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学自然杂志期刊投稿

他是一位科学计量学专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

当今的学者们对科学引文索引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爱恨交加。它是由美国情报学家和科学计量学家尤金·加菲尔德 （Eugene E. Garfield，1925-2017） 于1955年引进的。当年他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为科学设立引文索引指标” （ Citation indexes for science ） 的文章，第一次提出了引文索引 （SCI） 的构想，旨在提供一种文献计量工具来帮助科学家寻找和识别感兴趣的专业文献。加菲尔德于1960年创办了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ISI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1963年建立了全球SCI数据库，1964年起开始公布SCI年度数据，随后在1973年开始公布 社会 科学引文索引SSCI年度数据和在1978年开始公布艺术与人文引文索引A&HCI年度数据。他生前担任汤森路透 科技 集团 （Thomson Reuters Corporation） 的终身名誉董事长。

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metrics） 于1984年设立了“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纪念奖” （Derek de Solla Price Memorial Medal） 并把第一个奖章授予加菲尔德，表彰他对情报学和计量学做出的卓越贡献。

次年，加菲尔德在《科学计量学》 （ Scientometrics ） 杂志为纪念这位普莱斯 （1922 年 1 月 22 日- 1983 年 9 月 3 日） 而写的题为“向德里克·约翰·德·索拉·普莱斯致敬”的文章中说：“只要我们生活和工作在这正在成长的领域中，我们不仅会怀念德里克，还会每天都想到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经成为永恒。”

在这篇致敬文章中，加菲尔德评论道：“‘科学论文网络’可能是普莱斯最具影响力的信息科学领域的论文。它试图描绘世界科学文献网络，并证明了世界论文引文的模式，为科学前沿研究提供了参数。最初让普莱斯成为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科学家之一的工作是他的著作‘巴比伦以来的科学’。1960 年，他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新创立的科学史系主任。他关于科学史的转折点作了五次讲座，定义了现代科学的基本特征。这个就职系列演说的内容后来以‘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一书出版。”

这段话刻画了普莱斯的两个学术背景：他是一位科学计量学专家，也是一位科学史专家。

普莱斯出生于英国伦敦东郊的Leyton镇，父亲菲利普·普莱斯 （Philip Price） 是个裁缝，母亲范妮·德·索拉 （Fanny de Solla） 是名歌手。

1938年，普莱斯中学毕业后到西南Essex技术学院物理实验室从事了一段时间的助理工作，之后进入伦敦大学修读物理和数学。在伦敦大学，他于1942年获学士学位、1946年获实验物理博士学位。在研究生阶段，他发表了几篇论文和一项光学高温计专利。随后，他获得美国联邦基金会的助研金前往美国，在匹兹堡和普林斯顿工作了一年，于 1947 年返回英国。同年，他在哥本哈根与 Ellen Hjorth （1925-1995） 结了婚，两人后来育有两子一女。

1948年，普莱斯到了新加坡University of Malaya的Raffles College工作，担任应用数学教师。在那里，有两件事对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他遇到了英国剑桥大学的海军 历史 学家诺斯科特·帕金森 （C. Northcote Parkinson，1909-1993） 。帕金森激发了普莱斯对 历史 的兴趣和热情。二是普莱斯在大学图书馆里负责《英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的整理工作。当他按1665至1850年的时间顺序排列会刊时，注意到了它们按年份堆砌起来的高度随着时间呈指数式增长。普莱斯后来回忆道：“我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整齐地堆放在卧室内的墙边，……我注意到它们的高度形成一条漂亮的指数曲线……”他于是产生了科学发展可能也是指数式增长的想法并在多年以后设计了一个数学模型来刻画这种增长规律。

普莱斯在新加坡工作三年后便返回英国。他决定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来到剑桥大学修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在剑桥大学Peterhouse图书馆，他意外地发现了一篇用中古英语写成的手稿“行星赤道” （The Equatorie of the Planetis） ，描述了一种天文用的行星定位仪 （Equatorium） 。于是他以之为题材，在 1954 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并在翌年出版了一本关于这个行星定位仪的科学史专著。普莱斯以为该行星赤道手稿是属于“英国文学之父”杰弗里·乔叟 （Geoffrey Chaucer，约前1400-1340） 的，因为乔叟还写过另一篇天文星盘论的文章。但经后人考证，该手稿其实是英国古天文学家约翰·韦斯特维克 （John Westwyk，约前1400-1350） 留下的。

在剑桥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普莱斯遇见了中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 （Noel Joseph T. M. Needham，1900-1995） 。由于普莱斯在行星赤道方面的研究工作，李约瑟邀请他参加了一个关于中世纪中国天文钟的调研项目。这次合作让李约瑟，王铃和普莱斯三人联名在1960年出版了《天钟》 （ Heavenly Clockwork ） 一书，其主要内容后来收录在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王铃 （1917-1994） 是江苏南通人，当年在剑桥留学 历史 专业，是李约瑟早期中国 科技 史研究和著述的主要助手。1968年，普莱斯还发表了一篇关于希腊雅典水力钟的文章。

普莱斯获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于1957年移居到美国。他开始时在华盛顿史密森学会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当科学史顾问，参与协助建立美国国家 历史 和技术博物馆。他后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IAS） 工作至1959年，然后到耶鲁大学 历史 系任职教授，1960年担任系主任及大学Peabody自然 历史 博物馆馆长。1962年，普莱斯晋升为Avalon讲座教授。他在耶鲁大学工作直到1983年在伦敦朋友家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仅61岁。

普莱斯在 1950 年代开始研究神秘的“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 （Antikythera mechanism） 。这台机器是1900年由潜水员从希腊克里特 （Crete） 岛西北部的安提基特拉海域一膄沉船的残骸中打捞出来的，后来一直收藏在雅典的国家考古博物馆里。它结构复杂，功能未知，许多研究人员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分析过它，结论众说纷纭。普莱斯在 1959 年和 1974 年先后发表过两篇关于该机械装置的论文，指出它是一台关于行星轨道的计算机械，制造时间可追溯到公元前 65-80 年之间。1959 年，普莱斯在《科学美国人》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一台古希腊计算机” （An Ancient Greek Computer） ，详尽地描述了并尝试初步还原出这台复杂的机器。他写道：这台机器“在海底下两千年被腐蚀得摇摇欲坠了，但它的表盘、齿轮和铭牌依然向 历史 学家展示着神秘的疑团。……它或许会改变我们对古希腊科学的诸多猜测”。他指出：“据我们所知关于希腊化时代 （Hellenistic age） 的科学技术，便应该认为这样的设备是不可能存在的”。他认为，那是 历史 上第一个“High-Tech”例子。1974年，普莱斯出版了论文及专著“来自希腊人的齿轮：安提基特拉机械装置——公元前80年的日历计算机”，把它和牛津大学博物馆里1221-1222年出土的伊斯兰齿轮日历装置作了比较。普莱斯始终借用“计算机”这一称谓，意指该机器就像一台计算机，使用旋转部件的连续运动来模拟特定的天文和历法中时间周期关系。在这之前， 1961年普莱斯还出版了一本极具影响的科学史书《巴比伦以来的科学》。他的科学史研究指出，巴比伦人是第一代“程序员”，他们的天文数学读起来就像今天计算机程序的打印输出一样，折射出巴比伦古代技术的复杂性和先进性。

1963年，普莱斯出版了一本有口皆碑的计量科学科普著作《小科学，大科学》 （ 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 ） 。这本书一直是他所有论著中被引次数最高的。

1965年，普莱斯在伦敦皇家学会作了一个题为“科学政策的科学基础”的讲座，阐述了他关于“科学学” （Science of Science） 的理念。同年，该报告在《自然》杂志以同样标题正式发表。

普莱斯的科学学和计量科学的基本思想来自于后来以他命名的平方根定律， 即“普莱斯定律”。该定律说：每份工作的一半是由参与工作的总人数的平方根数目的人去完成的。比如有25位作者发表了100篇论文，则其中50篇论文是由5位作者参与撰写的，这个5就是25 的平方根。这种比例也可以用来反映其它一些 社会 现象。

当然，普莱斯并非研究这种作者人数与其出版文献数量之间关系的第一人。统计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 （Alfred J. Lotka，1880-1949） 很早就研究过这类问题并提出了一个“洛特卡定律”：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数约等于n的倒平方数。也就是说，发表n篇论文的作者总数，是发表1篇论文作者总数的n平方分之一。例如写2篇论文的作者数量约为写1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4，写3篇论文作者数量约为写一篇论文作者数量的1/9，如此类推。还可以估算出，只发表一篇论文的作者总数约占全部作者总数的60.79%。

常言道，没有最早，只有更早。哲学家让-雅克·卢梭 （Jean-Jacques Roussean，1712-1778） 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指出了：任何产品集合n中，品质优良的产品数量约等于n的平方根。

现代许多学术工作和文献的计算都基于洛特卡定律和普莱斯定律。这两个定律与意大利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 （Vilfredo F. D. Pareto，1848-1923） 提出的“80-20法则”类似。该法则说：通常80%的贡献是由20%的人做出的。洛特卡定律和普莱斯定律也被比喻为马太 （也称马修） 效应 （Matthew Effect） ，其典出自《马太福音》：“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让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拥有的也要夺去”。这很生动地描述了今天我们常说的“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经济规律和 社会 现象。

1934 年，英国数学家塞缪尔·布拉德福德 （Samuel C. Bradford，1878-1948） 描述了一种模式，称为“布拉德福德定律”，用来估计在科学期刊中搜索参考文献的回报呈指数式递减。比如一个领域的期刊按文章数量分为三组，每组大约占所有文章总数的三分之一，那么每组的期刊数量将以 1:n:n² 成比例，即少量的杂志发表大量的文章而大量的杂志只发表很少的文章。

1949年，哈佛大学语言学家乔治·齐夫 （George K. Zipf，1902-1950） 也发表了一个基于大量数据的统计实验定律，称为“齐夫定律” （Zipf Law） ：在自然语言的语料库里，一个单词出现的频率与它在频率表里的排名成反比。具体地说，频率最高的单词出现的频率大约是出现频率第二位的单词的2倍，而出现频率第二位的单词则是出现频率第四位的单词的2倍，如此类推，于是全部结果服从一个幂律分布。

普莱斯对科学论文之间的引文网络进行过许多定量研究。他1965年发表在《科学》杂志的文章“科学论文网络”第一次指出引文网络的入度和出度均符合幂律分布。这篇论文为今天周知的“无标度网络” （Scale-free Network） 提供了一个早期发现的具体例子。

说到无标度网络，就不能不提及“普莱斯模型” （Price Model） 。1976年，普莱斯在《美国信息学会杂志》上发表论文“文献计量学和其它累积优势过程的一般理论”，获得了该杂志该年度最佳论文奖。受“通才人物”司马贺 （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1916-2001） 幂律分布随机模型的启发，普莱斯在这篇论文中引进了一个具体的网络数学模型，用来描述引文网络增长的过程和度分布生成的规律。该网络模型基于一个文献数目的“增长” （Growth） 过程以及一个具有累计优势即今天称为“偏好性连接” （Preferential Attachment） 的文献引用机制。普莱斯从数学上证明了他新模型的节点度累积分布在某种统一形式下反映了上面提到的布拉德福德定律、洛特卡定律、帕累托法则和齐夫幂律分布。

也许是由于在普莱斯那个时代人们尚未有高速计算机和大规模数据库，特别是还没有互联网可以使用，计量科学领域的专家们对普莱斯模型不太重视，其它领域绝大多数科学家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因而该模型并不为大众知晓。直到1999年，阿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1967-） 和他的博士生雷卡·阿伯特 （Réka Albert，1972-）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影响极为广泛的论文“随机网络中标度的涌现”，才激发了研究者们对这个后来被称为“BA无标度网络模型”的兴趣和热情。现在知道，BA网络本质上是“重新发现”了普莱斯模型。不过，普莱斯模型描述有向网络而BA模型刻画无向网络，两者并非全同。回顾二十多年来的 历史 ，BA模型最重要的贡献是在新千禧之年带起了一波研究网络科学的热潮，在科学发展进程中功不可没。

1956年，普莱斯在国际科学联盟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ce Unions） 旗下创建了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 （International Union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以及国际科学政策研究理事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Policy Studies） 并任第一届主席。

1960年代，普莱斯被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任命为科学信息委员会成员。这项工作让他有机会深入研究了大量的科学文献，启动了他后来的科学计量学奠基工作，并让他有条件分析各种科学政策和进行“科学学” 研究。普莱斯后来还担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科学政策顾问，应邀到过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丹麦、埃及、德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瑞士、苏联等国家进行调查咨询和政策研究。

1976 年，普莱斯获得国际技术 历史 学会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echnology） 的最高奖达芬奇奖章 （Leonardo da Vinci Medal） 。1981年，他又获得国际 社会 科学研究学会 （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的伯纳尔奖 （Bernal Award） 。1983年初，他被选为瑞典皇家学院的外籍院士，同年受美国科学促进会 （AIAA） 邀请作萨顿讲座 （Sarton Lecture） 的演讲。

1978年，普莱斯创办了《科学计量学》 （ Scientometrics ） 杂志并担任主编。

普莱斯1983年去世后，国际科学计量学和信息计量学学会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Scientometrics and Infometrics） 自1984年起设立了德里克·德·索拉·普莱斯纪念奖章 （Derek de Solla Price Memorial Medal） ，每年颁发一次，授予在科学计量研究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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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 研究员、博导，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先后在山西农业大学和北京农业大学获得学士与硕士学位、英国牛津大学博士、英国牛津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英国牛津大学临床医学系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分子免疫学与分子病毒学。 延揽优秀人才 从学习到工作，我走了不少地方。留学变成了游学，边游边学。不同文化不同的社会背景，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大。早先，我一直在国内上大学、上硕士研究生，后来在英国做博士，然后又是博士后，最后回到牛津大学再工作，走了不少的地方——国内有山西、北京；国外有英国、加拿大和美国。我深切地体会到各地文化的差异。因此我认为文化对一个人的影响确实非常大。我在英国工作学习一共十年，受到英国文化的影响很深。英国人做事情稳重，尤其是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是一个延续性的过程，需要特别有耐心。另外，英国人跟中国人不一样，中国人在做学问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不管是针对国民经济也好，还是科学前沿，是有两个面向，一是面向国家战略需求，一是面向国际前沿。在英国，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延续性比较好，因为这个国家是相对保守的。英国牛津大学几百年没有多大的变化，便可以看出英国人骨子里的保守。科学需要延续性，不管是文化内涵还是科研软环境。我现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所长，首先就是想办法怎么继承微生物所的传统，怎样发展我们的文化。我认为不管是一个集体还是个人，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才可能做成一件事情。这种文化的影响，是对整个过程的影响。有一次在所里我想找一找戴芳澜院士（编者注：戴芳澜，著名的真菌学家和植物病理学家，从1958年起专任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所长兼真菌研究室主任）编的书，结果很难找到！所以我现在提出，微生物所及微生物所所有关的人员主编或者出版过的书应该在图书馆有保存，这代表一种文化和历史，对于鼓励后来人很重要。有人说过，一个单位的管理，最高的境界是文化管人，人们是靠优秀的文化与品德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共同发展，靠制定制度管人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最糟糕的管理恐怕是人管人。我同意这种看法，文化反映在各个方面。英国对我的影响还包括各种各样的教育方式，我又直接将其运用到了我现在的工作中。一方面大力协助中国科学院搞爱因斯坦讲座，进一步提升科学院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更为尊重历史，提议以第一届所长戴芳澜院士的名字命名讲座。其实这些均是受到英美的影响。在牛津大学，也有纪念讲座，不仅仅让大家记住历史，记住前人对工作的贡献，关键还是激励后人：只要你认真，为研究所，为科学院或者为科学做出了贡献，后人不会把你忘记的。这种影响完全是综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自己做的工作不光是属于一个人的，科学需要积累。牛顿说，“假如我看得比较远，那是因为我是站在你们这些巨人的肩膀上”，不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不出什么东西。 这种影响还在于我对科研软环境的要求。我特别强调的是软环境。在我国很多地方的硬环境已经很不错了，当然也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相对来说都做了很大的改进。现在关键就是怎样创造一个什么样的软环境。在这个方面，我认为中国科学院做得非常好。我们常常说第一步叫跟国际接轨。这方面现在我们已经做得很好。现在最关键的应该是跨越，怎样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这都牵扯如何给引进的人才提供一个良好的软环境。软环境指的是文化、历史、凝聚力等综合因素。“筑巢引凤”，凤巢周围的环境将决定“凤”是否会持续地在这个“巢“居住下去，这就是软化境。现在跨国界的人才流动实相当普遍，尤其是现在所谓的全球化或者是相互依赖性，我记得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喜欢用“相互依赖性”一句话。国际化也好，相互依赖性也好，最后发展的结局首先是经济社会的一体化。经济各方面互相依赖越来越严重了。经济依赖，经济社会驱动的结果是人才国际化，这是整个发展的大趋势。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也是如此，给科学家提供很好的软环境，吸引许多人才回国进行科学研究。对我们来讲，人才是第一位的。我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做所长，主要抓两件事：抓钱抓人。我为科研人员创造抓钱的渠道，告诉他们什么地方有，并且寻找抓钱的渠道；抓人更为重要，首先这跟人才国际化有关系，我们创造来工作的条件，如果哪天工作不满意了，可以走，经济社会国际化的结果。实际上推动我们人才必须国际化，双向选择。如果只讲个人利益，那么关于硬条件方面工资水平肯定比不了国外的，但是我们可以利用我们国家创造，或者每个单位自己创造小的软环境吸引人才，我们靠事业留人！这一块事业给科研人员提供的天地更为广阔，我想对大部分的回国的人员还是以这个为主要的驱动。如果说完全为钱的话，那么就没有多少优势。但是我们 也不能不管不问。从中央到科学院领导都提出，除了事业留人，适当的生活待遇也要留人。但这有一个协调问题，毕竟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我个人也认为，还要考虑平衡问题。一个单位一个人光给所长、副所长拔得很高，最后鹤立鸡群，结果倒会把软环境破坏掉，重要的是大家齐步走！钱不是重要的，但是这也体现了一种价值的承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应该考虑，也必须重视！所里创造了相对好的软环境，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机会是怎么把握的？所以作为一个人才，必须时刻准备着等待机会的到来，如果不准备，机会来了也抓不住。这非常重要。现在提倡国际化，不管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因为学术交流增多，再加上经常来来回回，交流增多，对国内国外的东西都比较了解，不管是科研的硬环境也好，软环境也好。这些关键是依靠国际交流，从这个意义来讲，人才的国际化太重要了，如果我们闭门造车肯定不了解。我们所现在大量招聘人才，包括在华人生物科学家大会上登了广告，自己又做了一些小广告，叫求贤若渴也好，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一个研究所一个单位，能不能成功，主要看人才。有了人才，我们把硬环境造好，人才到了，再给他提供一定的环境，一定的研究经费，科学研究就搞上去了。 进行学科建设 近部署要有生物材料，尤其是生物能源的预研究，作为微生物所必须有所布局，为国家的战略需求，四年不行，八年，八年不行十年，但是必须要有储备。微生物的学科应用方面，从学科布局上，是和国家战略需求、和国际的前沿相吻合的。我在英国进行科学研究得时候，要写项目申请，最后也得说这个项目将来有什么应用。要说我说这个项目将来的应用价值很远，人家一般也不聘你。做病毒研究，可能对控制艾滋病，或者对预报非典有用， 走到最后技术跟应用结合，需求还是一致的。如何寻找国际前沿？很简单：从需求找国际前沿！进行基础研究，专家时常说目标必须明确，必须有目标，应用和基础，尤其是现代科学，应用和基础越来越接近了，不管是国内还是国际，科学发展前沿是一致的。包括现在的选题，整个科学研究的发展态势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的，不能说这是我们的前沿，那个是他们的前沿，科学无国界，前沿就是前沿，不可能是中国的前沿。所以我们应该看到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国家的需求是什么？一般的需求再加战略需求。不光我们有传统学科，英国人、美国人也有它的传统学科，我们还是要与时俱进，看到我们的优势学科。微生物资源绝对是传统优势学科，要好好发展，怎么跟现在结合呢？怎么把资源想办法利用起来，想利用资源要把资源本身搞清楚，牵扯资源的分类开发，然后才能到应用，两者实际上不矛盾。我们拥有的物种、资源量是亚洲第一，这一点是我们的优势，利用这个优势，。我们要搞一个微生物代谢产物平台，好多关键技术要突破，突破以后筛选很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目标，面向国家需求、国际前沿。筛出治疗艾滋病的药物，治疗癌症的药物是有可能的，因为科学有好多不可预测性，从一开始的大方向来说，面向国际前沿，国家需求，传统的学科不在保持或者是继承，而是在于怎样与时俱进利用和发展它，发展才有生命力。 论文替科研说话 商人的目标就是一天到晚挣钱，科学家的目标就是要发表文章，在国外叫做要不然发表文章，要不然就消失（publish orperish，PP），还有一种说法，只有科技论文能替你讲话（paper talks），这两句话作为科学家从一开始做科学研究那一步选题记住两个P。招聘委员会之所以选我做微生物所的所长，论文说话还是起了作用的，过去的成就说明你有一定的发展潜力。作为一个商人，办了什么公司，必须应该挣钱，做不好公司肯定倒闭。同样的道理，科学家拿了国家的钱，就必须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出成果。所有科研人员必须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人在这件事情上同情你，没有论文就意味着没有成果，国家的钱就是白费。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表论文是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式。都说中国的作者在《自然》等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的命中率更低，一年大概只能发到30 篇的样子。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跟我们的过去比，我们现在的成就已经非常伟大了。任何事情都总是有一定的起点，相对来说，我觉得重视还不够，国家相对投资也少一点，现在硬件解决了，软件也正在逐步地改善，使我们有机会有可能往《自然》这样的杂志投稿，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百分比比他们低，也不奇怪。科研人员可能有很好的成果，但是却不一定能够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就提出三分之一加三分之一再加三分之一，有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结果，但是我们可能没写好，做了半天的实验，也只完成三分之一的工作。一方面是渐进过程，没有到命中率高的阶段，另外也有对写作不太重视，写作，像高质量的论文拿出三分之一的精力写论文，从措词上各方面的组织结构上都要花很大的精力才可能把这个事情做好。剩下的三分之一，跟《自然》杂志这样的编辑沟通，沟通非常重要。不光《自然》这样的杂志，包括有一些看似专业的小杂志，人家给你退稿觉得不行，也要想办法沟通。另一方面，在撰写稿件和怎样对待编辑和同行评议这方面，最重要的是阳性的结果，不要觉得他有歧视，应尽量把事情往另一个方向想，尤其是同行评议，应该慢慢体会到，同行不给你把关，万一发出去，真的犯了错误，将来对你个人不好。只有文章替你说话，发了一个错误结论，那就说了反话了，这种情况下，对个人也是不利的。随着国际交流的加深，与国际同行交流现在越来越不是问题了，关键是你必须工作好、文章好。一方面我们强调客观上的原因，另一方面从主观上，应该正确面对这个事实，还是靠我们自己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和写好自己的文章。当然，我们这里讨论的是发表论文与科学研究，作为科学家，尤其是中国的科学家，我们也必须时刻想着可能对国家对人民有利的应用性研究项目，成果直接推向应用。

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不同的成长阶段，在20多岁的年纪里，正是享受美好人生的时光。大多数人的年轻岁月，有收获，有失去，有彷徨，也有惊喜，但是，总有一些人超脱正常人的范畴，做出令绝大多数人一生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例如，在22岁时被世界顶级科学杂志《自然》评选为“2018年度十大科学”之首的天才少年曹原。他是一位95后，他也是一个长相普通的年轻人，然而，他的传奇经历却令人惊艳赞叹。

曹原

1996年，曹原在素有天府之国美誉的成都出生，三岁时，他跟随父母举家搬迁至深圳。那个时候的深圳，已经被浓烈的电子氛围所包围着，人们常说90年代的深圳有三多：钱多、人多、电子产品多。自从曹原记事起，他的周围就充满了电子产品。

别的孩子在这座城市接触到的是各种精美的玩具，曹原在这座城市，能够找到却是各种电子产品的元件和线路。小时候，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在那些老旧的电子市场淘回来一大堆老物件，将这些东西拆了又装，尤其是里面的电子线路，一直是他的最爱。

实验室

这样的生活氛围与兴趣爱好，为曹原改写世界科学未来进程，埋下了伏笔。2007年，11岁的曹原被选拔入深圳耀华实验学校读书。在整个广东省而言，深圳耀华自成立之初就有着“天才学校”的美誉，凡是能够进入这所中学读书的少年，都有着异于常人的天赋才华。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差生，只能够读深圳大学；平常学生的初级目标是清华北大；能让耀华中学的优秀学生奋力拼搏的学习目标，都是世界顶尖大学牛津、斯坦福等学校。

曹原

即便这所高校中的学生都是优中选优的尖子生，曹原仍然在同届学生中脱颖而出。所有的课程，他一听就会；他对于课本知识的理解，远超出于老师的教学大纲。下课的闲余时间，曹原利用同龄孩子玩游戏、追明星的时间，进行着一个人的电子元件试验。善解人意的父母为了支持曹原的爱好，专门为曹原在家中搭建了一个实验室，一些小型实验的拆线、安装，曹原一个人就能在家中的实验室完成。

曹原中学照片

曹原这种过人的学习天赋，受到了学校校长的重视，为了让曹原得到最优秀的教育资源，学校为他组建了一支专门的教学团队，帮助曹原迅速学习初中和高中课程的同时，还专门对曹原的创新探究精神进行了培养。仅用了三年的时间，14岁的曹原已经完成了初高中的所有课程，并于2010年参加高考，当年，曹原以669分的高考成绩考入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创立于1978年的中科大少年班，从来不缺乏所谓的“神童、天才”，但是曹原的出现，依然让这个传说中的少年班增加了一个传说级的人物。

左一为曹原

曹原成为了老师和同学眼中公认的“大神”，但是，这位大神少年从来没有恃才傲物过，明明已经占到了同龄人科技圈的顶端，曹原仍然用沉稳低调的步伐，完成了自己大学本科的学业。读大学期间，他主动到曾长淦教授的实验室学习，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勤勤恳恳地进行石墨烯等方面的理论研究。

2012年，曹原被学校派为首批国际交流生，前往密歇根大学进行学习；2013年，他斩获顶尖海外交流奖学金，并获得了前往牛津大学进行为期两个月科学试验；2014年，曹原在获得学院最高荣誉奖学金的同时，为了继续深造自己的科研理论，他前往美国麻省理工大继续学习。

曹原本科毕业

这个在中国一鸣惊人的天才少年，在这个被称为全球顶尖学术天堂的地方，又将绽放出怎样的光芒？在麻省理工学习期间，他用了4年的时间潜心于研究石墨烯的超导性。其实早在国内读书期间，曹原就已经提出过如何改变材料性质达到超导状态的问题，多年以后，他仍然在坚持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且得到了震惊物理界的答案。2017年，曹原在该所学校攻读博士期间，他根据理论推测出：叠加在一起的两层石墨烯会发生巨变，从而能够实现超导体性能。然而，对曹原的这个推测，物理学界的许多大佬嗤之以鼻。

麻省理工学院

他们认为，一个年仅22岁的中国准博士生，竟然仅凭借自己的推测理论，就想要解开“电力物理界的黑暗时代”存在了30年悬而未解的问题，这是天方夜谭。面对这种质疑声与嘲笑，曹原没有丝毫退缩，他信心满满地进行两层石墨烯材料特定叠加实验，即便是在得出正确实验结果之时，曹原仍然花费了6个月的时间，为他确立石墨烯传导理论准备足够多的支撑资料与论文。

就在2018年的3月5日，曹原将自己与石墨烯超导理论有关的两篇论文投稿给《自然》杂志编辑部后，他的论文令全球科学界震动万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少年，竟然凭借一己之力打破了困扰物理学界107年的难题，并让石墨烯超导领域取得了极大突破。

2018《自然》杂志封面

同年，《自然》杂志10大人物封面评选中，整个封面图片竟然是采用石墨烯的碳环结构与数字“10”作为基础设计而成。这本世界顶级学术期刊杂志，迎来了最年轻的中国学者，肯定了曹原对于这个全新物理研究领域的贡献。从此以后，曹原不仅是中国物理学家的骄傲，全球各界物理学家也都知道他的名字。

从那个时候到今天，仍然有无数的顶级大学和科研机构向曹原伸出橄榄枝，甚至希望他能够以教授的身份任职。对于全球顶尖物理机构和大学的邀请，曹原做出了这样的答复：“我学成以后要回到中国的。”他是中国少年，他有着中国少年的雄心壮志，他为当下青年树立了榜样，这样的优秀人，才能够称之为“全民偶像”。

曹原理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