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杜甫的论文投稿期刊

八月 我走进成都草堂 看见 唐朝清瘦瘦的目光 忧国忧民 透明锐利 悲愤而忧伤 穿梭时空的思维 在你的眼光里 我看见 盛唐的光辉 一闪即逝 在你的茅屋里 我听到 怒吼的秋风 冰冷剌耳 在你的诗句里 我读到 铮铮的白骨 呐喊千古 在你的草堂上空 我还看见 总有一只孤雁 成为太阳的影子 以及你那宽厚的布衣里 裹满了沧桑 而你 只用一滴眼泪 便把家园 淋湿 你的草堂 是民族精神的家园 伟人朱德的诗句 “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 便是最好的赞美 不能和你在草堂上 相遇相识 不能和你在茅屋里 饮酒交谈 惟有在你诗圣杜拾遗像前 用深情的目光怀念 思索你诗歌的精神 你在茅屋惨淡经营的诗句 那是在苦难艰难中挣扎 我知道 一千二百多年前的八月 你家园的天空 秋风怒号 你和你的妻儿在黑暗和冰冷中 叹息 就是南村的孩子 都欺你老无力 今夕何昔了 我们的家园已充满温馨 我们的孩子已在千万间 用水泥和钢筋构筑的房屋里 用你的诗歌 取暖 读你的诗句 怀念 一位名叫杜甫的号称诗圣的 唐朝 诗人说到杜甫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到各个地方去参观一些历史名人遗迹的时候，非常注意观察各地的雕像。我觉得好的，在唐代诗人中间，一个是四川江油李白纪念馆李白的塑像，还有一个就是河南巩县杜甫陵园的杜甫的雕像。江油的那尊李白雕像雕的是李白青年时代，将要走出四川那样一种意气风发的形象，昂首阔步，非常像我们想像中间的李白；而巩县的杜甫雕像就像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是一个垂暮的老人，愁眉苦脸，往下怜悯地看着满目疮痍的大地，使人看了以后觉得很沉重。 我们说杜甫一生当然并不都是这样子，杜甫也有过他的青年时代，有过他的少年时代。我们在杜甫诗中间看到过他对自己青少年时代生活的种种回忆，譬如说，他在《壮游》这首诗里面，他回忆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山东、河南这一带游玩，他说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邱旁”。他春天那个时候在一个台上面唱歌，秋冬之季在村边上打猎，过着一种裘马清狂的生活。他甚至还有对更早年的生活的回忆，他在五十岁的时候写过一首诗，叫做《百忧集行》，回忆他十多岁时候的情况，他说“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大意是说，他十五岁的时候还像一个孩子那样活泼，心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心灵。像小牛犊子一样的健壮，跑来跑去。他的院子里面有梨树、枣树，到了秋天这些果实成熟以后，他一天爬上树去要一千回，不停地爬上去采着吃。我们可以看出杜甫在他35岁以前，曾经是一个裘马清狂的青年；在他十多岁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活泼健壮的少年。但是假如我们现在有一位雕塑家，塑造一个青年时代裘马清狂的杜甫，像李白那样子，或者进而塑造一个少年时代的杜甫，爬在树上摘果子，然后给大家看说，这是诗人杜甫。尽管你说明这是青年杜甫，这是少年杜甫，我想大家都不会认可，因为我们认可的杜甫就是那样一种忧国忧民的形象。 宋代的黄山谷有一首诗写杜甫画像，里面有一句写得非常好，叫做“醉里眉攒万国愁”。就是杜甫即使在喝醉的时候，他对天下的忧虑，天下的一种忧愁都聚集在他的眉间。后人评黄山谷这一首诗说“状尽子美平生矣”，这一句话把杜甫一生都写透了。所以我想，杜甫他的形象已经被历史定格为一位忧国忧民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杜甫这个话题必然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家听了以后，也许会觉得有几份沉重，但是正像古人所说的，宋代的严沧浪在他的《沧浪诗话》里说，我们读有些作品需要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譬如说读《离骚》，怎样最好地读《离骚》呢？你一定要读到抑扬顿挫，读到涕泪满襟，读到你读了《离骚》以后，泪如倾盆雨，衣服都打湿了，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懂《离骚》了。我个人的阅读经验也是这样，我最喜欢读的诗，读了以后使我肝肠如火，使我热泪盈眶，那样一些诗，我觉得这个时候我受到最大的审美感动。所以我们今天尽管是讲这么一个比较沉重的话题，我希望大家还是能够耐下心来听我从容道来。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伟大的诗人。这一点似乎不用再讲，可以说地球人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杜甫在文化史上的意义，就是他的影响，他的意义，早就溢出于文学之外，溢出于诗歌之外，是在整个文化史上这样一个意义。那么这一点我们从哪里来看？我想我们首先从后人对杜甫的评价来看。 大家都知道，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是由宋代人开始奠定的。我们先从宋人看起，北宋有个政治家叫王安石，他是我心目中的人品最高尚的、理想最远大的一位政治家，真正是政治家而不是政客。王安石对杜甫就非常尊敬，他在一首题杜甫画像的诗里面，他就这样说，他说“推公之心古亦少，愿起公死从之游”。就是我推测一下您的这颗心灵是古代也非常少有的，非常高尚、非常伟大的一颗心灵。我非常希望您能够起死回生，让我跟您交友，让我做你的朋友。他对古代的杜甫非常仰慕。 我们再看一下南宋理学宗师朱熹的评价。大家都知道，理学家，尤其是南宋的理学家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是非常严格，甚至是苛刻的。朱熹就是这样，我们看一部《朱子语类》，里面不受到他批评的历史人物是非常少的。在他们这种非常严格的道德标准的审视之下，很多历史人物都被他们无情批评。但是朱熹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这样五位人物是伟大的人物，这五位人物是哪五位呢？第一是汉代的诸葛亮；然后是唐代的三位：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颜真卿，一个是韩愈；最后是北宋的范仲淹。诸葛亮和范仲淹这两位人物我想不用我多讲，大家都很熟悉。他们在政治上面，在道德上面有很高的建树，这是历史早有定评的。值得讨论的是唐代的三位，朱熹所提出来的，他把这五个人称为“五君子”。唐代的君子中间，第一位就是杜甫。第二位颜真卿，大家也许知道他是伟大的书法家，颜体的创始人，但是颜真卿也是一位著名的忠臣烈士，他是为了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坚决反对藩镇的叛乱割据而被杀害，被李希烈杀害。那么第三位韩愈，大家当然知道他是儒学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人物，“文以载道”的提出者，发动了唐代的古文运动。同时韩愈在他一生的政治行为中间，每当国家需要有人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他总是仗义执言，奋不顾身出来说话，多次被贬到南方荒远之地。这样几位人物，除了杜甫以外的四位，应该说他们生平在政治上面，在其他的行动上面都有很多建树。惟独杜甫应该说他不算是一个政治人物，杜甫一生在政治上的建树，几乎没有多少可以值得提起的东西，因为他根本没有得到过那样的机会。他要报效祖国，他要忠于朝廷，他反对叛乱，但是历史没有给他多少机会。他除了在肃宗朝里面偶然仗义执言，从此受到朝廷疏远以外，其他时候始终是默默无闻，甚至很多时候他是处于民间的。但是就是这样一位人物，为什么也得到了朱熹的高度赞扬，为什么在朱熹看来杜甫可以跟诸葛亮到范仲淹这样一张名单中间他能够占有一席之地？那么朱熹说得很清楚，关键在于他们五个人的共同点是都有一颗伟大的心灵，他们在道德上面，在人格上面，都有伟大的建树。朱熹的原话这样说，他们都是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这样一种在人格上面成为楷模的人。这显然不是一种文学的评价，而是一种文化的评价。 再到后来，到了近代，闻一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叫做《杜甫》。闻一多先生是诗人，他的古典文学的论文不像我们今天的教授写得干巴巴、枯燥无味，他是用诗歌一样的语言来写的。在这篇《杜甫》的最后，闻一多这样说，他说杜甫这个人，他是我们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这是一种极高的文化上的评价。 到了现代，1961年，当时有一个国际组织叫世界和平理事会，那一年世界和平理事会在瑞典的首都召开了一个主席团会。在那次会上确定次年，也就是1962年，号召全世界人民纪念四位世界文化名人，其中有一位就是我们的杜甫。由此可见，从宋代一直到现代，从中国到外国，人们都认可杜甫的意义，绝不是仅仅限于文学史。他确实是一个文化史上的伟大人物，他的意义是属于整个中华文化。 下面讲第二点。我们说为什么杜甫能成为中华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在哪些方面起了这种代表作用？这里我们必须要稍微推测一下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我个人认为，中华文化虽然博大精深，内涵非常丰富，但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人本精神。它始终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以人为一切价值判断和出发点的这样的文化。这跟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是有一点区别的。所以在先秦的时代，虽然诸子百家争鸣得很厉害，各种思想流派各自提出不同的观念。但是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当他们思考问题的时候，不管是社会还是自然，他们最后的落脚点都在人，他们的出发点也在人。这是一种人本的文化，人本的思想，先秦诸子百家中间大概对后代影响最大，也是对我们中华文化成为一个主流的，可能就是儒家和道家。这两派虽然互相论争，看上去好像水火不交融，但是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非常重视人，所不同的是道家所重视的是个体的生命价值，而儒家更重视的是群体的利益。儒家在重视个体基础上面更重视群体，一个家族、一个宗族乃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利益。那么这一方面儒家跟道家是互补的，是相辅相成的。由于中国古代我们中华民族的先民们，他们所处的自然环境不是非常优越，他们不能像印度人那样，在热带地区谋生，维持生命。而我们在黄河流域，在那个水深土厚，气候也不是很温暖的地方，在这样一种自然环境下面，又有滔滔的大河需要治水，不治的话会有水患。所以对中华民族来说，完全太强调个体生命而忽视群体利益的话，这不利于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因此以儒家为代表的这样一种伦理观念，这样一种道德理想，就历史地被选择为我们这个文化的核心。道家是一种补充，儒家是核心。这不是由于说孔孟怎么样怎么样宣扬，某个杰出人物奋斗的结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换句话说，我认为在先秦时代只能这样选择，否则的话，中华民族就难以维持下来。到了后代，尽管我们中华文化不停地发展，不停地演变，也吸收了很多外来的新的养料，但是儒家思想在这一个变化的过程中间，始终占据着核心地位。儒家思想的丰富演变，基本上就是中华传统文化演变的一个主要的脉络。 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一看杜甫在这一个过程中间，他是起了什么作用或者说他有何种代表性？我们回顾儒学的发展史，基本上被认为主要有这么两大流派：一派被称为是汉学，一派被称为是宋学，这是清代的儒家提出来的。在这两个主要的高潮之间，唐代应该说是处于一个低潮阶段。不管看哪本思想史，哪本儒学发展史，唐代占的地位都不高的。唐代前不能比汉人，后不能比宋人。那么请问儒学的发展在唐代停顿了吗？唐代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儒学的代表人物？钱穆有一个观点，钱穆在一本书里认为，唐代有的。唐代两个最主要的儒学代表人物：一个是杜甫，一个是韩愈。很有趣，两位都是文学家。韩愈我们不谈，我们看看杜甫。在何种意义上面，杜甫我们能够说他对于唐代的儒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呢？大家一提到儒学的发展，提到唐代，马上就会想到唐初的《五经正义》。有的同学也许不同意我的观点，说唐代儒学有发展啊，我们的《五经正义》就是唐初编订的，孔颖达他们撰写的嘛。但是我想说《五经正义》尽管是长期以来在十三经注疏中间最重要的读本，但是《五经正义》中的观念，一些义理，基本上都是从汉儒那里来的，它没有很多地在学理上面新的阐发。也可以说，儒学的发展到了初唐，由于出现了《五经正义》以后，基本上停滞了。但是杜甫不然，杜甫是用他的一个生命，用他一生的实践、行为，来丰富、充实着儒家的内涵。儒家学说从本体上来说，它是一种实践的哲学，它非常重视的是人的行为，人的实践。所以我们看孔子也好，孟子也好，青年时代，中年时代，当他们年富力强的时候都不写书了，不搞著作了，他们奔走于天下，主要是从实践的角度推行他们心目中间的道。等到最后觉得“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道不行了，最后年纪也大了，才回过来写著作，把他们的学术用著述的方式流传后人，扩大影响。它从本质上最强调的是实践，强调的是人生前的行为，生前的一些建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说杜甫正是最好地体现着儒家，甚至是发扬着儒家这种精神的一个历史人物，。 我们举几个小例子。儒家重视仁政，重视仁爱思想，主张在天下推行仁政。那么杜甫用他的诗歌是“不遗余力”地在鼓吹这样一种思想，在宣扬这样一种理想。儒家谴责贫富不均，认为贫富不均是社会最大的危害。而杜甫对于这种现象也是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判。尽管历代揭露民生疾苦，揭露贫富不均的好的文学作品相当多，但是我想大家肯定都认可杜甫的那两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在这一方面描写得最为惊心动魄的名句，以至于我们凡是听到这方面的事情首先要想到这两个句子，他对这方面体会得最深切。 再譬如儒家强调夷夏之辨，儒家强调我们民族要有一个民族的尊严，要维护民族的利益，在跟外民族的关系中间，要注意维护本民族的利益，也要维护本民族的尊严，强调要反对侵略，维持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独立性。这一方面杜甫也是做得非常好。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安史叛军很快就占领了长安，无数的唐朝的大官都投降了，都变节做了安史的叛军，做了一个伪王朝的伪官。包括当时的宰相陈希烈、驸马张垍等人都这样，杜甫的好朋友王维等人也这样做。惟独杜甫，惟独这个官居八品以下，真正是一个小官，芝麻绿豆官，这么一个小官的杜甫，他坚持了民族气节。当然杜甫在长安因为官太小，也没有受到安史叛军太多的注意，仅仅是把他关在那里。但是他却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逃过唐军跟叛军对峙的那样一片战场，然后逃回唐朝临时政府所在地，这样一个举动，当时其他人都没有过，只有一位杜甫这样。所以在这些方面杜甫确实是身体力行地体现儒家的精神，用他的实践展示着儒家的一种道德风范。所以我觉得我完全同意钱穆的那个观点，在唐代的儒学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人物，他用他的行为来阐释着儒家的经义，说明儒家心目中间的道德规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这是一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视修身养性，这一点因为长期受批判，大家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应该否定的命题。实际上不然，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在一个文明的高度发达的社会里面，它的基础是什么？应该是文明的个体，是一个有道德自觉的个体，个体不应该受到外在力量的强制，在做一些符合道德的举动，它应该发自内心的，内心的一种自律这样才好。所以儒家非常重视个体的一种道德建树，崇扬一种人格精神。在这一点上面杜甫可称是一个典范，我们看到在《孟子》中间所提出来的那样一种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样的一种大丈夫精神，如果在历史上取一个名人来看，是谁呢？我觉得杜甫，杜甫非常好地实现了这一点，体现了这一点。在这里我想特别请大家注意杜甫的身份，中国历史上面仁人志士不少，我们可以开出一张长长的名单来。但是这张名单中间的大部分人，都是在政治上面有比较重要地位的那样一些人物。这些人物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承担起天下的责任，惟独杜甫是一个例外。杜甫一生基本上是一个平民身份，他经常称自己是“杜陵布衣”，“杜陵有布衣”，他又自称是“少陵野老”，布衣也好，野老也好，自己不过是民间的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凡的百姓。以一个布衣的身份展示了儒家所崇扬的一种人格典范，这一点我觉得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你如果号召大家学习诸葛亮，学习范仲淹，当然有意义，有价值。但是大家会觉得难以学，他们距离我们太远了，他们的地位太高了，而且我们一般人可能一辈子也没有那样的机会给我们展示这一方面的建树。一般人就是一个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普通人过平凡的一生，能不能实现道德人格的完善？可以，那就是杜甫。儒家本来是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说凡是人都可以成为尧，成为舜，都可以成圣。为什么？因为人性善，人的本性就是善良的。到了后来，明代的王阳明甚至主张说“满街都是圣人”。看上去满街都是善良的人，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假如我们对圣人的这个定义取一个很严格的定义，很高的标准，像朱熹那样高的标准，也许有人会问王阳明，你说满街都是圣人，你给我拉一个出来看看，哪个是圣人？哪个用严格的标准能够称得上是圣人？我想，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请出一位人物来，那就是我们的杜甫。他就是平民中间的一位圣人，虽然本人主要是一种平民的身份，但是他是一位圣人。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在以人本精神为核心内涵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间，杜甫是一个代表人物。 下面讲第三点，杜甫不仅仅是体现着儒家的一些道德伦理观念，他还用他的行为丰富了这种内涵，甚至使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这也是对儒学，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大的贡献。说杜甫有仁爱之心，说杜甫忧国忧民，他关心人民，关心民族，关心国家，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大家多少是从课本中间看到，大家在读杜诗的时候也深切地体会到，那么这一点我们不讲了。我们来看一看，杜甫的仁爱之心，还不止于此。他除了爱自己的家人，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同胞之外，他的这个仁爱之心，还推而广之扩展到更大的范围。比如说爱其他民族的人。在盛唐时期，经常发生边境战争，以唐为一方，以其他少数民族建立的其他政权为一方之间发生战争。这些战争的性质很难确定，但是至少有几场可以肯定，唐帝国所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性质的。譬如说跟南诏的战争，盛唐时候讨伐南诏，南诏是在云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那一次不管从《新唐书》，还是《旧唐书》，还是从《资治通鉴》来看，应该说都可以肯定错在唐。那么唐对南诏发动战争以后，多次失败，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时很多人，包括很多有名的诗人都被鼓起了一种谬误的爱国倾向。鼓吹我们要打南诏，要把它打败，这些诗歌的作者包括高适、包括储光羲都在内，都有类似的诗。惟独杜甫是非常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并没有正义性质，而且也只有他清醒地看到了这一场战争对于人民的和平生活，带来的巨大的破坏。所以他写出了《兵车行》，《兵车行》的诗在当时其他人都写不出来，只有杜甫就是他的仁爱精神，他觉得外民族异民族的人也是人，我们的仁爱之心也要施及于他们，我们应该跟他们之间保持和平，他是一种仁爱之心的推广。 那么除此以外，杜甫除了爱人以外，爱人本来是儒家所主张的，儒家认为仁是什么？仁就是爱人。杜甫除了爱人以外，他的同情心，他的仁爱心还推广到人以外的其他动物，推广到宇宙中间的一切生命。那么这一点也是非常突出的，我们在杜甫的诗中间无数次地看到他充满爱怜的描写，动物、植物，不但是那些外形是美的，外形是刚强的坚强有力的，比如马、鹰、松树，这些能够使人引起审美感崇高感的那样一些对象，甚至是一些细小的并不那么美的东西，杜甫在写到它们的时候也充满了爱心。杜甫看到江上面，横着一张密密的渔网，很多鱼都被那张网困住了，他就觉得很同情那些鱼。他说“物微限通塞，恻隐仁者心”。他认为生物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很细小的生物，它们的命运有的不好，有的好。但是人对它们都应该有一种关爱之心，我们知道“恻隐之心”本来是孟子提出来的，但是当孟子提出恻隐之心的时候，他关注的对象仅仅是人。他说有一个小孩子将要掉到井里去，那么我们大人看到都会产生恻隐之心。觉得一个小孩子快要掉下去，他关注的仅仅是人。而杜甫关注地却是推广到所有的生命，宇宙间一切的生命。 另外一点，杜甫也以他本人的行为和实践使儒学所提倡的那种仁爱之心变得更加切实可行。在这里我们要稍微把中国古代的仁爱、仁义精神跟西方的博爱等等稍微做一些对比。我个人认为西方的博爱精神，它最初的来源都是宗教，来源于宗教的博爱精神，本身当然是一种很可贵的价值观伦理观。但是我们推到它的最初的起源，最初为什么会有这种博爱精神？一个是服从于神灵的指点，是神灵叫你要博爱；还有一种是对于人类祖先所犯下的原罪——亚当、夏娃就犯了原罪——的一种赎买。当然还有一种等而下之的，境界比较低的，就是生前做善事，是为了死后进天堂，所以行善博爱之心是对于将来进入天国入场券的预付，我先付一张入场券在这里，死了以后可以进天国。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义之心不是这样，儒家强调，仁义理智根于心，都是从内心自然流露出来，自然生发出来的。孟子有一个很好的判断，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我们的仁爱之心首先是由于我关爱自己的家人，我敬爱自己的老人，孝顺自己的老人，推而广之，我也爱其他人家的老人；我爱自己的孩子，推而广之，我也爱普天下的儿童。它是一种由近及远、由亲及疏这样的一种自然情感的流动。我觉得这样一种流动，在这个意义上面，生发出来的仁爱之心它更自然，更符合人的本性，也更切实可行。而杜甫他的诗篇，他的行为就很好地阐释了这样一种伦理价值观。我们看杜甫他在诗歌中间，有很多地方既写到他本人以及他的家庭所遭受到的一些不幸，他产生的一些痛苦，同时又延伸到普天下的百姓。当他到鄜县去探亲的时候，突然发现家里最小的儿子已经因挨饿而去世，饿死，他当然非常悲痛，一个小孩子饿死了，他也感到非常惭愧，觉得自己身为父亲，居然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食物，使他饿死，很痛苦。但是与此同时，他马上又想到了普天下还有很多比我更贫困的人，他们那些失业之徒。他说的失业之徒就是失去田地的农民。他还想到在边疆前线戍守的那些将士，他们遭受的痛苦比我更加厉害。所以他就把关怀之心从家庭扩展到整个民族，整个国家。当他自己在暴风骤雨之夜，他的茅屋被刮破了，雨漏下来了，自己不得安眠，床上都是潮的。这个时候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他希望的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拥有一所牢固的、安稳的一所茅屋，有一个容身之地，更希望普天下穷人都能够有这样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所以他的仁爱之心是推广出来的。 我觉得最典型的作品是杜甫乾元年间在同谷写的那一组诗，那一组诗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那个时候杜甫从甘肃的天水向四川的成都逃亡，因为他生活过不下去了，想逃到成都去。途经同谷，同谷就是现在甘肃的成县，在宝成铁路上，我到那里去看过。那么杜甫到了同谷以后，正是寒冬腊月，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他的生活陷入了绝境。他在那里写了七首诗，我们看看这七首诗的顺序，第一首说“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就是说我有一个客人，他叫杜子美，他已经白发苍苍了，他生活非常潦倒；第二首就写到他的家人，写到他为了要给家人找一些东西充饥，他就拿了一个铁铲到冰天雪地中间去挖一种野生植物，叫黄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家人充饥。可惜没有挖到多少，回家以后是“男呻女吟”，就是一家老小都是饿着呻吟，靠在墙壁上面，说话都说不动。第二首写他对家人的关爱；第三首“有弟有弟在远方”，想念他离散在各地的弟弟；第四首“有妹有妹在钟离”，想到他的已经守寡，还拖着三个幼年孩子的妹妹，远在钟离；然后五、六、七这三首想到国家的命运，想到现在战乱不止，天下动荡。他的整个的思考的过程，他的感情流露的一个方向，也是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这样一种情感流程。这样一种仁爱之心的发扬，我觉得是最符合人的本性，也是最切实可行、最自然的。因此在这点上面，杜甫堪称是儒家仁爱精神的一个杰出的阐释者

我眼中的杜甫前些日子，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那灵山异水着实让我大开眼界，流连往返。而位于灵山异水中的一块圣地——杜甫草堂，更令我“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猛然间灵光一闪，有一种强烈的冲动，想写写这位“诗圣”，明知自己很傻，研究杜甫的学者不计其数，他们挖掘的够深刻，够翔实了，可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有幸领略了四川的峨嵋山与九寨沟——这个句子显然是病句，语文教师犯这样的语病，而且是以病句开头，很不应该留连往返应为流连忘返，连着用大开眼界、流连忘返两个成语也不大妙，有作者家天才儿童之风范圣地此词用的不妥，杜甫草堂没啥子大不了的，是因为你崇拜杜甫，那地儿才成为你心中的圣地，不能把你自身的感受用来定义草堂。此句应为“而在灵山异水之中，有一块我心中的圣地——杜甫草堂”蜀不思归——这个词是从乐不思蜀化过来的，但是搞的不好，应为“在蜀不思归”折服进而膜拜——这句话又很不应该，因为前面讲的是杜甫草堂，草堂里面有什么东西让你折服，让你膜拜呢？让你折服膜拜的显然是杜甫，不是草堂，因此这整个句子也可以看成是病句灵光一闪这个词也不好，跟下文的冲动没有啥联系，修饰词“猛然间”感觉上是小学生用的明知道自己很傻——这个傻是啥意思？如果说因为有很多研究杜甫的作品珠玉在前让作者感觉写写老杜有点惭愧，那应该说“明知自己水平有限”翔实这个词也值得推敲，翔实一般是用在具体的客观史实、材料上，不大好用来形容杜甫的研究文献我特想以自己的视角来谈谈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我心中最崇拜的偶像，很拖泥带水，要不说我最崇拜的偶像，要不说我心中的偶像。自己的视角云云，更不知从何谈起，因为下面的文字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杜甫让我最欣赏的是他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的诗人。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吾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骨子里渗透着类似李白的洒脱与真挚的个性——这句话叫人看着很不舒服，意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骨子里渗透着个性”，不大通吧他出生于官宦世家——应为出身杜甫的诗歌里很坦白，很自豪拥有这样的家庭——这句也有毛病，语法不通，不知道主语谓语都是些啥，应为“杜甫在诗歌里很坦白的表达了对拥有这样的家庭的自豪”何等的豪情万丈，何等的真挚博大！——看不出来。古代的穷人家孩子少有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大才子出身自名门世家，在诗作中谈及自己家学渊源，是最平常不过的了，这样就要夸人豪情万丈真挚博大，这种赞美似乎太廉价了，还要加上两个“何等”，再来个惊叹号，实在是有迎风洒狗血的味道世人皆知李白洒脱豪迈，孰不知杜甫有过之而无不及呢——这个应该是拍脑袋工程，凭老杜几句扯自己家学渊源的诗，就评价人家比李白还要洒脱豪迈，这样太无厘头了杜甫饱读史书，自许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参加洛阳进士科考试，却不料“此意竟萧条”。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这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境深深的震撼了我，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自许——应为自诩名落孙山的他却能够坦然处之，将成败得失视为过眼烟云——何以得知？古代的读书人一向比较功利，大多是带着治国平天下的抱负渴望学而优则仕，考试落榜以后写首诗感叹一番自嘲两句，是极普通的事，基本上也没有说自己落第而后悲愤欲绝的，不知道作者是怎样联想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上面去的，居然还被深深震撼了，真是了不起使我面对许多风风雨雨，都能一笑了之，宠辱不惊——写文章明明是夸老杜的，写着写着就要转到自己身上，忍不住夸上自己两句，这个毛病以后要改掉让我最感动的是他与李白的真挚友情。“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当他在洛阳遇到“赐金放逐”的李白。两人一见如故，同游名胜古迹，同写万丈诗篇，同醉同睡同奔放！有诗为证：“醉眼秋共被，携手日月行”。两人亲如兄弟。不分彼此。同写万丈诗篇——诗篇有用万丈形容的吗？同醉同睡同奔放——同醉同睡很好理解，同奔放是啥意思？一起K歌泡妞？杜甫对李白极为推崇，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为他写下一系列肝胆相照的诗篇，“李候有佳句，往往似阴铿”，“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但杜甫又不是一味迎合，也曾苦口婆心得对李白的好道任侠，使酒尚气作了善意的规劝。“君子坦荡荡”的心胸一览无余。一位真正的诤友就耸立在世人面前，他演绎了这段经典的友情故事，无人能够逾越，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古代文人有很多歌颂友情的诗，不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真如诗里面写的那么好，那就很难说了。李杜相交之时李白盛名及天下，是文坛当红偶像，杜甫自然要推崇推崇的，这点很正常，但是说他们之间是经典的友情故事，就不大负责任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云云，更是让人目瞪口呆。有诗为证有诗为证，其实有时候诗是证不了啥的，桃花潭水深千尺，厉害吧？其实李白跟汪伦不过是泛泛之交。44岁的杜甫旅居长安，长达七年之久，历尽辛酸与坎坷。但他从不怨天尤人，对真正关心自己的朋友还是情意绵绵，是个非常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他常常赠诗以谢朋友的厚爱。在这段最暗淡，最失落的日子里，他竟然能够创作出最脍炙人口的名篇《兵车行》《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可见他是多么的超凡脱俗，安贫乐道！实际上对于诗人来说，有时候生活环境越是困苦，创作力反而越强。老杜诗写的好，但是哪里看的出超凡脱俗，安贫乐道？作者特别喜欢用显而易见、可见之类的词，增加说服力，实际上这种推断是毫无道理的，反倒象神棍的上帝式逻辑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吾庐独破受冻死也足”，把自己与人民的苦难紧密结合，得出人民遭受的痛苦比自己还深，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甘为天下人民的幸福而牺牲自己。他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多么令人折服呀。这是何等的悲壮，何等的可贵，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这段很适合作者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讲解，也就是说格调非常高，估计校长会很喜欢。问题在于古往今来写诗寄托忧国忧民思想的诗人可以说比比皆是，“令天下所有的诗人在他高尚的品质面前黯然失色”，不知作者是怎么把天下所有的诗人跟老杜作对比的他为人民命运而担忧就象大海一样永不枯竭——这个比喻实在是没有必要，这个句子也不通，“而”应为“的”他晚年漂泊在西南生活，虽穷困潦倒，疾病缠身，但心境依然洒脱自然。他在自己苦心修建，专心经营的草堂里写下了《狂夫》，高声吟唱“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这样的气魄，这样的胸襟，这样的诗句，谁能与之抗衡呢。——这首诗很好吗？苏东坡“老夫聊发少年狂”，能不能与之抗衡呢？他在草堂附近的武侯祠中瞻拜诸葛亮，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如此的悲壮浑劲，如此的爱国情结，一直为后人广为流传，赞叹不已。——这句诗当然好了，是叹息孔明的，悲壮浑劲还勉强可以算，“爱国情结”从何谈起？三国时期打来打去，不过是内战混战罢了。后人赞叹的是老杜的诗，哪是啥子爱国情结？而杜甫著名的组诗《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把萧散的自然情物写的优美从容，富有情趣，我最欣赏这句“黄四娘家花满溪，千朵万朵压枝底”，很难想象一个“诗圣”竟然有如此细腻的情感，如此浓烈的抒情，如此的仁民爱物，这给历代爱国者树立了很典型的形象，在士人的人格形成上，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这段实在太牵强了，如果没有细腻的情感和浓烈的抒情并在诗中表现，杜甫能成为大诗人吗？能被称作“诗圣”吗？作者作为老杜的粉丝，居然连这点都“很难想象”，倒把俺给看糊涂了，莫非作者只是叶公好龙？至于士人人格之类，扯的太远了，如果作者愿意赐教，俺倒想看看作者怎么解释，可以把老杜跟士人人格的形成联系起来伟哉，杜甫！——抒情式结尾，空洞恶俗通览全文，作者只是把自己所能够想得到的溢美之词统统加到老杜头上，而诸多赞美漫无边际，毫无逻辑可言，有如天外飞仙，基本上都是属于拍脑袋式论证，这样的文章实在是让人不忍卒读，而在文句语法上面，又是病句错词满天飞，基本功很不扎实，如果作者真如传说中所言，是个语文教师，那实在是很不应该。如果打了一个文章，自己觉得比较得意，欣欣然的拿出来供人赏鉴，突然被人家指出诸多纰漏，心下不爽，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去理会人家指摘的有没有道理，偏偏反而去探寻人家是否居心叵测，进而讥讽对方吃饱了没事找事，相对于文章的水平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更不足取了。

非核心期刊，应该是省级期刊

《登高》是杜甫诗集中一首很有名的七言律诗，写于唐代宗大历二年（７６７）的秋天，是诗人流寓夔州时为深秋登高有感而作。这是一首“拔山扛鼎”式的悲歌，曾被人誉为“古今七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6�1内编》）。全诗写登高所览之景，雄浑苍莽；在阔大雄健的气象之中，渗透着一股勃郁之气。通篇语言凝炼，声调铿锵，气韵流转，对仗工整。抒写诗人内心郁结不舒的爱国情感和羁旅愁思，悲愤而不过分，凄苦而不消沉，在艺术上是很见功力的。诗由写景开头，十四个字勾勒出一幅登高远眺的壮阔图景。时当深秋，晴空如海，登高仰视，愈觉其迢迢无极，所以说“高”；夔州一带，山高林密，每至晴初霜旦，常有高猿长啸，空谷传响，哀转不绝，所以说“哀”；深秋九月，潭寒涧肃，沙洲小渚，孤零冷落，所以说“清”；风霜高洁，水落石出，所以说“白”。因为台高，故愈觉其风大，所以说“急”；风大则水鸟低飞盘旋，所以说“回”。用字遣词都极其贴切。“天高”“沙白”“猿啸”“鸟飞”，这些又都是具有夔州三峡秋季特征的典型景物，捕捉入诗，不但形象鲜明，使人读了如临其境，而且所展示的境界，也极雄浑高远，饱含着诗人无穷的情思。三、四两句写远眺之景，从大处落笔，上句写山景，承首句；下句写江景，承次句。山上江中，往复交织，构成一幅非常生动的三峡秋景图，深秋风大，所以闻落叶之“萧萧”；峡深流急，所以见波涛之“滚滚”。“落木”而以“无边”来形容，则见其境界之阔大；“长江”而以“不尽”来形容，则见大江之无穷。在极其萧飒荒凉的景象中，又充满着一种浑灏奔放的气势。两句又多用双声迭字，读来音调铿锵，充满着声韵之美。“深于言情者，正在善于写景”。以上四句写景，确实有力地烘托了诗人的心情，写出了诗人登高望远的悲秋之意，却又不直接使用“悲秋”的字面，而是将这种悲愁之情渗透在具体的画面之中。诗中所描写的这些自然景物，既具有客观事物的具体特征，季节特征，同时也饱含着诗人特殊的感情色彩，表现了诗人特定的心情。啼猿作为一种动物，本身并不具有人的感情，但在“艰难苦恨”中的诗人听来，猿啼声却充满着一种凄哀的情调。同样，那滚滚的长江，萧萧的落木，盘旋的飞鸟，冷清的小渚，也无一不起着渲染环境气氛、烘托诗人情绪的作用。“情以物迁，辞以情发，一叶且或迎意，虫声有足引心”（《文心雕龙�6�1物色》），更何况眼前这一片凄凉肃杀的景色？自然更使得诗人触景生情、引起相应的心理活动与感情变化了。而这种心理活动与感情变化，又反过来加深了景物的感情色彩。所以诗中的景物已不同于自然的景物，它是诗人主观化了的客观景物。在文学作品中，当景物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特殊感情的时候，当作者的主观感觉和景物的客观特征得到和谐统一的时候，它对读者所产生的艺术魅力，就不是一般地描摹景物的诗句所能比拟的了。 五、六两句由上文写景很自然地过渡到抒情。两句写出自己身多疾病长期漂泊的艰难处境和秋景萧瑟触景生悲的愁苦心情。“万里悲秋常作客”，这是就空间方面说，即所谓“横说”；“百年多病独登台”，这是就时间方面说，即所谓“纵说”。两句承上启下，点出全诗主旨。在结构上，则层层递进，步步转折，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宋人罗大经说：“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鹤林玉露》乙编卷十五）作客登台，已有游子思乡之意，加上万里漂泊，百年多病，则孤零悲苦之情便得到更进一层的描写。秋风萧瑟，已令人触景生哀，更何况又值垂暮之年抱病登台呢？由于采用了这种层层递进的顿挫笔法，蕴藏在诗人内心深处的沉郁悲抑的感情便更深刻有力地表达出来了。深厚的感情，来自丰富的生活，诗中反映的虽是诗人的个人遭遇，但读者却可从中窥见战乱时代广大人民的苦难。尾联两句是写自己穷困潦倒孤苦寂寞的境遇和心情。上句写自己艰苦备尝，白发弥添；下句写自己潦倒日甚，多病缠身。全诗就在沉重的感叹声中收结，结得悲愤深沉，而又寄慨遥深。“艰难苦恨”四个字不仅指作者自己万里作客，衰年多病的艰辛境况和身世遭遇，同时也指当时社会的动荡不安，广大人民的辛酸痛苦。“不眠忧战伐”，“无力正乾坤”，正是这一切“艰难苦恨”，才使他头上的白发愈来愈多，而现在又已衰年多病，独自登台，心情自然更加落寞，更加痛苦了。此时正须借酒排遣，但又因多病之故而不得不暂停饮酒，这样一来，诗人内心自然更沉郁不舒了。这种曲折顿挫的笔法，既使文势有波澜，也使感情表达更为深刻、沉痛。杜甫自己曾说过：“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登高》确实是这样一首精于诗律的好诗，历来备享盛誉。从艺术表现角度上看，本篇的独到之处可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仗工稳，音调铿锵。即胡应麟所谓“一篇之中，句句皆律，一句之中，字字皆律，而实一意贯穿，一气呵成”（《诗薮�6�1内编》卷五），诗一开头就以对仗领起，不仅对得自然、工整，而且还用了一句中自相对偶的当句对法，（如以“风急”对“天高”，“渚清”对“沙白”）尾联两句虽不全对，但句法布局却极整齐。这种结构上井然有序的排列，不仅符合于美学上的所谓均齐，给人以一种神清目爽整饰对称的美感，而且使全诗曲折顿挫，在抑扬有致的韵调中，表达出诗人需要抒发的感情。同时诗中又多用双声迭字，旋律优美，音节和谐，大大加强了诗的珠走泉流而又回环往复的音乐美。如尾联“艰难苦恨”四字，在句法上是并列结构，在声调上却具有抑扬顿挫四声的特色，读时应一字一顿；“潦倒”“新停”为双声迭韵，在声调上又有“上”“平”之分，故音节显得特别铿锵嘹亮，读时应两字一顿。“繁霜鬓”对“浊酒杯”，其声调的妙用，也在所谓“抑扬抗坠之间”。读者密咏恬吟，就能在深沉重浊的韵调之中，体味出诗人颠沛流离的痛苦心情。 二是写景抒情笔法错综变化却又相互照应。前四句写景，是所谓“诗之媒”；后四句抒情，是所谓“诗之胚”。落笔的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围绕着诗的中心——“悲秋”。一三两句相承接，都是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接，都是写江景。而在写景之中，又有声（风声猿啼声）有色（沙白渚清），有动（鸟飞叶落）有静（洲渚）。五、七两句相承接，都是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接，都是写多病。因“悲秋”而勾引起“苦恨”，因“多病”而造成“停杯”，在诗的内容上又是互相紧密联系的。全诗情景交融，浑然一体，中间虽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如此复杂的感情，但笔势却如“百川东注于尾闾之窟”，一气直下，造成了一个既有变化又和谐统一的艺术整体。

杜甫（公元712--770），汉族，字子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圣，世界文化名人，与李白并称“李杜”。杜甫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市），远祖为晋代功名显赫的杜预，乃祖为初唐诗人杜审言，杜甫本人出生于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杜甫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被后世尊为“诗圣”。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他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他同情人民，甚至幻想着为解救人民的苦难甘愿做自我牺牲。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以最普通的老百姓为主角，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缚，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死后受到樊晃、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扬。杜诗对元白的“新乐府运动”的文艺思想及李商隐的近体讽喻时事诗影响甚深。但杜诗受到广泛重视，是在宋以后。王禹、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人对杜甫推崇备至，文天祥则更以杜诗为坚守民族气节的精神力量。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〇。 “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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