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评述了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真正的现实生活问题”。（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5页。）在这篇文章和随后发表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等文章中，马克思公开捍卫政治上、社会上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当时，德国正处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德国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形式之一，就是地主阶级对森林、草地和从前由农民公共使用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掠夺。农民为了反对掠夺，便到处砍伐树木。1836年，在普鲁士邦所有20万件刑事案件中，与私伐林木、盗捕鱼鸟有关的就有15万件，即达3/4。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中，对所谓“林木盗窃”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地主阶级和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在省议会中坚决维护林木占有者的利益，要求对一切私伐林木的行为处以重刑，甚至要求把捡拾枯枝的行为也当作“盗窃”来惩治。马克思利用省议会的辩论记录，揭露了林木占有者的贪图私利和省议会维护剥削者利益的阶级实质。指出，林木占有者的本性是“愚蠢庸俗、斤斤计较、贪图私利”。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一方面，把斧头和锯子区分开来，要求对用锯子代替斧头砍伐林木者加重治罪；另一方面，又把捡拾枯枝和盗窃林木这两个根本不同的行为混为一谈，要求对捡拾枯枝的人也按“盗窃”论罪。他们为了幼树的权利而牺牲人的权利，为了枯死的树枝，不惜把许多无辜的贫苦群众“从活生生的道德之树上砍下来，把他们当作枯树抛入犯罪、耻辱和贫困的地狱。”（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7页。）马克思坚决捍卫“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同上书，第141—142页。），反对剥夺群众使用公共树木的权利。他指出，许多世纪以来，贫苦群众都在利用自然界的产物，这是他们的习惯权利。这种习惯权利是完全合法的，它比法律更有力量。贫苦群众使用林木，就是这种习惯权利之一。因此，禁止贫苦群众使用林木，就是损害他们的习惯权利，也就是对他们赤裸裸的剥夺。他坚决要求保留贫苦群众的习惯权利，“但并不是限于某个地方的习惯权利，而是一切国家的穷人所固有的习惯权利。”（同上书，第142页。）通过分析“林木盗窃法的辩论”，马克思指出，等级国家的法律，是为了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在等级国家里，“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法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同上书，第144页。）等级国家不过是大私有者统治和掠夺人民的工具，私人利益就是国家机关的灵魂，一切国家机关都不过是大私有者的耳、目、手、足，为大私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参阅马克思：《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0页。）
诗诗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