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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研究生论文篇2 浅析刑法理论中的洗钱罪 摘要：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从犯罪构成上讲，洗钱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其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洗钱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侵害的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 关键词：洗钱;犯罪构成;洗钱罪;《刑法》第191条 洗钱，是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毒品、走私、黑社会等有组织犯罪猖獗泛滥的背景下产生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掩饰、隐藏犯罪所得及非法收益。它不仅破坏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环境，损害金融机构的声誉，威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而且洗钱活动与贩毒、走私、恐怖活动，极大地助长了这些严重犯罪行为，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社会安定、经济安全乃至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安全都构成严重威胁。近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洗钱犯罪在我国也日趋猖獗，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乃至国家安全。然而，由于我国对洗钱罪及其法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不管是学界还是司法实务界，对洗钱罪的研究和认知都有待进一步深化。为此，本文拟就我国刑法理论中洗钱罪的相关理论及认定问题作粗浅探讨，以求教于学界前辈。 一、洗钱及反洗钱 现代意义上的洗钱行为肇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黑帮犯罪集团[1]3。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司法官员查处“水门丑闻”案中，“洗钱”这一概念才第一次被作为正式法律术语来使用，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毒品交易的蔓延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2]5。第一个把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国家是意大利，该国于1978年3月21日颁布法令，在刑法第648条第2款中增设了洗钱这一犯罪行为，只不过当时的洗钱罪仅针对武装抢劫罪、勒索罪和劫持人质罪这三类上游犯罪[3]。 后来，随着毒品、走私、贪污贿赂等犯罪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泛滥成灾，国际社会认识到打击这些犯罪及后续犯罪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洗钱罪陆续出现在各大国际性法律文件之中。从《巴塞尔原则声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中我们可以看到，洗钱犯罪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惩治洗钱犯罪也成了各国刑事司法协作的共同目标。除了国际性法律文件以外，国际社会还设立了一个专注于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犯罪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该组织在打击洗钱犯罪方面取得的最为突出的成绩就是发布了《反洗钱40项建议》。2013年5月13日，中国反洗钱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第六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标志着我国已经从国家战略层面开展反洗钱工作。 二、洗钱罪的构成要件 在我国，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与性质，将其转换为其他类型的资金形式，协助资金转移，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将其收益合法化的行为。洗钱罪本质上不同于传统的犯罪，其犯罪手段众多，没有典型的受害人，犯罪构成较为复杂。洗钱罪罪名的成立不一定要有相应的危害结果，而只要实施的行为特征符合其构成要件，就可定罪处罚。因此，洗钱罪是行为犯。根据犯罪构成理论，洗钱罪的构成要件如下。 (一)犯罪主体 根据2011年《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洗钱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年满16周岁并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法人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以及团体。所以说，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这里重点讨论的是，洗钱罪上游犯罪的实行犯或其共犯(即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的行为(即“自洗钱”)能否定罪、能否实施数罪并罚的问题。在传统刑法理论中，洗钱罪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应再判罚洗钱罪，理由是：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对其犯罪行为的后续，这种事后行为不具备可罚性，其先行实施的上游犯罪行为吸收了后续的洗钱行为，因而只能按照先行的犯罪定罪处罚[3]。而且，从法律解释的角度去看，刑法第191条规定的“明知”也只能是针对本犯以外的其他犯罪人而言的。 另外，张明楷教授认为：“否认上游犯罪者可以成为洗钱罪的行为主体，并不是因为洗钱行为是不可罚的事后行为，而是因为否定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从立法论上来说，将自洗钱规定为洗钱罪或许更合适，但在解释论上，只能在刑法条文规定的范围内确定行为主体范围。刑法第191条的规定明显采取了否定说。”[4]700因此，我国有学者提出把洗钱罪的主体进行扩大，将其上游犯罪中的本犯也纳入进来，这种做法适应立法的趋势，反映了与洗钱行为做斗争的必要性。至于扩充洗钱罪犯罪主体的理由，则各种各样。有的学者认为，传统的刑法理论已经过时，理论应是对实践的概括与升华，而不是实践的羁绊和束缚。有的学者认为，将自洗钱行为规定为犯罪，实行数罪并罚，并不当然违反“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理论。 因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并不是理论上说的“不可罚”，而是“共罚的事后行为”。现代洗钱行为已呈专业化、规模化态势，因此，洗钱罪作为独立的犯罪，而不再依附于其上游犯罪而存在。因而，我国应真正从价值层面上将洗钱罪从传统赃物罪中分离出来。换言之，上游犯罪的本犯实施洗钱行为之所以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是因为洗钱行为不同于赃物罪中的行为，它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不能评价于其上游犯罪之中的，它必将不可避免地侵害“新的法益”[5]。因此，上游犯罪本犯的洗钱行为是可以处罚的[6]。 也有学者认为，自洗钱可以单独成罪，理由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第一，洗钱罪与传统赃物罪相比，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除了给司法机关造成阻碍，还对国家金融和市场经济秩序造成影响，从罪刑均衡原则考虑，本犯犯洗钱罪应当与上游犯罪数罪并罚。第二，洗钱罪的行为方式不同于传统的赃物罪，已经是独立于上游犯罪的另外一个完全独立的犯罪过程。第三，其侵犯的法益不同于其他犯罪侵犯的法益。第四，对本犯可以单独定罪，有利于我国行使司法管辖权，这是因为洗钱犯罪往往都是跨国性的，试想如果犯罪分子是在国外实施上游犯罪行为，而在我国实施洗钱犯罪的，那么因为我国否认本犯可以单独处罚，而对发生在国外的上游犯罪又缺乏管辖依据，这就使我国的司法管辖权处在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1]101。根据上述不同学者的观点，笔者认为，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单独成立洗钱罪，理由是：现代洗钱犯罪因其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已然独立成罪，我们不能将目光局限于“本犯”的危害上，而应将其与传统赃物罪剥离开来;因为洗钱罪独特的行为方式，导致了本犯在实施洗钱行为时侵犯了新的法益，从而不构成不可罚的事后行为。 (二)犯罪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表现在行为人必须“明知”其行为是掩饰、隐瞒赃款赃物的性质及其来源，“明知”的对象是其上游犯罪所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将其收益当作合法财产，只是客观上实施了隐匿等行为，那就不能认定为洗钱罪。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第一，本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那么包不包含间接故意?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行为人以直接故意的主观心态实施洗钱行为成立洗钱罪自然不在话下，关键是间接故意能否成立洗钱犯罪。对于这一问题，意见分歧就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91条中所规定的“掩饰、隐瞒”的含义。 一种观点认为，为“掩饰、隐瞒”而实施洗钱的行为，就表明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犯罪目的，在我国《刑法》条文中已经排除了本罪可由间接故意构成，所以洗钱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另一种观点认为，间接故意也可以构成洗钱罪，其理由是：“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是构成要件的基本内容，是洗钱行为的基本特征，而不是关于犯罪目的的规定，亦即行为人实施洗钱行为时，认识到其隐匿等行为的客体是洗钱罪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4]702。因此，洗钱罪不能作为目的犯，其罪过自然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 第二，明知的对象是什么?上文已经提及，行为人“明知”的对象是法条规定的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但学界对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理解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要“明确知道”是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才能构成洗钱罪中的“明知”。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是指，行为人对属于七类犯罪的所得及其收益具有概括性认识即可，无须知道是具体哪一个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就可成立“明知”。笔者赞同“概括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因为“具体的七类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说”过于机械地理解了《刑法》条文，而不利于司法实践对“明知”的认定，它还违背了刑法关于主观认识错误的理论。 (三)犯罪客体 “一般认为，洗钱罪侵害的客体是‘国家的正常金融管理秩序和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7]349所以，学界通常认为，洗钱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不过，有学者提出要对这种复杂客体进行分类[8]。这种观点与立法机关对于洗钱罪立法宗旨的理解似乎达成某种契合。笔者认为，从法律解释的角度来看，通说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如果从犯罪的本质属性和立法活动的逻辑周延性角度出发，恐怕就不一定说得通了。其实，这里涉及的主要是洗钱罪在刑法典中的位置问题。我国现行刑法未将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是应该进行考量的。笔者认为，洗钱罪应该归入妨害司法罪一节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洗钱罪更加符合妨害司法罪特征;第二，洗钱罪归入妨害司法罪更符合立法逻辑的周延性。 三、洗钱罪的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明知”是一个关系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关键问题。对此，上文已经提到，这里不再过多阐述。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有学者提出，尽管《解释》解决了“明知”客观推定的程序性技术难题，但与美国刑事立法对于“明知”的规定仍然存在差距，我国洗钱罪的主观范围仍然存在实体面过窄的问题[9]。笔者认为，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毕竟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明知”的认定问题一直都是一个难题。 (二)对本罪以及上游犯罪中共同犯罪的认定 区别洗钱罪与上游犯罪构成共犯的分界线，主要看行为人与七种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事前有无通谋：如果行为人事前通谋，事后再次实施洗钱行为，则应构成共同犯罪;行为人事前如果没有通谋，只是实施了洗钱行为，则应只构成洗钱罪。 (三)此罪与彼罪的认定 这里要对《刑法》第191条、第312条、第349条的互相认定问题进行讨论。上文已经提到，我国赃物罪与洗钱罪已经越来越趋同，其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上游犯罪的不同。而洗钱罪与窝藏毒赃罪的界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上游犯罪不同，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由7类犯罪构成，而窝藏毒赃罪只能由毒品犯罪构成。(2)客观行为不同，洗钱罪是掩饰、隐瞒上游犯罪所得及收益的行为，就是将赃物合法化;而窝藏毒赃罪是转移、窝藏、隐瞒毒品犯罪所得的财物，财物的非法性质没有改变。(3)主体不同，洗钱罪主体为一般主体;而窝藏毒赃罪的主体只是个人。 参考文献： [1]何萍.洗钱与反洗钱动态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何萍.中国洗钱犯罪的立法和司法——兼与欧盟反洗钱制度比较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3]钊作俊.洗钱犯罪研究[J].法律科学，1997(5).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马克昌.完善我国关于洗钱罪的刑事立法——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依据[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6). [6]赵军.论洗钱罪上游犯罪的相关问题——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相协调[J].法学评论，2004(4). [7]马克昌.经济犯罪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8]陈明华.洗钱罪的认定及处罚[J].法律科学，1997(6). [9]李云飞.中美洗钱罪主观要素界定的比较[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猜你喜欢： 1. 有关刑法研究生毕业论文 2. 刑法论文 3. 浅谈刑法学硕士毕业论文 4. 刑法硕士毕业论文 5. 刑法硕士论文

犯罪心理学之刑事侦查学

生活中许多犯罪都源于一种心理，那么犯罪心理学到底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呢?下面为大家带来犯罪心理学之刑事侦查学，快来看看吧。

犯罪心理学之刑事侦查学

刑事侦查学是研究刑事犯罪分子实施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研究揭露，预防，证实犯罪的策略，方法的一门应用科学。

1、刑事侦查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从学科门类角度看，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犯罪、侦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范畴。

2、刑事侦查学是一门对策性应用学科，刑事侦查学从发现、揭露、证实犯罪的角度上讲是一门犯罪对策学，它与侦查实践紧密相连，来源于实践，并指导侦查实践。因此，它也是一门应用科学

刑事侦查工作

刑事侦查工作，是刑事侦查部门针对刑事犯罪这一特定对象而进行的一切侦察和调查活动。侦查破案，包括立案，现场勘察，部署侦察计划，实施侦查活动《各种措施，策略，手段的应用》，缉拿罪犯，侦查询问，应用刑事技术等直接为侦查破案而进行的一系列活动。

刑事侦察工作与刑事侦查学的关系

刑事侦查工作与刑事侦查学的关系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飞跃的统一的辨证关系。这是因为刑事侦查工作是经验，是实践，刑事侦查学是科学的知识体系。有刑事侦查工作上升到刑事侦查学，想需要经过经验到理论的抽象，刑事侦查学有以自身的科学理论来指导刑事侦查工作的实践。

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刑事侦查学的研究对象：

1：研究我国刑事侦查工作的历史和现状，不断探索刑事犯罪活动的规律特点和趋势。

2：研究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侦查对策。

3：研究刑事犯罪得逞的主客观原因，制定预防犯罪措施。

4：研究他国刑事侦查学的理论，经验和技术，以丰富我国刑事侦查学的内容和提高刑事技术水平。

刑事侦查学包括

1：《刑事侦查学总论》。

2：《犯罪现场勘查》。

3《侦查措施策略与手段》。

4《刑事案件侦查》。

5《刑事技术》。

6：《法医学》。

7：《刑事诉讼法学》。

8：《刑法学》

刑事侦查学的历史渊源

刑事侦查学是一门有着悠久历史渊源的学科。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出现刑事侦查活动，《尚书·尧典》载：“帝(舜帝)曰：‘皋陶，蛮夷滑夏，寇贼奸宄，汝作士”’，这是我国有关侦查活动的最早记录。秦代的《封诊式》、宋代的《疑狱集》、《折狱鬼鉴》、《棠阴比事》以及唐宋时期的《洗冤集录》是我国刑事侦查学的主要文献，记载了刑事侦查的程序、方法、技术以及策略等，为《刑事侦查学》的知识结构奠定了最初的基础。1893年，奥地利的汉斯·格罗斯集当时刑事侦查理论与实践之大成出版了《司法检验官手册》(又译《犯罪侦查》)，把犯罪对策与法医学、法毒物学、司法化学、人体测量法、指纹鉴定法、笔迹鉴定法和枪弹检验等技术融为一体创立刑事侦查学。随后，刑事侦查学得到迅猛发展，先后有各类刑事侦查教材面世出版，刑事侦查研究机构也相继建立。

我国的《刑事侦查学》在汲取了古代侦查活动的精髓和学习国外先进的刑事侦查理论的基础上，历经五十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立的知识体系。从1954年开始新中国刑事侦查学进入创建时期，一些政法院校相继开设了“犯罪对策学”课程(即为现在的“刑事侦查学”)，并翻译了一批前苏联刑事侦查专家的讲稿和教材，成套的刑事侦查教科书也相继出现;1966年-1976年十年动乱期间，刑事侦查学研究遭到严重摧残，尽管在1974年左右一些院校开办了刑事侦查培训班，开设了刑事侦查课程，但这一时期的教学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79年9月，公安部治安局组织编写了第一本系统总结建国以来刑事侦查工作经验的教材《刑事侦察学》。同年，公安部委托司法部在西南政法学院开办刑事侦查系，其设立的`刑事侦查专业是教育部批准建立的我国第一个侦查学本科专业，在建立之初即开设《刑事侦查学》课程，系统介绍刑事侦查学知识。1981年后，各政法、公安、警察院校陆续编写了各自的刑事侦查学教材，该课程建设进入全面发展阶段。目前，全国已有百余所高等院校开设了《刑事侦查学》课程

《犯罪心理学》读书笔记

山根清道的《犯罪心理学》一书，尽管年代久远，但是对于犯罪心理相关研究作出了一个比较系统而完善的归纳。

在犯罪行为分析方面，作者总结了一些研究者的观点。阿德勒认为，在家庭当中被娇纵或者是受忽视，会带来长时间的心理不适感，这也是许多罪犯所承认的。希利和他的妻子布朗纳认为，一些不能得到满足的欲望也是犯罪的动机之一。对于爱情的失望，对于家庭当中一些行为的不满，内心深处压抑的不幸感等等，都包括在其中。弗洛伊德以及他之后的研究者认为，强烈的罪责感带来的自我惩罚，也可能变成报复社会的举动。研究者约翰逊和焦勒克认为儿童的有一些反社会行为是父母鼓励的结果，也就是说孩子把父母一些无意识的敌对态度转化成了行为。

挫折和冲突也会导致攻击性的行为。每个人在心理上都拥有防御的机制，用以调节负面情绪，来应对生活中的挫折冲突，缓和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如果防御的行为越过了应有的界限，那么就形成了犯罪。有些人把自己的敌意投射在对手身上，因此深信对方对自己也怀有深深的敌意。所谓没有理由的犯罪也有可能是所要攻击的对手太强，而随意找来弱者进行代替的结果。这些都是防御机制过分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表现。

有研究者基于学习理论对于犯罪心理学进行了探讨。根据认知不协调的理论，也能够分析出认知的不平衡与不协调，可能是导致犯罪的原因。

但是缺陷和不满，只是犯罪的动机之一。作者认为要分析犯罪的行为和动机，还需要从更广阔的人格发展角度来入手进行分析。

施耐德的“病态人格”概念当中提出了几个关键因素，如爆发性、无情性、意志薄弱性、易变性等。反社会人格也用于解释一些犯罪行为，患者行为与社会规范相背离，不在意他人的感受，同理心缺失，社会道德感淡薄，不负责任。

詹金斯认为，成长过程中社会化的失败是青少年犯罪的原因。他将这种情况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没有被社会化的攻击型，这一类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有过被父母多次拒绝的经历；第二类是受过度压制的类型；第三类是表面上被社会化，实际上可能与违法犯罪集团联系比较多，父母监管不严，在一个被忽视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会受到周围一些行为不良者的影响。

现在的研究已经不认为犯罪者有某种特定的、固有的人格，但是在研究犯罪心理的过程中也不能忽视人格因素的影响。

书中还有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一些犯罪者并不是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了一些不良因素的影响，而是他们自始至终都像婴儿一样缺乏是非曲直，对事物没有基本的辨别能力。这也是社会化不完全的体现。

总之，在对犯罪者的研究中发现了许多相关因素，但是这些因素并不代表着将来一定会出现犯罪行为。

林亚刚教授在《法学研究》、《中国法学》、《法学评论》、《法律科学》、《法学家》、《现代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法商研究》等国内核心刊物以及其他公开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1、《绑架勒索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家》，1996年第4期。2、《泷川幸辰刑法思想介评》，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3、《国际反洗钱犯罪与我国的刑事立法》，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5期。4、《关于绑架及相关犯罪的几点探讨》，载《中央检察官管理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5、《论特别刑法的立法特点及在分则修改中的吸收》，载《中外法学》1997年第1期．6、《论犯罪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载《社会发展与犯罪新论》武汉出版社1997年4月出版。7、《危害税收征管犯罪若干问题探讨》，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2期。8、《犯罪过失新探》，载《刑事法学专题研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9、《世纪之交的中国刑法理论研究之精品——读赵秉志主编的《刑法争议问题研究》，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8年第2期。10、《立功制度的价值评判与规范分析》，载1999年《刑法论丛》（第三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12月11、《暴力犯罪的法律规定与社会原因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12、《试论危险分配与信赖原则在犯罪过失中的运用》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2期。13、《犯罪过失的理论分类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3期。14、《正当防卫限度条件的理解与执行》，载《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15、《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价》，载《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年第3期。16、《信用证罪若干问题研究》，载《新刑法施行疑难问题研究与适用》,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4月。17、《论过失中的违法性意识》，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2期。18、《论我国刑法强制猥亵妇女罪的立法及规范评价》，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期。19、《德、日刑法犯罪过失学说介评》，载《法学评论》2000年第2期。20、《共同正犯相关问题研究》，载《法律科学》2000年第2期。21、《我国古代刑法中的犯罪过失概念剖析》，载《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22、《论侵犯商业秘密罪》，载《刑事实体法学》群众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23、《侵犯商业秘密罪再探》，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0年第1期。24、《论期待可能性的若干理论问题》，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0年第2期。25、《试论德、日刑法中犯罪过失在犯罪论体系中的地位》，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26、《犯罪过失中的注意能力与与注意义务之研究》，载《刑事法评论》第6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27、《金融犯罪罪数形态的探讨》，载《法商研究》，2000年第4期。28、《认定抗税罪的若干问题》，载《刑事司法指南》第3辑，法律出版社2000年12月。29、《金融犯罪的概念与构成中若干问题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一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出版。30、合作：《斡旋受贿罪的立法及其完善》，载《新刑法研究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5月。31、合作：《金融犯罪防治法律对策研究》中国法学会、武汉市法学会科研项目2000年3月。32、合作：《浅议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概念》，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33、《破坏交通设施罪新解》，载《岳麓法学论坛》，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34、《论持有、使用假币罪的若干问题》，载《中国刑事法学》2001年第2期。35、译西原春夫《日本与德意志刑法和刑法学－－现状与未来展望》，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1期。36、《论“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和“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规定――兼评的若干规定》，载《法学家》2001年第3期。37、《论集合犯》，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3期。38、《论共同过失正犯及刑事责任的实现》（上）（下），载《江西安全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第3期。39、《共谋共同正犯问题研究》，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40、合作：《论片面共犯的理论基础》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41、《暴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兼论几种暴力犯罪行为》，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42、《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1期。43、《如何理解犯罪中止自动性条件》，载《检察日报》2002年3月4日。44、《对象错误与打击错误——与倪培兴同志商榷》，载《刑事法杂志》2002年第3期。45、《论“共谋”的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载《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46、《结果加重犯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郑州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47、《片面共同正犯刑事责任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48、《犯罪中止形态若干争议问题的再探讨》，载《法律科学》2002年第5期。49、《承继共同正犯探讨》，载《法学家》2002年第4期。50、《论犯罪过失本质的学说与责任根据》，载《刑法论丛》第5期2002年1月法律出版社。51、《论刑罚适度与人身危险性》，载《人民司法》2002年第11期。52、《论犯罪预备的若干问题》，载《楚天检察》2002年第1期。53、《经济全球化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发展趋势及其对策》，载《犯罪研究》2003年第3期。54、《身份与共同犯罪关系散论》载《法学家》2003年第3期。55、《主犯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5期。56、《继续犯的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载《刑事法杂志》2003年第4期。57、《论犯罪中止的若干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3年第6期。58、《犯罪预备与犯意表示、阴谋犯》载《国家检察官学报》2003年第4期。59、《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0、《论共同犯罪的若干问题――以共犯为中心》，载马克昌、莫洪宪主编：《中日共同犯罪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1、译佐久间修《共同过失和共犯》，载（日）西原春夫主编：《共犯理论和有组织犯罪》（21世纪第2次日中刑事法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成文堂2003年版。62、《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构成及刑事责任中的若干问题》，载赵秉志、张军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63、《金融犯罪防治的法律对策研究》，载《珞珈法学论坛》第三卷，2003年版。64、《论想象竞合犯的若干问题》，载《法律科学》2004年第1期。65、《论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及其认定》，载《江西公安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66、《犯罪未遂意志以外原因的分析》，载《检察日报》2004年2月25日第3版。67、《论吸收犯的若干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04年第2期。68、《论结果加重犯的争议问题》，载《法学评论》2004年第6期。69、《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若干规定的检讨》，载陈兴良、胡云腾主编：《中国刑法学年会文集》第二卷《实务问题研究》（上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70、《单位犯罪法律适用中的若干问题－对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理解》，载《中国监狱学刊》2004年第6期。71、《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疑难问题研究》，载《楚天检察》2004年第2期。72、《共犯关系的竞合》，载《当代法学》，2004年第3期。73、《论我国经济犯罪废止死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国际人权公约和废除死刑的实践为视角》，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74、《竞技体育中伤害问题研究》，载《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2期。75、《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若干规定》，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76、《自首、立功若干规定的理念及反思 》，载《法学评论》2005年第6期。77、《科技手段真能杜绝刑讯逼供吗? 》，载《学习月刊》2005年第6期。78、《酌定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研究 》，载《法学评论》2008年第6期。79、《论妨害公司、企业管理秩序、侵犯公司、企业利益犯罪的若干共性问题 》，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6期。80、《析侵犯著作权行为与侵犯著作权罪的衔接》，载《法学评论》2006年第6期。81、《我国<反恐怖法>需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第一作者，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82、《刑法修正案(七)“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解读 》，载《政法论丛》2009年第6期。83、《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若干问题的探讨》，载《法学评论》2010年第4期。84、《论非法组织卖血罪的几个争议问题》，载《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