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系统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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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作者：李春青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探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及思考摘要 随着手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传统的广告传播模式已经被打破，由原来的收音机、报纸传播到现在的电视、朋友圈、手机短视频传播。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发展，新媒体用户已经从较为发达的城市中心持续深入到乡镇农村。后来随着短视频平台的出现，大量的农村人群加入到视频创造的大军中，渐渐地催生出了一种新的网络文化一一”土味文化”。这种文化有它特殊的表现方式和生长模式。并且从它最开始出现的快手平台慢慢延伸到其他新媒体平台，并且慢慢地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土味文化”作为一种从乡村兴起的网络文化，是小镇青年自我意识的表达，也是对主流文化的冲击。本文首先分析了研究此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土味文化”的起源、“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的运用现状，后又分析了“土味文化”在广告传播中存在的问题最后又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土味”广告发展近一些绵薄之力。 关键词:“土味文化”、广告、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e phones and network technology, the traditional mode of advertising communication has been broken, from the original radio, newspapers to today's TV, circle of friends, mobile phone short video transmission. At the same time,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new media users have continued to penetrate from more developed urban centers to rural areas. Later,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short video platform,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people joined the army of video creation, and gradually gave birth to a new kind of network

日本文化在国际环境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提倡谦虚礼貌的表达和行为方式,具有典范和代表意义。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的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篇1 浅谈刺身与日本文化 摘 要： 刺身是日本著名料理。它既是日本人口中的美味、日本人眼中的艺术品，又是日本文化的传承，更引起了舌尖上的“战争”。对于日本刺身究竟意味着什么?本文从上述几个方面以刺身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刺身 文化 食鱼 鲸 刺身，是将鱼贝类等食材切成片、条、块等形状，蘸上酱油、山葵泥等调味品食用的日本料理。传统刺身以鱼贝类为主，但现在可用于刺身原料的食材范围广泛，马肉、鸡肉、魔芋、蘑菇、动物肝脏、豆皮、面筋都能做成美味的刺身料理。 刺身的刺，是“刺穿”、“扎”的意思。古代日本渔民在将鱼去皮、剔骨、切割成可食用的鱼片后，由于无法辨认鱼的种类，便将鱼鳍扎到鱼片上以方便确认。这种方式当时被称为“刺身”。后来，这种方式渐渐不用了，但刺身的叫法被保留下来。如今，刺身作为日本料理代表性的菜式已为世人熟知，成为日本料理文化的代名词。 一、玉盘珍馐 刺身的原料虽然种类丰富，但主要食材仍然是鱼。常见的如金枪鱼、加级鱼等。在人口百万以上的国家中，日本人人均食用的鱼量为世界之最，平均每人每天74.2克，是名副其实的食鱼大国。 刺身用鱼是新鲜的鱼，“鲜”是刺身的重要特征。 “鲜”首先是新鲜。新鲜的刺身鲜嫩、爽口。由于未经烹饪的鱼肉没有遭到高温的破坏，鱼肉中含有的丰富蛋白质等各种营养素没有丝毫流失，对人体很有益处。难怪从茹毛饮血的原始社会到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今天，日本人对生食鱼肉始终青睐有加。为保持鱼肉新鲜，日本人或用活缔放血法或用冷冻法最大限度地保持肉质新鲜，新鲜是刺身的“生命”。 “鲜”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时令。刺身的季节性很强。如同时令蔬菜水果一样，日本人在春夏秋冬食用时令鱼，每个季节日本人都能品味季节特有的味道，吸取时令食物中丰富的营养物质。春吃竹荚鱼、鲣鱼、银鱼;夏吃石鲈、粗单角鱼、白丁鱼、飞鱼;秋吃斑、鲑鱼、蓝点马鲛、青花鱼;冬吃黄鱼、鳕鱼。而且，不同季节的刺身盘中饰物也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改变。春用山茶花、八重樱、南天竹;夏用虎杖、紫阳花、瓠子;秋用小菊花、桑叶、银杏叶;冬用蜜柑枝、里白、松叶。时令鱼搭配时令花、叶、枝，展现在人们眼前的才是地道的刺身料理。 二、视觉盛宴 日本料理是用眼睛享用的料理。刺身就能通过食器与摆盘体现出这一特点。 刺身的器皿多用浅盘，材质可分为漆器、瓷器、竹制、陶器。形状有圆形、椭圆形、角形、扇形、树叶形、莲座形，等等。食器造型之多、形状之奇特令人赞叹。并且，食器上有种种花纹、图样。菱纹、鳞纹、云锦手(图)?摇?摇?摇?摇?摇 ?摇?摇(云锦手图片)、流水(图)?摇 ?摇?摇?摇(流水图)、龟鹤、祥瑞等。不同节日、不同季节搭配使用的食器都有要求。例如，蓬莱、松菱、鹤等花纹只能用于正月;丹顶鹤、松竹梅仅用于喜寿宴请。不同季节、不同菜式使用不同纹样的食器，的确是一种视觉享受。 此外，刺身的摆盘同样非常讲究。如果是多人份的刺身料理，可用“平盛”。 在大盘中满满地摆上五颜六色的料理，让人一眼望去就能感受到无比豪华绚烂。有经验的料理人也会采用“散盛”。 将食物散开摆放，露出盘面(余白)，通过余白与食物色彩的搭配，与食物相映成趣。 若是同一种料理摆放多块，则可用“流盛”。 同样形状、同等大小的刺身自右向左倾斜摆放，错落有致，仿佛庭院中的细流，使人感觉恬静、清雅。 摆盘中最具代表性的方式是将食物摆成山形。 在底部平坦的食器中，将食物摆成富士山一样的形状，天小地大。这种摆盘既能呈现出“散盛”的平面图画效果，又能利用上层空间，展示出3D立体效果。对日本人而言，料理不仅是画卷，更是立体空间物体。只有对点、线、面的基本摆放熟练有加的料理人才能摆出3D美感。可见，刺身料理既是味觉的学问，又是视觉的艺术。 三、文化传承 刺身料理体现了日本饮食传统――鱼食。 日本四面环海，河川资源丰富，新鲜鱼贝唾手可得。日本人食用鱼肉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绳文时代的贝冢遗迹显示，当时日本人食用的鱼类包括鲫鱼、香鱼、鲽、比目鱼、河豚、青花鱼、�鱼、加级鱼等。除了鱼肉之外，当时人类也食用四脚动物肉。但进入文明社会后，随着佛教在日本的影响逐步扩大，日本多位天皇颁布了“杀生禁断令”，在此过程中，鱼与肉变得不可兼得，日本人渐渐舍肉而取鱼。从此，鱼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长久广泛地影响着日本。例如，在日语中，打马虎眼说成“�を�iむ”。由于青花鱼容易腐烂，为了尽快卖掉，卖鱼时鱼贩会快速数数，就会出现在数量上捣鬼的现象，后来演变为日本人常说的打马虎眼。比如，烂船也有三千钉，日本人用“腐っても�”表示。加级鱼从古至今都受日本人喜爱，与其他鱼相比加级鱼的细胞分解速度较慢，所以，放置同样时间，其他鱼腐烂了，加级鱼的损害就比较小，于是就有了这种说法。 除了鱼食外，刺身里料理还体现了日本饮食另一传统――生食。 在原始社会人类都是生食，进入文明时代后各民族的生食就逐渐淡出历史。日本的生食习惯却始终延续，直至今日。生鱼、生菜、生肉、生蛋，日本人崇尚食物的原生态。保持食物本来的味道，口味清淡是日本料理的特点。由于日本四季分明，无论是鱼类、果蔬还是农作物都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在这种气候风土中生活的日本人养成了重视时令物、喜爱时令味的饮食习惯，并且生食法最能保留住时令味、锁住营养，这从侧面反映出日本人崇尚自然，注重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自然观。 四、舌尖上的“战争” 刺身食材的种类繁多，鲸肉就是其中之一。日本是世界上少数食用鲸肉的国家之一。虽然日本仅有2%的人经常性食用鲸肉，但每年市场供应的鲸肉却多达3000吨。日本人食用的鲸肉也包括海豚肉。海豚是高智商的海中动物，是亲近人类主动保护人类的高级动物。这种本应得到人类友善的回报和宠爱的动物，却遭到肆无忌惮地捕杀，难逃人类的口腹之欲。 为何喜吃鲸肉?日本人认为，鲸是营养丰富的食材;鲸消耗掉了大量鱼类资源，威胁到了人类的食物安全;食鲸是日本的传统，捕食鲸是日本历史的组成部分。 然而，事实是目前13种大型鲸类中，已有两种濒临灭绝。而且，从环境保护角度来看，鲸是海洋生态系统的一环，大规模捕杀包括海豚在内的鲸势必损害海洋生物链条，破坏海洋环境。 为了加强对鲸类资源的管控，《国际捕鲸管理公约》早在1986年就已经禁止商业捕鲸。但日本依然我行我素，引起了澳大利亚、美国等世界多国的反对。阿根廷、巴西等九个拉美国家甚至成立了“布宜诺斯艾利斯集团”，集体反对日本在南极海域的鲸类保护区域捕鲸。 但舌尖上的“战争”依然持续。也许，日本民主党众议员议员冈田克也与澳大利亚前外长斯蒂芬・史密斯的谈话最能代表日本人的态度。“日奥都有各自的文化，饮食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人自古就有吃鲸肉的传统。澳大利亚或许也存在着日本人无法理解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互相理解”。 日本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实践生产中形成了独特的饮食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民族情调，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任何一种文化的延续都是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结果。不合时宜、糟粕性的文化应该被剔除。 日本文化注重兼收并蓄、推陈出新。相信善于学习的日本人能够找到真正“崇尚自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能够进一步发扬日本刺身文化的方式。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篇2 浅论日本语言背景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这些特点除了表现在行动上之外，更多的表现在语言上。日本民族具有内敛、含蓄、不爱张扬的个性特点.这些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不断地使用大量的委婉语.日语的委婉表现体现出日本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化心理及独特的民族思维方式。日语委婉表现也是日本社会文化的一种体现，我们从中可以窥视到日本社会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现代语言交际中，使用得体的委婉语以避开不愉快或不愿说出口的表达，可以使交际双方都得体不失面子，这已成为日本社会的一种倾向.日本是一个重视人际关系，以和为贵的社会，集体意识很强，注重协调精神，这种心理状况反映在语言上，就是要能够正确使用委婉语。 1、正文 1.1、概述 委婉表现是日语最明显的特征之一。特别是在面对面的对话中，可以说如果不使用这种委婉表现谈话就不能顺利进行。毋庸置疑，这是由日本社会文化、思维方式及行为习惯所引起的。语言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它与某一地域社会(民族、国家)紧密相连。这些地域社会的文化(该地域社会人们的生活，行为方式)成为语言的背景。而语言的意思则基于这些背景之上被人们所理解，起到传情达意的作用。 日语委婉表现的最大决定因素是日本人的内外意识或者说是人际关系意识。与欧洲人相比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较为淡薄。他们很在意包含自己人的「うち」(骨肉亲人，亲戚朋友等)和自己人以外的人即「そと」之间的区别。大多数的委婉表现都是对「そと」一方而说的。因此，委婉表现也可以被认为是与对方之间距离的体现。这与日语中的敬语从根本上是一样的。 1.2、具体表现 每个民族都有因民族历史的沉淀和心理深层的构筑不同所造成的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在进行语言的研究中，如何把握住我们自身对该语言的理解的心态，将会很大程度影响我们对该语言的理解。不同的理解心态会有不同的理解结果。在日语的学习和研究中，较为明显的就是对委婉语(暧昧语或模糊语)的理解。 一个中国人(甲)和一个日本人(乙)在初次打交道时会有如下对话： 甲：今晩ご都合がよければ一绪に映画を见に行こうか。 (今晚您有空的话，一起去看电影吧) 乙：もし残业がなければいいですが…… (如果今晚不加班的话……) 中国人会很自然地理解为：今晚加班就不去，不加班就去。当甲得知乙晚上不加班的消息时去候邀，却总不见乙来。甲过后去兴师问罪时，乙也会觉得很奇怪。实际上乙的回答有种回绝心理，加班只是托词而已。若是真心赴约，出于谨慎，乙方常常会再给甲一个确认，确定今晚的约会。这个时候乙常常会在下班时说「今晩残业がないので、一绪に映画を见に行こうか。」。但也并不是事事如此，有时乙很愿意接受邀请，但为预防有事脱不开身而不能赴约，便事先向甲言明有此可能，让对方有心理准备，以免届时被动。甲对乙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非常迷惑，不知乙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其实这是日语委婉表现中较为常用的一种拐弯抹角的说法。正如当对方钢琴声很吵而希望对方能够停止这种行为时，往往是说「お嬢さんのピアノは上达しましたね。夜中の十时ごろまで稽古していますね。」(您女儿练钢琴真是辛苦啊，都练到晚上十点左右。)，而不直接去和对方说明。 两个熟悉的人在路上相遇时，经常会说一声「さあ，どうも」便擦肩而过。这个「どうも」后接的词也是很暧昧的。如：「昨日、わざわざおいで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昨日承蒙您光临，谢谢)，回答时用「やあ、どうも。」。这个「どうも」从上下文看应是「こちらこそ、どうもお世话になりました。」(我得到你的关照，我才应谢谢您)，或「こちらこそ、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我才应表示感谢)的意思。从这两个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是「どうも」后面省略了词语。 「どうも」大致有以下几种意思：1)怎么也(下接否定)。 如：「どうも覚えられない。」(怎么也记不住)2)实在，太。 如：「どうも失礼します。」(实在太失礼了)3)总觉得。如：「どうも风邪らしい。」(像是感冒了) 而现代日语中，「どうも」的应用范围极广，它既可以表示歉意又可以表示谢意，有时还单纯地表示一般寒暄、告别等。如： (1)当别人帮了你的忙，表示由衷的感谢时说「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当学生帮老师擦完黑板时，老师说「どうも、ご苦労様。」 (3)当你在公共汽车上碰了人时说「どうも、すみません。」 (4)当你见到不久前帮了你的忙，给过你好处的人时说「この间、どうも。」 另外，两个情投意合的人在分别的时候，有时说声「じゃあ，どうも」便分开了，这个词下接的部分也是极不明了的。中国人听了上述对话感到日语不可思议。本来日本人在对话中就有避免明确说出事物的是非，避免对某一事物加以断定的习惯。也可以说日本语言中的这种表现方式是日本人的传统生活态度以及整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 这些委婉的语言都来源于委婉的语言思维，日本人的委婉的思维又与日本文化的柔性紧密相关。古代日本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关西及日本九州地区，那里多丘陵，湖泊，河流，气候温暖，称得上日本的水乡。在气候温暖的水乡靠种水稻而谋生的农户，受到了整日伴水劳作的影响，懂得以柔克刚的道理，使他们的心理活动充满了柔性。 委婉语用以表达含蓄委婉，退让等复杂的心情。这也是日语的一大特点，应视“语境”来确定它所略去的部分或蕴涵的意思。否则就会觉得难以理解。 2、结语 众所周知，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文化的组成部分，日语也不例外。在其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会受到日本文化的制约和影响，日语中的委婉语就是受到日本集团主义的影响而逐步产生和形成的。因此，对日语的研究离不开对日本文化语言学的研究。应该从大文化的角度对照异文化之间的差异，学会正确看待这些差异，随时把握好自己的心态，这样才能在对外交际中始终保持主动地位从而更好地使外语起到交际功能。猜你喜欢： 1.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范文 2.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发表 3. 日本文化毕业论文优秀例文 4. 日本文化方面毕业论文免费下载范文 5. 有关日本文化毕业论文范文

真的很多耶 我就拿一个咯 新的时代，呼唤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新的文化 新的时代，必须建设新的文化。使人的生活更加境界，更加高尚，也进而推动我们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新的文化应该是怎么样的呢？人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有一点可以肯定，应该比现在的文化要美好得多。 ——这还用说！人们会说道。 我说的美好，有这么几层意思。 一、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将更加深刻。新的文化不是建立在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知之甚少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社会、自然有较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建立在无知、愚昧基础上的文化，是不能给个人和社会带来真正幸福的。 这就要求个人认真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并破除种种迷信思想、教条主义，勇于探索正确认识。也要求社会倡导思想自由，倡导尊重真理，重视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新的文化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个人生活的进步，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密不可分。不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是每一代人的责任。新的文化，也必然以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重要使命。 因此，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必须倡导人的社会责任，鼓励人们在实现个人利益基础上，为社会多做贡献；必须引导人们正确处理人与人的矛盾，维持社会正常秩序；必须使人们掌握更多的科学文化知识，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精神和创造能力，创造更多优秀的劳动成果。 三、新的文化必然大力宏扬人的价值和尊严，尊重人的合理需求。 人是大千世界最尊贵的生命，是万物之灵。理应雄纠纠、气昂昂地活着，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任何打击人的尊严，而抬高人以外其他事物、力量的尊严，都是不允许的。人与人之间权利与自由是平等的。任何一个人，任意侵犯他人的尊严，侵犯他人的权利和自由，都是不允许的。新的文化，必须唤起人们对自己生命的尊严意识！唤起他创造生活的热情！唤起他对别人生命价值的尊重的热爱。努力使自己做一个大写的人，开创大写的人生。 同时，还要考虑人的需要，创造相应的精神文化产品。既有高雅的，又有通俗的，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脱离人的需要，这样的精神文化产品，必定是没有生命力的。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