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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一般来说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先会经过盲审，盲审过后再进行答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以上三点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一、我的史学观的形成在十八岁之前，我从未想到自己今后会与史学结下不解之缘。记得1951年在重庆上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几乎都答不上，教室里站满了困惑的同学们。老师最后叫我回答，我一口气答得很完整、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就是预兆着我以后一生将从事史学的研究吧。然而，当时我对历史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我的主要爱好和兴趣是文学，是从小养成的读书癖好。我的父亲是一个普通的小职员，有七个子女，我排行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买书和藏书是根本不可能的。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店里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蹲就是一个下午。1952年父亲因工作调动，全家迁到成都，我有幸进入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国立成都县中）。在中学的六年中，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有很好的师资力量，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20－30年代至当今作家的作品，以及中外文学史、语法修辞之类的书籍。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所有关于外国文学名著，几乎我都读过。这些书籍给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法国的梅里美、巴尔扎克、左拉，英国的司各特、狄更司等作家的历史小说，似乎对我的影响更为巨大。当时，我简直着了迷，曾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蠢话。为此，我付出了代价，高中二年级时，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学文同学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有关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特别是考古学，对我更是富有吸引力。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这些想法的确有些天真，正如后来在大学一年级时历史系一位老师批判我的“白专”道路时说，这些想法简直是“莫明其妙”。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选中这所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至于对史学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张白纸，所知甚少。入校后，我依然故我，拼命读书。然而，这种情况却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调和。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的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几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学校丰富的藏书和放弃我的理想，所以，我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钻在书丛之中。每天中午，当同学们休息时，我钻在阅览室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校图书馆借书。在大学四年中，我把阅读的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特别是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发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自己的读书笔记中这样写道：“读，加倍地读，读历史著作，向哲学那虚玄的堡垒进攻，用顽强的毅力，从烦琐的经济学中打开一条通道，并要用千倍的时间和力量钻入语言的宝库，要使小小的脑子容纳整个知识的海洋。”到三、四年级时，我试着写电影剧本、小说、评论、杂文及历史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均未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的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开设的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了。按我当时的想法，是要从事考古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然而，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系著名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民族史专业研究生，专业方向是藏族史。这一选择决定了我的史学研究的方向。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到史学研究的园地。在研究生三年多的学习时间里，虽然因当时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延安青化砭和青海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约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时间才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一个星期要我们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耳提面命，受益颇多。他在课堂上或平时的指导中，一再强调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方向和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史论结合的重要性。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及治学方法可以说基本形成了。二、我对史学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的一门社会科学。它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史学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每一个时代的史学都是为那一时代的现实服务的。所谓的“鉴古知今”、“古为今用”、“历史的启示”、“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等，就是这个意思。这可能是史学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中国史学的鉴戒功能，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从孔子撰《春秋》、司马迁写《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到今天出版的各种史鉴之类的历史书籍，莫不鲜明地显示出史学在政治方面的借鉴作用。清代学者顾炎武说得好：“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知今。”[1]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著名的论著中，也有名言：“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2] 史学的鉴戒功能在政治斗争方面如此，在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亦莫不如此。其次，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是过去的发展和继续，是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的一个阶段。因此，无论是处于先进或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对自己的历史都是十分重视的。中国是一个有史学传统的文明古国，古代史籍之完备，史家之辈出，深入社会面之广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且史学对当今社会的影响也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往往又是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在起着作用，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次。当今中国史学正发挥着凝聚中华民族和增强各族人民热爱祖国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史学这一方面的功能，虽然看不见，摸不着，然其作用决不低于它的鉴戒功能。此外，史学还有许多社会功能，不再一一罗列。由史学的社会功能，也就可以看到在现今社会里，史学决非是可有可无的学科，并不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纯学术”，它是社会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时代的史学承继、发展，不仅是建立在这个时代的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直接或间接服务于社会现实。“纯客观”的史学是不存在的，那怕是中国传统的考据学，也是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并间接为现实服务的。对史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认识，我也是经过一番磨难才逐渐清楚的。在我成长的50—60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1963年我们研究生随马长寿师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调查访问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然而，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长寿师发现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并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的震动很大，使我认真地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的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此书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得到了学界的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已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在认识到“古为今用”史学为社会现实服务的重要性时，我还特别注意防止一种错误的倾向，即为了古为今用而有意或无意地歪曲或篡改历史。史学是一门科学，来不得虚假，不能为了服务于现实而伪造历史。十年动乱时的“影射史学”就是以伪造历史来为一些人的政治斗争服务的；还有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而歪曲、伪造历史，夸夸其谈，言过其实，赶时髦，标新立异等等。这些历史论著瞬间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因此，“古为今用”必须建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基础之上，不能以自己主观的意识任意歪曲、伪造历史，否则史学就不成其为一门科学，没有存在的价值。因此，在撰写历史论著时，我特别注意历史资料的可靠性，决不随意歪曲和改动史料；也决不为了一鸣惊人，耸人听闻，而无多少根据地提出所谓的“新观点”。当然，由于水平所限或史料阙如或考证不精等原因，也会产生一些个别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的情况，但是，我总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我知道用一个确切的历史事实比用十倍的过激、空洞的结论更有说服力。这在我撰写《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及参加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部边疆史》的过程中，是深有体会的。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近代英、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活动，自然充满了义愤；是通篇采用那种充满义愤的词句，上纲上线，无情批判呢？还是揭露侵略的事实，暴露其侵略罪行呢？我坚持采取后者，因为用铁的历史事实来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比充满义愤的词句更为有力。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及其功能，我想任何人也是否定不了的。然而，现今的中国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浪潮的冲击下，正在发生改革，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并为之服务。在当今史学变革的时期，史学领域内出现了许多令人鼓舞或沮丧的现象。如果仅从史学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是传统的或正统的史学遭到冲击，出现不景气的局面：大学历史系招不上学生，历史系毕业生找工作十分困难，史学论著难以出版或发表。而另一方面，翻译或介绍国外史学观的论著出版较多，那种以历史上宫廷秘史或妓女之类的通俗小册子则四处泛滥。当然，我并不是非议后者，后者至少在吸取、认识外国史学有益的东西和扩展社会史研究领域方面，还是有一定积极作用的。这些情况，可以说是新的历史时期史学领域出现的部分问题。我们相信，通过中国史学自身的变革，这些问题都将会逐渐解决，史学终归会逐渐适应新的时代，并为之服务。三、中国史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从我的经历及所处的时代，可以说就基本确定了我的史学观，即是一个倾向于传统史学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史学工作者。像我这样年纪上下的史学工作者，大都属于这一个类型。这本身就包含着史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数千年史学传统的大国，古往今来凡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中国史学传统的继承性。我作为本世纪60年代以来学习研究中国史的一员，自然深受传统史学的影响，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传统史学的某些方面。比如“实录直书”，不掩恶，不虚美，不文过饰非，彰善贬恶的鉴戒史学传统；注意史料的收集、采摭，重视资料的鉴别、取舍，考证史实，错谬牴牾的求实精神；文字崇尚简洁、准确，“文约而事丰”的文风等等。然而，我毕竟生活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自然也是有选择性的，也决不会刻意去追求复古。比如对清乾嘉考据学派，我虽然十分钦佩，也学习他们考据的方法，但决不走他们的老路，否则就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陷入烦琐考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若刻意追求“文采” 或“简洁”，也就会失去史学真的价值。不仅如此，为了符合时代的要求，在继承传统史学优点的同时，还应有所创新。这一工作是我们老一辈史学家所完成、开创的。自本世纪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科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深入，中国一批有卓识远见的史学家们经过对传统史学的继承、改造，并吸取了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方法，逐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为指导，去研究中国历史，开辟了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新时代。这些前辈著名史学家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他们应是领史学界一代风骚的大家，我认为，至今国内史学界的主流，包括我个人的史学研究，都是沿着他们开辟出来的道路前进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今中国史学的主流，也是在继承传统史学的基础上，吸收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辩证法为理论指导，而创新为新中国的新史学。它是为我国社会现实服务的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史学正是以它不断的创新，而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从80年代起，现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已进入电子信息的新时代，而我国也正经历着改革开放的巨变。史学是否会发生变革，有所创新，产生一种新时代所需要的史学体系?至少目前还没有显露出来。但是，这种变革迟早会发生，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新的一代史学家身上。四、关于史与论关系之我见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已有较好地阐述史与论关系的史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论史家“三长”（才、学、识），特别强调 “识”（即义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则既批评那种“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又抨击那种 “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3]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经过一段时期对只重史料、不重理论的倾向的批判，而后又纠正只发空论，轻视史料的倾向，于是就有“以论代史”、“论从史出”等提法的出现。这两种提法均有语义欠妥之处。目前史学界一般用“史论结合”，即科学理论和历史实际（包括史料）的结合，即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去指导历史研究工作。这一提法是较为全面和科学的。就史学论著而言，如按史与论关系划分，不外乎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偏重于史料的整理、编纂、校勘，考证史实的论著，理论色彩很淡薄，有的甚至没有什么理论；一种是以史论为主的论著，史实只是概括的或偶尔使用，主要以论为主；还有一种是介于上述两种类型之间，有史实也有理论，或通过大量史实来论证理论，真正属于“史论结合”的论著。以上三种类型的论著的差别，有时是不很明显的，只是相对说来有所侧重而已。现今国内出版的史学论著不外乎就此三种类型，各种类型各有自己的特点，均有存在的价值。就我个人而言，三种类型的论著均曾尝试过，如偏重史料整理的有《吐谷浑资料辑录》（1992年青海人民出版社）；以探讨理论为主的有《怎样看待我国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载《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历史上的中国及其疆域、民族问题》（载《云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属于史论结合类型的有《敕勒与柔然》（198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吐谷浑史》（1985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唐代党项》（1988年三秦出版社）、《中国中世西北民族关系研究》（1992年西北大学出版社）等。据我的体会，史料的收集、排比、校勘以及史实的考证，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十分重要。如果史实有误或不完全，则得出的结论就靠不住。因此，即便是在写史论结合型的论著时，我也十分重视收集、排比、考证尽可能收集到的史料，以及前人的论述。如出版的《吐谷浑资料辑录》，就是为我写《吐谷浑史》所准备的资料集（出版稍后）。我认为，就是在史论结合类型的论著中，也应对一些极为重要的史料进行考证，或放人正文，或置于注释之中。但是应尽量避免繁琐的考证。史料的收集、考证是基础，但如果没有正确的理论作指导，就不能从高层次上去辨别、分析史料的价值，决定取舍，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如果仅在史料的排比、编辑或考证上作学问，他的成就会大大的减低。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1959年马长寿师购得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教授的《突厥集史》一书，见书中对他的《突厥人与突厥汗国》一书有所批评，于是在该书扉页上写了一段话，其中有这样几句话：“……岑翁对我前年所出《突厥人与突厥汗国》小册子多所批评，不胜喜悦之至！目前国人治突厥史者自以岑翁为第一，然烦琐，不能明大义也。……最近拟作一书报岑翁，若干重要问题尚须研究，未可轻易一驳也。”马长寿师所说的“明大义”，就是指指导思想和理论。 “史论结合”中的“论”，据我的理解，应有两个方面：一是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论。我就是以这个理论来分析、鉴别史料，观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甚至在章节的安排上也从指导思想出发来考虑。二是指从大量、可靠的史料中，得出的较为正确结论。这一结论是指导思想所不能替代的、具体的、活生生的。在这里，则切忌先有一个主观的结论，然后寻找史料来论证。这种研究历史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绝不可取。五、关于史学家的自我修养问题一提到史学家的修养，人们自然会想到中国历史上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章学诚等的论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曾提出，作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三长”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史德”。然而，各个时代和每个史学家对于史家之“四长”或“三长”又有不同的解释和理解。但无论怎样，前人提出的史家“四长”，也是指作为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良史”）应具备的素质（功底），也就是所谓的 “修养”。此“四长”概括得较为妥当和全面，尽管各个时代和个人理解不完全相同，但总的精神还是可取的。我本人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数十年，也深有感触。据我的理解：史才，不仅指天才和才气，主要是指文才、文采，即古人所谓的“辞章之学”。有了好的题材和思想，文字表达不出来，或表达得不清楚，也是枉然。因此，作为一个史学家必须善于用文字来叙述、论证史实。历史上凡是“良史”，其著作莫不具有文采，这是大家公认的。然而，如果刻意追求文采，以文害意，也是不可取的。史学不同于文学，前者是用简洁、准确的文字，叙述活生生的史实；后者则是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在大学时，我爱好文学，故在初写史学论文时，语句冗长繁杂，形容词特多。后来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因马长寿师的指导，才改掉了这一毛病。对史学家来说，文字简洁、明晰、准确，能用最简短、平凡的文字，表达出深邃的思想，化腐朽为神奇，是最高的境界。当然，文史是相通的，由于我从小喜爱文学，故转入史学领域后，文字上没有多大困难，写起来就较为迅速，也许这就是别人说我“多产”的原因之一吧。史学，是指学识，我理解主要是指专业知识。史学的面很广，既要有中外历史知识的雄厚基础，又要在专门从事的专业方面有深厚的造诣。因此，学识主要是解决好博与专的问题。所谓“博”，是指在学习和研究中，应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有关史学各门的基本知识，甚至包括对与史学有关的学科，如哲学、文学、语言学、民族学、经济学等，均应有所涉及和了解。“专”，就是指具有本专业方面扎实、雄厚的基础，及对现阶段本专业研究状况的了解。只有将博与专结合起来，才能在研究专业的问题时，结合广博的知识，融会贯通，左右逢源，站得高，看得远，取得高水平的成果。博与专两者又不可偏废，它们是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的。我之所以在民族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也多得力于大学时对哲学、经济学、文学等社会科学的注意和学习。史识，就是识见，义理；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怎样掌握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指导，来分析大量可靠的史实，然后得出科学的结论。这就涉及到上述的史与论的关系问题。说到指导思想，过去有的史学家往往以指导思想来代替科学的结论，即“以论代史”，而非“论从史出”。这种教条式的史识是非科学的。早在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对当时德国一些青年把“唯物主义”当作套语、标签的教条主义研究倾向做过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仔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司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4] 在我最初试图应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时，也喜欢大量引用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原文，认为这种方式才是有了理论的指导。其实，这种做法只是形式上的、表面的，不一定可取。此后，我逐渐摒弃了这种做法，而是以唯物史观、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作指导思想，以此来选择史料，分析和思考问题，甚至连章节的安排也从这些规律出发来考虑。从表面上看，我的民族史论著中没有或很少引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文，但从全面看则是尽力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原理的。史德，主要指史学家本人的品德，即清人章学诚所谓的“心术”，也即是指史家追求历史真实的正直品德。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直书”的传统。这一点，我想作为一个真正的史学家是应必备的品德，从古至今概莫能外。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要忠实于历史，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伪史学。然而，史学是每个时代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时代又为不同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因此，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之史德又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今天的史学家的史德，除了应继承“直书”、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优秀传统之外，还应自觉地在选材、论述等方面为当今的现实服务，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奏出时代的最强音。一个能兼有“三长”或“四长”的史学家是很不容易的。每个史学家都有自己的所长和弱点。但如果能扬长避短，奋力补救自己欠缺的地方，还是大有可为的。我自己在“四长”方面均有很大差距，但我还是有信心尽力向这四个方面努力，在史学领域内不断探索，不断前进。[注释] [1]《亭林文集》卷六。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3] 《文史通义·原学下》。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1972年人民出版社。
作为一名西大学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西大文学院的作家贾平凹先生，
众所周知，贾平凹先生于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其著名代表作有《秦腔》《废都》、散文集等许多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高峰之一。
贾平凹先生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等各大奖项，在有几次的采访中也是经常提到自己的母校西北大学对于自己的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我对贾平凹先生的第一印象是 高中语文阅读题中选取了贾平凹先生的作品。当时觉得非常有感触。
第二位要说的就是经济管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张维迎教授，张维迎教授牛津大学的博士毕业，目前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院长。
在西大学习期间，非常注重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同时西大的优秀校风和浓厚的学习氛围也深深影响着每一位西大人。
总之，西大的知名校友还是很多的，作为一名西大人还是非常骄傲的！
我比较综合的说一下。
我是西北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西北大学作为百年老校，至少也是五代人了的时间了，培养出来的人才肯定数不胜数，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我们所能了解到的，大多也就是那种全国出名的甚至是世界级的人才了，有很多人大家只知道名字却不知道他们毕业于西北大学。
以下我简单举例几个
①著名理论物理学家侯伯宇、他是“侯氏理论”创始人。这在物理物理学的研究上具有划时代意义。2018年有一部电影《爱的帕斯卡》讲的就是他的故事。
②作家贾平凹、雷抒雁、迟子建、牛汉、鬼子，他们都是中文系毕业的，都是当代文坛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贾平凹曾说过：“在我心中，我的母亲是世界上擀面擀得最好吃的，我的母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学校！”
③经济学家张维迎、刘世锦。这两个大牛级别的人物皆是国内顶级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曾经有一篇报道叫做《缘何这么多经济学家出自西北大学》可能就是因为西北大学踏实做学问的学风和公诚勤朴的精神吧！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王岐山可算是令西北大学历史系骄傲的学长，作为国家领导人就不必多介绍了。值得一提的是，王岐山也是个高级经济师。
⑤进化古生物学家舒德干。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西北大学地质系的大佬级人物，以第一作者在《Nature》和《Science》杂志发表了11篇学术论文，怪不得有人说地质系一个系的师资足以抵得上一个重点大学，2004年，他的研究成果“澄江动物群与寒武纪大爆发”荣获2004年“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19年3月其带领学生发现的”清江生物群“被誉为进化古生物学界的突破性发现，为破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世界级难题提供了极为可贵的实证。不得不说我是非常佩服这位院士的，毕竟我自己就对地质十分感兴趣。
⑥耿国华，国家级教学名师，我记得她编写了4部大学计算机专业基础的教材，作为国家“十一五”的规划教材，在计算机学科领域非常的有地位。
除此之外，还有3位全职院士和10位双聘院士，这种配置也是211高校一流水准了。作为综合类高校，西北大学坚持有特色发展，往整体发展，几乎每个学科在相应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大师级人物。然而人们往往记住他们的名字，而忽略他们的母校，西北大学虽有实力但确实是低调到没朋友。
但是中国现在许多名校往往花重金给自己做宣传，这里面不乏有炒作的行为，知名度的提高也会带来生源质量的提高。因此太过低调确实会失去一些机遇，但是不为外界干扰安心做学问倒是挺适合，我个人认为西北大学是个学风非常好的学校。
谢谢各位批评指正！
你的这个就是学校要求的，很多高校都有要求 在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需要写上攻读学位期间的学术成果。一般省级以上就可以，至于期刊嘛！~ 必须发正规期刊 ，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一定可以查询的。如果需要发表论文 可以百度搜：清华学术论文网。咨询他们吧 找王编。我就是找他们办的。希望回答对你有用。
历史专业研究生的毕业条件是写一篇毕业论文，而且这份毕业论文经过答辩之后，满足病人的条件才会允许毕业，C刊指核心期刊，包括所有的核心数据库，比如国外的SCI(科学引文索引 )、EI(工程索引 )、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 )等。
[本科] 历史学
专业名称：历史学专业（师范类）
学位学制：本科，历史学学士学位，学制四年
培养目标：本专业主要培养中学历史教师、史学工作者，教育、文化、宣传等方面的工作人员。培养的学生掌握历史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懂得考古学、文献编纂学、方志学等基本原理；具有独立运用中学历史教材、组织历史教学的能力。
本专业毕业生能胜任中等学校及高职高专的历史教学及教研工作，也适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文化宣传、信息资料以及地方史志的编纂工作。
主要课程：英语、计算机基础、应用写作、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概论、史学史、考古学、文献学、方志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以及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别史，中外文化、国际关系、中外政治制度史、中外经济等专门史。
一、湖北省立教育学院（1931秋-1936夏、1941秋-1944春）湖北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30年的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1930年，湖北省教育厅厅长黄建中先生着手筹建湖北省立乡村师范学院，校址即今武昌沙湖之滨的宝积庵。1931年，湖北乡村师范学院改立为湖北省立教育学院，黄建中兼任第一任院长。学院开办时，设两系一科，即农事教育系、乡村教育系和乡村师范专修科。1932年增设民众教育专修科，1935年又增设农事教育专修科。各系均为四年制本科，各专修科均为二年制专科。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 *** 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于1935年6月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 *** 。我院学生始终坚定地站在爱国运动的前列，并在武汉大、中学校中发挥了较好的组织作用。1936年上半年，受当局迫压，学院被迫停办。 二、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44春）抗日战争时期，湖北省 *** 西迁恩施， *** 高级将领陈诚在鄂主政，制定了《新湖北建设计划大纲》。按大纲规定，学院于1941年秋正式恢复，选校址在恩施五峰山。1942年秋，湖北省 *** 通过参议会知名人士李四光等人请来西南联大陈友松担任院长。1942年秋到1943年，该校增设史地专修科、一年制师资短训班，并招收音乐、体育各一班，开办附中、附小。然陈友松与前任院长、省教育厅厅长张伯瑾以及陈诚办学意见不合，于1943年7月辞职返回西南联大。1944年春，陈友松回到重庆之后，呼吁国民 *** 改组湖北省立教育学院为国立大学。李四光对此极力支持，亦积极奔波，广为号召。国民 *** 教育部采纳各方意见，将湖北教育学院改为国立湖北师范学院，亦称 “国师”，隶属国民 *** 教育部，汪奠基任首任院长。到1945年，国师粗具规模，教育、国文、英文、史地、数学、理化、音乐、体育八系俱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到后方的各级机关、学校纷纷迁回。因种种原因，国师没有复员于它的诞生地武昌宝积庵，而是先抵江陵，后至沙市童家花园。1948年5月，国师归迁武汉。学生先期借住国立武汉大学附属医院。9月、10月间，迁往汉口唐家墩市一中和中山大道汉光中学。 *** 地下党加强了对国师学运的领导工作，国师成为汉口的学运中心。1949年7月16日，中南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接管国师，因当时国师无固定校址，遂停办整理。全部校产移交给继国师续办的湖北省教育学院。 三、湖北省教育学院（）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国师停办后不久，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任湖北省 *** 主席 *** 等人的关心下，在国师基础上筹建的湖北省教育学院成立，1949年10月15日开学，至1952年，学校设有教育、中国语文、数学、物理、体育卫生、音乐、美术、戏剧、俄文等9科，在校学生753人。1952年，教育部进行了全国性院系调整工作。湖北省委将学院的大部分教职员工、各科学生和部分图书并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以省教育学院留下的部分人员和校产、校址为基础，成立湖北省教师进修学院，开设有教育、语文、历史、俄文、数学、理化、地理、生物、美术、音乐、体育等科。 四、湖北师范专科学校（）与武汉师范专科学校（）1954年4月，改名为湖北师范专科学校。1955年8月，迁址武昌马房山。1956年春，省教育厅决定将湖北师专的语文、历史两科分出，另行组建武汉师范专科学校；将体育科分出，成立武汉体育师范专科学校；将音乐、美术两个短训班分出，与华中师范学院的图画、音乐两系合并，组建武汉艺术师范学院。1957年秋，湖北省委将湖北师专与武汉师专两校合并，组建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校址迁回武昌宝积庵。教职员工620人，在校学生2138人。设有语文、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7个科。五、武汉师范学院（）1958年8月8日，湖北省委批准将武汉师范专科学校改为武汉师范学院。有教职员1543人，设有中国语文、历史、数学、物理4个系，生物、地理、化学3个专修科，并设有马列主义、教育学、体育、外语 4个公共课教研室（组），本、专科兼办，奠定了完整的师范院校的专业基础和建制。“文革”期间，学校的各项工作受到大环境的极大影响。“文革”结束后，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才得以恢复和发展。1978年，根据《湖北省教育事业八年规划》（草案）和省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校制定了1978-1985年发展规划，学校各项工作蓬勃发展。 六、湖北大学（至今）1984年1月，湖北省委为统筹安排和发展我省地方高等教育事业，决定将武汉师范学院原由武汉市领导改为由省直接领导和管理。6月15日，省委省 *** 下发了《关于加速发展和改革我省高等教育的决定》文件，同时上报教育部。8月11日，教育部同意将武汉师范学院改建为湖北大学。1984年9月26日，湖北大学成立大会隆重召开，省长黄知真、省委副书记钱运录共同揭牌。成立初期，设有中文、政教、历史、外语、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体育等10个系和教育行政管理、中文、政治三个专修科，共13个专业，。
就业形势很严峻的今天，作为一直冷门甚至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还将继续冷门的历史学类专业就业形势甚为严峻。曾经有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者说过“把历史当职业是一种悲哀！”这话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它的存在和发展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有重大意义的！但如果你仅仅把它作为你谋求功名的一种职业，那对你来说是一种悲哀，因为在历史行业出人头地的人凤毛麟角；对历史学本身也是一种悲哀，因为怀有这样的心态来研究历史的人，不会对历史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历史学是所有学科中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斗争最激烈的一门学科。所以想选择历史专业的考研学子，一定要审慎思考，充分做好思想准备，也许会减少很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煎熬的痛苦。历史学类专业重在思维的训练，如果希望有所造诣，必须深造。
许多高考考生在面临选择专业的时候，为了进入名校，而被迫选择或者被调剂到历史学专业。然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工作已经不包分配，在就业完全市场化的情况下，985、211高校历史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并没有因为有名校光环而获得求职优势。虽然可以应聘中学历史老师，但是非师范类的大学，需要考教师资格证；虽然也可以考公务员，但是需要历史学专业的公务员岗位少到可以忽略；虽然也可以进博物馆，但是博物馆一类的事业单位对求职者身高有一定的要求，要求应聘者身高不能低于170cm；虽然也可以进传媒行业，但是媒体机构招聘信息一般会写只招中文和新闻学专业毕业生；虽然也可以去史学研究所，但是史学研究所这类的机构往往要求应聘者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虽然也可以去党政机关，但是这类机构要求应聘者是党员身份，史学专业的学生入党的名额并不多；虽然也可以转型去工地搬砖，但是读历史学专业的学生往往由于近视而并不适应重体力工作；当然也可以转型去私企做文案工作，但是历史学专业是培养历史研究能力，而不是文案撰写能力，史学专业毕业并不代表他（她）的文案撰写能力强。
历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无论专硕还是学硕都属于人文系的‘历史学院’或‘历史文化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当然也有个别从属于文学院的，例如‘上海大学’。
主要招生学校有三类：一，985高校，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二、211类院校，华中师范大学、西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上海大学、暨南大学云南大学等；三、普通省属重点高校，湖北大学、湖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大学等。除此之外，国家社会科学院和一些省级社科院也需要招收该专业的考生。如果这些都不看，国内的很多普通二本院校也招收研究生专业研究生，例如‘赣南师范学院、聊城大学、信阳师范学院、长春师范大学’等。
至于研究方向，学术型的主要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史学理论、专门史【民族史、地方史、经济史等】、世界史等等’。而专业硕士则相对简单，一般都是学科教学【历史学】，这一类硕士大都集中在普通二本院校中，以师范类为主！
湖北大学711教育综合是学硕的考试科目，333教育综合是专硕的考试科目。一般来说专硕333考的比较基础一些，但是涵毅教育提醒333综合还需考察另外一门专业课，比如学科教学（语文）考察的是 901语文课程教学论，学科教（历史）考察的是 902历史学科教论，满分150分，考试时间3个小时。所以看你的学科基础。
涵毅教育为您列出湖北大学333 教育综合的参考书目：
1.《教育学》，王道俊、郭文安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中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陈竞蓉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3.《外国教育史教程》，赵厚勰、李贤智主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4.《教育心理学》，张大均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
研究生是我国的最高学历，要想在研究生行业比较知名的话，就需要在领域当中发表许多核心期刊，很多学校的研究生毕业条件，大多数也都是发一篇C刊，相信这些语言对于研究生来说肯定非常熟悉，毕竟他们所从事的学习方面都是对于期刊的发表以及之前的实验数据，但是对于许多大众人群来说，可能对于研究生的毕业条件或者说是导师要求所发布的期刊并不是非常了解。
不是。
C刊是指南大核心期刊，那么北大核心期刊就不是C刊了，北大核心期刊与此C刊是并列关系，二者是国内核心期刊体系中的主要核心期刊类型，也是发表人群最为广泛的两类核心刊物，北大核心期刊与南大核心期刊在毕业、晋升、考核中认可度是最高的，相比较而言，南大核心期刊数量更少，发表要求也更高。
注意
一些单位对学术期刊的水平的简单认定，分为A类、B类、C类，各单位不一定，标准也不一致。各单位根据各自依托的文件，结合自己单位的研究特点，将刊物划归为A类，其次为B类，再次为C类（有些单位成为一、二、三类），其中C类刊物有时会称作C刊。
世界历史、历史研究、西亚非洲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历史系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北京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 北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世界历史 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社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科技史料 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百年潮 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出版发行研究 出版发行杂志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档案学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档案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敦煌研究 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胡适研究丛刊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学报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排列顺序为：学科类别、级别、刊名、出版地、主办单位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北大史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历史系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当代中国史研究 北京 当代中国史研究所，国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档案学通讯 《档案学通讯》杂志社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近代史研究 北京·近代史研究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年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考古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抗日战争研究 北京 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历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清史研究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理论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史学史研究 北师大史学所 北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世界历史 北京·世界历史杂志社 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文献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北京图书馆社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农史 南京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 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农科院，南京农业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科技史料 北京中科院自然学史研究所 中国自然科学史学会，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重点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 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百年潮 北京 中共党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出版发行研究 出版发行杂志社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档案学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档案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东南文化 南京博物院 南京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敦煌研究 甘肃敦煌 敦煌研究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故宫博物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胡适研究丛刊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学报 北京·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考古与文物 西安·该刊编辑部 陕西考古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档案 北京·历史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历史地理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民国档案 南京·民国档案杂志社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明史研究 合肥·黄山书社 中国明史学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农业考古 江西 中国农业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月刊 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 河南史学会，河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学集刊 长春·吉林大学该刊编委会 吉林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史林 上海·该刊编辑部 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苏联历史问题 西安 陕西师大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博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西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文物 北京·文物出版社 文物编辑委员会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西北史地 兰州·该刊编辑部 兰州大学研究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地方志 北京·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中国地方志领导小组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史研究动态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档案 北京 国家档案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经济史研究 北京·经济研究杂志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北京·该刊编辑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北京·文物出版社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中国党史研究资料历史学 国家级期刊 自然科学史研究 科学出版社 中国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中华上下五千年》 陈万祥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或卢钟锋文集(精)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中山大学学子毕业论文致谢稿
时光荏苒，冬去春来，转眼间，三年的研究生生活匆匆而过。值此论文脱稿之际，我衷心感谢中山大学七年来对我的培育，感谢各位良师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感谢诸多朋友的关心和帮助。
感谢我的导师余志教授三年来在学习和科研上对我的教诲和指导，感谢他为我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科研工作条件；同时余老师敏捷的思维、渊博的学识，严谨的治学态度都给了我很多有益的影响，使我不仅学到了专业的知识，更学会了很多做人的道理。
感谢我的.指导教师邓院昌老师，三年来，在邓老师的身上我学到了太多太多，他的聪慧、幽默、严谨等优秀品质时刻影响着我，指引着我。另外，论文的选题、论文实验工作的开展，都是在邓老师悉心指导和严格要求下完成的。承蒙邓老师厚爱，自己得以在短短三年间，在各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感谢风能组的曾xx师姐、xxx师姐、xxx、xxx、xxx、xxx以及xxx，与你们朝夕相处日子中数不尽的温暖和快乐让我终生难忘。
衷心感谢工学院和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各位领导、老师以及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给我的指导和帮助，特别是智能交通研究中心各位老师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学术思想以及认真热情的处世态度都给了我莫大的启发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在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活中，一起学习生活的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专业XX级的同学、朋友们也给了我的无私的帮助和关心，在此一并致谢。
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是你们滋养了我的生命；感谢爱我的人，是你们温暖了我的生命；感谢我爱的人，是你们延展了我的生命。
感谢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现过或即将出现的人，无论带给我的是快乐抑或悲伤，都将化作丰富我生命的独一无二的乐章。
写毕业论文一般需要两个月左右。这个毕业论文是在很多东西都已经准备好了的前提下才可以，如果什么东西都没有，这个时间还要再延长，另外，如果毕业论文还需要有对应的毕业设计，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毕竟要把对应的设计完成后才可以写论文。
卢钟锋文集(精)作者：卢钟锋 基本信息基本信息·出版社：上海辞书出版社·isbn：7532617793·国别：中国大陆·版次：1·出版日期：2005-5·开本：32·精简装：精装·页数：589目录自序/1综论篇回顾与总结：新中国历史学五十年/3坚持历史唯物论，深入开展孔子研究/53证成与确立：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问题/58当今的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研究/71…… 书摘为指导研究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先秦历史文献，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的论文，并于1930年结集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指出中国与世界上多数国家一样经历过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得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完全适合中国社会的结论。郭沫若的论断推动了当时正在开展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是从有关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论战中延伸出来的，因此不仅受到理论界的重视，而且引起政治界的关注，参加论战的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和托派分子，还有无党派学者。吕振羽、翦伯赞、邓拓等以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参加论战，用有力的论证支持郭沫若的观点。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得到初步发展。此后，一批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撰写的历史学著作陆续出版。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三册)、翦伯赞《中国史纲》(二卷)、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吴泽《中国历史简编》等，都是根据唯物史观撰写的。它们的问世开创了与近代实证史学的编纂方式迥异而符合新时代思潮的通史体例。侯外庐的《中国古典社会史论》，运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俄文译稿中阐述的理论，从探讨“亚细亚生产方式”出发，论证了中国古代社会“早熟”与“改良”的特点，指出中国也经历过奴隶社会，虽然其发展途径不同于希腊、罗马的典型形态。其他如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邓初民《中国社会史教程》、尹达《中国原始社会》等，都是很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迫害、打击和排斥，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始终未能居于主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历史学进入崭新的阶段。广大历史学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主导地位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就。中国社会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进入社会主义时期的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激烈震动，于是批判旧事物、p5接受新思想就成了建国初期知识分子面临的新的时代课题。在历史学界，从1951年起就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热潮。到1954年，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了资产阶级唯心史观的代表人物胡适。新中国成立前，在历史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近代实证史学。近代实证史学在20世纪初步人中国史学殿堂，它比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兴起为时稍早，其影响时间长达半个世纪。近代实证史学由梁启超开其端，王国维奠其基，胡适、陈垣、陈寅恪、顾颉刚、傅斯年等继其后。王国维继…… 作者简介卢钟锋，1938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今潮州市)。1944年初，上小学。1950年夏，小学毕业；同年秋，考入广东省汕头市？光中学。1951一1952年夏，因故辍学。1952年秋，考入广东省潮安县第一中学。1958年夏，中学毕业；同年秋，考入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年夏，大学毕业；同年秋，考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先生攻读中国思想史专业。1966年夏，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至今。先后担任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所副所长、党委书记等职，现任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院重大课题主持人，享受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目前正在主持院重大课题《中国历史的发展道路》的研究工作。
从世界文化史看枢轴时代 如所周知，「枢轴时代」（Axial Age, 800-200 B. C.）是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在40年代末期提出的观念。他指出在那个时代，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西从东地中海，东至中国的华北，南至印度的恒河流域，都曾同时产生了思想与文化的突破。在他原来的构想中，中亚古波斯祆教（Zoroastrianism）的出现也是包括在「枢轴时代」的文化突破，不过近年来学界对祆教是否开始於那个时代，已有怀疑与争议。但是即使把古波斯文明除外，我们仍然可以说，世界三个主要文明，西方、中国与印度，在它们早期发展的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 这篇文章有两个目的，首先是对历来有关「枢轴时代」的认识与研究，作一些大略的检讨，更重要的是：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对这时代的历史意义提出一些个人初步的看法。 一西方学界对「枢轴时代」的看法 西方学界第一次注意到「枢轴时代」这个历史现象是十九世纪初叶。当时，法国的东方学家亚贝尔─雷慕沙（J. P. Abel-Remusar）已注意到公元前一千年间，在古代东西几个主要文明的区域，大约同时发生空前的思想跃进。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学者拉苏斯（Lasaulx）在他的论著已经把这个现象提升到历史哲学的层次去反思。但是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对这个文化历史现象，虽迭有讨论，到今天，西方学术界的主流仍未给予这现象应有的重视，推究起来，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原因是西方史学与社会科学界的主流，承袭了理性主义的传统，一向是从西方中心的思想架构去看世界历史的发展，自然很难看到非西方地区（如中国与印度）的文化思想跃进有何举足轻重的世界性影响，韦伯（Max Weber）所代表的学术传承就是一个显著例子。如所周知，韦伯对非西方世界几个主要地区的文化发展，曾著有一系列比较文化研究，但是因为他的思想架构是建筑在西方文明特殊发展出来的理性观念上，他虽然对中国与印度传统文化都有专著，却并未重视这些文化在「枢轴时代」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的影响。 韦伯学派在美国的主要传人，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在50与60年代，也是以西方特有的理性化观念为出发点，把世界各种文化放在一个统一的演化架构内作比较研究。不错，他也曾提到公元前六世纪以後在世界几个主要文明圈内发生的「哲学突破」（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但谈到古代文化发展的创新，他只认为古代西方的希腊与以色列是他所谓世界文明演化的「苗社会」（seedbed societies），而中国与印度的古文明完全不在其列。韦伯与帕森斯的社会学理论是二次大战後在西方盛行的现代化观念的思想根源，可以说是现代西方学界的一条主流思想。这条主流思想在近年来，透过贝拉（Robert N. Bellah）对宗教演化（religious evolution）的论著，特别是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的比较文化研究，开始正视「枢轴时代」在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意义，但他们对「枢轴时代」的认识是否会对西方学术主流产生影响，尚在未定之天。 这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在西方学术主流之外，对「枢轴时代」这观念也有一些反响，这最重要的当数西方现代思想家佛吉灵（Eric Voegelin）巨著，《秩序与历史》（Order and History）。佛氏完全不同意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对「理性」这观念所作的狭隘理解，因此他在评¤世界文化的发展时，可以对「枢轴时代」作相当同情的了解，但问题是他跳出了黑格尔─韦伯这一思想传承的小框子，却跳不出西方文化的大框子。他的基本思想毕竟还是以古希腊与希伯来的精神思想为本源，从这本源的深处他吸收了一些对宇宙与生命的感受以及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以此为根据他纵览世界文化的各主要发展，给予古印度与中国文化在「枢轴时代」所出现的思想跃进很高的评¤，但最後就生命与历史的悟深度而言，他仍不认为後者可以与古希腊与希伯来文化在同时所产生的思想突破相提并论。 上面说到在西方学界主流内外对「枢轴时代」这一论旨所产生的一些反响，但这些反响却经不起西方学界在近三十年所涌现的一股强大思潮的冲击，这股思潮就是一般泛称之为後现代主义。这股思潮在两方面对「枢轴时代」的讨论间接地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後现代的一个基本观念是否认主体意识对了解文化现象的重要性。而主体性的重要性正是「枢轴时代」论旨的一个前提：这个时代的出现正由於当时的一些思想人物的主体意识产生了突破性变化，否认了这个前提自然使人无法看到「枢轴时代」的历史意义。其次，後现代思潮与「枢轴时代」论旨都重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但後者认为不同文化之间有高低发展之异，而前者则因为有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而否认不同文化之间发展程度的高低差异性。二者在这方面观点的不同，自然使得「枢轴时代」这观念在後现代的思想圈没有引起兴趣。 上面的讨论不但使我们了解为何「枢轴时代」的论旨迄今不能在西方学术界与知识界受到广泛重视，同时也可反衬今天重提这论旨的学术与文化意义。一方面它可帮助我们走出西方文化中心的思想框架去认识人类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认识「枢轴时代」这个文化现象，我们也可避免文化相对主义的陷阱，进而看到人类的一些共有经验在古代不同文化社区形成内容不同的思想跃进，而这些跃进给此後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前提，也因此开启了一个新的纪元。 二「枢轴时代」的起因 探讨「枢轴时代」这个历史文化现象，我们首先会问，为何这个现象发生在世界某些地区而不在其他地区出现？更重要的是：为何这个现象在古代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同时出现？原因是甚堋？这发生缘起的探讨当然是重要而且极饶兴味的问题。西方学者从十九世纪初叶开始认识这现象时，就曾提出这个问题。当时有些学者曾以文化散播（cultural diffusion）的看法作为答案。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个文化现象先在一个地区出现，然後散布到其他地区。鉴於「枢轴时代」的文化跃进，在不同的文明地区，以不同的文字形式与思想内容表现，这种文化散播的说法当然很难成立。 也有一些学者试图从各文明的历史环境变动所造成的刺激与回应去解释「枢轴时代」思想突破的出现。例如德国学者亚佛得．韦伯（Alfred Weber）就曾指出公元前2000-1000年间，印欧游牧民族从今日俄国南部向外移动，四处迁徙，在公元前1000年以後开始与当时几个主要文明地区接触而产生冲击。因此他认为这种人口大迁移所造成外在环境的刺激足以解释为何印欧民族迁徙所至之处，当地人民受到震荡，对生命产生新问题与新思想，由此而有「枢轴时代」的思想创新。 此外，欧洲学者魏尔（Eric Weil）也曾经从环境论的观点提出类似的解释。他指出「枢轴时代」的思想突破都是在各文明发生崩解的过程中产生。这不是偶然，因为 答案补充 太多了，你自己到去看看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的前身历史系创建于1937年，历史专业是西北大学传统优势专业之一，长期以来在全国高校中有着较大的影响。先后有黄文弼、侯外庐、陈直、马长寿、陈登原、张岂之、彭树智、林剑鸣及周天游等著名学者任教。历史学院设有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佛教研究所、古籍研究所及西安事变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等专业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1995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1997年以来，被列为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已成为历史学高级人才培养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成立于2010年。其前身西北大学文博学院（1988年设立）源自于1937年设立的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许寿裳任系主任。1939年，学校南迁汉中城固后改名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为文学院三系之一。1946年，学校迁至现址，设四院十五系，马师儒以文学院院长兼任历史专业主任。自建系至新中国成立十二年间，历史学院调查张骞墓、整理地方文物史迹资料，在研究、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多有贡献。学院历史专业是西北大学传统优势专业之一，长期以来名师汇集，先后有侯外庐、陈直、马长寿、陈登原、张岂之、彭树智及林剑鸣等著名学者任教，在全国高校中有着较大影响。1995年被国家教委批准为首批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之一。1997年，被列为西北大学“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2002年，被评为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名牌专业。2008年，“历史学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被评为国家级创新实验区，“历史学”专业被评为国家级特色专业。2010年，“中国古代史教学团队”被列为陕西省教学团队建设。现已成为历史学高级人才培养与研究的重要基地之一。学院设有周秦汉唐研究中心、佛教研究所、古籍研究所、中国军事史研究中心、西安事变研究中心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研究院等研究机构。现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世界史、历史文献学、专门史等专业博、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专任教师28人，其中教授6人，副教授6人，讲师12人。所有教师均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其中博士学位获得者占专任教师的。在教学和科研上成果显著，承担了包括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等研究课题，出版和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现有1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中国思想文化”），2门陕西省精品课程（“中国通史”、“周秦汉唐文化史”），1门西北大学精品课程（“中国历史地理”）。专著和教材还先后获得郭沫若史学荣誉奖、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二等奖、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成果一、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陕西省优秀教学成果特等奖等。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民族研究》等国内外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学术专著百余部。
建议从西奥多罗斯福的 萝卜大棒政策入题 美国政府背后的财团利益 美国在战争中的 美洲的事物由美洲人来管理 以及美国对西班牙殖民地的攫取与分离以及后来美国对中美洲小国事物的干涉 巴拿马运河 尼加拉瓜~
这个问题比较概括，不过我建议你去看下论文网站里面比较突出的一个：学术论文网()。里面关于历史方面的论文很多，相关栏目有：历史地理（一）历史学、历史学研究论文、历史学理论论文、历史学动态论文、历史学概论论文、历史学前沿论文、古代文明史研究（二）世界史、世界史学论文、世界历史论文、世界历史研究、全球史研究论文、世界史理论论文、世界史动态论文（三）先秦、秦汉史、中国古代史研究、先秦秦汉史研究、先秦秦汉史动态（四）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魏晋隋唐史研究、魏晋隋唐史动态（五）宋元明清史、宋辽金元史研究、明清史研究论文、明清史动态论文（六）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史论文、中国近代史理论、中国近代史人物、中国近代史动态（七）中国现代史、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纲要、中国现代史理论 、中国现代史专题、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现代史动态（八）当代中国史、《当代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