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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参考文献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对某一著作或论文的整体的参考或借鉴。征引过的文献在注释中已注明，不再出现于文后参考文献中。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屈智芳.社会保障与女性职业发展[D].郑州大学2010 [2]朱力等着.社会学原理[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刘少杰主编.国外社会学理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美)戴维·迈尔斯()着，侯玉波，乐国安，张智勇等译.社会心理学[M].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5]刘杰，徐祥运编着.社会学概论[M].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6]李春凤.不同组织高学历女性职业生涯阻隔差异比较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08 [7]程慧.我国女性职业结构研究[D].北京物资学院2009 [8]耿飞.社交网络中趣缘群体互动模式转换的影响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9]洪睿旋.微博环境下女性话语权的现阶段提升与再提升困局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0]张廷成.社会角色理论视角下的中国退役运动员再社会化问题研究[D].东北财经大学2014 [11]赵雯雯.选秀类电视节目作为新型向上流动途径的社会学分析[D].东北财经大学2013 [12]冉娟.公共部门女性职业生涯发展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 [13](美)孙隆基着.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4]刘梦主编.小组工作[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15]郑杭生主编.社会学概论新修[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刘泉红，刘健.国外中小企业政策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19) [2]赵玲玲.珠三角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研究[J].学术研究.2011(08) [3]张彻.区域经济差异识别及预警研究[D].武汉大学2010 [4]李红艳.R&D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J].数据.2011(08) [5]赵德余.广东积分落户管理政策的经验及其对上海的启示[J].科学发展.2013(08) [6]何雨.农民工市民化中的制度冲突与出路前瞻--基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经验[J].上海城市管理.2013(04) [7]李璐颖.城市化率50%的拐点迷局--典型国家快速城市化阶段发展特征的比较研究[J].城市规划学刊.2013(03) [8]李峰.我国中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大学2013 [9]王文军.中国企业的技术资产剩余索取权研究[D].武汉大学2014 [10]肖红蓉.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制度的构建与完善[D].武汉大学2010 [11]钟怀宇.城市化进程中非均衡性制度安排的改革与创新[J].西部经济管理论坛.2013(02) [12]王本兵.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创新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2011 [13]刘国新.中国特色城镇化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09 [14]王建国.城镇化进程中建设用地需求合理预测方法研究[D].河北农业大学2007 [15]叶玉瑶，张虹鸥，许学强，周春山.珠江三角洲建设用地扩展与经济增长模式的关系[J].地理研究.2011(12) 社会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王一鸣.中国城镇化进程、挑战与转型[J].中国金融.2010(04) [2]刘梦琴.广东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研究[J].南方农村.2010(06) [3]姜达洋.国外产业政策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5) [4]昝剑森，刘扬.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与启示[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0(06) [5]晏月平，廖炼忠.中国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及应对策略[J].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3) [6]窦金波.以制度创新推进城市化发展[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9) [7]邢波.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浅议[J].大众文艺.2009(24) [8]李爱芹.我国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和完善--以广东模式和上海模式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09(03) [9]周小刚，陈东有.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理论阐释与政策选择：农民工市民化[J].江西社会科学.2009(12) [10]周弘.国外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面面观[J].求是.2009(22) [11]周小辉，屈胜喆，夏沁田.论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J].科技创业月刊.2009(10) [12]鲁德银.土地城镇化的中国模式剖析[J].商业时代.2010(33) [13]鲁德银，王习春.试论中国特色城镇化新道路--农民工市民化、制度变迁与城镇化政策[J].孝感学院学报.2009(05) [14]孟祥林.城镇化进程模式：从发达国家的实践论我国存在的问题[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4) [15]田永坡.德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管理体制现状及改革趋势[J].行政管理改革.2010(04) 猜你喜欢： 1. 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2.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3. 社会学论文参考 4. 毕业论文参考文献范文 5. 关于社会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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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学的论文中引用参考文献，具有重要的标志功能、评价功能、保护功能和链接功能，可以反映经济学论文的研究基础和科学依据，可供进一步检索有关资料，共享资源。下面我将为你推荐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希望能够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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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关经济学论文参考文献
同学你好，毕业了就需要面临写论文，对于论文论成都市温江区城市化道路的战略和实践研究确定选题了接下来你需要根据选题去查阅前辈们的相关论文，看看人家是怎么规划论文整体框架的；其次就是需要自己动手收集资料了，进而整理和分析资料得出自己的论文框架；最后就是按照框架去组织论文了。还有什么不了解的可以直接问我，希望可以帮到你，祝写作过程顺利。1、论文题目：要求准确、简练、醒目、新颖。2、目录：目录是论文中主要段落的简表。（短篇论文不必列目录）3、提要：是文章主要内容的摘录，要求短、精、完整。字数少可几十字，多不超过三百字为宜。4、关键词或主题词：关键词是从论文的题名、提要和正文中选取出来的，是对表述论文的中心内容有实质意义的词汇。关键词是用作机系统标引论文内容特征的词语，便于信息系统汇集，以供读者检索。 每篇论文一般选取3-8个词汇作为关键词，另起一行，排在“提要”的左下方。主题词是经过规范化的词，在确定主题词时，要对论文进行主题，依照标引和组配规则转换成主题词表中的规范词语。5、论文正文：（1）引言：引言又称前言、序言和导言，用在论文的开头。 引言一般要概括地写出作者意图，说明选题的目的和意义, 并指出论文写作的范围。引言要短小精悍、紧扣主题。（2）论文正文：正文是论文的主体，正文应包括论点、论据、 论证过程和结论。主体部分包括以下内容：a.提出-论点；b.分析问题-论据和论证；c.解决问题-论证与步骤；d.结论。6、一篇论文的参考文献是将论文在和写作中可参考或引证的主要文献资料，列于论文的末尾。参考文献应另起一页，标注方式按《GB7714-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中文：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版地、版者、版期）：作者--标题--出版物信息所列参考文献的要求是：（1）所列参考文献应是正式出版物，以便读者考证。（2）所列举的参考文献要标明序号、著作或文章的标题、作者、出版物信息。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政府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1] 郑文峰.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J]. 合作经济与科技 , 2005,(04) [2] 曲海波.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原因[J]. 人口研究 , 1989, (04) [3] 刘传江. 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与对策专家研讨会综述[J]. 社会学研究 , 1993, (06) [4]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三个特点[J]. 了望 , 2000,(38) [5] 蒋正华.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J]. 求是 , 2005,(06) [6] 王先益.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 1990, (05) [7] 张杰, 张展新. 直面中国人口老龄化[J]. 中关村 , 2004,(07) [8] 邬沧萍, 徐勤.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 1990, (02) [9] 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 2002,(01) [10] 杜寿杰, 张文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J]. 发展论坛 , 1997,(11) [1] 丁葵桃. 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00,(04) [2] 崔凤.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新长征 , 1999,(05) [3] 李红.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分析与对策[J]. 行政与法 , 1998,(02) [4] 成凤皋. 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策[J]. 理论建设 , 1996,(02) [5] 普建中. 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创造 , 2000,(07) [6] 刘观海.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 福州党校学报 , 1996,(01) [7] 郭远发 , 陶立群. 我国老龄科学的起步[J]. 了望 , 1989, (37) [8] 周彦杰.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前线 , 2001,(06) [9] 刘观海. 福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J]. 福州党校学报 , 2005,(02) [10] 杨伟国. 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J]. 求是 , 2005,(13)
人口老龄化 小论文 1、摘要中应排除本学科领域已成为常识的内容；切忌把应在引言中出现的内容写入摘要；一般也不要对论文内容作诠释和评论(尤其是自我评价)。 2、不得简单重复题名中已有的信息。比如一篇文章的题名是《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发生的研究》，摘要的开头就不要再写：“为了……，对几种中国兰种子试管培养根状茎的发生进行了研究”。 3、结构严谨，表达简明，语义确切。摘要先写什么，后写什么，要按逻辑顺序来安排。句子之间要上下连贯，互相呼应。摘要慎用长句，句型应力求简单。每句话要表意明白，无空泛、笼统、含混之词，但摘要毕竟是一篇完整的短文，电报式的写法亦不足取。摘要不分段。 4、用第三人称。建议采用“对……进行了研究”、“报告了……现状”、“进行了……调查”等记述方法标明一次文献的性质和文献主题，不必使用“本文”、“作者”等作为主语。5、要使用规范化的名词术语，不用非公知公用的符号和术语。新术语或尚无合适汉文术语的，可用原文或译出后加括号注明原文。6、除了实在无法变通以外，一般不用数学公式和化学结构式，不出现插图、表格。 7、不用引文，除非该文献证实或否定了他人已出版的著作。 8、缩略语、略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也能清楚理解的以外，在首次出现时必须加以说明。科技论文写作时应注意的其他事项，如采用法定计量单位、正确使用语言文字和标点符号等，也同样适用于摘要的编写。摘要编写中的主要问题有：要素不全，或缺目的，或缺方法；出现引文，无独立性与自明性；繁简失当。 9.论文结构要清晰，重点突出自己的思想和内容，不要把别人的工作和自己的工作混淆在一起，一定要有自己的东西在里面。 10.严格按照硕士论文书写规范进行论文撰写。论文的整体风格，编排要整洁清爽。 人口老龄化的论文600字 技巧—：依据学术方向进行选题。论文写作的价值，关键在于能够解决特定行业的特定问题，特别是在学术方面的论文更是如此。因此，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一，就是依据学术价值进行选择提炼。 技巧二：依据兴趣爱好进行选题。论文选择和提炼标题的技巧之二，就是从作者的爱好和兴趣出发，只有选题符合作者兴趣和爱好，作者平日所积累的资料才能得以发挥效用，语言应用等方面也才能熟能生巧。 技巧三：依据掌握的文献资料进行选题。文献资料是支撑、充实论文的基础，同时更能体现论文所研究的方向和观点，因而，作者从现有文献资料出发，进行选题和提炼标题，即成为第三大技巧。 技巧四：从小从专进行选题。所谓从小从专，即是指软文撰稿者在进行选则和提炼标题时，要从专业出发，从小处入手进行突破，切记全而不专，大而空洞。 11.参考文献格式要规范，严谨，基本要求超过三十篇（工程硕士20）。 12.所有参考文献必须在论文中有引用的地方。 13.所有图形公式都要自己完成，拷贝、复制是不允许的。 14.尽量不要用我或者我们这样的字眼，也就是口语化的东西要杜绝。 15.图形都要有英文的title。 16.页眉需要有下面信息。 17.摘要和目录是专家评审的主要翻阅的地方，一定要让摘要和目录体现所做工作和创新点，所以摘要和目录的编写很重要，往往容易被忽视！ 18.表格需要有编号并至于表格的上方，不同于图形的放置于下方。 19.论文的结构一般是 背景介绍 ·研究现状 现有算法、技术、手段或方法的缺陷和不足 提出的新的算法、协议、方法、技术或手段 对自己提出的方法、技术或手段进行实践、分析和比较 结论和展望 20.论文撰写时，一定要注意书面语气，不要有口语化的成分，很多同学没有培养这方面的能力，写的内容过于口语化，应注意！ 急求~!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论文参考文献 [1] 郑文峰.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再认识[J]. 合作经济与科技 , 2005,(04) [2] 曲海波.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人口学原因[J]. 人口研究 , 1989, (04) [3] 刘传江. 中国人口老龄化前景与对策专家研讨会综述[J]. 社会学研究 , 1993, (06) [4] 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三个特点[J]. 瞭望 , 2000,(38) [5] 蒋正华.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及对策[J]. 求是 , 2005,(0常) [6] 王先益.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研究综述[J]. 人口学刊 , 1990, (05) [7] 张杰, 张展新. 直面中国人口老龄化[J]. 中关村 , 2004,(07) [8] 邬沧萍, 徐勤. 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和特点的新认识及对战略对策的新思考[J]. 中国人口科学 , 1990, (02) [9] 朱忠祥. 中国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J]. 湖南行政学院学报 , 2002,(01) [10] 杜寿杰, 张文珂.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对策[J]. 发展论坛 , 1997,(11) [1] 丁葵桃. 浅谈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湖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 2000,(04) [2] 崔凤.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新长征 , 1999,(05) [3] 李红. 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状况的分析与对策[J]. 行政与法 , 1998,(02) [4] 成凤皋. 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对策[J]. 理论建设 , 1996,(02) [5] 普建中. 论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J]. 创造 , 2000,(07) [6] 刘观海. 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J]. 福州党校学报 , 1996,(01) [7] 郭远发 , 陶立群. 我国老龄科学的起步[J]. 瞭望 , 1989, (37) [8] 周彦杰. 迎接人口老龄化的挑战[J]. 前线 , 2001,(06) [9] 刘观海. 福州市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和特点[J]. 福州党校学报 , 2005,(02) [10] 杨伟国. 人口老龄化挑战欧洲就业[J]. 求是 , 2005,(13) 急求人口老龄化论文，1000字左右。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办的“21世纪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与经济分析”国际研讨会上，一份CSIS提交的最新调研报告《银发中国》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关注。该报告称：“35年前，中国儿童人口与老年人口的比例是6：1，而往后的35年，这个比例将颠倒过来，老年人口将是儿童人口的2倍。人口预期寿命由1949年的41岁延长到了现在的70岁。另一方面劳动人口的数量也急剧下降，到2050年左右，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减少18％－35％。人口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是推动中国老龄化和劳动人口相对数量下滑的两股基本力量。” 并且它还严肃指出：“中国即将经历一次惊人的人口转变，一个原本年轻的国家即将老龄化。” 所谓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相对比例上升，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我国2003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抚占总人口的比重就已经达到了11%，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将很快成为中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新挑战。 中国 *** 高度重视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积极发展老龄事业，初步形成了 *** 主导、社会参与、全民关怀的发展老龄事业的工作格局。国家成立了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确定了老龄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基本政策；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制定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纲要》，把老龄事业明确纳入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老年人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城市初步建立了养老保险制度和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医疗保险制度，以及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实行以土地保障为基础的“家庭养老为主与社会扶持相结合”的养老保障制度。许多地方还对救助贫困老年人和高龄老年人采取了特殊的措施。老年服务事业发展迅速。中国 *** 修订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城市道路和建筑物障碍设计规范》等相关条例，方便老年人的居住与出行。社区卫生站、托老所、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学校、老年休闲广场等老年服务设施逐渐增加，服务老年人的志愿者队伍不断壮大。 人口老龄化解决方法 随着我国科学的发达、社会的进步等诸种因素的作用，人的寿命日益延长，使到达老年期的人数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口老龄化给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庞大老年群体的养老叮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项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许多制度尚待建立和完善，养老、医疗、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压力早就潜伏生长，人口老龄化只是凸显了这些压力。目前，这些压力还只是初现端倪，随着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这些压力的影响将会更加深刻、更加普遍。提出的建议是：1、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为老年保障体系提供法律基础。2、要制定老龄事业发展的规划和措施，是我国把它列为一项新兴的社会事业来看待。3、要建立老龄事业在社会发展中的优化运行机制，解决“五老”问题。“即五老：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设的安老、养老的安全网；培养服务老龄化的社会知识、技能、品德。4、改革退休制度。有一种过渡性的退休制度不妨试试。 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怎样 结合身边的例子谈谈 论文形式 代写 我国人口老龄化可能会有哪些问题? 一、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 这里指的是狭义养老问题，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老年人生活的吃穿住等问题。我国老年群体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供养来源划分，大致可分为离休阶层、退休阶层、自养阶层（指城乡无国定经济来源而依靠自身力量积蓄或子女供养的老人）、救助阶层；从生活状况角度划分，大致可分为富裕阶层、小康阶层、温饱阶层、贫困阶层。从居住环境角度划分，可分为城市和农村两大阶层。在老年群体里，绝大部分离退休人员属于 *** 供养的体制内老年人。我国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总体上说体制内的离退休阶层好于其他阶层，城市阶层好于农村阶层。生活质量最高的是体制内离退休领导和极少数的退休知识分子、企业人员。 我国老年群体生活状况主体上比较幸福，但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面临的困境也比较大，其主要反映在养老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上。我国养老保障制度已经实施了20年，但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仍在养老保障制度之外。我国真正纳入三类养老保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离退休制度、五保供养制度）的老年人只有7100万（2007年底），占老年人总数的46％，其余54％的老年人没有纳入三类养老社会保障范围。他们未来的生活如何解决，如何保障，是 *** 的一个难题。而现实的情况是，我国城乡已经有一大批老年人生活极度困难，显得 *** 力不从心，无能为力。 我国不仅现有8000多万老年人游离在三类养老社会保障制度之外，而且未来几十年里这个数还在大幅度增加（假如 *** 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话）。我国参加城乡四类养老保障（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离退休制度、农村养老保险、五保供养制度）的人口总计约亿（2007年底）,只占到应参保人口的1/3。养老保险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首要的基本的制度安排，但我国养老保险发展速度和保险水准都有较大差距，而且全面推动难度大，由此反映出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任务十分艰钜。 二、老年人的医疗保障问题 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已有10年，但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的医疗问题日益突出。在城镇，真正纳入两类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为4152万（2006年底），占城镇老年人口6800万的66％，其余34％的老年人没有纳入医疗保障的范围。参加城镇三类医疗保障（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退休制度）的人口总计约亿（2007年底），尚有1/3以上应当参保的城镇人口尚未纳入医疗保障体系。而且，根据现在参加医疗保险情况，无经济来源导致没有能力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相应的今后没有医疗保障的老年人将会持续增加。 在农村，我国有亿农民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加上3000万人参加了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村约亿人口（2007年底）纳入医疗保险。农村参加医疗保险人数多，但保障水平非常低，老年人不敢看病和看不起病的问题非常突出，老年人的医疗问题实际上没有得到真正保障。因为高额的医疗费和低额的报销比例以及医疗机构的限制，常常把90%以上的农村老年人（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拒之医院的门外。所以对老年人来说，农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事实上成为老年人只交钱不看病的负担或“经济剥夺”。 医疗保障制度是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重要制度安排，但从目前我国城乡医疗保障制度的进展情况看，我国绝大多数老年人却不能享有社会医疗保险，看病和住院费用主要是由老年人自己、子女或亲属负担。我国这种社会医疗保障水平与老年人需求之间存在的巨大差距直接导致老年人贫困现象加剧和健康受损害。 三、老年人的精神贫困和尊严保护问题 在我......>> 关于中国社会老龄化问题研究论文的提纲 50分 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综述（此论文资料，可以参考）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能力，而8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 分析世界人口老龄化进程的特点 这个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最合适了，中国现在的人口的年龄比率就是老年化相当严重的国家，如果还不适量放开计划生育，那以后会怎么样，真实不敢相信，首先从经济方面讲，现在的年轻人压力要比我们老一辈的压力更大，比如独生子女，他们需要赡养四个老人，一个小孩，两个人的工资只是生活都很困难了，更别是买房买车之类的了，丹资不够养家之用，人力方面考虑，年轻人的比重在下降，很多行业都面临后继无人的困境，不是没人，是没人愿意去做这样的工资，现在大学生满天飞，很少有愿意吃苦的，有关系的销尖脑袋往公务员里钻，有钱的富二代更是不用愁，只有我们农村来的人才拿微薄的工资还拼命干活，没办法啊，没背景，没名牌大学文凭，一点牢骚之言，楼主看看就算了，帮不上忙，很抱歉！
给你个方向咯。原因：肯定是经济原因，城市发展，就业前景比农村好，收入高，农村的依靠传统的农业发展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影响：对城市。弊：增加城市的交通、住房、就业、社会秩序等等带来影响。利：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对农村。弊：造成劳动力流失。利：给农村带来了“外快”，促进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等等自己再扩展咯。希望给你帮助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
1、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城市经济发展需大量劳动力输入。2、城市就业机会多，农村就业机会相对少，有大量劳动力需外输。3、城市基础设施完善，教育、生活、医疗条件相对优越。4、农村经营规模小，个体分散，农产品农民定价能力弱
农村人口流动是中国人口流动的主体，对中国的人口空间格局和区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农村人口流动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析农村人口流动与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伴随这一过程，农村人口流动日益加剧。农村人口流动的数量多、规模大、结构复杂、原因多样。这种流动给广大乡村造成了严重的治理性困境。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成因分析
(一)农村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1978年，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政策，与此同时，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农村的推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生产率都大幅提高，然而，我国农村地区人口多，土地少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拿我国的四川省为例，四川省人均耕地面积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面积不到一亩，整个四川省有超过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力每年有半年是空闲时间。除此之外，全国每年还有大批男女青年满十八周岁，加入外出务工队伍，成为新的流动人口。改革开放以来，每年农村大约有一千万的新增劳动力。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
(二)农村人口流动的可能条件：城市建设与发展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
从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加快城镇建设的速度，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城市发展的政策，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全面展开。从八十年代开始，国家对城市建设的投入大幅增加，城市建设规模不断扩大，这就要求有大量的劳动力，因此，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
(三)经济利益的诱惑是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长期以来，农村生活条件差，经济来源有限，仅仅依靠农业收入已经不能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的需要，同时，城市的高收入对农村劳动力是极大的诱惑，因此，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村劳动力的首要选择。经济利益成为推动农村人口流动的直接动力。
二、农村人口流动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流动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变量，农村人口流动在给城市建设及流动着本人带来积极效应的同时，也给农村地区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政府必须要对这一社会现象密切关注，如若不然，这些人口的流动可能会对农村社会带来不良影响，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稳定。
(一)流动促使“乡政村治”下的“草根民主”逐渐蜕变并引发乡村政权“内卷化”
正常情况下，人口流动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然而，由于我国国情的独特性，人口流动并没有给我国社会带来长足的发展。上世纪90年代，“民工潮”逐渐兴起，但这并没有给农村社会的发展带来优势，相反，人口外流的同时，也带走了农村大量的人力、技术和知识。农村人口的流动主要是青壮年的劳动力和高级知识分子。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想在农村地区实行“村民自治”，推行 “草根民主”，从而达到对乡村的有效治理。然而，由于人口的流动，乡村社会发展中最需要的人才、劳动力以及资金等都随着人员流向了城镇，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国内一些学者通过大量的调研证实，在这些外流的人口中，青年占到了80%以上，农村留下的人口的整体素质远远低于流出的人员。基层民主建设中的“草根”逐渐衰弱、减少，农村“两委”的建设呈现“内卷化”的趋势。
(二)土地的“规模化”经营并未在人口流动中有所发展，反而造成了农业发展“过密化”
由于农村人口压力过大，农业用地少的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极为有限，仅仅为养家糊口用。对农村来说，土地是生存的必需品，是解决吃饭问题不可缺少的资料，是农民的生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分散的各个家庭，虽说农民的积极性增大了，但是土地更加分散，而且土地流转的难度较大，不利于规模经营的开展。人口的外流也造成了农村土地的大量荒置，很多地方出现了无人耕种的现象，使得农业的生产效率大为降低，严重危及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农村人口的流动加剧了农村留守人员的“相对剥夺感”，使得乡村治理难度加大
研究表明，人口流动有助于流动者本身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现代性的增强。农村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接触新的事物，学习新的知识，有助于农民政治 文化 水平的提高。这对农村社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然而，在我国农村人口流动的过程中，这些有利的因素却没有出现。相反，在人口流动的过程中，留守农村的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更加感受到城镇居民生活条件比农村优越，生活环境更加好。这些信息使得农民更加向往城市的生活，同时也产生了强烈的不平等感。在农民的眼中，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乡的差距应该是逐渐缩小的，但事实上城乡的差距却逐渐拉大了，相对的农村的生活水平更低了，期望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无法弥合，这就产生了强烈的“相对剥夺感”。现阶段，由于这种“相对剥夺感”的扩散，在农村引发了不少群体性事件，农民对政府不信任，对政府不满意，这是我国农村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乡村治理的有效策略
在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中，想要实现对农村的有效治理需要政府、社会和乡村的共同努力，对农村现有的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政府要不断进行制度的完善和创新。
(一)解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促进社会资源的有序流动
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国家在政策制定上的失衡。政府出台的大多政策，都是优先发展城市经济和工业，在资金和税收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招商引资，但对于农村经济，这种政策倾斜很少，这就导致大量的资本和人力集中在城市，农村发展需要的资源配置十分有限，对农村的发展非常不利。在这种资源都集中在城市的情况下，农村想要发展非常困难，发展空间非常有限，农村经济发展迟缓，经济凋敝，这对乡村的治理非常不利。作为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该逐步打破这种政策的不公平状态，加快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对立，为乡村的有效治理营造良好的环境。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户籍制度的改革，要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的改革。
(二)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促使土地的“规模经营”
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没有取的成效的重要原因就是弄村土地配置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而形成“规模经营”，相反，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土地搁荒、撂荒等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国缺乏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在我国农村，依然是通过对单位土地投入劳动力的增加来提高土地的产出，并不是主要通过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来提高产出。所以，政府必须加快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步伐。首先，要加快土地流转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尽快制定并出台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规范土地流转的途径，使农村土地流转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其次，要设立土地流转的中介组织。乡镇政府可以依托相关的政府机构建立土地中介组织，管理土地流转，为农村土地的顺利流转搞好服务。最后，明确乡村组织在土地流转中的地位和角色，搞好管理和服务工作。
(三)加强农村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组织建设，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在我国推行的基层民主中，维护社会成员权利、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是社会组织。组织能够凝聚农民的力量，提高农民意愿在政府政策制定中的地位，保障农民的权利，提高农民的话语权。并且，通过组织，农民的意愿受到政府的重视，这也有利于农民参政积极性的提高，同时，组织内部传播的文明规范、组织成员间进行的技术交流等都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对乡村治理的有效开展有积极的意义。所以，政府应该支持这些政治、经济、文化等组织的建设，通过组织把农民有效的聚集起来，使大家的技术和特长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使农民可以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利，增强农民参与基层民主的积极性，实现“乡政”和“村治”之间有效的沟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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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户籍制度改革下的农村人口流动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不断放宽，政治色彩逐渐弱化，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障碍。所以进一步推行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农村人口流动，促进城市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关键词：户籍制度;制度变迁;社会流动;二元社会
户籍制度是国家的一项重基本行政制度，是国家依法收集、确认、登记公民出生、死亡、亲属关系、法定地址等公民人口基本信息的法律制度，以保障公民在就业、 教育 、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权益，以个人为本位的人口管理方式。人口流动是人口在短期离开后又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一般指离家外出工作、读书、旅游、探亲和从军一段时间，未改变定居地的人口移动。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也在不断的发生变革，农村人口流动也在逐渐活跃起来，但户籍制度仍然是农村人口流动的户籍壁垒，只有打破壁垒，才能逐渐为农村人口流动敞开大门。
一、 改革开放以来户籍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指新制度的产生、替代或改变旧制度的动态过程。作为替代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高的制度替代原制度;作为转换过程，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生产过程;作为交换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的交易过程。
(一)城乡二元框架内户籍制度调整
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始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但也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农民涌向城市，出现了民工潮，冲击了改革开放以前静态的，二元的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首先，在原来二元框架内开始出现户口迁移政策。如国务院1984年发出的《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中规定了凡申请到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和家属，在集镇有固定住所，有经营能力，或在乡镇企事业单位长期务工的，公安部门应准予落常住户口，及时办理入户手续，发给“自理口粮户口薄”，统计为非农业人口。①这是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第一个规范性文件，打开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大门，原来的二元户籍制度开始松动。其次，改革户口管理制度，实行户口登记制度。这一时期国家颁布的政策主要有1985年全国人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安部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其中第十四条规定：“公民在办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权益的事务时，可以出示居民身份证，证明其身份。”从此就开始了中国证件制道路，开始对人口实行户口制度、身份证制度、暂住证制度、寄住证制度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再次，原有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减弱。原有的户籍制度直接与粮油供应制度、就业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等诸多制度相挂钩，但户籍制度改革将直接弱化这些附加的功能。
(二)逐渐突破二元户籍制度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户籍制度也不断的做出改进和突破。第一步是对小城镇户口试行全面开放，不再进行限制。这是国家在从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过渡中的必然选择。第二步是不断完善户口登记制度，建立常住户口、暂住户口、寄住户口三种管理形式，并且取消了农业与非农业两个类型，一律以“家庭户”、“集体户”进行。
(三)逐渐建设城乡一元户籍制度
这主要是从2002年至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需要不断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党的十六大指出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进一步为建立城乡一元户籍制度指明了方向。这一时间段，户籍制度改革逐步进入大城市，建立统一的户口登记管理制度，但各省各城市也应因地制宜。同样国家着力扶持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避免因政策放宽大批农民涌向城市。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现状
户籍制度自被打上政治色彩时，就认为的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划分出了一条防线，所以户籍制度严重影响了农民人口流动。户籍制度下农民流动也呈现出由固化到逐步流动的一个过程。
(一) 户籍制度改革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的便利
首先，农民可以自由流动，有利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人口流动更加常态化，人口流动在数量上与社会发展更加契合，质量上更加实现人尽其才，尽其用的目的。其次，户籍制度的政治功能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弱，农民在流动中更加注重个人利益。最后，户籍制度下各项派生制度对农民流动影响减小。由户籍制度派生的就业制度、教育制度、婚姻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进入城市不再设阻。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起来，主要涌向城市，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的放宽对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提供了便利。
(二) 户籍制度下农村人口流动困境
户籍制度改革虽为农村人口流动提供了便利，但仍然存在着很多困境。首先是城市对农民仍然有排斥心理，这体现在农民工在城市中仍然处于弱势地位，很难享受到与城市人一样的权利。其次，与户籍制度一系列配套制度改革未深入，同样对农民造成了困难。如教育上，很多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仍然享受不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待遇;在就业方面，大学 毕业 的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里找工作仍不是很理想，很多单位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员工，这样更加方便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在福利待遇方面，农业户口的人在城市里仍然享受不到一些福利政策，如社保，养老 保险 等。所以农村人口流动仍会遇到户口身份的阻碍。
三、 减小户籍制度对农村人口流动影响的对策建议
为推进农村人口流动，推动农村城市化，促进中国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有必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以及特大城市对户籍的限制，逐步对农民开放。这将直接影响农村人口流动趋向，促进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我国的户籍制度与市场经济更加契合。其次，逐步取消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附加功能，这将弱化户籍对人身份的影响和诱惑。再次，加快对户籍制度派生制度改革，消除户籍身份在其他方面的影响，这主要是指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制度。最后，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这是从根本上解决户口对农民的诱惑和限制的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僵化到逐步活跃的一个改革过程，这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农民工潮的冲击。同样户籍制度的改革也放过来促进了农村人口流动和社会流动，促进了我国城市化过程。户籍制度改革不仅仅是对身份的改变，对农村人口流动和农民的社会流动将会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作者单位：西南 财经 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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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刘宜君.户籍制度改革与社会人口流动研究.[J]福建师范大学.第2页，2003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城市经济学以城市的产生、成长，最后达到城乡融合的整个历史过程及其规律，以及体现在城市内外经济活动中的各种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 城市经济学用经济分析方法，分析、描述和预测城市现象与城市问题。其研究重点为探讨城市重要经济活动的状况，彼此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城市与其它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关系等。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各国，大量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城市规模迅速扩大，城市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城市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如住宅、交通、环境、公共设施不足等，一些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为了探索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寻求解决的方法，开始把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于是产生了城市经济学。其研究内容主要有：①城市经济结构与城市成长。包括城市产生、城市化、郊区化、都会化、城市衰退、城市发展结构、城市特性、城市规模、城市更新、新城建设等；②城市内部结构。包括土地利用、住宅、交通等；③城市公共服务及福利设施。包括城市财政、公共服务设施（如水、电，公园等）的供需状况；④城市人力资源经济。包括就业、消费、迁移、贫民、人力资源、投资等；⑤环境与城市生活质景。包括公害预防及处理、防范犯罪、旧城改造等；⑥城市发展政策。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分类城市经济学分为理论城市经济学与应用城市经济学。前者从理论上研究城市的经济活动，了解问题的现象与实质，不涉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政策方面的研究，其主要内容有：城市化理论，城市发展理论，土地利用及地租理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城市规模等。它有助于了解城市经济现象和问题，是城市规划前必须的基本研究。后者注重研究改善和解决城市问题，增进居民福利的对策及具体办法，研究内容为城市问题与城市发展政策，如住宅拥挤且质量低劣，交通堵塞、失业、种族歧视、贫民窟等。上述两者皆与城市规划关系密切，是城市规划工作的基本内容之一。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主要内容1、城市经济的基本理论，如城市概念，城市化，城市规模、类型、性质、功能、地位和作用； 2、城市经济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条件、过程、特点，以及在各种生产方式下的表现；城市经济的外部关系，城乡对立运动及其规律； 3、城市经济的内部结构、空间结构和经济关系； 4、城市中的公共经济、市政建设和城市财政； 5、其他城市经济问题，如城市住宅、土地、交通和就业等。 [编辑本段]城市经济学的性质城市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与经济理论从微观经济学到宏观经济学再到中观经济学这一发展历程一脉相承的。1965年美国汤姆逊的《城市经济学导言》问世，标志着城市经济学在美国首先诞生。虽然城市经济学作为中观经济学的重要学科之一只是经济学体系中的后来者，但它一经产生就体现出蓬勃发展的生机和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此后，城市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在欧美各国、日本、前苏联得到较快发展。20世纪80年代，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兴起和传播，经过20多个年头的风雨历程，城市经济学在我国已经得到长足发展，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说，我国城市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还远不能满足改革开放后我国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这与社会各界对城市经济学这一学科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是分不开的，因此，认识城市经济学的性质，有助于我们揭开城市经济学的庐山真面目。 一、城市经济学是发展中的经济学 在城市快速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一系列实际问题，但传统经济理论面对这些城市问题却束手无策。因为这些问题既不能用研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学，也不能用研究企业和市场的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工具加以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实践呼唤着一种全新理论的产生，并以此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进行前瞻性的指导。20世纪初，一些学者开始致力于城市综合问题的研究，诸如城市土地利用与价格问题、城市交通问题、城市运输问题、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城市规划问题等，对这些问题的求解使城市经济学应运而生。此后，随着世界范围内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城市在各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发挥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城市不仅是国民经济的支点、区域发展的中心，更是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纽带。与此同时，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也日趋复杂和深化，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展到城市化、城市空间结构、城市区域、城市管理、城市经营、城市文化以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方面，城市经济学的“羽翼”不断丰满。但是，从目前国内外已经出版的城市经济学的教科书和论著来看，构建的体系自成一家，研究的范围各有侧重，尚未形成一套比较规范、完整的理论体系，对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尚未给出解决的良方。城市经济学依然是一门稚嫩的学科，对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还将持续地进行下去，城市经济学也将在发展中逐步成长，直到走向成熟。 二、城市经济学是综合性边缘学科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为城市系统，重点是城市经济系统，而城市经济系统是多层次的，它包括微观城市经济系统、宏观城市经济系统和城市经济管理系统，研究对象的多层次性决定了城市经济学是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是一门边界宽广的学科。它是把许多的部门经济学应用到城市经济系统之内，并对其内涵和外延加以丰富和发展所形成的综合性学科。城市经济学的诞生，给传统的工业、商业、建筑业、金融业等部门经济注入了新的内涵和外延，使得对其研究从条条式的局部研究转入在城市这一综合有机整体下的全面、系统的研究，城市经济学将许多部门经济学难以解决的问题纳入其研究的范畴，以探求应对良策。城市经济学又与各部门经济学密切而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一门跨学科、跨部门的边缘学科。 三、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以劳动时间作为衡量价值量的惟一尺度，将劳动价值论作为构建传统经济理论大厦的基石，认为只有劳动时间的节约才是经济的节约，而经济平衡只是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经济学是时间经济学。但是，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仅是时间因素，空间因素的位置、运动和存在方式同样影响着经济的发展，“价值的创造既离不开劳动时间的延续，也离不开劳动空间的联系；经济的节约归根到底不仅在于劳动时间的节约，也在于劳动空间的节约和组合的优化；经济运行中的价值平衡和实物平衡，如果不与‘空间平衡’相结合也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在价值的形成过程中，起作用的不仅是劳动时间，还有空间结构。城市经济学的产生适时弥补了传统经济学对空间因素的忽视，并关注空间要素在城市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空间范围内对城市进行综合研究，以实现经济要素在空间的合理布局，因此，城市经济学是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格外重视对经济要素之间的相邻效益、布局效益、网络效益和城市区域的聚集效益的研究，而这些城市空间结构效益具有比部门经济效益更深远、更广泛的意义，对空间结构的研究是城市经济学在发展一般经济学过程中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四、城市经济学是公共经济学 世界范围的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使城市公共经济关系显得更为复杂和重要，公共经济对企业经济的促进和制约作用已经日益明显。城市经济学以其独特的视角， “不仅从企业角度出发，而且，更多的是从城市和区域经济整体运行盛壅塑 皇出发研究经济问题。因此，公共部门的投入产出及其政策的研究构成了城市经济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相比之下，政治经济学、西方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及其各个部门经济学，由于出发点和侧重面不同，对公共经济的涉及和涉及程度是相形见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价值规律对生产关系进行研究，尚未涉及属于公共经济范畴的公共产品、公共投资、公共福利、公共政策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研究；西方微观经济学只对具体的生产单位进行研究，与公共经济领域几乎没有交叉；西方宏观经济学虽然涉及了对国民收入、货币、财政等公共经济问题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主要是从国家和全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些问题， 尚未深入到城市这个层面；各个部门经济学也或多或少地结合了一些公共经济学的内容，但是，那都不是完整的公共经济学，只是与那个部门经济学有关联的几个公共经济范畴；而城市经济学克服了以上各种经济学不重视城市公共经济发展的缺陷，对公共经济进行了整体的研究，由此可见，城市经济学也是公共经济学。城市经济学重点研究城市公共经济的地位、作用、内容体系，提出调控的方法和公共经济政策，如通过对城市土地的开发与利用、城市基础设施、城市文化设施、公共福利设施、公共卫生设施和住宅建设等问题的研究，为政府配置公共经济资源，提高公共经济效益提供理论和决策依据。因此，城市经济学是完全不同于企业经济学的治市经济学，是市长经济学。 五、城市经济学是高级市场经济学 城市较之乡村具有更多的优势，使生产要素更多地集中在城市，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地发展起来。城市本身就是一个大市场，但这个大市场的经济问题不能运用传统的微观经济学来解决。因为微观经济学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研究单个经济主体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并透过商品市场的价格决定过程，找到有限资源最佳配置的方法和途径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它是单个经济主体的市场经济学。城市则是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集合体，但这个集合体绝不是单个经济主体的简单加和，它的经济关系比单个经济主体纷繁复杂得多，比单个经济主体研究的变量要大得多。市场经济学以劳动、资金、技术为因子，研究企业的投入与产出的数量、规模和比例关系，而城市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变量却要比市场经济学多得多， 即使是相同的变量，在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下也有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生产的动力和目的是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这种经济效益是可以用货币衡量的，而在城市这一经济集合体中，绝不能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更要兼顾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站在比微观经济学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市场经济，研究由无数单个经济主体组成的经济系统的运行、形成的各种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通过这些规律寻求城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途径，以实现城市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城市经济学是比微观经济学更为复杂的高级市场经济学。 六、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城市经济管理是城市经济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城市经济管理既不等同于以企业为核心的微观经济管理，也不等同于以国民经济管理为内容的宏观经济管理。城市经济管理将微观经济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一方面，城市管理是落实国家宏观管理的重要环节；另一方面，是保证企业微观管理合理实施和充分有效的重要条件”。虽然从总体上说三者都是从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活动，但城市经济管理却有其独到之处，诸如定位城市政府职能、进行城市经济社会综合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完善管理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机制等。此外，城市经济管理的“导引、规范、治理、服务、经营”五大职能更是对传统管理职能的创新，城市导引是“对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进行方向性引导”；城市规范是通过法规和主动的引导对城市个体进行的有形和无形的约束；城市治理是针对城市中存在的经济、社会、环境方面的问题，采取多种措施进行“整治、矫正、调理”；城市服务是“通过制度、政策的调整和物质、文化条件的创造和改善，进行供给和帮扶的公益性管理”；城市经营是“通过城市资产资本化和市场化运作，保证城市整体和部门公共财产保值增值，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效益最大化，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城市经济管理职能”。城市管理职能大大地丰富了传统管理学职能的内涵，所以，城市经济学是新型管理经济学。 七、城市经济学是先进文化经济学 城市不仅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物质环境，还为人类提供了活的文化载体。从风格鲜明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街景、东西南北的饮食到流行的服饰、奔驰的汽车，无不流动着城市文化的语言。城市更是文化的高地，科学技术的摇篮，人才的培育地和聚集地，城市负载着文化，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文化从其层次上说，有器物层面的文化；有制度层面的文化；还有观念层面的文化。文化从其形态上来说，有艺术形态的文化、知识形态的文化和观念形态的文化。而汇聚在城市范围内的文化则构成一个城市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魅力，不论是城市经济的持续发展还是城市管理的有效实施，都离不开城市文化这片土壤。从总体上说，先进的城市文化将有力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决定因素，落后的城市文化也会制约、阻碍城市经济的发展。城市文化对城市管理的影响，一方面体现在管理者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文化模式、文化素养等决定其观念、行为，进而影响城市管理水平的方面；另一方面，城市文化又通过市民的道德规范、文明程度、文化修养、对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影响着城市的精神风貌，决定着城市管理措施的实效。将城市文化纳入城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不仅又一次丰富了城市经济学，而且也使城市经济学成为先进文化的经济学。 八、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 城市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而不是理论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是为了把握城市系统经济运行、经济关系及其规律，并以此来指导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的实践。研究城市发展规律，是通过对城市化基本规律的揭示，探寻城市发展的一般条件、动力及过程，这对于制定城市发展战略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结构，是通过对城市三次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结构和组织结构以及空间结构的分析，以期对城市经济结构进行不断的调整和优化，这对于确定城市的发展方向、规模以及城市功能的定位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环境，是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全面、系统的阐述，提高人们对人与自然、经济与自然协调发展的认识，这对于城市规划和建设以及城市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效益，是通过对城市经济整体效益、城市土地效益、城市规模效益或定量或定性的分析，来探索提高城市经济效益的途径和方法，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综合效益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区域，是通过对城市经济区域形成与发展的剖析，寻求城市与区域共同发展的机制，这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经济管理，旨在探索城市政府管理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方法、途径，这对于提高城市的水平和效率是有意义的；研究城市文化，旨在通过对城市文化与城市经济、城市管理之间关系的梳理，实施有效的城市文化发展战略，这对于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是有意义的。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是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管理服务的一门应用学科。
AbstractChina's rapid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led to the rapid expansion of cities. The urban space spreads to the suburb where belongs to the villages or small towns based on farming structure, causing the so-called urban villagers who lost their farming land to maintain their balance of economic life by hiring idle houses. From this, it has gradually become "village community" in urban, which is one kind of special performance that caused by the dual system of the urban-rural split. With the advance of urbaniz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community" has become the important issues of common concern to the city government, villagers and academic world. Firstl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village community" forms and presents its features. Then it explained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some common ideas of "village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Finally, it deeply studied on the fact of "village 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in Dongguan. Based on the basic approach of this transformation, the paper listed its several kinds of concrete plans and it has made the 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and the usable application to each kind of concrete wordsDongguan City, Urbanization, Village community in urban, Transformation结合翻译软件的内容在句序,用词方面进行了调整和修改.力求忠实符合原文意思,达到论文摘要效果.但在部分专业词汇如"城中村","学术界"等方面还有待楼主考究的地方,望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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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类社会发展正面临着人口膨胀、资源超前消耗、环境急剧恶化的空前挑战，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的现代城市规划，决定了我国的大部分地区只能追求以公共交通为基础的高质量的可达性。具有多项显著优点的轨道交通(尤其是地铁运输模式)，是解决大城市中心区域交通拥堵问题的最佳途径，但必须在依托改善既有公交系统、并通过优化网络便捷换乘而达到相互协调配合的前提下，注意降低它的建造运营成本。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城市规划；轨道交通；建造运营成本 作为文明历史发展中的崭新时代，城市的诞生宣告了人类生存方式的彻底变革，也由此开创了城市建设与规划的初始形态。今天，伴随全球化的大潮，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人口迁移与国土城市化过程，充满中国特色的城市规划实践，越来越体现出面向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交通是现代城市规划中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各方面处于跳跃式发展的人口大国，科学地制定切合实际又具有前瞻性的城市交通规划，意义尤其重大深远。 本文以当前城市化加速背景下城市交通规划面临的重大选择作为切入点，对如何解决轨道交通与现存城市公交系统的协调发展，特别是如何经济、优化地建造与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建议。 1 轨道交通是我国城市交通规划的重大选择 城市交通规划面临的一切问题起源于三个基本因素：人口剧增、城市化加谜与出行方式机动化。为此，规划者们必须在各种可能的决策方向之问慎重取舍。国外专业杂志《世界城市化展望》2004年载文指出，全世界人口从1950的25亿左右增长到2000年60多亿，只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预计再过30年将达到80亿以上。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1亿3千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一般城市居民的交通出行方式也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城市出行方式机动化日益加速，造成了今日中国主要大中城市里司空见惯的“出门难行路难”问题。专业人士称之为严重的城市道路交通拥挤。 一般而言，城市交通方式大致可分为步行、自行车、摩托助动车、小汽车与公共交通国内外的城市交通基本上都经历过从步行、自行车到摩托、小汽车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但是，当人类普遍进入小汽车时代后，美国和欧洲选择了不同的交通方式和城市形态。美国以小汽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城市多数呈现分散、蔓延的形态。欧洲大陆则十分重视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大城市通过轨道交通将市中心、近郊生活就业区与远郊卫星城镇连结起来，形成多中心的城市形态[1]。轨道交通系统的诞生，使城市的发展从中心聚集型向离心分散型转变成为可能，也因此造就了城市中心的“职住分离”现象。应该承认，私人小汽车和轨道交通是目前发达国家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两种交通方式，分别突出地体现着更优的生活质量与更高的运输效率。改革开放前，这两种交通方式在我国大城市中的数量少到几乎可以忽视不计的程度，近年来，它们已分别迈出了从无到有的第一步，表现_出强大的生命力。 城市的功能和社会活动的多样化是大城市的基本特征，由此决定了大城市的交通需求必然是多种多样的，人们可选择的出行方式也应该是多种多样的，并且所有的出行方式都可以在各自适用的范围内发挥出最大优势口[2]。我国的城市交通机动化正处于起步状态，自行车等非机动车仍是目前大部分城市中居民出行的主导方式。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人民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建立多层次、立体型多元化的交通体系，是我国数量迅速增长的大城市的唯一发展方向。在此目标之下，科学规划的轨道交通理论上提供了最大限度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可能性。 城市交通拥挤现状，决定了各级政府部门在宏观决策过程中，理当重点考虑规划在环境系统、资源系统、社会系统等多方面具有可持续发展优势的城市轨道交通公共交通系统[3]，这方面国内刊物近来论著颇多，本文不欲在此重复赘述。以下谨从技术与经济的角度，探讨进一步解决轨道交通建设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加速走向它的现实可行性。 2 轨道交通需重视与城市公交系统的和谐 一般而言，轨道交通规划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要充分实现路线选址与转乘配套两者的最优化，与现有的公交系统在各个环节上达到最大限度的互相补充协调运作。 首先，城市轨道交通是一项涉及面广泛复杂、需要许多专业协调配合的大型系统工程，必须与城市建设发展中长期规划密切结合起来进行。作为城市规划的有机构成部分，轨道交通的规划与整个城市交通的线网规划实为一体。为了避免客流稀少，线路走向应尽可能合理，否则，小客流低运量必然导致轨道交通无法发挥预期的骨干作用。总之，结合城市的总体客运需求合理规划布局，是保证城市轨道交通主导地位的必要条件。当然，这种合理布局要充分考虑不同城市的用地空间总体规划。北京地铁线明显采用了沿城市道路走向布局的方式，轨道交通网络形态与市区道路棋盘式格局高度一致，恰恰体现了保护北京古城的特殊要求。这方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南京地铁1号线采用高架方式从中华门附近跨越古城，也充分考虑了地下车站与周围环境、高架线路与地面景观的协调需要。 其次，在以轨道交通为主导编制城市公交综合规划时，要十分注意加强交通换乘枢纽的建设，将轨道交通与现有的常规公交体系统一安排、有序调整，保证轻轨、地铁等轨道交通与城市公共汽车、出租车、轮渡等多种交通工具的方便转接，以及与机场、火车站、港口等其他运输场所的顺利衔接。前文所举的欧洲发达国家的大城市，面对小汽车交通的冲击，纷纷寻求一种新的交通发展模式，在通向郊区的沿线地铁站大量修建小汽车停车场，引导小汽车乘客换乘后进入中心城区，使轨道交通的大运量优势得以发挥。国内方面新近建成的上海火车南站，则成功地将铁路与两条城市轨道交通与几十路近、远郊公交汽车线的零距离换乘需要融入规划设计中，成为一个值得学习借鉴的样本。 最后，我们不能不充分注意轨道交通与整合改善城市常规公交之间的互动关系。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轨道交通都是在既有城市公交体系形成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公共汽车／电车仍将是人们出行使用较广泛的交通工具之一。根据我国许多城市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规模及交通总量需求，常规公交的整体地位短期内变化不大。但是，常规公交系统效率低下的现状应该在逐步发展轨道交通的过程中加以综合整治与改善。除了科学制订线网布局，修建港湾式停靠站台，合理编制车辆运行图，建设服务查询显示信息系统等具体措施外，从规划立法角度保障公交的道路优先使用权的思路也有待于细化落实。 近来，在轨道与公交配套发展背景如何建设大容量快速公交系统(BRT)引起了专业规划人员的高度关注。BRT是一种利用现代化大容量专用车辆、在专用道路空间快速行驶的一种公交方式。它具有接近轨道交通的运力与快捷，建造和运营成本又相对低廉，而且很大程度上可以利用改造提升现有的城市公交道路系统，在某些人口规模不是很大的城市中甚至可以考虑作为轨道交通的替代方式。 2003年国务院81号文件出台后，国内许多城市马上把发展BRT项目推到了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前台。北京市新近编制的中心城区公共汽／电车厂线网规划中包含了18条BRT线路，总长约300多km，在强调机动性与可达性高度协调的前提下，首次将BRT作为一个功能层次融人公交线网整体结构中。此外，昆明市在园艺世博会期间开通的国内首条位于道路中央的公交专用道，即将升级为规范的现代BRT系统。杭州根据城市发展模式与空间功能布局制订的中远期公交规划，也确立以轨道与BRT为骨干，东西走向穿城而过的首条28 km BRT今年已基本开通。 3 轨道交通应解决低成本建造运营问题 作为城市中最大的基础建设项目之一的城市轨道交通投资巨大，京、沪、穗前几年修建地铁的综合造价平均每千米超过了6亿元人民币。显然，大多数国内城市的经济能力很难承受起如此高昂的成本。因此，不解决轨道交通的造价问题，城市轨道交通难以实现。综合考虑轨道交通的建造与运营费用，笔者以为解决成本问题拟应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认真思考。 3．1 轨道交通的用地空间应体现预留渐进原则 一般轨道交通建设成本中，包括拆迁费用在内的占用土地成本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因为某些国家无偿划拨方式而改变它的社会成本性质。为了降低这方面的成本，许多城市在已经完成的公交总体规划中，都为轨道交通的线路场站建设预留了用地空间。然而，线路建设的具体时机取决于城市发展的不同进程，某些线路的客流形成需要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 因此，如何既能适应逐渐增长的客流需要，又能合理有效地利用预留土地空间，是低成本发展轨道交通中必须慎重规划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巴西的大多数城市里，市政当局大都在轨道交通近期没有开发的走廊上发展前文介绍的快速公交，将BRT专用道建在道路中央，初衷就是为了降低轨道交通项目的初期投资与运营费用[4]。实际上，北京2005年全线通车的第一条BRT线路，正是敷设在预留的M8轨交走廊上，完全满足了近期单向8 000人次／h的客流需求。 经济合理地使用土地空间，不仅需要作为城市规划中发展轨道交通的指导原则加以确立，更应当具体落实在轨道交通系统工程的每一个子项目的设计图纸上。根据《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1999—2020》，到2020年将建成800 km左右轨道交通线，如果全都继续采取目前的集中供电模式，届时仅该项子系统就需建造50多座主变电所。 暂且不论一座主变电所动辙上亿元的巨额投资，仅建造变电所及电缆通道所需占用消耗的土地资源就将十分惊人。有鉴于此，最近上海相关部门已组织专家进行优化方案论证，将2020年前全网18条线路原先计划建造的51座主变电所减少为39座，更可节约投资10亿元人民币以上。 3．2 轨道交通的建造模式要体现经济合理原则 世界城市轨道交通近百年的历史展现了丰富多彩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地铁轻轨、导轨、有轨电车、郊区铁路、磁悬浮等多种选择模式，线型电机牵引系统则被公认为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在我国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中，因地制宜地利用现有条件低成本发展轨道交通，已有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上海的明珠轻轨一期有3／4长度是改造利用原先的铁路内环线，这对武汉等其他一些存在废弃或利用率很低的铁路既有线路城市，不啻是一种有益的启发与示范。另外，东北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还存有部分有轨电车线路[5]，在此基础上统一规划发展现代轨道交通，应该也能够达到节省一部分费用成本的目的。 其实，国内城市轨道交通建设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还在于脱离国情片面追求豪华档次。表现在规划设计上就是大量采用类似于公共汽车系统的高线网密度、小站间距、低负荷强度。需知，轨道交通本质上属于快速大量运送中长距离乘客的交通工具，依靠其他交通工具为它输送客源，达到大运量高负荷。由于低线网密度、大站间距模式能够明显提高运行速度、缩短旅行时间，所以不但可以降低工程造价，而且还可以降低运行成本。正因为如此，将BRT系统规划为轨道交通线路两端的延伸段，或选择“轨交+BRT”的混合网络模式，都有助于达到适当降低轨道线网敷设密度的低成本目标。 另外，国内轨道交通运营成本高的部分原因，还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传统思维方式与条块分割的管理模式密切相关。直到今天，许多城市在申请轨道交通立项时，每条线路都规划有独立使用的车辆段、控制中心、主要变电站，这套小而全的空间与管理体系必然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在轨道交通十分发达的日本，帝都高速交通营团运营管辖着8条线路总长183．2 km，但是所属16个车站统共只设置了1座综合控制中心。反观国内，即使在资源共享程度较高的上海地铁系统，已建和待建的控制中心仍有8座，另加1座轨道交通运营协调及应急中心。 3．3 轨道交通的管理配套要体现因地制宜原则 如前所述，城市轨道交通的规划不应盲目追求高标准，该建地面、高架的绝不钻入地下、该建轻轨的绝不建地铁，因为后者的造价往往是前者的3倍以上。此外，对地铁建设成本影响甚大的土建工程中，其地下车站底板的埋置深度与车站建筑高度是决定造价大小的两个关键因素。因此，合理设计基坑深度与车站建筑高度对降低总成本的意义，无论如何也不应低估。 如果说轨交模式、建造标准的选择较多地影响到土建工程造价部分，轨道工。程总造价的另外一半(45%～50 %)则取决于技术装备等硬件的建设、购置、安装费用。以地铁车辆为例，目前国产价格仅为进口产品的1／2～1／4。因此，降低成本费用的关键之一，是提高构成技术装备主要部分的车辆、牵引、供电、信号的国产化水平。这方面，较晚竣工投入使用的南京地铁为我们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例证。据有关杂志介绍，该项目通过车辆项目的合同谈判与国产化方案的慎密调整，大大减少了进口部件和材料，降低了进口设备的国际运输成本，在成功实现70 国产化率的情况下，车辆项目合同价从最初的每辆约135万美元降低到116．5万美元，与设计概算相比节约投资4 000多万人民币。 当然，轨道交通总体上属于公共产品领域，单纯的票务收入远远不足以偿付开通后的日常性运营支出，中长期的财务收支平衡对世界各国都是一个需要艰难应对的挑战。笔者了解到的香港地铁总收入中，票务收入约占60 ，其余40 9，6中广告与物业管理各占一半[6]，这一香港较为成功的地铁和物业综合发展经营模式，今年初已通过成立中港合营公司引入北京地铁4号线的管理，各方都期待着它能为国内轨道交通建设运营展示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 参考文献 1 邹胜勇．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总体交通结构优化[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6，6(2)：108． 2 David BAYLISS．世界范围的城市交通可达性现状(英文)[J]．TRI杂志(交通版)，2006(2)：17—18． 3 樊颖玮．城市交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J]．交通与运输，2006(2)：67． 4 全永棠，孙壮志．关于BRT与轨道交通的理性思考[J]．交通运输系统工程与信息，2006，6(2)：117． 5 孙章．城市轨道交通的世纪回眸[J]．上海交通运输，2006(3)：14． 6 P．Y．Loo，L．Y．Chow．可持续城市交通：理念，政策与方法(英文)[J]．ASCE，2006(6)：7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