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发表的论文

要使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改革能够深入、健康地开展，迫切需要在统一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尽快地确定一个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教育宗旨，来规定资 产 阶 级对于人才培养的目标和要求，只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12年2月间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思想。蔡元培是第一位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皆近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的教育思想家，主张五育并举，这是蔡元培教育思想的一个显著特点。

蔡元培（1868-1940），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一生除旧布新，锐意改革，其五育并举、教授治校、教育独立等思想均流传深远，影响了不止一代人。“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主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周恩来语）这是对蔡先生的光辉一生的高度概括从清末的翰林到出国留学，蔡元培不仅具备了坚实的中国文化根底，同时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他痛切地认识到中国旧的封建教育制度对人才的扼杀，对科举制的余毒深恶痛绝，提出将教育的目标定为“育国家之良民”，认为新教育“当解放个人之束缚，而一任其自由发展。”（《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在他看来，教育之目的在于健全人格，这也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教育的目标之所在。他在《一九零零年以来教育之进步》中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这个思想贯穿到他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和实践中去。一、提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五育并举，首倡于蔡元培于1912年2月11日任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发表的著名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与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针锋相对，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项教育。这五项统统不可偏废，并且是相辅相成，相融相通的。前三者为隶属政治之教育，后两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而蔡元培尤其注重后两者，他曾说惟世界观、美育“鄙人尤所注重”（《蔡元培美学文选》）在我们这里着重谈谈美感教育。美感教育即美育。它不仅仅包括绘画、雕刻、建筑等方面，而“凡有美化的程度者，均所在包”，所以说这是一种广义的“大美育观”。它与上述所说的人格教育密切，人格教育强调教育是对人的教育，是对人的全面的、健全的人格进行培养和塑造，这本身也是美育的方向和前提。蔡元培说，“美育者，应用美学之原理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美育论集》）他认为，在现象世界，凡人皆有爱恶惊惧喜怒悲乐之情，这种感情随离合生死祸福利害之现象而流转，只有美感教育能够使人脱离杂念，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与造物为友。因此，这种教育的目是在于超越现实利害，架起进入绝对自由的观念世界之桥梁。由此他提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以美育代宗教”，即是反对愚昧和蒙昧，提倡自由和理性，使人的感情变得纯正健康。他认为，“美育是进步的，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其有界表现在不仅教类众多，各教又有派别之分，而这些弊端为美育所无。宗教不能代美育，因为“宗教上的美育材料有限制，而美育无限制，美育应该绝对地自由，以调养人的感情。”（《蔡元培美学文选》）蔡元培认为，美育只有从宗教的束缚中独立出来，超逸现世之观念，才能起到陶养情感的作用。可以保留宗教中美育的价值，但却不能用宗教来代替美育。在他看来，美育在五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美育者，与智育相辅而行，以图德育之完成者也。”可以说，“五四”后被教育界普遍接受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美育一项实由蔡元培所首倡。二、坚持教育独立思想所谓教育独立是指教育超然于政党，超然于教会，蔡元培在1922年3月发表的《教育独立议》一文中即系统地阐述了教育独立的思想。他认为教育是他主张“分全国为若干大学区，每区立一大学；凡中等以上各种专门学术，都可以设在大学里面，一区之内的中小学校教育，与学校以外的社会教育，……都由大学办理”，大学的事务，都由大学教授所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排斥宗教势力介入教育等等。这也反映了当时国内教育界要求独立自办教育的良好愿望。三、“兼容并包”的高等教育改革思想蔡元培主持北大的时期，胡适称之为“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蔡元培在北大进行的一系列高屋建瓴的改革，不仅标识着他是现代北大的缔造者，也表明他同时是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1917年，他在国立高等学校校务会上提出改革高等教育的议案，主张按文理科和应用学科来分别设置高等学校。他用“治学”和“治术”来区别当时的两类高等学校，学与术分校，文与理同科。他认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两类学校培养学生的目的不同，但地位同等，不存在高低之别。同时将“学年制”改为“学分制”，实行“选科制”，精简学校课程，力主自学，校内学生自治。这其实是借鉴了德国与美国的教育模式，在当时一扫旧制，相当地引人注目。蔡元培对大学的理解是“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这显示出他海纲百川的宏大气度和开放心态。1917年在北大就职演说上又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并且开宗明义地向学生提出“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不为升官发财而来；“砥砺德行”；“敬爱师长”这三项要求。他认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人趣，养成学问家之人格，培养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这才是大学的最高宗旨之所在。 蔡元培极力主张学术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反对学术上的门户之见，反对独尊某一学术流派的做法，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都并不予以干预。这体现在他不仅聘请思想进步的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人，同时延揽了思想保守但学识渊博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任教。譬如教文字学，旧派学者黄侃和新派学者钱玄同同时任教，学校并不予以干预，学生可自由选课不受拘束。他还三顾茅庐聘请了陈独秀为文科学长以及尚在美国的胡适，上海的《新青年》杂志也搬进北大，使北大很快便成为进步思想传播的阵营。在当时的北大，“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独立自由”的观念深入人心。这一切都与蔡元培先生的学识、胸襟、性格密切相关。因此在蔡元培整顿北大的短短五六年时间内，北大改变了以前沉闷和腐败的风气，自由研究学术蔚然成风。毛泽东称蔡元培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作为民国初年对我国教育界影响极深的一人，蔡元培曾经深受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他就深情地呼唤着中国产生欧洲文艺复兴时代莎士比亚式的文化巨人，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思想与实践，正是这一伟大梦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也当之无愧地成为近代教育史的巨人。美国学者杜威也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业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

张玉法，台湾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家。1935年2月生，山东峄县人。1949年随峄县县立中学南迁台湾彰化。1959年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旋任教于基隆中学。1961年入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学习，主攻先秦史。1964年毕业后任职于近代史研究所，从事口述历史记录、报纸资料前辑、外交档案编著和近代史资料调查等工作，开始研究中国近现代史。1968年，受福特基金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所进修中国近代史，师从韦慕庭（C·Martin Wilbur）先生。1970年返台。1971年晋升副研究员，1975年擢升研究员。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兼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辛亥革命和民初政党研究，已出版的论著有《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出版）、《民国初年的政党》、《中国现代史》（1979年台北东华书局）、《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初版，1987年再版），与（美）李又宁合编《中国妇女史论文集》（1981的台湾商务印书馆）等等。发表论文甚多，有关辛亥革命的有《西方社会主义对辛亥革命的影响》、《辛亥革命的性质》、《会党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中的南北问题》、《兴中会时期的革命宣传》、《同盟会时期的革命宣传》、《清季革命运动的背景》、《外人与辛亥革命》、《民初国会中的保守派政党》、《民初政党的调查与分析》、《民国初年的内阁》、《民初政局与五四》、《清末民初的山东地方自治》等篇。在史学方法论方面，撰有《历史研究的量化问题》、《心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应用》。他是研究清末民初社会政团、政党的著名学者，全面探讨立宪团体、革命团体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并由此论证辛亥革命是一场“全民革命”。1982年在美国亚洲学会于芝加哥召开的年会上，他与大陆学者章开沅教授公开辩论辛亥革命的性质，成为史坛之美谈；1990年他与蒋永敬教授等到中山市出席“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为海峡两岸学者同堂研讨辛亥革命、研讨孙中山的第一次，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作出了积极贡献。录自章开沅等编《国内外辛亥革命史研究综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