用，需要给出的信息有：作者、论文题目、论文级别（硕士还是博士）、大学名称、大学地址（城市和国家）、完成时间。
7、会议（Proceedings）
一个学术会议也可以被引用。一般所需的信息有：作者、会议的名称、会议的地址（城市和国家）会议的时间。
意思是该参考文献来自国外。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
按照字面的意思，参考文献是文章或著作等写作过程中参考过的文献。然而，按照GB/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的定义，文后参考文献是指：“为撰写或编辑论文和著作而引用的有关文献信息资源。
参考文献的正确运用对学术论文的整体质量而言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参考文献引用不当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论文本身的质量，降低了基于此的各类评价指标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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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的功能
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其本身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关论述已非常充分，在此不一一赘述了，只重申一下重点。
与作者而言，参考文献是论文科学选题的前提，是论证观点的有力支撑，是继承和传播前人研究成果的有效方式，保护和评价他人的劳动成果。
与学术期刊而言，参考文献可为编者审稿选稿提供参考借鉴，为自身的影响力扩散打造有利条件，可完成不同期刊之间的学术成果传递，节约宝贵有限的版面。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参考文献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关于参考文献不当引用的表现及控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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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中国第十五大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
元朝以来，文化属性较为接近汉族的云贵一带的人群被确认为一个族群，并称之为“白人”。“白人”即当今白族先民最早的统一族称，明清以后称为“民家”。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11月，根据广大白族人民的意愿，正式确定以“白族”作为统一族称。
据文献记载，白族先民是洱海周边的土著昆明人、河蛮人与青藏高原南下的氐人、羌人，以及部分叟人、巂人、爨人、僰人、哀牢人、滇人、汉人等多种族群融合形成的民族。元朝之前，部分白族先民、部分彝族先民、部分傣族先民都曾被称作“白蛮”、“乌蛮”、“上方夷”、“下方夷”、“百夷”、“僰夷”等带有“蛮”和“夷”的称呼。
白族自称“白子”、“白尼”、“白伙”，汉语意为“白人”。此各民族对白族的他称多达60多种，有“民家”、“那马”、“勒墨”等等，居住在大理、昆明等地及湖南桑植一带的白族，汉语称为“民家”；居住在丽江、迪庆、怒江一带的白族，纳西语称之为“那马”，傈僳语称为“勒墨”；藏语称之为“勒波”，彝语称之为“娄哺”、“洛本”、“罗基颇”。
贵州一带的白族有“七姓民”、“九姓族”、“罗苴”、“龙江人”、“南京人”等不同称呼。在贵州威宁一带的白族，因有七姓，被称为“七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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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白族获得官方认可的民族身份，白民族的民族意识被官方认可和强化。
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白族人民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社会历史已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在宽松的和平等的民族政策下，许多隐匿的白族人公开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在当前社会大转型的情况下，白族又面临文化传承后继乏人的困境。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白族聚居区发展很快。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白族地区经济发展越来越繁荣。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白族
白 族白族共有人口万人（1990年），其中云南有134万人，80%以上居在大理白族自治州。本族自称“焚子”、“焚儿子”、“白尼”、“白伙”，意为焚人或白人。【民族概况】 白族是我国西南边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丽江、碧江、保山、南华、元江、昆明、安宁等地和贵州毕节、四川凉山、湖南桑植县等地亦有分布。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人口数为1858063。使用白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绝大部分居民操本族语言，通用汉语文。元明时曾使用过“焚文”(白文)，即所谓“汉字白读”。白族使用汉字书写，但是有自已的语言，文学艺术丰富多采。善于经营农业、盐渍杜鹃花。三道茶是云南白族招待贵宾时的一种传统饮茶方式。【民族历史】 早在新石器时代，洱海地区已有居民生息繁衍，过着半穴居生活。秦汉时期，洱海地区同内地关系曰益密切，公元前109年，西汉王朝向这里大批移入汉民，将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到这里。东汉时改属永昌郡管辖。唐朝在此设立姚州都督府。后建立了以彝、白族先体的南诏奴隶制政权。又于907年，建立了以白族段氏为主体“大理国”，并与宋朝以臣属关系相处。1253年，元朝在云南建立行省，在大理地区设置大理路和鹤庆路。明朝改为大理府、鹤庆府，实行改土归流政策。清代继续延袭明代这一政策，但在边远山区委任了一批土官和土司。 【社会经济】 新中国成立以前，白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总的来说，封建地主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有一定的发展。在一部分山区尤其是高山地区，还保持着封建领主制、奴隶制以至原始公社残余。农业是白族社会的主要经济部门，在封建地主经济地区，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60％～80％的土地，而人口占90 9／6以上的农民只有20％～40％的土地。70％以上的农户沦为贫雇农。地租剥削一般占收成的五、六成，多达七八成；高利贷、雇工剥削也很严重。商业资本比较发达，先后出现一些进口洋纱、洋货和出口石磺、黄丝、猪鬃、茶叶的商行。白族商业资本是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又把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集中大量土地。 新中国成立后，白族人民在中国领导下，先后完成了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在白族主要聚居的大理中心地区，采取与汉族地区相同的方式，于1953年完成了改革，并在1956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残存着封建领主制的泸水、六库等土司统治的白族地区，采取和平协商方式完成改革。在碧江、福贡等人数不多和阶级分化不明显的白族地区，没有把改革作为一个运动来进行，而是发展经济和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改造，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改革任务。1956年11月，建立大理白族自治州。 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州工农业生产发展很快。自治州首府下关市，由建国前的一个消费城市，发展成为滇西重要的工业城市；全州建立了电力、机械、汽车修配、化工、造纸、纺织、皮革、制荣等工业部门。1990年，全州工农业总产值达334531万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3369万元，农业总产值191162万元；全州人均工农业总产值1111．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76元。全州各乡镇都通了汽车。教育、医疗卫生事业也有很大发展。白族人民已经有了一批数量可观的教授、作家、医生和各类科研人员。建国以前蔓延很广的血吸虫病，已基本得到防治。现在白族地区已出现了生产一年比一年好，人民生活一年比一年改善的繁荣景象。 【文化艺术】 白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对祖国的文明作出贡献。苍洱新石器遗址中已发现沟渠的痕迹。而在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遗址中发现居民已从事饲养家畜和农耕的遗迹。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已出现青铜文化。蜀汉时，洱海地区已发展到“土地有稻田畜牧”。唐代白族先民已能建筑苍山“高河”水利工程，灌田数万顷；修治高山梯田，创建了邓川罗时江分洪工程。南诏有自己的历法，明代白族学者周思濂所著《太和更漏中星表》以及李星炜的《奇验方书》等，都是总结了古代天文和医学的代表作。 白族在艺术方面独树一帜，其建筑、雕刻、绘画艺术名扬古今中外。唐代建筑的大理崇圣寺三塔，主塔高近六十米，分十六级，造作精巧，近似西安的小雁塔。剑川石宝山石窟，技术娴熟精巧，人像栩栩如生。它具有我国石窟造像的共同点又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在我国石刻艺术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元明以来修建的鸡足山寺院建筑群，斗拱重叠，屋角飞翘，门窗用透雕法刻出了一层层的人物花鸟，巧夺天工，经久不圮。它们都出于有名的“剑川木匠”之手。白族的漆器，艺术造诣很高，元明两代王朝所取的高艺漆工，大都从云南挑选；大理国的漆器传到明代，还一直被人视为珍贵的“宋剔”。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帝国主义盗走的“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是八九九年白族画家张顺、王奉宗的杰作。它将南诏建立的神话传说，用连续的短画形式精妙的描绘出来，生动优美，是我国珍贵的文物之一。一一七二年张盛温创作的“大理画卷”，被称为“南天瑰宝”。该画全长十丈，一百三十四开，以“护国人王经”为主题，画着六百二十八个面貌不一样的人像。笔法精致娴熟，工巧细腻，是我国古代艺术的珍品。 古典戏曲"吹吹腔"发展起来的"白剧"，都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白族的文化水准较高，各种人才辈出。 古代白族有音乐舞蹈相结合的踏歌。民间流传的《创世纪》长诗，叙述了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追述了白族在原始社会“天下顶太平”、“不分贫和富”、“百姓肥胖胖”的没有阶级压迫剥削的平等生活。南诏白族诗人杨奇鲲的《途中》、杨义宗的《题大慈寺芍药》、《洞云歌》等诗被称为“高手”佳作，收入《全唐诗》中。《望夫云》、《蛇骨塔》、《杀州官》、《钩曰头》等文学作品，歌颂了古代白族人民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的英雄人物。南诏有名的《狮子舞》，在唐朝时已传入中原，《南诏奉圣乐》在唐朝宫廷里被列为唐代音乐14部之一。《白族调》是流传甚广的“三七一五”(前三句七言，后一句五言)的格律诗。15世纪中叶，有些文人应用这一民歌形式写下了有名的诗篇，如杨黼的“词记山花碑”。白剧“吹吹腔”是在早期“大本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综合性的艺术。 根据《南诏中兴国史画卷》所载，南诏时已有《张氏国史》、《巍山起因、铁柱庙、西洱河等记》的历史著作。大理国时期也有《白史》、《国史》，都已失传，仅《白史》片断散见于明代碑文中。元代白族史书《白古通》、《玄峰年运志》虽已失传，但都是明代云南地方史著作《滇载记》、《南诏野史》等书的蓝本。根据史籍考订洱海地区历史的，有明代白族学者杨士云的《郡大记》，该书为另一白族学者李元阳采入嘉靖《大理府志》，是万历《云南通志沿革大事考》的底本。清代白族史学家王崧在总纂道光《云南通志》时，汇集了记载云南的书籍61种，编为《云南备征志》2l卷，取材广泛，体例谨严，是研究云南民族史和地方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风俗习惯】 白族基本上实行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制。儿子成婚后即行分居，父母一般从幼子居住。在地主阶级中，有少数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同宗同姓不通婚，但例行姑舅表婚。婚姻一般由父母包办，要门当户对。有女无儿的可以招赘，无儿无女的也可以抱养同族弟兄的子女(过继)或养子。赘婿和养子要改名换姓，才能取得财产继承权。 白族在元代以前盛行火葬。元代以后，因受汉族的影响而改为土葬。丧葬仪式一般比较隆重。 平坝地区白族人食稻米、小麦，山区的则以玉米、养子为主。白族人民喜吃酸、冷、辣等口味，善于腌制火腿、弓鱼、油鸡棕、猪肝酢等菜肴，又喜吃一种别具风味的“生肉”或“生皮”，即将猪肉烤成半生半熟，切成肉丝，佐以姜、蒜、醋等拌而食之。白族人民还喜喝烤茶。 白族服饰，各地略有不同。大理等中心地区男子头缠白色或蓝色的包头，身着白色对襟衣和黑领褂，下穿白色长裤，肩挂绣着美丽图案的挂包。大理一带妇女多穿白色上衣，外套黑色或紫色丝绒领褂，下着蓝色宽裤，腰系缀有绣花飘带的短围腰，足穿绣花的“百节鞋”，臂环扭丝银镯，指带珐琅银戒指，耳坠银饰上衣右衽佩着银质的“三须”、“五须”；已婚者挽髻，未婚者垂辫于后或盘辫于头，都缠以绣花、印花、或彩色毛巾的包头。 白族住屋形式，坝区多为“长三间”，衬以厨房、畜厩和有场院的茅草房，或“一正两耳”、“三方一照壁”、“四合五天井”的瓦房，卧室、厨房、畜厩俱各分开。山区多为上楼下厩的草房、“闪片”房、篾笆房或“木垛房”，炊爨和睡觉的地方常连在一起。 【民族婚俗】 当白族青年男子向姑娘求婚时，姑娘如同意，要向男方送粑粑；婚礼时新娘要下厨房制作“鱼羹”；婚后第一个中秋节新娘要做大面糕，并以此表现新娘的烹调技艺。婚礼时讲究先上茶点，后摆四四如意（即四碟、四盘、四盆、四碗）席。 白族实行一夫一妻制，婚礼隆重、热烈。按传统风俗，举行婚礼这天，新郎和小伙子们必须骑高头大马去娶亲。新娘娶回后要拜客，由新郎、新娘对家庭中的长辈一一敬拜，然后是请客吃饭。新郎、新娘要陪客人进餐，这时，客人们可向新婚夫妇出难题，也可以让他们表演节目，婚礼被喝彩声和欢笑声笼罩着。最有特色的是在婚礼上燃起辣椒粉，于是在欢声笑语中许多人都打喷嚏、咳嗽，热闹无比。 背婚是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白族地区普遍流行的一种婚俗。每逢十字路口、三岔道或人员集结的地方，陪宾们便停下来，把嫁妆码成两大摞，让新郎背着新娘围着嫁妆绕“8”字。【宗教信仰】 白族崇拜相当于村社神的本主，信仰佛教。本主有的是自然神，有的是南诏、大理国的王子，有的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人物。佛教约于唐代晚期盛行于洱海地区，最初传来的是“婆罗门”和瑜珈密宗，密宗僧人称“阿闺黎”，所以又名“阿阉黎(阿叱力)”教。元明以后，内地禅宗传到大理，佛教寺院遍布各地，使洱海地区很早就有“古妙香国”的称号。 【重要节日】 “三月街”又名“观音市”，是白族盛大的节曰和佳期。每年夏历三月十五至二十曰在大理城西的点苍山脚下举行。最初它带有宗教活动色彩，后来逐渐变为一个盛大的物资交流会。明清时期，川、藏及江南各省都有商人到此贸易。新中国成立后，三月街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物资交流和民族体育文艺大会。“火把节”是另一盛大节曰，每年夏历六月二十五曰举行。它是白族人民在秋收前预祝五谷丰登、人富兴旺的活动。这天晚上，每家门前都竖有火把一柱，村口有全村公共的大火把，上插红绿纸旗，书写一些吉祥语句。村民们则高举火把在田间一周，以表捕灭虫害。此外还有“绕三灵”、“耍海会”等节曰活动。 大理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勤劳、勇敢的白族人民以他们悠久的历史、 发达的文化、多姿多彩的风土人情吸引着众多的旅游者。 白族民居建筑有着独特的风格。住房多采取 三房一照壁 或 四合五天井 格式。他们十分重视门楼建筑和照壁、门窗雕刻及山墙彩画的装饰艺术。门楼装饰，通常采用泥塑、木雕、彩画、 石刻、大理石屏凸花砖和青砖等组成串角飞檐，花枋精巧，斗拱重叠，雄浑稳重，美观大方，体现 了白族劳动人民的建筑才华和艺术创造力。 白族人民偏爱白色，他们建房的总体色调是白色，白族传统服装的色调也是偏白色，男子通常穿白色的对襟上衣，外面套一件黑领褂；妇女是白上衣，再套一件蓝色、红色或黑色的坎肩、腰上系着绣花的小围裙。已婚妇女的头饰一般是蓝色。姑娘是把辫子和一根红绳结在一起，然后把一块五颜六色的手贴缠在头上，雷白的缨穗在头右边飘飘洒洒，很能显出姑娘的妩媚。 大理白族酷爱花，几乎家家都种药，当地有 三家一眼井，一户几盆花 之说，姑娘的名字大部分都带有花字，如：金花、银花、德花、美花、春花等。 恋 爱： 白族地区节日多、庙会多、歌会多。从春节到正月十八，几乎天天有节日，夜夜耍龙灯。从正月到开秧门的几个月内，月月有庙会，各村各寨都要迎送本主（即本村或本地崇拜的神主），过本主节，非常热闹。此外还有三月街、蝴蝶会、绕三灵、火把节、石宝山歌会、茈碧湖歌会、海西海歌会等等。这些节日、庙会和歌会为青年男女的交往和恋爱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白族姑娘和小伙子们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物色对象，对唱山歌，或者与情人幽会，借三弦和山歌传情达意，谈情说爱。 在这些节日、庙会和歌会中，白族青年男女尤其喜欢参加石宝山歌会。每逢农历七月，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男女都要成群结队地去参加为期 7-9 天的石宝山歌会。只见山上山下、树林崖边、庙宇里外，以处是参加歌会的姑娘和小伙子。姑娘穿上节日盛装，精心打扮，小伙子精神抖擞，人人背龙头三弦。只听三弦声声，歌声阵阵，此起彼伏，昼夜不绝，场面十分壮观。姑娘和小伙子可以用歌唱对与对方相识，可以用歌唱向对方试探，也可以用歌唱询问对方个人和家庭的情况，然后再用歌声充分表达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样一来一往、一问一答的男女对歌，有时可达数小时乃至十多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通过对歌、姑娘和小伙子相识了，相恋了，甚至当场互赠了定情物，盟定了终身。 婚 俗： 白族的婚姻共有三种形式：一是嫁女儿到男家，这种形式占大多数；二是招姑爷上门，这种情况主要是女方父母没有儿子，即使有也是痴憨病残等，所以才招姑爷上门。上门的姑爷必须改换为女方的姓氏，再由女方长辈重新取名；三是 卷帐回门 的形式，即男女双方结婚后七日，妻子带着丈夫携帐子、被褥回女方家居住。因为女方家虽有兄弟，但年龄太小，父母年迈，只好“卷帐回门 来赡养老人和照顾年幼的弟妹。等弟弟长大结婚后，男方这才带着妻子回到男方家生活。这三种婚姻形式由来已久，至今沿用。但不管属于哪一种婚姻形式，婚期和婚礼的过程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招姑爷上门是女娶男，而不是男娶女，双方的角色互换而已。 儿子成婚后，一般都与父母分居，另外组织小家庭。父母和谁一起生活，由父母自己选择，一般选择与幼子一块生活的居多。因此，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是白族普遍的家庭组织形式。 按白族的习俗，如果丈夫去世，妻子可以终身守节，也可以另嫁，但另嫁时不得带走前夫的家产。在个别地区，还有转房的习俗，兄死后，嫂可以嫁给弟弟，称为叔就嫂，但这种现象现在已不多见。但另嫁时不得带走前夫的家产。 节 日： 三月街是白族盛大的节日，节日时间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除此以外，白族也和汉族一 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十过春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祖节。逢年过节白族有许多礼仪禁忌。 元江县的白族每年的三月会或天子庙会期间，禁止杀生。大理的白族大年初一不准动刀、挑水、泼 水、扫地。怒江白族大年三十晚饭前祭祖时，忌讳外人在场。大年三十，要把借给别人的东西要回 来，否则来年找钱不顺，粮信不丰。因而借了别人家的东西，必须在大年三十之前还给别人。大年 初七为女人节，妇女不做饭，不背水，也不做其他任何劳动，而是尽情地玩耍；大年初九为男人节 ，男人休息。云龙县的白族，七月半这一天不准人们到处乱走。 历史上白族崇拜本主，如今作为一种习俗保留下来，表现为：几乎每个村寨都有一个本主庙，庙内 供奉泥塑或木雕本主神像。进入白族的本主庙，必须虔诚、肃穆，禁止大声喧哗，禁止触摸本主神像。 白族也崇拜各种神灵。怒江州一带的白族，如果有人生病，必须以牛、猪等做牺牲，进行祭天活动 。活动一般在村子附近山顶上的一棵大树下进行，全寨人参加。这棵大树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禁止砍伐。 兰坪县白族则于每年农历九十月间举行原始的祭祀活动。祭祀仪式在村旁一棵大树下举行，以黄牛 做牺牲，称“登天牛”，这棵大树称“天牛树”。“登天牛”和“天牛树”神圣不可侵犯，禁止砍 伐，禁止在树下大小便。 【礼仪禁忌】1 、日常生活中的礼仪及禁忌 白族热情好客，先客后主是白族待客的礼节。家中来了客人，以酒、茶相待。著名的 三道茶 就是白族的待客礼。但白族人倒茶一般只倒半杯，倒酒则需满杯，他们认为 酒满敬人，茶满欺人 。受到白族人热情的款待，应说声 挪卫你 （谢谢）来表示你的谢意和感激之情。 尊敬长辈是白族的传统美德。见到老人要主动打招呼、问候、让道、让座、端茶、递烟。起床后的第一杯早茶要先敬给老人。吃饭时要让老人坐上席，由老人先动筷子。在老人面前不说脏话，不中跷二郎腿。一些山区的白族，家庭成员各有比较固定的座位，一般男性长辈坐左上方，女性长辈坐右上方，客人和晚辈坐下方和上方。白族人家的火塘是个神圣的地方，忌讳向火塘内吐口水，禁止从火塘上跨过。白族人家的门槛也忌讳坐人。男人所用的工具，忌妇女从上面跨过。家庭内忌讳戴着孝帕的人进入，认为这样会给家庭带不洁。 2 、节日与祭祀活动中的礼仪及禁忌 三月街是白族盛大的节日，节日时间为每年农历三月十五日至二十日。除此以外，白族也和汉族一样，每年农历正月初一至初十过春节，农历七月十五日为祭祖节。逢年过节白族有许多礼仪禁忌。元江县的白族每年的三月会或天子庙会期间，禁止杀生。大理的白族大年初一不准动刀、挑水、泼水、扫地。怒江白族大年三十晚饭前祭祖时，忌讳外人在场。大年三十，要把借给别人的东西要回来，否则来年找钱不顺，粮食不丰。因而借了别人家的东西，必须在大年三十之前还给别人。大年初七为女人节，妇女不做饭，不背水，也不做其他任何劳动，而是尽情地玩耍；大年初九为男人节，男人休息。云龙县的白族，七月半这一天不准人们到处乱走。 3 、 婚丧、生育中的礼仪及禁忌 白族妇女怀孕后，以系合页双屋围裙，并将头页对折别在腰间作为有喜的标志。外人见了，要懂得注意重点 保护。倘若误伤了孕妇，要担保到产后母子平安为止。有些地方的白族，怀孕妇女不能进入新郎、新娘的洞房。婴儿落地后，谁第一个跨进产妇家的门，谁就是踩生。白族认为，谁来踩生，将来孩子的脾气就像谁。白族最忌讳戴孝的人来踩生，所以婴儿降生后，家人要立刻用白石灰在门口撒三道弧线，并在门槛上缠一道青篾子。若是生男孩，还要在青篾子下加一只草鞋，有的还在大门上钉一个甑笆底，以示禁忌。不慎闯入产妇家者，必须送一碗新鲜稠米汤、红糖、鸡蛋、甜白酒和一土锅猪蹄子炖韭菜根给产妇吃。产后第三天早上，产妇家要请 粥米客 或称 稀饭客 。到白族人家做粥米客，要用竹篮提着鸡蛋、红糖、小孩的衣帽等前往恭贺。大理、剑川一带的白族，妇女产后，主人要请第一个进家的客人吃荷包鸡蛋汤圆，客人不能拒绝，否则主人会生气。 【民族饮食】 大理白族地区的日常饮食，随当地物产不同而有所差异。平坝地区的百姓以稻米、小麦为主食，住在山区的则以玉米、养子为主食。平常食用的蔬菜有白菜、青菜、萝卜、茄子、瓜类、豆类及辣椒等。在白族饮食习俗中，下列几种较具民族特色。 生皮 生皮是白族特有的菜肴。这是将整只猪或羊置于稻草火上烘烤。待烤至半生半熟时，去毛再烤，直至皮肉呈金黄色时为止。吃时将肉切成肉丝或肉片，佐以姜、葱、蒜、炖梅、辣椒、芜美等调料，又香又鲜，为款待贵客的民族佳肴。 海水煮海鱼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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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关于李白的论文李白的文化性格与待诏翰林政治失败漫议诗人李白的一生，可以说始终都是以追求政治上的成功为其毕生奋斗目标的，而天宝初受玄宗征召并被命为翰林待诏，则可说是最接近政治成功同时又与成功失之交臂的一段经历。从天宝元年秋奉诏进京，至天宝三载春离京，其实际居京的时间仅一年半左右，旋即被“赐金放还”，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就李白的一生而言，这次进京的荣耀与离京的失落，不仅构成了他终生难以磨灭的记忆，而且其在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他后来的命运。对于这样一次最接近政治成功却又以失败告终的经历，不论是倾慕李白的同时代人，还是后代热爱李白的读者，无不表现出某种同情、慨叹乃至痛惜，并从不同的角度为李白的政治失败做出诠解。但是，如果将李白的从政方式放在盛唐政治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则可以发现李白的政治失败，从一开始就具有某种必然性。生活于盛世的诗歌天才的政治落魄，实际上凸现的是一种由文化疏离与冲突所造成的文化性格的悲剧(1)。一就李白的仕进道路来看，一个众所熟知的事实是，李白没有像一般士子那样，试图通过科举之路进入仕途。他从一开始就有着与众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希望以奇人名士的风采耸动天庭，进而直取卿相，甚至幻想成为帝王师式的人物。从李白天宝之前的行迹来看，他的一切活动，似乎都是围绕着培养自己的名士声望而展开的。在中国士文化传统中，“名士”作为一个群体出现并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重大影响，大约始于东汉后期（2）。桓、灵之际，当宦官、外戚干政造成东汉王朝政治的腐败与黑暗时，士人以对黑暗政治的对抗与批判，展示了其独特的操守，从而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形成了一批虽遭迫害但却在个人品格上受到尊敬与仰慕的名士群体。《后汉书·党锢列传序》即云：“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覈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海内希风之流，遂共相标榜，指天下名士，为之称号。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顾’，次曰‘八及’，次曰‘八厨’，犹古之‘八元’、‘八凯’也。窦武、刘淑、陈藩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为‘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顾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张俭、岑晊、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为‘八及’。及者，言其能导人追宗者也。度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故、蕃向、王章为‘八厨’。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精神品格的卓异而著称的名士群体。至魏晋六朝，名士在社会政治与文化领域仍很活跃，虽然由于时代的变化，他们所呈现的精神风貌与其品格内涵已有所不同，但却仍是作为政治与文化的精英而受到士林的宗尚的。据《世说新语·文学》载，当时袁宏曾作有《名士传》一书，其书今不传，详细内容无从得悉，但刘孝标在为《世说》作注时则云：“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浚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庾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可以大致了解其时名士的概况。《世说新语》一书，记录的多是汉末迄魏晋名士的言行，除上述刘孝标注所提及袁宏《名士传》中的人物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物，也常受到称赏，后世士人所乐道的魏晋风流，就是由这一群魅力独具的名士构成的。这些名士，也许性情、思想、趣味、作风不同，但他们之所以成为名士，原因却并不复杂，那就是一定要能够超越世俗的平庸，显示出自己精神、品格或才性上的迥拔流俗，而率性、洒脱乃至任诞，又往往是他们最显著的标徽。也由于此，由对名士的崇拜，甚而导致一些人视任诞、放浪为名士，“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但总体看，魏晋六朝名士群体的个体风貌并不相同，其或者才华超群、或者潇洒风流、或者任诞不羁、或者品德高尚，而不论何者，都构成了他们赢得士林声誉并为朝野所瞩目的重要因素。大致也是李白谪仙人称号出现后，中国人对谪仙特征的理解。但这已与唐前有关谪仙形象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由于谪仙人李白的出现，原来的谪仙观念已被重新改写增加了新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与理解，已脱离了仙传文化的传统语境，而更多地带有了由李白所产生的直觉联想。
李白创作的成功唐代在700-77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一位巨星般的人物。他就是被人们称为“天上谪仙”，“地上诗仙”的李白。在仕途上，李白扮演着失败者的角色，但作为诗人，他是成功的。 李白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所以他的早期教育颇为与众不同。他既能像一般士大夫子弟一样享有读书的条件。又比他们享有更多的自由与宽松。这种难得的自由与宽松培养了他广泛的兴趣和豪放不羁的性格。到了十五岁，他已经通诗书、精剑法、懂道术了。由于受时代潮流和儒家传统教育的影响，李白也把“兼济天下”作为人生最为突出的目标。他想像着自己从峨嵋山上飘然而来，不仅具有高洁的品质、超然出世的精神，还有一颗伟大的人间情怀，在挥手之间帮助人间的帝王整治天下，然后功成身退、还游江湖。天真的诗人在想像中弥合了儒家的人世精神和道家的出世态度之间的冲突。“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最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诗人非常自信，他这样评价自己的诗：“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诗圣”杜甫对他的诗也是称赞不已：“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他的诗的确具有无比神奇、难以抗拒地艺术魅力。真正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统一。李白的诗歌一大显著特点是具有浓厚的主观色彩。据统计，在他的现存九百多首诗歌中，出现“我”、“吾”、“予”、“余”或“李白”、“太白”字辞竟达半数以上。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唯一的。他要求仙就有“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f则呼喊出了他的政治失意。这种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不仅能增强诗歌的气势，有时还给读者带来亲切感。另外他毫不掩抑收敛自己的感情。而是喷薄而出，一泻千里。如《宣州谢脁楼楼饯别校书叔云》开端不是咏怀，也不是写饯别场景，而是用了两个长达十一字的散文句式，直接抒发内心的精神苦闷：“弃我去者作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这是诗人长期以来进步理想与黑暗现实相矛盾而产生的精神苦闷，这种苦闷通过这凭空而来的发端得到了极好的宣泄。当有限的语言无法表达激情时，诗人就用大胆的夸张。如《秋浦歌》中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借有形的白发之长，来突出无形的忧愁之多，夸张非常大胆。当现实的事物难以形容思想、愿望时，便借助神话和幻想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来达到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如《蜀道难》中从蚕丛鱼凫到五丁开山，全用虚无渺茫、无凭无据的神话传说。烘托出一种奇险的氛围。 怀才不遇，壮志难酬，使诗人陷入了无止无休的孤独、苦闷之中。李白有抱负，有才能，想成就一番事业。但他既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又找不到多少知音和朋友。所以他常常陷入孤独的包围中，感到苦闷，感到彷徨。从他的诗里，我们可以清晰地听到一个孤独灵魂的呼喊，这呼喊既有对不合理的黑暗社会的抗议，也有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的渴望。他的《月下独酌》堪称描写孤独心境的千古绝唱。“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开端两句已点出“独”字。大家知道，爱喝酒的人是不喜欢独自一人喝闷酒的，诗人酷爱饮酒，他当然愿意与人共饮。可现在他有酒无亲，一肚子的苦闷、满腹的牢骚无处倾诉。只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诗人孤独到了邀约月亮和影子来共饮作伴。可见程度之深。不仅如此，“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甚至在以后的悠悠岁月中，他也难以找到共饮之人，只好与月光、身影永结无情之游，并相约在高邈的天空。 仕途的失意，并未使诗人一蹶不振、不可自拔。庄子的虚静无为、恬淡忘我的处世哲学这时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他能在政治失意后，能寄情于锦山秀水，来缓解内心的煎熬。李白一生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对于安徽，诗人似乎情有独钟，曾多次前来。并在这里流下了不少传世千古的佳作。“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天上几只鸟儿高飞远去，消失得无影无踪。寥廓的长空还有一片白云，却也不愿停留，慢慢地越飘越远，似乎世间万物都在厌弃诗人。鸟飞云去后，静悄悄地只剩下诗人和敬亭山了。寥寥数字，便把诗人孤独、凄凉的心境憔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当诗人登上宣城谢脁楼时回想起谢脁的遭遇，又想到自己的不幸，不禁发出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的慨叹!仕途的失意，悲愤痛苦的心情难以排遣，诗人最终只能用“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的愤激之语来宣泄。 创作、饮酒、游历山川就是李白的生活。这样的生活 使诗人的情感得到成功的转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精神上的重压。作为伟大的诗人，李白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仕途的波折和灵魂的煎熬却最终成就了伟大“诗仙”的诞生。试想如果李白政治得意，整日忙于政事，哪有闲暇游历山川、寄情山水?千秋诗苑的天空，定会因为失去这颗熠熠生辉的明星，而变得黯淡无光。这将成为全人类的损失!
李白山水诗研究 李康永 摘要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他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他一生创作了许多山水诗。李白并不是以山水诗闻名，但是，李白的山水诗以雄奇、豪迈、大气、苍凉见长，突破了中国传统山水诗的借山水以自娱的窠臼。李白山水诗的突出特点是大自然山水形象的理想化、狂想化和个性化。李白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充满了一种人文、历史、地理和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使人文美与自然美相互交融，浑然一体。李白山水诗选择了“感物”的路线，摆脱了玄言，回归情感，情景交融，把人们对于自然山水的美感提升到一个空前的文化高度，对山水诗变体的成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关键词 李白 山水诗 “盛唐风骚绝往昔，更添风华一谪仙”，李白的诗歌无论是在唐代以及唐以后，都有着特殊的内涵和特殊的魅力。提及其山水诗，则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占有着很大的比重。李白嗜爱山水，竟至于沉醉，乐极，“一生好入名山游”，甚至达到“爱此肠欲断，不能归人间”的痴迷程度。李白的山水诗，约莫有百余首，有继承庄子散文意境宏阔、浩渺奔放的浪漫主义传统的放浪诗作；有借鉴陶元亮融情入景的园田诗作；有袭二谢余风，而意境结构日渐佳境的山林诗作。李白很敬佩、赞慕二谢，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谢公宿处今尚在”和“脚著谢公屐”以及“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中可以看出。另外还有与王孟等初唐山水诗人风格相似的意画诗作，还有游仙缥缈入天地山海的意念诗作等等。由此可见，李白山水诗的丰富多彩与绮丽。 李白一生的大半岁月是在隐逸漫游中度过的。他说：“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他 “心爱名山游，身随名山远“（《金陵江上遇蓬池隐者》）。李白一生游览过许多地方，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江苏等，黄河、长江流域。李白20岁前后游历了蜀中的不少名胜古迹，山水诗描绘了蜀中的雄伟壮丽的山川，培育了他壮阔的胸怀，豪迈的性格和热爱祖国大自然的思想感情。李白25岁后，出蜀漫游，在祖国广阔天地里培养了对大自然的爱慕和对前途的美好憧憬。李白被玄宗“赐金还山”后，又再度漫游，游踪遍及齐鲁，江浙、燕赵，歌咏祖国大好河山是李白此时期山水诗的主要内容。李白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流浪于宣城、历阳，此时山水诗将游仙、山水和现实联系起来，反映李白深刻内心矛盾。所以他创作了许多山水诗，并把山水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开拓了一个新的境界。 一、李白与山水诗的关系 李白是中国山水诗人中的另类，他有一种世外高人的气势和极富张力的生命力，非常的飘逸和洒脱，这种个性的因素使得李白的山水诗在表现手法上似乎没有了固定的形式和规律，这就造成把握李白山水诗的风格和意境很难。但就像看梵高的画一看就是梵高的画，李白的山水一看便是李白的山水。实际上，李白才是真正主宰着山水诗的形式和规律的。李白写的不是山水的细节，而是山水的气势，用他的话来讲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气势，这也是写他本人的气势，正是他本人的气势推动着他写山水的气势，只有他桀骜放纵的个性才能把山水固有的气势从山水中张扬出来，张扬山水的气势就是张扬李白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即是把他自己的个性和生命力扩张到山水中，他的生命力是无限扩张的，给人的感觉不是山水感染了他，而是他感染了大唐的山水。 二、李白写山水诗的原因 李白写山水诗首先是体现在他热爱祖国山河、热爱大自然上。李白热爱祖国河山,所以他可以忘记忧愁,以极大的热情去写祖国河山。 其次，是因为李白受到道家的影响。道家的自然思想使他对人生抱有一种朴素的唯物观念。人的生死荣衰如同万物，“兴歇皆自然”，无须感恩，不必抱怨，因为都是元气的构成，同属大自然，同有大自然。所以他要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在《山中问答》中，他诡秘地说：“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这种道家、道教的思想观念随他的社会生活、政治遭际而日益加深，使他日益爱好大自然山水，也使他的山水诗里的山水形象不仅表现自我形象，而且融化为自我形象，使山水形象理想化、狂想化、个性化了。 再次，是因为受到二谢的影响。李白深为感佩谢朓：“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净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呤》）可见李白山水诗接受了谢灵运、谢朓的艺术滋养，承继发展了大、小谢山水诗歌艺术传统。 还有就是受孟浩然的影响。开元年间的山水诗人孟浩然便是这类盛世隐士而名士的一个代表。他虽曾归隐鹿门山，而青年李白深深景慕的就是这位声闻天下的孟夫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赠孟浩然》）赞美他不慕荣禄、不事君王的清德风流。 最主要的还是由于受到时代的影响了。到了唐代，人们在宦游中开阔眼界，在山水里抒发激情。李白也不例外，而且他还写出了许多千古名篇。 三、李白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作为一个浪漫主义诗人，李白是伟大的，也是最典型的。他说自己的诗是“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州”。杜甫称赞他的诗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种无比神奇的艺术魅力，确是他的诗歌最鲜明的特色。 第一，宏放高远。其一是指李白的山水诗描写的题材广泛，山水草木，虫鱼鸟兽，人文景致等都是其写作题材；其二是指时间宽度大，年代久远，空间高远，即所谓的“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李白写山水常追溯及远古历史发端。具体如《蜀道难》一诗,诗人从秦蜀远古的隔绝之状起笔：“蚕从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接着写蜀王派五丁开山,壮士们牺牲生命，才建成一条钩连秦蜀两地的天梯栈道：“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远别离》写洞庭、潇湘、九疑、苍梧等山水也是与远古的娥皇、女英、尧、舜、禹等人物相连。空间的高远则又是指李白善于用多种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对山水进行整体的观察和描绘。如“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梦游天姥吟留别》，“西上太白峰，夕阳穷攀登，举手可近月，前行若无山。”(《登太白峰》)，“太白何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 邈尔与世绝。”(《古风》其五) ，“水从天汉落”(《赠崔秋浦三首》)，“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等等，这些诗句山高水远，如同一幅幅远景山水画，具有构图宏大，视野开阔，境界邈远的特征。这既是大自然恢宏博大的写照,又是诗人心胸开阔的反映。 第二，意象飞动浩荡。这是指李白笔下的山水虽也有幽静、秀丽的一面，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离乱后……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但这并非主流，由于他思想奇逸浪漫，个性自由奔放，犹如天马行空，不可羁勒。所以，意象之景外化后常使其山水形象具有飘逸飞动之势，如“巴水疾如箭，巴船去若飞”(《巴女词》)，“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挂流三百丈，喷壑数十里。炎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望庐山瀑布》二首)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与夏十二登岳阳楼》)，“遥看鹊山转，却似送人来。”(《陪从祖济南太守泛鹊山湖三首》)。 第三，虚实相生与浓重的画意。虚实相生，这是意境创造的结构特征。宋人梅尧臣说：“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说的就是意境。近人王国维先生也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他认为这就是“有意境”。这些用来评说李白的诗可谓恰如其分。就其山水诗而言,李白眼前之景象与胸中想象大多相融而莫分,真正达到了情景交融、心物合一的地步。结合上文，我们可以认为意境从结构上看，正是“如在目前”与“见于言外”的统一。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意境也就可分为实境和虚境，进而我们再来看李白的山水诗，他将虚的“见于言外”与实的“如在目前”发挥到了极致。如其《行路难》便是最好的说明，冰塞黄河，雪满太行，垂钓碧溪以及直挂云帆破浪济海等，看似实境，却均由心中抽象的情感和意念而来，是虚境的自然表现。实境与虚境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构成无比美好的世界。再谈谈画意，李白在此与王孟的造诣大约相当，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李白却把浓重的画意借助于其出神入化的意境抒发而加以表现，也就使得他的一些山水诗正如一幅幅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写意画，并且这些画的技巧炉火纯青，返璞归真，千态万状皆不离自然之道，而雕琢之迹全无，这正是中国诗画的最高境界。李白诗的山水名篇《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及《行路难》可作例证。《蜀道难》可谓一幅峥嵘嵯峨的蜀国山水图。览毕此诗，无不感到他在穷形尽相地描写蜀道艰难的实境时那种充满了激情，寄寓着许多慷慨悲壮的感受。同时作者驰骋想象,写景抒情,创造出蜀山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使其 虚境蕴含十分丰厚,以至众说纷纭,历代“解此诗者,几如聚讼”(《唐宋诗醇》) 。再者在此意境的基础之上，那种悲凉、愤懑的画意又随即映入眼前，或云感慨仕途坎坷；或言揭露时弊、讽玄宗幸蜀；或以为是劝告入蜀友人等等不一而足。 四、李白山水诗的语言特点 自然明朗是李白山水诗语言的基本特色,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朴素清丽、单纯自然的语言,受乐府民歌沾溉,而更多来自新鲜活泼的生活语言。“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脱胎于南朝乐府《西洲曲》:“南风知我意,吹梦到西洲”。而“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欲倒非人推”,随意挥洒口语,更见性情的放旷。他多样化的语言又总归于率真自然、清新明丽,体现为自然之美。 李白山水诗的语言是完全个性化的。李白写不同风格的山水，就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他有许多著名的山水绝句，就是用清新流畅的语言写成的，如：“洞庭西望楚江分，水尽南天不见云。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洞庭湖五首》）这类诗所以能如实绘出秀丽山川的本色，正是得力于诗人清丽自然的语言。李白珍视语言的天然之美，反对过于雕饰的绮丽之风。 “李白的山水诗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他以描绘中国大好河山，表现大自然无穷景物之美为主旨，并于容情入景中兼以抒发主观情怀。李白把祖国雄伟壮丽的河山视为主体，作为审美对象加以审视，而且要以新的视角、新的色彩、新的声音、新的气势写出前人和同时代人巅峰之作。李白的山水诗是李白诗歌成就的代表之作，它不仅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反映了诗人的本体意识，而且其中也涉及到不少关于时代，社会，以及民生疾苦的问题，具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意义。总之，一句话，李白写山水诗不单纯写山水，李白的山水诗是难以脱离社会生活的窠臼的。 参考文献 1、《全唐诗》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张家骐《中国古代山水诗之冠——简论李白山水诗》 齐鲁学刊 ， 1992年 第05期 。 3、詹锳《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百花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安旗《李白全集编年注释》，巴蜀书社1990年版。 5、杨海波《李白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6、松浦友久《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7、裴斐等《李白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94年版。
李白赋诗咏谢安--------------------------------------------------------------------------------作者： 郭庆祥 (中国李白网2008-9-1发布) 谢安(公元320—385年)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字安石。唐代诗人李白(公元701—762年)仰慕谢安，以诗人特有的方式表达其仰幕之情。李白对谢安的生平事迹和兴趣爱好十分熟悉。他赋咏谢安的诗歌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咏谢安隐居东山 “小隐慕安石，远游学屈平。”这是李白在《秋夜独坐怀故山》一诗中的开头两句。谢安原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出身士族，西晋末年，谢氏家族随王室南迁，谢安落户会稽上虞，隐居东山。虽然一度曾赴扬州应卯任职，但他不久就称疾辞官，回东山隐居。李白既羡慕小隐的谢安，又要学远游的屈原。何谓“小隐”?“小隐”是与“大隐”相对而言的。“大隐”是“隐”得无影无踪；“小隐”则是虽过隐居生活，却还是与人来往的。《晋书·谢安传》说他“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鱼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 谢安喜爱音乐、舞蹈，在他隐居东山期间，家里就热闹非凡。艺妓为他唱歌跳舞，谈笑风生。李白在《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一诗中有“谢公自有东山妓，金屏笑坐如花人”的诗句。如花的艺妓，不仅金屏笑坐，而且跳舞、唱歌。李白在《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 谢安不仅在家中听唱观舞，还出门游山玩水。为了便于登山越岭，他使匠人特制了一种屐，也就是木履。后来，他那喜爱山水的侄孙谢灵运(公元385—433年)，在登山越岭时常著这种屐。沈约(公元441—513年)在《宋书·谢灵运传》中说谢灵运“寻山陟岭，必造幽峻，严嶂千重，莫不备尽登蹑。常著木履，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去其后齿。”李白把这种木履叫做“谢安屐”或“谢公辰”。他在《登梅冈望金陵，赠族侄高座寺僧中孚》一诗中，有“吴风谢安屐，自足傲履袜”的诗句；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中，有这样的诗句：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李白是一个浪漫主义诗人，在政治上受挫之后，更喜欢过逍遥自在的生活。他喜爱歌舞、山水。携艺妓，听歌观舞，游山玩水的兴趣，与谢安相似。所以，他赋诗咏谢安隐居东山，是可以理解的。 二、咏谢安东山再起 “蜀主思孔明，晋家望安石”。这是李白在《赠友人》一诗中的诗句。谢安是东晋著名的政治家，举足轻重，是众望所归的人物。而谢安确也不负众望。李白在《江夏送倩公归汉东》一诗的序中说“昔谢安四十，卧白云于东山；桓公累徵，为苍生而一起。”李白这里所说的“桓公”，指的是征西大将军桓温(公元312—373年)。桓温曾多次请谢安出山，谢安终于答应。他为的是什么呢?李白认为，他为的是“苍生”。在《赠韦秘书子春》一诗中，李白有这样的诗句：“谈天信浩荡，说剑纷纵横。谢公不徒然，起来为苍生。”在《送裴十八图南蒿山》一诗中，也有“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的诗句。“苍生”，指的是百姓，百姓也叫“黎元”。在上面提到的《书情题蔡舍人雄》一诗中，继“尝闻谢安石，携妓东山门。楚舞醉碧云，吴歌断清猿”的诗句之后，李白还有这样的诗句：“暂因苍生起，谈笑安黎元。余亦爱此人，丹霄冀飞翻。”正因为谢安出山为的是黎民百姓，所以他的出山显得潇洒自豪。李白在《山妓金陵子呈卢六》的诗中有“安石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诗句，生动地描述了谢安的这种神态。 谢安四十余岁出山从政，桓温死后，谢安执政(孝武帝时，位至宰相)。他与桓温之弟时任荆州刺史的桓冲同心协力，保护晋室。谢安对内采取“镇之以和静”的治国方略，使东晋朝内部出现所前未有的和睦气氛；对外，则加强军事防御，抵抗外敌入侵。公元383年(太元八年)，前秦苻坚大军南下，江东大震，谢安临危不惧，谈笑自若，使谢玄等将领奋力抗击，取得淝水之战的辉煌胜利。之后，谢安又乘前秦国崩溃之际，使谢玄等将领北伐，于次年(公元384年)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这样，既保护了晋室江山，又使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足见谢安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功臣，李白赋诗加以歌颂是完全应该的。 三、咏谢安功成身退 “安石在东山，无心济天下。一起振横流，功成复潇 。”这是李白在《赠常侍御》一诗中的诗句。对于谢安的功成身退，李白一再赋诗称羡。在《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一诗中，李白有一个简短的序言：“此墩即晋太傅谢安与右军王羲之同登，超然有高世之志。余将营园其上，故作是诗也。”以下是诗的全文： 晋室昔横溃，永嘉遂南奔。沙尘何茫茫，龙虎斗朝昏。 胡马风汉草，天骄蹙中原。哲匠感颓运，云鹏忽飞翻。 组练照楚国，旌旗连海门。西秦百万众，戈甲如云屯。 投鞭可填江，一扫不足论。皇运有返正，丑虏无遗魂。 谈笑遏横流，苍生望斯存。冶城访古迹，犹有谢安墩。 凭览周地险，高标绝人喧。想像东山姿，缅怀右军言。 梧桐识嘉树，蕙草留芳根。白鹭映春洲，青龙见朝暾。 地古云物在，台倾禾黍繁。我来酌清波，于此树名园。 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 李白的这首诗写出了谢安出山从政的历史背景，突现了谢安临危奋起，力挽狂澜，普济苍生，功成身退的历史功绩和政治风度，值得反复吟咏。 关于谢安功成身退之后潇洒生活，李白在《与南陵常赞府游五松山》一诗中有所描绘，并且表示其爱慕之情：“安石泛溟渤，独啸长空还。逸韵动海上，高情出人间。灵异可并迹，澹然与世闲。我来五松下，置酒穷跻攀。” 对唐代诗人李白来说，功成身退的东晋谢安毕竟早已作古，对照他所随带的如花艺妓，谢安的艺妓也早已成古坟荒草。今昔对比，不禁使李白怅然悲凉。在《东山吟》一诗中，李白表达了这种悲凉之感，这首诗的全文如下： 携妓东山去，怅然悲谢安。我妓今朝如花月，他妓古坟荒草寒。 白鸡梦后三百岁，洒酒乏舟同所欢。酣来自作青海舞，秋风吹落紫绮冠。彼亦一时，此亦一时，浩浩洪流之咏何必奇。 要说明的是，李白在这首诗中提到的“东山”，不是会稽上虞的东山，而是“去江宁城二十五里”的东山，但却也是“晋谢安携妓之所”。李白游到谢安曾经携妓歌舞过的这座东山，触景生情，赋诗咏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诗的结尾，歌咏了“浩浩洪流”，使人想到奔流不息的历史长河，回味无穷。来源： 《上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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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诏,大理国的由来
隋末唐初，在今云南大理的洱海周围及哀牢山、 无量山北部地区，分布有乌、白蛮众多部族和部落，649～902年间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乌蛮”联合“白蛮”建立的奴隶制的边疆民族政权。一般认为，乌蛮是今彝族的先民。其中有六个势力最大的乌蛮部落，史称“六诏”（“诏”之意即王）,即蒙舍、蒙嶲、浪穹、邓赕、施浪及越析;或称“八诏”，则加石和、石桥二诏（《新唐书》作时傍、矣川罗识）。蒙舍诏地处各诏之南,故又称南诏。649年，蒙舍诏首领细奴逻建“大蒙国”，自称“奇嘉王”，臣属于唐，遣使入贡。武则天时，其子逻盛亲自入朝。蒙舍诏原居蒙舍（今云南巍山西北），至唐玄宗时，逻盛之孙皮逻阁在唐的扶持下统一六诏，迁都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南太和村）,779年又迁羊（阳）苴咩城（今云南大理）。738年,唐赐名皮逻阁为蒙归义，封云南王。皮逻阁及其子阁罗凤即以洱海地区为中心,发展其势力,向东消灭踞有今云南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爨氏，向西南囊括今澜沧江以西的寻传、朴子、望苴子等族地区。南诏在境内发展生产,沟通本地区及中南亚与中原经济、文化的联系，在历史上起着积极的作用。
南诏之统一六诏,本由唐朝促成。统一后,南诏向外扩张。时唐设置姚州（今云南洮安北），建安宁城（今属云南），向今云南各地发展势力，与南诏发生矛盾冲突。玄宗天宝年间，唐朝开始抑制南诏的扩张。但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云南太守张虔陀等贪狯无谋，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750年,阁罗凤发兵攻陷姚州,杀虔陀,遂背唐而附吐蕃,752年，吐蕃封之为“赞普钟”，意为吐蕃王之弟,给金印，号称“东帝”。时杨国忠为唐相,调全国各地兵十万征讨，但为南诏所败。其后安史之乱起，吐蕃东进，唐无力应付西南,南诏乘机扩展疆土,控制今四川大渡河以南, 包括今四川西南部、云南全部及贵州西北部的广大地区。阁罗凤孙异牟寻时南诏势力最盛,曾以二十万兵力与吐蕃并力攻袭剑南西川。吐蕃以南诏为属国，向其征发兵、赋，又派兵驻其境，南诏王异牟寻不堪其扰。787年,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不断进行争取南诏的工作。789年，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征发南诏兵力，引起南诏不满。794年,南诏终于与吐蕃决裂，与唐恢复盟好，并与唐联军大败吐蕃，异牟寻接受唐的“南诏王”的封号, 但基于奴隶制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了掠夺人口以充奴隶,南诏仍不时向周围地区发动战争。829年,南诏攻陷成都,掠子女工匠数万而去。9世纪中叶,吐蕃政权瓦解，唐朝国力也十分衰弱，南诏既无西北后顾之忧，对唐境的侵扰更为频繁，成为晚唐最严重的边患。
南诏政治制度深受中原影响,其初期官制有六曹,即兵曹、户曹、客曹、法曹、士曹和仓曹，基本是沿袭唐朝地方官制。后期改六曹为三托、九爽。三托是：乞托，主马；禄托，主牛；巨托，主仓。九爽是：幕爽，主兵；琮爽，主户籍；慈爽，主礼；罚爽，主刑；劝爽，主官人；厥爽，主工作；万爽，主财用；引爽、主客；禾爽，主商贾。其相称为清平官，决国事轻重。地方军政制度则有六节使、二都督、六睑。“睑”犹如唐之“州”。
南诏文化教育制度亦多模仿中原。南诏多次派王室、贵族子弟往成都、长安就学。凤迦异、异牟寻、异梦凑 (寻阁劝)祖孙三代并以被俘的唐西泸县令郑回为师，后又任郑回为清平官。不少南诏人深通汉文,擅长诗赋,南诏王隆舜、清平官杨奇鲲等都写了脍炙人口的诗篇，被收录于《全唐诗》内。南诏还从汉地吸收不少工农业生产技术。被俘的成都工匠在南诏传授纺织技艺，“自是南诏工巧埒（相等）于蜀中”。南诏王劝龙晟时佛教盛行。蒙氏王族不仅提倡佛教，而且信奉三宝。丰佑母还出家,法名惠海。大理崇圣寺及三塔即为南诏时所建,至今仍矗立于苍山之麓。
南诏晚期，由于频繁发动战争，赋役繁重，生产凋敝,各种矛盾激化。897年,南诏王隆舜只知畋猎饮酒,不理国事,为其臣杨登所杀。902年，权臣郑买嗣（郑回七世孙）利用民怨沸腾之机，杀死南诏王舜化真，夺取王位,另建政权，南诏亡。自649年细奴逻称王至此共二百五十四年，传十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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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是觉得天龙八部不错，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