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木屐论文发表于哪一年

没有那么多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这是许多网友纠结的问题。这并不是像日本人所说的因为“中国人自卑”，而是日本人自卑。他们拿不出什么来说事，只能纠缠于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加之一些中国人，特别是一些学者或公众人物，推波助澜，一次次污蔑中国人民“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汉语中有多少日语外来词，张嘴胡说八道。对此，有网友曾经作了个生动的比喻：“别人借给某人1000元钱，该人还了10元钱，还说离开了这10元钱，别人没法活了。”确实是这样，日本人还拼命证明这“10元钱”是他挣来的，不是中国人借给他的，所以离开了那“10元钱”，就没法活了。但是，“离开了那‘10元钱’”和“别人就没法活了”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日本人这样的心态，用我们上海话说，就是“穷瘪三没钱还惯派头（装阔）［1］”，是自卑的表现。日本人没知识没头脑，难道咱们那些学者或公众人物，甚至教授，也同样没知识没头脑？可他们还自诩“有文化”、“有知识”、“有头脑”，道貌岸然、喋喋不休地“教育”别人。常言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汉语中的所谓“日语外来词”问题，本来应该是个很平常的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据1984年出版《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外来词共878个，不足收录的汉语外来语的8.8%；［2］而汉字汉词在日本被广泛采用，“从《说文解字》的九千三百文，到《康熙字典》的四万九千多字，几乎全部行用于日本。近年诸桥辙次博士作《大汉和辞典》共四万九千多字，五十二万余语汇。新村出作《新苑》附日本国字表，就是日本人自造、中国没有的汉字，通共才一百三十四字，占日本所用汉字的百分之零点二”。［3］这里的反差是十分巨大的。可不知为什么，1998年南京大学中文系的王彬彬教授，在《上海文学》第8期上发表了题为“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的文章，轻率的断言：“我们今天使用的社会和人文科学方面的名词、术语，有70%是从日本输入的”，“离开了日语‘外来语’，我们今天几乎就无法说话。就在我写这篇谈论日语‘外来语’的文章时，也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4］该文后来被广泛的转载引用，意思也被无限放大了，被夸大到了“据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5］从王彬彬教授所说的“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扩大到了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整个科学领域。还有人夸张到了“现代汉语70%词汇是从日本输入的，现在中国人说话、写字，用得基本都是日本外来语。”又扩大到了整个语言领域。王彬彬一个毫无根据的说法，被无限放大了。2013年8月9日，著名音乐人高晓松在电视台“晓说”节目中称：“大家只要看到双字词，基本上就从日本引进的。所以今天的现代汉语大家用的，有大量的词，超过一半双字词，都是日本引进的。”这纯粹是没有常识的胡说八道了。我们且不说1984年出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的外来词，绝大多数是双字词，日语外来词不足8.8%，仅从日本人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看，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超过日语外来词。［6］那么如果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已经超过了一半，英语外来词又超过日语外来词，这个算术就无法算了。况且，汉语中还有其它外来词，如俄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意大利语的等等，算下来远远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了。如果不是脑袋被枪打过了的，即使是个小学生，都会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这算怎么回事呢？请高晓松解释解释。其实根本就不必去纠结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从上面可以看到，日语中采用的汉字汉词远远大于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离开了汉字汉词，日本人根本就无法说话，也根本无法成文，那些“松下”、“山里”、“田里”、“井边”、“河边”的姓名都无法取了，日本人只能编号了，就连“日本国”这国名也只能“唵嘛呢叭咪吽”［7］了！对于汉语中那么区区几个日语外来词，在数量上根本就可以忽略不计。概率学认为，小于5%的事件为小概率事件，一般可以忽略，而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照最近新加坡学者和日本人所说的有2000个，也不足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3.6%，不少所谓“日语外来词”，可以用汉语固有词汇替代，更何况汉语词汇一词多义，根本就不足以影响汉语的使用。可偏偏有那么些人拿这来说事，还在那里“头皮发麻”、“毛骨悚然”。那咱就来探讨一下汉语中究竟有多少日语外来词？是不是离开了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以正本清源。否则，我们把先人创造的词汇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将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必须先说明的是，有些学者的论文以某句句子来考察日语外来词所占的比重，是不科学的。我们可以将所有现在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组成一句句子，那占有量就是100%；我们也可以完全回避所谓的“日语外来词”组成一句句子，比如“你吃饭了吗？”，那占有量就是0。同样，用我们年轻时期电视上日剧较多，常常使用日剧中的词语，来说明日剧几乎不存在的今天，日词“易受到青年人的青睐”、“更有市场”，也是不恰当的。汉语中究竟有多少个日语外来词（日语借词）？据《汉语外来语词典》收录注明源于日语的词语共878个，其中包括了“奥巴桑”（老太太）、“吉地”（木屐）、“加答儿”（粘膜炎）、运転手（司机）、覚书（备忘录）等等汉语并不使用的词汇［8］。而日本实藤惠秀先生的《中国人留学日本史》称，共收集到844条日语借词词汇［9］，并非像网络上所说的“来自日语的中文还远远不止这些，数不胜数”。而且不少词源自中国古汉语，《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94条日语外来词源自于中国古汉语［10］，并非完全是日本人的创作。更有不少是明清以后由中国输入日本的，被误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沈国威教授在《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借词之研究——序说》中承认，据日本学者近年研究，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的日语外来词中，有44条词汇是明清以后的汉译西书中曾频繁使用过的。根据其考证，还有43条词汇（其中15条重复），也曾在《英华大词典》中出现过［11］，完全是由中国输入日本的。沈国威认为，据他整理，汉语中的日语借词在1600条左右［12］。但他并没有公布这1600条左右的日语借词。不知是否包括了那些在现代汉语中已经不使用的词汇。另外，日本目白大学陈力卫教授在他的《语词的漂移：近代以来中日之间的知识互动与共有》中也提到了电气、电报、电信、铁道、工业等11个词是由中文进入日语的新词，其中7个与沈国威的重复。［13］而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在他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一书中收录了19世纪中国书刊上所发现的新词500条，其中另有48个被认为是从中国进入日本的新词。［14］因此，在《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有124个词不应该被认为是汉语的日语外来词。随着学者们的深入研究，还会有更多的被误认为日语外来词的词汇被确定为汉语词汇。实藤惠秀先生在《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中，引用了许多梁启超先生等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词汇，如“化学”、“物理”、“银行”、“资本”、“民主”、“自由”、“权利”、“义务”等等，现在经学者研究，都是日本从中国引入的新词（不是中国古典词语）。书上引用梁启超先生对新词的注释及若虚在《评中国著译界》中所言：“翻开新书一看，十有八九是东洋的来路货”，这只说明当时中国人对新词不了解，误以为是日语外来词了，并不能说明这些词真的不是中国的。再有，如“主人翁”一词，［15］中国古代就有了，唐代刘禹锡的《纥那曲词》就有：“愿郎千万寿，长作主人翁。”清代采蘅子的《虫鸣漫录》中有：“成婚三日，壻竟执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这里词义并没有变化，而《汉语外来语词典》中将“主人翁”改为了“主人公”，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了。1958年邵荣芬在《中国语文》1958年第7号上就发表了《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的文章，列举了服从、希望、记录、命名、破产、解放、假设、交易、作用、算术、绝对、试验、宿舍、新闻、材料等，都是中国固有词汇原有的含义，而军事、法则、关系、刑法、交流、供给、消化、相对等，都是中国古语，只是日本人将意思略加变化。郑奠也在《中国语文》总68期上撰文，指出王立达的《现代汉语中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中把“权利”、“文法”、“历史”、“伦理”、“心理”、“积极”诸词误认成从日语借来的词汇了。实藤惠秀先生也承认了这些，还包括“化学”一词。［16］因此，这30个词应该从日语外来词中除去。豆丁网上有篇厦门大学顾江萍同学的博士论文《汉语中日语借词研究》，该文通过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对20世纪初期的汉语词典的筛选甄别，对过去政文、奏章、散文、笔记等原始文献的耙梳整理，并阅读改革开放以来的报刊、书籍进行收集这四条途径，收集到不重复日语借词共2250条。从该论文我们可以看到，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仅占1979年版《现代汉语词典》56000余条词汇的4%，并非现代汉语中70%都是日本外来词，“离开了日语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必须说明的是，顾江萍的论文中并没有将《汉语外来语词典》中那些现在根本不用的日本外来词剔除，而且还将1915年版《辞源》等中的“八线”、“保佐人”、“并等”、“并制”、“不都合”［17］等现代汉语中根本不用，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连1984年版的《汉语外来语词典》都舍弃不用的词条，都算在她收集到的2250条日语借词中去了。可以说顾江萍同学从近代汉语的犄角旮旯中将曾经出现过，现在根本不用的词汇都已收录在囊中了，应该是十分全面完整的。沈国威教授在其《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用》中查实，1915年版的《辞源》和1931年版的《辞源》续编中共有336条日源词和33条日本参照词（包括了“并等”、“并制”、“不都合”等词汇），［18］可保留到现在的仅剩65条，占17.6%。看来顾江萍同学确实是将现在不用的许多词也算在日语借词中了。而且，在65条词条中，沈国威教授仍保留了代用教员（代课教师）、代用学校、支店（分号、分店）、膵（胰）等现在也已不用的词。还有，“算术”一词应该不能算日源词，中国古代就有“九章算术”，“算术”一词的意思并没有变；“味素”和“探检”也应该去掉，现在汉语中是“味精”和“探险”。那么从《辞源》来看，上世纪30年代到现在，汉语中的日源词下降了约85%，中国人不仅没有不能说话、写作，而且说话更流畅、写作也更便利，中国的科学技术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连中国的经济规模也超过了日本，这样的事实不就是给那些“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谎言者一记最响亮的耳光吗？！对于这2250条日语借词，顾江萍的博士论文按“日常生活”、“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类来统计，三类各有词语879、1022、349条。再按23个具体学科来划分，数量最多的学科是经济、法律、医学，分别达到311条、129条、124条。［19］我查阅了1994年9月出版的、由梁小民等主编的《经济学大辞典》，共收录了名词、术语4288条词目。如果按顾江萍统计，那么在经济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咱且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仅占7.25%。即使把顾江萍同学统计的1022条属于社会科学中的日语外来词全算在经济学头上，也仅占23.8%。而那套《社会科学系列大词典》计划出版10种之多，且不包括哲学。1022条“社会科学”的日语外来词，还不足汉语社会科学名词、术语的3%，远远达不到王彬彬教授所说的70%。看来1998年王彬彬教授在《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中，将事实大大地夸大了。是不是“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呢？我手头有本1996年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物理学名词》，共收录名词8264条。那么仅仅《物理学》一个科目，“自然科学”的349条日语外来词，也不论是否还保留到现在，只占物理学名词的4.22%，更不要说整个“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范畴的标准科学名词（非正规和同义词咱就不算了），足有数十万条，区区349条日语外来词，更是不足1‰，简直可以忽略不计。说“现代汉语中的科学名词中，有70%来自日本”这样的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是哪个现代语言学家研究统计的？他能算“语言学家”吗？！现代汉语中真有70%以上的日语外来词？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现代汉语中还有大量的其它外来词，数量远远超过了日语外来词。苏州大学曹炜教授也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认为：“世界各国的语言中数英语的开放程度最高，直接或间接吸收的外来词为世界各国语言之最，即便如此，英语词汇中也有将近一半是本民族传承词；汉语的开放程度与英语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难道作为传承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的汉语发展到了现代，竟然是以直接或间接吸收外来词得以形成眼前的状态的，这着实让人难以认同。”［20］胡裕树在其《现代汉语》中也认为：“在吸收外来词方面，由于汉语词汇的丰富性和结构方式的复杂性，直接借用的外来词在汉语中的比重较小。”［21］至于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所说的：“在汉语和日语的融合过程中，现代汉语就吸收了许许多多日语的词汇成分，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成分。”意大利学者马西尼就已经提出批评：“研究现代汉语的一些学者，他们一味的强调后面这段过程，对于那些进入汉语的日语新词，他们以为是借自日本的。而事实是，这类词汇中有好多是由中国传至日本的，几十年后才又回到了中国。”［22］况且，高名凯、刘正琰在《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只列举了450个“日语外来词”［23］，并非真正“许许多多”。有人会说现代汉语中有70%的日语外来词，是指汉语中的常用词，指汉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70%是日语外来词。关于这，曹炜教授的研究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曹炜教授根据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办公室汉语水平考试制定的《汉语水平词汇等级大纲》确定的3051个常用词研究查实，现代汉语的3051个最常见的词汇中的1011个甲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83个，占8.21%；在“五四”后出现的为187个，占18.49%；而1968个乙级词首见年代在清代出现的为146个，占7.42%；在“五四”后出现的为506个，占25.71%；还有72个词《汉语大词典》未予收录。［24］总计这2979个最常见的词汇中只有不足31%的词汇首次出现在清代及以后，才有可能是日语外来语，当然也可能是其它外来语或中国人自创的新词，而本民族传承词占69%强。也就是说，在现代汉语最常见的词汇中，有近70%的词汇是汉语固有词汇。那么，所谓的我们在写作时“必须大量使用日语外来语，否则就根本无法成文”的说法，便无法成立了。有人认为，由“～化、反～、～主义、泛～、～作用、～式、～炎、～社会、～法、～性、～的、～物语、～界、～问题、～型、～时代、～率、～腺、超～、～阶级、～感、～论、～线、～学、～点、～观”这26个词构成的新词，应该算日语外来词，［25］最近有人提出由～屋、～族等构成的新词，也应该算日语外来词，这样算下来，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词就有“许许多多”了。但这样的理由是说不通的。我在“驳所谓‘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之谬论”一文中就举了“哲学”这词的例子，该词显然是用有“睿智”之义的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词，而“学”这个词尾在中国古代就常常用来与其它的词组合构成学科名称，如“玄学”、“理学”等等。在明末清初及晚清，中国学者和西方人士合作，也创作了诸如“数学”、“化学”、“植物学”等现代学科名称，并为日本人所采用。如果按照上述观点，那么日本人用汉字“哲”和词尾“学”构成的新学科名称——“哲学”，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而不是中国引进的日语词汇。非但如此，凡是日本人以词尾“学”构成的新的学科名称，如美学、经济学等等，也都应该属于日本引进的汉语词汇。可持上述观点的却把“哲学”等又归结为日本外来词，这就产生了无法解释的矛盾。我再举个例子，如现在中国流行的新词——“科学发展观”，按照上面的观点，应该算是从日语中借来的词。但事实上日语中压根就没这个词，又怎么去借呢？难道咱胡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用了日本人的观点、借了日语外来词？笑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不能成立。况且，像“～的”、“～学”、“～界”、“～论”等，中国古代很早就有这样的用法，怎么能算日本人的呢？！《水浒》、《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的”都是日语外来词？开玩笑吧！毛泽东诗词《西江月?井冈山》：“黄洋界上炮声隆”中的“黄洋界”是不是也算日语外来词呢？春秋战国时期荀子的“天论”、汉代贾谊的“过秦论”、张仲景的“伤寒论”、三国时期杨泉的“物理论”等等，都是日语外来词？那时候日本连字都没有，哪来什么“日语外来词”呢？瞎扯淡！太厚颜无耻了吧！应该是像“哲学”、“美学”、“积极的”、“消极的”等等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都算作汉语固有词汇才对。而那些鼓吹“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的又不承认这点，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么的自相矛盾。用上述“构词法”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十分不妥的。因为这“构词法”是汉语固有的，而不是日语的。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符合汉语构词法，所以无法分辨它究竟是汉语词汇，还是日语词汇；而那些不符合汉语构词法，一看就知道是日语词汇的词，都被淘汰了。如果用“构词法”来认定，那么那些所谓的“日语外来词”，都应该是汉语词汇了。纠正高晓松的一个错误，“警察”一词出自《金史》，［26］并非日本人创造的，日本人只不过把“警察”这词用在了维护社会治安的特殊人群的名称上了。“～屋”的用法中国过去就有，如著名的“三味书屋”，其横匾还是清代乾嘉年间的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可能受日本的影响。这里的“屋”是指“空间较小的特定场所”。无论是日本的“花屋”、“本屋”，还是中国的“咖啡屋”、“西饼屋”等，还是这个意思，并非“店铺”的意思，［27］所以，以“～屋”来认定日语外来词，是不能成立的，否则“三味书屋”也成“日语外来词”了。丹麦语言学家叶斯丕森（OttoJespersen）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在许多语言混杂当中各种各样的成分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且可以分开的，就好象是一副扑克牌还能挑出红桃、黑桃等一样；但在英语和斯堪的那维亚的情况下，我们却有一种更微妙的、更密切的混杂，很像把一块糖放在一杯茶中，几分钟以后，就很难说哪是茶、哪是糖了。”［28］汉语和日语外来词的情况也正是这样，这些词汇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真正要说清楚哪些是汉语词汇、哪些是日语外来词，是十分困难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的“机关”这词，有几个意思：1.整个机械的关键部分；2.用机械控制的：机关布景；3.办理事务的部门；4.周密而巧妙的计谋。在这四个意思中，只有3.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义）”，其余3个都是汉语固有词汇的意思，那么把“机关”这个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把其余3个汉语固有词汇意思的词全混淆成“日语外来词”了。又如“关系”这词，1.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2.人和人或人和事之间的某种性质的联系；3.对有关事物的影响或重要性；4.泛指原因、条件等；5.表明有某种组织关系的证件；6.关联；牵涉。这6个意思中，仅1.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其余都是汉语词汇的意思，但仍认为“关系”这词是“日语外来词”。算术上有个“四舍五入”，民主上还讲个“少数服从多数”，咋日本人的一个扩展用法，把汉语词汇自身的几个用法全盖过了，汉语固有词汇就变成“日语外来词”了呢？有人会说词语就是这样的，但我有反例。比如“简单”一词，不是汉语固有词汇，应该算所谓的“日语外来词”吧。汉语中“简单”一词有三个意思：1.结构单纯，头绪少，容易理解、使用或处理；2.平凡；3.草率；而日语只有1.这一个意思。那么“简单”这词被用到汉语中后，又扩展了二个意思，按照上面“机关”这词的理由，“简单”应该算作汉语词汇，咋还是“日语外来词”呢？有些汉语固有词汇到了日本，如革命、共和、经济、社会等，词义发生了变化，回到中国变成了“日语外来词”。但一些日语词汇来到中国，词义也发生了变化，却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比如“取缔”，日语的意思为“管束、监督、管理”，而汉语的意思为“明令取消或禁止”，意思完全不同，但仍认为是“日语外来词”。又如“劳动者”，是日本人用汉语词汇“劳动”和“者”组合成的一个新词，意思为“工人”；但现在汉语中“劳动者”的意思为“参加劳动并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生活资料主要来源的人，有时专指参加体力劳动的人。”涵义比日语广泛得多，但也还是“日语外来词”，等等，反正有人说“是”就是“是”，没有任何规矩。关于“共和”一词，对译英语的“republic”，一般认为始见于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29］1891年冈本监辅所撰《墨西哥记》，有“共和政治”一词；而中国首先使用“共和”一词的为章太炎，于1903年。但我发现，1880年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书》上已经使用了“共和”一词，曰：“盖其民主之国，共和为政……”。［30］这里的“共和”应该对应“republic”，不但早于章太炎的1903年，也早于日本1886年的《和英英和语林集成》，应为首先使用。由于黄遵宪1877年任中国驻日参赞官，与日本脱不了干系，所以无法确认是他首先使用了“共和”一词的新概念。一般认为，是中国留日学生翻译日本著作，才将“日语外来词”带入汉语之中的。中国首先翻译日本书籍为1899年樊炳清翻译桑原骘藏的《东洋史要》（樊炳清不是留日学生），大量翻译日本书籍则是20世纪后的事了，“在1902-1903年间，留日学生翻译之风大盛”，［31］那么可以认为中国在19世纪出现的新词并不是日语外来词，而日本在19世纪将大量中国翻译西方著作的书籍运回日本，日本翻译西方著作应受中国的影响。但是，傅云龙的《游历日本图经余记》（1889年）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中出现的新词仍被认为是“日语外来词”，理由是他们的文章介绍日本，所以他们使用的新词“肯定”受日本影响但为什么日本运回了那么多中国翻译的书籍，他们创造的新词就不受中国的影响呢？！道理讲不通吧！总而言之，日本人千方百计地把汉语词汇算作他们的，而中国人则把汉语词汇往外推，恨不得把所有的现代汉语词汇都算作日本的，于是乎，王彬彬、高晓松等人就有了“离开了日本外来词，中国人无法说话了”一说。转载之天涯，

并不是这样的，现在学术界也在争论。明治维新的68年而我国洋务运动是61年，早在日本的学术语言引入中国之前，中国就一批接触并且精通西学的人对国外的一些理论和学术性文章进行翻译，比如徐启光和李之藻，还有一些外籍传教士，都利用中国原有文字进行了翻译，其中大部分传到了日本，日本很多学术用语也沿用了他们的翻译，汉语外来语词典中日语源的词条700-800条，日语外来语词典中汉语源词超过万条。

木屐，是古人穿用的一种木底鞋的通称，为我国古代人所钟爱。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据记载，晋文公多次请隐居于绵山上的功臣介子推出仕不至，便企图使用焚山燎木之法迫他出来。不料，介子推却抱住一棵大树并被烧死。晋文公很悲痛，就用那株树的木料制成一双木屐，每天穿着并不时叹曰：“悲夫，足下。”以此表示对介子推的怀念。后被市井人所模仿，并相沿成习。《后汉书.五行志》载：“延熹中，京都长者皆着木屐。”由于着木屐优点甚多，便很快流传到南方。 据文献记载，中国人穿木屐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多年。据《史记》记载，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就曾发现了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木屐。然而在今天的世界里，穿木屐最多的当属日本人。在日本传统的节日里，在婚庆、祭典等仪式中，日本人穿着传统的和服，而木屐在整套的和服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看惯了日本人穿木屐，多数人会以为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服饰，然而循着木屐之声，回到久远的过去，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日本服饰中的木屐是在唐朝时由日本来中国的留学生带回到日本并流传延续至今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又累又饿，派随臣遍寻吃食不得。就在几近绝望之时，跟随重耳一同逃难的介子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重耳喝了。一碗肉汤下肚，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发现所食之肉竟是介子推从自己身上割下的时候，重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十九年后，晋文公返国，赏从亡者，介子推不言禄，遂携母隐居到了绵山。文公得知后，命人去绵山搜寻，求之不获，遂下令三面举火以逐介子推下山。然而大火未能动摇介子推归隐之心，大火过后，人们发现介子推和他的老母已被烧死在了一棵大树下。晋文公见状，恸哭。命人将旁边烧剩下的残木劈成板子，做成木鞋，穿于脚上。让嗒嗒作响的木屐之声时时提醒自己，不重蹈覆辙。木屐之声激励着重耳励精图治，最终使晋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木屐之声伴随着重耳“悲乎，足下”的叹息，伴随着寒食禁烟、伴随着清明上墓、伴随着清明植树的风俗传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也许是历史的一个巧合，也许是后人接受了晋文公重耳足蹬木屐“以志吾过”的教训，总之，若干年后，决定唐王朝命运的介休之役就在绵山脚下进行。刘武周、宋金刚会同突厥军队数万人与太原公子李世民进行决战。李世民坚壁挫锐，慎择战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此役李世民还有一个更大的收获，就是礼贤下士，收降了一位割股奉君的名将尉迟恭。不过在后来的凌云阁封臣中，李世民没有像晋文公那样健忘，首先重赏了这位忠义名士，由此传为千古佳话。 日本人穿木屐的习俗是不是直接受了晋文公的影响，目前还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两千六百年前的重耳是中国历史书中记载的穿木屐的第一人，而木屐又是在唐朝时期从中国传到日本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日本历史上的飞鸟和奈良时代，也就是中国的隋唐时期，中国的文化对日本影响极大，吴越地区的宽袖、叠襟式长衫成为日本上流社会正式的礼服和朝廷的正规制服。虽然在和服的发展史上，其式样曾多次发生变化，但它的基本要素始终没有脱离吴服的定式。木屐源于中国木屐，《辞源》称，前后带齿的木板鞋，鞋帮呈船形，木齿较高。据说，木屐始于晋文公。相传晋国贵族介子推（一说介之推），背老母隐居绵山后，晋文公带人寻找，不见其踪影。有人建议说，介子推是个孝子，如果放火烧山，他肯定会背老母出山的。文公从之。谁知烧山后，介子推母子并没有出山，相反抱树而死。晋文公见状，甚为怜之，遂在绵山建祠，纪念介子推。又命工匠将那树根刨起，做成一双木屐，不时套在脚上，呼为“足下”，以示敬之。 又传，春秋美女西施，从小爱穿木屐浣纱。越王勾践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后，吴王为取悦西施，就让所有宫女穿着木屐在空走廊上走动。木屐在空廊上发出有节奏的响声，西施闻之甚喜，时人故称木屐为“响廊板”。 “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是李白《梦游天佬梦留别》的诗句。“谢公屐”之南宋诗人谢灵运穿的特制木屐。谢灵运生前喜游名山秀水，他寻山陟岭时，“常着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这说明，他的这种木屐跟是活动的，想用则用，不想用则取之。 木屐传到清朝时，已被女人穿之时髦起来。不过，他们穿的木屐，高跟多置于鞋的中部，走起路来不太方便，所以后来被后尖高跟皮鞋代之。现在，旅游人多穿胶底旅游鞋，更无人穿木屐了。

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师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余光中是个复杂而多变的诗人，他变化的轨迹基本上可以说是台湾整个诗坛三十多年来的一个走向，即先西化后回归。在台湾早期的诗歌论战和70 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论战中，余光中的诗论和作品都相当强烈地显示了主张西化、无视读者和脱离现实的倾向。如他自己所述，“少年时代，笔尖所染，不是希顿克灵的余波，便是泰晤士的河水。所酿业无非一八四二年的葡萄酒。” 80年代后，他开始认识到自己民族居住的地方对创作的重要性，把诗笔“伸回那块大陆”，写了许多动情的乡愁诗，对乡土文学的态度也由反对变为亲切，显示了由西方回归东方的明显轨迹，因而被台湾诗坛称为“回头浪子”。 从诗歌艺术上看，余光中是个“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诗人”。他的作品风格极不统一，一般来说，他的诗风是因题材而异的。表达意志和理想的诗，一般都显得壮阔铿锵，而描写乡愁和爱情的作品，一般都显得细腻而柔绵。著有诗集《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十余种。 ▲余光中大事年表 一九五零年 五月底去台。九月，考入台大外文系三年级。 一九五二年 台大毕业。处女作《舟子的悲歌》诗集出版。 一九五四年 与覃子豪、钟鼎文、夏菁、邓禹平等人共创“蓝星诗社》。出版诗集《蓝色的羽毛》。 一九五六年 东吴大学兼课。九月，与范我存结婚。 一九五七年 在师大兼课。主编《蓝星》周刊及《文学杂志》诗的部分。《梵谷传》与《老人和大海》中译本出版。 一九五八年 六月，长女珊珊生。七月，丧母。十月，获亚洲协会奖金赴美进修，在爱荷华大学修文学创作、美国文学及现代艺术。 一九五九年 获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学位。回台任师大英语系讲师。六月，次女幼珊生。主编《现代文学》及《文星》之诗辑。加入现代诗论战。 一九六零年 诗集《万圣节》及《英诗译注》出版。诗集《钟乳石》在香港出版。主编《中外》书刊之文艺版。 一九六一年 英译《中国新诗选》在香港出版。在《现代文学》发表长诗，<天狼星>并与洛夫论战，发表<再见，虚无！>，宣告回归古典。与林以亮、梁实秋、夏菁、张爱玲等合译《美国诗选》，在香港出版。与国语派作家在《文星》展开文白之争。赴菲律宾讲学。在东吴、东海、淡江兼课。五月，三女佩珊生。 一九六二年 获中国文艺协会新诗奖。刊菲律宾出席亚洲作家会议。毛姆小说<书袋>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 一九六三年 散文集《左手的缪思》及评论集《掌上雨》出版。<缪思在地中海>中译连载于《联合报》副刊。十二月，范我存产了一子，夭折。 一九六四年 诗集《莲的联想》出版。举办“莎士比亚诞生四百周年现代诗朗诵会”。赴美讲学一年，先后授课于伊利诺、密西根、宝夕法尼亚、纽约四州。 一九六五年 散文集《逍遥游》出版。任西密西根州立大学英文系副教授一年零三个月，四女季珊生。 一九六六年 返台。升任师大副教授。在台大、政大、淡江兼课。 一九六七年 诗集《五陵少年》出版。 一九六八年 散文集《望乡的牧神》先后在台港出版。《英美现代诗选》中译二册出版。主编“蓝星著书”五种及“近代文学译”十种。 一九六九年 诗集《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天国的夜市》出版。主编《现代文学》双月刊。赴科罗拉多州任教育厅外国课程顾问及寺钟学院客座教授二年。 一九七零年 中唐朝《录事巴托比》。英译《满田的铁丝网》。 一九七一年 英译《满田的铁丝网》及德译《莲的联想》分别在台湾及西德出版。由美返国。升师大教授，在台大、政大兼课。主持寺钟学院留华中心及中视“世界之窗”节目。推广摇滚乐。 一九七二年 散文集《焚鹤人》及中译《录事巴托比》出版。获澳洲政府文化奖金，暑假应邀访澳洲二月。应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邀，赴港演讲。转达任政大西语系主任。 一九七三年 主编政大《大学英文讲本》。应香港诗风社之邀赴港演说。赴汉城出席第二届亚洲文艺研讨会，并宣讲论文。 一九七四年 诗集《白玉苦瓜》及散文集《听听那冷雨》出版。主编《中外文学》诗专号。主持雾社复兴与文艺营。 应聘转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九七五年 《余光中散文集》在香港出版。在《今日世界》写每月专栏。六月，回台参加“现代民谣演唱会”。同年杨弦谱曲之《中国现代民歌集》唱片出版。任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中文系主任二年。 一九七六年 出席伦敦国际笔会第四十一届大会，并宣讲论文“想像之真”。《天狠星》出版。 一九七七年 散文集《青青边愁》出版。 一九七八年 《焚谷传》新译本出版。五月，出席瑞典国际笔会第四十三届大会，并游丹麦及西德。 一九七九年 诗集《与永恒拔河》出版。黄维梁编著《火浴的凤凰枣余光中作品评论集》在台出版。 一九八零年 九月起休假一年，回台担任师大英语系主任，兼英语研究所所长。担任《中国时报》及《联合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一年 《余光中诗选》、评论集《分水岭上》及主编《文学的沙田》出版。九月，出席在法国里昂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十二月，出席中文大学“四零年代文学研讨会”，初晤柯巫与辛笛，并宣讲论文“试为辛笛看手相”。 一九八二年 发表文“巴黎看书记”及一组评析游记之论文枣“山水游记的艺术”、“中国山水游记的感性”、“中国山水游记的知性”、“论民初的游记”。赴吉隆坡与新加坡演讲。“传说”获金鼎奖歌词奖。担任《中国时报》文学奖评审。 一九八三年 诗集《隔水观音》出版。中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在台出版。赴委内瑞拉出席第四十六届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八四年 中译《土耳其现代诗选》在台出版。赴东京出席第四十七届国际笔会大会。《不可儿戏》由香港话剧团演出，杨世彭导演，连满十三场。获取第七届吴三连文学奖散文奖，并以“小木屐”再获取金鼎奖歌词奖。 一九八五年 发表五万字论文《龚自珍与寻莱》。为“联副”写专栏《隔海书》。出席新加坡“国际华文文艺营”，担任新加坡“金狮文学奖”评审。先后赴马尼拉及旧金山主持文学讲座。《不可儿戏》在港重演十四场满座，继在广州公演三场。暑假偕妻遍游英、法、西班牙一个半月。九月十日，离港返台，任高雄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外文研究所所长。行前香港中华文化中心举办“余光中惜别诗会”，由戴天主持。获《中国时报》新诗推荐奖。《香港文艺》季刊推出“余光中专辑”。《春来半岛枣余光中香港十年诗文选》在港出版。 一九八六年 担任“木棉花文艺季”总策画，并发表主题诗“让春天从高雄出发”。六月，偕妻赴德国汉堡出席国际笔会，并畅游西德。九月，诗集《紫荆赋》出版。 一九八七年 散文集《记忆像铁轨一样长》出版。《不可儿戏》由北京友谊出版社出版。主持“木棉花文艺季”。五月，赴瑞士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八月，三女佩珊与侯光华在台中举行婚礼。 一九八八年 一月二十六日，与文友在台北北海墓园以《秋之颂》一书焚祭梁实秋先生，书由余氏主编。五月，为纪念五四，应《世界日报》之邀，赴曼谷演讲。六月，赴港，在中文图书展览会演讲。重九日，六十大寿，在五家报纸发表六首诗，为自己庆祝生日。四川诗人流沙河编《余光中一百首》，并附评析，在成都出版。散文集《凭一张地图》出版。 一九八九年 《余光中一百首》在香港出版。一月，赴吉隆坡，主持中央艺术学院讲座。五月，主编的十五卷《中华现代文学大系枣台湾..一九七零 ?/FONT> 一九八九》出版，并获本年金鼎奖图书类主编奖。主持“五四，祝你生日快乐”之多场演讲会及座谈。五月，《鬼雨..余光中散文》广州出版。九月赴加拿大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应“加京中华文化协会”之邀在渥太华演讲。 一九九零年 一月，《梵谷传》重排出版。散文集《隔水呼渡》出版。七月，在纽约主持长女珊珊与栗为正之婚礼，再往荷兰参观梵谷逝世百年纪念大展，并在巴黎近郊奥维梵谷之墓。八月，《不可儿戏》在台北剧院演出十二场。 一九九一年 二月，参加中山大学访问团访问南非各大学。四月，应邀赴港参加“山水清音..环保诗文朗诵会”。五月，《不可儿戏》在高雄演出三场。六月，应美西华人学会之邀，赴洛杉机发表演讲，并接受该会颁赠“文学成就奖”。重九生日，在五家报婚发表诗五首。十月底，参加香港翻译学会主办的翻译研讨会，并获该会办赠荣誉会士名衔。十一月，赴维也纳参加国际笔会大会，并游匈牙利。 一九九二年 二月，父亲余超英逝世。四月，赴西班牙塞隆纳出席国际笔会大会。九月，应北京社会科学院之邀演讲“龚自珍与雪莱”，并访故宫，登长城。十月，参加珠海市“海峡两岸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担任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龚氏访问学人”。中英对照诗选《守夜人》出版。中译《温夫人的扇子》出版，并在台北、高雄先后演出六场。十二月，赴巴西出席国际笔会大会。 一九九三年 一月，福州《港台文学选刊》推出“余光中专辑”。二月，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邀请担任“到访杰出学人”。三月，赴纽约新生的外孙粟飞黄。四月，会晤大陆歌手王洛宾，并由王洛宾将“乡愁”一诗谱曲。五月，赴港参加“两岸及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并发表论文“蓝墨水的上游是汩罗江”。六月，《二十世纪世界文学大全》（Encyclopedia of World Literature in the 20th Century,Continuum,New York,1993）第五卷纳入一整页余氏评传，由钟玲执笔。七月，主持“梁实秋翻评奖”评审（自一九八八年迄一九九八年，十一届主持此奖，从未间断）。八月，参加《联合报》短篇小说奖及《中国时报》散文奖评审。接待湖南评论家李元洛来台。九月，与高天恩赴西班牙圣地牙哥，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十月，诗文合集《中国结》由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一月，应菲律宾中正学院之邀赴马尼拉讲学一周，并在菲律宾大学演讲。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出版，并获本年《联合报》“讲书人”最佳书奖。六月，参加藓州大学“当代华文散文国际研讨会”，发表论文“散文的知性与感性”。继访上海作协，会晤作家柯巫、辛笛。七月，在台北举行之“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专题演讲“作者、学者、译者”。八月，在台北举行的第十五届“世界诗人大会”上专题演讲（Is the Muse Dead?）。九月，中山大学聘任为“中山讲座教授”。重九日，黄维梁编撰的各家论余氏作品之选集《璀璨的五采笔》一巨册出版。 一九九五年 四月五厦门大学邀请返校演讲，并颁赠客座教授名衔，此为阔别母校四十六年后首度返校。八月，孙女栗姝婷生。十月，赴布拉格出席国际笔公大会。十一月十日，台大五十周年校庆，文学院邀讲来出校友演讲，主讲“我与缪思的不解缘”。中译《理想丈夫》出版，并由国立艺术学院庆祝四十周年校庆演出。诗与散文纳入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之《现代中国文学选》。 一九九六年 一月，散文选《桥跨黄金城》由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四月，赴港参加翻译学术会议，发表论文《论的的不休》。十月，《井然有序》出版，并获《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十一月，应四川大学之邀前往成都演讲，并首次会晤流沙河。 一九九七年 一月，香港举办“香港文学节”研讨会，应邀发表论文“紫荆与红梅如何接枝？”，为香港作家讲命。二月，应马来西亚沙巴留台同学会之邀前往演讲。六月，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研究所钱学武以《余光中诗主题研究》为硕士论文题目，取得学位。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散文》。七月，赴英国爱丁保出席国际笔会大会，全家三代齐聚，畅游英国。余氏伉俪继游比利时、卢森堡。八月，长春主办僵书展，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余光中诗歌选集》及《余光中散文选集》共七岫。应邀前往长春、潘阳、哈尔滨、大连、北京等五大城市为读者签名。八月三十日，在吉林大学演讲“诗与散文”，并获颁校客座教授名衔。九月一日，在东北大学演讲“现代主义在台湾的发展”，并获颁该校客座教授名衔。十月四日，获取中国诗歌艺术学会致赠“诗歌艺术贡献奖”。文建会出版《智慧的新传 ?/FONT> 大师篇》，纳入余氏评传。十二月二日，香港中文大学举办“尔岸翻译教学研讨会“，应邀发表主题演说。 一九九八年 一月五日，应电基金会拍摄“诗坛巨壁枣余光中”影集。三月十四月，香港RTHK电视台为香港文学节活动拍摄诗作“珍珠项链”影片。四月二十九日，两岸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研讨会在高雄中山大学举办，广州王晋民教授发表“论余光中的诗”。六月五日，获颁中山大学“杰出教学奖”。六月二十八日，吉隆坡马来西恶亚留台校友总会举办文华节，应邀前往发表专题演讲“国际化与本土化”。七月一日，参加香港文学节，发表论文“一枝紫荆伸向新世纪”。九月六日，赴芬兰局“国际传播奖章”。十月二十八日，重九日，七十大专，在《联合报》、《中国时报》、《中央日报》、《中华日报》、《自由时报》、《新闻报》、《联合文学》月刊、《幼狮文艺》月刊、《明道文艺》月刊共发表十五首诗，一篇散文。九歌出版社出版诗集《五行无阻》、文集《日不落家》、评论集《蓝墨水的下游》及钟玲主编庆祝余氏七十生日诗文集专书《与永恒对垒》。洪范书店出版《余光中诗选第二卷：一九八二 ?/FONT> 一九九八》。《联合文学》、《幼狮文艺》、《明道文艺》均有专辑祝贺余氏生日。中山大学文学院提前于十月二十三日庆生，举办“重九的午后枣余光中作品研讨及诗歌发表会”十二月三十一日，散文集《日不落家》获颁《联合报》“讲书人”本年最佳书奖。七十大寿发表新作及新书出版等活动，被台湾电视公司“人与书的对话”选为一九九八年“十大读书新闻”之第六。

叶绍翁在《游园不值》这首诗中提到：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第一句就是，大概是园主人爱惜园内的青苔，怕我的木屐在上面留下践踏的痕迹所以古代人是穿木屐的 日本的那个虽然称作木屐，但其实叫“下駄”。中文常将下駄称为木屐，但木屐实际上是包含多种木制的鞋子，不一定是下駄。

应该是吧我也不清楚李白的梦游天母吟留别中有脚着谢公屐虽然是登山用的但也是木屐

木屐，是一种两齿木底鞋，走起路来吱吱作响，适合在下雨天，或是在泥地行走。而木屐最早是起源于中国。 汉代时期，女性出嫁的时候会穿上彩色系带的木屐，南朝梁的贵族也经常穿着高齿屐。南朝宋之时，贵族为了节俭也跟着穿上了木屐。 但除了两齿木屐之外，古代行军打战时也会使用平底木屐，防止脚部被带刺杂草划伤。不仅仅是军人如此，平民也会在路上穿着木屐，防止脚被带刺植物划伤。 中国木屐的形制多种多样，而夹脚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据记载，中国人穿木屐的历史至少有三千多年。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宁波慈湖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现两件残存的木屐，均为左脚所穿。 我们在小学课本里，也曾看到过这样一则故事: 春秋战国时期，晋公子重耳为逃避迫害而流亡国外，流亡途中又累又饿，派随臣遍寻吃食不得。就在几近绝望之时，跟随重耳一同逃难的介子推从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煮了一碗肉汤让公子重耳喝了。一碗肉汤下肚，重耳渐渐恢复了精神。当发现所食之肉竟是介子推从自己身上割下的时候，重耳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十九年后，重耳返回晋国，继国君之位，是为晋文公，封赏那些以前和他一起逃亡的随从，却忘记了介子推，没有封赏到他。 而介子推也没有主动请求封赏，认为这只是在尽臣子之责，没必要封赏，之后就带着自己的母亲隐居到山里。晋文公发觉后，知道介子推住在山里，就派人去寻找，但介子推有意躲避着，怎么找也找不到，心急的晋文公只好下令烧山，想迫使介子推出来，可大火未能撼动介子推的归隐之心，等到被人发现时，他和母亲已经被火烧死了。 晋文公见状，恸哭。命人将旁边烧剩下的残木劈成板子，做成木屐，穿于脚上。让嗒嗒作响的木屐之声时时提醒自己，不重蹈覆辙。木屐之声激励着重耳励精图治，最终使晋国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 现在的木屐在日本比较流行，只要中国人一提到这种鞋，首先想到的不是我们的古人，而是传入日本的木屐。 而导致日本人如此喜爱的原因也跟日本的地形有关，日本四面环海，气候潮湿，夏季多雨，一般材质的鞋都易腐烂，相比之下，木质鞋子就坚强多了。

他是现代的～～～不属于哪个朝代余光中，（1928-）祖籍福建永春，生于江苏南京，1947年入金陵大学外语系（后 转入厦门大学），1949年随父母迁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 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后赴美进修，获爱荷华大 学艺术硕士学位。返台后任诗大、政大、台大及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现任台 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21种；散文集11种；评论集5种；翻译集13种；共40余种。代表作：《舟子的悲歌》、《蓝色的羽毛》、《钟乳石》，《万圣节》、《白玉苦瓜》等<<乡愁>> 余光中 小时侯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放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弯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