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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媒体要严格把关,防止饭圈文化对主流媒体的渗入,不能让颜值主义消解新闻议题的严肃性;营造理性的公共话语空间,引领用户理性思考,回归新闻本质。其次,出镜记者坚持正向的价值导向,积极引导舆论,不能为迎合用户需求而盲目跟风;做好心理调整,理性看待名利,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首先,我不否认,王冰冰很可爱,很漂亮。但是,如今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非主流媒体,甚至是官方宣传部门,在不断带动这样的风气,比如丁真,比如王冰冰:你可能突然就爆火了,就发了,和你的学历无关,和你的工作成绩无关,和你的啥都无关,除了颜值,你就是可以凭着一张脸突然火了。(有人说王冰冰有颜值,有学历,工作能力强。肯定火。各位,央视颜值比王冰冰还好,尤其是主持采访能力比王冰冰强的,太多了。平心而论,王冰冰的主持和采访能力,只能说中规中矩。而且她之前只是央视吉林站的记者。)甚至前段时间的华中科技大学那个“学霸天花板”,最终把扒出来,高考名次是“忘了具体情况”,那么多的SCI大多是共同作者,团队成果,只能称为普普通通的年轻学者,因为所谓的“颜值”,被铺天盖地的宣传。不断的这样的奇迹,给很多无知的少男少女编织了一个个不现实的梦,他们,有一天,也会突然间就火了,火的一塌糊涂。
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К.З.Циолковский)(1857-1935),前苏联人,是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科幻作家,曾经预言“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人类绝不会永远躺在这个摇篮里,而会不断探索新的天体和空间。人类首先将小心翼翼地穿过大气层,然后再去征服太阳空间。”它的预言已经开始逐步实现,他为航空航天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做出了卓越贡献,被誉为“宇航天文学之父”。 齐奥尔科夫斯基童年的时候不幸得了猩红热,留下耳聋的后遗症。从此,他无法上学,甚至连小朋友们的游戏也无法参加了。然而,他并不孤独,他蹲在家里,开动脑筋,给自己制作玩具。父母和亲友见他小小年纪,用那一双灵巧的手,制出许多精美的自动玩具,惊奇极了。他爱读书爱学习,他在父亲书房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科技书籍。有一次竟然根据书上一幅简单的插图,制出了一架可以测量森林的古代观象仪。 他从家乡来到莫斯科。莫斯科有大图书馆,使他不再感到书籍的缺乏。整整3年时间,他在这里自学了多门中学和大学课程,尤其是高等数学。他关于宇宙航行的思想似乎就是在这个时期产生的,这有他后来一篇自传中的话为证:“宇宙空间交通的思想从没有离开过我,并促使我研究高等数学。”自学生活是很艰苦的,他吃得很差,有时几个月里除了黑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没有。1878年这位20岁的青年在按自己制定的计划继续自修的同时,还开始了独立的研究工作。他制成了转动机,用以测量加速运动对动物机体的影响。他画了好几张太阳系的图,其中有载人的小行星。1883年早春,他写成了自己的第一篇论文,题为《自由空间》,其中首次提出宇宙飞船的运动必须利用喷气原理。而他关于喷气式发动机整套理论的论文《利用喷气式器械探测宇宙空间》,阐述火箭飞行理论,论述了将火箭用于星际交通的可能性,首创液体燃料火箭的设想和原理图,他说明了火箭在星际空间飞行和从地面起飞的条件。提出为实现飞往其他行星的设想,必须设置地球卫星式的中间站。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其中通过计算证明了只有用多级火箭才能飞出地球,提出了用煤油和液态氧等液 体燃料代替固体燃料作为火箭推进剂的设计思想,论证了火箭采取流线形的必要性,画出了火箭结构示意图,并且给出了成为宇宙航行基本公式的火箭速度公式。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人类宇航史的理论奠基人地位由此确定。1927年发表气垫列车理论和方案。1932年发表喷气式飞机在平流层的飞行原理和一些高超音速飞机构造的方案。1929年又提出多级火箭的结构。他还写出了许多科普、科幻著作,《宇宙的召唤》和《在地球之外》是他的代表作。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科学幻想小说——《在地球之外》写的是2017年发生的事。20名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和工匠乘坐自己建造的火箭飞船飞出大气层,进入环绕地球的轨道,处于有趣的失重状态。他们建成了大温室,种出了足够食用的蔬菜水果。他们穿上宇宙飞行衣从飞船里出来,在太空中飘游。然后,飞船又飞向月球,其中的两个人乘一辆四轮车在月球表面着陆,考察一番之后又点燃火箭离去,与在环绕月球的轨道上等候的母船会合。受这批先驱鼓舞,地球上的人们也大量转移到外层空间,住进环绕地球轨道上的温室住宅。而那20名探险家则继续飞到了火星附近,途中曾在一颗无名小行星上降落。旅途漫漫。许多年过去了。最后,他们成功地返回了地球,重新住进了建在喜马拉雅山上的科学城堡。大约是在1896年开始写的。 我们今天对于宇宙的知识,比起齐奥尔科夫斯基是高出很多了。《在地球之外》写成时,冥王星尚未被发现,而我们今天已能勾画出整个银河系的结构,已能观测银河系外数以十亿计的星系,已能大致写出宇宙自大爆炸以来100多亿年的演化史。那么,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齐奥尔科大斯基终生心驰神往、魂牵梦绕的星际航行和太空移民,其实现的希望是否增大了呢? 再来看看齐奥尔科大斯基的另一个幻想,即向太空移民。建立环绕地球轨道上的太空城,应该说是可能的。《在地球之外》小说里的世界完全没有战争,一切问题和平解决,大空城里更是一派民主和谐景象,一切都安排得合情合理。 《在地球之外》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姓氏有点意思。拉普拉斯是一位法国数学家和天体力学家的姓氏,赫姆霍茨是一位德国物理学家的姓氏,伽利略是一位意大利物理学家的姓氏,富兰克林是一位美国物理学家和政治家的姓氏,牛顿更是那位科学史上惟爱因斯坦可比的英国巨人的姓氏,齐奥尔科夫斯基信手拈来,指派给书中学者,又让一位叫伊万诺夫的俄国人去作学者群的思想领袖,倒是表现了俄国人的自信,还有一点幽默。 他的另一篇科幻小说《在月球上》则借一名少年的梦境,用第一人称详细描绘了月面上的种种奇妙景象。两篇小说内容丰富,都既讲科学,又善幻想,很适合青少年阅读。 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两部科学幻想小说既讲到科学知识,又有生动幻想,虽然写成于20世纪初期,仍很适合今天的青少年阅读。 1932年,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1954年苏联科学院以他的姓氏设立齐奥尔科夫斯基金质奖章,表彰在星际航空领域内有杰出贡献的人员。原苏联天文博物馆、莫斯科航空学院都以他的名字命名,月球上的一座环形山也以齐奥尔科夫斯基命名。 原苏联的科幻作家中,虽然属于科幻黄金时代之前也有必要向大家介绍的有两位,一位是原苏联著名的科学家,宇航科技的奠基者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1857-1935),这位被称为苏联宇航之父的火箭飞船专家发表出版的关于探索星云征服太空的科幻小说也令人大开眼界、大为惊叹。他的科幻代表作有《在月球上》、《宇宙的召唤》、《地球之外》等,西方的空间科学学者也诚服地称他为“预言人类太空殖民的先知”。
华罗庚,1910年11月12日出生于江苏金坛县,父亲以开杂货铺为生。他幼时爱动脑筋,因思考问题过于专心常被同伴们戏称为“罗呆子”。他进入金坛县立初中后,其数学才能被老师王维克发现,并尽心尽力予以培养。初中毕业后,华罗庚曾入上海中华职业学校就读,因拿不出学费而中途退学,故一生只有初中毕业文凭。 此后,他开始顽强自学,每天达10个小时以上。他用5年时间学完了高中和大学低年级的全部数学课程。1928年,他不幸染上伤寒病,靠新婚妻子的照料得以挽回性命,却落下左腿残疾。20岁时,他以一篇论文轰动数学界,被清华大学请去工作。 从1931年起,华罗庚在清华大学边工作边学习,用一年半时间学完了数学系全部课程。他自学了英、法、德文,在国外杂志上发表了三篇论文后,被破格任用为助教。1936年夏,华罗庚被保送到英国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中发表了十多篇论文,引起国际数学界赞赏。1938年,华罗庚访英回国,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在昆明郊外一间牛棚似的小阁楼里,他艰难地写出名著《堆垒素数论》。1946年3月,他应邀访问苏联,回国后不顾反动当局的限制,在昆明为青年作“访苏三月记”的报告。1946年9月,华罗庚应纽约普林斯顿大学邀请去美国讲学,并于1948年被美国伊利诺依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不久,妻子带着三个儿子来到美国与其团聚。 1949年,华罗庚毅然放弃优裕生活携全家返回祖国。1950年3月,他到达北京,随后担任了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等职。50年代,他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空气下著述颇丰,还发现和培养了王元、陈景润等数学人才。1956年,他着手筹建中科院计算数学研究所。1958年,他担任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兼数学系主任。从1960年起,华罗庚开始在工农业生产中推广统筹法和优选法,足迹遍及27个省市自治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经济效益。1978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晚年的华罗庚不顾年老体衰,仍然奔波在建设第一线。他还多次应邀赴欧美及香港地区讲学,先后被法国南锡大学、美国伊利诺依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还于1984年以全票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6月12日,他在日本东京作学术报告时,因心脏病突发不幸逝世,享年74岁。
艰辛的求学1925年12月,吴旻生于北平。吴旻的父亲吴贻荪是江苏常州人,只读过几年私塾,凭着勤奋,靠自学考上了北平的报务员训练班,毕业后成为三等报务员留在北平。吴旻的母亲丁韫如曾读过初中。吴旻小名鑫宝,学名吴铭祖(吴旻是上大学时改的名字),出世几个月后,吴旻就随父母回到了南方。从小体弱多病的吴旻偏偏赶上祖国历史上的多难时代,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中国笼罩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中。然而,少不更事的吴旻并不知道用功读书,他从小沉醉于《封神榜》、《西游记》等神怪小说中,一心想到名山寻师得道,张嘴就能吐出一道剑光……尽管家中随着吴旻三个弟妹的到来经济日趋拮据,从未上过学的吴贻荪还是把希望寄托在长子身上。1936年底,吴旻小学毕业,由于公立学校冬季不招生,父亲把吴旻送进南京金陵中学这一昂贵的私立学校。但一学期后,吴旻因学习不用功,几门课不及格而留级。这时,“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吴旻和父母一起辗转逃亡到湖南、贵州和四川,吴旻的初中读了好几个学校,到四川合江才毕业。经历了颠沛流离,吴旻开始懂得学习机会的可贵,在四川永川上高中时,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抗战期间生活困难,又染上了几年不愈的疟疾,他都以坚强的毅力激励自己努力,常常半夜悄悄起来,从路灯中倒出一点油,在油灯下攻读到快天亮时才回寝室躺下休息。工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学习成绩开始名列前茅了。1943年暑假,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吴旻以同等学力考上了同济大学医学院。1949年7月以各门功课全优的成绩毕业。新中国成立了,吴旻从汉口同济医科大学医学院毕业,经过1年的医院实习,留校担任了病理学助教。吴旻怀着实现自己抱负的热情投身到祖国的建设和革命中。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报名参加医疗手术队,并荣获小功两次。1954年,北京中央流行病研究所成立,吴旻被调到流行病研究所病理室担任助理研究员,在我国著名病理学家杨简教授的指导下工作。1955年,他进行了Ehrlich腹水癌的细胞生物学研究,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实验肿瘤学研究。莫斯科求学1957年冬天,经过了1年的留苏预备班学习之后,吴旻来到了苏联,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实验和临床肿瘤研究所病因与发病学系做研究生。从踏上苏联国土的第一天起,他就在考虑怎样利用这宝贵的机会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在等待他的导师给自己定研究计划。这一天,吴旻的导师,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著名的细胞生物学专家阿·德·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把吴旻叫到家中,给了十个不同的题目让他自己选择。这些题目中,有些比较简单,有一些则较难。若选择较简单的题目,对一个要想获得学位的研究生来说比较保险。吴旻选择了《恶性肿瘤细胞瓶中克隆的获得》课题。所谓细胞克隆,就是要从成千上万的细胞群中分离一个单一细胞进行繁衍,这在当时还只有美国科学家刚刚研究成功。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告诉吴旻,以前他的一位研究生已经在这个课题上失败了,让他慎重考虑自己的选择。吴旻没有退缩,决心攻下这一难关。吴旻把自己的路线限定在图书馆—实验室—宿舍之间,苦苦思索获得单个细胞繁殖的技术手段。靠一根毛细玻璃管,他吸出了一个肿瘤细胞,可在怎样培养上遇到了更大的难题。在美国的个别实验室已经设计了二氧化碳培养箱以维持培养液酸碱度,可在苏联并没有这个条件。人肺不就是吸进氧气呼出二氧化碳吗?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把呼气末尾的一点“底气”吹进了培养瓶,正好是含5%CO2的水蒸气饱和了的气体,同CO2培养箱里的气体一样。3个星期后,单克隆肿瘤细胞生长起来了,人体肿瘤细胞克隆培养成功了!而这时,他进实验室仅3个月。吴旻并没有满足,他再接再厉,又用类似的方法获得了三个移植性实体肿瘤克隆,比较了这几个克隆的耐药性差别,并开始对肿瘤组织和正常组织体外培养过程中发生的形态学变化、细胞株在不同培养时期中所获得的克隆差异、克隆细胞长期培养发生的改变以及克隆和亚克隆之间的差异等进行了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开始向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细胞遗传学进军。此时的苏联,李森科学说占了统治地位,经典遗传学被视为禁区,苏联科学家一般都不敢问津。吴旻冲破这一学术禁区,应用现代方法研究胎儿组织和肿瘤细胞染色体,对正常人体染色体、肿瘤克隆细胞染色体的变化做了大量的研究,获得了许多数据,并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为以后回国开展研究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这些工作,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属于首次。短短的三年半留学期间,吴旻发表和投出了13篇论文,他的出色工作获得苏联科学界的一致赞赏。1961年6月13日,18位来自苏联最高研究机构的资深专家组成的苏联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答辩委员会,主持一位中国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还宣读了苏联著名学者Chlopin在病危中为吴旻论文写下的热情洋溢的评语。面对苏联科学界的权威们,吴旻宣读了论文,用充足的实验数据回答了专家们的提问。经过短暂的讨论,18位专家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副博士学位,会场上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紧接着,主席宣布,鉴于吴旻杰出的研究工作,答辩委员会决定进行第二轮投票,考虑能否破格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18 位专家又以全票通过授予吴旻医学科学博士学位。吴旻成为我国留学生中获得苏联医学科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创建细胞遗传学一切生物的遗传信息都储存在细胞核里面像钳子一样的许多小东西里,这种小东西叫染色体。研究染色体的学科就叫细胞遗传学。20世纪50年代末,法国科学家首次发现先天愚型是由于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所致,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染色体病。接着,女性缺少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卵巢发育不全综合征、男性多了一条X染色体引起的先天性睾丸发育不全综合征等疾病相继被发现。世界医学界被震动了。1961年,刚刚回国的吴旻决心创建中国的细胞遗传学。当时国内正处于困难时期,生活极度艰辛,更不用提科研条件了。没有培养箱,吴旻和他的助手找来过去日本人占领协和医院时遗留下的温箱;没有培养瓶,他们在废物堆里寻找丢弃的玻璃眼药瓶;他们还买来菜豆,自己研磨、浸泡,提取能刺激淋巴细胞分裂的植物血凝素。当第一次制备出漂亮的人外周血淋巴细胞染色体时,吴旻和他的助手凌丽华高兴得跳了起来,他们奔走相告,让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喜悦。吴旻和他的助手们建立了一整套外周血、人胚胎组织、肿瘤胸腹水细胞染色体制备的技术,把这些技术应用到遗传病、肿瘤、放射病的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1962年,他和凌丽华以及协和医院的妇产科大夫詹宝光一起在国内首先开展了应用羊水细胞中的性染色质检测胎儿性别的研究,并查出一例先天性辜丸发育不全综合征,这是国内第一个产前诊断的病例。1963年,他和肿瘤医院申榕年应用染色体分析检出一名46 岁,XY的晚期女性性腺细胞癌患者,患者死亡了。但吴旻和他的助手通过家系调查检出患者的姐姐有同样的染色体异常和处于早期阶段的性腺细胞癌,让她及时进行了手术。患者术后十多年仍健在。这是世界上首次应用染色体检查使一位癌症患者得到早期诊断和治疗的例子。1963年,一次意外事故使四位农民受到大剂量γ射线照射,吴旻和凌丽华等检测出世界上罕见的染色体畸变。通过动态检测,吴旻提出可以用细胞遗传学指标监测放射病患者病情和判断预后,为临床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除了人类染色体外,吴旻的研究组蔡有余、凌丽华等还开展了哺乳动物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建立了实验动物骨髓细胞染色体和睾丸减数分裂染色体的制备方法,制订了中国地鼠、小鼠、大鼠、金仓鼠和大仓鼠的核型图,还绘制了小鼠染色体G带的标准模式图,为实验动物的细胞遗传学提供了基本技术方法和参考数据。30多年来,吴旻领导的实验室为全国培训了一大批从事细胞遗传学的科技人员,他创建的细胞遗传学方法如今已普及到全国大多数医院和研究机构,染色体检查在遗传性疾病的早期诊断(如先天性智力发育不全、先天性畸形的产前诊断)、习惯性流产和不育的病因分析、放射损伤、环境中有害物质的检测、肿瘤的发病机制、早期诊断和治疗指导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青海高原20世纪60年代中期,正当吴旻决心为新中国的医学遗传学大干一场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国,科学文化事业遭到涂炭。吴旻的科研工作也不例外。吴旻承受着一个科学家不能工作的痛苦。很长时间以来,吴旻一直为中国缺少人类遗传学的参考书而遗憾。1963年,他接受科学出版社的委托,着手把美国斯特恩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成中文。在近3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晚上和节假日的时间,顶着巨大的压力,终于独力译完了这部近百万字的巨著。可是,当一大捆誊清、校对好的稿子送到出版社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本书的出版也搁浅了。60年代末,中华大地上的混乱还没有结束。吴旻接受了下放青海的安排。1969年年底,吴旻和妻子彭仁玲带着6岁的女儿吴双在严寒中离开北京,来到青海高原。吴旻想,既然到边疆,就索性到最基层去为当地的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因此,他们一家没有要求留在省会或县城,而是直接下到青海省海西州都兰县夏日哈公社。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六月天也会突然飘雪。吴旻一家来到夏日哈公社安家落户时,正是青海的隆冬季节。彭仁玲大夫回忆起那段经历时说,“开始,我们连炉子也生不着,全家冻得够呛。尤其吴双手脚都生了冻疮,痛得直哭。但我们还是挺下来了。”事实上,他们不仅使自己适应了青海的环境,还为当地农牧民做了许多工作。在高原的边远地区,人烟稀少,加上气候恶劣,交通极其困难,农牧民无法送病人到医院就医,卫生所就是他们生命和健康的庇护所。刚到卫生所时,除了吴旻夫妇外只有一位“门巴”。吴旻夫妇担负了卫生所大量工作。他们要负责四个大队农牧民的疾病防治工作。彭仁玲大夫,这位1955年毕业于武汉同济医学院,1959年北京医科大学的研究生在卫生所看门诊,管当地赤脚医生,给他们发药,进行医疗技术的指导。已经年逾不惑的吴旻则又从多年从事的微观科学研究领域回到了临床。他把一本蓝色封面的《农村医生手册》几乎翻烂了,从小伤小病、吃药打针开始,农牧民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他还学会了骑马,牧民一叫就骑着马去出诊,常常一去就是几天。他住藏民的帐篷,和牧民一起吃酥油茶、青稞糌巴。青海常寒风刺骨,漫天风雪,吴旻就这样在风雪中奔走。在青海的第一年夏天,他奉命贯彻中央二号文件,冒着生命危险到鼠疫疫源地拔源,差点把命送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直到公社领导派人把他接回来。彭大夫心疼地回忆说,“他回来时简直不像个人样”。在青海夏日哈的几年里,吴旻不知为多少农牧民看过病,接过生。尽管在青海的近四年对吴旻的科学研究是个耽误,但吴旻获得的一大叠地区、县和公社卫生部门的奖状说明他没有荒废这段时间,而且,这段经历也许更增强了吴旻为人民健康奋斗终生的信念。向肿瘤宣战1973年对吴旻是十分重要的一年,首先,开始复苏的中国科学界又在着手出版科技著作了。科学出版社找出已落满灰尘的《人类遗传学原理》译稿,打听到吴旻的下落,写信请他到北京写点补充材料准备出版。“沉舟侧畔千帆过”,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世界的科学研究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人类遗传学原理》又出了新的一版——第三版。吴旻向卫生所请了两个月的假,在科学出版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文献,为译稿增写了第32章——“医学遗传学的进展”。他调回北京后,又根据新版对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为了让读者掌握实用的方法,又特别增写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标准化”和“人类染色体制备方法”两个附录。这本浸透了吴旻心血和汗水的巨著,从吴旻1963~1965 年译出第二版,到1976年最后交出第三版的译稿,前后经历了14年。书籍正式出版时,已经是1979年了。1973年夏天,正在北京写稿的吴旻听到一个好消息,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重建肿瘤研究所。1973年10月吴旻一家回到北京,开始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所重新创业。在重新组建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吴旻和潘琼婧共同建立了细胞生物室,除了恢复人类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外,他开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通过遗传学的研究,探讨肿瘤病因和癌变原理,再次向肿瘤宣战。1975年,国际上建立人体细胞体外恶性转化的工作才刚刚起步,仅有的几篇报道只涉及人体成纤维细胞的转化,然而,80%以上的人类肿瘤都来源于上皮细胞。吴旻指导王秀琴、黄明等首先针对我国北方最常见的食管癌进行肿瘤细胞生物学的研究,利用同事们在河南林县(食管癌高发区)粮食中分离到的几种可疑的化学致癌物,如二乙基亚硝胺等,成功地在体外诱发了人胚肺成纤维细胞的恶性转化,接着,他们又用二乙基亚硝胺诱发了人胎儿肾上皮细胞的恶性转化。他们还用直接致癌物甲基硝基亚硝基胍诱发食管癌患者的癌旁成纤维细胞,使其在体外恶性转化,再将这种恶性细胞进行异体(大鼠)接种实验,长出了纤维肉瘤。吴旻的研究组在国际上首次应用体外细胞恶性转化系统验证了食管癌的可疑致癌物。经过吴旻和他的研究组十几年来的不断努力,这一方向目前已发展成为诱导食管癌细胞分化、凋亡和分离分化基因,对食管癌进行基因治疗的探索。为优生学正名优生学是英国科学家高尔顿于1883年提出来的,当时就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赞成优生学的科学家认为这是人类从消极生育到积极生育的分水岭,对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而反对优生学的舆论认为,优生学的提出破坏了传统的伦理,亵渎了上帝创造人的教义,属于不能容忍的离经叛道。20 世纪30年代后期,希特勒打着优生学的幌子,公开宣扬人种的优劣。以优化人种为借口,杀害了600万犹太人以及大量的吉卜赛人和政治犯。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把优生学当做种族灭绝的同义语,优生学的积极意义被湮灭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在许多方面都跟随苏联,优生学也被贴上“反动的种族主义”等政治标签,成了谈虎色变的研究禁区。1978年,正当中国的科学研究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上刚刚开始复苏时,中国的两位科学家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为优生学正名。其中一位是我国遗传学界的老前辈、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卢惠霖教授,另一位就是吴旻。1978年秋,中国遗传学会在南京成立,《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主编借此机会征询遗传学词条。吴旻明确表示,应当全面、客观地介绍优生学。1979年夏天,在青岛举行的“生物学未来讨论会”上,吴旻作了关于优生学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自然辨证法通讯》上。在一次全国人大的小组会上,卢惠霖教授提出对优生学要重新认识的建议,当即遭到某中央领导的反对。这位老教授没有屈服于压力,他邀请吴旻在1979年11月长沙举行的全国第一次人类和医学遗传学论文报告会上作“关于优生学”的大会专题报告。在湖南省委大礼堂里,吴旻向近千名来自全国的听众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优生学的定义、历史和意义。呼吁立足于中国实际,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和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出发,积极开展优生学的调查和研究。新华社某通讯员当即报道了这一消息,北京各大报刊纷纷刊载,这在当时,不啻于一声惊雷。为了促进对优生学的认识,吴旻在《遗传》杂志上发表“关于优生学”、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优生学”等文章,还在机关、部队作了多次科普报告。吴旻提出:“在我国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应在人民群众中普及优生学的知识,广泛开展人类和医学遗传学的科学研究和调查工作,加强医学院校和大学生物系的医学遗传学教学。在中学教材中即应增加有关计划生育、优生学和遗传学的科学知识”(见《遗传》,1980年第3期)。这一切,引起了读者和听众极大的反响,获得学术界的普遍共识,也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肯定,被禁锢了许多年的优生学禁区终于打开了。现在,大规模人群调查、遗传咨询、婚前检查和产前诊断已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优生学这门学科在我国得到发展,在提高我国民族素质方面起了积极作用。肿瘤是遗传病吗?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根据我国食管癌高发区的流行学调查资料和国际上的研究进展,明确提出:“不应把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割裂开来,就是在肿瘤的多发区,遗传因素也能决定人体对该地区所存在特殊致癌因素反应的程度和性质,而对于某些具有遗传倾向的肿瘤,也需要一定的环境因素作为它的发病条件”(见《实用肿瘤学》第109页)。吴旻认为,大多数人类肿瘤都是环境致癌因素(包括物理因素、化学因素和生物因素等)作用于人体细胞的遗传物质的结果。在相同的环境因素下,有人患癌症,有人却不易患癌症,这就是个体的遗传易感性不同所致。吴旻提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从上一代遗传下来的并非肿瘤本身,而是肿瘤的易感性。”因此,要弄清肿瘤的发病机制,必须从环境和遗传两个方面着手,而过去,我们往往忽视了肿瘤的遗传因素,在实施肿瘤的预防措施上也是这样,限于我们人力物力,我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人实行预防,即使我们这样做,大多数人也不会接受,如果能找出具有肿瘤易感性的人群并对其进行预防,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降低肿瘤发病率的效果。在上述思想指导下,吴旻研究组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以我国食管癌高发区河南林县和山西阳城等地为研究现场开展了大量工作。吴旻指导他的研究生丁家桓、胡楠、宿远、徐宁志、吴德丰等建立了一整套研究肿瘤遗传易感性的方法,他们利用胸苷掺入率、染色体畸变率、脆性部位、检测DNA修复能力的类核沉降技术等,从人群、细胞、染色体到DNA水平逐渐深入,对肿瘤的遗传易感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结合大量遗传流行学调查的资料,吴旻研究组证实了在上述肿瘤高发区存在着明显的食管癌家族聚集性。1983年,在中美人类遗传学研讨会上,吴旻提出在食管癌高发区通过检出易感人群进行肿瘤预防的策略。肿瘤是一种遗传性疾病的观念已逐渐得到大家的接受,这不仅反映了对肿瘤本质认识上的深化,也对肿瘤的防治策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征服癌症早在20世纪70年代,吴旻就提出了治疗基因的问题。他写道:“近年来,随着我们对于先天性代谢紊乱的遗传和生化基础的理解和整个生物科学的进展,已经可以设想出全新的防治原则。对于因基因缺陷而导致缺乏某种酶的‘不治之症’,是否可以设法把正常基因补充到患者的基因组里去呢?这就是所谓‘遗传工程学’的任务之一。”1985年,吴旻再次撰文向国内介绍生物技术的新方向——基因治疗,并提出基因治疗的重要目标应该是肿瘤。吴旻是这样认为的:比起罕见的单基因遗传病来,肿瘤的患者更多,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威胁也更大。恶性肿瘤现有的治疗手段都不能令人满意,尤其是对晚期甚至某些较早期的恶性肿瘤仍然束手无策。按目前对癌变分子机理的了解和进展速度,以及外源基因导入和表达调控研究的成就,利用改造的RNA病毒把外源DNA顺序引入到恶性细胞是不难做到的。关键就在于使具有分裂能力的肿瘤干细胞停止繁殖。在基因水平上做到这一点,显然将成为对患者损害最小的一种有效疗法。由于外源基因对肿瘤细胞的引入不会对后代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肿瘤的基因治疗受到的阻力会更小。吴旻不仅在国内的许多学术会议和主要杂志如《遗传》、《国外医学·遗传学分册》、《中华医学杂志》撰文,提倡开展肿瘤的基因治疗,而且他领导的研究室从1987年开始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冯骆等人分离了人食管癌抑癌基因,获得了一个有促进食管癌细胞分化的cDNA;他指导的博士研究生叶昕、赵晓航在反义RNA的研究中取得进展,分离出一段具有较强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人反义c-myc序列。这些,都为我国的肿瘤基因治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个人贡献DNA是一份篇幅浩瀚的文件,以A、T、G、C(分别代表四个核酸碱基:腺嘌呤、胸腺嘧啶、鸟嘌呤和胞嘧啶)四个字母书写,包含了人类大约3万~4万个基因。迄今为止,人类只部分破译了其中的极少部分。人类基因组计划是当代最引人瞩目的研究计划,其目的在于确定人类DNA中30亿个核甘酸的全序列,弄清人类全部基因对人体各种遗传性状(包括遗传性疾病)控制和调节的规律,对认识生命的本质和改善人类的保健事业均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计划最先是由美国科学家于1986年发起的。1987年,美国将能源部这一计划正式列入预算。随后,英国、意大利、前苏联、欧共体、法国、日本、印度、突尼斯和巴西等国家也先后响应,成立专门机构,投巨资支持这项研究。于是,1988年形成了跨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组织(HUGO),使这项计划成为国际性的巨大工程。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组织的学者们对中国的参与一直寄予很大希望。198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HUGO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专家会议邀请吴旻参加。1992年5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在巴西召开第一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邀请吴旻担任组织委员会成员,并代表南方国家作大会发言,可惜因签证迟到未能成行。早在国际上人类基因组计划刚刚启动时,我国的吴旻等遗传学家就以科学家的睿智意识到这一研究的深远意义,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然而,在人类基因组计划和水稻基因组计划同时提出的情况下,限于国家的财力,也限于对这一研究的认识,水稻基因组最先被列入国家计划,而人类基因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没有获得资助。吴旻没有放弃努力,他指出,我国拥有世界人口的22%以上,人类基因组没有中国各民族基因组的数据便不能代表全人类。他利用各种机会宣传这个项目的重要性,促进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启动。1991年底,美国人类遗传学者和参与人类基因组项目的科学家联名在“Genomics”上紧急呼吁,要求对人类的遗传多样性立即进行世界范围的调查和保护,否则人类基因组项目即将永远失去这个机会。科学家呼吁:保存生物的遗传多样性早已引起科学界和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不能恰恰把人类本身的遗传多样性遗忘了!吴旻也反复强调,人类的遗传多样性寓于世界民族和各遗传隔离群中,研究这种多样性应是人类基因组项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它可以提供认识人类进化、种族的血缘关系、不同遗传背景同环境的相互影响、寿命、衰老和疾病的钥匙,这是人类战胜疾病、克服各种生存障碍(太空、高原、深海等)的宝贵财富。中国有56个民族和许多遗传隔离群,他们在遗传上均有其特点,如在遗传性疾病种类、发病率以及其他疾病的易感性方面有较大差异。我国各民族是进行遗传多样性研究的丰富资源。鉴于各民族已逐渐互相通婚,有些民族的基因已濒临消失,保留各少数民族的基因组已成为迫切问题,如果现在不做,我们将永远失去这一机会。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基因组项目不能缺少中国,我国科学家应理所当然地参加国际大协作并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可利用这一项目发展出来的最新信息和技术,以加强我国的生命科学和高技术产业。吴旻以保存中国不同民族基因组的迫切性作为契机,于1992年底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递交了中国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重大课题建议书,并在全委会进行了答辩。经过充分讨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全委会通过了吴旻的建议书。考虑到人类基因组研究是一项跨世纪的长期任务,吴旻自己退居项目的顾问,让较年轻的强伯勤、陈竺教授担任了课题负责人,并吸收一批中青年科技骨干担任了主要任务。至此,我国的人类基因组项目终于正式启动了。1994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北京举行了第二届人类基因组南北会议,吴旻担任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参与组织这一会议。我国有7位科学家作了大会专题报告,介绍了我国人类基因组研究取得的进展,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重视。此后,美国、法国、日本、巴西等国的科学家纷纷要求与我国的科学家合作进行人类基因组研究。作为顾问,吴旻仍关心着项目的进展,他说,只要中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就能在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做出自己的贡献。医学遗传路从1961年在医科院实验医学所病理学系建立我国第一个细胞遗传组,1975年在肿瘤所建立细胞生物室至今,40年过去了,吴旻也已年届75岁了。在科研工作中,他始终坚持独立思考的习惯和提倡独创精神。他一贯作风严谨,反对浮夸。他的经验之谈是:“认准了方向,便不随意改变,否则将一事无成。”他有一副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他的倔强是出名的,他从不人云亦云,从不趋炎附势,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永不满足,他亲自参与撰写的论文已有300多篇,他的研究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卫生部重大医药卫生科技成果奖等奖励,他本人早在1984年就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又两次获得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金牛奖。但他并不满足,仍在努力进取。从1978年以来,他为国家培养了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106名,这还不算几乎遍布全国的来学习和进修的人员。每个学生的研究方向、实验中的困难和问题他要过问,每个学生的论文修改、定稿、译成外文,不知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但他又是要求严格的,几乎没有一个学生没被他批评过。现在,他指导过的学生有的已在国外的重点研究领域崭露头角;有的在国内成为教授、成为重点课题的带头人。但每一个他指导过的学生回顾自己的成长道路时,都会感激他的严格。
央视女记者王冰冰这两年持续走红,迅速成为媒体业内现象级人物。不仅在业界,“王冰冰为何走红”也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公开资料显示,王冰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2020年9月22日央视新闻在b站官方账号上发布的一篇名为《总台记者王冰冰:“快乐小草”,再也不用担心会“秃”了》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视频,出镜记者王冰冰在视频中所展现出的甜美的长相和专业的技能被b站网友成功“捕获”,视频首天播放量超过500万,相关话题同时登上微博热搜,出镜记者王冰冰被网友称作是“央视收视密码”。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福建广电集团旗下期刊《东南传播》杂志,近期发表了上海大学博士生导师周宇豪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郭歌共同署名的一篇论文——《主流电视媒体出镜记者的转型路径探析——以央视记者王冰冰为例》。文章专门对央视新闻出镜记者王冰冰走红的实际路径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作为央视出镜记者的身份,王冰冰带着央视新闻的标签成功“出圈”,实现了跨媒介的完美联动。王冰冰之所以能够在众多优秀的央视女记者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其人格化的报道策略。与央视以往庄重、严肃的记者形象不同,王冰冰针对用户多维需求重塑职业画像,破除刻板印象之壁垒,将传统记者职业身份去魅,重塑了萌态的新闻感官,迎合了新媒体平台用户的审美需求。在融媒体环境下,出镜记者王冰冰不再是单一的符号,而是有个人主观意识的新闻带入者。
康斯坦丁·爱德华多维奇·齐奥尔科夫斯基Tsiolkovski,Konstantin Eduardovich, 1857.9.17~1935.9.19 俄国和苏联科学家,现代航天学和火箭理论的奠基人。1857年9月17日生于俄国伊热夫斯科耶镇(今属梁赞州)。童年因听觉几乎完全丧失辍学,14岁以后主要靠自学,读完中学和大学数理课程。1880年开始在卡卢加省博罗夫斯克县立学校任教并开始研究工作。研究课题有:金属气球(飞艇)、流线型飞机、气垫火车和星际火箭的基本原理等。1903年发表了世界上第一部喷气运动理论著作《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提出了液体推进剂火箭的构思和原理图,并推导出在不考虑空气动力和地球引力的理想情况下,计算火箭在发动机工作期间获得速度增量的公式,为研究火箭和液体火箭发动机奠定了理论基础。十月革命后,齐奥尔科夫斯基的才智得以充分发挥。在研究喷气飞行原理方面卓有建树:提出了燃气涡轮发动机方案,解决了航天器在行星表面着陆的理论问题,研究大气层对火箭飞行的影响,首次探讨从火箭到人造地球卫星的诸问题。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生撰写了730多篇论著。1932年苏联政府授予他劳动红旗勋章。1935年9月19日在卡卢加逝世。童年生活1857年9月17日,齐奥尔科夫斯基出生于俄罗斯梁赞省一个美丽的村庄,父亲给他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这个家有7个孩子,康斯坦丁是老五。对于双亲,康斯坦丁在晚年回忆说:"父亲总是那么沉着冷静,在熟人中间,他聪明善辩,而在官僚中间,他以赤色和令人难以容忍的正直闻名。"父亲爱好建筑,曾经带领着几个孩子一起造过楼房和宫殿的模型,还总是不停地告诉几个儿子要多做体力活儿,要自立。母亲则完全是另一种性格,她活泼、热情,急躁的时候就用大嗓门说话,非常能干。康斯坦丁认为,父亲给了他坚强的意志,母亲给了他才华和对事物的热情。童年的康斯坦丁活泼伶俐,爱读书,喜欢思考问题,尤其是爱不着边际地幻想。他说:"小的时候,为了让弟弟听我的狂想,我甚至会付钱给他。我幻想过我有很大的体力,幻想我像猫一样,顺着绳子和竿子爬得很高,看得很远。"由于家里的条件不好,康斯坦丁不能到学校读书,他受过的惟一正规的教育是在伊耶夫斯科的乡村上过一些日子的村办学校。但不幸的是,10岁的时候,他在滑雪的时候得了严重的感冒,导致猩红热,最终几乎完全失去了听觉。从那以后,康斯坦丁与外界几乎隔绝了。康斯坦丁回忆说:"我的耳朵近乎全聋,因此成了邻近的儿童们嘲笑的对象。这个生理缺陷使我同人们疏远了,但却使我发奋读书,用幻想来忘却所有的烦恼。"受到伤害的自尊总要在其他方面寻求补充和满足,康斯坦丁开始把自己幻想成一些伟大的、英雄式的人物。也许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早期遭受的各种磨难都是他成为伟大人物的必备条件。康斯坦丁由于耳聋与外界断绝了联系,却从此走上了独立思考、善于幻想的道路。在学习书本知识的同时,他通过各种方式对自己掌握的知识进行检验。有一次,他自己做了一个量角器,没有出屋就测量出了与远处的火警望台的距离是284米。然后,他又步行进行校验,结果完全正确,这使他对科学的信心倍增,他开始了解到理论知识对实践生活的指导意义。求学生涯随着年龄的增大,父母不得不考虑孩子进一步受教育的问题。在齐奥尔科夫斯基16岁的那年,父亲用积攒的钱送他到莫斯科去求学。虽然这时他仍无法进学校学习,但莫斯科的环境显然比乡下优越得多。他在莫斯科的三年多时间里完全钻进图书馆里。家里每月给他寄来15卢布生活费、学习费,但他只吃最简单的面包和蔬菜,把余下的钱都买了书和实验用品。他自学了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和微积分,学习了物理化学和力学,还以极大的兴趣学习天文学甚至大量阅读小说和杂志。在莫斯科,齐奥尔科夫斯基为自己不断获得新的知识而由衷地兴奋,但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的体质却越来越弱了。1876年的一天,他父亲的一个熟人在莫斯科偶然看见了他,被他那疲倦和虚弱的模样吓了一跳。于是,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父亲收到那个人写的信时,还亲自来了一趟,后才被迫回家。业余探索1877年秋,齐奥尔科夫斯基通过了乡村中学教师资格考试。四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卡卢加省波罗夫县一个中学的数学教师。在波罗夫县,他租了两间房子住了下来,房东是一个寡妇,有一个女儿叫索科洛娃。齐奥尔科夫斯基自己搞了一个实验室,一边教书,一边开始独立的研究工作。后来他与索科洛娃结了婚。1881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对气体理论进行了大量思考和研究,并完成了一篇论文,送交彼得堡的物理和化学学会。学会的科学家看到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论文后十分惊讶。因为论文的内容和结论完全正确,但这一问题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已得到了圆满解决。科学家们没有把这个年轻人看作是或剽窃者。他们认为:这位年轻学者可能与外界缺乏联系,并不知道他的"发现"已经问世多年了。著名科学家门捷列夫给齐奥尔科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辞谨慎的信,对他的工作和成绩表示赞赏,还对他进行鼓励,希望他将来取得更大成果。1892年,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研究兴趣转到飞艇上来。他曾发表了多篇有关飞艇的论文,提出了全金属硬式飞艇的设想。这段时间他还研究过飞机,但由于经费不足,实验工作无法开展。这使他认识到,像飞艇或者飞机这类大型的工程问题,靠一个人在业余时间里摸索,很难得到有实际意义的成果。因此他觉得还是应当做一些理论研究工作。这时,他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太空飞行研究上。太空理论在齐奥尔科夫斯基一生中,他最感兴趣、花费精力最多、取得成就最大的领域是航天。在很小的时候,有关星际航行的问题已经开始强烈地吸引着他。他在1911年回忆说:"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我也和其他人一样,认为火箭不过是一种少有用途的玩具。我已很难准确回忆起我是怎样开始计算有关火箭的问题。对我来说,第一颗太空飞行思想的种子是由儒勒·凡尔纳的幻想小说播下的,它们在我的头脑里形成了确定的方向。我开始把它作为一种严肃的活动。"在莫斯科求学期间,齐奥尔科夫斯基就开始思索实现太空飞行的方法。16岁那年,他忽然想到利用离心力。这使他极度兴奋,以为发现了通向星际空间的道路。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简直高兴得发狂,那一晚我整夜都无法入睡。我慢慢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徘徊,一直思考着这一发现的伟大意义。但到了第二天黎明,我终于认识到我的推理是错误的。"1882年,他在自学过程中掌握了牛顿第三定律。这个看似简单的作用与反作用原理突然使他豁然开朗。他在3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如果在一只充满高压气体的桶的一端开一个口,气体就会通过这个小口喷射出来,并给桶产生反作用力,使桶沿相反的方向运动。"这段话就是对火箭飞行原理的形象描述。1883年,齐奥尔科夫斯基在一篇名为《自由空间》的论文中,正式提出利用反作用装置作为太空旅行工具的推进动力,他对这种火箭动力的定性解释是:火箭运动的理论基础是牛顿第三定律和能量守衡定律。这些思想在1893年发表的科幻小说《月球上》和1895年写的《地月现象和万有引力效应》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1896年,他开始从理论上研究星际航行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只有火箭才能达到这个目的。1897年,他推导出著名的火箭运动方程式。研究成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齐奥尔科夫斯基于1898年完成了航天学经典性的研究论文《利用喷气工具研究宇宙空间》,接着,他又于1910年、1911年、1912年和1914年在《科学报告》上发表了多篇关于火箭理论和太空飞行的论文。这些出色的著作系统地建立起了航天学的理论基础。在对火箭运动理论进行了一番研究之后,齐奥尔科夫斯基又对星际航行问题进行了研究和展望。在1911年发表的论文中,他详细地描述了载人宇宙飞船从发射到进入轨道的全过程,内容涉及飞船起飞时的壮观景象,超重和失重对宇航员的影响,失重状态下物体的奇异表现,不同的高度看地球的迷人景观、天空的景色等。人们读起他的著作来有如亲临宇宙飞船登天的感觉。齐奥尔科夫斯基既是一个踏实的科学家,也是一个热情的探索者。他在一篇名为《太空火箭工作:1903-1927年》的文章中,系统总结了他在火箭和航天学研究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就。然后,他对航天的未来发展阶段进行了展望。这些阶段包括:火箭汽车、火箭飞机、人造卫星、载人飞船、空间工厂、空间基地、太阳能的充分利用、外太空旅行、行星基地,以及恒星星际飞行等。他在文章中提出的在飞船中利用植物生产食物和氧气、依靠旋转产生重力、更好地利用太阳能等思想至今仍是航天领域的研究方向。"十月革命"改变了齐奥尔科夫斯基的生活和研究条件,他的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1919年他被选为社会主义科学院的会员,1921年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会议决定给予他个人特殊养老金。从那时起,他更加勤奋地专心于航天学的研究。"十月革命"前,齐奥尔科夫斯基共写出了130篇论文,以后却写出了450余篇。更为重要的是,在他的论文和著作的影响下,一批火箭和航天爱好者走上了航天探索的道路。他的成就也被欧美广泛承认,德国航天先驱奥伯特曾在致齐奥尔科夫斯基的信中说:"您已经点燃了火炬,我们绝不会让它熄灭。让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人类最伟大的梦想。"但是,他仍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他在1931年写道:"儿童时代以来,严重的耳聋使我完全不顾及日常的生活方式,也因此缺少“交际”。这也许是我到了68岁仍然进展缓慢,没有取得真正成功的原因。沉思、计算和实验构成了我的全部生活。我的住房底层的车间始终陪伴着我。即使由于火灾和洪水将其摧毁,我也很快把它恢复起来……重大的问题还远未解决,我还有足够的能力或者健康允许我把这些思想变成现实吗?"随着世界范围内火箭和太空飞行研究热潮的兴起,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名望在迅速增长。1932年在他75周岁生日时,苏联的各大报纸和杂志都刊登了有关他的事迹和科学成就的长篇文章,斯大林也向他发去了生日贺电,一时间这位老人成了苏联杰出的人民英雄。他在新的时代里感到充满了希望。他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表达了他的兴奋之情:"我在航空、火箭和太空飞行方面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府--人类文化发展的卓越领袖。我充分相信在他们的领导下,一定能够成功地完成这些伟大的事业"。精神永存1935年9月19日,齐奥尔科夫斯基逝世于卡卢加,享年78岁。他晚年已获得了许多荣誉。逝世后,苏联政府给予了他更多的荣誉:1954年,苏联科学院设立了齐奥尔科夫斯基金质奖章;政府为他建立了纪念像,并在卡卢加市建立了齐奥尔科夫斯基博物馆。他被誉为"俄罗斯航天之父"、世界上最伟大的航天先驱者。今天,在航天界仍然流行着一句名言,这是齐奥尔科夫斯基在给《航空评论》杂志的信中写下的:"地球是人类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被束缚在摇篮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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