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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处在军官和士兵的中间位置，是联系军官和士兵的桥梁和纽带，是基层“两个经常性”工作的中坚和联结点，充分发挥好他们在连队经常性思想工作中的主体作用，是提高基层经常性思想工作落实质量的重要保证。一、积极引导，增强士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信心。当前，一些士官在开展经常性思想工作中，认识上还有偏差，工作还不够积极主动，最突出表现是信心不足：有的片面认为思想工作是干部的事，士官起不了多大作用；有的认为肩上不扛星，说话没人听；还有的感到素质能力不具备，工作做不好。因此，针对士官的思想倾向，要及时地加以教育引导，帮助其明确责任、认清优势、树立信心。首先要加强责任意识教育，帮助他们充分认清士官的地位、作用，增强责任感。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士官职责以及军委首长关于加强士官队伍建设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认清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强化爱岗敬业精神。其次要帮助他们认清自身优势，树立信心。要引导他们充分认识到，与干部相比，士官在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中有其独特的优势。一是与战士心理上的相融性。士官和士兵年龄相近，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相互间心理易沟通，做工作易被战士接受；二是了解战士真实思想的准确性。士官身处兵中，战士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其视野之中，因此，观察问题直接，发现问题、掌握战士思想变化准确；三是解决问题的及时性。士官一般都具备一定的分析处理问题的经验和能力，在干部少、精力难顾及、分散执行任务时，能够及时弥补干部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工作；四是思想工作具有广泛的渗透性。基层士官队伍数量大，分布广，能有效地结合连队阶段性工作任务的完成和广大战士的思想反应，把经常性思想工作渗透到广大战士之中，贯穿于各项工作任务的全过程；五是密切官兵关系的协调性。士官能在干部和战士之间发挥上传下达，呈上启下的作用，多做穿针引线的工作，有效地避免和消除官兵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二、主动解难，排减士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干扰。士官大多处于事业、家庭的“上坡路”，面临的实际困难多，自身解决力不从心。在基层，困扰士官队伍的主要问题是休假时间难保障，学习计划难实现，婚恋问题难如愿，家庭负担难减轻，复员出路难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对士官队伍的思想和工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基层干部应当密切关注士官的实际问题，为其排忧解难，以爱心促进士官安心。对于士官的实际困难，基层干部一方面要加强教育，引导士官正确看待，正确处理。特别是对于那些思想不够稳定、工作消极的士官，要主动靠上去，及时做好转化工作。另一方面则要竭尽所能，帮助士官解决。一是严格按条令条例保障士官休假。干部不能只图自己轻松、安逸，让士官连轴转，要根据部队工作、农事季节、婚姻状况、家庭实际等因素，合理安排士官休假；二是对来队士官家属要安排好食宿，热情接待，干部要主动登门看望慰问，尽力满足合理要求；三是大力支持士官学习成才的愿望。充分发挥高学历官兵的优势，组织帮学对子，对士官进行帮助和辅导。建立士官学习室，提供学习场所。非工作需要，尽可能不占用士官的学习时间，并为他们购置必要的学习书籍，从人员、地点、时间和经费上适当加以倾斜；四是对于士官婚恋和家庭的困难，基层干部要帮助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同时积极通过政治机关，主动与其所在地的妇联、居委会、民政部门和人武部门取得联系，争取他们的支持。三、善于“搭台”，挖掘士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内动力。你不放心，我不尽心。要突出士官在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基层干部必须转变观念，不能用老眼光看待士官，用老办法管理和使用士官。应当充分尊重、相信士官，为他们发挥作用搭设舞台，调动他们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是要区分工作的层次。干部要学会通过士官传达自己的意图，依靠士官实现自己的决心，形成干部带士官，士官带全体的工作路子。鼓励士官在职责范围内独立解决问题，不能把士官的职权一把揽过来，一竿子插到底，把士官抛在一边；二是要合理赋予士官“官”的权力。要赋予他们日常事务的处置权，重要问题的参与权，敏感事务的监督权，让他们有职有权，以便更好地发挥作用。在干部缺编的情况下，可以指定优秀士官代理干部职务，连队党支部还应当根据本单位党员的具体情况，适当吸收优秀士官党员进支委，让其参政议事、献计献策；三是要为士官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执行急难险重任务时，要优先考虑到士官的特殊作用，尽可能让其“当先锋”、“打头阵”。部队组织比武竞赛、科技练兵活动，要让士官登台亮相，尽可能展示其才华。在经常性的训练、工作、学习中，也要发挥士官的特殊优势，让其担任“小教员”。四、加强帮教，提高士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能力素质。经常性思想工作是一门艺术，仅凭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士官相对于干部来说，理论水平、能力素质、工作经验要弱一些，因此，基层干部要着力帮助士官提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能力素质。一是要帮助士官提高理论素养，打牢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基础。理论素养的高低不仅关系到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方向，而且决定了经常性思想工作的水平。因此，要引导士官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理论，帮助他们掌握精神实质，学会理性地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二是要帮助士官掌握工作路数，打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主动仗。认真组织士官学习掌握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基本特征、疏导方针、指导原则、方式方法、主要内容以及战士思想变化的规律，使士官做到心中有数；三是要帮助士官提高工作能力，争做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行家里手。坚持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各项制度，采取难题“会诊”、交流经验和具体传帮带等方法，对士官进行经常性培训，使士官能够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形成能力，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提高。五、严格要求，增强士官做好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说服力。身教重于言教，事实胜于雄辩。基层干部要把对士官的使用和管理结合起来，注重启发士官的自觉性，处理好士官与战士之间的兵兵关系，防止情绪对抗，使士官真正成为士兵的榜样，通过他们的良好形象来增强经常性思想工作的说服力。基层干部要适应士官制度改革的新变化，自觉依靠组织管理、依靠制度管理、依靠条令条例管理，切不可脱离法规，搞“土规定”，降低对士官的要求。一是强化三种意识。通过不断强化士官的“条令意识、纪律意识和兵的意识”，让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做好别人的工作首先要管好自己，只有在行为上让战士心服，说理上才能让战士信服；二是及时化解士官与战士之间的矛盾。士官与战士难免会发生矛盾冲突，基层干部要因势利导，及时化解，防止士官与战士之间的关系恶化给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尤其在“热点”问题上，要增强透明度，严格按程序、按标准、按条件，公开、公正、公平地进行，并自觉接受群众的监督；三是及时树立典型。士官当中不乏小专家、小能手、小权威，因此，针对不同特点及时树立典型，并结合对优秀者的表彰，能够有效地增强士官在经常性思想工作中的说服力.这是思想工作的,作用其它还在.装备管理方面这是军队作战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在消防部队进行灭火战斗和抢险救援中，消防器材装备保障准备工作做得好与坏？直接影响了战斗力的提高。如何能让手中的消防器材装备发挥其最大功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战斗的成与败。消防部队基层中队器材装备管理工作的内容， 是根据灭火战斗的需要来决定的。消防车辆和随车装备是消防中队的主要技术装备，作为保管和使用它们的驾驶员，自然在部队的作战、训练和执勤备战中担负则重要的责任，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士官制度实施几年来，士官在部队兵员中所占比例逐年攀升。士官一般分为专业士官和非专业类（管理）士官两大类。专业士官主要是指在专业技术岗位上的士官，这部分士官一般有专长、有特长，掌握了比较过硬的专业技术，在消防部队来说，主要就集中在消防车驾驶员这一岗位上。按福建省莆田消防支队的实力统计，全支队共有士兵96名，其中士官49名，这其中驾驶员有28名，占到了士官总数的57％和兵员总数的29％。可见，如何发挥专业士官的技术骨干作用，是关系到加强基层中队器材装备管理水平的大事，值得做一番认真的研究。一、重视专业士官的技术骨干地位.基层中队驾驶员的配备基本上是一车一人，比较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士官。他们一般都是从士兵中的优秀分子成长起来的，而且经过总队统一的正规驾驶培训，具备一定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和专业素质，是基层中队不可忽视的一支技术力量。对于他们的管理和使用，不仅是“开好车”的问题，而且要提高到整个器材装备管理的高度上来，统筹规划、科学定位，实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二、在现有装备上下功夫，努力提高专业士官的技术水平。作为灭火战斗人员，应能充分熟练掌握器材装备，做到“四会”，即会使用、会检查、会保养、会排除一般故障。而专业士官要发挥技术骨干作用，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素质，主要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1、熟悉装备器材的操作规程。专业士官不仅要会操作装备，而且要严格地按照操作规程办事，不能随心所欲，违反操作规程，造成装备损坏和事故。2、熟悉装备器材的检查。专业士官在操作的过程中，要善于检查装备，注重发现故障，这样才能达到检查的目的，不是为了检查而检查，只注意形式，不注意内容。3、熟练掌握装备保养技术。专业士官要把功夫下在平时的装备保养上，象爱护家用电器一样爱护装备器材。懂得为什么保养、怎样保养、保养什么，从而高标准地搞好维修保养，提高装备的使用寿命，使其更好地发挥战斗效能。4、熟悉一般的装备维修技术。随着器材装备使用寿命的延长，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故障，作为专业士官要在熟悉装备性能、原理、构造的基础上，及时发现故障、准确分析原因、采取正确措施实施维修。特别在灭火作战中能快速有效地排除故障。三、发挥专业士官技术骨干作用的方法。1、要求士官以模范行动把义务兵“带”好。专业士官要运用自己掌握的技术，带动义务兵一起进行装备保管和使用工作。要手把手地教，让他们在岗位上及早地学会熟练的技术，带动义务兵刻苦学习、研究技术，带动义务兵养成精益求精的学习态度和一丝不苟的学习精神，尽早掌握更多的专业技能。2、要求士官以全局观念把干部“帮”好。中队干部一般调动频繁，不一定都能熟练地掌握器材装备的维修保养技能，作为专业士官就要从全局的观念出发，理所当然地冲在第一线，亲自动手排除故障，协助干部搞好技术运用。要把自己的技术看成部队战斗力的组成部分。3、要求士官以高度责任感把技术“传”好。专业士官的技术是部队培养的，要毫不保留地传给其他战友。保守的把知识看作私有或者变成与组织讨价还价的条件，就失去了士官的存在价值。要以老带新、以强带弱、以师带徒，专业士官的技术只有传下来，发扬光大 ，才有真正价值，才有部队效益。四、基层中队在专业士官管理上的几个可行措施1、建立专业士官的选拔、培训、使用和激励机制，促进专业人才的生成。要根据各队的实际情况，出台比较完善的规章制度，并加以落实，克服专业士官管理上的随意性和“关系学”，创造一个“尊重人才、重视人才、培养人才、争当人才”的良好氛围，使专业士官有干头、有盼头、有学头，提高他们的责任心和荣誉感，努力地在本职岗位上发挥作用。2、由一名士官负责中队装备和技术人员的管理，担任干部在装备方面的“顾问”。消防器材装备是消防员的武器装备，是消防部队参与灭火战斗的武器，在后勤管理上要求各基层单位，要有专门机构或专职人员负责此项工作。而对基层中队来说，我们可根据中队的实际情况，从专业士官中采用民主推荐的方法，挑选一名思想过硬、技术精湛，又有一定管理能力的先进分子，担任中队技术带头人的角色，负责监督其他专业士官履行职责，负责检查督促对全队器材装备的管理使用，参加队务会，当作中队的一名班长级骨干，为干部提供专业士官和器材装备方面的助手作用。以一教十，以一管十，促进管理落到实处。3、目前可由驾驶员兼管高技术装备，落实责任制。对于各中队现有的高技术装备既专勤装备，如果简单地分工给战斗员是不科学的，难以高质量地完成维护保养和正确使用。驾驶员一般都具有一定的机械常识和维修保养知识，可以分工给他们负责保管，工作强度不大，又能确保管理和保养到位，减少高技术装备损坏和保管不善的可能，在当前的形势下，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措施。总的来说，专业士官在消防中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和突出的作用，只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技术骨干作用，才能真正把器材装备的管理水平提高档次。终于粘完一篇了还有《从强化组织作用入手加强士官队伍管理之我见 》大哥一定要奖点分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兵役制度改革后，士官已经成为基层队伍的主体。特别是二级以上士官多数是班长、骨干，又具备不同岗位的专业技术，因此成为基层中队执勤训练、灭火救援的中坚力量，二级以上士官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基层队伍的稳定。然而，据笔者了解，目前大多数基层中队对二级以上士官管理难度大，普遍存在“兵”的意识差、不注意个人小节、在请假、婚姻及消费观念上存有误区等。因此，多数基层干部将二级以上士官视为“刺头兵”，不仅未能发挥他们的作用，甚至有些士官在中队起反作用，影响了队伍的整体建设。那么，如何发挥这些二级以上士官的作用。笔者认为应该换个角度去管理，不仅要用行政手段去管理士官，更应该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教育管理作用。的确，多数基层单位未能强化党员意识来加强士官的管理，管理上大多是采取行政手段，造成士官党员的光荣感责任感有所淡化、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士官党员对党员先进性的认识不深，认为只要技术过硬就行，把技术强等同于觉悟高，从而忽视了思想改造、有的认为只要关键时候上得去，平时工作无所谓等等。以及《充分发挥士官在部队基层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士官，是部队建设的骨干与中坚力量。随着新兵役法的颁布实施，如何充分发挥班长在部队基层管理中的作用，尤其在继承传统管理方法为主体的“兵管兵”管理模式，是新形势下各级领导机关尤其是基层干部关注的问题。 一、“兵管兵”重要意义所谓“兵管兵”就是指以条令、条例为依据，以班长管理为主体的士兵群体相互管理随着新《兵役法》的颁布实施，大量的优秀士兵将选改为士官，作为部队建设的骨干力量予以较长时间的保留。他们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术水平高，独立工作能力强，群众威信好，并且在士兵行列中与义务兵朝夕相处，熟悉条令条例，具有较强的组织管理和带兵能力，这首先为“兵管兵”的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随着国家对素质教育的不断推进及兵员文化素质的显著增强，班长队伍素质也会随之有较大的提高，这同样为“兵管兵”活动的开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和推动作用。随着当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日趋现代化，大量良莠并存的思潮也在不断冲击着军营，为管理者知兵增添了较大的难度。而班长作为一个兵头将尾，与兵之间最熟悉、最了解，他们在时空上易于接近，感情上易于沟通，充分发挥其班长作用既有利于问题的及时发现和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也能够帮助管理者有效消除管理工作中的盲区，达到“拾遗补缺”之功效。因此，在特定环境和条件下，“兵管兵”比“官管兵”具有更多的优势。其次，我军管理工作本身就是建立在高度自觉基础之上的，并具有很强的群众性。开展“兵管兵”既是我军性质、宗旨的生动体现，也是群众路线在基层管理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而且，通过“兵管兵”活动的开展，还能激发基层士官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接受管理、参与管理的主动性和自觉性，促使其在管理中学会“换位思考”，增强对干部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产生“1+1>2”的管理。再次，通过“兵管兵”活动的开展，还可以引发各级管理者对自身管理动机、行为与效果的大量思考，促使管理者正确认识和把握新形势下部队基层管理工作所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认清当代青年战士的本质和主流，适应当代青年战士所具有的讲求民主、乐于参与、富于创新等思想特征；充分发挥班长在部队管理中主体地位的客观要求，从提高对新时期战士自我教育管理的重要认识入手，把部队基层建设与士兵求进步、求发展的基本需要有机统一起来，以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推动部队基层管理活动不断向高层次发展。发挥广大士官队伍在部队基层管理作用，作好士官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观念要新。在现实管理教育中，带兵人的观念陈旧，思想政治教育与士官人才培养不相适应的矛盾依然突出，经常性思想工作的创新，是适应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对象的新特点和必然要求。士官在部队的时间长，传统的说服教育方法对他们的作用小，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上，如何更新观念，用与时俱进的态度，用先进的思想、科学的道理和深厚的感情引导士官明事理、守纪律、讲奉献，激励他们立足本职岗位建功立业，这就要求带兵人要提高“五能力”，即提高发现问题的能力、提高选择方法的能力、提高讲清讲明道理的能力、提高选择时机的能力、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是纠正问题。平时，在管理过程中，一些基层管理者不愿在营区上下走动，除了正常训练外，平时大部分时间都坐在办公室写材料、看文件，对于战士以及营区内的情况，不能准确掌握。其实只有在平时工作中统筹安排时间，两腿多转，及时了解和掌握营区的动态，及时发现问题，对一些细致问题，一些“死角”不能及时发现，给部队管理留下一些隐患，对营区的各种情况都做到“心中明”，才能有利于各项工作的正常开展。这就要求我们的基层管理者在平时工作中要细心、认真，根据部队正规化管理的要求来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及时要求部队改正问题。如发现了问题不愿意讲，认为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纵自流。如果这样认为，就有可能因小事酿成大祸，导致部队正规建设全盘否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道路，所以，只有在平时工作中防范于未然，在第一时间内制止纠正不利部队管理的各种问题，才不至于使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当然，在我们讲问题时要注意方式方法，要切入正题，讲中要害。三是倾听意见，一些基层管理者在平时管理上缺乏虚心听取别人意见的宽广胸襟，喜欢搞“一言堂”，以自我为中心，一人说了算，这样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部队的发展和正规化管理。平时工作中，要广泛听取同志意见，共同研讨部队发展；虚心倾听战士对部队管理好的建议和战士心声，及时了解战士的思想动态，帮助解决思想疙瘩和个人问题，掌握营区周围群众对部队的情况反映，对群众提出的意见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真正打造一支人民群众满意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交大校友你好
兄弟，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这都敢贴
社会问题是指社会关系失调与否，影响社会成员的共同生活，破坏社会正常活动，妨碍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现象。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社会问题的论文的 范文 ，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试谈社会管理问题
摘 要：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 文章 探讨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意义、工作重点和组织保障的问题。
关键词：社会管理 重要意义 工作重点 工作路径一、加强社会管理的重大现实意义
社会管理是一门科学，是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错综复杂，在前进的道路上充满风险和挑战，尤其是进入经济转型期和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各类社会问题叠加出现。过去我们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了，其他一切都好办，因而造成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比例失调，出现了今天比较突出的社会管理问题，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社会 教育 、社会就业、收入分配、贫富差距、医疗、住房、社保等民生问题反应强烈，反映政府和国民关系的社会管理指数低，国民税负压力较大，公共退休金占GDP比重较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公民权利保障不完善，公共途径获取信息十分有限。
随着改革发展步伐的加快，人民在其中受益匪浅，人在全面发展，人们的思想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对需求要求越来越高，不仅满足于物质的需求，而更多的是追求安全感，安居乐业、归属感、自尊感、幸福感、自我价值实现等。因此，针对这一时期出现的阶段性特征，加强社会管理成为当务之急。最近，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指出：“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这一科学论断，具有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性、指导性，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加强社会管理的工作重点
加强社会管理，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决策，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胡锦涛同志指出：“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要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加强社会管理的工作重点是实施民生工程，保护人民大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
民生工程就是政府为民办实事、办好事的“民心工程”和“德政工程”。实施民生工程，是指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理念，为切实保障公民基本权利、提高群众生活质量而采取的一系列建设性举措。
实施民生工程的基本要求是：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群众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让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广泛惠及人民群众。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切实达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民生生活目标，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加强社会管理的重点是“坚持民生优先，完善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基本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努力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实现社会公正，必须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通过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而大力实施民生工程则是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通过实施民生工程，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最为实际的利益问题，真实体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
三、建立社会管理组织保障的体制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新课题。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管理工作的好与坏，主要取决于各级党委、政府主导作用和职能的发挥。创新社会管理，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期盼。
要切实加强对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领导。认真研究和解决本地区、本部门在社会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一方面，要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从传统的“政治命令”转到“寓管理于服务之中”;从政府“包打天下”转变为注重运用社会力量，形成社会合力;从习惯突击“灭火”到突出源头治理;从青睐行政手段，到重视运用经济、行政、道德、科技等手段的综合治理，层层实行分解，落实责任，真正做到同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这是创新社会管理的根本所在。管理无小事，细节定成败，一旦某个环节失误，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大局稳定。这些年来，先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奶粉(三聚氰胺)、面粉(增白剂)、双汇(瘦肉精)等丑恶事件，就是惨痛的教训。
创新社会管理，是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创新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服务是核心，人民利益是根本。创新社会管理首先是创新管理理念。温家宝同志指出：“管理就是服务，我们要把政府办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为市场主体服务，为社会服务，最终是为人民服务。”
健全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能力。社会组织以其非营利性、民间性、公益性、自愿性与组织性为特征，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与政府相比有其独特优势。社会组织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满足社会成员的多种需要，让社会成员各得其所，各得所需。积极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具有重要意义，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的发展有很多成功的 经验 可以借鉴。在国际，截至2010年底，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的数量法国有110个，日本有97个，美国有52个，而我国只有个。
显然，我国社会组织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政府应该适应形势的发展，加快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因此，要大力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包括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志愿团和社团等，把不该由政府办的事情放手交给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中介机构去办，充分发挥他们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大力推进乡镇政法综治工作中心和村居综治办公室、调解室建设，完善保安、巡防、监控、调解、流动人口管理专业队伍。建立计划生育服务中心、民政服务中心、经济工作服务中心，在村级设立服务代理室，除边远山区外，实现半小时服务圈，把过去农村办事“人难找、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局面转为“人好找、门好进、事好办”的局面。
浅析社会体育问题
摘 要：在社会体育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体育行政部门要创新社会体育体制建设，增加体育投入，为社会体育提供大舞台;还要举办社会体育活动，促进全民 健身运动 ;同时，要处理好全民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并引导社会体育中的参与者要正确认识体育。
关键词：社会体育问题 创新 体制建设
社会体育问题是对体育社会问题的研究视角、分类 方法 、特点以及其他学术特点进行探讨。社会体育问题受社会问题的制约，其产生和存在，受着社会问题的影响。因此，每一个社会体育工作者都要认真思考，如何解决社会体育问题，制定出相应的策略。
1 社会体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由社会问题引发的社会体育问题
社会体育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受着社会问题的影响，如社会腐败问题催生了社会体育法规不完善，导致了社会体育竞赛的不公平。而群众性的体育活动，由于受社会问题的影响，导致贫困群体、残疾人群体以及老年群体的体育权益受到侵犯。
社会体育问题具有自身特点和影响范围
社会体育由于社会体育的场地器材设施的不足，使得很多群众得不到体育锻炼的空间，而又因为缺乏必要的指导和组织，使社会体育中的运动项目状况和组织形式都不能尽如人意。对学校体育和社会体育的有效衔接，促成社会体育协调发展方面，一些高中职院校也并不能设置相应的体育项目进行有效训练。
体育的竞争性和残酷性导致社会体育问题长期存在
社会体育参与者的众多性以及竞争中获胜的单一性导致社会体育问题的长期存在。在体育竞争的过程中，对于竞争方式的求胜目的已经成了不合理的体育竞争模式的根源，有些人运用不正当的手段达到了荣报和利益。从另一个层面讲，体育的工具性已经成为使得某些社会体育项目被政治、经济、 文化 等领域作为工具被挖掘和利用。
体育本身存在的原因以及体育社会动态发展的失衡
在 体育运动 发展的过程中，一些高水平运动员因为常年从事体育训练，导致文化素质偏低。而到了运动员社会转型期，传统的体育控制体系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完善，在就业问题上就导致了大量的社会问题的产生。同时，在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忽视了体育社会化的发展，使体育运动在短期内受到重视，而在另外一个长期的阶段中被忽视，浪费了巨大的社会资源。
体育场地设施问题导致全民健身计划不能得到有效实施
在全民体育实施的过程中，位于居民区周边的公共开放体育场地资源不多，使得体育场地远远不能满足人口的急剧增长形成的对体育空间的需求。另外，一些原有的体育场地受到新兴的城市建筑的侵蚀，使得体育场地的逐渐减少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城市建设中，很多学校在“螺丝壳里做道场”，学校里学生进行体育训练以及上课的场地严重不足。而在社区，有些街道系统到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场地设施。即使是有，有些小区的文体活动设施治安不好、管理不善。而随着高端的文化体育场馆的增多，大众化的体育场地逐渐减少。
2 创新社会体育体制建设，为社会体育提供大舞台
抓好社会体育的组织工作
群众体育作为社会体育的重要内容，社会体育组织对场地、活动、组织以及服务是促成社会体育有效健康发展的重要环节。因此，体育局和社会体育组织要准确定位，集中管理，进行社会体育组织的改革。社会体育组织要创新组织管理模式，用社会组织管理社会体育，实现群众体育跨越式发展。
首先，社会体育组织要转变职能，在理论上要更加明确和强化服务理念，确保专项经费来扶持体育场地以及体育运动的培训工作，培育公益性体育社团，加强协会自身能力的建设。其次，要健全各级体育公会、协会等的日常规范和日常工作，并将这种组织覆盖到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形成规范有序、遍布基层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使社会体育能够真正开展下去。只有群众体育组织网络体系真正覆盖下去，才能引领群众体育发展潮流。
形成体育合力，形成体育大家办的机制
体育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服务管理要求，要通过和基层组织的合作，做好“体育搭台、社会唱戏”的大文章，要形成社会体育社会办，群众体育大家办的机制，让每一个群众都能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去。
充分开放体育场馆，打造群众体育活动常规化
在每座城市，都会有一些体育场馆，在没有竞技比赛的时候，很多体育场馆都在闲置。因此，政府要和体育场馆有效协调，在合理的时间段内开放场馆，为群众性体育活动提供长期稳定的活动场地。同时，场馆可以以低价或者免费向社会提供专业化的管理服务，使体育场馆真正成为群众体育的集训基地或者成为运动员后备力量的集训基地，实现场馆的市场化，社会体育的体制化，群众体育活动常规化。
3 举办社会体育活动，促进全民健身运动
举办社会体育活动
在全民运动的当下，各级各类体育组织要能有效引导、带领和组织当地群众举办各级各类全民健身活动。如广东省2011年全省由社会体育组织参与举办的各类群众体育活动与竞赛5661项次，参加人数达3503万人次，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体育参与的深度与广度。
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管理和维护
对社会公共体育设施要安排专人进行管理和维护，确保本地区的体育设施不能减少，只能增加，对于破坏体育设置的要进行适当的处罚，对于因为城市建设要拆建的体育设施，要先建后拆，不能因为城市建设而毁掉群众体育设施。
4 处理好全民体育和竞技体育之间的关系
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
大力发展全民健身运动，提高竞技运动精神的同时，要能够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竞赛是竞技体育的目的，大众体育对竞赛的参与可以促使大众体育的全方位发展。
竞技体育是在全民体育的基础上的提高，而竞技体育反过来又能够指导群众体育，因此，要想发展社会体育，就要促进全民健身和竞技体育并举。
社会体育要把社区体育作为大众体育的主阵地
社区体育是社会体育发展的主阵地，因此，社区体育开展的好坏是社会体育发展的重要环节。要加强大众体育指导员的素质和数量，让群众体育能够更多有序地开展起来。在健身指导逐步科学化的现代社会里，社会体育指导员可以帮助群众体育在锻炼形式松散的当下能够科学健身。
5 引导社会体育中的参与者要正确认识体育，加强青少年体育锻炼
有效利用各种体育设施，引导体育消费
体育行政部门要跳出体育看体育，要站在全局的高度上抓好社会体育，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体育健身中要创新改革，缩小区域间群众体育发展的差距。社会体育要增加大众体育的投入，要促进我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提高群众参与社会体育的参与度，要让乡村体育和城镇体育都能深化体育社会化进程，让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不断增加。同时，要组织多种体育组织团队，使大众体育资源能够充分被利用。体育行政部门还要通过各种有效 措施 营造氛围，引导体育消费，并大力开展全民健身竞赛表演等活动，形成全民健身、积极向上的氛围。
加强青少年 儿童 体育锻炼
社会体育要为青少年创造机会和场地进行锻炼，要审视群众体育管理体制，要推动青少年体育锻炼的迅猛发展。目前学校受到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青少年的体育课远远不能满足青少年体质训练的需要。因此，社会体育要组织各种活动让青少年积极参与到体育锻炼中来。
总之，针对群众对社会体育需求日趋科学化的今天，要不断创新社会体育健身活动模式，提高全民健身活动的科学化水平，引导全民健身运动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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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看来这个不能用啊，我就说嘛。怎么会和考试要求一样的呢，搞到最后是校友啊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学课本中是这样表述的：“随着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开始转变为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可以说这是对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高度概括.然而,如果我们仅仅拘泥于课本的表述,就无法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深入的分析.关于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我觉得应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把握.首先,关于对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理解.这一矛盾包括哪些方面?它与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是怎样的关系?在近代中国,封建的生产关系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从土地制度来看,地主土地私有制始终占统治地位,农民依然受着地主的压迫与剥削,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始终存在着,而且有时还很突出.而教材中却不把国内矛盾表述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是因为近代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经济结构来看：在自然经济之外又出现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近代后期又出现了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经济.从阶级关系来看则出现了无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复杂化了.在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之外又出现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及民族资产阶级与大地主、大买办、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只是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矛盾中的一部分.因而,用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来表述,就无法涵盖近代中国社会的国内矛盾.其次,我们必须明确：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并非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中最主要的矛盾.两大主要矛盾发展是不平衡的.可以这样说：当列强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也正是如此,才有清政府的对外宣战、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才有国共两党的二次携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而当列强改变侵华手段与方式,使用经济、政治而非军事的手段和以间接的“以华治华”而非直接的殖民统治的方式时,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最突出.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共十年对峙时期、解放战争的时期.总之,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两大矛盾地位的变化则影响着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中国革命一切问题最基本的依据.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鸦片战争前的封建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资本主义社会,也不同于受某一个帝国主义国家直接支配的殖民地.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1）封建时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依然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着显著的优势.（2）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它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力量很软弱,它的大部分同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3）封建专制政权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先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盟的专政.封建势力是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工具和社会基础.（4）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并且操纵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的总根源,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5）由于中国是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和半统治之下,由于中国实际上处于长期的不统一状态,又由于中国的土地广大,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6）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上所少有的.
我们老师是钱燕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同志首先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是在不断解决矛盾中前进的。而邓小平同志则从发展和解放生产力的高度，正确区分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提出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从而丰富和发展了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正是基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深刻分析和具体把握，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竭力主张和推动全面改革，扩大开放，克服发展生产力的主要障碍，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从而揭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解决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长期使人困惑的重大问题。 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 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揭示了作为一般社会形态均具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其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更为基本的矛盾，指出这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亲身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因而对于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表现不可能作出超前的说明。列宁因去世过早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完全适合生产力发展，在实际上否认了这一问题的存在。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正是由于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长期没有得到科学的认识和正确的解决，因而造成了种种严重失误。 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1956年至1957年上半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党的八大文献，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他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不同，具有非对抗的性质，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的这些精辟论述，为探索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指出了正确的方向，无疑是一大理论贡献。然而，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指出这些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事情就是这样，尽管毛泽东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所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但是由于他没有对此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不仅没有看到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抓住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症结，在实践上反而把新制度和旧制度残余的矛盾扩大化，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是主要矛盾，所以要用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矛盾，作为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这样搞的结果，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解决社会基本矛盾，反而使基本矛盾更加突出，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致使中国在20年间基本上处于动荡、徘徊和停滞状态。 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 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获得大解放，为大力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7年初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又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他号召全党把工作中心适时地转移到经济建设和技术革命方面来。应当说，毛泽东同志关于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后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工作重点转移的思想是明确的，只是由于他后来在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发生了错误的转向及其它复杂原因，才导致了在实践中未能一贯地实行转移。毛泽东同志虽然认识到中国经济文化落后，人口众多，没有发达的生产力做基础，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能巩固的，但他夸大了主观能动性和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急于求成，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到了晚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支配下，甚至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了。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 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 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 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始终是毛泽东同志深切关注的问题。他曾把这个矛盾，归结为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在某些环节上还不相适应的矛盾，并认为这种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的。引申来说，官僚主义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现象，固然有其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原因，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首先是由于党和国家的具体制度上还存在一些弊端，成为其滋生、发展的土壤。据此，逻辑的结论应该是进行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是，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 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与改革一、发展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生产力发展呢？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新课题。1956年，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社会主义认识有许多重大的突破和发展。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学说、两类矛盾学说、我国的主要矛盾理论、体制改革思想和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邓小平同志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作了深入的具体的分析，深刻总结了国内国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必须进行全面改革。他指出，这种改革不同于过去的政治革命，不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它的基本方面不会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但是，制度不等于其具体实现形式，长期形成的过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尽管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随着条件的变化，越来越不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严重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现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科学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把握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关键，深化了对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也从根本上论证了社会主义改革的必要性，指明了改革的对象和任务。二、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为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奠定了理论基础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决定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挥了这一思想，在1956年便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当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以后，邓小平同志断言：“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也就是目前时期全党和全国人民所必须解决的主要问题或中心任务，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就是说，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邓小平文选》第168页）这样，就使得停止执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获得了理论依据。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这是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指出的一个重大问题。据此，我们坚定地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移。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以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原理为依据的，更重要的是以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现实条件的。邓小平同志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辩证地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目前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既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他认为，在社会基本矛盾中，根本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中，主要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就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最中心的环节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影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影响了基本矛盾的解决。这就是我们整个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中的主要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就要首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就更加具有直接的决定意义。而要发展生产力，首先就要把生产力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之不相适应的那些不完善、存在着缺陷的方面和环节的阻碍和束缚下解放出来，以生产力的解放带动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否坚持这个基本出发点，是判断是否真搞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准。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经未能始终如一地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沉痛教训，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在确定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就要牢牢地在实际工作中抓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项根本任务，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三、发展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民主政治的必要性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创造性地并系统地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学说。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于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长期以来，系统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并不在毛泽东同志的视野之内。因而，面对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虽经反复多次的斗争，却总是收效甚微，他困惑了，倒退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看待官僚主义及其酿成的同人民群众的矛盾和冲突，对矛盾性质的看法也就由非对抗性变为对抗性的了。邓小平同志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体制上的弊病，只能用改革的办法来解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于大搞群众性阶级斗争或所谓“大民主”，关键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演化而来的，高度集权，并不是很成功的。因此，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二者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改变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使政治生活民主化，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的权力；更为重要的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美国著名毛泽东研究专家施拉姆指出：毛在晚年很少考虑任何正式的和制度化的民主程序，而邓小平则把从制度上保证政治生活民主化以至整个社会生活民主化作为他的目标。我认为这个评价是比较中肯的。
你是八中的吧
矛盾分析法包括一分为二看问题、 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对社会现象作矛盾分析的具体步骤是：首先把社会现象看成是运动中多层次、多方面的矛盾统一体，考察影响这种现象存在的诸多矛盾。其次，从这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社会现象的本质，社会现象是以上诸多矛盾的外部表现。分析矛盾发生变化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同时注意矛盾发展量变到质变的临界点，即主要矛盾发展转化的条件与时机。
矛盾分析法是我们认识事物、解决矛盾的根本方法，是马克思哲学上的原理。矛盾分析法对研究社会现象具有普遍适用性。它不仅能说明现在，而且能预测未来。尤其对宏观的、复杂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研究，有它独到的作用。
其实没有什么的内容
社会矛盾研究方法是揭示人类社会的一般结构、普遍本质及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为解决社会矛盾而提供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社会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矛盾的绝缘体。但是社会矛盾也有其特殊性，要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因而我们要学会运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和避免社会矛盾。
对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进行客观而准确的研究和分析,并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处理,这对中国的现实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本文在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体系的基础上,结合真实典型案例分析现阶段中国社会矛盾中表现的突出问题,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探索一条全面客观处理社会矛盾的正确途径。
医患冲突是近年来的热点现象，如何改善医患冲突成为一大重点问题。以下是 我为你整理的关于医患冲突的作文素材，欢迎阅读。
【话题：医患冲突】
近几年，全国各地医患冲突频发，各式杀医暴力事件不断。
2013年10月25日，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刺伤医生案件，3名医生在门诊为病人看病时被1名男子捅伤，其中耳鼻咽喉科主任医师王云杰因抢救无效死亡。
白岩松说：当医生的心愿已经变成了是要活着下班回家的时候，这个社会就病了2017年高考作文热门素材：医患冲突2017年高考作文热门素材：医患冲突。
人民网评论：探索医患矛盾、医患关系，有一个基本的前提，这就是在法治的框架、普通人的范围内。然而，这种杀医暴力事件，从一开始就背离了这个基本前提。因为这是赤裸裸的犯罪。面对凶恶的犯罪手段，对犯罪分子给予某种同情、理解，这决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心态，不可能产生好的医患关系，不可能化解医患矛盾，更将导致我们的社会失序。
【话题解析】
人与人和谐相处;
不能让暴戾之气伤人害己;
信任是人际关系的基石;
反思医疗体制现状，深化改革迫在眉睫素材库。
【适用话题】
人际关系;
塑道德体系;
加强法治建设;
深化改革。
【作文素材】
1、一场八毛与十万元的战争：怎样改革才能重建医患信任
8月19日，他在深圳出生。仅仅两天后，就因为腹胀进入深圳市儿童医院接受治疗。在一段后来被转发了接近5万次的微博视频链接里，一个穿着红色衬衫的电视台女主持人叙述着这个孩子的故事：
“(他)被深圳市儿童医院照了十几次X光，做了100多项检查，甚至要花十多万元来做手术。婴儿的家人不得已抱着孩子到广州看病，结果，只花了8毛钱就看好了。”
这条微博点燃了人们的愤怒。一个浙江女孩直呼：“恐怖!黑心!”也有深圳人叹息：“现在的医生只知道要钱，别的什么都不要。”一家公司的总经理甚至愤怒地呼吁：“人肉这个丧良心的医生!砸掉不良医生的饭碗!”
可是，事情并没有在愤怒声中画上句点。
9月12日，中秋节早上，新闻报道中已被8毛钱治愈的小婴儿再次入院。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接诊医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回忆起，当时小孩肚子胀得厉害，鼓鼓的，连腹膜经脉都凸现出来了，“当时孩子表现的症状确实比较严重，而且还影响到呼吸不畅。”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一直在网络上关注着这件事的进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廖新波指出，人们在“被一些媒体道德绑架”。他质疑道，在面对医疗纠纷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以事论事，然后再去挖根源呢?”
但这显然并不是一场“愈辩愈明”的讨论，人们发现，在这起“8毛门”风波中，“病人、医院、公众，没有谁从中获利，每一方都是输家。”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学术委员庄一强则认为：“归根结底，这是社会对医疗不满意的结果，更是这个社会彼此不信任的结果。”
2、过度依赖高尖仪器 一些医生只看病不看人激医患矛盾
据介绍，目前我国城市大医院的CT、磁共振、PET/CT等大型尖端仪器的拥有量，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城市大医院。以南京为例，目前全市50多家二级以上医院几乎家家都有CT，而整个德国只有70多台CT。病房条件“升级换代”也很快，其速度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比如，在新加坡公立医院，病房没有单人间，6人共用的病房即使炎热的夏季也没有空调;日本医院同样没有单人病房。而在南京等地大医院，家家医院都有单人间、双人间、高干病房等，没有空调的病房几乎难以找到。
医疗条件变好了，技术先进了，可是医院医患纠纷却逐年增多。据有关方面透露，在南京，各家大医院每年发生的医患纠纷大大小小在2000起左右，而且每年还以20%左右的速度递增，许多医院不得不设立警务室等应对“医闹”。
“机器检查代替了医生检查，不恰当使用、过度使用医疗仪器，是造成医患隔阂的重要原因之一。”南京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无锡市第二医院院长易利华认为，尖端仪器让病人受益的同时，也拉大了医患之间的心理距离。有的医生，只看病不看人、只相信机器检查的数据不听病人主诉。他说，曾有个病人肚子不舒服，著名外科专家裘法祖院士仔细地对患者腹部进行触摸检查，病人顿时感觉好多了，居然情不自禁地哭了——他去过6家医院看过10多位医生，可是，没有一人愿意为他触摸检查。
医生对先进设备的盲目崇拜与滥用，致使本来可以通过经验判断就可以处理的疾病，逐渐发展到需要靠CT、磁共振等先进仪器检查诊断的地步。有的医生，病人来了先埋头给开出一堆检查单子，甚至连基本的体格检查、听诊器都不用，给患者造成身体上和经济上损失，从而进一步激化矛盾。
3、人民日报：医患关系再也“伤不起”
2012-03-27 来源： 人民日报
一起恶性的医患冲突事件，让许多人无法享受周末的轻松。3月23日，哈尔滨医科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患者持刀行凶，致一死三伤。遇害的实习医生刚刚接到香港一大学的博士录取通知„„
舆论一片唏嘘。骂行凶者丧心病狂者有之，叹医生没有沟通技巧、不谙患者心理者有之，怨医生已成低收入高风险职业者有之，盼医生有尊严地活着者有之，忧未来病无所医者亦有之„„甚至竟有零星的叫好声，让行医者更添痛楚，身心受伤。
尽管我们大力提倡医患和谐，但医患冲突在近年来依然时有所闻，医患关系紧张的忧虑依然挥之难去。“医者父母心”，中国传统曾最受人尊敬、并与人伦至尊父母相提并论的职业，屡屡因冲突事件受伤，令人深思。
其实，不管在哪个国家，总有病重不治者、铤而走险者，也总有缺乏沟通技巧的医者，医患冲突何以在今天令人震惊?这次哈尔滨被杀的医生，和凶手并无直接接触，受伤的医生在替谁挨刀?
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在社会保障事业方面积累了不少欠账，而“教育”和“医疗”就是被拖累的两个大户。今年，我们终于有望实现一个承诺近20年的目标——教育投入占GDP的4%。然而，政府医疗卫生的财政投入也是一个长期低迷、至今仍未引起重视的指标。2011年，我国政府的医疗卫生支出仅占GDP的，低于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而发达国家的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是2%—6%。
投入偏低，造成医疗保障水平偏低，城乡与东西部医疗资源配置失衡，医药不分家带来的“以药养医”、大处方等乱象，医药市场监管不力带来的医托作祟、假药横行„„这一切恰与国民物质生活的日渐富裕形成反差。百姓在温饱之后，健康长寿的欲望激增，求医问药时却殚精竭虑。人命关天，一些非理性患者便将怨气宣泄到了一线临床医生头上。
医务工作者的道德水准绝不会低于社会平均水平，相反大多数都是医者仁心。对13亿人而言，这是接触最多、依赖最深、受益最大的职业之一。绝大多数医生护士，都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支撑着13亿人的健康大业，为了治病救人，他们拿着低工资，“白加黑”地工作，承受着超乎常人想象的心理压力，以及被一些无良同行倒出的、泼向这个职业的.污泥浊水，甚至还得挨上虽然个别、却令人痛心的无妄之刀，承受直接伤害。
医生和患者，本该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携手迎击共同的敌人——疾病。处于对立的两极，只会两败俱伤。因此，请将手术刀对准制度之弊，请像提升教育投入一样，为提升医疗投入而呼吁努力。
这，才是让医生再不挨刀的治本之策。
4、实习医生命丧患者刀下医患冲突何时休
来源：青年导报网 2012-3-27
3月23日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生一起患者在医院内刀捅医生的恶性伤害事件。一名来该院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男患者，在看病后因对医生医疗建议不满，手持水果刀闯进医生办公室，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重伤。(03月25日《广州日报》)
又是一起患者在医院内刀捅医生造成一死三重伤的恶性伤害事件。3月23日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一名来该院治疗强直性脊柱炎的男患者，在看病后因对医生医疗建议不满，手持水果刀闯进医生办公室，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重伤，这恐怕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新闻。然而，这样的悲剧却时常是我们的生活中上演，为此，笔者想问：是谁让我们这个社会布满了“戾气”?又是谁让患者走极端将怒火撒在医生的身上?这背后到底是谁惹的祸?是医院、医生太“黑”，逼患者过度防御丧失理性，还是我们的社会风气和医疗体制要需要反思?
说实话，看过这则报道后，只能说是这位患者太不理性了，做出如此非理性的暴行，实在是让人痛心!要知道，你这样针对医生个体的非理性的暴行，只能是挫伤年轻一代医生服
务病患的热情，最终受损的还是普通公众，因为咱百姓的健康最终还是要托付给有尊严感的医护人员。但是，如今“医患冲突”事件的频发，总还是事出有因的!曾几何时，在我们的记忆里，医生和病人之间是那么的融洽，而今天，造成年轻医生王浩之死的原因，不仅是患者的极端自私，可以说也是国内医疗体制改革不健全带来的恶果。
针对此案的发生，可以说是医患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信任惹的祸。大家也知道，人类在社会的交往中，做任何事情70%靠交流，就更不要说“医患之间”了。如今在医患之间的纠纷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由医患缺乏沟通造成的。医生和患者可能就差了那么一句话，这句话可能是一句解释，可能是一句安慰，也可能是一句道歉„„然而有很多的医生觉得医学知识很复杂，很难也没必要向患者解释得太清楚。正是由于医患信息间的不对称，再加上一些医生高高在上的态度，让病人及其家属对医生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另外，医患冲突还有着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根源。笔者在网上看到，有专家针对此事的总结：“如今的医疗服务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要之间存在矛盾;医疗机构的公益性要求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医学技术发展的有限性与患者期望值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矛盾;医疗行业的高风险性与缺乏有效的医疗风险分担机制之间存在矛盾;医疗纠纷处理机制的不完善与人民群众的诉求需求之间存在矛盾。”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些矛盾的日积月累，才造成今天“医患矛盾”紧张的局面!
其实，医患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利益”的共同体，是共同对抗病魔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大家知道，我们到医院看病既要靠医生精湛的医术，又要靠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和积极配合。但现在医患为何水火不容?多年来“医疗市场化”的体制改革，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不足，把医院推向市场，医生要创收谋利，而病人看病也从以前的“政府全包”变成“自己掏钱”，医患的利益冲突越来越直接，矛盾冲突也就越来越突出。笔者认为，要改变现状，就必须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事业的投入和监管，让医生不再为创收苦恼，让病人看病基本能报销，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医患矛盾。
由此看来，这次事件的发生，虽说尤其偶然性，但事实上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暴露出社会公德与法律的欠缺，事实上患者不能以牺牲医生的身体来换回自己的利益。同时，笔者认为，社会各界关注当前严峻的医患矛盾和医院工作者严峻的职业环境。院方和患方都有自己的合法权利可以维护，院方有正常工作不受干扰的权利，医护人员有身体和健康不受侵犯的权利;患方对治疗方案、可能发生的后果以及医疗事故的处理规定享有知情权和选择权。但是，不管哪一方都应采取合法的方式和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我们在为这28岁年轻的生命逝去感到悲痛的同时，我们的社会是不是需要彻底反思?究竟是谁惹的祸?如今，在这“医患冲突”中，年仅28岁的实习医生，能否用自己年轻的生命唤醒社会的良知?医患之间的和谐之风何时能吹到?我们翘首以待„„
医患关系是医疗活动中最基本、最重要、最活跃的一种人际。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健康与疾病的理解不断深入,医学模式有了新的变化,医患关系也面临新的课题和挑战。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医患关系论文，供大家参考。
医患关系论文 范文 一：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论文
1.基础医学 教育 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 医学知识 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 渠道 ，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 措施 ，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2.具体对策和 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 教学方法 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
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 社会实践 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医患关系论文范文二：医患关系下基础医学教育论文
1.医患关系扭曲成因
在医疗市场化的大趋势下，医患关系本应该是共赢的关系，一方面医生为患者解除或者缓解病痛，从而获得一定的劳动报酬，另一方面患者向医生求助，并支付相关费用。目前导致医患关系严重扭曲的成因复杂，涉及患者、医生、医院与政府甚至媒体各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但是调查提示导致医患纠纷的前3位原因仍然是医务人员专业技术水平差、服务态度差、医患沟通障碍。医护工作是个“生命所系，性命相托”的特殊职业，职业的属性要求从业人员首先必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技能，在当前大众对健康水平要求提高的形势下，对医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的要求也相应提高，这也提示医学教育应在调节医患关系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除了少数医务工作者医德医风确实存在问题以外，医疗问题的专业性导致患者缺乏了解，对医护人员期望过高，另外医生相对短缺，任务繁重，时间和精力都制约了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要想走出医患困境，必须加强医患之间的有效沟通。
2.基础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
目前我国的医学教育无论是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层次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和临床医学教育阶段，主要采取“基础课-临床课-医院实习”的教育模式。基础医学教育阶段是每个医学生成长为合格医生或医务工作者的必经之路。因此作为医生的摇篮，基础医学教育在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同时基础医学教育改革也必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然而在基础医学教育阶段，学生医学知识有限，学生和老师与患者之间没有直接接触，在医患关系调节方面的作用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处在这个阶段的学生既对获取医学知识正处于极度渴望的阶段，又苦于缺乏接触实际问题的机会，同时他们与进入临床实习后的医学生不同，不会涉及有关患者隐私等方面的利益冲突，在与患者沟通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更容易被患者所接受。因此，他们可以在医患之间构建医学知识和互信的桥梁，从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寻求缓解医患关系紧张的可能途径将成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构架知识的桥梁
对医学专业知识的正确认知是医患有效沟通的基础。患者医学知识匮乏，不清楚医生的诊断，不了解医生的用意，就很容易产生误解。患者饱受病痛折磨，带着毕生积蓄，甚至是四处筹措的医药费，来到医院寻求帮助，对医疗期望值往往过高，由于不了解医疗风险，将责任归咎于医生。比如湖南湘潭市产妇羊水栓塞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的医疗意外，如果患者家属对分娩并发症羊水栓塞的危险性有所了解，也就不至于爆发冲突。另一方面，目前医生接诊量巨大，任务重，很难有充分的时间为患者讲解相关的医学知识。而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老师和医学生肩负着传播知识、服务社会的责任，将正确的医学知识和可能的医疗风险通过合适的途径和渠道，持之以恒地进行系统科普，在患者和医生之间构架知识的桥梁，为医生和患者有效交流提供基础。同时医学生在充当医学知识桥梁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经历一个“学中用，用中学”的过程，有助于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加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面对实际问题以扩展自己的知识结构，活学活用，加快医学生的成长。
构建医患信任的桥梁
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之间的相互信任缺失，是造成医患关系扭曲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医疗投入相对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一些“医疗乱象”的发生，例如“收红包”、“大处方”等现象，患者不信任医生，有的患者只信任资历深厚或者自己熟识的医生，时刻提防甚至排斥其他医务人员。而有的医生为了规避医疗纠纷中的责任，也会相应的采取一些自我保护措施，比如放弃高风险手术、过度依赖医疗仪器、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出现过度医疗等问题。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医患关系的恶性循环。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医学生走进社区，志愿服务，不仅可以起到传播知识的作用，而且和患者长期接触，建立联系，关心其心理感受，一方面医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医患沟通技巧，同时防止把病人当作疾病的载体，只见“病”、不见“人”，为以后医学生步入医生岗位后建立互信、互通、互容的医患关系奠定感情基础。
3.具体对策和方法
建立健全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加强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教育
医学生的医患关系认知水平和沟通技能的培养，是医学生成长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它决定未来医生的职业态度、行为举止，必将为化解医患矛盾、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奠定良好的基础。而当前我国医学教育过程中，对引导医学生树立科学的医患沟通理念的相关课程体系不够健全。存在只注重临床带教，把医患关系的建立与养成寄于临床实践阶段，忽视基础医学教育阶段的人文素质培养等现象，是很不可取的。在当前医患关系的新形式下，医学院校必须在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及技能培养的基础上，增加社会学、伦理学、人文科学等非生物学知识的课程比例，在原有的医学伦理学、医学心理学、医学和政策课程基础上，增设沟通技能、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等课程。要切实避免人文学科教学过程中流于形式，理论脱离实际，生硬地进行概念、理论、原理的灌输，同时要打破与其他学科的“壁垒”，将医学基础课程和临床课程纳入医患关系认知教育课程体系中，特别是在生理学、病理生理学、药理学等医学基础课程中及早地渗透人文课程的教育内容，进而使学生潜移默化接受医学学科的人文性，增强医患沟通及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置能力。
改革现有的基础医学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教学手段
基础医学教育过程中传统的单一以课堂讲述的LBL(lecture-basedlearning)教学方法的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医患关系对医学生培养提出的更高要求。医学生不仅需要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与职业素养，掌握广博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又要有良好的沟通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因此改革现有的教学模式，综合运用LBL、PBL(problem-basedlearning)、CBL(case-basedlearning)以及RBL(resources-basedlearning)等教学方法，积极引入MOOC(massiveopenonlinecourses)教学模式，注意多学科融合，创新教学手段。例如应用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patient，SP)、SimMan综合模拟人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模拟病房和模拟医院等，加强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将基础和临床有机结合，用一切手段实现知识的无缝对接，为学生营造自主、独立、创造性学习的教学环境，为医学生顺利完成向医生的角色转换做好充分的知识技能储备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建立基础教育阶段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
开创培养健康医患关系的新机制和途径为解决医学生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医学教育早期临床实践已经逐渐受到重视，但从医患关系的角度，不可避免地会涉及患者的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及无证行医等问题。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可以建立医学生社区志愿服务学分制度，安排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进入社区，进行医学知识科普活动，让医学生在运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群众的健康问题答疑解惑的过程中建立自信，一方面可以提高沟通技巧，使他们逐步掌握应对医患关系的策略，并且与群众逐步建立互信互重的情感联系，增进医学生对患者生命的尊重、敬畏和关爱;另一方面，医学生在社会实践中自主观察，不断发现医学问题，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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