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论文发表笔记模板

在最近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与其他人文科学的学科一样,学术上的发展是巨大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1 浅析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理解 文学史一词的复杂性，是近年来学界每有讨论的问题。就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来讲是指文学自身的纯客观的生成与发展的历史，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本体”，还有一些学者称为文学史的“原生态”。在我们对文学史进行直觉性的想象时，我们意识到这种文学史的“本体”或“原生态”是存在的，并且它有一种纯客观的性质。科学的文学史研究，把向文学的真实的历史逼近作为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并且也将此作为判断某一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价值高下的一个标准。但是，“原生态”和“本体”事实上只存在于直觉的想象与逻辑的思辨中，实际存在于人们的认识与阐述中的文学史，最直观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种种以“文学史”为题的著作，它们事实上是通过一种认识体系构建出来的。 文学史的这种性质甚至在它处于史料状态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这些史料即保存至今的文学作品和一些文学史的文献，都是经过自然与人为的选择的结果，都是经过叙述的。另外就产生文学的历史文化背景来看，我们所依赖的也多是历史学家的成果。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原生态，早已成为历史的东西，无法复原。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把握住的文学史，无沦是零星的还是系统的，无不是进入我们的自身的认识领域的东西，即构建出来的东西。文学史越系统、越宏观，它的构建的性质也就越突出。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叙述首先得提及孔子。孔子的《春秋》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司马迁认为《春秋》是孔子根据鲁史旧文“约其辞文，去其烦重”整理而成，主要记载政治事件和人物活动。《春秋》对文学史论的贡献至少有二。一是它按年、时、月、日记载史实，后世编年史基本上沿袭此法，这对后人撰写编年体文学史、作家年谱、文学大事记等类型的文学史著影响久远。二是《春秋》于客观记事之中“寄其微言大义”，故有“春秋”笔法之说，对后代学者撰写文学史影响极大。 有当代学者认为：“新文学史既然是史，又与现代政治有那么密切的关系，研究中就必有禁忌，因而要有精神准备，在史德遇到考验时，能够站稳脚跟。古时所以创造了‘春秋笔法’，就因为在不让讲真话的时候，可以隐蔽地讲真话’，川。孔子的《论语》提出“十世可知”即以往知来、以见知隐的历史观，“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印的进化论思想，“不以人废言”即的治史准则，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的重要内容。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川，“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已成为历代文学史研究的原则与方法。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学相对于其他学术或学问独立出来，确立自身的价值和范围，初次形成清晰独立的文学概念，出现了较为完整、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想和观念。魏晋南北朝也是文学史研究自觉的时代，主要标志有三个。 一是史书中立《文学(文苑)传》。范哗的《后汉书》在《儒林传》外别立《文苑传》区分出儒学与文章之学的不同。萧子显在《南齐书》中立《文学传》，并在传后撰写一篇长论，叙述属文之道及文章体变。此后《文学(文苑)传》便成为多数正史沿用的通例。 二是出现研究文学史的专论。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文学体裁专门考察其源流，分别其特征，概略而全面、条理化地勾划出文体发生发展的历史线索，是一篇文体史研究专论。钟嵘的《诗品》探讨五言诗体的源流变化，把品诗与辨流结合起乘，在对作家品评时都把每位诗人放人这种诗体、题材和表达方式的继承源流关系之中。《诗品序》史论结合，既系统阐发他的诗歌理论，也概述了五言诗的发展历史。钟嵘品评作家作品的优劣虽然也有不少涉及社会因素，但大多是以审美因素为标准，他提出并推祟诗歌创作的“滋味”，以为“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显示出钟嵘的文学史观的审美倾向。 三是出现了专门的文学史论。《文心雕龙》中的《通变》、《时序》是论述文学发展的文学史论专篇。《通变》被作者归之于“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实际上是从文学自身演变的历史来探讨文学发展规律，作者概述历代文风的衰变之后，从文学创作自身寻找原因：“竞今疏古，风味气衰也”，争相模仿现代的而忽略借鉴古代的，是造成文风黯淡文气衰落的原因，如何解决文学发展中出现的这类令人优虑现象，刘娜认为：“斟酌乎质文之间，而隐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文学的生命力在于革新，“通变则久”，但革新之时必须注意继承，一方面要“变”，一方面要“通”，这样，文学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旧新其业”。《时序》论述文学发展与时代社会的关系，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完整的文学史论。刘叙述了“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文学发展历史，考察了文学演变与历史社会状况的关系。如文学受政治教化的影响：“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也”。又如，文学受包括学术风气与文化氛围的世情的影响。屈原、宋玉等人的瑰异文思与艳丽文辞“出乎纵横之诡俗”;建安文学由于当时“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的;东晋由于清谈风气的影响，时势虽极艰难，文辞却写得平静宽缓，“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刘聪在《时序》中还涉及到影响文学发展的其它因素，见解应该说是相当深刻的。 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既要确立它自己的独立地位，还要确定它本身的系统的内容。作为一门学科，中国古代文学史应该有更深的层次。它应包括断代文学史、各体文学史、文艺批评史和文艺思潮史等。此外，中国古代文学史还应当有自己的辅助性学科。初步想来，至少应有如下几项： (1)文学史文献学。它是为文学史研究提供资料的，是整个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包括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整理和校勘作晶、作家传记材料和其它背景性材料等第一手文献，二是对有关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已有的文学史研究成果进行摘编和分类，以备索引和参考。 (2)文学史方法论。它属于文学史研究的基础理论，从理论上总结以往的文学史研究的经验与教训，注意文学史研究最新成就在方法上的特点，并评介不同学派的研究方法，引进国外文学史研究的最新思潮，不断探索既体现人类思维和现代科学理论的新成就，又适合于中国国情和古代文学史实际的研究方法。对文学史学科特点的探讨，也属于方法论的范围。 (3)文学史编纂学。它专门研究文学史著作的叙述方法与编纂体例。诸凡记传体、编年史体或“分体合编”式、“时代为纲作家为序”式等不同体例，都要分析其优劣、比较其高下，然后为已有的研究成果找到最适合的叙述方法。 综上所述，文学史有其不可靠性。如前所说，而许多原始记录已经不复存在，文学史是人写的，而且是被不同时代不同的作者所创作。人无论希望自己立场多么公正只要是人都会有自己的主观思想，并且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文化所影响因而无论是再好的史学家，其所记录的历史都会带有其主观意向，都会与真实的历史有偏差，而且在历代传抄学习中，因所读之人与成书时的时代不同，知识程度不同，以及普遍存在的误读现象，可以说“文学史”即为“人学史”。 然而，因为事物的发展是螺旋式上升的，前人写的文学史终究是给后的人所看，前人有的主观意识在后人身上同样能找到，前人所做过经历过的事情后人未必就不会去做去经历。相反，许多后人所做的事情在前人那都能找到相同或相似的记录。正如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朝代如何更替，在中国可追溯的近三千年历史中，中国文坛几乎每个朝代都会发生文艺复古运动，每次复古运动之后又会有更激烈的新思想新文化爆发。因而文学史又有其可靠的一面，毕竟前人还是留下了不少文字作品，白纸黑字还是有根可寻的。 如果可能，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时，应该同时关注不同朝代同一文学运动或者相似的文学改革(如观察不同朝代但同样都发生过的“复古”运动)，以此作为对比，相互对校，从中发现它的规律或者谬误，这样大概更有利于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构建。 参考文献： 《试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学科建设》 张弘 社会科学辑刊 一九八六年第一期 《中国古代文学史理论述论》 佴荣本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1997年第5期 《中国古代的文学史构建及其特点》 钱志熙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文学遗产-二三年第六期 古代文学史论文参考范文篇2 试论古代文学史课中的师生互动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史课要改变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模式，提倡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知识与能力方面教学相长、情感上互相感染和观念上相互碰撞，从而提高教学效果，达到培养理论和知识扎实、具有较高鉴赏、分析和创造能力的人才的目的。 关键词：古代文学史课程师生互动 近年来，课堂中的师生互动在高校的教学改革中越来越多地受到重视，甚至成为教学效果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古代文学史课是高等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课程内容涵盖上自先秦下至近代的中华民族五千年优秀的文学遗产，历来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即教师讲授，学生听与记的方式进行。教学内容上，采用文学史知识与作家作品介绍相结合的方法。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填鸭式”教学方式越来越不能被学生接受，教学效果受到极大影响。笔者在在教学中，借鉴同行的教学经验，尝试引进师生互动的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笔者认为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主要体现在教师与学生在知识与能力方面的教学相长、情感的互相感染和观念的相互碰撞三个方面。 一、知识与能力的教学相长：传授正确的知识这是古代文学史课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培养学生开阔的文化视野，尤其是培养学生对经典作品的审美能力、感悟能力，增强人文素质，是古代文学史课的一个较高目标。实现以上的目标首先要学生有学习的兴趣，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这就需要突破传统授课方式。 改变“满堂灌”、“填鸭式”的进课堂教学模式，采用让学生参与到讲课环节中的课堂结构方式，即提前将要讲授的课堂内容提炼出几个典型问题布置给学生，学生围绕相关问题查阅资料，撰写出发言或讲授提纲。课堂教学中，教师根据所设计的问题采取不同的课堂教学形式。如讨论(或辩论)式、教师(或学生)答辩式、案例分析式及学生主讲教师总结式等多种方式开展教学。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还促进学生对所学内容做进一步深入的理解、分析，同时促进教师自身的业务进步，因为教师要花比传统授课方式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备课，以准备问题的设计和课堂中学生有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的解答。 如在讲《史记》文选时，学生对《项羽本纪》和《李将军列传》做了大量的查阅文献的准备，分小组做了幻灯片，对作者及其思想和艺术成就，传主的生平事迹及历史评价、作者艺术特色等都有独特的分析、讲解和讨论。学生也对一些不清楚的问题提出来请老师解答。对师生来说，都是一个促进和提高的机会。教学相长，收获很大。 二、情感的互相感染：古代文学史课的师生互动，应是在情感层次的互动。文学是人的文学，历代的经典作品中往往蕴含着深厚的人生情感与深刻的生命感悟。一部古代文学史也是一个民族的性格和情感形成发展的历史。通过对文学史的学习、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领悟凝结于其中的个人与民族的信仰情操精髓.对于陶冶接受者的精神品位与人文素养，有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 古今社会文化背景和氛围不同，今人思想感情、心理结构、感知世界的方式、思维方式以及情感方式等与古人有较大差异，学生不可避免地对古代文学感到隔膜，他们常常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人的所感、所思，对古代人的生活、对古代文学普遍缺乏兴趣。作为教师有责任和义务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培养高尚的人格。 无论是一个作家的生平创作、一种文学现象的出现、一种创作方法的产生和更新等都离不开特定时代的人。这就要求教师要掌握大量史料，要非常熟悉史料，以致烂熟于心，在向学生讲解之前要预先转化为自己呼之欲出的感性体验，用带有情感色彩的语言进行描述与讲解，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般的现场感。在对作家作品进行讲解时，采用一种领悟式的体验阅读与理解方式，尽量避免理性的拆解与分析或直接的结论宣导有可能带来负面效应，避免损害作品情境的浑融和圆满或对作品及作家真实感情和主旨的片面理解。重在实践一种获得结论的过程，从而使学生在富有情感的环境感召下，激发学生自身对作品情感体验的认同。 如在讲魏晋南北朝文人的名士风范产生的时代背景时，学生对阮籍、嵇康等名士的言行觉得可笑、不可理解。讲授中引用大量数据和事例分析，并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生活经验和事例做类比，用富有情感的语言论述这一时期“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使学生从理性和情感上认同当时文人的特异言行的合理性。 再比如古代文学中有许多思乡思亲的名篇，讲授时调动学生的人生经历，联系作品产生的具体背景，使学生对作品能从内心深处产生共鸣。 情感互动应贯穿于古代文学史教学的始终，可以是对祖国灿烂文化的款款深情，也可以是对某一文学现象的慷慨叙述，还可以是对某个作家境遇的深切同情拟或是对某部作品的深情解读，等等不一而足。教师在教学中的情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激发学生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使教学效果成倍提高。 三、观念的相互碰撞：古代文学史教学对于人文精神的发掘的意义在于传统生命精神对现代生存的启迪。古代文学史教学既要引领学生走入过去，重新体验文学作品本身所达到的人文境界，又要走出来立足当下，让学生自身的人文精神感受融入文本所传达的人文意义境界。而在教学过程中以当下意识阐释经典文本新的价值内涵与精神意义时.既是对于古代文学作品的重塑又是一种有生命力的传承。 由于古代文学的含蓄蕴藉的特质，历代文论的繁复和时代的远离.今人的价值观与古人之间存在分歧、断裂甚至背离，使得当下教学环境中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意义与精神的理解趋于复杂。在教学中会出现师生间观念上的矛盾，作为教师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矛盾，在宽松的气氛中，耐心平等的与学生进行对话，在这种观念的碰撞中，既可以修正学生的某些偏激、肤浅、片面甚至错误的观念，也可使教师更接近当代学生的思想和精神世界，某种程度上也为教师修正某些落后于时代的观念提供了契机。 这样的观念碰撞在古代文学史课的教学中甚为多见，如对屈原之死的评价、对杜甫“忠”的看法、对古代文人仕与隐的分析、对文以载道的论点的评论等等，教师可适度引导，但不必急于将所有问题均在课堂上找到答案，有些是在目前理论界尚争议的问题，或在课堂上不能一下解决的问题，可留下存疑，让学生带着疑问进一步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吴小如.关于怎样学和教中国文学史的问题[J].文学遗产,1991,(3). [3]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猜你喜欢： 1. 古代文学论文范文精选 2. 古代文学史论文 3. 浅谈古代文学研究论文范文 4.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5. 浅谈古代文学论文

《五杂俎》不仅在考辨方面有一定的价值，所记明代史事，足供参考者尤多，如叙皇帝、太子、藩王婚礼的浪费，税使的扰民，宦官的骄横等等。下面是的我为你们整理的 文章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五杂俎》

明代考据辩证兼琐闻 故事 综合性笔记，十六卷，谢肇制撰。谢肇淛(1567—1624)字在杭，号武林、小草斋主人，晚号山水劳人。明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湖州、东昌推官，南京刑部主事、兵部郎中、工部屯田司员外郎，曾上疏指责宦官大旱之年仍大肆搜括民财，受到神宗嘉奖。入仕后，历游川、陕、两湖、两广、江、浙各地所有名山大川，所至皆有吟咏，雄迈苍凉，写实抒情，为当时闽派诗人的代表。另著有《太姥山志》，并与徐火勃重刻淳熙《三山志》。

《五杂俎》本书是作者的 随笔 札记，包括 读书心得 和事理的分析，也记载政局时事和风土人情，涉及社会和人的各个方面。全书十六卷，分为“天、地、人、物、事”五门。其中天部二卷，地部二卷，人部四卷，物部四卷，事部四卷。天部记述天文、气候、节气和四时的人事活动。地部记述理理、疆界、山川、河流、名胜，包括当时的海外地区，是研究历代地理的重要资料。人部记述人的形体、心性、境遇，包括技艺、医药、术数、书画、宗教等各种活动。物部记述动物、植物和各种物品，鸟兽虫鱼花卉草木、饮食服饰、文玩乐器等都有论述。事部记述贫富、 收藏 、文字、职官、行政、姓氏、婚嫁等社会活动。书中提供的大量资料有助于研究明代社会状况，作者过记事，分析是非正误有评述，有论断，对读者很有启发。如据《西京杂记》中的“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驳送周密《癸辛杂识》所提出的“‘上巳’当为‘上己’，因为上旬无巳日”之说。又谓“蜻蜓点水”非爱水，而是产卵，以备一说。

如记京都乞丐：

京师谓乞儿为花子，不知何取义。严寒之夜，五坊有铺居之，内积草桔及禽兽茸毛，然每夜须纳一钱于守岁者，不则冻死矣。其饥寒至极者，至窖干粪土而处其中，或吞砒一铢。然至春月，粪砒毒发必死。许一年冻死毒死者不下数千，而丐多如故也。

但《五杂俎》同样有明人笔记以多为胜，忽略专精的通病，书中谈历代掌故部分，大抄前人笔记，又不注明出处;记录笑话，亦皆采旧文，甚为无聊，记鸟兽虫鱼，又多涉神怪。

《五杂俎》最早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如韦馆刻本。

今有：《五杂俎》中华书局1959年版;《五杂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五杂俎》台北：伟文出版社1977年版。

《丹铅杂录》《谭苑醍醐》《艺林伐山》

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几部笔记。杨慎撰。杨慎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杨升庵集》。明代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名物的笔记以杨慎撰述的为最多。其中著名的有《谭苑醍醐》八卷，《艺林伐山》二十卷和以《丹铅》为名的《丹铅杂录》十卷和《丹铅续录》八卷。

《丹铅杂录》和《丹铅续录》考论经史、诗文、训诂，其内容非常广泛，举凡经史子集均有涉猎。如指出柳宗元《小石潭记》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一句，并非柳氏独创，而是来自郦道元《水经注》中“绿水平潭，清洁澄深。俯视游鱼，类若乘空”。杨慎崇经黜史，重视音韵训诂;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杨慎重视史书的文采，强调修史要秉笔直书，反对官修史书，提倡个人独立修史;评价历史人物能不落窠臼，有自己独立的观点。杨慎读书广泛，对过去不为人注意的子部书籍进行了探索、讨论，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谭苑醍醐》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杨慎虽然渊博，但其笔记中考证疏误，记忆错误处也不少。陈耀文曾撰《正杨》四卷，纠正杨慎之讹;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内《丹铅新录》和《艺林学山》两部分，亦专门驳杨慎的引证和论辩。

今有：《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俗言》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1936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丹铅杂录丹铅续录》上海书店1886年版。

《艺林伐山》商务印书馆1937初版;《艺林伐山》中华书局1985版;《艺林伐山》上海书店，丛书集成本，1986年版。

《枣林杂俎》

本书是一部明代史料笔记，作者谈迁。谈迁(1593—1657)为明清之际著名史学家，原名以训，字仲木，号射父。明亡后改名迁，字孺木，号观若，自称“江左遗民”。浙江海宁(今浙江海宁西南)马桥人。明诸生。一生未曾做官，家贫，靠缮写、代笔或作记室维生。自幼刻苦好学，于经史百家无不致力，对明代史事尤其着力，历经艰险完成明朝编年史《国榷》。著作另有《枣林集》、《枣林诗集》、《枣林杂俎》、《北游录》、《西游录》、《史论》、《海昌外志》等。《清史稿》有传。

《枣林杂俎全》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集十八门，其中“土司”一门有目无文，实有十七门。书中逸典、先正、流闻等门对南明弘光朝、明代典章制度及户帖式的记录，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明代科举、民俗、物产、植物、山川等人文自然景观等也有详细的描述。本书对于了解明代历史，尤其是研究明末清初的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书中也杂有神怪灵异等荒诞传闻。

今有：《枣林杂俎》罗仲辉胡明校点，中华书局，元明史料笔记丛刊，2006年版;《枣林杂俎》齐鲁书社1997年版;《枣林杂俎》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本。

《板桥杂记》

明末清初一部记载南京秦淮河一带歌妓生活的笔记，三卷，类似唐代孙棨的《北里志》。余怀撰。余怀(1616～1696)清初文学家。字澹心，一字无怀，号曼翁、广霞，又号壶山外史、寒铁道人，熟读经史，学识渊博，有匡世之志，文名震南都。为国子监生，受到国子监司业的吴伟业的赏识。崇祯十三年、十四年(1640——1641)，二十五、六岁的余怀被南京兵部尚书的范景文邀入幕府，负责接待四方宾客并掌管文书。清军占领南京，余怀化妆成道士流亡他乡，开始长期颠沛流离生活。从顺治年间直到康熙初年，他经常奔走于南京、苏州、嘉兴一带，以游览为名，联络志同道合者，进行抗清复明的活动。从康熙八年(1669)起，余怀隐居吴门，以卖文为生，民族气节始终不移。同时，精力集中于学术著作方面。他晚年自号鬘持老人。福建莆田黄石人，侨居南京，因此自称江宁余怀、白下余怀。晚年退隐吴门，漫游支硎、灵岩之间，征歌选曲，与杜浚、白梦鼎齐名，时称“余、杜、白”。《板桥杂记》亦作于晚年，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除笔记《板桥杂记》外，还著有诗文《甲申集》七卷，《余子说史》十卷，《东山谈苑》八卷，记明末党争之事的《汗青余语》多卷，《四莲花斋杂录》八卷，《砚林》一卷，《茶史补》一卷《妇人鞋袜考》一卷《宫闺小名录》一卷等。

《板桥杂记》三卷，署三山人撰。全书分上卷、中卷、下卷。收选了一些优秀的小品文。记述了明朝末年南京十里秦淮南岸的长板桥一带旧院诸名妓的情况及有关各方面的见闻。其中上卷为雅游，描写明末清初金陵秦淮河畔的梨园，秦淮河灯船，妓院和江南贡院;中卷为丽品，记金陵诸名妓情况，以旧院为主，珠市附之;下卷为轶事，杂记旧院诸狎客之奇闻逸事。卷首有余怀自识：“此即一代之兴衰，亦千秋之感慨所系，非徒挟邪之是述，艳治之实传。”《四库全书总目》评曰：“文章凄缛，足以导欲增悲，亦唐人北里志之类。然律以名教，则风雅之罪人矣。”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唐人登科之后，多作冶游，习俗相沿，以为佳话……自明至清，作者尤伙，清余怀之《板桥杂记》尤有名。”

今有：《板桥杂记》江苏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板桥杂记》刘如溪点评，青岛出版社2010年版;《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日知录》

清代著名考据辩证类笔记，三十二卷，顾炎武撰。顾炎武简介见中国古代文学要籍简介(二)诗文别集《顾林亭集》。

《日知录》是顾炎武“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著作。书名取之于《论语·子张篇》。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顾炎武是明末清初大儒，学问渊博，见识通达，《日知录》是他积累三十多年的笔记，与经史、诗文、训诂、名物、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吏治、杂事，无所不谈;许多条目，全都原原本本，考证详明。《内容宏富，贯通古今。三十二卷本《日知录》有条目1009条(不包括黄侃《校记》增加的2条)，长短不拘，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000多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这与作者立志学术创新有密切的联系。书前有其学生潘耒做的序。潘耒把《日知录》的内容大体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潘耒强调《日知录》的经世意义，认为此书只有宋元时期的名儒能做出来，明朝三百年来没有这样的书，将来治国者采用其说，会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仅叹服其考据的精辟，文辞的博辨，那不是作者著书的本意。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顾炎武本人说得很明白：“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

《日知录》中，顾炎武提出社会风气的好坏决定社会兴衰的观点，说：“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他认为“风俗衰”是乱之源，并列举大量事例，说明奢靡浮华的社会风气，是导致国家衰亡的重要原因。他说评价君主的功绩首先要看社会风气：“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他不但从政治上提出了整顿“人心风俗”的具体 措施 ，如重流品、崇厚抑浮、贵廉、提倡耿介和俭约等，还从经济上分析了“人心风俗”败坏的原因，认为要使风俗变好，必须有让百姓安居乐业的物质条件：“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治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除正面倡导培养人心风俗、加强礼治，他还强调法制，主张严惩败坏世风的贪官奸臣，说：“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勿贪，不可得也。”顾炎武还看到了“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主张进行社会变革，提出要顺势而行，“物来而顺应”的变革思想。在卷三十二中，作者还特别指出学界“座主门生”与朋党之祸的关系。指出唐代的进士，以主考为“主座”，自称“门生”。以中唐以后，遂有朋党之祸。并指出明代主考与进士，公然称“座师”与“门生”，朋党之祸，也不减于唐宋。

顾炎武曾把写这部书比作“采铜于山”。注重收集第一手资料，在治学上严谨扎实，堪称楷模。他这种研究学问的态度和 方法 是对明朝空疏学风的反动，对有清一代学风的转变与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后辈学者对这部笔记多推崇备至李慈铭称赞《日知录》这部笔记，“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出自于《通考》之外”;梁启超说：“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人”。除黄汝成外，为这部书作校补、笺注的还有很多，如李遇孙《日知录续补正》，丁晏《日知录校正》，俞樾《日知录小笺》，黄侃《日知录校记》等。道光年间黄汝成采各家之说为该书作注，为《日知录集释》。

《日知录》初刊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现在通行的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日知录》是以黄汝成的“集释”本为底本。其中《刊误》和《续刊误》各二卷亦为黄汝成著。后附的《日知录之余》四卷，乃后人辑顾炎武著作遗佚而成。

今有：《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日知录校注》陈垣校注，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版;《日知录集释》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日知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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