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生育水平论文发表

人口问题始终是制约我国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人口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人口计划生育工作

一、引言

30多年来，我国人口计划生育工作在“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总方针的指导下，依托“宣传 教育 为主，节育避孕为主，经常性工作为主”的工作 方法 ，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总体而言，婚育新风已牢固扎根于人民心中，少生不仅是生存的需要，更是发展的必然，优生成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已婚育龄人群的共同期盼和追求。这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思想客观共同组成了我国低生育水平稳固的决定性的内在因素。它潜发性地要求我国现行的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必须与时俱进，由兼顾全面，重点解决人口数量问题向优化出生人口素质和人口结构迈进。

二、在计划生育工作中的所历所思

符合政策生育率是衡量地区性计划生育水平的重要目标。过去，在人民生育观念十分落后的背景下，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政府不得不采取多种形式的行政手段，即所谓的“土办法”。这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土办法”曾为推进计划生育工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在，随着和谐社会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加快，面对违规违法生育行为，基层工作人员能够做到的主要是生育前的宣传教育和生育后的依法行政(即征收社会抚养费)，而后者在具体执行中绝非易事。随着人口流动的日益社会化，从取证到立案到依法征收，这一过程必须事实清楚，程序到位。其目的是为了惩前毖后，以达到遏制政策外生育的效果。同时，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避免恶性案件的发生，在征收过程中，面对特困人群，又不得不缓征，少征，甚至是事实上的免征。

为了鼓励按政策生育行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出台和实施了一系列的奖励 措施 。如：针对计划生育户的奖励抚助金，中考、高考加分，农村合作医疗减免等。这些政策的出台及实施确实对广大育龄人群起到了较好的引领作用，但同时，必须看到在实施这一系列政策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从制度的设计上，为了保证计生奖励抚助金发放的准确性，要求对每一位未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60岁左右的对象进行深入调查，其取证材料涵盖与对象面对面的询问笔录，背靠背的旁证记录，村民代表大会记录，村级、街(乡)镇级、区(县)级证明或案查，表格材料达十份之多。

笔者曾在参与此事时，目睹农村老人为了享受到每年近1000元的抚助金，不得不陈述自己年轻时在婚姻，生育方面的种种无奈和尴尬，每每想起，仍然觉得心中隐隐作痛。笔者不断 反思 ，政府设置奖励抚助金利于民情，示范他人，为何非要强调婚后未生育者或婚后不能生育者就不能享受呢?要知道，这本身就是对象户心中的伤疤。为了证明事实的真实性，为什么要制定出那么多的表格材料?这其中很多材料除了增加基层劳动量和行政成本外，并无太多益处。笔者认为，为了达到奖励抚助所带来的示范效应，确需调查对象户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但无需过多地究其原因。即便需要追求其准确性，也无需自我设置层层障碍，耗费巨大的人力、财力、物力。完全可以简化程序，分级负责，事后追责，并依据事实取消不合理的享受资格。

为了控制政策外生育行为，我国长期推行行之有效的避孕节育措施。上环和结扎曾经是控制违法生育的重要手段。现在节育意识已深入人心，选择不同的节育方式更是家喻户晓。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将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作为一个指标下达给基层。卫生计生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宣传引导来实施。节育既是工作需要同时也是育龄人群生活的需求。本来可以顺流而下的事情何苦要逆流而上!

为了加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管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条例》已明文规定：户籍地与现居住地共同管理，以现居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要求户籍地与跨地区流动的现居住地同为主管，同时上报出生人口。户籍地必须掌握外流人群的婚姻状况，怀孕状况，生育情况，节育情况并实行跟踪管理。这其中的硬指标，一是长效节育措施落实率，二是孕情上报及时率，三是符合政策生育率。人口的自然流动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问题是，户籍地特别是位于山区的户籍地政府，要及时掌控流出人口特别是长期流出且流入地较远及随意性较强的流出人口的计划生育信息何其难!要实行跟踪管理何其难!户籍地村(居)委会为了掌握信息，达到跟踪管理的要求不得不随时捕捉流出人口的返乡时机，有时踏着红线利用村规民约在为流出人员出具证明，落实农村优惠政策时设置关卡，虽能起到一定效果，却使干群关系紧张，损害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再者，户籍地为了落实跟踪管理责任，不得不经常组织专班跨区、跨市、跨省外出，在付出较大的差旅成本消耗后，往往效果欠佳。目前，国家正在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居住证将代替户口本。笔者认为，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平等国民待遇，推动社会进步的新引擎，而卫生计生部门理当顺势而为，不断优化管理方法，为推动计划生育管理方式注入切实可行的新动力。

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计划生育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功不可没。1979年以前，我国由于未能推行计划生育国策造成了重大的人口失误，人口的过快增长导致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负担沉重，举步维艰。目前，人口计划生育的内在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必须重新审视和定位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将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大人口的范畴内去权衡。

三、对人口计划生育工作的建议

1、权衡人口总量

笔者生于20世纪60年代，有兄弟姐妹4人，那时正是我国人口生育高峰期。笔者本人育有一女，现年21岁，正处于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阶段。这种生育现状是同龄城镇人口生育状况的缩影。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后代绝大部分都将自觉地晚婚晚育，主要原因不是生存的压力，而是教育、就业、创业所需要的时间量及对生活更高层次的追求所需要的时间量共同决定的，这已经成为一种客观存在并大有延续趋势的事实。这一现实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忧虑：一是将来在我们后代的人群结构中，含农村青年，能够为我们整个社会提供多大比例的一线劳动者?二是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青年一代组成家庭后将同时赡养几位老人?这也许主要不是经济上的负担，但可以肯定地说是年轻一代精力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这些问题依靠正在完善的养老体系恐难以解决。我们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人民将生活在怎样的一种物质世界和感情世界中?这些问题即便要解决，依据人口出生及成长的周期性，仍需将近20年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三是年轻的独生子女们，生活上养尊处优，精神上唯我独大，尽管接受了丰富的 文化 和现代科学技术教育，面对国防需要和社会前进的种种艰难险阻，他(她)们所具备的应对心理、能力和素质实在堪忧。

在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第二胎;生育一个女孩后，可再生育一孩。这样的生育政策初衷是充分考虑到了农业生产劳动力的需求，解读时不应该带着片面的观点和歧视的眼光。但相对城镇人口而言，农业人口中尽管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政策外生育行为，当今的农业人口依然处于低生育水平。究其原因，一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坚持：适龄人群得到了较为便利的节育手段;政策外生育给适龄人群带来的生存压力;征收社会抚养费所产生的社会辐射力。二是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增强，广大农村青年更大范围地接受了现代文明所传播的新的生活观、工作观和生育观。新一代广大的农村青年，也许仍怀着生育二胎的意愿，但可以肯定的是只有极少比例的夫妻想生育3个或3个以上的孩子。

值得关注的是，生活在多子女家庭的孩子，从心理素质，吃苦精神，奉献担当上都普遍强于独生子女。在几年的征兵工作中，笔者也注意到，愿意入伍并且能安于部队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多子女家庭，他们正承担着高难度高风险的国防重任。

为了督促户籍地和现居住地共同管理流动人口，对于新出生人口，计划生育部门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两地共同管理，均需上报。但这不仅在客观上增加了户籍地掌握孕情，跟踪服务，控制政策外生育的难度，而且，由于现居住地在迎检时可以采取一赶了之的手段，躲而避之的办法，实际上弱化了现居住地的管理服务责任。再者，双边统计上报给新生人口造成的数据上的增量也是不容忽视的。

2、权衡人口结构

人口结构的权衡不仅要从目前的老、中、青、幼人口构成及其走向来考虑，还要考虑到目前的青年人口性别比例及新生儿性别比例。我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是比例已经过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男女性别比例已经失调并将更加失衡的青壮年人口。这必然导致一线的财富创造者、社会高难责任承担者日益不足，人民生活压力、情感压力日益严重以及婚姻需求严重失衡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在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问题的双重压力下，该如何应对呢?从双独生育二胎到单独生育二胎标志着生育政策的较大调整，这确实考虑了国情，顺应了民意。

值得注意的是，单独家庭生育二胎政策的放开，并没有迎来新的生育高峰，相当比例的家庭放缓了生育二胎的步伐或者说准备放弃生育二胎的权利。这一现象说明了人民生育观的巨大改变，多子多福，传宗接代不再是社会生育观的主流思想。人民群众希望孩子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受到较好的教育，有较好的工作，较好的生活。也许，许多家庭仍然期望能够生育两个孩子，但同时，男女平等、女儿也是传后人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当然，这还得依据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实调查和科学论证。而若此判断正确，则应该果断加快二孩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进程。权衡二孩政策全面放开的利弊，既要从理论上考虑它对人口总量的影响，也要从现实的单独二胎生育政策放开后所掌握的数据中作出分析和评估。

同时，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也是有效调整新生儿性别比例的需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一胎生育基本是自然生育状态，二胎生育时，大都考虑到了性别问题，这就导致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和非法终止妊娠行为。目前控制新生儿性别比的主要做法是从药品销售到B超鉴定的严格管控，旨在通过严厉打击“两非”行为，消除选择性生育，达到自然生育的效果，这一观点是建立在自然生育就能使得性别比相对平衡的认识前提上的。

然而，它却忽视了这一认识的基点：大自然之所以能调节性别比，内在地要求一对夫妻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从人群总数而论，在生育第二胎时，大多会生相反性别的孩子。因此，可以认为正是目前的生育政策给新生儿性别比带来了巨大的负效应。在广阔的农村，一对夫妻生育一个男孩后不能再生育，这就自然地相对消减了女性基数而又增加了男性基数，而在生育一个女孩后，又会渴望生育一个男孩，姑且不论违法的选择性生育，就是自然的力量也会致使生育二胎时男性比例居多，这又在一个层面上增加了男性的基数。

客观的讲，生活在城镇的夫妻，在新生儿性别的问题上，大都心态平和，顺其自然。综合农村、城镇及“超生”因素，目前一对夫妻平均约生育了1.4个孩子。从科学角度出发，一对夫妻平均生育1.8个孩子，才能有益于性别比的基本平衡。根据专家预测，即使我国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平均一对夫妻也只会生育1.6个孩子，这无疑只能有限地对我国新生儿性别比起到积极的调节作用。在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的问题上，严厉打击“两非”只是一种战术行为，然而，再完美的战术也不能从根本上弥补战略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漏洞。

过去，我们没有遵循马寅初的人口理论，致使人口盲目过快增长，犯下了难以挽回的错误。今天，在看到长期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给我国带来少生4亿人口辉煌成就的同时，如果看不到人民生育观念的巨大改变所蕴藏的稳固低生育水平的内在保障力，看不到人口政策的适度变化对于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化解人口老龄化，性别失调，劳动力不足的现实性和潜在性的矛盾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也许我们同样会犯下历史性的重大错误。人口问题是战略问题，必须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战略范畴内去思考，去设计。

3、权衡人口素质

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不仅能大范围地化解计划生育的节育目标，还能大范围地化解孕情跟踪管理、社会抚养费征收所带来的社会矛盾，切实将从事人口计生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投入到宣传教育，优质服务上。人口素质事关民族前途命运，优生工程是人口素质保障的第一步，孕前优生检测又是优生保障的前提条件。

现在，上级部门将孕前优生检测指标当任务下达给下级，然而，在操作过程中至少存在着如下弊端：第一，指标本身仅要求孕前检测，忽略了孕中检测;第二，检测必须到户籍地的区级计生服务站完成。由于大量的育龄人群外流，致使户籍地街、乡级计生部门组织困难，成本投入较大。由此可见，我们所追求的优生在实施过程中并不完善。卫生计生资源的整合从客观上为优生工程的实施提供了更强大的组织保障和技术支持，国家免费的优生检测利国利民，本应得到广大育龄人群的积极响应，但实际效果欠佳。结合目前正在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笔者认为主要矛盾存在于目的与手段的脱节，没有解决好群众“一步之遥”的问题。上级部门开展工作已经习惯于下任务、下指标，让基层不计成本东奔西走，让群众不辞辛劳来回奔波。

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卫生计生部门必须探索打破户籍障碍，以流畅便捷的工作方式，让育龄人群满怀喜悦，满怀期盼地走最短的路程，既能获取他们想要的孕育结论，又能获得新生儿成长所需要的卫生计生关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理论联系实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法宝。人民群众期盼后代一生下来就聪明健康，而孕前优生检测和出生缺陷干预工程正回应了这一期盼。如何到群众中去，将这一事关中华民族千秋万代的好事做好，除了必备的技术到位，手段到位外，其操作过程的科学化，规范化，简易化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只是简单地下任务给基层，让常住人口走较远的路程到达指定的监测点，让流出人口来回奔波回到户籍所在地的指定点接受检查，则组织者的难度，群众的辛苦度可想而知。

类似于这样的做法，还体现在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 ，农村合作医疗等方面。党的温暖阳光普照，上级主管部门如果只是采取任务下派的方式来安排工作，解决问题，基层政府不堪重负不说，“小政府，大作为”又将如何体现?更主要的是一系列的利国惠民政策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才能到达群众的面前。信息技术推动社会进步，让人民群众知道惠民政策不应该是一件难事，难就难在相关主管部门是以怎样的责任担当，以怎样的行事方式拉近政策的执行与群众的距离。社会管理是一个大课题，社会管理进步又将从更深层面上推动社会进步。不要抱怨群众不领情，而要自我查找原因，不仅要从目标正确性的角度，还要从目标运行方法的角度去认真审视。运行方法的可行性，可操作性是战术手段，战术手段的好坏以及运用战术手段的人的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共同影响着战略目标的实现。

多年以来，就提倡计生工作必须由行政型向服务型转变。我们要向广大育龄群众提供避孕节育服务，生殖健康服务，优生检测服务，出生缺陷干预服务以及抓好诸如计生奖励抚助金等各类计划生育优惠政策的落实。我们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反问自己，人民群众觉得满意吗?笔者认为，优质的服务至少应具备如下特性：

其一，掌握了服务对象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要求，不是大且泛，而是精且准。既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避免意义不大的资源消耗;

其二，优良的切实可行的落实方案。优良要体现目标的明确性，安排的系统性和服务人员对所提供服务责任的担当性。可行性要充分体现人民群众得到服务的路径是坦途而不是征途。要做好一件事情，必先事前调查其要素，把握其规律。有的事情确需责任分解，分级负责;有的事情也需责任分解但上下主次不同;有的事情无需责任分解，完全可以利用事物本身具有的正能量所产生的向心力由高至低，由低到高形成互动，直达目标。

在目标决策的过程中，需要信息互动，上下互通以达成决策效果，而决策形成后，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执行力。在很多时候，我们为人民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服务时，不是人民群众不积极响应，而是人民群众在响应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太多的无奈和艰辛。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仅需要从群众中来，真切地了解群众的心声，更要知道怎样到群众中去，让群众所享受的服务更轻松、更舒适。

人口数量、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三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相互矛盾，又共为一体。它就像三个支柱共同支撑着我国的人口发展战略。因此，人口的战略决策既要保证三个支柱个体坚挺，又要保证三个支柱在正确的方向，恰当的位置;既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又保证人的可持续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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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周末，“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上了各大平台的热搜。根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在过去的一年中，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低出生率。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向八点健康解释，“2020年出生人口1202万，死亡人口998万，净增长204万，而在14亿的人口基数面前，204万是一个很微小的数字，几乎相当于没有。”“按照这样一个数字判断，相对而言，基本上可以认为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人口零增长的阶段，出生和死亡几乎抵消了。”“根据国际组织和中国科研机构的多个人口预测方案，之前是预估2027~2032年才进入人口负增长，但现在看来，随着人口出生率的进一步下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推进导致死亡率逐渐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断，中国人口绝对意义上的零增长，也就是近一两年的事儿，在那之后，中国人口就会转成负增长。”有意思的是，这个结果，早在今年5月份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公布时也曾公布过。不过在当时，出生率并没有引起大家过多的关注，更多的关注集中于生育率——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至1.3，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和地区之一。出生率是新生儿数量在平均人口中的占比，而生育率则是出生人口与育龄女性的比率。如果说生育率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生育意愿和状态，出生率则可以体现人口增长情形。在2020年，这两个创下新低的指标，都昭示着中国的人口问题越来越不容乐观。消失30年的生育潮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放开三孩……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然而，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人口出生率为8.52‰，总和生育率是1.3。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50-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除三年困难时期），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出生率都保持在30‰以上。新中国72年的历史上，这样的出生人口高峰有过三次。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949-1958年，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06亿，根据《统计年鉴》，1952年的人口出生率达到了30‰，几乎有2020年出生率的4倍还多；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那一年，人口出生率又一次跃升至37%以上，年出生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状态持续到了1975年，14年间为中国带来了3.64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5.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9.3亿，创造1964年到1974年期间，平均每5年净增加1亿人的人口高速增加的奇迹，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全世界只有中国、印度、美国和前苏联四个国家的总人口在1亿人以上，我国十年间净增加了2亿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3-4年左右；“少”是指三个多了，两个正好。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实际上是第一个和第二个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了生育期，育龄人群快速增加，虽然出生率水平赶不上前两个生育高峰，但是年出生人口超高2000万人却持续了17年，从1981年延续到1997年，累计出生人口达到3.75亿人。但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已经在1991年降至更替水平，并从1992年至今一直维持在更替水平以上，跨入了低生育率水平时代且保持了30年。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年轻人为什么不想生了？房价高，育儿成本高，工作内卷，加班严重……在社交媒体上，这些都被认为是影响生育意愿的原因。而早在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田丰在一篇关于生育意愿的研究论文中便曾指出：衡量生育意愿的关键因素之一是生育成本。这些成本中，有直接成本，“子女的养育费用及子女将来的婚嫁费用”；也有间接成本，“即生育和照料子女给家庭带来的机会成本和时间成本”。而因生育造成的机会成本降低，在女性身上的表现尤为明显。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教授靳永爱提到：“现代社会，女性在外部（职场）与男性的差距越来越小，地位越来越高，但在家庭中，女性仍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照料的主要承担者，面临工作家庭平衡的巨大挑战。多生孩子，就意味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在孩子身上，这对女性的生育意愿有很大的压抑作用，而且现代社会的生育行为，女性的自主决策权还是很高的，低生育率也就不可避免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其中提到：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而间接成本之外，生育的直接成本同样惊人。生育需要结婚，而结婚往往需要有房子。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影响生育意愿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除了住房，还有教育，“双减”更曾被认为是为了减轻育儿负担，提升生育意愿而祭出的大杀招。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打造一个职业友好的环境对提升生育率非常重要，靳永爱提到，“从实践的角度来看，北欧很多国家在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越高的时候，生育率是越高的。劳动参与度与生育率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一个负相关的关系。”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女性自己的事，也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中国何以未富先“少”？与上一代人想生而不能生不同，当下社会的年轻人是“发自内心地不想生了”，人口学上将这种由生育观念引起的生育行为的变化，叫做内生性因素引起的低生育，与之相对的，由生育政策限制引起的叫做“外生性低生育”。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内生性低生育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经济的发展，收入、教育、就业状况的改善，社会竞争的加剧，以及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都会使得人们的倾向于为维持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主动限制生育，这是人们自发的少生，是内生性因素变化的结果”。“不只中国，全世界都是这样子的，发达国家就这么走过来的”， 原新教授认为，中国唯一的特殊之处在于，人口生育率的转变发生得太快了，“给我们预留的认识和应对人口问题的时间都非常急促。与中国经济奇迹相伴而生的，是中国的社会奇迹，原新向八点健闻解释，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中国社会的加速演化，“社会发展太快了，而且在开放的这样一个政策下，我们接受接纳了许多新思想，接受得非常快，而且也非常彻底”，在其中，中国传统的家庭-生育观念在潜移默化中被彻底改变了。原新举例，现代化过程中，人才竞争激烈，教育周期越来越长，这不仅压缩了个人生命周期当中的生育空间，高昂的抚育成本也会让人们逐渐形成了少生孩子、不生孩子以降低生存成本的价值观。越来越多的科技产品、万物互联、虚拟生活、数字化和智能化时代，部分替代了生育孩子的需要和乐趣。而且高昂的养育成本也是发展的题中之义，“创造更好的条件让下一代去生存发展，这也是发展的结果，是文明的标志”。原本由传统家庭提供的赡养、生育、感情等职能有了更多替代选择，如福利政策的建立，使得中国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养老体系”逐渐瓦解。当家庭、生育不再是必选项，不婚不育、低出生率低生育率便成为了社会问题。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外生性的力量，无疑与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生育率下降相向而行，“加速了中国的生育率的下降或者说是稳定了中国的低生育率水平”。在中国，外生政策和内生因素同向而行，都指向了“少生”，二者还会产生加速度，政策也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育观念，这就使得中国快速步入了人口零增长阶段。“从生6个孩子左右减少到生2个孩子，发达国家大概用了80年以上的时间，而中国只用了20年”。这样多重因素作用下的彻底改变，往往也带着巨大的惯性，外生性的政策易改，但很难拉住不断下滑的生育意愿。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在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出生率的下跌带来的劳动力流失及老龄化问题短时间内或许不足为惧，原新反对将少子化与老龄化过度捆绑，“现在多生，十年、二十年以后是劳动力，但是60年以后又是老龄化，老龄化是另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结果，它更多地关乎越来越长寿的人们如何死去”。任何一个社会公共政策和社会现象，都应该坚持利弊分析，事实上，它们本身就客观存在利与弊。但“过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关乎人口安全”，原新告诉八点健闻，“如果我们一直维持1.8的适度生育率，300年后中国人口只剩5亿人，超低生育率维持的时间过长，就是人类的慢性自杀，这是人类社会问题”。“生育率低，这不是问题，关键是不能让他在低或者超低阶段的时间过长，千万不要陷在低生育率、尤其是超低生育率的泥潭当中，要扭转这个趋势，才是问题的关键”。错过的20年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院茅倬彦2018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船大难掉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告诉八点健闻，早在2000年五普时期就应该有所警觉，至晚到2010年六普时就应该全面放开了。第五、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这一阶段，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人口出生高峰期（世纪70年代）的5.79降到了2以下。

在国家加大教育投入的当下，鼓励生育当然是和女孩形成生产力相违背的，同时基础物质条件不够丰裕男女也很难有生儿育女的成本、时间和精力，而物质贫困还要强生的只会让家庭愈发贫困，使得该地区婴幼儿夭折率升高、失学率升高，造成人口结构失衡引发社会动荡，这和小康社会的国家总期战略又是相违背的。生育率的问题在于保持不能多生不能不生，二孩为先，那么怎么样促成这样的生育效果呢？奖励生二孩的，惩罚不生孩子的。参照春秋两汉时期的无节操促生制度，可以做到有效促生，但那是农耕社会，阶层分化简单，只要有土地就能形成生产力，但这种促生方式管杀不管埋，人口爆炸这些人没有受过工业化教育就会沦落为农业人口，这与国家农业方面上的收田集约化耕作战略又是矛盾的。促生的目的是什么？提高生育率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保持充足的劳动力，保持充足的工业人口（维持现有生产力），保持具备消费能力的人口，这个目的在工业智能化未实现前很重要（一旦工业智能化实现，不需要熟练工了，那就对劳动力没需求了）。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同时奖惩相间来达成想要的效果，究竟该怎么做呢？①解决养育的成本，尤其是育儿成本、家庭教育成本、义务教育成本，从个税抵扣来让一个家庭养育两个孩子的成本接近养育一个孩子的成本。譬如双胞胎子女、二胎家庭子女在同一学校上学的课本费、学费、校服费只出一份额，做到“买一赠一”的促销效果，经济适用房优先供给二孩家庭；②增加不生育的生活成本，包括不限于25-35为量化周期，每年会有比例逐年增加的一笔育儿金，不生的话育儿金缴纳比例逐年增高，如果过了三十五还没生育那么这十年的育儿金会合并到集体育儿金里不予退还，35岁之后就放弃督促这部分人生育了任由他去。反之，25-35之间越早生育越有利，这笔育儿金会逐年返还，而且具备国债安全性和理财收益，理财收益是25-35逐年降低，享有收益直到35岁，譬如25-27生育，理财收益就是年化利率7%，譬如28-30生育就是5.5%，31-32生育就是4.5%，33-35生育就是3.5%，当然本金少了这个收益利率也没意义，所以这个是可以加入一个额外条款的——家庭年合法收入可以放入该育儿金中享受收益红利，这样的话为了赚钱25—27的青年生育率也会变高。因为这种育儿金是双方分别拥有的，也就是存在一种可能让老牛吃嫩草为了享受年轻人的理财收益而不断和新人结婚，所以要添加补偿条款补上漏洞，家庭育儿金会合并以利率最高的一方为准，为了鼓励同龄和近龄人结婚，一旦有一方超过35，育儿金失效双方都不能享有此收益，这样就能避免有些人钻空子。年轻时候生可以薅国家羊毛，过了35再生就是损失，25-35越早生越划算，越早生国家给托底，这样家庭压力和三十岁以后有积蓄的人是一样的。通过这些手段来调控就能有效改善家庭生育成本，提高生育率。提高生育率可以通过政治的、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来完成。比如大力宣传多生孩子的好处，形成全民竞相生育的好氛围（政治手段），国家对多胎家庭实行补贴，免税（经济手段），严禁堕胎（法律手段），对不生育或生育少的家庭予以处罚（行政手段）等等。多管齐下，生育率很快能上来。

如何才能解决出生率超低的问题？我觉得很好解决，

只要给普通生育家庭发放奖金，就会有更多的人去生孩子。对孩子的养育和教育都给一定的补偿，

这样也会减轻年轻人的压力，这样就会有更多人生孩子。我们对此应该提高重视，多措并举，在鼓励生育，

完善生育家庭税收、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政策的同时，探索对生育二孩家庭给予更多奖励政策、减轻生养子女的负担，

另一方面，要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利用高科技，通过机器代替人类劳动力的工作，进行长远规划。。

首先，就要发布政策鼓励生育，同时给予更多的福利补贴。其次，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要给予补助，

适当增加居民工资，住房医疗保险都没有太大的负担，自然就会有条件生育。

你认为如何才能解决中国的超低生育率问题？我认为应该降低生孩子的成本问题，现在一个孩子长大成人，他的成本实在太大，所以下的有很多的年轻人不敢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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