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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当代著名女作家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年代，线索是一张百合花图案的新被子，小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我”原来是文工团员，因战时需要而被派往前沿包扎所，护送任务派给了一个见了女性就脸红的小通讯员，他的腼腆和害羞使我产生了强烈的好奇与好感。因为包扎所的伤员流了血，怕冷，部队上的被子未发下来，所以必须向老百姓借被子。“我”和通讯员先后向一个年轻的媳妇借被子，起先她不愿借被子，为此事，小通讯员蒙羞两次。后来，通讯员为了掩护战友牺牲在战场上，新媳妇用自己唯一的嫁妆——一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为小战士“送行”。在整个故事中，作者没有对恢弘的战争场面进行描写，而只是对人物之间细腻的感情，人物所具有的珍贵品质加以描述。我既被通讯员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品质所震撼，也被新媳妇和“我”对通讯员真挚的情谊所感动。百合花图案的被子作为一条线索联系着人物之间的关系，没有它小说中的三个人不会聚在一起，更不会发生下面的故事。而白色的百合花象征了纯洁与感情，是通讯员和新媳妇美的化身，象征了他们的一切美好品质，这些品质和他们的心就像百合花一样洁白无暇。故事概括：“我”在被分配工作时，结识了一个老实，害羞的通讯员，通过我们的谈话得知他是“我”的老乡。在为部队向人民借被子时，他开始找了一个新媳妇借，却没有借到，“我”得知后来帮他，最终借到了那床新媳妇的嫁妆----红底上缀有百合花的新被子。他还把衣服挂破了。后来，他回去了，但给我留了两个干馒头。“我”则找了几个妇女帮忙擦洗伤兵，其中就有那个新媳妇。开始，送来一个通讯员，“我”还紧张了一下，发现不是他后才放心。后来，有送来一个通讯员，看见那个挂破的衣服，“我”知道是他，很担心，后来从他的战友口中得知他是为了保护医护队才受中伤的，待医生来后，他已经牺牲了，而那个新媳妇却在专心致志的为他缝衣服，最后，新媳妇把自己的嫁妆盖在他身上。以表对他的敬重。
丰富的意象
小说中含有不少意蕴丰富的意象。新媳妇的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盖上了通讯员战士的脸，暗含着农民与战士融为一体，既写出了年轻战士的勇敢与牺牲的伟大精神，又写出了新媳妇对革命的理解及对战士纯洁的感情。
“百合花”的意蕴丰厚，一方面，它指被子上的“百合花”，只是一个图案；另一方面，它又象征了年轻媳妇的朴实美丽、纯洁无瑕。
小说中两次出现了“两个馒头”，三次出现了“布片”，还有“笑”、“枪筒”的意象在文中也多次出现，不仅成为联结情节线索的纽带，而且其丰富的内涵引导情节深入新的层面。
语言风格
《百合花》的语言不论叙述、描写还是对话，都给人一种自然、清新、柔和、优美的感觉，把一个流血牺牲的战斗故事，写得充满诗意。特别是其人物语言个性鲜明、生动传神 。
女性视角
独特的女性视角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主要是通过“我”这个人物形象来实现的。虽然，作品主要写的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圣洁感情，但是，“我”却是小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不可缺少的穿针引线的人物，是故事的叙述人和情节发展的重要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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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是一篇将政治主题和人性审美意蕴巧妙结合的佳作。它以解放战争时期，某地前线包扎所作为具体环境，讲述了战争年代人与人之间真挚的友情，赞美了小战平凡而崇高的品格，抒发了作者的审美感受，表达了对人性回归和对真善美的呼唤。
通过三个连姓名都没有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作者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在通讯员和“我”之间，作者让“我”对通讯员建立起一种比同志、比同乡更为亲切的感情。但它又不是一见钟情的男女间的爱情。
“我”带有类似手足之情，带着一种女同志特有的母性，来看待他，牵挂他。这是一种复杂微妙得无以言表的美好情感，至于维系在通讯员和新媳妇之间的关系纽带，同样也是一种圣洁美好的感情，正如被子的百合花图案一样纯洁。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百合花》
开题报告由于开题报告是用文字体现的论文总构想，因而篇幅不必过大，但要把计划研究的课题、如何研究、理论适用等主要问题说清楚，应包含两个部分：总述、提纲。 1 总述开题报告的总述部分应首先提出选题，并简明扼要地说明该选题的目的、目前相关课题研究情况、理论适用、研究方法、必要的数据等等。2 提纲开题报告包含的论文提纲可以是粗线条的，是一个研究构想的基本框架。可采用整句式或整段式提纲形式。在开题阶段，提纲的目的是让人清楚论文的基本框架，没有必要像论文目录那样详细。3 参考文献开题报告中应包括相关参考文献的目录4 要求开题报告应有封面页，总页数应不少于4页。版面格式应符合以下规定。开 题 报 告 学 生： 一、 选题意义 1、 理论意义 2、 现实意义 二、 论文综述 1、 理论的渊源及演进过程 2、 国外有关研究的综述 3、 国内研究的综述 4、 本人对以上综述的评价 三、 论文提纲 前言、 一、1、2、3、••• •••二、1、2、3、••• •••三、1、2、3、结论 四、论文写作进度安排 毕业论文开题报告提纲一、开题报告封面：论文题目、系别、专业、年级、姓名、导师二、目的意义和国内外研究概况三、论文的理论依据、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四、研究条件和可能存在的问题五、预期的结果六、进度安排
茹志鹃小说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关大妈》写于1954年。这篇小说无论是作家表达思想，摄取生活的方式，还是艺术手法都迥异于她后来的作品。小说描写了一位为革命无私地献出一切的光辉老妈妈形象，她是埋藏在作家心中的无数革命者的典型代表。英雄性格展示得比较充分，加之作品充满了挚热的爱和崇高的理想，因此读起来颇令人感动。只是由于过分注重故下情节的叙述，而忽略了人物个性的刻画。 继《关大妈》之后，作家打开了生活和思想的闸门，一发而不可收。《妯娌》、《百合花》、《高高的白杨树》、《如愿》、《澄河边上》、《春暖时节》、《里程》、《静静的产院》等一篇篇新作相继问世。何大妈、静兰、谭婶婶、新媳妇等一个个平凡而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跃然纸上。茹志鹃用自己的艺术实践，点缀了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画廊。在艺术描写手法上，作家也进行了新的刻意追求，从类型描写转到性格刻画，艺术风格和创作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百合花》集中了茹志鹃艺术风格之精华，堪称为前期代表作。同时，也是一朵与作家命运息息相关的心灵之花。她说：“《百合花》在我创作的历程中，是关键的一个作品，是使我鼓起更大勇气走上创作道路的一个作品。……这个作品跟随我经历的波折不算小。同志们说我在创作上还有希望，尚可发展，曾以《百合花》为例；而‘四人帮’搞文化专制主义，冠我以‘文艺黑线的的金字招牌’也以它为例；较多的读者记得的也还是它。那么就让它明明白白地，作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个标志吧！”（《百合花》后记） 《百合花》是一篇只有六千多字的小说，得到了茅盾的热切关注，说明先生具有慧眼卓识，说明它确实是一朵盛开的艺术之花，是当时文坛上不可多得的珍品。 茅盾在《谈最近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对《百合花》从篇章结构到人物形象以及表现手法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透彻入里的分析。茅盾先生将《百合花》的风格概括为四个字：“清新、俊逸”。 《百合花》确是一篇使人“满意”，令人“感动”的诗篇，优美、抒情、清新、自然。作家努力将生活中发掘出来的美加以提炼、升华，巧妙编织，给人以艺术享受。茹志鹃说：“我要用我这双眼睛，在大家共见的生活中，去找出单单属于我的东西”。（《百合花》后记）
一、茹志鹃的取材和切入生活的角度是别致的。她总是以战争作为背景，着力于揭示战士和群众的美丽的心灵；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年代生活的作品亦不从正面写阶级斗争或生产竞赛，而往往以人物的思想性格差异构成冲突，在冲突的解决过程中表现时代和人的精神变化。二、茹志鹃具有比较细腻的情感，善于把握人物内心世界的一起伏、一回旋，以生动的细节描写予以表现。三、茹志鹃的小说中有一股浓浓的抒情味。她善于运用第一人称叙事，《百合花》中“我”既是叙事者，又是一个充满情感具有性格的人物，谱写了一曲“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
《剪辑错了的故事》在主题上是对历史的反思，表达的是一个传统的社会政治主题，但在艺术表现上则运用了意识流、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等现代艺术表现手法。作品通过人物的意识流动和不同生活片段的镜头组接，将解放战争时期与“大跃进”时期的种种生活片段轮换对照描写，表现了两个历史时期党群关系的变化，揭示了极左思潮对党的干部及党群关系的危害，从中引出深刻的历史教训并提出现实警告。
1、通讯员
团部通讯员，在战斗开始前奉命护送女文工团员去包扎所。他是一个刚参军一年、只有19岁的农村青年，稚气未脱离，质朴、憨厚、不善言辞，更怯于与陌生女性交往，有时执拗得有点任性，有时活泼得可亲可近。
他热爱生活，关心同志，体贴别人。在战斗中，当一颗手榴弹在担架队员们中间冒烟乱转时，他毫不迟疑地扑了上去，用自己年轻的生命解除了人民群众的危难 。
2、新媳妇
过门刚三天的农村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留海。善良纯朴开朗，也有着新嫁娘的矜持羞涩。
一条印着白色百合花的新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所以她十分珍惜这条被子。小通讯员来借被子时，她没好意思说出不借的原因，只一味地表示不借，让本来就拙于与女性打交道的小战干很为难。经过女文工团员做工作，她终于同意借被子，同时心里对小通讯员充满了歉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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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花》创作背景
《百合花》里的人物事件并非来自真人真事，但小说里描写的战斗及战斗的时间地点是真实的。1946年中秋节，总攻海岸之战打响，茹志娟在总攻团的前线包扎所做战勤工作。她在包扎所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去借被子。
战斗开始后，她负责记录那些牺牲的战士的姓名单位，在这过程中不禁设想他们的家庭亲友、他们生前的愿望，以及他们心中的秘密。当时的情景和想法她一直没有忘记 。
1957年前后，茹志娟的丈夫王啸平被错划为“右派”。丈夫处于岌岌可危之时，茹志娟却无法救他，而且由于她与丈夫在具体的工作问题上常常站在同一战线上，她也不得不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一遍一遍地检讨自己的思想。
在承受着政治氛围和紧张的人际关系所带来的无形压力的同时，她不无感慨地回忆起战争年代的同志关系，回忆起1946年那个中秋夜以及在解放战争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莱芜战役中，她跟随一个通讯员去前沿，在路上敌人的炮弹不时呼啸而来，
通讯员为了减少伤亡有意拉开距离，但她却紧张得不由自主地靠他身边靠近，通讯员一见她走近就加快步子往前跑；某次战斗时，她和汪岁寒到一个班里旁听开班会，听说了一位排长的事迹，那位年轻的排长是战斗英雄，却很害羞，说说话就脸红，
说的也平常的家常话，这种反差给她留下深刻印象。回首往事，茹志鹃感到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
于是，茹志娟决定要写一个普通的战士、一个年轻的通讯员的故事，首先设定的便是他的性格：质朴羞涩。而至于小说的主题她并未想过。
她大约用了一个星期就完成了小说 ，但作品寄出去后不久便被退稿，理由是“感情阴郁不能发表”。几经周折，小说《百合花》终于发表在1958年第3期的《延河》杂志上。
1、原文简介《剪辑错了的故事》作品力图从国家政策同人民利益间的冲突关系，去追究所谓国家政策执行人兼人民利益代言人老甘们在这场浩劫中所发挥的可疑作用。到了张贤亮，反思的深度则被推进至一个新的水平。2、作品简析作者打破了过去截取一个生活横断面的方法，选取七个生活场景，每一个场景自成一体，几乎是一篇篇独立的小小说。这七个生活场景的组接，采用一种剪辑”错了“的形式，”有意略去情节之间的连贯性，打破正常的时间和空间顺序，跳跃式地在现实、历史和梦幻之间巧妙地交织与相互间隔。这其中老寿的心理活动成为各篇连接的内在纽带，把所有的场景、生活片断统一在一个鲜明的主题之下。这种时序的颠倒、自由联想和突兀多变的跳跃式的叙述故事的方法加大了现实和历史的对比幅度，使作品的主题在强烈的对比中更加突出。3、作者简介茹志鹃是当代著名女作家。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侠，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等职。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
很多学者都曾以科学的态度评价过周作人，谈他的人生态度、文学造诣与历史功绩。谁都不能否认他在新文化运动中作出的多方面贡献，而更值得人称赞的便是他在散文创作上的突出成就。他的小品文创作近千篇，这在我国现代散文作家中，堪称稀有。这使得人们提起他的名字，便和“小品文”联系在一起，深植于读者心中。 一 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大体有“人事的评论”和以抒情、记叙为主的“美文”这两类。相应地，也就出现了“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每种风格又各有自身的特点，显示了他深湛的艺术造诣。 （一）浮躁凌厉 所谓浮躁凌厉的风格特色在周作人“关于人事的评论”中显得很明显。这类注重了议论、批评的杂感，触及现实，针砭时政，战斗的锋芒包藏在“湛然和蔼”的平淡叙述中。这又是他与别人的不同之处。在当时的文艺界中，很多人以满腔热情、激愤之词，写出了慷慨激昂的话语，用尖锐之词控诉一切不合理的事物。而周作人却没有因为所要表达事物的不同而改变其一贯的习文风格。依旧是那样的温文尔雅，但却在字里行间、行文之处来评时政，发感慨。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展现的： 第一：对于封建传统思想的批判，写的淋漓酣畅又亦庄亦谐。在《祖先崇拜》这篇一千来字的短文里，周作人以进化论为思想武器，对于“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的封建伦理观念”进行了理直气壮的批判。但他的批判、反抗又自与别人不同，于挑战、评判的态度中又见中庸与平和。对于封建礼教宣扬的那一套虚伪的所谓“风纪教化”，周作人也毫不客气地加以嘲讽。如当时上海的湘沪警察厅明令禁止携带十岁上下的女孩进浴堂，理由是“有关风纪”。周作人在《风纪之柔脆》一文中写到： 与此段文字，周作人把道学家的这种荒谬与虚伪，看作是特别可笑、可恶的。而且中国人长期在这种假惺惺礼教束缚下，产生了一种更加虚伪、变态的心理，礼教之弊害及非人道也就可见一斑了。 第二：在讽刺军阀暴政的文章中，他所借鉴的是日本现代散文家户川秋骨的“幽默与讽刺”的写法，让被讽刺的人看了不舒服，却又挑不出刺儿来。属于非常含蓄的写法。因而他自己把这种讽刺的辛辣感比喻为芥末而不是辣椒，也就是说他的文笔称不上是鲁迅那样的“匕首”和“投枪”，但却显示了他人道主义者的正义感。一般情况下周作人都是温文尔雅、娓娓道来，充满着一种素朴清淡、别致优雅的风采，但对于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加紧复古倒退的言行，周作人则显示了他个性中不可忽视的一面：尖锐泼辣。尤其对于礼教和妇女问题，周作人总是一改往日的淡然之态而变得格外敏感和激烈。 第三：周作人这种评论的笔触同时涉及了十分广泛的社会现象。触到了社会的各个阴暗角落，触到了“病态社会”的种种痼疾。如把妇女从礼教的束缚和大男子的威压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想，周作人作了不懈的努力。他指出几千年的封建道德所养成的女性观是个极严重的问题，势力很大。到了宋元以后更加重了对妇女的束缚。他在《旧女性观》一文里列举了种种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污蔑不实之词，并加以精辟的点评。对一些率先觉醒，大胆追求自由、解放，进行女权运动的一些知识女性表现出极大的肯定和赞赏。周作人当时的艺术触角对现实的感应还是相当灵敏的，正因为他敏感地接受了生活的刺激，使得平凡的意思发起酵来，才能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见闻，升华为艺术创作。所创作出的檄文，态度鲜明，说理透彻，在当时的最负盛名的《每周评论》、《新青年》发表后，影响很大，被认为是体现了“五四”文学批判精神的典范之作。 第四：在对愚昧落后的国民性鞭挞中，由于自身的“绅士气”作怪，使他对中国国民怀有很深的偏见。因而缺乏像鲁迅那样改造国民性的热情。尤其是后期对社会现实产生了一定的悲观情绪，因此这即便是周作人所着力的一方面，但却始终未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这些议论性的散文于平淡叙述中别有一种战斗力量，虽不能以寸铁杀人，却于凌厉之中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意识、盎然的战斗意气。 （二）平和冲淡 周作人前期的散文的确跳动着鲜活泼辣的节奏，但纵观全体呈现更多的是以冲淡为特色的抒情、叙述的散文小品。而当人们提及周作人时，首先想到的也是这种展现他闲适怀抱的“平和”的写作特色。他的文笔不是鲁迅那样的犀利，而是把一种迥异的风格特色呈现在读者面前。若从单纯的艺术审美角度来审视，这些散文确实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甚至可以说达到了中国现代闲适文的极至。其中，无论是从自身态度上，还是从取材上，亦或是多种写作手法上都展现了他的独有的风格，引领着当时文艺界一股清新的写作特色。 1、在自身态度上的平和冲淡 周作人以他真诚、随意的态度形成了朴实自然的作风。前期的小品文无论从取材、立意，以至行文各方面，都体现了从自己的真情实感出发，任意而谈、信笔而写的特点，只用平白无华的语言来造成幽隽淡远的意态。 平等、平和的态度还让他所述的对象，“兼收并蓄”，包容各家。这就形成了他散文内容“宽”而“杂”的特征，无论是对待自然界的生物还是人类，都以朋友的身份待之。如周作人在《苍蝇》一文中，曾对日本的俳句诗人小林一茶的诗歌十分推崇，因为他能“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当然也是其一”。并且特意举了几首咏苍蝇诗为例。由此可见,他对于自然界的任何生物都是“疼爱有加”，把它们放在与人类平等的地位去抒写。对待读者，周作人也能保持自己与读者之间人格与心理的平等，形成了其散文委婉、平和、温润的特色。 在平等、平和的基础上，周作人开拓了中国现代散文的创作视野。他把散文写成可细细品味、玩味的“小品” 。不点明主旨，而把文章变成了品味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周作人在介绍他的文章经验时，经常归之为“不切题”，即尽可能的笔随人意，兴之所至地自然流泻。他解释说：“这好像是一道流水，凡有什么汊港湾曲，总得潆洄一番，有什么岩石水草，总要披拂抚弄一下子才往前去。”这不仅是行文的自然，同时也是行文的摇曳多姿与迂回、徐缓，表现一种“笔墨趣味”。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体会出其文章的精髓之处了。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后期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的消极的态度。因而有些人便把他后期散文所表现的闲适的美也归结为一种消极性，认为他在中国最危急最黑暗的时代，用一种闲适的美来陶铸青年的灵魂，来消磨其斗志。这种在二三十年代相当流行的评论是把他在艺术上对“平和冲淡”的追求和他在政治上的脱离现实斗争直接联系起来。到了今天，读者的看法自然会随着时间的改变，历史的前进而有所不同。这种表现性灵、情趣的闲适小品文，出于抒情言志的需求，用最平淡的讲话来包藏深刻的意味。在生活的艺术下展示悠然的心情，体现了周作人其独有的风度与幽闲的怀抱。 2、从取材上显现出的平和冲淡 其散文取材随便，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写苍蝇虱子、品茶饮酒、谈狐说鬼、评古籍、玩古董等，内容驳杂，以其趣味性和知识性来吸引人。而且写法随便，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娇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笔墨的夸张，意蕴深远，需要读者细细品味。《吃茶》、《谈酒》、《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名篇所写都是平平常常的事，平平常常的生活，虽无多大的思想意义，然其中另有一番情趣和哲理，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山水之间也”。他所看中的是通过平凡的事物的描写来抒写自己的情怀，这是周作人的生活艺术在他的言志小品中的表现。这种将雅趣与野趣融合，提炼而成的闲适冲淡的艺术趣味，是周作人散文的个性和灵魂。一切都贯注着周作人的艺术趣味，一切都因艺术的精炼而冲淡平和，连“杞天之忧”也只是淡淡的忧思，连写初恋也只是淡淡的相思。这就是周作人独立于人生的“人生艺术”，一种有着鲜明风格、自我表现的言志的艺术。而在这类散文中，也展现了作者学识之丰富。试想，如果没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没有接触到广泛的生活，怎能写出如此生趣盎然的作品。虽然后期的散文有“掉书袋”之嫌，但足可见作者的渊博学识。 熟悉周作人散文的人都会发现他散文中有一种题材最引人注目，那就是“风”和“雨”的意象，感受着“雨天”的阴沉，风雨之苦寂，这些“水”的哲学让周作人思考忧虑了一生，他的不少散文就是这种思考与忧虑的结晶，而且水的外在声、色与内在性格、气质也深刻影响了周作人其人、其文。而其散文思想的澄明，色彩、气味的清淡，情感的温润，无不联系着“水”。在某种程度上，周作人的散文已经与“水”融为一体。在他的《雨天的书》里，这带着“水气”的文章显现了作者本人的超脱和冲淡。朱光潜评价为：“在当时的散文作家中，除周作人很难找得第二个人能够作得如此清淡的小品文字。”并把这种隽冷冲和的风韵归结为三个特点：清、冷、简洁。其中“冷”是他最显著的特点。文章的冷正是作者心情之冷、人生态度上的冷的写照，这是与周作人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在他的思想中，有着对各种“热”的否定，否定当时的热血与热情，预示了他日后的隐士之路。 3、与平和冲淡相辅相成的特色之笔 首先是简素的特色。美文这种极具艺术性的散文小品，被周作人概括为“真实简明”的。“真实”便是说真话，说自己的话；“简明”则是对文字的要求。既名为小品，篇章必然大多短小简洁，在《知堂说》这篇“小品”中，全文连标点符号在内还不到一百四十字。文字不事藻饰，却确有他一向追慕的含蓄耐读的“简单味”，简素与平淡显得十分和谐。而周作人自己也曾说，他欣赏日本人“在生活上的爱好天然，崇尚简素”。这八个字也正是他自己在文学艺术上的理想。这里又有许多内容，如不求华绮，不施脂粉，本色天然．又如不夸张，不作态，不哗众取宠。又如不谈深奥理论，只说平常道理，而有平易宽阔气象。又如不求细纹密理，不用细针密线，只求大裁大剪，粗枝大叶，却又疏劲有致。凡此都是周作人主张的天然简素之美。他又把这一切概括之曰：“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个字曰简单。” 关于初恋的回忆，通常总是浓的，而周作人回忆的初恋却要说：“自己的情绪大约只是淡淡的一种恋慕。”如此极力淡化感情，是根于他整个的人生审美标准。此种审美标准，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就是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其次是腴润的特色。以极短之文达到极淡之美的风格使他创作了许多出色的作品。 然而这种平淡不等于枯槁，相反地倒是要腴润，用腴润的笔将并不腴润的事物写得丰满起来。首先，在内容方面，他在作品中融进了胸襟气度的宽厚，融进了对生活的广泛兴趣和广博知识。在《雨天的书·鸟声》中即使干枯的鸟声也写得很有情致。如： “老鸹，乡间称为老鸦，在北京是每天可以听到的。但是一点风雅气也没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鸟。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听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有一些春气。唉，唉，听那不讨人喜欢的老乌鸦叫也已够了，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 这是作者的迎春望春的心使他腴润了。又如，《知堂说》区区一百五十字几乎一句一个转折，写得低徊趣味，简短而不单调。周作人文章的清淡而腴润，还表现在雍容淡雅的风神上。他善用长句子,若断若连,结构松散中最能表达委婉曲折的语气,纡徐荡漾的意境,雍容淡雅的风神。他的清淡和腴润的对立统一，是清淡而不寡淡，腴润而不肥腻的独特的风格特色。 再次是诙谐的特色。助成平淡腴润之美的,还有诙谐趣味,周作人早期的散文常常能将战斗性和谐趣统一。他写到一个抽鸦片的人,“穷得可以,只剩下一顶瓜皮帽前边还烧成一个大窟窿，乃是沉醉时把头屈下去在灯上烧的，可见其陶然之状态了。”这种诙谐使人微笑,也使人想哭。有时他出诸反语,正话反说,因此有相当浓郁的幽默味。诙谐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感觉到作者的智慧与技巧，体会到周作人笔下一股时隐时显、时浓时淡的苦涩味。这又正是真率自然的周作人自我心境的流露。 最后是辛辣的特色。周作人的散文固然力求和平委婉，但是决断痛快之文，尖锐泼辣之文，剑拔弩张之文，仍然不少。如那种极端诙谐的明显的反话，那甚至己超出幽默的范围，而是在痛心疾首的说话了。这种辛辣的成分异于平淡腴润的成分，调和在一起，然而并不改变平淡腴润的风味，其诀窍在于适度。就是说, 往往通篇平淡之中，间或有那么几句话、一小段，是相异至相反的风味，但马上能收回来,这就是适度。他正是极力追求这种绅士风度,虽然往往并不止于“略一回顾”，回顾之中还会说几句，甚至骂几声，但总是注意很快端正坐好，这样的绅士风度便显得不呆板，不单调，有变化，有活气。 二 （一）受日本俳句影响 周作人的美文这种简素质朴，冲和闲适的风格是与日本俳谐的影响分不开的。这些日本文化艺术给予周作人的启迪是使他的审美理想加浓了东方本色。他视日本文化为同属于一个文化共同体的东方文化的一部分，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进行比较、参证、印合和相互启发，有力的促进了他消融西方影响，向东方传统艺术审美理想渐进的完成。 俳句的那种“隐遁思想与洒脱趣味合成的诗境”和“禅味”，在周作人那田园诗般的“美文”中时有显现。周作人曾经说到日本俳句的三种境界：“一是高远淡雅的俳境，二是诙谑讽刺，三是介在这中间的蕴藉而诙诡的趣味。而他自己显然是更倾心于融“雅趣”与“谐趣”为一体的第三种境界的。他在给人的书信中，描写香山古刹的“长闲逸豫”的情景，本意在表现寺的静和僧人的闲，却以寺院不求静，僧人不图闲的描写，使闲寂的意境达到了极至，而且又显出一种生气来。这或者可以说是此时有声胜无声吧？不禁令人想到贾岛的那句“僧敲月下门”的意趣。可以说，周作人艺术审美情趣中闲寂、苦涩、诙诡、忧郁的色调，大半是从日本文化艺术中化转而来的。 （二）与佛教文化的渊源 “苦”在佛教中被列为“四谛”之首,称为“苦谛”,是佛教的精义所在。 在周作人的文章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种苦味，他是以一种苦闷的态度去描写人生，写出那清贫寒素的生活之美。这是与佛教“苦谛”对他的影响分不开的。虽然他没有直接谈到佛教文化的消极体验给他带来的苦质情绪，但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明显的，那便是他喜欢用苦来命名他的文集、居室等。在其自名为“苦雨斋”的住所里创作出《苦茶随笔》、《苦竹杂记》、《苦口甘口》还有文章《苦雨》等。每一个苦字的出现都蘸满了苦质成分的汁液。既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又是一种灰暗的价值评判，因此形成了他特有的清冷苦涩的风格。 周作人的这种苦质情绪的滋生有他人生诸多暗淡感受的累积，也有佛教文化的时断时连的渗入。佛教从问题出发而创立了“苦”的理论；初衷在于把人生从苦海茫茫中解脱出来。由于它是根植于人生的问题，因此它很容易变成人们观察、思索人生与现实的一种态度、观点、方法。周作人即是从“人”的角度在感受现实、认识现实。以“吃苦茶”寄寓着内心的苦味，对现实的黑暗他感到苦，对朋友的离别同样体验到一种离别之苦。纵观他的人生轨迹，苦质情绪总是时淡时浓的重压着他，以致于在这种佛教文化的影响下的消极体验，最终是一片未能消逝的阴影，影响了他后期的人生道路。 作为一个思想家型的文学家，他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文化、社会历史审美等多种价值涵量。而对于形成周作人散文艺术特色的决定性因素，就是他的审美观。他作为京派重要代表人所追求的京派文学的审美理想，就是崇尚和谐、崇尚节制。他的全部散文创作体现着一个鲜明而矛盾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理想追求。他向往冲淡闲适，爱好天然，崇尚简素，不喜欢强烈的感情，不喜欢夸张，尤其憎恶作态，喜欢平易宽阔，不喜欢艰深狭窄。在这些趣味里包含着好些东西，如雅朴、涩、重厚、清朗、诙谐、委婉、腴润等。然将这一切统驭起来的就是他的中庸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让他的两种似乎矛盾的特色统一起来。而他又多次声明自己的中庸主义并不是中国儒家的中庸主义。他心目中最高的美是古希腊的均衡节制之美，认为它是调和了智慧与美的艺术。他用“中庸”这个中国哲学范畴来表达之。在散文艺术上，毕生追求这种中庸之美。而在真正选择人生道路时，他又何尝不是追求这种中庸之美。他胸中自有强烈的愤慨，却从不以激进的方式表达之。当真正需要拿起武器针锋相对地指向敌人时，他又显得退缩了，回归到田园生活中。他自己认为“文学不是实录，而是一个梦”。周作人正是带着这种佛教、儒家思想相互渗透的人生哲学去完成他的隐逸之梦。同时，在他所描写的田园风光中体现的形式感和美感，为更多没有名士气而又闪避现实的新进作者所亲近。上文所列出的周作人散文中种种艺术特色，各种意匠经营，全都可以统一在这极复杂又极深刻的中庸之美的追求里面。他的一切成功，都是中庸之美得以实现的成功，并且对中国新文学的发展一直起着巨大的影响。 结 论 作为五四时期一个很有影响的散文作家,周作人以其独特的风格特色感染了许多读者。本篇论文就是针对其散文的“浮躁凌厉”和“平和冲淡”两个特点进行详细的阐述。他前期杂文主要体现出了第一个特点。美文首创之后，他文笔的特点逐渐侧重平和冲淡，并以此为基础与简素、腴润、诙谐、辛辣等多种特色相交织，形成了一种清新的写作特色。 初探其散文风格，总是疑惑在他的散文中何以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统一在一起。二者是怎样的辩证关系。后对其文化心态及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当时的社会背景等因素的探究，了解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他的文艺思想中有“绅士气”与“流氓气”两种思想，形成了平和与浮躁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其它综述中，对其作品与外国文学，特别是古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关系上介绍甚少，外国文学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写作的影响也只是作了概述，没有详写专论。 因此，本篇论文在这一点上做了论述，对形成其风格的多方面影响进行了分析。可见，周作人之所以会形成此种风格是与日本俳句之影响，佛教文化的渗透及自身的文化心态分不开的。
【摘要】：李广田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很有风格的散文家,他在此时期的散文创作主要集中在《画廊集》、《银狐集》和《雀蓑记》中。因创作时间的相近和作家个人生活的相对稳定,这三本散文集在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因而可以看作李广田的前期散文作品。其前期散文创作总体上呈现出质朴自然的创作风格,这种创造风格的形成不仅与作家个人创作倾向有关,更与当时文学场内外的环境紧密相关。本文试从文学场的角度出发,探究1930年代社会场的外部变化及文学场内的内部斗争对文化场内作家的文学生产的具体影响,分析李广田如何利用文学场内的各种资源促进自己的文学创作进而行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这对当下文学场如何促进场内的文学生产的繁荣和文学生产者如何创造独特的文学风格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绪论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论述李广田散文研究的价值,第二部分阐述关于本论文选题的研究现状李广田简介,第三部分梳理本文的逻辑线索。正文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集中分析李广田前期散文创作中呈现出的两个对立的文本世界,并探究表层的对立背后具有一致性的漂泊者的文学诉求和人文关怀。因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对立,在他的文本中出现了都市生活与乡土生活的对立,但这对立背后都体现了作家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美好人性的呼唤。第二部分阐释李广田前期散文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主要通过三个方面来阐释:一,他注重将情感作“时间的试炼”,忆旧视角的运用使其散文的情感具有节制而真挚深厚的特征;二,他十分注重文字的运用,用明白晓畅的形式对常见事物加以创造性的描写,散文语言平实而脱俗;三、李广田善于选取富有诗意的寻常意象李广田简介,调动各种感知觉将情绪放大、定格,并将这些这些意象并置组合或叠加使之韵味无穷。以上三点共同促成了李广田三十年代散文质朴自然的艺术风格的形成。第三部分集中论述文学场对李广田的塑造作用,阐述文学场自身的地位及文学场内的各种资源、制度对作家创作的支持或限制。首先探讨了李广田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场中的身份归属问题。通过对文学流派的生存语境的分析为文学场内一些作家的共同创作特征提供依据。其次,探讨散文风格变化的时代原因和学院文化对散文文体和风格的影响作用。最后,从文学场内的先锋派、出版机构和文学场内的新来者角度分析它们对李广田前期散文创作的促进作用。
杨振雄，9岁读完一年级后因家境贫寒便与父学艺，上台“插边花”唱开篇说书。14岁由父亲杨斌奎领他在苏州光裕社出道，取得艺人身份。为了得到更多锻炼，也为了让弟弟能够随父亲学艺。19岁他离父放单档独自到江浙农村小镇跑码头。达六年期间由于过度劳累和营养不良染上肺结核，不久又二次倒嗓。贫病交加的他却利用这个机会苦学文化，天天钻在图书馆里学习。身受日寇侵略之苦的他，对唐文化很感兴趣，便将爱国热情寄托在《长生殿》的改变上，他以父亲的《太真传》为基础，洪升的《长生殿》为蓝本，花了4年完成了长篇弹词《长生殿》脚本初稿。40年代结识红颜知己费一苇（沈月箴），之后与她合作将《水浒》中武松故事改编为弹词《武松》；57年两人合作改编中篇弹词《王佐断臂》；61年又合作将弹词《西厢记》整理成文字本；她也参与了《长生殿》文字整理加工。此后杨振雄在上海新仙林书场演出《长生殿》受到昆曲名票徐凌云；昆曲名家俞振飞的赏识，介绍梅兰芳；盖叫天等艺术大家来听书。他得以与大师们进行艺术交流，书艺更加提高。1948年在沧洲书场演出，亚美麟记电台实况转播，《长生殿》红遍江南。1948年前后在弹唱《长生殿.埋玉》时他将昆曲声腔熔入“夏调”中形成了激越挺拔，苍劲沉郁，紧弹散唱，真假嗓并用，具有浓重昆曲韵味的“杨调”唱腔。1949年与费一苇（沈月箴），合作将《水浒》中武松故事改编为弹词《武松》，又虚心象有“活武松”的盖叫天求教。盖叫天也一次不漏的听完他2个月的《武松》，给予很高的评价。1953年拜黄异庵为师习说《西厢记》，并加以整理改编。1954年与父亲，弟弟加盟上海评弹团，与弟弟拼双档弹唱《西厢记》，《武松》，《长生殿》红遍江南。编演〈武松》时对牌子曲“海曲”和“陈调：进行个性发展。弹唱《西厢记》时又投入对“俞调”的琢磨上，形成带有个人特色的“杨派俞调”。1961年与弟弟到北京演出，《人民日报》.《曲艺杂志》给予整版文章对他加以赞赏。开篇《宫怨》唱片被评为“金唱片奖”。1962年赴香港演出受到热烈欢迎。纹革动乱时，被列入“上海评弹团十大牛鬼蛇神”打到牛棚里。并将他耗尽一生心血的《长生殿》脚本烧毁，使他欲哭无泪。文革后他又重展雄风，录制了许多弹词影象资料。《西厢记》还送到中南海给陈云老首长欣赏。又以惊人的毅力，将文革中烧毁的《长生殿》脚本几百万字整理出来，导致脑梗小中风，后又患上口腔癌。96年参加弟弟从艺60周年的演出，排演了《长生殿.絮阁》因中风故三弦由他人带弹。一句“小别重逢更觉美”掌声雷鸣。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演出。1998年《长生殿》终于出版，不久杨振雄便带着他的《长生殿》驾鹤西游了。一代名家走完了78岁的生命历程。1949年与费一苇合作，据《水浒》中武松故事故编为长篇《武松》，演出中对说表、脚色等艺术又有所发展。1953年，从黄异庵学长篇弹词《西厢记》，并与黄拼档，对书目及书艺均有丰富提高。1954年加入上海市人民评弹工作团（今上海评弹团），与弟杨振言拼档，演唱《武松》、《西厢记》，并参加中篇《猎虎记》、《神弹子》、《蝴蝶梦》及选回《换监救兄》、《絮阁争宠》、《咸阳献饭》、《打棍出箱》等演出。1958年后，编演的书目有中篇《王佐断臂》（与费一苇合作改编），短篇《新安江上的英雄》，长篇《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以及参加中篇《晴雯》等的演出。曾于1959年至武汉、西安、成都等地巡回演出并参观有关《长生殿》史迹；1961年春赴京津、两广巡回演出；1962年夏赴香港演出。1976年后参加演出中篇《冤案》、《丹心谱》等。说表典雅练达，激情充溢。脚色得俞振飞、徐凌云传授，融昆曲表演程式于弹词中，生动细腻。脚色如张生、莺莺、唐明皇、李太白、陆文龙、武松等，潇洒拔俗，淋漓尽致；其他如西门庆、武大郎、法聪、高力士等也颇具特色。表演注重手面、身段，扇子功亦有造诣。演出现代书目，从说表到脚色都有所突破，刻画老年知识分子、铁路工人及白求恩形象有独到之处。早年弹唱以“俞调”为主，功底深厚。演唱《西厢记》时，结合人物性格、感情，对“俞调”有所发展，唱来委婉动情，具有个人风格。人称“杨派俞调”。在单档演唱《长生殿》时，在“夏调”基础上，发展形成流派唱腔“杨调”（亦以杨小名阿龙而称“龙调”），以激越深沉为特色。代表作有《剑阁闻铃》、《昭君出塞》等。有一定写作能力。1961年与费一苇合作将弹词《西厢记》演出本整理成文字本，并于1983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80年代后期将所说《长生殿》整理为阅读本。1992年获中国第二届金唱片奖。与何占春（中国评弹理论家） 有数十年的交情。2.杨振雄男，1941年闰6月生，江西省九江市人。江西九江师专教授。1962年7月毕业于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九江师专中文系党支部书记、中国写作学会全国师专写作教学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江西省写作学会副会长。长期在高校从事《写作》、《应用写作》、《美学概论》、《秘书学》等课程教学，兼及教学管理。曾任九江师专教务处副处长、处长，中文系系主任等职。出版专著《散文论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教材《高考作文35年》（副主编，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写作学教程》（副主编，江西高校出版社）、《写作》（编委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实用写作大全》（编委，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发表现当代散文作家作品研究、创作心理研究论文20余万字。
伴随着鲁迅先生的作品，一同凝望逝去的历史，解读上个世纪中国最忧患的灵魂，同时在成长中，不断剖析自我个体的生命存在，这已是我们见证深刻的必修课，而且势必仍将持续下去，成为我们灵魂深处不可磨灭的永恒。有人说：鲁迅是一个难以表述的存在，走进他的内心深处，是相当困难的，鲁迅思想的深刻性和复杂性，使得后人在接近的时候，常常会陷入表述的尴尬。但对于我们而言，从学者抑或评论家的角度去品味、体会，实在是被置入另一种无地的尴尬中，我只能记下那些在我的成长中慢慢风化却又自信弥坚的感想，来告慰先生的伟大，以及见证一些??\x0d\x0a\x0d\x0a田园牧歌中的现实主义者\x0d\x0a《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最早时读到的先生的作品，幽默、诙谐、妙趣横生，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葚、黄蜂、叫天子以及人形的何首乌，还有长妈妈讲的有关赤练蛇、美女蛇的故事，都曾引起儿时最远最深的遐想，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恰似那时的心境。文章天成，如同园中的草木，枝叶繁茂，尽皆奇花异草，随手摘取。这种以孩童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使之形成一种张力，令人目不暇接。《故乡》里的闰土是经常盼望突然来临的远客，带着故乡的趣事，捕鸟、拾贝壳、守西瓜地，以及如歌吟般的“一轮金黄的圆月”所照亮的美丽的世界。还有《社戏》，那么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兀自划了船去看戏，“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清香”、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依稀见望的山庄，和咿咿呀呀地旦角的哼唱，归来时偷煮豆的欢晌，都成为我们回忆中的美景。\x0d\x0a鲁迅以他特有的细腻的笔触为许多年后中国的孩子勾勒了一幅幅美轮美奂的童年图景，却以自我的孤独实践、审识了所谓的原乡情调，这种怀旧中隐藏的对现实的思考是更为深刻的历史使命感与生命剖析，这是我很久以后再读先生作品的体会，继而颠覆了置于一个时期和年龄的思想。\x0d\x0a《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选自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是之中少有的童话般的文字，也使之成为儿童教育中的经典读物。百草园中的草木鸟兽、三味书屋里的摇头晃脑，都以一种幽默的笔调来调节给人的目不暇接的紧张感，这些都在文末“这东西早已没有了罢”的感慨中结束，给人一种回忆的阶段性与模糊感，带着无法挽回的忧伤继续行走，在回望与现实中，反而更突显了生命存在悲哀，这种悲哀正是鲁迅思想中有关“中间物”的体现，他是一个“感得全人间世，而同时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博大的诗人，不承认历史发展，社会形态，他拒绝了永恒，否定了历史社会生命的“凝固”与“不朽”，制造了空前的现实感与孤立姿态，这种“中间”的论调使对于百草园、三味书屋的回忆与现实产生一种巨大的隔膜，把人置于虚无的境界，推向绝望的极致。\x0d\x0a《呐喊》小说之一《故乡》将虚构作者与现实结合，令人不得不怀疑作者与小说人物的统一性，浓郁、强烈的抒情性，使这首“还乡诗”塑造了童话般的抒情世界。在所谓的“离去——归来——再离去”的建构模式中，田园牧歌的情感也在闰土的一声”老爷”中彻底破灭，“我”的再次离去与闰土的离去是相互见证与背离的。鲁迅是真正透彻了解农民的心灵的作家，这种隐含在文字中的对农民个体生命意识的描写正是于悄无声息中洞穿，而这又是于平静中对现实的毁灭性的认识，在人们被乡村美丽深深打动的同时，不得不直视现实
现代文学是在中国社会内部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条件下﹐广泛接受外国文学影响而形成的新的文学。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出的一系列系统的符号和有意味的空间形式。
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1
论钱钟书与朱光潜对《拉奥孔》的解读异同
摘 要：莱辛《拉奥孔》专论“诗”与“画”的界限，是西方文艺比较批评的经典之作。
钱钟书和朱光潜两位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这本专论作了赏析和研究，本文旨在分析两者鉴赏的方法、视角等方面的异同，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拉奥孔;诗画异质说;朱光潜;钱钟书
引言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是具有丰厚西学背景的中国学者。
两者对莱辛名著《拉奥孔》进行独到的评析。
本文选取两者文论中直接评论《拉奥孔》的两篇文章——《诗论·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和《七缀集·读﹤拉奥孔﹥》——并结合其各自相关的文论作品，对两者的解读异同进行辨析，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
一
莱辛《拉奥孔》是专论“诗”与“画”的一本书。
画是指造型艺术，诗是指诗歌以及西方古代的史诗。
在肯定莱辛贡献方面，两位学者都作出了中肯的评价。
朱光潜的《诗与画——评莱辛的诗画异质说》分为四个部分，先重述了莱辛的主要观点，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
钱钟书的《读﹤拉奥孔﹥》前两节陈述了鉴赏者自己的研究方法以及对莱辛学说的基本看法。
朱光潜与钱钟书都深刻地体会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艺术。
但是，诗与画既然都是艺术，就应该有共同性。
朱光潜在文章的第一部分就指出诗画同为艺术有共同点，诗与画都是从情趣与意象而出。
钱钟书在其《管锥编》中指出诗画“同出心源”，有一致之处，“画之写景物，不尚工细，诗之道情事，不贵详尽，”[1] 诗与画并非直白地传达情趣或者意象，在传达的过程中是留有余地，耐人寻味的。
二
其次，朱光潜与钱钟书的评析也有很大的差别。
两位学者在肯定莱辛巨大贡献的同时也指出其学说不周之处，并给出了自己的新解和补充，两者在这一点上却存在巨大的差异。
朱光潜对《拉奥孔》中的某些观点多有反驳，且直言不讳。
莱辛认为“美是古代艺术家的法律;他们在表现痛苦中避免丑。
”[2]朱光潜以亚里士多德提出艺术中也含有丑的成分作为有力的证词，指出莱辛所理解的理想美有偏差;莱辛认为在绘画中，美比真实的表情更重要，并以拉奥孔雕像为例。
美学家朱光潜对此作出严厉的批评。
在文中，朱光潜罗列了众多莱辛学说的不足之处，比如忽视了欧洲造型艺术中也注重动作的叙述，作品与作者的关系，自然美与艺术美的区别;并给出自己的体会和解答，提出读者的二度创作以及诗与艺术的共同特质，都没有引起莱辛的注意。
并用具体例子来反驳莱辛“诗”只宜于叙述时间中的动作的观点，如“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一川烟雨，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等，都是诗歌中景物描写的精辟而恰当的例子。
朱光潜敏锐地洞察到莱辛的自圆其说中暗含着许多矛盾，因此在此解开了结，使得莱辛的学说更为丰厚周全，得以升华。
在朱光潜看来，莱辛的诗画批评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具体说来，许多观点脱离了实际的艺术生活。
钱钟书《读〈拉奥孔〉》一文直面莱辛学说中忽视“诗”里有许多“画”所不能作的地方，得出“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3]的结论。
作者从分析中国古典诗歌入手，举出例证洋洋大观，读之甚是心悦诚服。
莱辛认为诗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画宜于表达空间里的铺成。
钱钟书结合中国古典诗词具体例子指出诗歌不仅宜于表达时间里的动作，同样还能叙述空间里的并列，且不失意境美。
其最具代表的是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山水诗，完美地诠释了诗歌描绘静态美的极致;诗中有画，却不是画所能表达的，“诗”所能表现的领域比莱辛所想的还要广阔。
这一点，朱光潜先生没有涉及，可见是钱先生的一个创见。
钱先生在“诗中有画，非画所能表达”的要领之下，具体地论说了绘画“画不出” 诸多因素，如内心状态、气氛性景色、颜色字的虚实之分等等，而这些细微之处都是诗歌所能传达的。
再则，莱辛认为，造型艺术应该选择动作中达到顶点之前那“最耐人寻味的片刻”作为表达的对象。
钱钟书指出“富于包孕的片刻”不仅在造型艺术中常用，在文字艺术中也同样适用。
作者认为这种手法在中外长短篇小说中都屡见不鲜，他注意到这一现象，并将其与莱辛的学说对比分析，可以说又是他的一个创见，使得莱辛的学说得到了更充分的补充。
三
莱辛《拉奥孔》作为西方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值得我们阅读，但是正如两位先生所指出的，既然这样一本经典之作不缺纰漏不足之处，
为什么又如此吸引读者呢?学者刘若愚在《中国文学理论》中曾提出，我们在分析任何批评见解时，可以提出一系列问题：
他是从作家的观点还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文学?他对艺术的“宇宙”抱有何种概念?他的“宇宙”是否等于物质世界，或人类社会，
或者某种“更高的世界”，或是别的?[4]莱辛是从读者的观点来讨论诗与艺术，莱辛对艺术的“宇宙”并没有抱有某种“更高的世界”。
朱光潜说，“他(莱辛)对艺术的见解似乎是一种很粗浅的写实主义。
”[5]朱光潜先生一针见血的“粗浅的写实主义”，不是过分之辞。
钱钟书注重从诗的材料即语言着手去探析“诗”与“画”的本质区别。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说道“文学语言有很多歧义，它是高度内涵的”[6]。
钱钟书指出这“高度的内涵”是“画不就”的。
有人说，汉语是诗的语言，因为它具有多义性，是高度内涵的。
莱辛看到了“诗”与造型艺术的材料不同，但并没有深入分析诗的.材料为诗的创作开拓了一片广阔的天地，如语言文字在诗中营造的意象、氛围等等，以及语言文字本身的抽象性(心理状态的词，形容词，比喻)也非具象的造型艺术所能呈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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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当代文学作品论文篇2
从《受戒》看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特色
摘要：汪曾祺的小说《受戎》虽写凡人小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情节故事平淡与自然，在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方面处处体现出诗意之美。
是散文化小说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散文化小说 诗意 和谐
汪曾祺是我所喜欢的一位现当代作家，他可谓大器晚成，1939年入西南联大，师从沈从文先生，1940年在文坛初露锋芒，但随后的写作一直是断断续续，直到1980年《受戒》的刊发，他才震动文坛。
随着《大淖记事》、《异秉》等许多描写民国时期江南乡土民情的小说的出版，他开始为广大读者所推崇。
《受戒》可是说是他“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作，故事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毫无做作，也没有任何约束，描摹了少年男女情窦初开，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
语言自然、活泼;文风清新、质朴;意境优雅、唯美。
一.故事情节的平淡与自然
《受戒》用平淡，自然，用最温和的调子从从容容地讲述一对小儿女朦胧的爱情，小说的开头“明海出家已经四年了。
《平凡的世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文学作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但是其自身给人们更多的只是一时的欢娱，似乎缺少了让人长久回味的可能。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都在不断的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为什么会如此的历久弥香？当我读了这部书以后，似乎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无论是路遥这个人还是《平凡世界》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其不可或缺的意义。路遥是我国当代著名作家。他的作品往往充斥着一种不怕艰难险阻的苦难意识和顽强不屈的奋斗精神，他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从而更为深刻的揭示中国社会的种种变迁。近几年来，路遥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研究有关路遥的文章不下200篇，无论是研究创作方法方面，还是在研究创作实绩方面，都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平凡的世界》是路遥的长篇代表作，其创作风格，人物形象塑造，思想内容等多方面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石世明的《农本文化精神与生命的悲剧意识》一文中指出路遥具有强列的悲剧审美意识，作品中充满着悲壮与苦难的情感格调，富有崇高、庄严的悲剧力量。这种力量从路遥的生平、经历和文化底蕴等方面进行了论述，并以《人生》作为其典型例证。其中王西平《路遥小说的时代意识与政治意识》、熊岸枫的《生存困境与乡土中国的必由之路》、张嘉国的《论路遥的农本文化意识的表现》等从多文章都指出了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农村知识分子的何去何从，受传统情感与新时期现代理性思维的冲击下，农村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中国农民的生活场景。至于路遥的本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学界评价的文章众多，总体上是对创作风格、写作方法等众多方面的肯定与赞赏。但似乎人们关注路遥更多的是他笔下那些闪光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因为那些人物给了社会底层特别是正处于奋斗中的青年以更多的精神鼓励，还在于那些人物是如此的贴近生活，给读者更多的真实感。而没有更多的看到路遥在塑造这些人物那种苦难的意识不仅成就了书中成功的人物形象而且充份的显示了作为一个作家应具备社会责任感和历史重任。研究路遥的作品，让人们更清醒的认识我们的社会，给年青的我们以永远的事情共鸣与精神鼓励。
你要多长的？这么长够了吧？！论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彭文辉湛江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湛江 524048摘要：著名当代女作家毕淑敏的很多作品集中描写了苦难和死亡，从中体现出医学人文关怀的两个侧面：品味苦难和直面死亡。除此之外，她十分关注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心理，女性的地位等等，笔下很多的女性篇章表现了她深沉的女性主义创作意识。综观其作品，透析出了浓烈的人文关怀。本文将分别从对苦难的关注，对死亡的思考，对女性主义的关怀三方面来探讨毕淑敏创作中体现的人文关怀精神。On Bi Shumin creation of humanistic concernPeng WenhuiZha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institute, zhanjiang, Guangdong, China 524048Abstract: The famous contemporary writer Bi Shumin who has works which discribing the suffering and works reflecting medical care are two sides of the humanities : tasting suffering and facing addition,she is very concerned about the women'life , women's psychology,the status of women ,and so on;in her articals ,there are a lot of works refering her deep sense of feminism creation . All her works ,almost of them are dialysing the concerning of humanism .This artical will divine into three parts ,to think of death,to pay attention to suffering ,to care of the feminist This help to discussing the concern of humanism which exposing in Bi Shumin's : Bi Shumin humanistic care suffering Death Women复旦大学哲学系俞吾金教授在《人文关怀:马克思哲学的另一个维度》一文中提到：人文关怀概念的主要含义是“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对人类的解放和自由的追求等等”。①换言之，人文关怀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它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毕淑敏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人文关怀的女作家，她作为中国当代文坛一位有重大影响的女作家，得到王蒙这样评价：“毕淑敏她太正常太善良……即使做了小说，似乎也没有忘记她的医生的治病救人的宗旨，普度众生的宏愿，苦口婆心的耐性有条不紊的规章和清澈如水的医心。”②确实是这样，她的作品显示出对人类社会现状的深切忧虑；她在剖析社会弊端现实的同时,也赋予我们一个审视当代世界的全新视角。其充满对生命理解和思考的作品，稳健的现实主义写作精神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引起当代人广泛关注。鉴于人文关怀已成了毕淑敏创作中的核心内容，本文将通过其创作心态和其作品的研究，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毕淑敏创作中所体现的人文关怀。一、对苦难的关注毕淑敏是一名由军医向文学转型的著名当代作家，年轻时曾经在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汇的西藏阿里高原部队当兵11年。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毕淑敏要面对不幸的年轻生命的凄然逝去，要面临难以捉摸的怪异天气、极端险恶的自然环境，还有日复一日的枯燥、乏味的业余生活。在世界最高的高原地带，人的生命变得尤为脆弱，生存变成了一件尤为艰难的事，刹那间生命之火就有可能熄灭，过程之快竟然让人来不及挽救。这种非同寻常的生活经历对毕淑敏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她说：“单调刻板的生活，奇异严酷的环境，让我思考人与自然、宇宙、永恒、生死和命运，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对人生的看法。”③作为军医的她面对无法与之抗衡的神奇的大自然时，开始过早地思考人的生死命运这些形而上的问题，当然源自于昆仑山上的军旅生崖，她曾说：“我之所以写起小说，就是因为对昆仑山的热爱。”④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她的苦难的生活历程，对她以军旅小说创作走上文学之路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毕淑敏通过对恶劣生存环境的真实描写，充分表现了人们顽强的生存信心，表现了一种对军旅人强烈的人文关怀。《昆仑殇》和《阿里》都写到了军人们恶劣的生存环境。那里是“海拔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原永冻地带，摄氏零下四十度的严寒”，简直是无人区，刮起的“飓风夹着漫天黄沙滚滚而来，沙石填平人的耳轮、眼窝、头发的每一根缝隙，皮肤上的每一条纹路。”军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的威胁，现实环境令人难以生存，随时在驱逐生命。号长李铁用生命在空气极为稀薄的高原吹起集结号；肖玉莲不顾女性生理弱点，坚持穿越无人区；游星为了“我的”国土，自愿申请守卫高原阿里。他们从不向恶劣的环境下屈服，充分体现了“军人不惧怕牺牲”的精神，而且充分展现了我们可爱的保家卫国的军人顽强意志。不仅是反映军旅的苦难生活，对底层人物的苦难也有所关注。毕淑敏1980年转业回北京后，曾在一家军工业的工厂担任卫生所的所长，开始观察普通下层工人的生活，由此她开始对普通人的苦难生活展开思考。她在《女工·序》中说：“我远没有她们那样吃苦耐劳执拗，我仰慕她们，期待她们幸福。”正是从这种人文关怀出发，毕淑敏认真地写下了很多普通人物的种种苦难，并表现出深深的同情。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们，他们默默无闻的过着自己卑微的生活，不但生存面临着巨大的威胁，而且要受到周围人不应有的歧视，倍感凄凉。毕淑敏从此表现出对低层的人文关怀，其仁者之心处处都有，人文关怀遍及人间每个角落。《女工》中的浦小提原本是工厂里的一个普通女工，在被丈夫白二宝赶出新居后，她只能和女儿挤在工厂的一间平房里，这房里除了针线，再没有一丁点值钱的东西。厂里的改革一天不如一天，工资又发不出，但她为了让女儿读自费本科，宁愿买断工龄，变得一无所有，无依无靠，从此过着一种到处被人瞧不起的流浪般的打工生涯。当代社会已经沦落为一个崇拜金钱的社会，没有金钱的一些小人物处处受难。一是上层人的蔑视。首先是受到老板的侮辱：“她慢慢地走出了这座小楼，听到老板在后面气急败坏地喊：‘你这个臭娘们还挺狂的！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下岗女工多的是！’”有钱有权，仗势凌人，对穷人毫不留情地给予精神上的打击。再次是受到雇主的鄙视：“白二宝想刺伤浦小提。如今，你是下人，我作为主顾，有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雇主变成了精神压迫者，丝毫没有平等观念。尤其是白二宝发了财之后，已完全看不起帮助自己升官发财的妻子浦小提，道德和人性尽丧。二是同学们的轻视。“大家都忘了浦小提还没有自我介绍……吃饱喝足之后，有几个人假装不动声色地看表。”这些曾经同处一个起跑线的同窗也对她不屑一顾。面对这一切不公正、不平等，苦难人物表现出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顽强的生存意志，有着拼搏的奋斗精神。浦小提拒受高高在上的同学施舍式的帮助，坚持自力更生，给别人“专司做饭，收入成倍的增加”。她成了自强自立的社会中坚，只要不低头就有出路，体现毕淑敏对社会低层的热爱，对低层人自信、尊严的赞美。对贫困地区物质和知识的贫乏的问题，毕淑敏也有所关注。《源头朗》是塞外一个偏远的小山村，这是一块苍凉苦寒的贫瘠之地，一个第一次走出源头朗的叫“火石”的小男孩到大城市生活，发生了种种无知搞笑的行为：把龙虾错认为大虫，把咖啡当作药汤，固执认为人体三大营养要素是柴火、粮食、水……源头朗的贫穷落后就可想而知了。但火石有着强烈的求学梦想，为了能得到学费，那怕是出卖自尊，结果他违愿用家乡土话帮助记者完成录音任务。作者借此来呼唤一种人格平等的同时，亦表现了苦难人物心中理想和现实压迫的种种矛盾，呼吁全人类来共同关注苦难，帮助苦难的人们。二、对死亡的思考一个作家写作本身离不开丰富多样的生活经验，作为一个有过军人和医生双重生活经历的作家，毕淑敏经历最多的是死亡，所以写作必然离不开对生存与死亡的感悟。毕淑敏说：“生命对每一个人都是非常宝贵的，当他最后凋零的时候，是否应该享受人的尊严？他是否应该有一种安宁？人为什么而生？人将怎样结束？每一个人都面临生与死，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去关注更广大的生命，帮助他们认识生与死。”⑤毕淑敏敢于正视死亡，对于死亡有着毫不畏惧的描写，很多死亡过程写的尤为详细，她是带着“帮助人认识生与死”的神圣庄严的使命去写作。她的创作充满对死亡价值的思考。毕淑敏的文学推崇一种伟大的牺牲，一种舍生取义的死。《臧红花》中的高羔子不幸中弹，本可以利用臧红花来止血，等待救援，但他知道这是珍贵稀罕的藏红花，是给士兵田久麦的妻子治疗不孕症的时候，“他挣扎着把藏红花塞进肚皮上的茶杯里……肠管已经冰冷，鲜血不再流淌，水杯的边沿已经冻住。高羔子气力耗尽才做妥一切。”藏红花保存下来了，高羔子却在微笑中牺牲了。为了别人的幸福，高羔子甘愿舍弃自己的生命，他感到死也是充满价值的。《最后一支西兰地》里焦如海作为一名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没有低沉下去，而是继续发挥生命的余热。他带领了一班学生，还将救治自己的最后一支西兰地奉献出来，救治对医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的狗——阿随。他在用生命诠释了自己的信念：“阿随是一条生命，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医生的职责就是修补生命，延续生命。生命是平等的，神圣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生命价值观里充满了平等意识。但他最终因心脏病突发，无“西兰地”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更表现了一位医生为医学献身的崇高精神。《教授的戒指》同样在抒发医生甘于为医学事业，义无反顾地献身的伟大。《教授的戒指》写了陶教授利用手上的戒指能感受到病人体内的电流，从而能够亲身感受病痛，“由于自身的痛苦加上病人的痛苦，犹如一把双刃的斧头，加速伐着她的生命之树。”他将全部心血献给了拯救病人的事业，在他身上我们找到了一种已经像黄土一样流失的美德：无私地为人类而奉献的精神。他们这些人充分实践了死亡的崇高价值。叔本华认为：“死亡是给予哲学灵感的守护神和它的美神。”⑥因为哲学灵感由人的本质特征（人的意志）决定的，它能够给人提供精神力量，让人豪不畏惧地看待死亡。毕淑敏忠诚于死亡的描写，就是看到了生命的顽强坚定意志，而死亡并不触犯生命的尊严和意志。相反，为了实现这种生命意志，有时是必须付出生命为代价，换取本性的高尚纯洁，这是值得我们悲悯的。其作品充满对生存质量的思考。随着人类社会文明和科技进步，人们已由过去朴实单纯的“治病救人”的医学要求发展到从生命的开始到临终的整个过程中，都需要得到公正的、有效的、合理的全程优质医疗卫生保健服务。从关心人，减轻病人精神和肌体上的痛苦为出发点，使其在有限的日子里过得舒适和有意义，提高晚期病人的生命质量。临终阶段的病人生存质量与临终关怀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医学从来就不曾是一门纯粹的科学，而是包容人类社会各种价值观的综合体，本质上是一门人学。它穿透人文与科技、道德生活与商业运作，世俗关注与终极关怀的各个层面，表达着人性、知性、理性的深刻关系。”⑦《预约死亡》里，毕淑敏扮作患者走进了临终关怀医院，目睹临终医院的情况不容乐观：五男二女要求拔下其母的氧气吸管；中国没有实行安乐死的法律，病人活着的唯一用处是感受痛苦；医院环境太简陋，像贫民窟；大学生到医院无偿服务，只为了得到学校品行打分等等。这些都说明病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医疗服务，中国人尚不重视对临终病人的关怀。因为“我们崇尚的是壮烈的死，贞洁的死，苦难的死，我们蔑视平平常常的死。”“中国人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一直以来中国人错把延长生存时间当作关怀象征，甚至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种种的落后传统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生命质量和临终关怀。生存质量的终极目标是让病人安然愉快地到达另一个世界，在此，毕淑敏更加关怀生命的质量，而不仅仅是数量。通过不人道的死亡叙述，表现了这位当代女作家追求形而上的精神境界层次上的死亡，以对生命的糟蹋来控告对生命态度的不重视。《昆仑殇》的“殇”就是死亡的意思，文章写的其实就是昆仑山上一次死亡的历程。拉练首长“一号”为了和“呢军帽”较高低，实际上是为争一要职，于是请求上级到最艰苦的地方昆仑山创造奇迹。“拉练的宗旨是什么？不就是模拟实战、自讨苦吃吗？！倘若单是为了安全，他尽可能在军区的会议上保持沉默，尽可以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既然在出发动员时对战士们讲了这是打仗，他就不能姑息原谅任何一种避重就轻的方案，拉练就是打仗，他必须使他的部队每时每刻都记住这个血的前提。”“一号”怀着“打仗吃苦、血的前提”去拉练，已将战士的生死摆在了第二位，悲剧成了必然的事。为了模拟实战和有震撼效果，他命令战士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下，一律“摘下皮手套，用解放鞋换下毛皮鞋”，结果造成许多士兵手脚严重冻伤；在挑战“山顶是一层完整的极坚硬的岩板石，其边缘则像墙壁一样陡峭”的“桌山”过程中，金喜蹦、李铁相继牺牲。此刻，拉练的成败与否，不仅关乎“一号”和昆仑部队的声誉，也关乎牺牲将士的荣辱，于是“一号”作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决定：穿越无人区！“那是一个极端狰狞而残忍的地方。没有植物，没有动物，甚至没有死亡，因为哪里从未存在过生命。”加上暴雪和狂风，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这次的计划中，女兵甘蜜蜜、肖玉莲因体力不支牺牲了。死亡触发了参谋长郑伟良的良知，他违背了“一个优秀士兵最要紧的素质就是服从”的军纪，请求“一号”取消穿越无人区的决定，他的言语中透出了深深的人性关怀：“拼命驱赶战士们投入人为的苦难之中，绝非治军的上策。军人不惧怕牺牲。但不能据此漠视军人的生命！”“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地球上的任何角落爆发，我们没有必要、同时也不可能在所有的地方进行事先演练。”“况且，象这样肩冰衔草式的原始行军方式，自身的供给尚无法保障，又能有多少战斗力呢？它只能模糊人们对现代化战争的认识，以为有了精神就能打胜仗。其实，战争的物质性是异常直接的。吃苦不是目的，只是一种达到胜利的手段。我敢说，如果红军有毛皮鞋，他们绝不会穿草鞋去翻越夹金山。抛却了这个实质，反而津津乐道于复制苦难本身，不正违背了先辈们的意愿吗？红军正是为了让子孙后代不再受苦，自身才去受非人的磨砺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单纯追求苦难而忽略军人生命的价值，正是对传统的背叛。”……这一段段发自肺腑的抗争之辞，迸发出作家对个人生命的极度关怀。虽然说郑伟良违背了“服从的军人天职”，但这恰恰反映了关爱生命比任何天职都重要。在谈自己在写《昆仑殇》的体会时就说：“我只敢写我大致经历过的事情，我只敢描述我确有把握的情景。这真是我的悲剧，他们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坠在我想象的翅膀上，使它无法飞翔。”⑧这无疑表现出女作家关注生命悲剧的意识倾向，正是悲剧才是我们看到了人文关怀精神。关爱生命是实现人生价值的一种前提，在生命面前，一切亵渎都要让步。毕淑敏对死亡的描写有着与众不同的超人认识，让我们感到了人的生命真谛的存在。《生生不已》是一篇极富哲理内涵的小说，探讨了鲜活的生命的归宿与传承问题。女工乔先竹的女儿姜小甜患上了不治之症，最终因医治无效死亡。在她患病到死亡的过程中，她的父母仍然怀着一线希望，千方百计的要求袁医生救她们的女儿的性命。但对于这种不治之症，医生也只好束手无策，因此，从姜小甜的死亡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在表达这样的观念：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每个人必须面临的最终归宿，但世人却不愿面对现实。“人一生下来就站在通过死亡的传送带上，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全然不理会死亡，无论是死亡的哲思，还是死亡的意像，甚至是死亡的字眼。”⑨乔先竹在痛失女儿后，不顾身子虚弱，开始重新孕育一个新的生命，为此付出了死亡的沉重代价。在这我们看出作者在传达这样的观念：超过爱自己去爱另外一个个体是母性的特征。在生——死——生的轮回传承中，毕淑敏浓缩了人类生命永恒的规律。《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所长简方宁被庄羽陷害，染上毒品之后，不愿失去对快乐和悲伤的感觉，宁愿用生命来维护自己对家庭、对戒毒事业的热爱情感，正如她死前所说的，“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人具备高尚的情感，假如这一切都不存在，生命又有何意义何价值。”在这里，毕淑敏告诉人们：在生命中，人不能没有情感，否则就是去了人生的意义，简方宁为维护崇高的生命意义献身了。从形形色色的人生中，毕淑敏对各种死亡进行了深刻思考，表现出对人的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人性的肯定，对死亡的超人认识。三、对女性的爱护就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发展阶段来说，毕淑敏的创作体现出了第二阶段的鲜明特点：“对女性身份的确认和人道关怀称为女性写作的重心，乃是基于社会转型过程中人所产生的价值迷惘，以及针对所谓现代化的反人性叙事观点。”⑩毕淑敏也说过，女性在社会上的声音总是很微弱。在现实生活中，毕淑敏身兼多种社会和家庭角色，因而她笔下便出现了女性角色的自我体认，女性美和女性价值的自我追寻，女性在事业与家庭之间面对的种种困扰和艰难选择，女性在不平等的两性关系中的种种痛苦和抗争，女性在爱情婚姻路上的不幸遭际和误区，构成其创作的种种内涵。一是母性的无私奉献。在《女人什么时候开始享受》一文中，毕淑敏提到母亲的伟大。在孩子很小的时候，母亲煮着牛奶，洗着衣服，以为等孩子长大了可以好好享受。孩子上了幼儿园，女人买菜做饭还要工作，以为孩子上学可以享受。孩子读书，女人为培育孩子转动与家、学校、市场、培训班里。孩子上大学，有了工作，以为一切会好起来，可是已经成了奶奶，要照看孙子。直到有一天，“女人就这样老了，她再也不需要任何享受了，在冥冥的梦幻中，安静地睡去。”母亲为子女付出了一生，从来没有机会去享受，母爱是如此雄伟。在《血玲珑》和《生生不已》中，同样写到了母亲为孕育下一代做出的伟大牺牲。卜绣文为使患有白血病的女儿有一个相同骨髓的配型者，不顾自己已步入生育的黄昏年龄，毅然两次怀孕，并在医学泰斗的精心安排下，签下了生死契约——“血玲珑”计划。《生生不已》则写了主人公乔先竹在女儿甜甜死后，精神受到巨大的打击，身体单薄得摇摇欲坠，但她还是执着要重新怀孕，创造出另一个生命。她们不顾生死，凭的就是母性，她们是以母性的爱挽救生命和承传着生命的伟大。在长期的文化积淀中，女性有着对延展生命的本能热枕，以生儿育女的艰难显示了母性的伟大无私，这种无私是与生俱来的。因为女性并不仅是以自己的辛劳，而是以自己遭受的痛苦来偿还生命的债务，女性身上展示出的这种力量，才是真正的伟大！女性主义的关怀。她把目光投向居女性癌症首位的乳腺癌。《拯救乳房》关注癌症患者，由国外归来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带领着“癌症治疗小组”，进行艰难的团体治疗旅程。小组里，既有面临提拔的公务员，也有学业优秀的女硕士，有为哥哥透析不惜卖淫的妓女，也有患乳癌却不得不扮女装的须眉男子——因为乳癌而面临的生理、心理的压力，在一步步的治疗中得到了不断释放，每个人也重新认识了个体生命的重要价值，摆脱了对癌症的恐惧。在所有癌症病变的器官中，乳房对于女性的意义，远远已不是身体的一个器官而已，它的缺失同时也带来审美的缺失、爱的缺失以及自尊与自信的缺失。在此，毕淑敏敢于大胆挑战传统，关注女人最隐秘、最恐惧的话题，证明了她对当今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同情和关爱。毕淑敏小说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了对男权社会的不满，对在男权的社会里，女性受到不平等的对待问题，予以揭露和控诉。《血玲珑》中的匡宗员因强奸而侥幸逃脱，他拼命读书，出人头地之后，疯狂无耻的寻找性爱，自认为是个成功人士就可以占有一切，包括女人，这是男性的一种罪恶思想。卜绣文为了事业和家庭也只能屈服其下，表现了女性处于社会的一种劣势地位，犯罪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报应，受难的女人还要受难。《君子于役》中对某高原留守处麻处长将军人妻子丁宁当成战备物品一样看待的非人到的做法进行谴责，从侧面反映了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对于女性生存的压迫。《女工》中白二宝对浦小提吆吆喝喝训斥的态度，体现了家庭中以男性为中心，女性还是弱势群体。《女人之约》中的郁容秋十分在乎讨债的对象性别，好利用美人计将男人征服，反映了男性对女性占有的欲望，女性为了讨债成功，只好满足于男性的欲望，这种畸形恶劣的现象并不少见。可见，女性在当代社会还是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受到男权不公平的对待。毕淑敏在《女士，你多大年纪》里提到女权主义的涵义：“那就是女人和男人的平等，在素质和价值上的完全平等。”所以她以探讨女性幸福来写作，追求男女素质和价值上的平等，呼唤着社会共同关注女性地位的提升。可以看出，毕淑敏写女性，包含着对人类生命特别是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审美。《寻觅优秀的女人》里，指出优秀女人应是善良、智慧、美丽的。《素面朝天》里提醒不化妆的女性更美，因为“掩饰不单是徒劳，首先是一种软弱。”《握紧你的右手》里提醒女性要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梦想。《致强暴的女人》表示了对这种女人的同情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醒女性要振作，“不要为这一朵阴云，从此暗淡了原属于我们的明媚的天空。”此时的毕淑敏已不仅停留在一个医学者的角度剖析女性形象，而是从一个女心理医师的角度，关怀女性价值，她在步履维艰的确立自我，追问人性的途中，凸显着女性心灵的迷茫。从男女的不平等，跳跃到女性的心灵，提倡爱护女性，她始终以一种女性主义的目光，关注女性的幸福、自由、尊严和权利，是独特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当代的人文主义关怀问题,在强调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人格的完整等问题以外,又增添了新的内涵,即“不仅要关注自己,还要关注他人；不仅要关注人类的现在,还要关注人类的未来”。毕淑敏正是以一个治疗者的身份来审视当代社会问题，对当代人的生存状态充满关爱，对未来人类的生存环境充满顾虑，充分体现其启示录般的人文关怀。她通过对社会现实生活的细致观察，创作了丰富各异的人物形象，高扬了人性思想。其中人文关怀中的生命伦理和道德规范，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有益的尺度。笔者认为，毕淑敏的人文关怀可以总结为：不畏苦难，珍爱生命，男女平等。毕淑敏创作中的人文关怀，具有深远的影响，这是值得中国当代文坛去关注研究的。
老舍：剧本《龙须沟》、《茶馆》等莎士比亚，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流传剧本37 部，长诗两首，十四行诗154 首，代表作品有《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等。契诃夫，19 世纪末期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举世闻名的短篇小说巨匠和著名的剧作家，剧本《万尼亚舅舅》、《伊凡诺夫》、《海鸥》、《樱桃园》等。
许昌学院，老师要求三千字，这周三交
摘要：按照时间顺序对关汉卿的研究进行梳理，分别从元明清三个朝代以及二十世纪以来的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总结。在对关汉卿的人物评价以及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已有很丰富的成果，在关汉卿文学创作方面取得如此成就的深层原因还有待研究。关键词：关汉卿；戏剧；关学引言关汉卿是中国古代戏剧发展史上一位杰出的戏剧家、文学家。元明清三代都有人对其进行研究，但研究成果非常零散。如果说1913年王国维《宋元戏曲考》一书的出现，是近代中国戏剧研究的标志的话，那么现当代关汉卿研究也正是在此时开始逐渐活跃起来。在王国维、吴梅等第一批学者的努力下，对的关汉卿研究己经初具规模。自兹以降，胡适、王季思、孙楷第、冯沉君、郑振铎等一大批学者力图把考据学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尤其重视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关汉卿，为当时的关汉卿研究领域注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在文学和文化学上，研究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或是对这个作家及其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它的意义都是远远超过作家、作品本身所具有的内涵的。特别是在历史的不断发展中，由于社会形态的不同，对作家、作品的研究也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关汉卿研究也是在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前行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展现出来的作家形象和其作品的文化意蕴也是不同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扩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本文按照时间顺序，进行对关汉卿的研究简单的梳理。本论一、元代对关汉卿的评价元代戏剧创作与表演为中国文学史上填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一种文学体式，它辉煌的成就让人震惊。但是在于戏剧理论研究方面，其发展则远远不如戏剧创作本身。元代对于关汉卿以及他的艺术创作的研究，是十分匮乏和片面的。一些零散的点评并没有达成系统全面地研究和论述。包括关汉卿本人也没有留下任何与文学创作有关的理论性言论，这也为后人的研究和学习留下了一种空白。元代对与关汉卿及其作品的评价多数是针对其才能方面，与理论相关的很少。元代对于关汉卿的研究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的，主要是对关氏的肯定：（一）对关汉卿才学的肯定，以及对关汉卿戏剧语言风格的赞誉，确立他在戏剧创作方面的地位，肯定他戏剧的社会价值。熊自德在《析津志》中评说关汉卿为：“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元末贾仲明对他的挽词中云：“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风月情，武惯熟，姓名香四大神州，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贯云石在《阳春白雪.序》中对关汉卿的评说：“关汉卿、庚吉甫造语妖娇，适如少女临杯，使人不忍对殊。”杨维祯在《东维子集》卷十一《周月湖今乐府序》里说关汉卿语言“奇巧”；又在《沈氏今乐府序》中总结了关汉卿与庚吉甫的杂剧总体特征：“其于声文，缀于君臣、夫妇、仙释氏之典故，以警人视听，使痴儿女知有古今美恶成败之观〔劝」惩，则出于关、庚氏传奇之变。”杨维祯在这里对关汉卿等戏剧的社会价值做了评价，这一评价固然反映出论者对关汉卿戏剧思想意识的认识不足，但能给予关剧的社会作用以如此高度的肯定，在中国戏剧理论史上杨维祯还是第一次。周德清在《中原音韵》中对杂剧创作特点的描绘是以“关、郑、白、马”(即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为例，即：“一新制作，韵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语”又有“字畅、语俊、韵促、音调”。贾仲明说他“珠矶语唾自然溜，金玉词源即便有，玲珑肺腑天生就。”贾仲明高度概括了关剧本色、行当，妙在自然、真切、质朴，绝无藻饰、雕琢、斧削的痕迹的特点，也肯定了关汉卿为元曲四大家之冠的地位。关汉卿在元代戏剧界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名气，主要是他戏剧创作的时间最早、数量最多、意义最大的原故。（二）对关汉卿的人品性格方面的评价。对关汉卿的“风流”人格品性做了明确的概括，如郝经在《青楼集.序》中评说关汉卿云：“不屑仕进，乃嘲风弄月，留连光景。”熊自德说“生而惆搅，博学能文，滑稽多智，蕴籍风流，为一时之冠。”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评说关汉卿为：“高才风流人也。”这些评价都可以认证关汉卿的风流品性。二、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明代对关汉卿的研究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对关汉卿的评价有所降低。明代严格限制戏剧活动，《大明律·刑律杂犯》中明确规定：“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明代大力推行功利主义的戏剧意识，封建君主专制将戏剧活动乃入到掌控范围之内，将戏剧变成教化人民的工具。这里要提到皇室的代表人物——朱元璋十七子宁献王朱权。朱权认为，论剧最高标准应为“治世”，最高艺术境界为“安以乐”与“心之和”为。他认为：“盖杂剧者，太平之胜事，非太平则无以出。”他还要求剧作家“乐雍熙之治，欲返古感今，以饰太平。”在戏曲创作题材上，特别提倡和推崇“神仙道化”剧，并将其列在《杂剧十二科》之首。他极力主张剧作家应当“有不吃烟火食气”，而“无纤翁尘俗之气”，以阻隔剧作家与显示生活的联系。这样的戏剧观念必然使朱权在评价元代已经被推崇为戏剧大家并占有第一位置的关汉卿时，不得不说他是“可上可下之才”。（二）明代从“诗”的角度对元杂剧进行评价。如朱权“关汉卿之词，如琼筵醉客。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又如明代刘揖《词林摘艳.序》云：“至元、金、辽之世，则变而为今乐府。其词擅场者，如关汉卿，庚吉甫、贯酸斋、马昂夫诸作，体虽异而宫商相宜，此可被于弦竹者也。”明代王世贞《曲藻.序》云：“曲者，词之变。……诸君如贯酸斋、马东篱、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殆不虚也。”明代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云：“元人乐府，称马东篱、郑德辉、关汉卿、白仁甫为四大家。马之词老健而乏姿媚，关之词激厉而少蕴籍，白颇简淡，所欠者俊语，当以郑为第一。”以上均是从元杂剧“诗性”语言的角度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的评价，所以，关汉卿在明代戏剧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三、清代对关汉卿的研究清代对于关汉卿的态度较为平和。有关记载如下：李玉《南音三籁·序言》中云：追至金元，词变为曲。实甫、汉卿、东篱诸君子，以濒瀚天才，寄情伴吕，即事为曲，即曲命名，开五音六律之秘藏，考九宫十三调之正始，或为全本，或为杂剧，各立赤帜，旗鼓相当，尽是骚坛飞将。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二《论曲绝句》三十二首有云：时人解道汉卿词，关马新声竞一时。振俄长鸣惊万马，雄才端合让东篱。焦循《易余篱录》卷十五：词之体尽于南宋，而金元乃变为曲，关汉卿、乔梦符、马东篱、张小山等，为一代巨手。乃谈者不取其曲，乃论其诗，失之矣。刘熙载《艺概》卷四《词曲概》中有云：北曲名家，不可胜举，如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其尤著也。诸家虽未开南曲之体，然南曲正当得其神味。观彼所制，圆溜潇洒，缠绵蕴籍，于此事固若有别材也。李调元《雨村曲话》卷上：王弃州云“宋未有曲也。自金、元而后，半皆凉州嚎嘈之习，词不能按，乃为新声以媚之。而一时诸君，如马东篱、贯酸斋、王实甫、关汉卿、张可久、乔梦符、郑德辉、宫大用、白仁甫辈，咸富有才情，兼喜声律，遂擅一代之长，所谓宋词、元曲，信不诬也”按：贯酸斋、张可久、宫大用工小令，不及马、王、关、乔、郑、白远甚，未可同年语也。综合以上记录，从研究关汉卿的角度讲，不仅肯定了关汉卿的文学地位与创作风格，也给后人进行关汉卿研究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具有积极的意义。 清代另有两则记录对关汉卿的研究也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一则是清代中后期的梁廷梢，他在《藤花亭曲话》卷二中有云：关汉卿《玉镜台》温娇上场，自[点绛唇]接下七曲，只将古今得志不得志两种人铺叙繁衍，与本事没半点关照，徒觉满纸浮词，令人生厌耳。律以曲法，则入手处须于泛叙之中，略露求凰之意，下文情散彼美，计赚婚姻，文义方成一串；否则突如其来，阅之者又增一番错愕也。在关汉卿众多的戏剧创作中，梁廷梢选择了不是关汉卿优秀之作的《玉镜台》进行评论，颇为新奇，他所说的“本事”应该是指戏剧创作的“立意”，而对于《玉镜台》的“立意”，他是认为没有新意、过于直白，或者说没有跳出传统的伦理道德范畴。而对《玉镜台》的“结构”又有赞赏之意，表达了他个人对戏剧创作要讲究“结构布局”的观点。另一则记录为清代乾隆二十年修订的《祁州志》，其中卷八《纪事》中“关汉卿故里”条云：汉卿，元祁州之伍仁村(今属河北省安国县)人也。在现存的历史资料中，有关关汉卿的记载很少很少，其中关氏生平、籍贯的资料更是少而又少，现存的记录有：元钟嗣成《录鬼簿》中记有关汉卿“大都人”；元末熊自得《析津志》又称其为“燕人”的记录；清姚之胭《元明事类钞》卷二十三引元末明初人朱右所撰《元史补遗》云：“关汉卿，解州人。工乐府，著北曲六十本。”乾隆《解州志·人物》、光绪《山西通志·文学》及《蒲州志》、《解县志》等均有类似的记载。《祁州志》的记载，使研究关汉卿的籍贯又增添了一条新的信息，为后来的诸多学者研究关汉卿提供了比较有力的证据，开拓了研究的范围。四、20世纪对关汉卿的研究关汉卿研究在20世纪成为研究元代杂剧中的热点，对其在元杂剧创作方面的成就取得了充分的认识，肯定了他在中国古代戏曲史、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纪文学、戏剧史上的“大家”和杰出地位。王国维是近现代开启中国古代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研究之幕的第一人，也是研究关汉卿的第一人，他对关汉卿的评价奠定了20世纪元杂剧研究中的崇高地位。与王国维大致同一时代的吴梅（1884—1939）在《中国戏曲概论》中，他肯定了关汉卿戏剧创作的地位和豪放的艺术风格，是很有见地的。郑振铎也是最早对关汉卿进行深入研究并给予高度评价的学者之一。从1930年1月开始，《小说月报》以近两年时间连续载郑振铎写的《元曲叙录》共75则，其中有15则介绍关汉卿的生平，评介关汉卿13个杂剧作品的版本、人物与情节。郑振铎很早就对关汉卿的生卒年进行研究，他在《中国文学史》第四十六章云：汉卿有套曲《一枝花》一首，题作`杭州景’者，曾有“大元朝新附国，亡宋家旧华夷”之语，借此可知其到过杭州，且可知其作于宋亡（1278）之后。《录鬼簿》称汉卿为已死名公才人，且列之篇首，则其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其生年至迟当在金亡之前的二十年（即1214年）。后来，郑振铎又在1958年6月28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戏剧活动七百周年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人民的戏剧家关汉卿》的报告。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也关注元杂剧的研究，1936年发表了《关汉卿不是金遗民》一文，对关汉卿生平进行认真而有成效的考证。其结论为：郑振铎先生根据汉卿“杭州景”套曲，考定他到过杭州，在278年宋亡以后，是很对的。但他说汉卿的“卒年至迟当在1300年之前”，还嫌太早。关汉卿有《大德歌》十首，此调以元成宗的“大得”年号为名，必在“大德”晚年。大德凡十一年（1297一1307），而汉卿曲子中云：“吹一个，弹一个，唱新行大的歌”。这可见他的死年至早在1307年左右。此时上距金亡已七十四年了。故我们必须承认关汉卿是死在十四世纪初期的人，上距金亡已七八十年，他决不是金源遗老，也决不是“大金优谏”。平心而论，胡适对关汉卿生卒年的推断，虽然文字不多，却卓有成效，对当代的研究者很有影响，对他的推论也很难找到资料、证据进行质疑。孙楷第在《关汉卿行年考略》一文中认为，关汉卿生年在宋淳枯元年至十年（1241—1250），卒年在元延枯七年至泰定元年（1犯0—1犯4）这种说法也没有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冯玩君在《孤本元明杂剧钞本题记》中提出了“两个关汉卿”的说法，“一个籍贯是解州”、“一个籍贯是大都”，表现了女学者大胆假设的另一面，但这种说法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1958年的“关热”形成了1949年以后元杂剧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这一时期，研究者们主要从两个方面对关汉卿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一是关汉卿生平事迹的考证。研究者对关汉卿的生平事迹提出了各种观点，对自己已经掌握的史料进行辨析，并发现了新的史料，通过讨论，学界对关汉卿的生平以及创作活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在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文章有：赵万里《关汉卿史料新得》公布了他发现的《析津志·名宦传》中的关一斋小传；蔡美彪《关于关汉卿的生平》和《关汉卿生平续记》；戴不凡《关汉卿生平新探一一从高文秀是东平府学生员说起》等都是研究关汉卿的重要成果。二是对关汉卿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评析。从人物形象的塑造入手研究作品是这一时期关汉卿研究的特点。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提出关汉卿“当为元人第一”的观点后，研究者主要把关汉卿的曲辞和文章作为研究对象和内容，从而忽略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研究。自1949年至“文革”开始的17年里确实是元杂剧也是关汉卿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尽管有由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政治思维定势的介入导致的学术讨论方向的偏颇，但总体上讲，对关汉卿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对以后（特别是八、九十年代）的学术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铺垫的基石作用，为当代人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文革”十年期间，大陆的学术空气凝滞，研究停止，但香港、台湾等地区的学者还是下工夫对关汉卿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香港梁沛锦与日本学者波多野太郎合著的《关汉卿现存杂剧研究》，该书对关汉卿现存杂剧进行了整理和校订，而卢元骏的《关汉卿考述》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初步探讨关汉卿生平创作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带来的进步使研究者又获得了“科研”的春天，很多学者的心情与干劲像接受阳光与雨露的小草在科学园地里充满了勃勃生机。学术著层出不穷；尤其是西方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的大量注入，使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受西方思潮的启发，打开并形成自己新的学术视野。这些同样给古代文学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气象，也形成了一个健康、科学、热烈的学术氛围，并推动了各项研究的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下，继1958年后，关汉卿研究再度出现高潮。20世纪50年代末期，田汉、夏衍等人还倡导建立“关学”，此项工作虽然没有像他们期盼那样达到预期的效果。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关汉卿及其作品为研究对象，学术界开展了比较全面的研究，成立了全国性的关汉卿研究会，出版、发表了大量的研究专著、文章，研究成果还是可观的。仅关汉卿的传论，就有野马的《关汉卿的生平及其作品》、谭正璧的《元代戏剧家关汉卿》等论著。多种选集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大都收集了关汉卿现存的18部全本杂剧（包括存疑的）3种残剧，并且在编注、注释、剧本存疑探讨等方面，作到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兼顾。再有值得注意的就是田汉的话剧《关汉卿》为宣传关汉卿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可以说、20世纪，关汉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起到了保存和宏扬中国古代戏剧的作用，也使人们包括整个世界的人们看到了中国除诗歌、小说以外元代戏剧艺术的辉煌和关汉卿在此所作出的伟大贡献。结论1958年，关汉卿被世界和平理事会提名为世界文化名人，学界以此为契机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及关氏的戏剧编演活动，取得了丰厚的成果。但由于受政治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在关汉卿的研究中，未能立足于文学与戏剧艺术本身和作家本身，而仅仅是围绕“作者生平、籍贯”“作品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等内容进行分析与探讨，政治思维定势以其极大极强的优势侵占着人们的头脑，导致文学研究被“异化”，于是关汉卿就成为了反封建的勇敢“斗士”。这种研究的结果无疑是历史局限性的。纵观20世纪关汉卿及其作品的研究概况，大都是围绕着关汉卿的籍贯、生平以及杂剧(包括散曲)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等等，争论虽多，但也基本有大致的看法。我们应该承认，研究性的文章、著作虽多，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主要的问题：一是材料很少，除了已经被传抄摘引了无数次的《录鬼簿》、《青楼集》、《太和正音谱》、《南村辍耕录》、《宋元戏曲考》、《曲律》等以外，没有发现新的有价值的材料;二是研究范围狭小，总是在作家生平、籍贯、活动地点、从事职业、是否遗民、入仕与不入仕等问题上打转转;三是受时代的影响，有的学者在研究和评价关汉卿时仅注重其戏剧的社会性和思想性，把关汉卿拔高到一个彻底的反封建斗士形象上来。有识之士在中国近代的政治斗争中把文学当作了斗争的武器和宣传工具，文学在斗争中显示了非常的意义。在以政治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文学包括文学研究都沾染上了政治的色彩，甚至是绝对化了的政治的文学与文学研究，使文学作为与政治并行的一种人类存在的社会现象发生了变形，这种变形同样反映在关汉卿的研究上。这样研究的结果，必然导致关汉卿与其作品和他创作的初衷之间产生极大的距离。因此有必要重新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新的探讨。关汉卿之所以能成为元代戏曲家创作所取得成就的顶峰，自有其复杂的客观环境，历史背景、创作深度和作家条件等原因。参考文献：1.论关汉卿的人生观与创作观林岳晋阳学刊2003年02期2.莎士比亚和关汉卿李样林华夏文化2003年02期3.“铜豌豆”与“马神仙”—试论关汉卿、马致远杂剧创作倾向之不同李建武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2期4.关汉卿的民间情怀孙燕华上海戏剧2003年01期5.从《窦娥冤》看关汉卿的南权本质张维娟戏曲艺术2003年02期6.试论关汉卿笔下的妓女形象张海燕沧州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02期7.人文奥运为何要请关汉卿吴志根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10期8.关汉卿与马致远杂剧之比较何悦玲固原师专学报2003年02期9.“本一点孝顺的心怀,倒做了惹祸的胚胎”—窦娥冤屈的深层文化意蕴钱华海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5期10.关汉卿的生卒年和里籍问题章宏伟中国典籍与文化2003年04期
我来说说外国的莎士比亚萧伯纳贝克特莫里哀阿瑟米勒易卜生比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