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华石雕论文发表

旅游美学纵横谈 旅游是人生的一种社会实践，古已有之。中国是旅游古国。很早以前，就有周穆王西游的记载。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虽然用意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以自然山水来作比喻和陪衬，但山水之美能使仁智之乐。到了南北朝时代大山水画家宗炳提出了“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乐”。圣人能够做到审美与悟道同时并存，从生机活跃的优美的自然山水中传达灵妙的“道”来。虽然讲得很玄妙，但毕竟已承认自然山水的审美作用。宗炳并明确提出“畅神”说，圣人与贤者放情山水，游乐而忘返，它的真正目的何在呢？宗炳说：“余复何为哉？畅神而已！”通过旅行游览，使人稀释烦恼，精神舒畅，得到情感愉悦。在宗炳看来，对山水的审美欣赏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表层的感官享受，更重要更本质的是进而飞跃到悟获自然之道宇宙之理的最高层次。他给我们勾划出多么明快完美的中国旅游美学图式！ 旅游美学作为研究旅游审美活动和审美价值的新兴学科，它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指导人们（旅游者，从事旅游业的人员）如何欣赏自然美、艺术美和社会美，揭示其审美特征，通过观赏，进一步了解这个地区和国家的自然风光、文化艺术和民情风俗，加深对人类文明的体验，得到更深的美感享受和审美教育。 中国传统美学讲究真、善、美一致的原则，笔者认为此是古典美学的精髓，在旅游美学中亟应继承和发扬。真即符合客观规律，真实是美的基础，不真则不美！善是最高目的，功利性，它是美的前提，不善也不美。美则是在真、善的基础上最佳的感性显现。追求真、善、美统一应该说是旅游美学重要特征之一。 在开发旅游资源，建设旅游景观方面，人们不满足大自然的恩赐，依靠物质力量和聪明才智，挖空心思，大力移植人造景观，收得较好的经济实效本无可厚非。但各地微缩景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什么世界名胜城，民俗文化村以及沦为宣传封建迷信鬼文化之类所谓景观，随处可见。除了暂时的经济效益以外，更无审美教育可言。随着人们审美层次的提高，不久必将被唾弃！此风不宜提倡！尽善也，未必尽美也！这些杜造的伪景观，不真实，美也就无从谈起。什么美的享受和审美教育岂非全落空了吗？ 美好的景物只能在真与善的基础上，以其赏心悦目的形象，诉诸人们的感官，唤起令人愉悦的审美感情。当徐霞客登上莲花峰，目睹黄山万峰起伏、云雾奔腾的迷人景色时，他不禁“狂叫欲舞”起来……这就是黄山给霞客带来的强烈美感。旅游美感使人身临其境，具有全方位投入、立体感的特征，只有旅游能给人从游、观、听、嗅、触等多方面获得美的信息量。不难设想人们置身于舞台布景一样的人造景观中会产生什么激动人心的美感啊！ “美丽的城郭，馥郁的山谷，凹凸起伏的原野，蔷薇色的春天和金黄色的秋天，难道不是我们的教师吗”？（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到大自然中去，面对祖国的美好河山，可以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热情。今日在长江三峡的崖壁上，尚可看到当年抗日将领的题刻“驱逐倭寇”。祖国锦绣山川，岂容敌蹄蹂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回想半个世纪前，中华大地，烽火连天，狼烟四起，我炎黄子孙为抗击日军入侵，浴血奋战，前仆后继，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史绩！淞沪决战，宝山喋血，罗店鏖战，四行仓库八百孤军……今天已经很难寻找当年的遗迹了！笔者日前去浙江南北湖旅游，此处位于杭州湾澉浦附近，正是当年日军登陆点，健忘的人们不肯在此立一块小小的石碑，宁可不惜工本修建子虚乌有的谭仙城！想起苏联卫国战争后，所有战场遗址都建有高大的纪念碑，无名英雄墓地燃烧的火炬终年不息，鲜花花环常年布满四周，人们永远追思英雄的不朽业绩。可是在我们脚下这块以抗战闻名的土地上，竟然找不到一块纪念碑，一座雕像或者一段说明文字！可惜如此真、善、美的旅游资源被历史尘土湮灭了！ 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历史文物古迹的保护，都应以真、善、美一致的原则，审慎对待。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里有一个＠①别问题，各地旅游部门的决策者也有一个提高自身美学素养刻不容缓的任务。 “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五千年悠久历史，灿烂的文化艺术，蕴藏着无限深厚的美的景观，正待我们眼睛朝下，深入发掘，综合利用。罗丹有一段名言：“美是到处有的，对于我们的眼睛，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值得我们深思。我们不是在叫喊旅游资源贫乏吗？其实，各地区都有许多可以开发和利用的潜在资源，浙江镇海的经验，值得注意，他们耗资千万，已经开发和恢复了许多近代反侵略战争的海防遗迹，让历史告诉未来！不久将建成东南沿海颇有特色的新的旅游胜地。 在风景区发展旅游业，千万不可忘记“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原则，具体地说按照风景美学规律办事，它的核心是保护自然美。要审慎处理自然美与人工美的关系。一般说，风景区应以风景的自然美为主，人工美可以充实、丰富和强化自然美，力求做到两者和谐的结合。古代画论对此曾经作过非常精采的阐述：“山之体，石为骨，林木为衣，草为毛发，水为血液，云烟为神采，岚霭为气象，寺观，村落，桥梁为装饰也。”不要为发展旅游，而去炸山填谷，毁林断流，破坏自然景观！众所周知，自然风景的形成，有其漫长的时间过程，一旦破坏，难以补偿。黄山如果没有奇松、怪石、云海、温泉……也就不成其为“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世界级旅游风景胜地了！ 对于各地的旅游饭店建筑来说，要以建筑美学、环境美学和风景美学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对饭店建筑内外环境设计以及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特别要妥善处理好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要以人（旅游宾客）为中心，协调自然——人——建筑三者关系，要从旅游者审美心理、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出发，尊重人，尊重环境（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统一的艺术构思。这里仍然要强调真、善、美相统一的基本美学原则。真，也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善，也就是实用性，功利性，引申为经济效益。在实用与经济相结合的前提下，争取将旅游饭店建造得优美舒适，千姿百态，充满迷人的魅力，以吸引中外宾客，远悦近来，宾至如归。当然，从建筑造型、庭园绿化到室内设计，均需精心设计。既要有中国特色和地方色彩，又要有时代精神。饭店建筑和美学问题，也是旅游美学重要的研究范畴。 艺术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所以说要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莫过于让旅游者去观赏艺术品。“那人面含鱼的彩陶盆，那古色盎然的青铜器，那琳琅满目的汉代工艺品，那秀骨清丽的北朝雕塑，那笔走龙蛇的晋唐书法，那道不尽说不完的宋元山水画，还有那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屈原、陶潜、李白、杜甫、曹雪芹……的想象，它们展示的不正是可以使你直接感触到的这个文明古国的心灵历史么？时代精神的火花在这里凝固、积淀下来，留传和感染着人们的思想、情感、观念、情绪，经常使人一唱三叹，流连不已。”（李泽厚《美的历程》）辉煌的文化艺术是永葆美的魅力的人文景观，中国在此具有巨大的优势。各地旅游部门应充分利用和保护这一大批极其宝贵的旅游资源，让文物古迹直接与游客对话。保持它原有的本色，切忌画蛇添足，整旧如新，以致弄巧成拙！为了更好地向观念介绍各种艺术特色和风格特征，旅游美学工作者有必要对中国绘画、书法、雕塑、建筑、青铜器和陶器等艺术品作深入的研究，充分揭示它的美学特征和时代风格。如被世人赞叹不已，被誉为“世界第八个奇迹”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为什么如此震撼人心？引人嘱目，它的美学特征和美学价值究竟何在？最主要的是使我们形象地看到了“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磅礴，威武雄壮的时代精神。秦俑的艺术特色是高度的写实性和人物形象刻画的典型性，达到形神兼备、栩栩如生的艺术效果。这是中国早期雕塑艺术普遍特征，到了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风格上转向写意，手法更加洗练。从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古典雕塑艺术最主要的美学特征是纪念性、象征性和装饰性。它不是单纯为了观赏需要而创作，而是为了纪念某一历史人物和事件，纪念某种功绩和勋业的产物。“托物言志”、“寓意于物，”往往通过某种动物去表现人，象征一定的意念。不以如实模仿自然形态为满足，采取装饰手法，美化作品形象，寄托作者自己的审美理想。旅游美学与艺术美学关系密切，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和建筑美学等等学科都和旅游美学有多边缘、多渗透的关系。一个称职的旅游工作者，不可不对此有较深的理解。为此，旅游院校必须加强艺术欣赏教学，所有短视的做法，都是不合时宜的。 关于提高旅游工作人员自我审美修养和形象设计，也是旅游美学不可忽视和研究的课题。而且是极其重要的方面，因为它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代表国家和民族的形象。属于社会美的范畴。我们必须加以切实的重视。心灵美是一切美的核心。也就是善。西方美学家对美即善的说法颇多。古希腊美学家柏拉图宣称：“美、节奏好、和谐，都由于心灵的智慧和善良”。亚里斯多德曾说，“美是一种善，其所以引起快感正是因为它是善”。孔子也曾提倡美与善并举。他说：“尽美矣，也尽善也”。就善而言，它是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行为的道德规范。一个人的思想行为如果符合一定的道德规范，就那善就美，否则就恶就丑。具体的说要爱国、正直、诚实、真诚而热情，不做有辱国格、人格之事，做到“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是中国人民传统的美德。也是我们共同的道德规范。 “诚于中而形于外”、“外秀而内美”。旅游工作者是美的使者，故有必要重视自身形象设计。言谈、举止、仪表、仪容、礼节、礼仪和风度等等都要达到美的要求。素有“礼仪之邦”和“衣冠王国”之称的中华民族，历史强调“温文尔雅”、“彬彬有礼”。做到“量体裁衣”、“修短合度”，创造了高度的服饰文明。关于仪表美。这里涉及人的形体美、服饰美与发型美的有机结合。应是比例匀称、发育正常的健康美，而不是追求纹身束胸的病态美。“三分长相，七分打扮”，人的服饰美要求服饰得体，和谐，入时。做到端庄、整洁、大方。不必追求奇装异服，有失仪容。发型要根据职业特点设计，基调是活泼开朗，朝气蓬勃，干净利落。不必追求奇特怪异，披头散发。给人累赘拖沓之感。 语言美的基本要求是，准确精炼，言调悦耳，热情亲切，文明礼貌，若能稍带一点幽默风趣更佳。谈到风度美，那是更高层次的美学追求。它既反映人的外表，又包含人的内在品质；既表现人的外貌、举止、仪表、仪态，也表现人的思想、精神、学识、修养、性格和气质。所谓风度美也就是人的人格力量之美。是人的外表与内在高度统一的综合表现。我们说某人风度好，决不是仅仅是指他的外表，而是内外结合起来作出评价。大略的说，应该是坚定庄重，高雅大方，潇洒脱俗，不卑不亢。在旅游接待工作中，特别要克服崇洋媚外的心态，给人以质朴美好的印象。 古人云：“人咸知饰其容而不知修其性”，就是说人们往往只注意外表的修饰，而忽视内心修养的自我完善。这确是人们的通病。离开了人的内在美，不论他外表如何漂亮，只能是徒有其表，根本谈不上美。对于旅游接待人员来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美的服务和优质文明服务了。 记得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人的美并不在于外貌、衣服和发式，而在于他的本身，在于他的心，要是人没有内心的美，我常厌恶他漂亮的外表。”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指出：“唯有心灵能使人高贵，自命高贵而没有高贵心灵的人，都象一块淤泥！”“人不是美丽了才可爱，而是可爱了才美丽！”诚哉！斯言。综上所述，旅游业确是一种美好的事业。美学历来与旅游有着不解之缘。而旅游也离不开美学的指导。旅游学的神圣使命是告诉人们如何按照美的规律去开发旅游资源、建设和利用旅游景观，提供美的服务，增添美的魅力，使客人在旅游审美活动中心情愉快、精神舒畅、获取丰富的美的享受，留下美好的印象。

五华县，旧名长乐县，民国初改现名，隶属广东省梅州市，地处广东省东北部，韩江上游，是粤东丘陵地带的一部分，位于北纬23°23′～24°12′、东经115°18′～116°02′之间。县域版图略呈三角形。东南界丰顺、揭西、陆河，西南接东源、紫金，西北邻龙川，东北连兴宁。县境东起郭田照月岭，西止长布鸡心石，南起登畲香炉山，北止新桥洋塘尾。东西宽71.59公里，南北长87.99公里，总面积3237.8平方公里。 [1]

五华是南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2-3]  ，是中国酿酒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4-5]  ，是中国内地现代足球的发源地 [6-7]  。享有“文化之乡、华侨之乡、足球之乡、工匠之乡”的美誉。文化古迹有狮雄山遗址、狮雄山塔、长乐台、长乐学宫等文保单位；民间传统文化艺术有五华提线木偶戏、五华采茶戏、五华竹马舞、五华石雕等非遗项目。 [8]

五华是国家级农产品主产区 [9]  、原中央苏区县 [10]  、财政省直管县 [11]  。享有国家“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政策”和省“促进粤东西北地区振兴发展政策”、“广州全面对口帮扶政策”等发展扶持政策。 [12]

2021年末，五华县户籍人口1523442人，常住人口921912人。 2021年，五华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75.84亿元，比上年增长5.1%；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6亿元，增长15.24%。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摘 要：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 关键词:雕塑；差异；中西方艺术 中图分类号：J3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7）03-0079-03 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