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机制研究论文

需求变动影响贸易模式演进内在机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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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首先对贸易模式及其演进的概念进行诠释，然后从市场规模、收入水平变动角度就需求变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机制进行阐述，并得出结论。

关键词：需求变动;贸易模式演进;内在机制

国际贸易模式是指以某种分工形式为基础所进行的国际贸易活动。国际贸易模式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命题，它所探讨的基本理由是：一国在国际贸易中究竟应该出口什么产品和进口什么产品才能提高本国的福利水平。贸易模式演进是指随着要素积累、技术和制度变迁、需求偏好的变化，一个国家会由一种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模式向另外一种专业化生产和贸易模式逐步转变。一般来讲，贸易模式演进意味着随着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该国出口产品和服务结构沿着以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产品 ——资本密集产品——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路径自然交替。

需求变动与贸易模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一方面需求变动通过影响市场规模，使得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充分发挥，也使得产品更加多样化，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模式。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该国消费和出口的产品会由低质量型向高质量型演进，贸易模式会随之转变。与此同时，需求变动通过示范效应也会对贸易模式产生影响;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对收入水平和消费需求产生影响。更为重要的是，需求变动不仅影响贸易结构，而且影响一国的贸易条件。

一、需求变动对贸易结构的影响

(一)市场规模与贸易结构。消费总量的变化意味着国内市场规模的变化，国内市场规模与出口贸易模式有密切联系。市场规模影响贸易模式的机制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1、庞大的市场规模为规模经济的充分发挥提供了可能。如果某种商品生产具有规模收益递增性质或能通过R&D投入取得创新，那么当国内对该种商品的市场需求规模较大时，则可能在这些产品上形成相对的成本优势，从而导致该种商品的出口増加。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两种，内部规模经济源于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外部规模经济则源于行业内企业数量的增加和相对集中，导致在信息收集、原料运输、产品销售等方面成本的降低。在国内市场规模狭小的国家和地区，大多数产品的规模经济必须通过开拓国际市场来实现。而市场规模较大的国家，企业的规模经济一般可以在国内市场实现。

2、如果随着某种产品产量的增加，会引致国内共用的基础设施及辅助产业的发展，各种交易成本下降，则该国可能在这种产品上建立相对成本优势。 Porter(1990)认为，相关及支持产业对一国某一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影响。相关产业指共用某些技术、共享同样的营销渠道和服务而联系在一起的产业或具有互补性的产业，支撑产业指某一产业的上游产业。相关产业对某一产业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一方面推动有关产业的创新(相关产业一旦进入某一产业，其新资源、新技术和新的竞争策略往往会推动有关产业的创新和升级;另一方面相关产业的国际成功还可带动有关产业的国际成功(共享营销渠道和服务，使有关产业从生产初期便能够迅速打开市场。支撑产业对下游产业的作用表现在：以最有效的方式及早地为国内公司提供低成本投入，降低下游产品的生产成本;不断与下游产业合作，推动下游产业的创新。

3、随着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差异化产品的需求会增加。一方面同质产品的规模经济能促使产品成本降低，占领更多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差异化产品能使企业具有某种垄断性质，从而定更高的价格，获得更多的利润。规模经济效应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而对差异产品的追求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于是生产者便面对着在某个层次产品的生产上达到规模经济与满足不同收入水平的消费者消费需要之间的矛盾。Krugman(1979)认为，追求规模经济效应酬劳和追求差异产品的矛盾可以通过国际贸易加以解决。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成为小批量差异化产品。这表明，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情况下，即使规模经济效应存在，一个国家也不会利用所有的资源去满足各种不同偏好的消费者的需求。此时，发展中国家也可以通过差异化产品的生产，实现与发达国家的水平分工与贸易，从而实现贸易模式的转型。

4、厂商往往对国内生意的机会更敏感，发明、创新也往往由国内市场没能解决的理由所激发，同时对新产品的不断改善也只有在为国内消费者接受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才能带来单位产品成本的降低。因此，产业一开始往往表现为国内经营，待国内市场饱和后或因偶然机会(被动地)才向外延伸到国际市场。

(二)收入水平变动与贸易结构。恩格尔定律指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增加的收入中用于食品(生活必需品)的开支占收入的比重将不断下降，而奢侈品和耐用品开支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则会不断上升。一般情况下，随着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会顺着由贫困消费型、温饱消费型、小康消费型、富裕消费型和极富裕消费型顺序演变。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标准，恩格尔系数在60%以上为绝对贫困型，50%～60%为温饱型，40%～50%为小康型，30%～40%为富裕型，30%以下为极富裕型。恩格尔定律表明，随着收入水平的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恩格尔定律进一步扩展的作用是，由于工业制成品和高技术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要远远大于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收入需求弹性，伴随着收入的增长，发展中国家倾向于以比发达国家更快的增长速度来进口对方的产品。由于外国的需求缺乏弹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出口的扩大并不相应地伴随收入的快速上升，而是伴随着贸易条件的恶化。

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该国消费和出口的产品会由低质量型向高质量型演进。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往往更偏好于高质量的产品，但是高质量的产品在生产中需要更多的要素投入和更高的技术水平，高质量的产品伴随着高成本、高价格。在收入约束下，一般高收入者将选择高质量产品，低收入者将选择低质量的产品。因此，收入水平的差异，会导致国家之间对垂直质量差异产品需求的不同。因此可以推论，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该国消费和出口的产品会由低质量型向高质量型演进。当然，如果富裕国家对高质量产品特别偏好时，反而会刺激其进口更多高质量的产品。另外，收入的变化进而是消费结构的'变化，不仅会引致质量差异产品的贸易模式的变化，而且会导致水平差异的贸易模式的变化，因为收入水平越高，越偏向于消费多样性的产品。(三)示范效应与贸易结构。相对收入假说理论用消费的“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来解释长期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从国际贸易角度来讲，示范效应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收入水平较高国家的消费水平与方式及其演变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消费模式具有示范作用;第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和收入水平低的国家内部高收入集团对低收入集团的消费模式具有示范作用。

示范效应对发达国家贸易模式的影响表现为，高收入水平国家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等在满足了国内需要以后，一部分产品可能被低收入国家内部收入水平相对较高的消费集团吸收，随着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会对高收入国家在国内已经饱和甚至处于衰落期的产品形成源源不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讲，示范效应强化了高收入国家原有的贸易模式，滞缓了发达国家贸易模式的演进速度。如果是发达国家内部的示范效应，则有利于消费结构、产业结构进而是贸易模式的升级。

示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贸易模式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低收入国家在消费模式上模仿高收入国家，而低收入国家对高层次消费品的需求不是建立在本国相应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此时，高消费会降低储蓄，阻碍资本积累，不利于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而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在追寻本国代表性需求时，一开始就面对来自发达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从这个角度来讲，示范效应抑制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模式的演进速度。第二，低收入国家在仿效高收入国家的消费模式中，会刺激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变，并最终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模式演进。对开发一种新产品而言，企业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开发、试验和生产，但市场是否接受该产品对该产品的产业化至关重要。高收入国家走在消费浪潮的最前列，其厂家不得不承担引入新型消费品的市场风险。由于消费示范效应的存在，低收入国家可以通过从发达国家进口消费品来培养、创造出本国接受某种新型消费品的需求，先进国家的消费品出口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同种类型消费品培育了需求。随着国内需求规模增加，会刺激本国厂商模仿这类产品的生产，并随着技术的成熟和规模经济产生作用，生产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并最终实现生产和销售的国际化，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贸易模式的转型。

二、需求变动与贸易条件

约翰·穆勒在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一书中提出了相互需求原理，从需求的角度来解释贸易条件的决定理由。他认为，贸易条件及其变动主要由两国对贸易伙伴国商品的相互需求强度所决定。在国际间商品交换比例的上下限范围内，一国对伙伴国出口商品的需求越强，伙伴国对该国出口商品的需求越弱，则贸易条件对该国越不利，该国通过对外贸易获取的利益就越少;反之，该国的获利则越多。国际间交换比例越接近于本国国内的交换比例，说明本国在国际上换回的商品量越接近于分工和交换前国内的生产量，本国获取的贸易利益就越少。国际间商品交换比例越接近对方国家的国内交换比例，对本国越有利，贸易利益越大。

三、对外贸易与消费需求的相互作用

出口贸易对收入水平和消费结构也会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出口贸易的增长会使得出口商品的市场日益扩大，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增加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出口的扩大也会推动与出口产业相关联的一些产业的发展。例如，汽车出口的增长，会带动与汽车相关联的钢铁业、玻璃业、橡胶业、塑料业等产业的发展。另外，出口贸易的发展还会带动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的发展。如交通运输业、通讯事业、供电、供水、金融、保险以及各种个人服务行业都会相应地发展;另一方面按照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在存在闲置资源的情况下，出口贸易的增长能够扩大就业，增加国民收入，提高本国的消费水平，促使本国的消费结构升级。

进口贸易对收入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一方面从消费的角度来讲，通过国际贸易，国内消费者将面对更多的消费选择，这将打破原有的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一定时，居民对国内产品消费需求减少会导致进口消费品的增加。进口新产品会带动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向这些新产品转移，国内对于这些新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为国内厂商生产这些新产品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另一方面进口新的机械设备和引进新技术，会提高本国技术水平，调整了产业结构，进一步引致消费结构的变化。与此同时，进口对于稳定国内物价水平也具有重要作用。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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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推送简单谈一下我本人对经济学实证论文写作排除干扰性因素、机制检验和异质性分析的一些不甚成熟的理解。

论文的实证部分一般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核心解释变量 x 是否影响被解释变量 y ，二是具体的影响机制，即 x 如何影响 y 。

为了回答第一个问题，论文在基准回归之后一般会设计一系列的识别条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包括对模型的特定假设进行检验（如 DID 的平行趋势检验），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因果推断问题（内生性）进行讨论、检验和缓解，排除可能影响研究结论的其他干扰性因素，对 x 影响 y 的预期效应和滞后效应进行讨论等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某些情况下，对基准回归结果的识别条件检验和稳健性检验甚至需要占据实证部分篇幅的一半以上。

如此大费周章的原因或者说目的在于，一方面，回答好 x 是否影响 y 这个问题是进一步分析影响机制的基础，因此确保 x 对 y 的影响稳健可信是实证设计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我们要赶在读者或审稿人提出“灵魂拷问”之前把论文中可能存在的或大或小的问题都给考虑到，想读者之想，思审稿人之思，虽然不管我们怎么绞尽脑汁去发现和填补这些漏洞，审稿人总是能够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但前期做足工作可以把这些问题被问到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回答可以增加论文的科学性、故事性和丰满度。 x 对 y 存在一定的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稳健的，在此基础上我们还想知道 x 对 y 的影响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实现的，即探讨“存在性”背后的“过程性”。对客观影响机制的探讨本质上就是对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一种总结与提炼，体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之所在。

如果怀疑变量 m 是 x 对 y 作用背后的机制，那么论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就要对这一机制的基本逻辑进行较为清晰的分析说明，然后在实证部分对这一机制进行检验。机制检验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式，一般需要结合论文的研究内容、理论、模型，甚至是所使用的数据进行设计，但是经济学研究的机制检验应尽量避免使用中介效应模型，原因在于（引自我在知乎的回答）：

相比于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经济学更强调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推断，而恰恰由于中介效应模型没有考虑到中介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因此该模型可能符合管理学的研究范式，但不符合经济学研究范式。

中介效应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在于：

参考连玉君老师的回答，中介效应模型存在的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大多数都是在和一个内生变量作斗争，而中介效应要求我们不仅要克服的内生性问题还要克服的内生性问题，着实有些苛刻。

排除干扰性因素是实证论文稳健性检验部分的基本步骤之一。

如，陈登科（2020）在研究中国加入WTO后贸易壁垒下降是否带来环境污染的改善时，怀疑加入WTO同时期中国实施的其他政策，特别是国有企业改制政策与鼓励外资进入政策，以及环境规制政策（如两控区、“十一五”污染控制政策）可能对结果造成潜在干扰。为排除这些干扰性因素，作者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加入国有经济比重与外贸经济比重来控制前两项政策的影响；对于环境规制政策，作者认为中国的环境规制政策大多是以行政区划为单位来实施的，因此在回归模型中进一步加入地区-年份固定效应来控制环境规制政策对结果的潜在影响。

如，江静琳等（2018）在研究农村成长经历对家庭股票市场参与的影响时，认为影响人类行为的因素十分复杂，因此怀疑农村成长经历对股票市场参与的作用可能受到社会互动、信任水平、金融知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风险态度等因素的干扰。为了排除掉这些因素，作者做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包括（以社会互动为例）：

再如，陆菁等（2021）在研究绿色信贷政策的微观效应时，怀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同时期的环境规制政策（如清洁生产标准、“十一五”污染控制政策、区域限批政策等）可能对研究结论构成潜在干扰。对于前者，作者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额外控制了代表企业投融资需求的两个代理变量；对于后者，作者引入了若干虚拟变量并剔除了相关样本（具体请看原文）。

借鉴以上三篇文献，下面简单梳理一下排除干扰性因素的逻辑与实证思路。

由于被解释变量 y 的影响因素众多，基准模型中的控制变量也仅仅是根据一般常识与理论（即已有文献的做法）引入的，如果怀疑某个不同寻常的意外因素 z 对 y 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即直觉上认为 z 是 y 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在考虑 z 的情况下 x 对 y 的作用可能改变，那么为了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可以把 z 当作控制变量引入基准模型中，如果核心解释变量 x 的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大体保持一致，就说明排除了 z 对研究结论的干扰。

此外，还可以使用反证法，即假设 z 对研究结论确实构成不可忽视的干扰，那么就存在如下推论：随着 z 的取值变化， x 对 y 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而我们的检验逻辑就是证明该推论不成立。为了证明这个推论不成立，有以下两种实证思路：一是按照 z 的取值大小对样本进行分组，进行分组检验，如果在不同分组下 x 的系数基本不变且与基准回归结果大体保持一致，就说明该推论不成立；二是使用调节效应模型，调节项为 x 与 z 的交互项，且两个单独项不可忽视，如果调节效应模型中的交互项不显著（单独项 x 是否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甚至 x 显著与否都不重要，因为在调节模型中 x 的系数含义不同），就说明该推论不成立。

机制检验没有统一范式，一般根据研究内容而定，以佐证论文所讲的故事，比较常用的实证设计包括（引自我在知乎的回答）：

戴鹏毅等（2021）在研究“沪股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时，认为提高股价信息含量和信息传递效率、矫正股票错误定价和改善信息披露质量是沪股通提升企业TFP的主要机制。在机制检验部分，首先实证检验了“沪股通”开通对这几个机制变量的影响，然后利用已有的权威文献在理论上讨论机制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

陈登科（2020）的机制检验思路与之类似，但在逻辑上与其自身的研究内容紧密联系。贸易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排放强度，而的排放强度等于排放量除以工业总产值，为了讨论企业的排放强度的降低究竟源于排放量的减少还是工业总产值的提高，作者分别用贸易自由化分别对企业排放量和工业总产值做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降低企业排放量而非提升产出的方式来降低排放强度。在这之后，一个新的疑问是：企业排放量的下降是由生产过程中的产生量下降引起，还是末端处理过程中的处理量增加引起？为了回答该问题，作者用贸易自由化分别对产生量和去除量做回归，结果显示贸易自由化通过降低产生量，而非增加去除量来降低排放。

这样的机制检验思路在逻辑上环环相扣，因此论文的故事性极强。除此之外，论文还对煤炭使用及技术进步这两个具体渠道分别进行了检验。

异质性分析一般可以分为两种：

这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在于：

事实上，异质性分析可以作为机制检验的一种辅助性手段，用以进一步增强论文的故事性。

如，万攀兵等（2021）在研究清洁生产行业标准对企业绿色转型时，在验证技术改造这一具体机制之后，认为技术改造受制于企业的技术改造需求和融资能力，基本逻辑如下：

依据以上逻辑，作者在基准模型中分别加入技术改造需求和融资能力与双重差分的交乘项（即构建三重差分模型 DDD ）来捕捉可能的异质性效果。

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论文

影响机制侧重的是各个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过程，主要探索影响过程的，影响因素注重的是因素本身，有哪些因素以及这些因素是怎么选取出来的。

由此导致了科研人员片面追求SCI论文。这种不完善主要表现为不区分不同学科的特点，用一把尺子去衡量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和地质等学科。

忽略了各学科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导致任何一位只要会做简单加法的外行人，都可以方便地评价任何一门学科的水平，因为只要把论文数加一加，把每篇论文的影响因子加一加即可。

对策：

综上所述，尽管10余年来，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发表的论文越来越多，但是高质量的少，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有原始创新的成果更少，国家应大力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投入，要知道基础研究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源泉。

而学风浮躁和急功近利则是科技创新的大敌。在评价单位和个人学术水平时，应以论文的质量为主，不宜看重数量。尤其应提倡科学论文内在价值的判断。由同行专家评价论文的创新性、科学性和显示度。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论文引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