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色彩和迷信色彩不一样!义和团是不是带有迷信色彩,要问义和团是真的相信宗教,还是在利用宗教。事无巨细是不科学的态度。
太平天国最后亡国,王爷们的处死过程都是残忍的,下面是我分享的太平天国的王爷最后的结局都是怎样的,一起来看看吧。 太平天国王爷最后的结局介绍 在明清朝代,王是个高的不能再高的封号。有明一代,除了朱家宗室,功劳再大也只能封到公侯。及至满清刚入关时,为了拢络吴三桂之流汉奸为其卖命,清廷才封了三个汉人两字王,康熙时又消除了三藩。“王”成了汉人想也别想的至尊荣耀。太平天国时,曾国藩为剿灭太平军立下的功劳不可谓不大吧,清廷却连个“公侯伯子男”的公爵也没给他,只封了个一等毅勇侯。 相反,农民造反政权太平天国却是另番景象。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起义之初,在永安建制时,天王洪秀全就一下封了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北王韦昌辉和翼王石达开六个王。到了天国后期,王爷封的更是有点乱——天京城内王爷遍地走。据被俘的昭王黄文英供称:太平天国最多时竟然封了2700多个王!这些大大小小的王爷们,在天国风雨飘摇、面临失败时,他们的选择又是如何呢? 自残总是可叹的 太平天国首义诸王中,西王萧朝贵、南王冯云山很早就战死。天京内乱中,东王杨秀清被北王韦昌辉杀死。不久,北王和参与事变的燕王秦日纲即被借刀杀人的天王洪秀全处决。天京事变,诸王关起门来互相残杀,保垒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太平天国从此走向末路。 后期统领一方的大将侍王李世贤的下场也十分不堪。侍王李世贤是忠王李秀成的堂弟。在天京被围时,就劝堂哥李秀成不必愚忠。天京失陷后,李世贤从苏南经江西一路退至福建漳州。兵败后,他只身潜入部下康王汪海洋军中。起先汪海洋还对他恭恭敬敬,没几日,忌他官大,恐其夺权,竟设计将侍王李世贤在睡梦中杀死。在国破山河碎的末路中,天平天国将领仍在自相残杀,岂有不败之理? 凌迟总是残忍的 凌迟,即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 多名被俘的太平军重要将领,如: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遵王赖文光、北伐失败被俘的林凤祥、李开芳等都惨遭清廷凌迟处死。这其中,翼王石达开最为从容。在被千刀万剐的刑场,还劝阻一同受刑不过、呻吟不断的手下宰辅曾某:“怎地这一刻苦楚都受不住呢?”曾某听到翼王此言后,至死不再呻吟一声。追封为请王的李开芳最为不驯。走投无路被俘到清朝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大帐时,李开芳端座帐下,要来酒菜痛饮,对僧格林沁毫不买帐。献俘到北京就义时,他和手下高声对观众说:“自出天京,所向无敌,清妖不堪一击,灭亡就在眼前”。当敌人把李开芳和部下七人用寸磔酷刑凌迟处死时,他们都昂首扬眉,怒目四顾,表示蔑视敌人,英雄不屈的气概。 被俘总是无奈的 忠王李秀成被俘后是否投降?史学界多年来争论不休。笔者14年前曾撰写小文《认识李秀成》(发表于《皖西日报》2000年2月12日三版)加以分析研究,结论是:即使李秀成不是诈降,至少他陪太平天国走到了天京城破的最后时刻,就这一点而言,也是不负“忠王”封号,值得后人尊敬的。李秀成被俘后,面对曾国荃丧心病狂般的用椎猛刺,他痛斥曾国荃:“曾九(曾国荃小名),咱们各为其主,你今日偶然得志,就疯了吗?”被俘后,他在笼中挥笔写下数万言的《忠王李秀成自述》,不论出于何种心态和目的,至少,他为太平天国留下了一笔亲历者的宝贵 历史 。 下落也有成迷的 辅王杨辅清的下落,在太平天国失败后,一直是清挺的心头病。湖州突围后,杨辅清与大队脱离,只身潜入上海等处,为太平军余部购买枪炮,一直到太平天国败亡十年后的1874年,他才在福建被清军中的前太平军将领识出杀害。他的供词仅承认“到处奔走,图谋复国”,对具体如何图谋,却坚不吐实。近年有关史料批露:杨辅清很可能期间从上海或福建到过美国,今天在海外华人中的秘密组织“洪门”,就与太平天国大有关系。 捻军中被太平天国封为梁王的重要将领张宗禹也是下落不明。关于张宗禹的下落,史书记载各异,史学界众说纷纭。战争的直接指挥者李鸿章上报清廷称“张宗禹 溺水 身亡”。《清史稿》记载:“茌平之战,全军溃败。率十余骑突围而出,不知所终。”近年,有学者通过分析论证、走访后人,竟在河北沧县孔家庄发现梁王张宗禹最后下落:他在乡村里隐居多年后病亡,直到临死,才透露本人真实身份。 猜你感 兴趣 : 1. 太平天国的封王制度具体是怎么样的 2. 太平天国灭亡的故事有哪些 3. 太平天国的荒淫腐败历史 4. 论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5. 太平天国的等级制度 6. 近代史论文太平天国失败的原因
义和团带有宗教色彩,迷信色彩,愚昧忠君的色彩,盲目排外的色彩。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这是一所地处鲁西南平原上的乡镇初中,曾经连续10年在县里考核羞居倒数之列;如今被誉为具有“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特色的农村教育改革的先锋。“杜郎口”如同一股突如其来的旋风,数月内影响已经遍及山东全省。 参观学习者络绎不绝,最多一天达700余人。有人说,他们真正做到了把课堂还给学生,是素质教育的希望;也有人说,他们的教改是“非典型”的,因为不可复制。 杜郎口中学坐落在离杜郎口镇约一公里的旷野中,距山东省茌平县城23公里,一条东西向的简易公路从校门口经过。 如今的杜郎口中学,每天都向参观者开放,校园里到处都能看到胸前挂着“听课证”前来参观学习的人。听课教师可以随意走进任何一个教室听课。如果哪天听课教师人数太多,学校会安排几位老师在报告厅上课。课后由上课老师向参观学习者介绍学校的课堂教学模式,回答同行的提问。 我的课堂我主宰 记者走进报告厅,看到主席台变成了课堂,台上一字排开的3块黑板上写满了物理题及答案,一个学生正拿着话筒向其他同学讲解其中一题。学生有坐有站,也有的蹲在地上或靠在同学身上的。台下大概有200多位听课教师,有的教师干脆跑到了台上。 来自淄博的一位物理老师告诉记者,这是一堂物理练习讲评课。上课老师先让学生把题和答案都写在黑板上,然后由学生自己向同学解释,其他同学可以随时提出补充或否定意见。这一节课讲了13个题,课堂容量是比较大的。 3月3日下午,初一(1)班,历史课,隋唐文化,反馈课。 和其他学校的教室不同,杜郎口中学每一间教室的前、后及靠走廊一侧的三面都有黑板,学生桌椅也不是纵横摆放而是摆成6个方阵,每个方阵也就是每一个学习小组的学生分两排相对而坐。每个学习小组由班主任任命一名成绩优秀的学生担任小组长,负责管理全组,各学科教师根据月考情况任命本学科的学习小组长。 上课伊始,部分学生拥到黑板前,先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最上方,然后将上节课学习过的知识点一一写上。在当地,这叫“爬黑板”。没有“爬黑板”的学生在座位上自己读书,有个别学生蹲着在教室地板上书写。 学生写完,老师开始提问,学生的回答普遍非常流利,声音都很响亮。特别是那些女生,说话的嗓门似乎个个都很大。面对众多听课的老师,学生很有自信,没有羞涩。或者说,学生们在课上已经能够做到对听课老师视而不见,尽管听课老师可能就在他的身边。 历史老师抽背完学生,开始将教材中的问题分配给各学习小组。各小组派出成员将题写在黑板上,经过一番讨论,再将答案也写在黑板上。 有些学生趁同学“爬黑板”之际整理预习笔记,被老师严肃制止。 题和答案都写在黑板上了,老师组织学生交流。先由一位同学大声读题及答案,然后其他同学发表自己的看法,有赞同,有补充,也有表示不同意见。教师话不多,只是适时点拨一下,一节课就结束了。 记者注意到,第一组写的题 “阎立本的《步辇图》描会(绘)了唐代(太)宗接见来求亲的吐蕃使者禄东赞的情景……”中有两个错字,不知何故,师生都没有指出来。 问了两位来参观学习的历史老师,一位说这堂课容量不大,另一位说这样的方法便于学生记忆历史知识。 记者又来到初二(7)班,这是一堂议论文写作课,老师不在。学生自己在写作文,第一节课已经写完作文的学生有看书的,有交流的,还有随意走动的,没有一般课堂上的那份安静。 15分钟后,在一名班干部的主持下,学生开始交流和点评作文。 第一篇交流的作文题为《班干部是否应该事事严肃》。小作者走到黑板前读完作文,两位班干部——其中一人即是主持人——站起来,点评了同学的作文之后,做了自我批评,表示班干部应该尽心尽职为同学服务,但是该严肃的时候还是要严肃。 第二位学生的作文是《学校是否应该组织活动》,建议学校少些文化课,多组织一些娱乐活动。 主持人像老师一样指点某些同学:“听的时候,不要停下笔,把你的想法记下来。”“某某同学语速太快,声音可以再响点。” 听了《沉默是金吗》一文,一位女生大声呼吁一直没有发言的同学:“沉默的同学们,快点站起来!” 一名学生读完作文,马上就有同学站起来或点评或谈感受,中间没有冷场。有的同学在朗读作文时还演唱了经过改编的流行歌曲。半个小时内,共有10位同学朗读了自己的作文。 教师在快下课时才出现在教室里,这位两年前从小学调来的年轻女教师语言颇有感染力。听学生朗读了主题为“历经磨难,超凡脱俗”的《苦与俗》,老师让大家看教室正前方黑板上的名言——“须知苦乐全在主观的心,不在客观的事”,对小作者作了充分的肯定。 在杜郎口中学的三天半时间里,记者走遍了学校两幢教学楼的20个教室。每节课几乎都是讨论确定学习目标——分配学习任务——小组自主学习——展示交流这样一个过程。其间学生的讲解,不同意见的交锋,欢快的歌声,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学生或站或坐或走动,加上“爬黑板”时的人头攒动,听课教师在教室里随意晃动的身影,难怪有人把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模式称为“教育超市”。 “你以前接触过这样的课堂吗?” 回答记者的都是摇头。 “你觉得这种课堂教学模式有什么优点?” “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自主性、积极性,的确把课堂还给了学生。”来参观的老师回答相当一致。 为了生存,把课堂还给学生 “让课堂焕发出生命活力!”新基础教育的领军人、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近年来大声疾呼的理想课堂,在杜郎口中学得到了印证。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焕发出生命活力”的课堂,是杜郎口中学师生付出了差不多10年的努力才换来的。 10年前,杜郎口中学是一所极为普通的农村初中,而且在县里20多所初中里排名连年倒数,甚至县领导都几乎要撤掉这所学校。可以说,这所学校处于生死边缘。 1997年,现任校长崔其升来到这这所学校,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希望为这所学校找一条活路。 可是出路在哪里? 当时的杜郎口中学除了拥有基本够用的平房校舍外,几乎可以用“一穷二白”来形容。由于位置偏僻,已经很多年没有新鲜血液补充,师资队伍参差不齐,教师年龄老化,上课方法陈旧。课堂上,学生不是昏昏欲睡,一派死气沉沉,就是桌底下,你捣我一下、我踢你一脚,寻开心。 为了找到出路,崔其升经常到教室听课,和学生交流,倾听他们对学校的看法。有一次,一个学生说:“老师讲的课,还没我们自己讲得好呢!要他们干什么?” 这句学生不经意间说出的“气话”,让崔其升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是啊,既然新教师来不了,老教师走不了,何不就按学生的想法试一试?小时候,他常听大人们讲,过去有的私塾先生学问浅,怕上课滥竽充数露了馅,经常绞尽脑汁叫学生代替自己讲课,结果孩子们学得还很好。崔其升想,如果我让老师们尝试一下,说不定效果也不错呢。 经过翻来覆去地筛选,崔其升决定让当时教学成绩最差的一位老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没有把自己的考虑对这位老师和盘托出,怕伤了老师的自尊,只是说希望这位老师对课堂教学作一些调整,提高教学质量。此后,崔其升经常跟班听这位老师的课,与其商讨教学技巧。节骨眼上,他就用商量的口吻说:“先让学生自己讲讲怎样,看他们预习的好不好?”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这个班的学习成绩有了明显提高,这位老师第一次领到了教学进步奖。 初试有成,崔其升不免心中窃喜,他在全校教学工作会上明确提出了课堂教学改革要求。 从“0+45”到“10+35” 这一次,杜郎口中学全校老师吓了一大跳,因为校长对他们提出了“0+45”的目标要求:一个星期谁也不能讲课,不能板书,就站在讲台上,任学生自己发挥。 不让老师开口讲课?不但老师们有意见,家长也不干了:“我们花钱送孩子来学校,老师怎么可以不讲课?!”一时间,茌平县教育局几乎每周都要收到反映杜朗口中学问题的群众上访信件,聊城市教育局、市内各媒体对崔其升的名字也不再陌生。 “0+45”毕竟是矫枉过正之举,崔其升的本意也只是希望老师们在课堂上能够少讲些,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以求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为了统一思想和认识,崔其升召集学校领导班子开会,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 面对现状,老师们的思想慢慢开始转变。 为了使改革稳步实施,崔其升决定缓步前进,分层实施。他将“0+45”模式改成了“10+35”模式,即教师在课堂上的活动时间不得超过10分钟,35分钟时间交给学生。同时,他要求领导带头上示范课,然后,选取学科带头人或教学骨干上公开课,最后,全体教师上达标课。 2000年,世纪之交,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开始整体转型。 为了全面推行“10+35”的做法,学校在每一间教室的醒目位置悬挂学生课堂表现要求:举手积极、声音洪亮;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争问抢答,欢呼跳跃;多种角度,创新实践;笑逐颜开,热闹非凡。然而,让崔其升意想不到的是,学生竟然用沉默来回应他好不容易才设计并推行的课堂教学模式。把课堂还给了学生,相当一批学生却不说话,鼓励没用,批评无效,崔其升百思不得其解。 听课,座谈,终于,学生说话了:“校长,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啊!”一语点醒梦中人,崔其升立刻要求全校教师加强对学生的课堂预习指导。后来,预习课成为杜郎口中学的一种专门的课型——学生有话说了。 就这样,不断地听课——发现问题,座谈——分析问题,整改——解决问题,一种后来被称为“三三六”自主学习的课堂教学课模式慢慢形成了。 学校采取了强制手段推行新模式。“我们提出了一谈二警三停课的措施,老师一次上课不达标,要找他谈话,挖缺点,指方向,找措施。接下来是警告,再不行就停课。”崔其升介绍说。如果发现有老师超时讲课,不但进行经济处罚,还要给予停课两周的处理,考核中给予减分处理。即使这样,有些心怀疑虑的教师,还是偷偷给学生讲解。为了进一步加大处罚力度,学校甚至采取了“株连制”,发现一名教师违规教学,班主任、年级主任、学科组都要受考核减分的处罚。老师讲得喉咙嘶哑,效果微乎其微的状况终于得到了扭转。自然,期间还是伴随着质疑与告状,但崔其升不为所动。 为了进一步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力度,2004年,他撤掉了所有教室的讲台,将学生面对教师,课桌纵横摆放的教室格局,改为桌对桌,面对面,以便于学生分组、交流、合作。有人讥笑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是“课堂乱了,学生反了,到处都是黑板了,老师也不管了,教学质量危险了”。 “这是瞎说!”崔其升告诉记者,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是让学生动起来,让课堂活起来,师生互动,共同发展。2002年,教育局对全县23所初中进行综合考核,杜郎口中学的排名由1998年以前的连续10年倒数第一第二上升到第10位。以后,学校每年的综合考评都在前3名。 光环下的沉重 2005年11月12日至13日,山东省农村教育教学改革现场会在杜郎口中学召开 。 “这是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山东省教科所所长王积众说。 “杜郎口中学教学改革触及了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若干深层次问题,解决了若干重大问题,是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山东省教科所研究员陈培瑞认为。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陈光华要求教育专家“对杜郎口教学模式进行深入研究,用更概括更准确的语言来对它的教改模式进行总结”。 聊城市已经决定全市学校学习杜郎口模式,如果校长抵制,“不换思想就换人”。 山东省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及有关领导对杜郎口中学的教改作了高度评价。然而,记者在采访中也发现了一些令人深思的现象。 在杜郎口中学的课程表上看不到“自习”课,包括一般学校都有的语文、英语两科的早读,在杜郎口中学也是由语文、英语教师上课。学生上午、下午各有四节课,晚上还有三节课。学生大多住校,少数走读的学生三餐在学校解决,因为有早读和晚课。 “学生每天上12节课,初三连周日都要补课,这正常吗?” “你不了解情况嘛!”为了在升学竞争中获胜,在许多地方,这些已经是大家默认的事实了,记者似乎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你要把注意力放在杜郎口中学教改的成功点上,补课这种事,靠一个杜郎口能够解决吗?”许多人这样对记者说。 “现在素质教育举步维艰,教育行政部门说学校阻力太大,校长说教师素质不行,教师说专家理论太空……杜郎口中学在内外条件均无任何优势可言的情况下,硬是走出了一条路,彻底改变了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这不单是对教学理论的贡献,这种改革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山东教科所的许爱红研究员说。 《齐鲁晚报》的记者曾问崔校长,既然这种“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可以让孩子更快地掌握知识,为什么不缩短上课时间呢?崔其升迟疑着回答:“越是创新的东西,越要在中考上站住脚,否则就会被舆论淹没,目前我还没有十分的把握,以后也许会实行吧。” 杜郎口中学现在要求每一位老师每天写拓展笔记一则,记录教学得失、教学设想,篇幅一般为大32K笔记本一页;每周写育人笔记2则;每周听课三节并作听课记录。有的教师家就在离学校不到千米的杜郎口镇上,但是也只能在周六放假时才能回家看看,平时也难得有心情有时间看电视。“学校教改得到了领导的肯定,每天有那么多同行来参观,我们感到很自豪。”一些老师对记者说,但他们同时也承认,工作压力太大,“很累啊”! 记者与一位经历了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全过程的老师交谈,问及最近在看什么书,这位教师连说没时间看书。再问上一次买书是什么时候,买的是什么书。他想了想,说年前曾买过一本《同步练习》。进一步询问得知,从教以来,除了教辅材料,他没有买过其他书籍。这种情况在学校相当普遍。自然,学生的课桌里除了各科教材和相关学习资料外,也很难有一本课外读物。 这种情况让记者非常担忧。 “目前,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要进一步深化,困难在哪里?” “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崔其升毫不迟疑地说。他认为学校66位专任教师中有1/3还不合格,有的学科教师整体教学能力薄弱。 “很想有机会像他们那样能够出来听课、学习。”杜郎口中学的教师看着穿梭在校园里的外校同行们,眼神满是羡慕。课堂教学改革解放了学生,学生胆子大了,发言积极了,思维活跃了,促使教师精心备课,研究驾驭新的课堂教学模式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课堂教学改革也提升了教师。仅从每一堂课都是公开课这一点来说,杜郎口中学的教师的心理素质就是一流的。但是,“学生提高比我们老师快啊。”开放的课堂,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老师们渴望有时间有机会充电,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山东-聊城-茌平县-杜郎口-杜郎口中学-你要找的地方!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县杜郎口中学寻找我们的理想课堂没有讲台;教室里除了一面墙是玻璃窗外,其余三面全是黑板;老师在课堂上只准讲十分钟,讲多一分钟都要挨罚;上课的时候,学生或坐或站,吵吵嚷嚷,像个集市;老师领着头,有人躺着学书中的人物,有人用笤帚当剑边舞边唱 ……有谁想象过这样的课堂?但就是这样的一种课堂,让一个濒临撤并的农村中学在去年的中考重点录取中报名268人考上了267人,也让一个个害羞内向的农村孩子在生活中大胆活泼而充满了无尽的活力。 丑小鸭变天鹅的故事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杜郎口中学的转变也许是那个童话在教育界里再恰当不过的现实版本了。一个“弱不禁风”的农村中学忽然变得异常强大进而“炙手可热”,他们的力量何在? 谁动了我们的快乐课堂? 杜郎口中学,这个偏居鲁西北山东省茌平县的一个普通农村中学,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似乎都让人很难相信它已经成了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 偏僻闭塞,地处彻底的农村,周围都是大片的田地,连只砖片瓦都没有;设备简陋,不用说许多学校的基本配置——现代化的设备如多媒体教室、视听教室等,就是像样的用来上公开交流课的音箱都没有;师资力量薄弱,学校老师正规师范本科毕业的很少,专科毕业的较多,甚至中师毕业的也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 有两个事实可以说明改革之前的杜郎口中学的“教育状态”:初中三年级一个曾经有60名学生的班,中考前只剩下了11名学生;全校一年升入重点高中的学生仅是个位数。 而最为重要的是初中3个年级每班有一半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厌学思想严重,辍学现象时有发生。 新上任的校长崔其升对辍学的学生进行了跟踪调查,发现他们辍学的主要原因不是家庭经济困难,也不是家庭发生变故,而是他们感到学习困难,不愿在学校“活受罪”。 一连许多天,崔其升拎着个板凳四下里听课。很快他就听出了“门道”:许多老师上的课,学生很不爱听。特别是一些年龄较大的老师,上起课来,状如树干,举止单一,话似白开水,枯燥乏味,课堂上,死气沉沉,表面上看起来秩序很好,实际上,学生的思想早开小差到了“爪哇国”,不是昏昏欲睡,就是桌底下你捣我一下,我踢你一脚,寻开心,闹着玩。 一些学生家长更是告诉崔其升:“孩子在学校混了3年,痛苦了3年!” 老师本来应该是受人尊重的传道者,现在竟然沦落到了“痛苦制造者”!家长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崔其升的神经:“教师把学生看作接受知识的‘灌装桶’,课堂由教师一统天下,学生像被驯服的小绵羊,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传授的知识。这些究竟给教育带来了什么?给孩子带来了什么?既然‘满堂灌’没有好的效果,我们能不能改?我们该怎么改?” 学生一句语无遮拦的气话使崔其升茅塞顿开。学生对他说:“老师讲的课,还没我们自己讲的好呢!要他们干什么?” 崔其升想:“是啊,既然学校各方面资源都很有限,何不就按学生的想法试一试?如果学生的积极性能调动起来,学生不就是最大的教改资源吗?!”让课堂上的教师先活起来 1998年暑假之后,杜郎口中学教育教学改革拉开了帷幕,校长崔其升烧起了他的头三把火。 崔其升的第一把火是量化指标。崔其升决定将课堂教学评价作为改革的突破口,将好课的评价基点定位于学生的动。为此,学校制定了3条量化指标:一是课堂气氛要热烈、和谐、民主,学生敢问、敢说、敢爬黑板、敢下桌讨论,形成一种积极主动,争先恐后,紧张活泼,读、说、议、评、写贯穿始终的课堂学习环境。二是课堂形式要多样。采取各种各样的学习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男女生竞赛、曲艺节目、讨论辨析、小品表演、擂台比武等,都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正式课堂。三是学生参与人数多、密度大,力争做到人人有份。这是课堂教学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学校通过比例量化考评成绩,以参与人数除以班级人数的比例高低衡量教师教学成绩的优劣。 量化指标的评价触动了教师的灵魂,他们开始思考一种前所未有的行动——由原来注重教师单独的教转移到关注学生自己的学。 崔其升的第二把火是上好“三课”。虽然有了量化指标的规定,但许多教师依然心存疑惑:我们这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还学不好呢!要让学生动起来,自己少讲,恐怕更是“玩火”。许多教师玩起了“捉迷藏”:不让明讲,就偷着讲;不在讲台讲,就在台下讲。况且对于杜郎口中学绝大多数教师而言,新的课堂教学还是一种前无古人的幻影。究竟什么样的课才是改革课,若没有引领与实践,恐怕依然在教师的心里难有一个清晰的思路。为此,崔其升通过上好示范课、过关课和跟踪课等“三课”,让全校教师一步一步向课堂教学改革之路上逼近。 上好示范课。首先,是学校领导班子上好示范课。学校领导班子成员理念新、影响大,他们的示范在教师中可以起到“不令而行”的作用。从崔其升到其他学校领导,全部走上课堂,并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动起来。老师们从这样的课堂上,感受到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学习到了开放的教学方法。一些教学骨干教师跃跃欲试,产生了尝试课改的兴趣,拥有了获取新的成功的期待。其次,便是各科骨干教师上好示范课。崔其升有意在各科教师中培养课堂教学改革的骨干,旨在通过他们的示范课,引导更多的教师走向课改之路。这些教师的新课,在全校教师中引起了广泛的影响。看到自己同事的大胆尝试以及获得的成功,老师们也有了一试为快的积极愿望。 上好过关课。有了学校领导与骨干教师的示范,老师们已经学有榜样,教有所依。这时候要求所有教师都上改革课,就有了水到渠成之势。但崔其升仍然将全体教师上改革课称之为“过关”。之所以如此,一是说明这一关并不好过,从而引起所有教师的高度重视;二是此关必过,不过则不能成为合格的教师。绝大多数教师经过努力,有了“过关斩将”的成就感,对于课堂教学改革充满了信心与希望。 上好跟踪课。老师们对课堂教学改革的认识水平不一,个体素质也有差异,所以,仍有个别教师被阻隔在“关”外。于是,由学校领导或骨干教师对这些教师跟踪听课,有的放矢地指导,直到他们真正过关为止。因为在崔其升看来,改革必须是群体的行动,只有全校教师全部走向改革之路,杜郎口的教育教学质量才能持续快速地提升。 崔其升的第三把火:“一谈二警三停”。在上好“三课”的同时,“一谈二警三停”的相应惩戒措施也在实施。所谓一谈,就是第一次课堂不达标者,崔其升先与其个别谈话,谈课堂要求,谈教师角色,谈学生表现,谈课堂程序,谈教改意图等,指出问题所在,点明改革方向。所谓二警,就是第二次再不达标者,要在学科组会上予以警告。所谓三停,就是如果第三次还不达标,让该教师停课一周,专门听优秀老师的课,研读教改理论,学习组织发动学生的方法,由业务主任作专题辅导等。 三年的改革尝试,不仅使学校摆脱了被撤并的困境,而且结出了令人欣慰的果实。到2001年秋,一向在全县中考倒数第一的杜郎口中学,已经步至中游地带。更为重要的是,教师的改革意识大大增强,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越来越高,课堂一扫往日的沉闷与单调,澎湃激荡起改革的活力与生气。 只准讲10分钟的课堂 2001年秋季,国家课程改革在一些地区的推展,给了在改革之路上摸索的杜郎口中学以极大的鼓舞。以前所进行的许多教学改革举措,与新的课程改革的理念不谋而合; 不少教育教学改革探索上若明若暗的东西,通过对新课程理念的学习,也豁然开朗。这使崔其升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继续改革,向深度开掘,使杜郎口中学再度飞跃。 崔其升首先开始的是更大规模的课堂教学改革动作。如果说以前的课堂教学改革是牛刀小试的话,此后的改革则是“大动干戈”。他的大动作主要是“课堂时间采用‘10+35’模式”和“取消讲台,让学生动起来”。 教师在课堂上以讲为主似乎已经成为习惯,即使明晓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重要性之后,仍然还会因为“惯性”而滔滔不绝地讲解。为此,2002年秋,崔其升对课堂时间作出“10+35”的硬性规定,即教师所讲时间等于或小于10分钟,尽量减少知识性语言,或者说完全不涉及对教材内容的陈述。学生自主活动不少于35分钟。教师只要在一节课上讲解超过10分钟,即被判定为失败课。从形式上看,只是把一节课的时间重新分配了一下,可教学理念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这种改革的阻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一些家长愤怒地说:“我们让孩子来上学,你们老师不教了,倒让孩子自己学?”是啊,教学教学,教师不教,学生不会,先教后学,顺理成章,这可是大家习以为常的教学之规啊! 老师们的思想也是慢慢才通的,其间学校领导甚至采取了一定的强硬措施。但教师一旦从思想之通走上实践之路以后,便出现了崔其升所期待的“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的教学景观,“自主课堂:我参与,我快乐;自主学习:我自信,我成长”也就变成了现实。 崔其升认为,老师不认可改革不行,认可了不做也不行。没有得力措施的约束,课堂教学改革就不能真正实现。所以,强调教师可以发现知识,总结规律,做学生中的首席;但不能硬性灌输知识,做课堂的主宰。 课堂是教学改革的主阵地,如果不在这里“大动干戈”,就很难在短时期内触动教学改革的命脉。而同时,改革“杀气”的背后,既是对教师教育教学观念的猛烈冲撞,也是对学生生命成长的极大关注。 没有讲台的教室 “取消讲台,让学生动起来”更是大胆创新之举。 2004年秋天,在长期的听课研究中,崔其升发现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现象,就是教师一站讲台,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就找到了以前独霸讲坛的感觉,情不自禁地多讲起来。这无异于对学生的自主学习形成影响。他认为,只要学生通过探索可以学会的东西,教师都不要讲。所以,他提出了取消讲台的大胆设想,而且随之付诸实施。 这样一来,教室前面的讲台没有了,师生同在一方空间,同处于一个平面。每个班级都有一幅自己的标语:“我参与,我成长,我快乐”;“课堂大舞台,人人展风采”;“新课堂,我主张”;“我的课堂我主宰,我的人生我把握”。如此等等,写出的是学生那份走向课堂教学主人地位之后的雄心壮志,以及一展才思的无限快乐。其他方面的变化更是令人惊奇:教室前后及背光面三面都是大黑板,教室中间是纵向排成的三排课桌,学生分组排位,对面而坐。而且课堂形式多种多样,甚至五花八门,“台上”学生或表演、或辩论、或唱歌、或讲解、或朗诵,小品、课本剧、诗歌、快板、歌曲、绘画、小组展示等多种形式交相辉映;“台下”学生或蹲、或站、或坐、或跪,地上、课桌上、板凳上挤成一团。学生的发言几乎不用举手,站起来就说,说完自己坐下另一个接着说。由于学生的参与热情很高,常常会遇到两个人甚至几个人同时站起来发言的情景,这时老师也不调解,学生同时说上一句半句的,就会有人让出来。这样的课堂没有老师的呵斥和监督,没有老师的“谆谆教导”,这里的课堂完全是学生的舞台,其精神之抖擞,精力之集中,思维之活跃,令所有步入课堂的听课者都为之激动不已。 教改“效益”的长短线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改革给课堂这个教育行为的根基所在带来了的巨大变化。一是学生学习态度要由“供应式”向“超市式”的转变,课堂教学由一言堂变成了百家争鸣,学生由精英式的学习变成全员式的参与。学生充分发挥在知识学习中的自主选择性,从哪些材料中学习,学习什么,由自己作主。这一转变改变了学生被动接受、老师教什么学生学什么的习惯。二是教师教学由“注入式”向“发动式”转变。教师在课堂上要“相信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不能唱独角戏;要由“讲”到“动”,使课堂成了“快乐享受的地方,不是被动接受、枯燥无味的看守所”;要打造“艺术课堂”,让学生“享受快乐”。三是课堂内容由“纯知识型”向“能力、情感、价值观”转变。课堂学习要由知识生成能力,由知识生发情感,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在现实层面,这种课堂的变化带给杜郎口中学最为明显的“效益”显然就是学生升学率的惊人变化和学校考评成绩的巨大改观:去年中考,全校报考重点高中茌平一中的268名学生有267名被录取;杜郎口中学这个曾连续10年考核全县倒数的学校,自2002年始,每年综合考评都在前3名。 而这些还都不是最为主要的,这些只是杜郎口中学教改的“短线效益”。杜郎口中学教改最最重要的是它改变了许多学生的“生命形态”,让他们的人生因此而变得更加充满了实现自我价值的可能性。这是这场轰轰烈烈的课堂教学改革的最值得尊敬的“长线效益”。 刘晓晓是初中二年级的一名女生。去年10月,省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马钊率领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省教育学院、聊城大学等单位的数十位领导专家来杜郎口中学调研。下课铃响过,已经走出教室的马钊,突然被从后面赶上来的刘晓晓叫住,“老师,我采访您一下好吗?”刘晓晓的这个大胆举动,不仅使马钊一愣,其他的听课者也好长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刘晓晓说:“其实,我原来是一个性格非常内向的女孩,不愿和家长交流,也不愿和同学、老师交流,只愿意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自从升入初中,在这种教学模式的培养下,不但性格开朗了,喜欢抢着回答问题了,而且学习成绩也直线上升,由过去的下游到保持在了班内前一二名,还非常愿意和别人交流。那天向专家提出要采访,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是看着他很亲切,很有风度,所以愿意和他多交流。” 有个叫刘英的学生,从小父母离异,跟着年迈的奶奶生活,特殊的家庭背景,使她养成了怪异、孤僻的性格。可是,自从升入初中以后,在这种开放教学模式的熏陶感染下,她的性格和学习成绩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不但非常爱说话了,还特别有责任心,有集体荣誉感,对班里的事情特别关心,同学们都亲切地叫她“编外班长”。 李楠是个有残疾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往往会有自卑感或被同学歧视,但是,在这个学校根本不存在这一点,据他的任课老师讲,每次展示课上,他抢答的次数最多。 ……如果不是开放的课堂,不是开放的校园,我们能轻松地改变这些孩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