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游发表论文

孔子到东方游历，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就问他们在辩论什么。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盘子碗口那样小， 这不正是远的显得小而近的显得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正是近的就觉得热，远的就觉得凉吗?” 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嘲笑说：“谁说你多智慧呢?” 《列子》是先秦时著作集，内容多记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如愚公移山、纪昌学射等，形象鲜明，含义深刻，直到现在，仍有较高的文学意义及思想寓义。 《列子》,相传为战国时列御寇所著。列御寇，亦作圄寇，圉寇。相传为战国时道家，郑国圃田（今河南郑州市）人。师事金丘子林（名林，郑人），学本于黄帝、老子，好虚静，不与人交往，终身不仕。其学说“主正”、“贵虚”、“主正”即接受儒家“正名”学说，即要求名实一致；“贵虚”本于道家学说，主张“虚无”，一切听其自然，不要有所作为。列子著书二十篇，凡十万言，今仅存八篇，计有天瑞、黄帝、周穆王、仲尼、汤问、力命、杨朱、说符等，内容多为民间故事、寓言和神话传说。唐天宝年间，诏号《列子》为《冲虚真经》，作为道家的经典之一。

原文：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译文： 孔子往东方游学，看见两个孩子争辩不已，孔子就问他们争辩的原因。 一个孩子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距离人近，而正午的时候离人远。” 另一个孩子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第一个孩子说：“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像个大圆车篷，等到正午时就像盘子一样，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 另一个孩子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感觉很清凉寒冷，到了中午就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热，这不是越近感觉越热而越远感觉越凉吗？” 孔子不能判断谁说的对谁说的错。 两个孩子笑着说：“谁说你见多识广呢？”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之初，周游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新闻出版部新闻处处长。随后，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周游任当时及此后的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出版处第一任处长。周游在解放前曾在北平和平谈判中担任过战地记者，并且是八路军《子弟兵报》的编辑，后来在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任军事报道股股长，写过著名的战地通讯《冀中宋庄之战》。周游肄业于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他的这篇佳作《冀中宋庄之战》在《子弟兵报》刊载后，反响很大，其新闻才华逐渐展现。后周游被任命为军代表，1942年2月负责接管国民党二战区在北平办的报纸《道报》。接管工作结束后，周游又赶往《世界日报》负责接管工作。《世界日报》是当时北平仅次于国民党机关报《华北日报》，规模与影响较大的报纸，也是北平报纸中最后接管的一家。由于接管工作较其他报纸复杂，既有财产的清点、接收，还有原报社与职工劳资双方未了事宜的处理，所以领导才选派周游这样既是学新闻的，又在解放区长期从事过新闻工作的、有经验的新闻干部。那时，周游总戴着顶单军帽，身上穿的衣服很单薄，外边整日都裹着件旧棉军大衣，脖子上挂着一副钉着长带子的棉手套。让人一点儿都看不出他是一个“洋学生”。初次见到他时，有人以为他有50岁左右，实际上他的年龄当时还不满35岁。当时，中央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新闻出版总署尚未组建，已解放的城市也无新闻处的建制可借鉴，北平是座文化古都，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出后，许多应由政府解决的新闻出版管理问题又纷纷找上门来，而这些问题政策性、敏感性又很强，稍有不当，便会对尚未解放的地区乃至国外造成不好的影响。而那时，新闻处虽然是市政府办公厅的直属机构，但许多事情都要由周游亲自跑香山，去向胡乔木等同志直接汇报、请示，所以那时的周游夜里一两点钟才返回宿舍是家常便饭。和周游同住一院的刘向勃同志常被他叫门的铃声惊醒。周游做领导工作，从来都不给大家划框框，而是注重实际，及时将中央和市领导的指示及形势发展的背景材料传达给大家，让每个同志根据形势的需要自己去发挥，从而创造性地工作。这就是为什么新闻处建立起来不久，新闻报道、新闻和出版管理各项工作便迅速铺开并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在报纸接管工作结束后，周游又根据上级指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停止了国民党在北平的军友广播电台、民生广播电台、中国广播电台的播音，一天之内全部接管，使自北平发出的电报，于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的前夜，全部控制在人民的手中。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周游和全体有关同志从无到有，摸索出一套政府机关新闻发布机构，以及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的路数，为建国后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提供了实践经验。早在人民解放军进城伊始，鉴于这座城市过去报社林立的特点，北平市军管会就颁布了《报纸杂志登记办法》。这是我党进入大城市后，人民政权颁布的第一个有关报刊登记的成文法令。由于这是以“北平军管会”名义颁布的，自然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就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报刊登记的“执法”机关。建立“新闻秘书”制度新闻处在实施行政管理的同时，还十分注意让干部走出办公室去宣传、教育、发动自己的工作对象，开展工作。在查没坏书的同时，新闻处还引导琉璃厂、打磨厂的小书商投资合作出版新书、好书。为此，新闻处组建了公私合营的新大众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由周游担任董事长，聘请王子野、王春、章容、苗培时、邹雅等同志担任编委，组织北京新国画研究会的一些画家，从事新连环画的创作。周游领导的新闻处，当时设有新闻发布科，承担着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宣传报道任务。在市属各局都建立了“新闻秘书”制度，由新闻秘书负责各部门新闻线索的提供、报纸记者采访的接待、本部门新闻通讯稿的撰写等。同时，新闻处指定专人负责与各部门联系。这套机关新闻发布、报道的制度和办法，在全国政府部门中，北京是推行最早的。新闻处每天将市属各单位汇集来的新闻报道编印成《市府新闻稿》，发至京津两地的报社。各报采用时一般均标出“市府新闻处讯”字样。新闻稿是由陆元炽同志定稿的，重要稿件需送周游同志审定。当时京津两地报纸的版面上每天都有标出上述字样的几条新闻见报。有一天晚间，新闻处收到一个中共中央送来的急件，是北京市十二区各界代表会全体代表为龙须沟竣工给毛主席发去的感谢信，稿首有段批示：“乔木：送市府新闻处发表。”后面署名“毛泽东”。收到这个批示，全处同志深受鼓舞，许多天都沉浸在兴奋之中。因为从批示中可以获悉毛主席曾读过新闻处的新闻稿，“市府新闻处”在他头脑中是留有印象的。周游领导的新闻处除了自己撰稿报道北京市的工作，还花费较多的力量，为本市和外埠各报记者的采访提供服务，动员各报社记者写“本报讯”报道北京市的工作。新闻处办公室几乎每天都有大批记者光临，彭子岗、高汾、冯种、陆超棋、王纪刚、陈寿儒、潘静远、王鸿、丁汇川、方明等当时活跃在新闻采访战线的同志，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客。在他们的眼里，新闻处犹如他们的“记者之家”。平时接待各报社记者的是陆元炽同志，周游同志在时，大家谈话的兴致更高。正是由于和各报记者的亲密无间、推心置腹，因而北京解放之初的许多大事，特别是大面积的市政工程建设铺开后，能够调动各报的力量，以文字、摄影、新闻纪录片等多种形式，从多角度、多方位来进行宣传。尽管当时北京的财力、物力、施工技术、机械设备和工程规模远远无法与现在比，但群众通过报道对人民政府“为劳动人民、为生产建设、为首都服务”的市政建设方针体会却是十分深刻的。愿去政协做工作人员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的办公室那时设在中南海西花厅前左边第二进四合院面南的五间大厅里，宿舍则被安排在中南海“游泳池”迤北临近北门的一组建筑里。和北池子比，居住的地方宽敞了许多。人也不再是睡在地上，而是每个人都有了一副床板，大家都很知足。平时大家都不走出西花厅和中南海这两个大院子的，周游作为处长，和大家住在一起。那时，晚饭后回到宿舍，没有电视可供消遣，唯一的活动就是聊天。周游毫无领导架子，每晚都是不请自来，很随便地在宿舍的几个房间里串上一遍，与同志们十分融洽。1949年9月，各民主党派的代表齐聚北平召开“新政协”，筹组中央人民政府，周游同志当时已被任命为“北平市人民政府新闻处处长”，有了“局级”的官衔，但他为了使大家了解即将发生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便自告奋勇地到政协大会上去服务，做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他每晚从怀仁堂回到宿舍，总要将大会的要闻及时地传达给新闻处的同志们，与大家共同分享。大会上共同纲领的讨论，国旗、国歌的确定，以及定都北京，种种大事，新闻处的同志都要比一般单位早知道些。有次回来，周游说：“今天看到了傅作义将军，他带了一位全副戎装的将军，走到毛主席的面前，身板笔直，靴子跟一碰，立正向毛主席敬了个举手礼，会场上许多人为之一惊，原来这位被引见的将军就是不久前在绥远起义的董其武将军。”这个小小花絮使大家深深体会到了傅、董两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心悦诚服和尊敬。那些日子，大家不论等多晚，都要听罢他精彩的“当日见闻”才肯入睡。聂荣臻同志担任北京市市长时，有时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有关北京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交由周游同志起草。他接受任务后要下边的同志帮他搜集材料，而他却不慌不忙，晚间照样听他的收音机，玩他的扑克牌，不到临交卷的头天晚上他从不动笔，但到了第二天凌晨，他准按时完成任务。但这却苦了为他打字的同志，每次都是十分紧张。周游和同志们相处时十分坦诚大度，能将领导对他的批评，毫不隐讳地讲给大家听。北京市委决定筹组《北京日报》时，有天晚上他回到宿舍，立即将这一决定告诉了大家。周游说，彭真同志今天把他找去，开头一句就是：“周游同志，你的名字若能改成‘周定’就好了。这次委托你来筹备办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周游对大家讲，没想到彭真同志对下边的干部摸得这么透。显然，周游是同意领导对他的告诫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需要通过报纸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推动各项政策的落实。而《北平解放报》停刊后，中共北京市委还没有自己的机关报，不能满足工作的需要。1950年初，市委决定创办一张市委机关报，并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考虑到当时北京市有一张民办的《新民报》是日报，为避免重复，开始市委机关决定定名为《北京晚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于1951年3月正式建立《北京晚报》筹备处，指定市政府新闻处处长周游、市委政策研究室秘书长罗林、《新民报》地下党员张其华为筹办处负责人，并委托廖沫沙负责指导党报筹备工作。筹备工作的第一步是调集干部，建立机构，《北京晚报》筹备处的干部基本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市委政策研究室、市政府新闻处。这些地方来的人员是筹备处工作人员的骨干，但人数很少，大部分人员是市委组织部从北京各大学和一些高中抽调的肄业学生，还有少数是从本市各单位调来的。这样筹备处的编采人员共有50多人。《北京晚报》筹备时期培养新闻队伍，主要是培养作为党报编辑、记者应具备的政治素质和新闻业务能力，因此对学习抓得很紧，工作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学习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和时事政策，主要是北京的情况和政策，这方面学习多由周游亲自抓，他非常重视，报社工作人员的政治水平和业务能力提高很快。1952年3月，北京市委决定，由原来计划办的《北京晚报》改为《北京日报》。这一决定和北京市政府此时收购了《新民报》私股财产有直接关系。改为公私合营后，《新民报》经理邓季惺要求把《新民报》上交国家。后经北京市委决定，3月27日北京市政府收购了北京《新民报》私股，由《北京晚报》筹备处接办。《新民报》大部分工作人员和财产设备并入《北京晚报》筹备处。于是，《北京晚报》筹备处一边接办《新民报》，一边筹办出版《北京日报》。1952年5月3日，原《北京晚报》筹备处的全体人员，从苏州胡同125号迁入西长安街72号《新民报》社。自此以后，报社内部领导、机构、人员作了相应调整，报社由周游、罗林负责。5月22日，《北京日报》开始试版，试版版样为四开八版。1952年4月14日，周游作为《北京日报》筹备处负责人为报纸创刊问题写信给彭真，当时彭真正在外地。周游在信中说，《北京日报》正式创刊的日期，希望定在彭真回京后。并说原来预定5月1日创刊，为时过促。编辑部的同志听说5月1日创刊的消息，曾说“我们是长期准备，仓促应战”。信中还希望彭真能转请毛泽东主席为《北京日报》题写报头。4月15日，彭真在周游的来信上批示了《北京日报》出版问题。批示是写给周游、邓拓、廖沫沙的。批示说：“报头可以请主席题写，报纸出版不要等我。至于‘应战’，办报纸总是要天天应的。要争取在仓促应战中又是有准备有把握的。这就要求报社的同志好好注意思想、政治、政策，好好掌握情况，经常抓住当前的中心任务和中心思想，我希望报社同志从这方面加强自己的力量。出版的日期请你们斟酌。”1952年5月24日，《北京日报》社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请求题写报头。信原文如下：主席：《北京日报》准备于6月1日创刊。当彭真同志告诉我们主席已允许给我们题“北京日报”四字的时候，全报社的同志都为之欢欣鼓舞，兴奋极了。我们都下决心要把北京市的党报办好，来报答党对报社的关怀。现送呈《北京日报》试版版样2份，上面报头的题字是从其他方面把主席的题字拼起来的。我们知道中央有规定，在正式的报刊上是不允许这样做的。我们的试版并不向外发行，所以临时安上这四个字，来研究我们的版式。报纸创刊在即，我们恳请主席能在百忙当中，抽暇给报纸题写这四个字。如有可能，希望在5月27日以前就便题好，赐寄北京西长安街72号《北京日报》社。请接受《北京日报》社全体同志深深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当日，毛泽东主席就为《北京日报》题写了报头。8月底，天津市委当时的宣传部副部长、《天津日报》总编辑范瑾调到北京日报社，与周游一起主持《北京日报》的筹备工作，《北京日报》创刊条件日趋成熟。9月27日到29日，《新民报》刊登了《北京日报》创刊启事和北京《新民报》终刊启事。《新民报》于1952年9月29日终止发刊，《北京日报》于1952年10月1日创刊。范瑾担任了第一任《北京日报》社社长，周游成为第一任《北京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

法国数学家，庞加莱

两小儿辩日 《两小儿辩日》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1），问其故（2）。 一儿曰：“我以（3）日始出时去（4）人近，而日中（5）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6），及（7）日中，则（8）如盘盂（9），此不为（10）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11），及其日中如探汤（12），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13）也。两小儿笑曰：“孰（14）为汝（15）多知乎？” 注释：（1）辩斗：辩论，争论。 （2）故：原因，缘故。 （3）以：以为，认为。 （4）去：离。 （5）日中：中午。 （6）车盖：古时车上的篷盖，像雨伞一样，呈圆形。 （7）及：到了。 （8）则：就。 （9）盂：一种装酒食的敞口器具。 （10）为：是。 （11）沧沧凉凉：阴阴冷冷，天气凉爽的样子。 （12）探汤：把手伸到热水里去。意思是天气很热。 （13）决：裁决，判断。 （14）孰：谁，哪个。 （15）汝：你。 写作特点： 1、语言简洁，事中见理。 2、善于运用比喻。如写两小儿论辩“太阳远近”这一现象的时候，一方从视觉出发，用两个比喻“如车盖”、“如盘盂”，具体说明太阳形状的大小，结合“日初”和“日中”，就把结论的理由说清了；一方从感觉出发，以“如探汤”作比，结合“日初”和“日中”来说，也把理由说清了。由于作者善于用比喻，语言生动形象，颇有说服力，极易被人们理解和接受。参考译文： 孔子到东方游历，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就问他们在辩论什么。 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盘子碗口那样小， 这不正是远的显得小而近的显得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正是近的就觉得热，远的就觉得凉吗?” 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的事情多呢?” 这则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有两个小孩问当时的大学问家孔子：“太阳究竟什么时候离我们近？”他们两个，一个认为太阳早晨时比在中午时看起来大，所以太阳在早晨时离我们近。另一个认为中午太阳比在早晨时温暖，所以中午时太阳离我们近，他们两个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得出两个完全不同的结论，而且说得都很有道理，连孔子也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这是个看似简单实际复杂的问题，不过，在今天，科学家们已完全能解答这个问题了，一句话：日出日落时间和太阳的高度在一年内不断变化，而且随纬度不同而不同。1955年，我国著名天文学家戴文赛教授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发表了论文《太阳与观测者距离在一日内的变化》。 以北京为例，12月15日到1月22日，中午的太阳比早晚的都近；1月22日到6月5日，中午的太阳比早上的远，比晚上的近，6月5日到8月1日，中午的太阳又比早晚的都近；8月1日到12月15日，中午的太阳比早上的近，比晚上的远。其中1月22日和6月5日两天，太阳与地球的距离早、午相等；8月1日和12月15日两天，太阳与地球的距离午、晚相等。这是1954年的时候计算出来的，可以适用100年，100年以后，会相差一天。 由此可见，这么复杂的问题，对于生活在春秋时期的人们来说实在是太深奥了。不过古人这种善思、好问的品质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没有思考就没有探索，我们相信不论探索有多艰难，计算有多繁杂，只要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定会揭开自然界的许多秘密，计算太阳与地球之间距离的变化，就是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结果。本文是一篇寓言故事。文章叙述了古时候，两个小孩凭着自己的直觉，一个认为太阳在早晨离人近，一个认为太阳在中午离人近，为此，各持一端，争执不下，就连孔子这样博学的人也不能作出判断。这个故事说明为了认识自然、探求客观真理，要敢于独立思考、大胆质疑；也说明宇宙无限，知识无穷，再博学的人也会有所不知，学习是无止境的。 故事可分三部分理解。先写孔子路遇两小儿辩斗，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两小儿对于太阳在不同时间距离地球远近这一问题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接着写两小儿凭借人们日常生活中可以体会的直觉(视觉、触觉)阐明所持观点，以反驳对方观点。最后写孔子面对两小儿的争辩，无法裁决而引起两小儿的“笑”。全文仅一百来字，却能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通过对话描写来表现人物、展开故事情节是其语言表达上的特点，从中表现了两小儿的天真可爱及孔子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选编本文的主要意图，是使学生初步感悟古文的语言特点，同时认识到知识无穷，学无止境。 字、词古今含义不同是学习本文的难点。如，“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中“去”为“距离”之意，与现代常用义不同。另外，“孰”“汝”等在现代汉语中很少出现，诸如此类的字词要让学生理解。 从这个故事我们应该理解的是通过两小儿辩日可知道在当时这个科学各方面都不发达的时代作为圣人的孔子也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有些问题在当时哪怕是现在也是无法说出谁对谁错的，所以我们要有敢与问的精神并且摒弃那些已知既真理的谬论的科学精神！ 下面的译文仅供参考：孔子到东方去游学，途中看见两个小孩在争论。孔子询问他俩争论的原因。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距离人近，而正午时距离人远。”另一个小孩却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远，而正午时离人近。 前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大得像车上的篷盖，等到正午时就像个盘盂，这不是远处的小而近处的大吗?” 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时清清凉凉，等到正午时就热得像把手伸进热水里一样，这不是近的时候热而远的时候凉吗?”孔子听了，不能判断谁是谁非。两个小孩笑着说：“谁说你知道的事情多呢?” 四、参考资料 1.本文选自《列子·汤问》。《列子》相传为战国时郑国人列御寇(约公元前450—公元前375)所著，其中保存了许多先秦时代优秀的寓言故事、民间故事,他与孔子针锋相对。 2.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一生言行被他的学生编成《论语》一书，留传于世。 五、译文孔子到东方游历，见到两个小孩在辩论，（就过去）问他们在辩什么。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距人近，而到中午的时候离人远。”（另）一个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的时候远，而到中午的时候近。”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像马车的车顶那么大。等到中午，就像盘子一样大，这不就是远的（看起来）小而近的（看起来）大吗？”（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的时候很凉快，等到了中午的时候（感觉）就像进入了澡塘，这不就是越近（感觉）越热越远（感觉）越凉吗？”孔子也无法决断（谁对谁错）。两个小孩笑话孔子说：“谁说你懂得很多啊？”

陈景润，数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3年5月22日生于福建福州。1953 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数学系。1957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并在华罗庚教授 指导下从事数论方面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 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兼贵阳民族学院、河南大学、青岛大学、华中工学院、 福建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国家科委数学学科组成员，《数学季刊》主编等职。主要从事解析数论方面的研究，并在哥德巴赫猜想研究方面取得国际领先的成果。这一成果国际上誉为“陈氏定理”，受到广泛引用。这项工作，使之与王元教授、潘承洞教授共同获得 1978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其后对上述定理又作了改进，并于1979年初完成论文《算术级数中的最小素数》，将最小素数从原有的80推进到16，受到国际数学界好评。对组合数学与现代经济管理、科学实验、尖端技术、人类生活密切关系等问题也作了研究。发表研究论文 70 余篇，并有《数学趣味谈》、《组合数学》等著作刘徽 刘徽（生于公元250年左右），是中国数学史上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在世界数学史上，也占有杰出的地位．他的杰作《九章算术注》和《海岛算经》，是我国最宝贵的数学遗产． 贾宪 贾宪，中国古代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曾撰写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九卷）和《算法斆古集》（二卷）（斆xiào，意：数导）均已失传。 他的主要贡献是创造了"贾宪三角"和增乘开方法，增乘开方法即求高次幂的正根法。目前中学数学中的混合除法，其原理和程序均与此相仿，增乘开方法比传统的方法整齐简捷、又更程序化，所以在开高次方时，尤其显出它的优越性，这个方法的提出要比欧洲数学家霍纳的结论早七百多年。 秦九韶 秦九韶（约1202--1261），字道古，四川安岳人。先后在湖北，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做官，1261年左右被贬至梅州，（今广东梅县），不久死于任所。他与李冶，杨辉，朱世杰并称宋元数学四大家。早年在杭州“访习于太史，又尝从隐君子受数学”，1247年写成著名的《数书九章》。《数书九章》全书凡18卷，81题，分为九大类。其最重要的数学成就----“大衍总数术”（一次同余组解法）与“正负开方术"(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使这部宋代算经在中世纪世界数学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李冶 李冶(1192----1279)，原名李治，号敬斋，金代真定栾城人，曾任钧州（今河南禹县）知事，1232年钧州被蒙古军所破，遂隐居治学，被元世祖忽必烈聘为翰林学士，仅一年，便辞官回乡。1248年撰成《测圆海镜》，其主要目的是说明用天元术列方程的方法。“天元术”与现代代数中的列方程法相类似，“立天元一为某某”，相当于“设x为某某“，可以说是符号代数的尝试。李冶还有另一步数学著作《益古演段》（1259）也是讲解天元术的。 朱世杰 朱世杰（1300前后），字汉卿，号松庭，寓居燕山（今北京附近），“以数学名家周游湖海二十余年”，“踵门而学者云集”(莫若、祖颐：《四元玉鉴》后序）。朱世杰数学代表作有《算学启蒙》（1299）和《四元玉鉴》（1303）。《算术启蒙》是一部通俗数学名著，曾流传海外，影响了朝鲜、日本数学的发展。《四元玉鉴》则是中国宋元数学高峰的又一个标志，其中最杰出的数学创造有“四元术”（多元高次方程列式与消元解法）、“垛积术”（高阶等差数列求和）与“招差术”（高次内插法）． 祖冲之 祖冲之（公元429～500年）祖籍是现今河北省涞源县，他是南北朝时代的一位杰出科学家。他不仅是一位数学家，同时还通晓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音乐等领域，并且是一位天文学家。 祖冲之在数学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关于圆周率的计算，他算出的圆周率为3.1415926<π<3.1415927，这一结果的重要意义在于指出误差的范围，是当时世界最杰出的成就。祖冲之确定了两个形式的π值，约率355/173(≈3.1415926）密率22/7(≈3.14)，这两个数都是π的渐近分数。 祖暅 祖暅，祖冲之之子，同其父祖冲之一起圆满解决了球面积的计算问题，得到正确的体积公式。现行教材中著名的“祖暅原理”，在公元五世纪可谓祖暅对世界杰出的贡献。 杨辉 杨辉，中国南宋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家。在13世纪中叶活动于苏杭一带，其著作甚多。 他著名的数学书共五种二十一卷。著有《详解九章算法》十二卷（1261年）、《日用算法》二卷（1262年）、《乘除通变本末》三卷（1274年）、《田亩比类乘除算法》二卷（1275年）、《续古摘奇算法》二卷（1275年）。 他在《续古摘奇算法》中介绍了各种形式的"纵横图"及有关的构造方法，同时"垛积术"是杨辉继沈括"隙积术"后，关于高阶等差级数的研究。杨辉在"纂类"中，将《九章算术》246个题目按解题方法由浅入深的顺序，重新分为乘除、分率、合率、互换、二衰分、叠积、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类。 赵爽 赵爽，三国时期东吴的数学家。曾注《周髀算经》，他所作的《周髀算经注》中有一篇《勾股圆方图注》全文五百余字，并附有云幅插图（已失传），这篇注文简练地总结了东汉时期勾股算术的重要成果，最早给出并证明了有关勾股弦三边及其和、差关系的二十多个命题，他的证明主要是依据几何图形面积的换算关系。 赵爽还在《勾股圆方图注》中推导出二次方程 (其中a>0,A>0)的求根公式 在《日高图注》中利用几何图形面积关系，给出了"重差术"的证明。（汉代天文学家测量太阳高、远的方法称为重差术）。 华罗庚 华罗庚，中国现代数学家。1910年11月12日生于江苏省金坛县。1985年6月12日在日本东京逝世。华罗庚1924年初中毕业之后，在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学习不到一年，因家贫辍学，他刻苦自修数学，1930年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代数方程式解法的文章，受到专家重视，被邀到清华大学工作，开始了数论的研究，1934年成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员。1936年作为访问学者去英国剑桥大学工作。1938年回国，受聘为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应苏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邀请任研究员，并在普林斯顿大学执教。1948年始，他为伊利诺伊大学教授。 1924年金坛中学初中毕业，后刻苦自学。1930年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36年赴英国剑桥大学访问、学习。1938年回国后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任普林斯顿数学研究所研究员、普林斯顿大学和伊利诺斯大学教授，1950年回国。40年代，解决了高斯完整三角和的估计这一历史难题，得到了最佳误差阶估计（此结果在数论中有着广泛的应用）；对G.H.哈代与J.E.李特尔伍德关于华林问题及E.赖特关于塔里问题的结果作了重大的改进，至今仍是最佳纪录。 代数方面，证明了历史长久遗留的一维射影几何的基本定理；给出了体的正规子体一定包含在它的中心之中这个结果的一个简单而直接的证明，被称为嘉当-布饶尔-华定理。其专著《堆垒素数论》系统地总结、发展与改进了哈代与李特尔伍德圆法、维诺格拉多夫三角和估计方法及他本人的方法，发表40余年来其主要结果仍居世界领先地位，先后被译为俄、匈、日、德、英文出版，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其专著《多个复变典型域上的调和分析》以精密的分析和矩阵技巧，结合群表示论，具体给出了典型域的完整正交系，从而给出了柯西与泊松核的表达式。这项工作在调和分析、复分析、微分方程等研究中有着广泛深入的影响，曾获中国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倡导应用数学与计算机的研制，曾出版《统筹方法平话》、《优选学》等多部著作并在中国推广应用。与王元教授合作在近代数论方法应用研究方面获重要成果，被称为“华-王方法”。在发展数学教育和科学普及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发表研究论文200多篇，并有专著和科普性著作数十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