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科技论文发表

杂交大豆研究的开拓者——记我院大豆育种首席研究员孙寰孙寰，我国著名的大豆遗传育种家，中国杂交大豆科学研究的开拓者，我院大豆育种首席研究员。1963年孙寰于吉林农业大学毕业，1966年沈阳农学院研究生毕业，1968年分配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历任技术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曾任大豆研究所副所长，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83年，孙寰带领课题组开始了大豆杂种优势利用的科技探索。经过20年的刻苦攻关，终于攻克了这一世界性的科技堡垒，世界第一个大豆杂交种在孙寰的手中变成了现实。杂交大豆的育成和育种技术的攻克，标志着大豆杂优利用研究进入实用化、产业化阶段，为大豆遗传改良开辟了新途径，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为我国农业科技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黑土地孕育大豆情结1939年1月18日，孙寰生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少年时期在老家吉林省永吉县搜登站小学读书。他聪颖好学，勇敢机敏。1948年参加了儿童团，放哨、站岗、查路条，从小在革命斗争中经受了锻炼与考验。家乡解放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经济条件落后，使得刚刚得到土地的农民仍然在繁重落后的农业生产中劳作着。这些都在孙寰幼小的心灵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1952年13岁的孙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永吉县第一中学。1955年以全部课程均满分的成绩，获“最优等生”嘉奖，并考入吉林市第一高中。高中毕业后，孙寰以优异的成绩报考了北京大学物理系，但因为父亲的历史问题被“考虑”了。他毅然走进了白城农业学校读大专，1959年8月并入吉林农业大学学习。在吉林农业大学学习期间，孙寰学习成绩突出，工作积极，担任班长、学生会主席、团委委员，被评为劳动积极分子、三好学生、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在校期间，他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建设校园的劳动。1963年毕业时，正逢全国第一次统一考试公开招收研究生，孙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沈阳农学院的研究生。在沈阳农学院，孙寰师从我国著名农学家徐天锡教授，主攻耕作栽培专业。1966年8月研究生毕业，时逢文化大革命兴起，暂不分配，留校参加政治运动。1968年7月，孙寰被分配到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工作。在当时的年代，孙寰被分配到试验农场当工人。他与工人打成一片，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把自己学到的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后来，孙寰担任了工人技术员，搞起了农业机械化和化学除草试验，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劳动之余，他还坚持学习英语，坚信有一天能用得上。就这样，孙寰在试验农场一干就是11个春秋。直至迎来全国“科学技术春天”之后的1979年2月，孙寰才与广大科技工作者一样“归队”了。当时，国家农业部把大豆研究中心设立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为了加强大豆科研工作，院里成立了大豆研究所，孙寰被调到大豆研究所搞大豆遗传育种科研工作。1982年2月，孙寰通过严格的英语考试，获得美国农业部奖学金，到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进修一年。这一年，孙寰全面了解了世界大豆科学研究动态和前沿技术，强化熟练了英语，收获很大。1983年3月回国后，他主持和参加了多项省部级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他首次发现了我国栽培大豆两个染色体倒位系，并对四个随体野生大豆进行了验证。同时，他与美国大豆细胞遗传学家帕尔莫（R.G.Palmer）首次进行合作研究，由此开创了吉林省农业科学国际合作研究的新时期。1984年7月，孙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担任了吉林省农科院大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8月担任副院长、副研究员，主管科研、育种工作。当时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育种工作正处于低潮，在全省的地位也很被动。他组织科技人员研究制定了作物育种策略，采取了“扩大育种规模、缩短育种周期，重视多点产量鉴定，加强资源和育种中间材料研究，面向种子市场，开展不同学科间的协作”的措施。十年过去了，九十年代中期的吉林省农业科学院，育成的玉米、大豆、水稻新品种在全省的种植面积大幅度提高，打了育种翻身仗。相继争取到国家玉米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玉米、大豆、水稻改良分中心建设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孙寰从1983年开始进行大豆杂优利用研究， 1993年，终于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1995年实现了“三系”配套，在世界上20多个国家申请发明专利，中国和美国专利已授权。2002年12月29日，孙寰带领课题组育成的世界上第一个大豆杂交种——“杂交豆1号”通过了吉林省农作物新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杂交豆1号”比常规对照品种增产20%以上。这是世界农业科技领域里的又一项革命性成果，为大幅度提高大豆单产做出了卓越贡献。 1997年，孙寰作为首席专家主持了“国家转基因植物中试与产业化基地”建设。1999年，吉林省农科院在科技体制改革中，发起成立了“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孙寰担任了副董事长、技术总监。孙寰曾任吉林省作物学会理事长、吉林省遗传学会副理事长。现任中国作物学会大豆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全国作物杂种优势利用专家咨询组副组长。参与国家基础研究“973”项目“作物资源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的管理，为项目专家组成员，连续两届被聘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学科组评审委员。1992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获吉林省英才奖章；1997年被教育部、人事部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1998、2002年两次被评为吉林省首批和第二批省管优秀专家；1999年被授予全国优秀农业科技工作者称号；2001年被授予全国农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2004年2月26日，省委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做出决定授予孙寰同志“吉林省创业先锋”称号，并被授予首届吉林省科学技术进步特殊贡献奖，4月29日，在省委省政府召开的科教兴省大会上省委书记王云坤亲自为孙寰颁发了奖励证书和奖金50万元。二、我国杂交大豆研究的开拓者开发利用大豆杂种优势是世界性的科技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国外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研究，申请了多项专利，但至今未获成功。随着玉米、高粱、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杂交种相继应用于生产，选育大豆杂交种，攻克这一世界性科技堡垒，成为全世界大豆科技的焦点之一。当时我国还很少有人开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因为这项研究太难了。没有找到避免母本自交的有效途径，尤其是没有适于杂交种生产的不育系；同时，有关大豆是否有杂种优势的研究很少，不少人认为大豆杂种优势不强；更重要的是大豆闭花授粉，花粉很难从父本传到母本，即使有优势，生产大量低成本杂交种种子也极其困难。要培育出大豆杂交种，找到适用于杂交种选育的不育系材料是关键。孙寰认定，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有丰富的大豆种质资源，如果有大豆细胞质不育材料也应该在中国。他以一年生野生大豆与栽培大豆远源杂交为主，其他方法为辅选育细胞质雄性不育系，充分发掘与利用中国大豆种质资源丰富的遗传多样性。在全国从南到北横跨20个纬度，分别在福建泉州、湖南长沙、浙江杭州、河南郑州，江苏徐州、吉林公主岭设了6个试验点，选用不同类型栽培大豆与野生大豆广泛杂交。偶然间他发现地方品种汝南天鹅蛋（代号167）含有不育细胞质，经过五代回交，于1993年育成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OA和同型保持系OB，1995年又育成栽培豆不育系YA和YB，找到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同时，证明不育系属配子体不育，育性稳定。在此基础上测验了上千个品种和品系的恢保关系，育成大批新不育系和恢复系。不育系的育成，为大豆杂种优势利用打开了突破口，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美国三家公司同时要求转让。经国家批准， 1995年与美国一家公司签约，对方支付25万美元研究经费获优先转让权。经专家鉴定，认为该项研究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1994年获吉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该发明已经通过PCT途径申请了国际专利。2000年中国发明专利授权；2001年美国发明专利授权，加拿大专利即将授权，其他二十几个国家专利都已进入实审阶段。三、育成世界上第一个商用大豆杂交种孙寰为了研究大豆杂种优势和亲本选配规律，组织全国7个单位协作，利用品种间人工杂交，配制了1326个组合进行杂种一代测产。从理论上证明了大豆有较强的超高亲优势，双亲地理远缘优势强，超高亲优势率平均为6.8%， “中国品种×外国品种”优势最显著。根据这些成果，孙寰带领课题组的成员，采用“一父多母”形式在网室内用不育系和恢复系配制组合，进行高产杂交种的选育。以不育系JLCMS9为母本，以恢复性好、农艺性状优良的恢复系吉恢一号为父本，育成了“杂交豆1号”，并通过吉林省品种审定。两年区域试验平均比对照增产21.9%，生产试验增产20.8%，有的点公顷产量达4000公斤以上。据农业部质检中心检测，脂肪含量21.10%，蛋白质含量为40.36%，抗病、品质好，适于榨油。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经过正式品种审定可以商业化应用的大豆杂交种。杂交大豆的选育成功，填补了我国在该技术领域的空白，为大豆遗传改良开辟了新途径，使我国该领域研究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终于攻克了几十年久攻不下的世界科技堡垒。大豆杂交种易于保护知识产权，可吸引投资，将推动大豆种业的发展，使之走上良性循环之路。杂交大豆的推广应用，必将促进大豆栽培技术水平的提高，实现良种良法配套，大幅度提高单产，为我国大豆产业振兴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四、研究开发出高效低成本的杂交大豆制种技术大量生产低成本的杂种种子生产技术是杂交大豆商业化的关键。为解决大豆闭花受粉、异交困难的技术难题，孙寰提出了“昆虫——环境——植物三位一体的综合调控”理论，并研究出一套高效制种技术。其要点是：（1）选择高效传粉昆虫。根据切叶蜂能打开大豆花龙骨瓣，不易逃逸，以及我国苜蓿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切叶蜂等情况分析，选择切叶蜂为主攻蜂种，蜜蜂为辅，少走了弯路。掌握了繁蜂、机械化取茧、冬季滞育保存、田间放蜂等主要技术环节。（2）创造有利于昆虫活动和大豆开花散粉的环境。包括在高温干旱地区选择有灌溉条件的农田制种，控制农药施用，利用和培育野生传粉昆虫群体等。（3）选择和利用高异交率不育系。不放蜂时异交率40%以上，有时接近60%。合理调节和确定父母本花期及种植比例。经过10年的反复试验，孙寰在获得可靠的切叶蜂传粉结果后，从国外大批量引进了切叶蜂，在大田开放条件下，开展了大规模的应用试验。并进行了田间放蜂、取茧、冬季滞育储存、天敌防治等研究，掌握了大豆杂交种制种技术的关键。孙寰领导的课题组成为我国大规模研究和利用切叶蜂的唯一课题组。孙寰经过大量调研和在不同环境条件的种植试验，发现干旱区域干旱年份不育系结实率高。明确了适于大豆杂交种生产的主要环境和生产条件是：干旱，降雨量少；土地连片，隔离条件好；有灌溉设施；大豆开花期间不使用杀虫剂；天然昆虫群体大；东北地区西部、内蒙和西北地区的部分区域适于大豆杂交种制种。2002年，在吉林省白城地区和内蒙奈曼旗繁殖大豆不育系和制种，效果很好。应用这套技术进行大豆杂交种制种，每公顷制种量达700-1000公斤，接近于农民增收、种子公司获利的平衡点。孙寰还对杂交大豆制种田父母本的种植比例、花期调节、病虫害控制、不育系落叶催熟、种子干燥等田间管理措施，进行了深入研究，提高了杂交大豆种子产量和质量。多年来，国内外大豆科技界普遍认为，生产大豆杂交种极其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孙寰研究开发的高效、低成本制种技术是一项重大的技术突破，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孙寰解决农业生产重大技术难题的能力。五、建立世界第一个杂交大豆育种程序杂交大豆制种技术的突破，为大豆杂优利用产业化扫清了道路，制种效果经国内同行专家三次现场考察和评估予以确认。孙寰从开始大豆杂优利用研究以来，就一直正确地选择研究切入点和优先序。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超前启动传粉研究，保证了大豆杂交种一经问世，制种技术也日趋成熟。孙寰为适应大豆杂交种选育的需要，提出并建立了独特的大豆杂优利用育种程序。杂交大豆育种程序与大豆常规育种不同。大豆常规育种的特点是人工杂交后，不再杂交。靠自交加代扩繁。杂交大豆育种以不育系为核心，每代都要杂交。杂交效率高低决定育种进度的快慢。以昆虫为传粉媒介，以网室为隔离区，建立了基本不用人工杂交的育种程序，每年可配制200—500个杂交组合，可提供初级和高级产量鉴定以及区试的试验用种。在东北三省设6个测产点，在郑州建立华北育种站，在公主岭建有现代化温室，在海南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加光冬繁圃，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加快了育种进程。这一程序为连续不断地选育大豆杂交种提供了保障。孙寰在大豆杂优利用科学领域，利用20年的时间，在前人研究积累极少的情况下，连续取得了育成世界上第一个大豆细胞质雄性不育系、育成世界第一个商用大豆杂交种、研究出一套高效低成本的制种技术、建立了适于选育大豆杂交种的育种程序四项重大科技成就，研究难度大，创新性强，解决了大豆生产的难题，标志着我国在又一个重要农作物杂优利用研究与应用上，走到了世界的前面。在大豆的细胞遗传研究领域，孙寰也有重要的建树。他研究了野生大豆染色体易位频率及分布规律，主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参与了野生大豆生物学研究，通过大豆远缘杂种一代花粉育性的观察，发现我国野生大豆染色体易位频率较高。不同地理来源野生大豆易位频率不同。孙寰在我国栽培大豆中首次发现两个染色体倒位系“微大鱼”和“孙吴小白眉”，进行了深入的细胞学研究，证明与已有的野生豆倒位系不同。我国在大豆染色体畸变研究领域几近空白，孙寰进行了成功的研究探索，推动了我国大豆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六、创立国际大豆加工利用会议孙寰在国际大豆学术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1985年，孙寰在非洲国际热带农业研究所参加会议期间，看到非洲人营养不良的状况，深感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重任。恰好，会议主持人找到孙寰说：“中国是大豆的故乡，能否为世界做出一些贡献？”孙寰当即表示：“中国一定会对世界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后几年，孙寰一直为推动世界大豆加工利用而努力。他积极倡导，多方联系，四处奔走于国内外，联系美国国际大豆组织（INTSOY）、国际热带研究所、日本农林渔业研究委员会、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轻工业部发酵工业研究所等国内外6个单位，共同发起，于1990年在吉林省公主岭召开了首届国际大豆加工利用会议，共有25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与会，其中外国代表114人，孙寰担任会议主席。会议重点研讨了适合发展中国家的大豆加工技术，产生了良好的国际影响，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这次会议以后，国际大豆加工利用会议被确定为每四年召开一次的正式国际例会，成为大豆加工领域学术交流的重要国际论坛。孙寰还积极促成了第二届会议在泰国召开。为肯定他对这一会议和推动国际学术交流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在2000年于日本召开的第三届会议上，孙寰以会议创始人和第一届会议主席身份，被邀请参加会议并做第一个主旨报告。孙寰还以咨询专家的身份两次参加IPRGI会议，参与大豆描述符制定和该组织发展战略研讨。应FAO邀请，参与筹建非洲和亚洲大豆网，多次应邀参加其他国家和国际大豆学术会议，为国际大豆科技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七、农业科技创新的楷模科技创新，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法宝。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多彩瑰丽。然而，科海茫茫，奥妙无穷。科技创新包蕴着多少难以想象的艰辛，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无法变为现实的梦幻，但对大豆遗传育种家孙寰来说，创新则是他唯一的人生追求。当然，人们都知道，即使有了“三系”配套，培育大豆杂交种能否最后成功，前途还相当渺茫，继续走下去无疑还是“冒险”。但如果就此“打住”， “见好就收”，在现阶段停下来只搞细胞学等相关研究，其成果也都是世界顶尖的。既可以著书、又可以获奖，既有荣誉，又有效益，对个人来说是相当稳妥的。孙寰毅然选择的是执意前行，即一定要实现他今生梦寐以求的目标：培育出大豆杂交种，让农民受益，重振大豆王国之雄风。于是，我们看到的孙寰仍然是带领课题组人员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在探索大豆王国科技奥秘的道路上风雨兼程。如今，他成功了。他培育的世界第一个商用大豆杂交种——杂交豆1号已经通过了省级品种审定，第二、第三个杂交大豆新品种正进入区域试验。科学研究无止境。孙寰又投入了更多新品种的选育和杂交大豆产业化工作之中。孙寰作为首席科学家，在国家转基因植物中试与产业化基地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主持了国家转基因植物中试及产业化基地（吉林）的建设项目。该基地是国家投资1.7亿元，以转基因玉米、大豆产业化为目标的重大高科技项目。孙寰向国家提出建设该基地的建议，亲自撰写论证报告和建设方案，得到国家批准，并指导了基地建设的全过程，提出了基地建设指导思想。在他的指导下，基地在技术平台、设施平台建设上取得显著成绩，在国家科技部组织验收时，孙寰所作的报告得到验收专家的好评。孙寰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科技体制改革中，积极参与吉林吉农高新技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吉农公司”）的组建和运行，担任吉农公司副董事长和技术总监，负责吉农公司与国外公司的合作与技术交流，对公司主营业务玉米种业研发工作，提出许多调整改进意见，对公司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吉农公司按现代企业制度管理，发展业绩良好，已被确立为吉林省和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名列全国种业50强第11位。孙寰对此做出了重要贡献。20年来，孙寰主持或参与主持25个研究项目。其中有国家计委和科技部攻关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863”计划重大专项，国家转基因植物中试与产业化基地建设专项，国际合作和省重大科技专项。作为项目专家组成员，参与国家基础研究“973”项目“农作物资源核心种质构建、重要新基因发掘与有效利用研究”的管理。孙寰注重人才培养，关心人才，爱惜人才。他先后培养了一名博士后、一名博士、一名硕士。在大豆杂优利用研究领域培养了一支高素质的科技骨干队伍，其中有的人主持了国家重点项目，有的获得了国家级荣誉。他悉心培养的助手赵丽梅博士已经主持国家“863计划”项目，成为我国新一代大豆遗传育种和杂优利用科学领域担纲之才，2004年被评为首批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在《科学通报》、《大豆科学》、《Crop Science》等刊物及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40余篇学术论文。主编了《吉林大豆》专著。孙寰治学严谨，锐意创新。他1968年到吉林省农科院工作，在农场当工人一干11年，1982年到美国依阿华大学作访问学者，1983年开始进行大豆优势利用研究。20年如一日，他默默无闻，埋头苦干。克服缺少科研经费、立不上课题、助手离去、别人不理解，研究成功希望渺茫等重重困难，乐于吃苦，甘于奉献。虽然国外科研工作和生活条件优越，但他多次出国都按时归来；曾担任副所长、副院长，有机会选择易出成果有效益的课题，他没有；多年来节假日、双休日不休息，每天工作到夜里10点，甚至更晚。大豆开花季节，他与课题组人员一样在田间做杂交，一干就是一天。崇尚务实，反对浮躁，在科技立项或报成果时从不浮夸，实事求是。信念坚定，追求执着。即使是在农场当工人，也坚持每天学英语，为以后出国进行学术交流奠定基础，同时把劳动当作接触农业生产实践的好机会，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于生产，对以后取得重大科研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寰认为，科学家要有创新意识，有责任感，那种安于现状，满足在低水平上重复别人走过的路，不是科学家的价值观。他敢为人先，不畏险阻，克难制胜的英雄气概和创新精神为广大科技人员所景仰。如今，69岁的孙寰研究员正在加紧进行杂交大豆新品种选育和加速产业化研究继续努力着，他要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出新的贡献。

1948年秋，哈尔滨建立了解放后第一所农业大学——东北农学院，王金陵应聘成为第一批教师。第二年他升任为副教授，并成为该院农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主持系务伊始，他就狠抓教学改革，对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实验室建设、农场实习等重大问题做出适当安排，自己亲自讲授作物遗传育种课程。他强调理论联系实际，鼓励教师要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并身体力行。尽管系务工作繁忙，每年春季他总要抽出时间主持科研课题的落实工作，并亲自领导作物育种与栽培研究。他认为科研和教学并不矛盾，只要善于安排，可以互相促进。教师搞研究，有利提高业务水平和实践能力；科研人员兼课，有助于更新知识，跟上国内外科技新发展。考虑到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的需要和特点，他提出应把大豆、小麦、玉米、甜菜、亚麻做为农学院开展育种研究的作物对象。黑龙江省广大农民经过土地改革后，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而当时的大豆生产水平很低，每亩只收几十斤，重要原因之一是缺少优良品种。那时生产上种植的主要有“满仓金”、“小金黄1号”、“丰地黄”以及其它一些农家品种。前三个品种是从农家品种系统选择产生的，虽然性状水平有所提高，但仍摆脱不了地方品种的一些局限性，如植株高大，茎秆细弱，生育期晚，容易倒伏等，而且混杂退化严重，当时黑龙江省已有很多国营农场实行机械化作业，倒伏和晚熟是机械化收获的致命伤，随着栽培条件的改善，这些缺点暴露得更加明显。王金陵在调查这些情况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即要选育植株强壮、主茎发达、耐肥抗倒、适合机械化收割的大豆品种。目标确定以后，就要制定正确的技术措施和方法。尽管他在50年代曾采用纯系法育成秆强丰产的“东农1号”，推广后成为当地国营农场的主栽品种，但是纯系育种毕竟只能在已有群体中进行优中选优，不能集不同品种之长。因此，决定开展杂交育种工作，以便通过不同类型品种的杂交，培育出综合双亲优点、排除或改善各自缺点的优良重组基因型。大豆花朵很小，着位较低，人工杂交困难，有时得借助于放大镜，同时还要注意掌握父母本的花期相遇等，工作相当细致和劳累。他和助手们每年都要做几十以至上百个杂交组合，对全部杂种世代材料进行精心种植管理，仔细观察记载，认真调查分析，评价而后淘劣选优。随着世代递增，后代群体越来越大，只好移到院属香坊农场试验站继续进行。这种选择工作犹如沙里淘金，每年都要从上千个株行、上万个单株中根据育种目标进行综合，把最拔尖的几十个株系进行产量比较和适应性鉴定。根据1958-1960年的试验结果，他决选出几个优良品系参加了分布在松花江、哈尔滨、合江地区40个北点的联合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三年中，他和助手们跑遍了黑龙江南部、中部和东部的许多社队和国营农场，同社员和农场职工一起调查、评鉴、分析，并参照试验结果，从中确定出一个最优品系在生产上种植定名为“东农4号”，这个品种株型收敛，主茎发达，喜肥抗倒，适合合理密植和机械化栽培，成熟期比“满仓金”早，结荚密，产量高，籽粒性状优良，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1959-1965年间，累计种植面积达3000多万亩，增产大豆折合产值2亿多元。它不仅对当时的大豆增产上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在广交会和外贸市场上也享有很高声誉。“东农4号”的育成和在生产上应用是黑龙江省大豆育种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指明品种间杂交育种是今后的主攻方向。该品种在1978年荣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大豆“东农36”突破中国高纬度大豆栽培禁区正当他满怀信心他沿着成功道路继续攀登的时候，暴风雨般的“文化大革命”席卷而来。和许多专家学者一样，王金陵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而被赶进了“牛棚”，开始被“专政”了。1969年，东北农学院改名为黑龙江五七农业大学，迁往佳木斯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香兰农场进行“现场教学”。他作为“反面教员”前往报到。1971年，王金陵获得了初步解放。尽管是“一批二用，以观后效”，但终究是摆脱了被专政的窘境，可以参加大豆育种科研活动了。是种子就要发芽，是金子总要闪光。王金陵和他的助手们就在香兰农场的一个羊圈里开始恢复大豆育种工作。他们清除了陈年老粪，用土坯垫上木板充当工作台，在那里进行大豆田间收获后的考种调查工作，终于选育出质量兼优的“东农34号”大豆新品种。该品种产量高、品质好、蛋白质含量达43%，成为我国对日本和东南亚出口的优质专用大豆。1988年被评为黑龙江省优质大豆品种。在讷河、依安、海伦、拜泉等县大面积种植，仅1985-1987年间，就出口1.6万吨，创汇350万美元。黑龙江和内蒙古北部高寒地区，无霜期只有85-90天，积温少，生育期短，一向只能种小麦，被视为大豆栽培的禁区。但连年单一种植小麦，草荒严重，产量和质量逐年下降，有些地块不得不采用轮耕或弃耕。这些地区缺乏蔬菜，如能种植大豆则可为群众生活增加蛋白食品。因此，生产上迫切需要生育期特短的超早熟大豆品种。生产的需要，农民的渴望，激起了科学家强烈的责任感。1972年，王金陵和组内同志以瑞典早熟大豆品种Logbew与本地区早熟品系“东农47-1D”杂交，期望通过地理上远缘的早熟基因累加产生超亲遗传，从而选育出早熟的大豆品种。经过几年的试验和筛选，发现了一个成熟特早而产量性状较好的品系，看来很有苗头。那时，东北农学院试验站已数易场所，试验地条件差，所以采取里外结合以外为主和广泛布点以空间争取时间的做法，将这一优良品系散发到有关地区进行生产试种。这期间，年逾六旬的王金陵不辞长途跋涉，同助手们两次奔赴内蒙古自治区的呼伦贝尔盟和黑龙江省的嫩江、黑河地区，调查了解该品系在各个点上的表现。经过免渡河公社、拉不达林场等地试种成功后，又在嫩江、黑河地区北部的黑河、孙吴逊克等县的黑龙江省第五、六积温带上布置了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结果表明，它比国内早熟品种“北呼豆”早熟10天，比国外极早熟品种也早熟3-10天，不但产量较高，而且蛋白质含量也较高（45-46%），抗病虫害抵抗力较强，很受群众欢迎。1983年该品系经黑龙江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合格，定名为“东农36号”。“东农36号”大豆品种的育成打破了我国高纬度大豆栽培的禁区，把中国大豆种植北界向北推进了100多公里。该品种还适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北疆地区收麦后复种，也适合在河北、河南、甘肃等省或作麦茬豆或与棉花套种。为此，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40多年来，王金陵领导的课题组共培育了30多个大豆新品种，其中大面积推广的有12个。一手交品种，一手交论文育种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育种工作者要熟悉生产，深入育种实践，才能取得进展。他常对学生们说：“不会种庄稼就当不了育种家。”王金陵在从事大豆育种实践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他经常对年轻的育种工作者说：要“一手交品种，一手交论文”。他认为育种家不只是个“匠人”，还要有理论指导，更要善于进行理论总结，这对高等院校来说是很重要的。他在大豆生态类型与育种、农艺性状遗传规律与选择技术、大豆进化、分类与区划等方面的研究，都有自己的学术见解和理论建树。他先后出席5次国际学术讨论会，撰写了4本专著，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40多篇论文。《大豆遗传与选种》是国内在这个专业领域中第一部带权威性的著作，经常被国内外学者引用。他主编的《大豆》一书，1982年获国家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王金陵对大豆生态类型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在40和50 年代发表的论文《中国大豆栽培区域划分之初步研讨》（1943）、《大豆性状之演化》（1947）和《干旱条件下大豆萌发力与种粒大小关系之研究》（1950）中已初步形成一些基本概念。60年代着重研究包括野生大豆在内的光照生态类型和大豆主要形态和产量性状的形成问题。他指出，由于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结果，适应北方高纬度地区种植的大豆品种，短日性均弱；而愈往光照时数渐短的低纬度地区，品种的短日性愈强。这是国内最早结合生产实际研究大豆光照特性所得的结论，成为国内大豆引种、资源保存、栽培区划和确定合理播期、密度等技术措施的理论依据。他在研究不同生态条件对大豆产量性状的影响时指出，不同的生态条件形成了不同的适应品种。在绥化的肥沃土地上，主茎直立不倒，结荚密，经济系数高的类型产量潜力大，株高、分枝数、分枝荚数和产量为负相关；而在安达的瘦薄地上，植株高大、分枝多、生物学产量高，能充分利用当地一般水肥条件的繁茂类型产量高，上述三性状和产量呈正相关。在这两种不同的条件下，主茎荚数、单株荚数均与产量呈正相关。在哈尔滨的田间条件下中选的品系，多为植株高大、主茎发达、在9月25日前能够正常成熟的类型。这些研究对制定育种目标，确定培育条件和选择技术以及良种良法配套措施都有指导意义。王金陵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大豆育种家除了根据光周期特性对品种进行熟期分组外，并没有明确的生态类型概念。中国地域辽阔，耕作制度复杂，栽培历史悠久，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所塑造的类型十分丰富，由此形成的生态类型概念对搞好育种工作至关重要。他还认为应该按照全国大豆栽培区域分别进行类型划分，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品种资源利用、新品种选育和高产栽培实践。这些资料和论点已总结在他编著的《大豆的生态类型》一书中。王金陵对大豆性状遗传和选择技术也做了许多研究。他根据生育期、株高、倒伏性和产量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与定向选择效果，确定早期世代组合鉴定的原则和主要性状在各世代的选择技术，应用在自己的育种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这项研究获得了1979年黑龙江省优秀科技成果一等奖。他比较了混合选择和系谱选择的效果，得出了除成熟期外其它性状差异不大的结论，从而提出了混合个体选择法的建议，并在东农4号、35号和36号的选育过程中得到了检验。1981年，他访问美国时做了《大豆杂交后代处理方法程序的探讨》的发言，介绍我国大豆育种方法的改进和发展。1984年在美国Tawao州召开的第三次国际大豆会议上交流了利用地理远缘的品种间杂交产生超亲遗传，以选育超早熟品种的经验，受到国外同行的赞赏。王金陵指出，野生大豆向栽培型进化是有关性状在人工定向选择下量变的积累过程。籽粒由小变大是主要趋势，相应地茎秆变粗，叶片变大，开花至成熟日数增加，而播种至开花日数减少，株高降低，渐趋直立，粒形变圆。了解这种性状的进化方式，对大豆种或品种的亲缘关系和分类研究很有意义。根据王金陵（1947、1959年）的研究，种皮颜色、生育期和籽粒大小这三个性状对大豆进化具有重要意义，可以作为分类的依据。向野生大豆资源进军中国是大豆的故乡。5000份野生大豆是中国宝贵的财富，但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些“国宝”缺乏深入研究。有鉴于此，王金陵和助手们从1983年起在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开展了“中国野生和半野生大豆产量和蛋白质资源利用的研究”、“大豆种间杂种后代农艺性状改良和高蛋白资源创新”、“大豆种间杂种后代遗传潜势及利用价值”等专题研究。初步认为，利用野生、半野生大豆的主要障碍是缠绕蔓生性，主要问题是农艺性状差和蛋白质下降，解决途径是用栽培大豆进行回交改良，而改良的主要关键是选用有限或亚有限生长习性、大粒、茎秆强直、产量潜力突出的轮回亲本。通过第一阶段的研究，1986年已获得一些蛋白质含量高（45%以上）、农艺性状较好的种间杂种后代。这项工作1981年获农牧渔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接着又对这批种间杂种后代采用“广义回交”做进一步的改良，现已获得一些茎秆直立、农艺性状达到栽培化水平的新品系，其中产量超过对照的正在继续测产中。所谓广义回交，是不断采用更符合要求的栽培品种进行回交。这批材料中还出现一些具突出的特异性状的品系，例如一个超小粒的黄豆品系正在加速繁殖，为日本商人提供纳豆的专用品种。这些含有野生血缘的栽培化的种间杂种后代对拓宽大豆遗传基础有着重要作用。结合种间杂交育种，他们还进行了早代回交、选择性回交、大粒亲本回交、矮秆亲本回交等回交材料与方法的研究。这些向野生大豆资源进军的研究，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应用上，在国内或国外，都是富有开拓性的。勤奋治学，教书育人王金陵不仅在创造物质文明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在创造精神文明上也树立了教书育人、立德立功的崇高形象。他朴实无华，平易近人。科学实验到田头；调查研究在炕头。他身为教授，职居高位1980年9月以来兼任黑龙江省副省长、黑龙江省科协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现任全国人大常委，但从不居功自傲，摆权威架子。学术上和大家一起讨论，工作上与助手们共同商量，从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在担任副省长期间，每次到试验地总是以步代车，不讲排场。他既有许多高朋故旧，也结交不少农民朋友。他刻苦治学，持之以恒。政务繁忙，文山会海，并没能妨碍他见缝插针、抓紧学习和工作。开会回来，总可以在图书馆、阅览室内看到他忙于查阅出差期间新来的期刊资料。工作再忙，每周也要抽出两三个半天到学校辅导研究生做论文，安排研究室的工作。他还经常巧用开会的间隙完成来自各方的送审论文和研究总结。他再三教导学生要选准方向，坚持到底，不能朝三暮四，见异思迁，否则将一事无成。他甘为人梯，培养中青年，经常关心帮助中青年教师和科技人员的成长，为他们指明研究方向，确定选题，修改方案，审校论文和报告。他热情鼓励中青年为祖国科研事业多作贡献，对助手在他指导下完成的论文，坚持不署自己的名字，或把自己的名字排到最后。他认为，勤奋工作，为振兴中华多出把力，才是人生的价值，也常以此鼓励中青年做出第一流的工作来报效祖国。他十分重视学科带头人的培养和选拔。1983年，他承担有关野生大豆资源潜力研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为了使中年教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脱颖而出，他让助手杨庆凯负责这项工作。杨庆凯等在导师的悉心指导下，经过努力，出色地完成了预期任务。这个项目获得了农牧渔业部1989年科技进步二等奖，杨庆凯也被评选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80年代初，王金陵目睹中国大豆在国际市场上的销量逐年下降，心中十分焦急。每当给学生讲课或与助手们研究课题计划时，他总要介绍对比国际国内大豆生产形势。他常说：“我们应该把大豆打出去，把失去的国际市场夺回来！”他更动情地勉励年轻人：大豆起源于中国，我们要为老祖宗争光，把大豆搞上去。1987年冬，王金陵向院领导主动辞去大豆研究室主任职务，让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同志担此重任。王金陵的科学生涯和他所走过的道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肃反时，由于反革命分子陷害诬告，他和妻子曾锒铛入狱，半年之后才得到平反昭雪。但是，他始终把一腔爱国的热血和全部的精力都倾注在自己所从事的大豆事业上。半个世纪以来，王金陵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农业科技人才。1978 年，他荣获黑龙江省模范教师、省科技战线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1979年又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的早期毕业生，大多已是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的骨干，不少已是教授和研究员，在各自工作岗位上做出了贡献。在一次对研究生的讲话中，他语重心长地说：“我的贡献微不足道，但对你们中青年同志的成长还是非常关心的，因为未来事业的兴旺、民族的振兴，靠的是中青年同志。我年纪不小了，身体还算健康，要力争和你们一起为祖国‘四化’再多干几年。”并且深情而又风趣地吟起古代爱国诗人屈原的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可以理解，这是他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是他老有所为，不断进取的自然流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王金陵这位中国大豆科技道路上的探索者，不知“老之将至”正在孜孜不倦地继续向着事业的高峰攀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