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
中国文学史的分期 三古、七段 文学发展变化的九个方面 上古期 中古期 近古期 如果将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长河，我们从下游向上追溯，它的源头是一片浑 茫的云天，不可详辨。我们找不到一个起源的标志，也不能确定起源的年代。那 口传时代的文学，应当是十分久远的，后来的文字记载不过是对那段美丽梦幻的 追忆而已。最保守的说法，从公元前11世纪，也就是《诗经》中的一些诗篇出 现的时候起，这条长河的轮廓就已经明朗起来了，后来逐渐汇纳支流，变得越来 越宽广。这中间有高潮也有低潮，但始终没有中断过。若论文学的悠久，只有古 希腊文学、古印度文学可以与中国文学相比；若论文学传统的绵延不断，任何别 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学都是不能与中国文学相比的。 河流有上游、中游、下游，中国文学史也可以分成上游、中游、下游，这就 是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国文学史大的时代断限。在三古之 内，又可以细分为七段。 三古、七段的具体划分如下： 上古期：先秦两汉（公元3世纪以前） 第一段：先秦 第二段：秦汉 中古期：魏晋至明中叶（公元3世纪至16世纪） 第三段：魏晋至唐中叶（天宝末） 第四段：唐中叶至南宋末 第五段：元初至明中叶（正德末） 近古期：明中叶至“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期） 第六段：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 第七段：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 三古、七段说主要着眼于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体现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所 呈现的阶段性，而将其他的条件如社会制度的变化、王朝的更替等视为文学发展 变化的背景。将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视为断限的根据，而将其他的条件视为断限 的参照。一种根据，多种参照，也许最适合于描述整个中国文学的历史过程。文 学发展变化的阶段性可以和社会制度的变化以及王朝的更替相重合，但社会制度 的变化或王朝的更替，只是导致文学变化的重要原因，而不是这变化的事实本身。 所谓文学本身的发展变化，可以分解为以下九个方面：一、创作主体的发展 变化；二、作品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三、文学体裁的发展变化；四、文学语言 的发展变化；五、艺术表现的发展变化；六、文学流派的发展变化；七、文学思 潮的发展变化；八、文学传媒的发展变化；九、接受对象的发展变化。三古七段 就是综合考察了文学本身这九个方面的因素，并参照社会条件，而得出的结论以 往研究文学史，对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这两方面很少注意，尚不足以对文学的发 展变化作出全面的考察。文学传媒和接受对象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的创作，实在是 不容忽视的。 一、上古期 上古期包括先秦、秦汉。 我们首先注意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散文可以追溯 到甲骨卜辞；诗歌可以追溯到《诗经》、《楚辞》和汉乐府；小说可以追溯到神 话传说，《左传》、《史记》等历史散文，以及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辞赋可 以追溯到《楚辞》。骈文中对偶的修辞手法，在这个时期也已出现；就连戏曲的 因素在《九歌》中也已有了萌芽。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是孕育于上古期 的。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 学的审美价值，这在上古期也已经形成了。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 “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 出来的。第四，从文学的创作、传播、接受来看，士大夫作为创作的主体和接受 对象，文字作为传播的主要媒介，中国文学的这个基本格局也是在上古期奠定的。 直到宋代出现了市民文学，才使这个格局发生了变化。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学。在这个阶段，文学的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 个体的演变，《诗经》里的诗歌大都是群体的歌唱，从那时到中国文学史上第一 位诗人屈原出现，经过了数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从巫中分化出来专门从 事人事的记录，这是一大进步。而士的兴起与活跃，对文学的发展又起了关键性 的作用。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 混沌的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所谓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这个领域而言，在 讲先秦散文时我们无法排除《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 著作，也无法排除《周易》、《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哲学 著作，那时还没有纯文学的散文。至于诗歌，最初是和音乐、舞蹈结合在一起的， 《吕氏春秋》里记载的葛天氏之乐，以及《尚书·尧曲》里记载的“击石拊石， 百兽率舞”，都是例证。《诗经》、《楚辞》中的许多诗歌也和乐舞有很大关系。 风、雅颂的重要区别就是音乐的不同，据《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 都可以和乐歌唱。《楚辞》中的《九歌》是用于佘祀的与乐舞配合的歌曲。 秦汉文学属于上古期的第二段，秦汉文学出现了不同于先秦文学的一些新的 特点。首先是创作主体的处境有了变化，战国时代游说于列国之间的士，聚集到 统一帝国的皇帝或诸侯王周围，形成若干作家群体，他们以歌功颂德或讽喻谲谏 为己任。如武帝时的司马相如、东方朔，吴王刘氵鼻门下的枚乘、邹阳。这些“ 言语侍从之臣”正好成为大赋这种汉代新兴文体的作者。与汉代大一统的政治局 面相适应，汉代文学以大为美，铺张扬厉成为风尚。“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的政策相适应，汉代文学失去了先秦文学的生动活泼与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 的、凝重板滞的风格。然而，对于中国诗歌来说，汉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朝代。 《诗经》那种四言的躯壳到汉代已经僵化了，楚辞的形式转化为赋，汉代乐府民 歌却以一种新的姿态、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间继而在文人中显示了不可抗拒的力 量，并由此酝酿出中国诗歌的新节奏、新形式，这就是历久不衰的五七言体。 二、中古期
接上面.中古期从魏晋开始，经过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叶为止。 为什么将魏晋作为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并将魏晋到明中叶这样长的时间划为 一个中古期呢？这是考虑到以下事实：第一，这时开始了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并在南北朝完成了这个自觉的进程。第二，文学语言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由古 奥转向浅近。第三，这是诗、词、曲三种重要文学体裁的鼎盛期，它们分别在中 古期内的唐、宋、元三朝达到了高峰。第四，文言小说在魏晋南北朝已初具规模， 在唐代达到成熟。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两代已经相当繁荣，白话长篇小说在元末 明初也已出现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作品。第五，文学传媒出现了印 刷出版、讲唱、舞台表演等各种新的形式。第六，文学创作的主体和对象，包括 了宫廷、士林、乡村、市井等各个方面。总之，中国文学所有的各种因素都在这 个时期具备了而且成熟了。 中古期的第一段从魏晋到唐中叶。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 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诗，占据着文坛的主导 地位。文向诗靠拢，出现了诗化的骈文；赋向诗靠拢，出现了骈赋。从“三曹”、 “七子”，经过陶渊明、谢灵运、庾信、“四杰”、陈子昂，到王维、孟浩然、 高适、岑参、李白、杜甫，诗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这个阶段最后的 一位诗人，又是开启下一阶段的最早的一位诗人，像一个里程碑矗立在文学史上。 “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这两个诗歌的范式，先后在这个阶段的头尾确立起 来，作为一种优秀的传统，成为后代诗人追慕的极致。这又是一个文学创作趋于 个性化的阶段，作家独特的人格与风格得以充分展现。陶渊明、李白、杜甫，他 们的成就都带着鲜明的个性。此外，这个阶段的文学创作，宫廷起着核心的作用， 以宫廷为中心形成若干文学集团，文学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学 的技巧。以曹操为道的邺下文人集团在发展五言古诗方面的作用，齐梁和初唐的 宫廷诗人在建立近体诗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证据。在这个阶段，玄学和 佛学渗入文学，使文学呈现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 之外，玄学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为作家的美学追求；佛教关于真与空的观念、 关于心性的观念、关于境界的观念，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多样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从唐中叶开始的，具体地说就是以天宝末年“安史之乱” 爆发为起点，到南宋灭亡为止。唐中叶以后文学发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韩、 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学语言和文体的改革，宋代的欧阳修等人继续韩、柳的道 路，完成了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实现的改革，确定了此后的文学语言和 文体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诗歌经过盛唐的高潮之后面临着盛极难继的 局面，诗人们纷纷另辟蹊径，经过白居易、韩愈、李贺、李商隐等中晚唐诗人的 努力，到了宋代终于寻到了另一条道路。就宋诗与唐中叶以后诗歌的延续性而言， 有这样两点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诗人开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写，与日常生活相 关的人文意象明显增多，到了宋代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由杜甫、白居易开 创的反映民生疾苦积极参与政治的传统，以及深沉的忧患意识，在晚唐一度减弱， 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强。就宋代出现的新趋势而言，诗人与学者身份合一， 议论成分增加，以及化俗为雅的美学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为宋诗的代表人物，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具有比较明确的创作主张与艺术特色。苏轼、杨万里、范成大、 陆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点，与江西诗派共同构成有别于唐音的宋调。唐中叶以 后曲子词迅速兴盛起来，经过五代词人温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为 大观，并成为宋代文学的代表。柳永、苏轼、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姜夔等 人的名字也就永远镌刻在词史上了。唐中叶以后传奇的兴盛，标志着中国小说进 入成熟的阶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说”的兴起，宋代“说话” 的兴盛，则是这个阶段内文学的新发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从元代开始，延续到明代中叶。从元代开始叙事文学占据了 文坛的主导地位，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从此，文学的对象更多地从案头的读者 转向勾栏瓦舍里的听众和观众。文学的传媒不仅是写在纸上或刻印在纸上的读物， 还包括了说唱扮演的艺术形式。儒生社会地位降低，走向社会下层从事通俗文学 的创作，先是适应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继而提高这些文学形式，于是出现 了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高明等一大批不同于正统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学 以戏曲和散曲为代表，以大都为中心的杂剧与以温州为中心的南戏，共同创造了 元代文学的辉煌，而明代流行的传奇又是对元曲的继承与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这两部长篇白话小说，成为这个阶段的另一标志， 它们的出现预示着一个长篇小说的时代到来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后文学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这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随 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民的壮大、印刷术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学创作的商 品化成为一种新的趋势；适应市民这一新的热爱群体的需要，文学作品的内容、 题材、趣味，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同时，在表现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文学之外， 反映市民生活和思想趣味的文学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金瓶梅》的出现就是这种 种现象的综合反映。二、在王学左派的影响下，创作主体的个性高扬，并在作品 中以更加强烈的色彩表现出来；在文学作品中对人的情欲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 对理学禁欲主义进行了强烈的冲击，从而为禁锢的人生打开了一扇窗户。汤显祖 的《牡丹亭》所写的那种“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爱情，便是一种新的呼声。 晚明诗文中所表现出来的重视个人性情、追求生活趣味、模仿市井俗调的倾向， 也透露出一种新的气息。三、诗文等传统的文体虽然仍有发展，但已翻不出多少 新的花样。而通俗的文体显得生机勃勃，其中又以小说最富于生命力。这些通俗 文学借助日益廉价的印刷出版这个媒体，渗入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从以上各方面看来，明代中叶的确是一个文学新时代的开端。 从明嘉靖初到鸦片战争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个巨大的变化，特 别是对那些汉族士人的震动极其强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学创作基本上沿袭 着明代中叶以来的趋势，并没有发生巨大变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学集团和派 别的大量涌现以及它们之间的论争，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在诗文方面有公安 派、竟陵派、神韵派、格调派、性灵派、桐城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在词的方面 有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常州词派的主张和创作实践，甚至在戏曲方面也有以“ 临川派”和“吴江派”为主的两大群体的论争。在不同流派的相互激荡中，涌现 出一些杰出的作家，清诗、清词取得不可忽视的成就。值得特别注意的还是戏曲、 小说方面的收获。汤显祖的《牡丹亭》、洪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 共同达到传奇的顶峰。近古期的第一段是白话长篇小说的丰收期，吴承恩的《西 游记》、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红楼梦》， 是这个阶段的巅峰之作。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一座高峰。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与明清易代相比，鸦片战争的炮声是 更大的一次震动。鸦片战争带来千古未有之变局，从此中国由封建社会沦为半封 建半殖民地社会。西方文化开始涌入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国许多有识之士 在向西方寻求新的富国强兵之路的同时，也寻求到新的文学灵感，成为一代新的 作家，龚自珍、黄遵宪、梁启超便是这批新人的代表。与社会的变化相适应，文 学创作也发生了变化。救亡图存的意识和求新变于异邦的观念，成为文学的基调。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文学被视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在国民中最易产生影响的 小说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随着外国翻译作品的逐渐增多，文学的叙事技巧更新 了。报刊这种新的媒体出现了，一批新的报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们以报刊 传播其作品，写作方法也因适应报刊这种形式的需要而有所变化。在古文领域内 出现了通俗化的报刊文体，在诗歌领域里提出了“我手写我口”这样的口号。 近古期的终结，也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终结，我们仍然划定在“五四”运动 爆发的1919年。这是因为“五四”作为一次新文化运动，不仅在社会史上开 启了一个新的时期，也在文学史上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在“五四”运动之前虽 然出现了一些带有新思想与新风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属于古典文学的范畴。“五 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质的变化。我们既注意19世纪末以来文 坛发生的渐变，更注重“五四”这个大的开阖。“五四”阖上了中国数千年古典 文学的门，同时打开了文学的一片崭新天地。 最后要说明的是，三古七段说虽然打破了朝代分期，但我们仍然认为，朝代 分期在目前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中符合长期以来的习惯，更便于操作。而且，朝 代的更换有时也确实给文学带来了兴衰变化，汉之盛在赋，唐之盛在诗，宋之盛 在词，元之盛在曲，上文已经涉及。再以唐、宋两代诗文的创作而论，随着本朝 之内时间的推移，都有一个从渐盛到极盛再到渐衰的发展过程。其中似乎存在着 与朝代兴衰有关的某种原因，值得我们注意。因此，朝代分期自有其不可完全替 代的理由。三古七段是我们处理中国文学史分期问题的一种新的视角，我们仍然 愿意保留朝代分期（如本书四卷、九编的划分），作为另一种视角，并将二者结 合起来，使之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这就是说，我们主张用双视角来处理中国文学 史的分期问题。因此，三古七段说更全面的表述是：三古七段双视角。参考资料：
查看文章 中国古代文学史论文--宝黛爱情的永恒矛盾2007-05-25 12:29红楼梦》中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带有其独特的魅力并且有什么东西在深深吸引着人们吸引着我...这种魅力可能和他们爱情中存在着的某种永恒的矛盾有关。而要正确看待这种矛盾还要先看他们各自的性格。 宝玉是整个《红楼梦》的灵魂人物，作者在他的身上寄托了很多东西。小说中宝玉以一个极具叛逆个性的人物形象登场，他的这种叛逆个性取决于他的生长环境和成长的条件——他是一个生于显赫家世的富贵闲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宝玉逐渐产生了对上流社会生活的排斥感。家庭和社会在他身上寄托的过重的要求更造成了他的叛逆的态度。他一反中国古代社会对女性漠视侮蔑的传统态度，真心的尊重女性。他认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大染缸”，但在这样的世态下不必接触社会的结婚前的女孩子还有纯粹的灵性，还保留了一些人的本性和理想，但是她们终究是要嫁人的，接触了社会后纯粹的性情会不可避免的消失，理想和会逐渐被磨灭。所以他认为女人在结婚前是最女人最美好的日子，所以很是珍惜，留恋眼前美好的东西。宝玉的这种思想已经使他彻底摆脱了情欲和占有欲，成为女孩子的守护神。他爱护，关心每个人，表现出了他的博爱情绪。黛玉也在守望，不过她与宝玉守望的目标不同，她守望着像童话般的爱情。黛玉是爱情的化身与象征，他自始至终追求着心灵想契合的爱情模式，但其实心灵相契合的爱情境界却着是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理想中的乌托邦。黛玉本身也知道这一点但还是坚持了她的这份理想和追求，并以生命为代价进行了这种坚持。她不在乎别人的感受，也不去向别人乞求，只关心宝玉与自己是否真的知心相爱。宝玉的“博爱”与黛玉对爱的偏执的极端的追求形成了一种永恒的矛盾。脂砚斋评价两个人的爱情矛盾是“情不情——情情”。黛玉的“情情”是只把自己的情感投入到自己喜欢同时也喜欢自己的人身上，她坚持着一种平等的爱情观，她同时又对对方的感情有很高的要求；宝玉的“情不情”是把感情寄托在一切美好的事物身上，他不讲平等爱情。而当这两个人相爱时，就会不断产生难以化解的矛盾。宝玉一直想让无法放心的黛玉放心，黛玉无法相信宝玉的那一份爱情。表面上看来两个人志趣相投，但是实际上却持有着完全相反的爱情观。所以他们的所有争吵都没有任何喜剧性，也没有矛盾化解这一说。黛玉不停地求问，考证宝玉的心思，宝玉则总在被动地答问。黛玉的恋爱心理是：喜欢你，不一定要说出口，但是你应该知道。你喜欢我，也可以不说出口，但应该要让我知道。宝玉在守望着一切美好的事物，黛玉却只守望着那一份要求完美的爱情。黛玉不允许她的爱情有任何的妥协，动摇，犹豫甚至欺，必须是原原本本，心心相印。所以她永远不可能实现她的理想爱情，永远无法放下一颗心去爱。但她仍会固执的坚持这一份理想。
用笔写啊 采纳我的 我是鞠
唐的灭亡实际上是在唐初就注定了！唐随隋制，而隋的一个重大变化便是压制士族，扩大皇权，主要的手段便是科举制、六部制、均田制。隋朝也获得了成功，这主要得益于（一）改革的长远意义还没有呈现；（二）作为统治核心的关陇贵族，以骑射为本，并且可以通过统治地位保有利益，地位优于崔卢郑王等在北方统一战争中失势的一等士族，对此改革故而缺乏敏感性。在隋统一中国后，新制度推广于南方，南方的世家大族因此几乎全部叛乱，随后被镇压。唐建立后，这趋势没有改变，更有利的是士族在隋末农民起义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故而唐太宗可以颁布其可笑的<氏族志>，而没有遇到类如北齐“谤史那样激烈的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治的需要激增，崔卢郑王等山东士族借助科举制或其他手段重新进入统治核心，并为此自得。中国没有再一次出现贵族与皇帝联合执政的局面，是因为此时士族已无实力于皇帝抗衡：如李世民所说“其子孙才行衰薄，官爵陵替，而犹昂然以门地自负，贩鬻松槚，依托富贵，弃廉忘耻，”，丧失了经济实力，没有了可迅速组成军队的大量依附民，也失去了强悍果敢的精神，甚至由于长期的和平宗族的向心力也消弱了！有几位清流认识到这些？又如何有效的对抗皇权？ 士族代表的地方势力衰落了，以专制皇权为主要内容的中央集权从未有过的扩大了，初次掌握了从未有过的国家力量——这便使唐王朝拥有了给以人深刻印象的机会！可惜在封建时代，专制皇权是无限集中为目标的，于是宦官专权便又一次作为皇权专制的延伸出现了，而无庞大宗族背景的寒族武人尤其是蛮夷武人也让皇权青睐，处与弱势的官僚也只有结党才有某种安全感，士族的地位再一次下降，皇权进一步扩大。皇权的唯一劲敌——士族呢？或许是由于士族因为大唐的长期存在，可以有做官的机会，或不能做官的也可以因有地位有影响有超出小地主的生活而自得，又一次近乎积极的放弃了他们的一切。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南北朝的可怕混战不能消灭的，能干的少数民族暴君不能消灭的，在甘露之变时卑贱的宦官做到了，黄巢的叛乱与朱温的残杀实际上不过是在棺材上钉上钉子而已。 不这样解释，我们便不能理解何以区区契丹在大唐国力如日升天的武则天时代横行河北，而大唐军队的表现则令人扼腕。这不是某人的愚蠢，是制度所致——在冷兵器时代，对付游牧民族，最有效的不是明英宗的倾国大军，而是豪族的坞堡、宗族子弟兵——这便是以腐败著称的晋朝可以抵抗无数凶恶的野蛮人轮番进攻，而高度集权的宋朝、明朝和罗马灭亡的原因——打败了皇室，便击败了整个帝国！ 在古代，有了真正的贵族，便可以制约专制，民主便有脱胎的机会，科学与平等与自由便可能诞生，民族的活力便不会丧失，可惜中国丧失了机会！英、法则抓住了机会，历史的新篇章产生了！至于唐朝，在专制的恶果——安史之乱发生后，虽有无数伟大的人来挽救，但专制日甚，朋党日兴，士族日衰，藩镇日盛，民族活力日失——大唐成功的原因反过来变成了灭亡的原因！在令人惊奇的长久衰亡了150年后，灭亡了！
罗马帝国的分裂
汉武帝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叙述评价他的一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司马迁的《史记》成书于武帝太初年间，由于个人的不幸遭际和政治异见，他对武帝这个时代的评述掺入了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和主观偏见。 从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到公元前87年去世，他一共作了54年皇帝。武帝一生在位期间，主要做了五件大事： 一是打退了匈奴对中原的入侵，中华民族获得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的广阔生存空间。 二是变古创制，包括收相权、行察举、削王国、改兵制、设刺史、统一货币、专管盐铁、立平准均输等重大改革与创制，建立了一套系统完整而且体现着法家之“以法治国，不避亲贵”的政治制度。这种法制传统，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中华帝国制度的基本范式。 三是将儒学提升为国家宗教，建立了一套以国家为本位、适应政治统治的意识形态，从而掌控了主流舆论，并且为精英阶层(士大夫)和社会树立了人文理想以及价值标准。 四是彻底废除了西周宗法制的封建制度，建立了一套新的行政官僚制度、继承制度和人才拔擢制度。 五是设计制订了目光远大的外交战略，并通过文治武功使汉帝国成为当时亚洲大陆的政治和经济轴心。 在中国历史上，汉武帝是第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帝王。他的目光从16岁即位之初，就已经超越了长城屏障以内汉帝国的有限区域，而投向了广阔的南海与西域。 古今之论汉武帝者，惟清人吴裕垂特具卓识。其论略曰:“武帝雄才大略，非不深知征伐之劳民也，盖欲复三代之境土。削平四夷，尽去后患，而量力度德，慨然有舍我其谁之想。于是承累朝之培养，既庶且富，相时而动，战以为守，攻以为御，匈奴远遁，日以削弱。至于宣、元、成、哀，单于称臣，稽玄而朝，两汉之生灵，并受其福，庙号‘世宗’，宜哉!武帝生平，虽不无过举，而凡所作用，有迥出人意表者。始尚文学以收士心，继尚武功以开边城，而犹以为未足牢笼一世。于是用鸡卜于越祠，收金人于休屠，得神马于渥洼，取天马于大宛， 以及白麟赤雀，芝房宝鼎之瑞，皆假神道以设教也。至于泛舟海上，其意有五，而求仙不与焉。盖舢舻千里，往来海岛，楼船戈船，教习水战，扬帆而北，慑屐朝鲜，一也。扬帆而南，威振闽越，二也。朝鲜降，则匈奴之左臂自断，三也。闽越平，则南越之东陲自定，四也。且西域既通，南收滇国，北报乌孙，扩地数千里，而东则限于巨壑，欲跨海外而有之，不求蓬莱，将焉取之辽东使方士求仙，一犹西使博望凿空之意耳。既肆其西封，又欲肆其东封，五也。惟方士不能得其要领如博望，故屡事尊宠，而不授以将相之权，又屡假不验以诛之。人谓武帝为方士所欺，而不知方士亦为武帝所欺也!”� 汉武帝是一个变法改制并且取得了伟大成功的帝王，是一个雄才大略规模宏远的君主。他是一个宏扬学术崇尚知识的贤君，也是一个知过能改，虚怀纳谏，任人以贤的明主。 武帝元朔元年的诏书说:“朕闻天地不变，不成施化；阴阳不变，物不畅茂。”元朔六年诏书又说:“五帝不相复礼，三代不同法。” 这表明，直到晚年，他仍在求新求变。他始终认为，只要情况变了，政策也要变，“非期不同，所急异务也”. 汉武帝是一位承前启后而又开天辟地的真正伟大的君王。在他之前的历史上，他所建树的文治武功无人可及。他的风流倜傥超群绝伦。他的想象力和巧妙手法使政治斗争成为艺术。他的权变和机谋令同时代的智者形同愚人。他胸怀宽广，既有容人之量又有鉴人之明。 他开创制度，树立规模，推崇学术，酷爱文学才艺。他倡导以德立国，以法治国。平生知过而改，从善如流，为百代帝王树立了楷模。 在后来的魏武帝、唐太宗、明太祖、努尔哈赤、康熙皇帝的行藏中，多少似乎都可以看到汉武帝的影子。 汉武帝具有超越历史的雄才大略，是一位战略和外交设计的奇才。这种天才使他能运筹帷幄而决胜万里，处庙堂之上，而其武功成就，则足以使西方汉尼拔、亚历山大、拿破仑等驰骋于疆场的将帅暗然失色。但是，汉武帝绝不是一个超俗绝世的圣者。他好色、骄傲、虚荣、自私、迷信、奢侈享受、行事偏执；普通人性所具有的一切弱点他几乎都具有。但是，尽管如此，即使他不是作为一个君王，而仅仅是作为一个普通凡人，那么以其一生的心智和行为，他仍然应被认为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一个机智超群的智者，一个勇武刚毅的战士，一个文采焕然的诗人，一个想象力浪漫奇异的艺术家，以及一个令无数妙女伤魂断魄的荡子，最坏又最好的情人。 他不仅开创了制度，塑造了时代，他的业绩和作为也深深地熔铸进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与传统中。汉民族之名，即来源于被他以银河作为命名的一个年代——“天汉”。在他那个时代所开拓的疆土，从闽粤琼崖直到川黔滇，从于阗阿尔泰到黑吉辽，勾勒了日后两千年间中华帝国的基本轮廓。而这个帝国影响力所幅射的范围，由咸海、葱岭、兴都库什山脉直到朝鲜半岛；由贝加尔湖到印度支那，则扩展成了汉文化影响所覆盖的一个大文化圈。 伟人和天才是无法描画的，是不可思议的，是难以用通常标准衡量的，也是无法用世俗尺度去衡量评估的。 汉武帝的人生充满矛盾。他爱民如子，同时杀人如麻。他用剑犹如用情，用情犹如用兵。在中国历史上，不乏英雄、伟人、壮士、志士和圣者。但是，放置在任何人群中，他都会同样地引人注目。你不可能不钦佩他，也不可能不畏惧他——这就是刘彻。
我的祖国， 地大物博， 风光秀美孕育了瑰丽的传统文化， 大漠收残阳， 明月醉荷花， 广袤大地上多少璀璨的文明还在熠熠闪烁。 我的祖国， 人民勤劳， 五十六个民族相濡以沫， 东方神韵的精彩， 人文风貌的风流， 千古流传着多少美丽动人的传说。 这就是我的祖国，我深深爱恋的祖国。 我爱她源远流长灿烂的历史， 我爱她发展迅速的航天事业， 我她风光旖旎壮丽的河山 .曾经，中国辉煌到令世界瞠目。 曾经，中国衰落到令世界蔑视。 经过岁月的洗礼，她不再自大，不再自卑，面对外界的种种指责与讥谤，她没有愤怒，而是微微一笑，那不是懦弱，是一种大度，一种历经沧桑的淡然。 公元前3000年，中国出世了，带着一份谦逊，一份勇敢与执著，从此踏上了她未知的征程。 公元前2070年，近千年的开拓与创造，她在慢慢成长，数以万计的子孙在母亲河的滋润下，团结一心，建立了第一个王朝--夏。 公元前476年，刀戟剑弩，硝烟弥漫。她的子孙们为了自己的利益，明争暗斗，七雄争霸，人民生活痛苦不堪，流离失所。看到这些，她真的很伤心，却无能为力，这是历史的必然，是她必须所承受与面对的坎坷。在公元前221年嬴政统一中国史称秦始皇开始，逐渐成为一个富饶、美丽的国度；张骞出使西域，创建丝绸之路；唐太宗李渊建立了大唐；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个农民的身份创建了明朝. 中国每个方面都在逐步的昌盛，成为当时世界上发达国家之一。然而，好景不长，从乾隆皇帝后，一个个腐败无能的皇帝依次出现，从嘉庆皇帝到溥仪皇帝；从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从中日黄海大战……都体现了后清的腐败。作为一个中国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固然令人不堪回首、深恶痛绝；但更令人欣慰的是在孙中山大总统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一举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又在以毛主席、周总理的领导下，带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中国航天事业自1956年创建以来，经历了艰苦创业、配套发展、改革振兴和走向世界等几个重要时期，迄今已达到了相当规模和水平：形成了完整配套的研究、设计、生产和试验体系；建立了能发射各类卫星和载人飞船的航天器发射中心和由国内各地面站、远程跟踪测量船组成的测控网；建立了多种卫星应用系统，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建立了具有一定水平的空间科学研究系统，取得了多项创新成果；培育了一支素质好、技术水平高的航天科技队伍。 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百年梦想。中国运动员以出色的竞技能力和顽强的拼搏精神夺得金牌总数第一，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开、闭幕式表演、赛事组织工作、志愿者服务、场馆设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给世界留下深刻美好的印象，赢得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更收获了一笔丰厚的物质精神财富。北京奥运会，使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成功举办，标志着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走向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中国是一个美丽景色聚集的盛地。西湖，人们常把它说是一首诗，一幅天然图画，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不论是多年居住在这里的人还是匆匆而过的旅人，无不为这天下无双的美景所倾倒。黄山，可以说无峰不石，无石不松，无松不奇，并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著称于世。九寨沟，以原始的生态环境，一尘不染的清新空气和雪山、森林、湖泊组合成神妙、奇幻、幽美的自然风光，显现“自然的美，美的自然”，被誉为“童话世界九寨沟的高峰”、彩林、翠海、叠瀑和藏情被称为“五绝”。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大足石刻。大足石刻 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国内外誉为神奇的东方艺术明珠，是天才的艺术，是一座独具特色的世界文化遗产的宝库，是一座开发潜力巨大的旅游金矿。我们为中国有着这样的美丽景色而感到骄傲！ 今年，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今年以来，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前进的道路是坎坷的，但正是因为这磨难，让她羽翼逐渐丰满，我坚信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定能展翅去翱翔！
罗马帝国的分裂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关键词: 晁错；新法家；历史观；人性论；国家本位；Chao Cuo; New Legalism School; Conception of History; The Theory of Human Nature; State-Oriented摘要: 以往研究晁错，多集中于其削藩、守边和重农等政策措施上，而将他作为“思想者”来深入研究则不多见。从秦亡到汉武“罢黜百家”的六七十年，诸子重新活跃，以晁错为代表的“新法家”与“新儒家”、“新道家”形成鼎足之势。“新法家”之“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受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晁错将商鞅、韩非“直线进化”的历史观变成了近似螺旋发展的循环历史观，并以此反对“无为而治”。二是理政目标由“得天下”变为“安天下”，去除先秦法家的“因人情”，而借用儒家的“得人心”，以让“天下乐其政”。三是在批判秦政的基础上摒弃申不害、韩非、李斯的极端“君主本位”，而向商鞅、慎到的“国家本位”回归，但其“急功近利”的价值观则没有根本改变。文章引用：龚留柱. 论晁错的“新法家”思想体系[J]. 历史学研究, 2014, 2(1): 1-10.
( ⊙o⊙ )哇
历史的长空以正确平和的心态对待历史我国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一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改变我历史观的话：所谓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和弱点，一切言委卸于古人。这句话是我学习历史的基础与前提，成为我学习历史的指导思想。古代史的繁盛与近代史衰落的巨大反差，让我们一度那段历史里的人和事迸发强烈的愤慨。但是这句话改变我历史观的话让我认识到了我们在学习那段历史时偏激的态度。它让我们明白了我们应以一种平常心对待历史，应以一种正确平和的态度学习那段屈辱的历史。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曾这样说：“我们要记住历史，但不要记住仇恨。”这种平和的心态是对历史的最好诠释。这种态度不是不爱国，而是要让这些惨痛屈辱的历史从绊脚石蜕变为我们今后路上的垫脚石。偏激的仇恨态度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只会产生阻碍作用，太多的主观因素干扰，会让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历史。用平和的心态看历史对它的理解才能更加深入透彻，对它的评价才会更加客观。当今社会下的我们不要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历史，而应该以平视乃至仰视历史。不只是对历史，在当今社会也同样如此。北外大学美国研究室主任梅任毅曾说：我们要避免的是在还没有真正成为大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一种“大国心态”对待历史我们也不应有“大国心态”，不要以为我们站在了历史的最高峰，这才是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易中天说历史人物皆有三个形象：历史形象、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而在我们学习历史的过程中也会读到各种版本的作品。如：正史、野史、各种各样的文献让历史真相更为难以探求。所以在学习历史时，我们的思想更不能单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观点看历史、品历史、悟历史。例如：李鸿章，他被公认为是卖国贼。这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的。但我们从当时的时代背景来看的话，就不免会对那一系列条约签订的前因后果产生自己的主观看法。如果站在他自身的角度来看，或许为他的无奈发出感叹。而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则可以发现他身上的哪些品质，哪些思想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而哪些做法需要我们引以为戒。我们还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我们在他的处境下，我们如何做更为妥当。这不仅是学习、回顾历史，也是预习、讲述人生。从多个角度品味历史，会得到对历史不同的理解与认识，还会得到我们自己感悟出的人生启示。树立自己的历史观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生活中的困惑，往往可以通过读史来解答。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可以让你深入透彻的理解历史，可以让你感悟到属于自己的历史思想，它会成为你学习历史道路上的一个路标，会成为学习历史的一块基石。树立你自己的历史观，以历史观影响你的人生观、价值观，会让你受益无穷。对历史，我们应有来自自我的主观看法，也要有对它客观的评价，让我们站在山脚下，平静地仰望那历史的天空。
1、音乐是生活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它不仅是一种艺术欣赏，更是一种精神享受，学会享受音乐便是迈出了享受美的第一步。曾经我以为音乐就只是用来听的，其实不然，音乐是有内涵、有思想、有情感的，由一个个音符排起来的乐谱是有生命的，让人感悟，让人身临其境，让人感同身受，让人欣喜不已。
2、我在这门课里不仅学到了很多知名作曲家的人生经历，还通过这些或喜或悲的故事、或欢快或低沉的乐曲提升了自己的精神境界。在情绪低落时，具有愉悦向上旋律交响曲、进行曲使我感到心情豁然开朗；在心情烦躁时，温柔平和的轻音乐让我能慢慢静下心来思考问题；在独自无聊时，听一些浪漫唯美的音乐可以让我感到充实不寂寞。
3、音乐有古典与现代之分，有中国与西方之分。在我国，现代音乐较为流行的是Rap音乐，其中，周杰伦是最著名的、最有影响力的代表人物之一。
潘玮柏、胡彦斌、陶喆也是很受欢迎的优质歌曲高产歌手，他们大多从21世纪初出道并活跃至今。周杰伦的音乐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应该说是具有创造性的，他那融合西方说唱及自身演唱特点的经典唱法使很多人打开眼界——原来歌也可以这样唱。
4、我初中的时候很崇拜他，他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正如他所说，就算他以后不再流行了，但只要大家对爱情感到累的时候听到《简单爱》可以感到幸福，他就没白在大家的青春里出现过。
虽然他的特色是吐字不清的说唱，但他也有很多融入古典因素的中国风的歌曲，例如《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发如雪》等，悠扬动听的旋律广受大家喜爱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家在潜意识里对古典音乐还是有热爱的。古典音乐的魅力可以影响至今是因为它纯净独特的美。
5、所以我最欣赏的还是古典音乐，西方古典音乐的优秀与卓越是毋庸置疑的，有太多优美的旋律让人万分欣赏，赞叹不已。有太多优秀的作曲家让人敬佩崇拜，我最喜欢的是巴赫，他的作品中我最偏爱《G弦上的咏叹调》，每当心情不好的时候播放此曲，心情总是会渐渐好转，屡试不爽。
其它人的更优秀的作品也是数不清的，拿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来说，历史上表现命运的音乐很多，但惟独只有贝多芬选择了用敲门声来表现命运，一声声短促而有力的敲门声显示出生命力的旺盛和与命运抗争到底的决心。
聂耳（1912-1935年）是我国20世纪30年代谱写出人民心声的时代歌手。他出生于云南玉溪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自幼喜爱花灯、滇剧等民间音乐盒戏曲，并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多种民族乐器。1930年，因参加革命活动被叛徒告密而逃往上海。后来考入明月歌舞团，任小提琴师。1932年参加左翼剧联音乐小组，同时在联华影业公司、百代唱片公司工作，为左翼进步电影、话剧作曲。1935年准备绕道日本赴苏联学习音乐，7月17日不幸在日本鹄沼的海中游泳时逝世。聂耳短暂的一生，为人民留下了30多首传世的歌曲作品。他深入生活，体察劳动人民的感情，谱写人民的心声，在音乐舞台上首次塑造了工人阶级的音乐形象。如《码头工人歌》、《大路歌》、《开路先锋》等。而《义勇军进行曲》到后来被定为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国歌。他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下层劳动人民的真实感人的音乐形象，如《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塞外村女》等。他选编的民族器乐曲《金蛇狂舞》、《翠湖春晓》，则以凝练的手法，抒发了民众乐观、欢悦的情绪。聂耳的音乐创作，深刻地反映了苦难中奋力求解放的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充满对未来的胜利信心，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形式。从而有力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志，为我国无产阶级音乐开辟了道路。聂耳——中国新音乐史上的一个文化悬念聂耳（1912~1935）、星海同为中国“新音乐”创作的主将。其中，聂耳一生最辉煌的时期不过3年（1932年初至1935年）时间，传世作品只有35首歌曲和6首乐曲（含2首口琴曲、1首歌舞曲和三首民族器乐曲） 。但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人文环境里，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珍品，蒂造了一位特殊而杰出的人民音乐家和作曲家。在聂耳的同时代，无论是同聂耳有相同或相异生活经历的艺术同行，还是与他素不相识的政治家或普通民众，大多并不怀疑聂耳音乐创作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即便抛开他在特殊历史境况下，以《义勇军进行曲》（即后来的国歌）等主要代表作起到的重大政治影响作用不谈，仅就其从创作的大量作品具有艺术性水平和社会影响看，其“成活率”之高，一直让人们惊诧：聂耳何以有如此喷薄的能量和激情？二、聂耳音乐创作思维中的一条主线和两条副线聂耳的音乐创作，无论从艺术成就或社会影响来说，均无疑是以声乐作品为高峰。从总体上看，这些作品鼎承了近百年来的新音乐传统，主要承袭了黎锦晖、任光、赵元任等当时作曲名家的创作途径和方法，以西洋作曲法为技术框架，糅合了中西音乐的不同风格因素，最终形成了他作品中具有的明显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应该说，由于艺术创作水平的相对成熟和政治、社会影响的日益显著等原因，这种创作风格在聂耳短暂一生中创作的所有作品里成为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则存在着两条副线——西方音乐创作风格 和对中国传统音乐进行改编创作的风格。这两种风格主要是存在于其几首器乐作品中。其中，前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是聂耳的早期作品，带有较明显的对西方音乐学习和模仿的痕迹。后一种创作风格的作品，主要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或许，与其声乐作品相比，无论从两种器乐作品的艺术成就（包括原创性成份）或社会影响来看，均难与他上述声乐作品并肩而论。然而，若就对聂耳整体艺术思想及创作观念的形成过程之研究而言，其两种器乐作品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相关文化信息却十分重要。可以说，这两条艺术创作的副线，一条伸向民间，一条伸向西方，它就像聂耳音乐创作思想展翅翱翔的两翼，也是奠定聂耳音乐艺术成就的两块重要基石。一方面靠着20余载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文化传统的滋养，另一方面主要受益于最后几年充满了新的快的生活节奏、思想频率的时尚文化环境。这样具有强烈反差的生活经历，用民族音乐学的一句行话比喻，它铸就了聂耳在当时的极其复杂的社会和艺术环境中能够借之而纵横驰骋的中西“双重音乐文化能力”。三、从聂耳日记书信看其音乐创作的乡土因缘和传统回归如前所述，聂耳所创作的器乐曲中，有一类走的是刘天华所开辟的国乐创作道路，即以中国传统音乐为风格基调，体裁形式以改编创作为主。这类作品的主要例子，是1934年5月聂耳到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后创作的《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等三首民族器乐曲。根据《聂耳全集》，该年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到:“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对于这批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缘由，曾有学者做过较详尽的论述 ，在此不赘。在此仅想讨论一个同文化背景相关的问题，即作为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音乐作品，其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创作者必须具有同作品创作主题及艺术文化风格相关的深厚的民间音乐积累，这种积累应当包括音乐素材、表演艺术和文化内涵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由此看聂耳的上述三首国乐作品，其中的《翠湖春晓》既是他早期在家乡受到多年民间音乐熏染的积累，也反映了他离乡多年来的乡土文化情结。下文拟根据聂耳日记书信的记载，对其自早期在家乡开始所接受的传统音乐因素具有的文化构成成份略做一点分析。1．从《日记》看聂耳接受的西方音乐启蒙教育在2004年出版的《聂耳日记》里，所记述内容从1926年6月1日（14岁）在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就学时开始，至1935年7月16日（23岁）逝世之前为止，共9年时间。其中，在关于联合中学就学一年多的记述里，除了对彝族火把节、孔庙庙会等民俗活动的点滴描写中，能让人联想到他或许对于民间音乐感兴趣之外，对于自己参加音乐活动的情况几乎没有记载。而在1927年12月到次年11月这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聂耳对自己在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级部学习期间的音乐活动便有多达10余条记述。其中，涉及在同学家中、昆明美术学校和郊游时聚会奏乐的有4条，涉及在美术学校 练习钢琴的有3条，其余多为参加音乐会，抄写乐谱和阅读音乐书籍诸项，还有一条说到当时有一个电影院需要懂音乐的人，自己被录用的事情 。至于其中占重要位置的聚会奏乐内容里，所使用的乐器和所奏乐曲均大多语焉不详。只是从其中一条说到，他与同学到美术学校奏乐时有人带上短号，以及他与好友庾侯在昆明大观楼的草海里“合奏着一个洋调子，幽雅的、清脆的、不可思议的动人”时，我们可以读出一点他们当时所爱好的是西方音乐的意思。此后，当我们看到聂耳1931年2月9日的日记 时，便才大致揭开了这个谜底。他在此则日记中写道，自己在昆明工作过的电影院送给他一百元钱，他用其中的一半买了一把小提琴，并且还提到自己“与violin为三年之友”，由此可知，他学习的小提琴的经历大约可从在省立师范学习期间算起。上述资料可以说明，在聂耳“开始接受正规教育” 后的大约10年（1918~1928）间，与他的“新学”启蒙教育一道，也较全面地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音乐文化思想，初步接触并掌握了西方器乐音乐的演奏技术及合奏能力，并由此为自己日后进一步从事“新音乐”创作打下了西乐教育的基础。2．感性体验——传统民间音乐的原生文化环境聂耳对于国乐创作所需民间素材及表演艺术的积累，发端于其少年时期对家乡洞经音乐演奏活动的参与。从聂耳前20年的经历看，他虽然也算一个“洋学生”，但由于生活在边疆省份和社会的底层，母亲为少数民族（傣族），他从小对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共处状况及繁盛的民间音乐文化状况耳濡目染，接触较多，因而有一个含有较多原生性传统文化因素的环境氛围。在他的前期日记里，只见涉及民俗活动的只言片语，而不见有关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具体记述。其实，对于他幼年时期参与民间音乐活动的情况，至今已有后人从其亲友口中挖掘出来不少口述史资料。比如，在他的幼年时期，曾随同他的二哥、三哥参加过当时昆明的“宏文学”洞经乐社，作为童生，学习二胡、三弦、竹笛等乐器。而他后来为百代国乐队创作的《翠湖春晓》，便改编自当时的洞经音乐《宏仁卦》（又名《老卦腔》） 。另外，在一张1924年昆明私立求实小学校音乐团的合影中，也能看到聂耳手持三弦坐于其中 。但是，比较前述他所接受的另一方面城市“正规教育”（包括参加以西方音乐为主要内容的演奏活动）来说，这种对于原生态民间文化（包括音乐文化）的接受行为（或相关活动），也许是因为发生的时间较早，或者是因为在他懂事之初，这类活动在他所受的教育内容及知识结构中已不占有显著的地位，故一直未能在他的日记里浮出水面，而是作为某种“内文化”因素，潜藏于他的深层记忆之中。此后，每当到了异地思乡之时、生活窘迫之时，或者自己的革命理想和艺术理想产生碰撞之时，这潜层的内文化因素便屡屡从大大小小的缝隙中凸显出来。1931年聂耳来到上海学习经商，春节期间，大年三十晚上，百无聊赖，兼之思乡心切，便去街上随同街坊“打家什”（打锣鼓），“反觉心境开展了些”。次日晚，“夜里看《顽童小传》，打家什，便是一个元旦”。 又过了几日，聂耳正在学习日文，门口又传来已经听惯的锣鼓声，他在日记里写道：“接着是一种唱调子的童音，这种声音，会在这样的地方听到，实在是有些离奇。”这里，仅凭听到声音，开始引发出他对故乡花灯的初次追忆。一时好奇心的驱使，不能不让他跑下去看个明白。根据他的记叙：开开大门便是：两个穿了破而且旧的中国古装，脚登三寸金莲的少女——不，是男子化装的，还有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戴上假胡，在一群人围里摆来摆去。他们摆的步法正如我的家乡的唱花灯一样，不过还觉得有节奏些。因为在他们的假脚上还能照着鼓声的快慢去踏步。至于他们的窈窕和眼睛的使用，简直装作得如同他们所装的那种可憎的女子一样。在我们初看见时，倒没有把他们认作是化装的哩！像那样古装丑恶的女子是不会令人可爱的，现在却围了不少的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而我呢？也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锣鼓声异乎寻常地敲了几下，这两个少女同时唱起来了。正和我在楼上听到的一样。有时好像湖南调，有时又有些相似云南的山歌。总之它会给我一种异样的感觉，几乎忘了我现在是居于何处。这段话里，一面是接连的贬义词——“可憎的”“丑恶的”“不会令人可爱的”“围了不少人在呆看着，我真不解”；一面是对之详尽而津津有味的描写，“站了相当长的时候还不想离开”，甚至于忘了自己此时置身何处！看起来有些矛盾和歧义丛生。其实，它恰好反映出这个初出茅庐的外乡小伙子，面对原生性传统文化，既难掩内心的真爱和欢喜，又避不开“正统文化”给予的教育规训，位于“传统与现代”分叉路口，挣扎于“内文化”与“外文化”搏击之间的两难心境。这种在聂耳身上看起来有些矛盾，实则让他不断反省学习，以历练打磨自己身心的事例，在他走出家乡之后，游历四方的过程中经常有所反映。例如，1933年，在他初次来到北平时，多次慕名来到天桥观看北方的民间风俗表演，上述尴尬矛盾的心情还曾多次表现出来 。3．浅移默化——明月歌舞团时期的传统音乐积累聂耳通过参加洞经乐社对国乐合奏产生的粗浅认识，在他后来参加上海明月歌舞团的各种器乐表演（尤其是国乐合奏）活动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在这一时期的聂耳日记里，尽管出现最多的是有关每日不可间断的小提琴“基练”（基本练习），但仍然可以发现一些关于学习三弦，译工尺谱，唱传统戏曲以及参加国乐队演奏活动的记述。关于具体的表演实践，则有演奏《梅花三弄》（前奏曲）、“湖南花鼓戏”等曲目。笔者注意到，在聂耳日记里，记载了在他已经离开明月歌舞团，到了北平游历和考学的1932年9月10日，出席北平“协和国乐研究社”音乐会时，有关其中表演各种中外乐曲、乐队和乐器的很长的一段评述。不仅有对各种丝竹合奏乐、“忽雷”、琵琶等独奏及乐器的评价，还多处出现了将北平国乐队同上海国乐队的水平和曲目做比较的情况。尤其是在国乐演奏方面，他不仅做了非常仔细的观察，并且还有比较中肯、有见地的评价。关于乐曲，他说“《五月锦》便是明月音乐会的《五月落梅花》，虽然有些节拍不同的地方，我们当然很容易听出的……” 。说到乐器演奏：“二胡独奏很平常，像他这样的在上海听过很多。” 这样长篇而密集的音乐评论，在他过去的日记中极少出现。而且，明显可以看得出来，经过这仅仅一年多在上海音乐界的工作，他在音乐修养上确实是提高很大，眼界也开阔了许多。这对于其后两年的音乐创作，无疑给予很好的理论和实践的准备。4．艺术熏陶——黎派歌舞中中国元素的感染在聂耳创作的初期（萌芽时期），有以器乐为主，并注重动机发展的倾向。后来则越来越强调传统音乐和大众化。他在后期的音乐创作活动中逐渐回归传统，有其自身潜质或先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文化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传统情结）；也有后天的一面，即社会人类学所谓的业缘关系因素。有人指出，其创作曾经受到黎锦晖、任光和田汉等人的影响。总的说来不错。但有必要强调的是，从艺术观念上看，他主要是受到黎氏的影响。对此，前人已有许多论述，在此不赘。同时，在文化和政治观念上，由于与左翼人士走得较近，而逐渐向其靠拢。对于这一点，《聂耳日记》出版以前的那些史料里，包括《全集》在内，记载都比较模糊。而在《日记》的全文得以问世之后。便给予人们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5．理性回归——以音乐创作的高潮和丰产相伴有关民间音乐积累的问题，在聂耳书信及日记里一直提及甚少；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少量的信息几乎都集中在聂耳从明月歌舞团离开之后。这也是他对作曲的兴趣逐渐高涨，有了一些成功作品和无论从艺术事业还是生计来源看都情势较为紧迫的时候。另外，几个明显涉及此类信息的地方，都同云南民间音乐有关。据《聂耳日记》1932年9月23日：在音乐上，最近又忽略了作曲这一工作，关于革命音乐理论的写作，也要同样地注意。第一步工作：收集云南山歌、小调，并创作歌曲。”1933年1月30日：廖伯民此次的来沪，对于我的现实生活给予一个很大的动摇。在先想整个放弃这边，回云南去……最近的决定是：要是他们的旅行团能实现我才回去，目的在收集民间歌谣、乐曲。并不是整个放弃这儿的工作。……听了锦晖处新收的唱片，音乐却有很大的进步，嘴上虽在骂，心里却不安；自己实在浅薄，何敢去批评人？！你骂他不对，你不但不能做出比他好的东西来，连你所骂的都做不出，这有什么意义？！1933年3月7日：音乐上的修养：1.经常地写谱。2.尽可能地参加乐队演奏。3.注意云南的音乐。从日记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聂耳在创作上对于民间曲调素材的迫切需求，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黎锦晖最新创作成就的鼓舞和剌激。他虽然为了寻求真理，坚持不向任何人妥协低头的态度；但在艺术上却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并且，从中也可看出，他对这位昔日的恩师，在艺术水平上的确是由衷的钦敬。1933年5月28日，正值端午节期间，聂耳在上海写给母亲的一封信里写到:“现在我想在中国的各地民间歌谣上下一番研究，请三哥帮我收集一些寄来，不论什么调，洞经调、山歌、滇戏牌子都要。千万急!!!”同日，还写了一封信给友人张庾侯:“我要请你帮忙收集一些云南的民谣、民歌、山歌……。” 1934年5月，聂耳到了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工作。7月，他在致三哥聂叙伦的信中写道:“我组织了一个‘森森’国乐队，完全用中国乐器奏中国曲子，加上科学的组织与和声，成为一种中国新的形式。在沪上表演过几次，曾经轰动一时。”在该信的空白处还写着:“请替我收集些云南音乐材料如洞经调之类，寄给我。《宏仁卦》已收成唱片。” 可以看出，这时，他对于自己多年来以孜孜不倦的追求所获的成果，开始产生了明显的自信心和由衷的喜悦之感。并且还在为下一步的创作蓝图做着精心准备。可惜的是，仅仅一年之后，也是在7月，他却离开了心爱的音乐创作事业，离我们远去……。四、结语在聂耳短暂的一生中，他的两个理想情结——先进的政治文化和纯粹的艺术追求（指的是小提琴演奏和作曲等纯音乐艺术，而非新音乐创作），贯穿于他的日记始终。然而，真正让他施展才能，成就功业的，却是这两项理想情结的结合点，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地方——新音乐创作之上。正是这两种理想的碰撞，竟然磨擦出了奇异的思想和艺术火花。聂耳在运用民间音乐素材创作器乐作品时表现出来的熟练和自信，一方面有赖其自身的先天潜质和早年生活环境，即社会学所谓的血缘关系和人类学所谓的乡土因缘。由于他自小对云南家乡民间艺人音乐生活的熟悉，使他能够对各种民间的演奏习惯和音乐素材信手拈来。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受到后来的复杂生存环境，即所谓的业缘社会关系的影响。使他竟然能够在短暂的音乐生涯里，经历了一条由崇信西乐到回归传统的艺术创作道路。如今，这条艺术道路上仍然有无数的后来者默然践行，先行者们的情怀和壮举却已经慢慢远去，渐成历史。让我们记住聂耳！记住他，百年中国的艺术火种和文化学统，将在我们的脚下长继不息！
超验的艺术──谈莫札特的音乐轻快愉悦的风格我一直对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很有兴趣。有些人认为宗教是桎梏艺术的最大元凶，有人认为没有宗教就没有办法呈现出艺术最超越的心灵，有人则宣称艺术可以取代宗教，并达到宗教的功能。于是我决定「宗教音乐」。我的想法是，不管宗教与心灵的关系究竟为何，宗教音乐绝对呈现的出最真实的心灵状态。在研究宗教音乐的过程中，我对莫札特尤其好奇，因为他在萨尔兹堡这个宗教重镇成长的岁月中，一直为其生计：教堂管风琴职位谱写为宗教仪式而有的宗教音乐，而萨尔兹堡主教对莫札特这个艺术家又非常的不尊重，把莫札特的才华弃若敝屣，不断限制他的创作，甚至规定莫札特的宗教音乐只能写小弥撒曲，把莫札特自由的心灵视若宗教中的杂质。这期间，莫札特为想离职，主教竟然以辞去莫札特父亲之职务使其生活陷入困境来要胁莫札特。莫札特为了想离开撒尔兹保受限的创作气氛，与不被器重的艺术生命，也曾在母亲陪同下，周游当年以神童之名走访过的诸如慕尼黑，奥斯堡，曼汉，巴黎，伦敦，海牙，巴黎，里昂，瑞士等大城，想另寻创作生涯的开始，结果非但没有成功，母亲反倒因旅途劳累而病故。莫札特并不想耗费时间教授音乐课以餬口，只好再返回撒尔兹堡，忍辱继续作管风琴师，最终还是以跟主教彻底决裂收场。对萨尔兹堡的宗教气氛，莫札特曾写信给朋友说：「作人还是不要太『虔诚』比较好！」所以莫札特的生命，其实一直周旋在创作渴望与维持家计的现实中、周旋在跋扈主教的宗教压力与自由的艺术生命之间挣扎不已。和谐中隐藏的突兀莫札特六岁时的画像，此时的他是人所周知的神童。莫札特的父亲 Leopold Mozart莫札特的母亲莫札特的音乐总体而言非常轻快愉悦，这简直跟他的生命史格格不入。研究音乐史的人都知道莫札特的音乐生命非常早熟，他才三四岁就已充分显出其音乐的才华，七岁就以神童之名周游欧洲演奏钢琴，这时的莫札特深被王公贵族们宠爱，其音乐中的欢快愉悦是很能被理解的。这种欢快性质，也深深著莫札特的宗教音乐。他最早的宗教音乐 Kyrie（KV33）创作时年仅十岁，Kyrie的内涵是「求主垂怜我的生命」，其实应当是深沈的信仰告白，但这绝非被人视为稀罕天才的小小莫札特所能理解的。但很奇怪的，莫札特到了成人，已不再因神童受人宝爱，开始在撒尔兹堡跟主教折冲郁郁不得志以后，其音乐竟然还是有著愉悦欢快的特点。正是因著这种音乐风格，音乐诠释家开始注意在莫札特音乐中潜藏的，突然出现突然消失的小调，不谐和音与半音阶，他们都发现这些音符在诉说著欢快之外的另一些东西，而莫札特每每在彷佛不经意间陈述出这些情绪后，便立即以欢快，以和谐再度压过。而这样的音乐风格出现最明显的，就是在母亲去世，莫札特又必须比以前更卑屈的返回撒尔兹堡作管风琴师以后。譬如莫札特的 E大调小提琴协奏曲（KV364），此曲作于 1779，此时母亲已过世，莫札特回到萨尔兹堡，跟主教仍旧不合，（一年后终于彻底决裂），此曲就在一向欢愉轻快的风格中，间杂有半音阶的快速回旋上升音符，给人很焦虑不安的、彷佛想离开逃跑的感觉，此外还数度出现小提琴与大提琴沈重的往返对应，好像是在不安的质问著什么。但是这种音符的出现，都是突兀的过渡，不知何来何去的在和谐声中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虽然这种焦虑感，严厉的大主教是不可能准许莫札特将其放入宗教音乐的。但若仔细聆听同期的宗教音乐C大调庄严弥撒（KV337），就在其 Kyrie中，便有著间杂半音阶的上升，与突然出现嘎然而止的不谐和合音，尤其是因著其合音突然收入休止符，给人「提出没有答案」的不确定感十分的明显。这种宗教音乐的表达，已经是十分露骨了。不管莫札特最终是如何的以欢快否定忧郁与焦虑，其音乐呈现出来的真实心灵，却还是可以被聆听音乐者感觉出来：莫札特渴望自由渴望离开，对当时的生命处境并不满意。莫札特于 1781年终于跟大主教决裂，据说，是大主教踢著他的屁股，当众很难堪的把他赶出去的。莫札特在信中告诉父亲，「主教说为他服务的人中，没有像我这样坏的，又说其他我都不想重复的难听的话，还说我没教养....。请你不要灰心，离开大主教我想我就开始会教好运了。」从此，莫札特开始他更艰困的，收入极不稳定的人生。灵魂深处的信仰告白莫札特离开撒尔兹堡后，于 1783年创作了他最著名的「C小调弥撒」（KV427），这曲弥撒因为没有教堂仪式肯用，终于没有完成，但光就其完成部份，便有人将之与巴哈「B小调弥撒」、贝多芬「庄严弥撒」并列世界最伟大的三大弥撒曲。这首弥撒曲的 Kyrie，先以乐器出现沈重的主题动机后，乐器与人声呈现二种不同的主题赋格，人声也分四部赋格。人声一开始就是急遽升高再急遽下降，给人十分戏剧性的激动感，而器乐主题重头到尾循环反覆进行式，彷佛在陈述一个明知结局却无法停止的抉择，更衬托出人声四部赋格「主我求你垂怜」的哀鸣。中间「基督请你怜悯我」歌词部份，是独唱清柔祈祷风，与合唱清柔祈祷风时而对话，时而互相附合。等祈祷风结束，就又回到器乐与人声二部赋格。
我理解怎么做，肯定好
从曾国藩看为人处世之道 摘要： 曾国藩，晚清时期“中兴四大名臣”之一，出生于一个平凡的农耕家庭，但却成就了一代大将之才，文通程朱理学，武能制太平天国起义。从他的一生，我们可以学到许多的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本篇论文从他的生平简介开始，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详述了三件对我影响最深刻的事。从对这位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大重要人物的人物剖析开始，渐渐的了解那个时局动荡的时代。并通过他的一生，看到了我们普世价值中对于人生起伏的“坐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望天空云卷云舒”般释然。 人物简介：曾国藩，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府湘乡荷叶塘白杨坪。五岁启蒙，次年入家塾“利见斋”。早年多次应试不中，道光十八年（1838年），参加会试，终于中试，此后仕途平坦，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授礼部右侍郎。不久署兵部右侍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1851年1月），洪秀全在广西发动金田起义，太平天国运动爆发。道光三十一年（1852年）生母去世，丁忧回籍。此时太平军已攻入湖南，气势正盛。咸丰二年底（1853年1月），曾国藩接到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离家前往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事宜。一月后，太平军攻占江宁且定都于此，改称天京。曾国藩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仿效已经成军的楚勇，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并整合湖南各地武装，称湘军。咸丰三年（1853年）八月，曾国藩获准在衡州练兵，“凡枪炮刀锚之模式，帆樯桨橹之位置，无不躬自演试，殚竭思力”，并派人赴广东购买西洋火炮，筹建水师。咸丰四年（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率师出征，不久在靖港水战中被太平军石贞祥部击败，投水自尽，被部下所救。休整后，重整旗鼓，当年攻占岳州、武昌。咸丰六年（1856年）坐困南昌。9月2日，洪杨内讧，史称天京事变，南昌解围。两年后，湘军攻占九江，气势颇盛。十年（1860年），湘军围安庆。同治三年（1864年）7月，湘军破太平天国的天京（南京），朝廷加曾国藩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奏准裁撤湘军25000人。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改任直隶总督。同治九年（1870年），朝廷命其处理“天津教案”。曾国藩深知当时中国远非西方列强对手，因此主张对外让步。发布《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多方指责，诫其勿再起事端，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同治九年（1870年），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平民张汶祥刺杀于总督府后，朝廷命曾国藩再任两江总督，前往南京审理该案。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在南京两江总督府病逝。朝廷追赠太傅，谥文正。【3】 三件事：一、买书（知识改变命运）道光十三年，曾国藩在参加了七次小试后，终于童试过关，成为父亲的县学同学，并于当年取妻成了家。次年，曾国藩首赴乡试，竟一举中试成为第三十六名举人，并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入都，准备第二年的会试。曾家几百年才出了这么个举人，可称是破天荒，曾国藩的祖父和父亲自然大喜过望，期待着他实现多年来曾家入官为仕的愿望。道光十五年的会试，曾国藩不售，由于昔年还要举办恩科，未免于往来奔波，曾国藩遂留住京师的长沙会馆读书一年。然而道光十六年的恩科，曾国藩再次名落孙山。于是，会试报罢，他由运河南下，经清江、扬州，自江宁（今南京）溯江而上，回转湖南。在金陵时，他在书肆见到一部《二十三史》，爱不释手，冲动之下，遂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豪阔之事，把借来的钱全用在了购书上，钱不足则以衣裘抵价。两考不中，还借那么一大笔钱买书，曾国藩以一个初入社会的农家子，居然肯，也居然敢借百金购一套《二十三史》，绝对是个异数。但就是他的这股子对于书的热诚，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使得他在将来的风起云涌的人生中，有着坚定不移、宠辱不惊的精神指导。二、靖港之耻（败不馁）咸丰四年四月，太平军大部据于靖港，别部据于宁乡、湘潭。当时有人半夜来向曾国藩说：“靖港寇屯中数百人，不虞（防备）我，可驱而走也。团丁特欲借旗鼓以威贼，已作浮桥济师，机不可失。”【1】于是曾国藩出兵靖港。有王闿运所著《湘军志。曾军篇》记载当时情景：庚午（四月二日），平旦至，水急风利，炮船径逼寇屯，寇炮陆军至者合团丁攻寇。寇出，团丁遂反奔，官军亦退，争浮桥，桥以门扉、床板（搭成），人多桥坏，死者百余人。国藩仗剑督退者，立令旗岸上曰：“过旗者斩。”士皆绕从旗旁过，遂大奔。眼见自己编练的湘勇如此不中用，曾国藩一时激愤，竟欲投水自尽，被悄悄跟随其后的章寿麟发现救起。出师不利的曾国藩痛心疾首，上请罪折归纳失利之因：一、纪纲不密，维系不固，以致溃散；二、轻进求胜，对事出意外的退败没有准备；三、明知水勇训练不足，陆军临阵经验不足，贸然出战，责任在自己心存侥幸。为此，他实行了一贯的精兵原则，毅然裁撤了靖港的溃勇，只保留了在湘潭经受住战火考验的水师五营、陆师三营与驻守平江的湘勇，总计四千余人，比出征时精简了一半以上。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人的一生亦是如此，有了失败才会将成功衬托得更加耀眼。靖港之挫后，曾国藩深刻反思，重整旗鼓，为将来荡平贼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进退之智（胜不骄）在战胜了太平军后，曾国藩没有因此的骄傲，反而感到危机四伏。多年的官场打磨，他知道那些眼红他的功绩的人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攻击他的机会。这样一支30万人的军队，只听令于他一人，只要他想反，定是一呼百应，这就是那些反湘军派的造谣的借口。再者，他深知“功高震主”的人，威胁到皇权的人，绝不会被皇帝轻易放过，因为他皇帝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定要对那些潜在威胁斩草除根。于是，他没有等皇帝与反湘军派出手，于同治三年（1864年），大破天京的同年8月，上奏裁军。见好就收，不贪名图利，是只有一个人真正的心止如水，内心的格局达到一定的境界才有的行为。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历史的河流冲刷过中华五千年的朝代更替，但在此期间不因自己的功劳而恃骄的，在急流中勇退的人物，只怕也是屈指可数。而曾国藩能做到此点，“中兴四大名臣”的称号，也是应得的。 启示和反思：曾国藩一生，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建功立业，仕途亨通，十年七迁，官至二品，乃至封侯，“生晋太傅，死谥文正”，史称“千古第一完人”。【2】但是，在这些光鲜的颂词下，并没有提到他成就自己时的艰辛：一兵一卒的创练湘军，在兵败的耻辱后再次艰难站立，荣誉加身后的受宠不惊、韬光养晦……从曾国藩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之所以受到后世称赞的优秀品德。胜不骄败不馁，以平淡的心情去看待兵家之胜败，只为心中忠君报国的理想而奋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是我一直信奉的，曾国藩对于书籍的热忱也正鼓舞着我，从书籍中去探索内心的世界，从心灵开始强大起来。而对于生活里的挫折，更重要的，我们也是应该试着去走出它的阴影，这个过程是痛苦而漫长的，但你一旦走到了阳光下，世界就会突然地明朗起来，以前所痛苦的事情旋即成为浮云。在我们的起起落落中，最能锤炼我们的心态，处乱不惊，宠辱不惊。而曾国藩在成就一番功业后，毅然决定上奏皇帝，裁剪军队规制，也是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支所向披靡而又只听命于他一人的军队对于帝王始终是个威胁，见好就收才是长久之计。对比于历史上那些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开国功臣、封疆大吏来说，这也就是他的聪明之处。一个人的一生并不是生来就是完美的，我们总是一点一滴的学着去剔除自己不好的部分，学会成长，学会承担。就算是名人，也是在必经的磨练中，锻造更强大的自己。人生有起有伏，即使只是在学生时代，也会有心情的落差，比如成绩的起伏，学生会职位的升降，人与人关系的好坏等等。很多事情我们也会身不由己，但是，当我们想到那些伟人时，总会给我们带来曙光。看他们的行事，学他们的经验，就会忽然间的豁然开朗。感谢那些大师们曾存在于我们最艰难日子里的思维里，给我们启迪方向，教会我们人类从不屈服的思想，让我们洞悉中华民族在那个时局动荡，风雨飘摇的年代里，那些贯穿古今的精神价值。在通过中国近现代史中的这一位重要人物了解了这段历史之后，使得我有一个更加平淡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为最初的理想而奋斗，起伏不惊，去留无意，随心中所想，忠于心中之事。 参考文献：【1】刘忆江. 曾国藩评传. 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8 .【2】李烈钧. 从曾国藩身上可借鉴些什么. 体坛报，20012，（01）【3】维基百科【4】冯毅. 曾国藩军事伦理思想研究. 重庆：西南大学，2010【5】肖高华. 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长沙：中南大学，2004
中国近代史纲要论文 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 “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 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 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 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 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 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 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 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 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 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 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 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