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洪英论文发表中心

学术论坛： 浅析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魏 颖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呼和浩特青少年心理研究会会员 【摘要】心理教育思想源远流长，但学科体系正在构建中。本文从哲学、医学、教育、文学等几个角度分析中国古代存在的心理教育思想，以此，为我国现代心理教育体系的构建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心理教育能够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为推进民族、社会的发展，和谐社会的建立培养人才。开发人的心理潜能，提高人的心理健康水平，是人类关注心理教育的出发点，也是心理教育的目标所在。 由于心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各国纷纷探讨心理教育的问题，寻找并形成适合自己的心理教育理论。中国的心理教育工作者，根据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盖在积极形成适合国情的心理教育理念，建构具有申国特色的心理教育体系。建立心理教育体系思想上应该是中西合璧，即要吸收适合中国的西方心理教育思想又要挖掘我国已有心理教育思想。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对我国古代哲学、医学、教育等著作中的心理教育相关思想进行粗浅的剖析。 --、古代哲学思想申的心理教育思想 心理教育的思想在《论语》和《尚书》等伟大的思想著作中均有论述：《论语》指出：“君子怀德”、“君子上达”指的是完整人格塑造，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人格教育”目的也在此。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正义》解释到:“温， 寻也；故，言旧所学得者。温寻使不忘，是温故也；素所未知，学使知之，是知新也”，说的是笑嘻嘻不仅能巩固知识，而且还能在旧知识基础上获得一定的新知识。这是我国古代提出的正确的学习方法。“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 “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 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雍也，可使南面。”这几句话是孔子对学生工作能力的、评价，意思是：如子路在千乘的诸侯大国中，可以治理兵赋；冉求在千室的大邑或百乘的卿大夫家中，可以当邑宰或家臣；公西子华在朝廷上，可以穿着礼服应对宾客；冉雍可以做卿大夫一类的大官。提出了每个人能力方面的不同侧重，要根据自己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 荀子在《正名篇》中的“心忧恐，则口衔刍豢而不知其昧，耳听钟鼓而不知其声”“心平愉 , 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提出人的情绪受认知的影响。这几句话的意思是：心忧恐的时候，虽然口、耳、目、身接受了美好的外界影响，也不感到愉快；心平愉的时候 , 虽然口、耳、目、身没有享受美好的供养，也可以心情愉快。指出人要有正确的认知，保持良好心态。 《尚书》中的“直而温，宽而厚，刚而无虐，简而无傲”意思是正直坦率而又温文尔雅，胸怀宽广而又庄严谨慎，刚正勇敢而又不以强凌弱，简洁明了而又不妄自称大。要人培养自己的良好个性，现代心理教育中的“个性教育”与此相对应。《老子·道德经》谈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说的是要正确认识自己，与心理教育之中的“认识自我”不谋而合。《易经》指出君子“自强不息”,“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 要求人要用辨证观点看问题和保持良好心态，也是现代心理教育中的内容。《管子》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 强调诗词、音乐在维护心理健康中的作用，现代心理教育方法中也提出了兴趣疗法、音乐疗法。 二、古代教育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教育理论专著，其中提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意思是统治者只有通过教育，使广大群众学习所提出的道德知识，潜移默化并经过反复实践，让道德标准变成人民的行为习惯，最后成为风气形成风俗习惯， 也就是通过学习进行品德教育的过程。“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意思是学生有四个缺点，有的人贪多，食而不化，知道的虽然多但是没有深度；有的人学的太少知识面窄，一知半解，没有努力学习；有的人学得太简单，没有发挥出自己水平；有的人则缺乏克服困难的精神，知难而退。教师要先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和个体差异而后做出正确指导、因材施教。“ 夫乐者乐也，人情所不能免也。”是说音乐能使人得到快乐的情感体验， 为了人的美感需要，不能没有音乐。指出了音乐的美育作用。“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 “德音之谓乐”“乐章德”等意思是说，音乐是品德的花朵，音乐是品德的声音，音乐能表现人的品德。说得是音乐与品德有密切的关系，可以通过音乐教育达到德育的作用等等。 《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指出了学习的目的，至善的境界就是完美人格。《大学》与《学记》都属于孔孟学派的著作，被称为姊妹篇，有许多思想观点都很相似，这里不再加以说明。 三、古代医学思想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黄帝内经》是最早的中医理论著作，书中有言：“ 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 思伤脾，恐伤肾”,指出不良情绪对身体的消极影响，是现代心理教育内容的“情绪情感教育”。“心怡愉为务”“养心莫若静，静则神藏。”指出要保持健康情绪，应做到心神宁静。“投其所好以移之，则病自愈”。要求在自己感到焦虑、压抑、烦恼时，应该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分散注意力、缓解情绪，通过自我调节达到保持心理健康的目的。“七情之病者，看书解闷，听曲消愁，有胜于服药者也”，是说通过看有益的书，欣赏旋律优美的音乐，可以消除烦闷和忧愁，比服药前效果还好，以上几点都是保持良好心态、情绪的方法。 唐代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对“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 这样解释:“古之善为医者，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若不加心用意，于事混淆，即病者难以救矣。”医国、医人、医病都包含在中医医理之中， 同样也包含了心理教育的观念。 四、古代诗歌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我国古代非常重视音乐教育，自宫廷到民间都很盛行。《乐记》是我国古代音乐教育专著，指出音乐能影响情感，情感也能影响音乐，书中提到: “乐者，音之所由升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意思是: 音乐是有感于客观事物才发生的，不同的刺激产生不同的音乐, 不同的情感以不同的声调表现出来, 指的是情感影响音乐。“志微噍杀之音作，而民思忧；谐慢易繁文简节之音作，而民康乐。”意思是: 当微弱充满焦虑的音乐流行时，人民就会产生忧心忡忡的情感；当舒畅、和谐、缓慢、平易、内容丰富而有鲜明节奏的音乐流行时，人民感到安康和快乐。明显的说明音乐对情感是有影响的。 《诗经》中说“诗者, 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 发言为诗”, 指的是诗词对意志教育的影响。 五、传统文化中的心理教育思想 “乐极生悲”，指人要及时调节和控制情绪, 避免影响身体健康。“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指人要有承受挫折的能力, 又如:“心病还需心药医”指不良情绪影响人的心理健康。还有许多以上没有提到的著名之作, 如: 《史记》、《春秋》、《淮南子》、《中庸》等等, 其中都有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有待挖掘。中国五千年文化思想中蕴涵着丰富的心理教育思想, 西方许多心理教育思想和我国古代提出的心理教育思想不谋而合, 例如人格教育、个性教育、道德教育、情感教育、意志教育……但由于东西方哲学传统的不同所倡导的许多文化理念也是不同的, 把西方的心理教育理论完全运用到中国显然是不合理的, 挖掘我国古代心理教育思想, 从中寻找符合当代中国正确的心理教育思想, 对建设我国现代心理教育有重大意义, 是我国心理教育的理论基础, 是我们现代心理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兰晓龙（1973--），湖南邵阳人，1973年5月26日出生。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曾创作了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电视剧《石磊大夫》、《步兵团长》、《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兰晓华（1982--），，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大连市政府顾问，香港商报传媒公司副总裁，著述有《给市长上课》、《城市营销》、《中层领导105个执行细节》、《做人有气度做事有谋略》、《二十几岁学会选择三十几岁懂得放下》等。兰晓霞（1987--），影视演员，200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拍摄过的电影有《金粉世家》《猎鹰1949》，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演员。兰奕波（1987--），字静孚，号清曲散人，浙江湖州人，兰振滩之曾孙。当代书法家，以草书见长。曾受教于著名学者启功先生、著名艺术家周文清教授。兰刚认：(公元1935～今)，香港人。著名五官医学专家。主任医师。香港国际传统医学会理事，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传略载入《河东专业技术人才》、《山西人名辞典》、《中国名医列传》、《世界名人录》等化部典籍。兰光：(公元1935～今)，原名栾光普；吉林东丰人。著名现代作家。现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辽宁曲艺家协会会员、辽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阜新市曲艺家协会会员、阜新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作家协会副主席。近几年与人合编报告文学集《光彩之路》、《塞北新潮》、《红盾雄风》等书由省级出版社出版；1995年出版个人作品专辑《兰光曲艺作品选》。传略于1994年收入《中国文艺家传集》、《辽宁作家小传》、《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兰海：(公元1944～今)，原名兰祥礼，生庆人。著名机械技术革新者。1968年毕业于重庆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选工艺及设备专业。重庆建筑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教授，材料系工艺及设备教研室主任，《中国建材装备》杂志通讯员《四川水泥》杂志通讯员、《重庆建筑大学学报》英文审校。在二十多种期刊上，发表英、德、法、日、俄文的科技论文译著一百八十余篇，约一百五十万字。兰洪英：(公元1953～今)，女，河北蔚县人。内蒙古集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政工师，内蒙古集宁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曾多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自治区“巾帼建功女状元”、全国优秀女职工。1970年7月～1975年12月在内蒙古建设兵团工程团第三十五团工作；1977年3月～1986年11月在集宁市蔬菜公司任副书记。1986年12月～1988年6月在集宁市商业局任纪检员；1988年6月～1992年3月在集宁市蔬菜公司任党总支书记。1992年3月～1995年12月在集宁市蔬菜公司任经理，党总支书记；1995年12月至今在集宁市政府任副市长。

没有退休苏洪英，女，主任医师，教授，放射科副主任，介入病房主任，博士生导师。1962年出生，擅长肿瘤及非血管疾病的介入治疗。主要学历及培训情况1981 - 1986 中国医科大学 医疗系1990 - 1993 中国医科大学 硕士2004 - 2008 中国医科大学 博士主要工作经历1986.8 –1993.8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脏内科 心血管病有创诊断与介入治疗1993.6 - 1997.6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放射科诊断1997.6 –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放射科 介入病房科研课题曾经参加过多项国家及省部级课题主要包括：国家“九·五”攻关课题《静脉狭窄-梗阻性疾病综合性介入治疗应用研究》，国家“九五”攻关课题《肺癌综合性介入治疗技术的应用研究》国家“九五”攻关课题，《肝癌综合性介入治疗技术的应用研究》先后获得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4项，布—加氏综合征介入治疗新技术及临床应用》，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门脉高压症及其并发症的综合性介入治疗》教育部科技成果三等奖，《静脉狭窄-梗阻性病变综合性介入治疗的应用研究》中华医学科技贰等奖，《静脉狭窄-梗阻性病变综合性介入治疗的应用研究》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发表论文20余篇幅，参编著作2部。学术兼职：中华放射学会介入学组委员，辽宁省介入医学会委员兼秘书，辽宁省介入治疗质控中心副主任委员，介入放射学杂志编委，中国介入放射学杂志编委。

上面都说了兰姓古代名人，我来补充下，兰晓龙（1973--），湖南邵阳人，1973年5月26日出生。1997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后进入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成为一名职业编剧。曾创作了话剧《红星照耀中国》，电视剧《石磊大夫》、《步兵团长》、《士兵突击》、《我的团长我的团》、《生死线》。兰晓华（1982--），，北京大学客座教授，大连市政府顾问，香港商报传媒公司副总裁，著述有《给市长上课》、《城市营销》、《中层领导105个执行细节》、《做人有气度做事有谋略》、《二十几岁学会选择三十几岁懂得放下》等。兰晓霞（1987--），影视演员，2004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拍摄过的电影有《金粉世家》《猎鹰1949》，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职业演员。兰奕波（1987--），字静孚，号清曲散人，浙江湖州人，兰振滩之曾孙。当代书法家，以草书见长。曾受教于著名学者启功先生、著名艺术家周文清教授。兰刚认：(公元1935～今)，香港人。著名五官医学专家。主任医师。香港国际传统医学会理事，香港中国国际交流出版社特约顾问编委。传略载入《河东专业技术人才》、《山西人名辞典》、《中国名医列传》、《世界名人录》等化部典籍。

一 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分为宏观管理的治国学和微观管理的洽生学。治国学适应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需要，包括财政赋税管 理、人口田制管理、市场管理、货币管理、漕运驿递管理、国家行政 管理等方面。治生学则是在生产发展和经济运行的基础上通过官、民的实践逐步积累起来，包括农副业、手工业、运输、建筑工程、市 场经营等方面的学问。这两方面的学问极其浩瀚，作为管理的指导 思想和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如下一些要点。 1．顺“道”。中国历史上的“道”有多种含义，属于主观范畴的 “道”，是指治国的理论，属于客观范畴的“道”，是指客观经济规律，又称为“则”、“常”。这里用的是后一含义，指管理要顺应客观规律。《管子》认为自然界和社会都有自身的运动规律，“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管子?形势》)社会活动，如农业生产，人事，财用，货币，治理农村和城市，都有“轨”可循， “不通于轨数而欲为国，不可。”(《管子?山国轨》)人们要取得自己行为的成功，必须顺乎万物之“轨”，万物按自身之“轨”运行，对于人毫不讲情面，“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你的行为顺乎它，它必“助之”，你的事业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你如逆它，它对你也必“违之”，你必“怀其凶”，“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管子?形势》)。 司马迁把社会经济活动视为由各个个人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而进行的自然过程，在社会商品交换中，价格贵贱的变化，也是受客观规律自然检验的。他写道“贱之征贵，贵之征贱”，人们为求自身利益，“以得所欲”，“任其张，竭其力”，“各劝其业，乐其表，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民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对于社会自发的经济活动，他认为国家应顺其自然，少加干预，“故善者因之”，顺应客观规律，符合其“道”，乃治国之善政(《史记?货殖列传》)。 “顺道”，或者“守常”、“守则”、“循轨”，是中国传统管理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2．重人。“重人”是中国传统管理的一大要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的，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 得民是治国之本，欲得民必先为民谋利。先秦儒家提倡“行仁德之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修文德以来之” (《论语?季氏》)，使“天下之民归心”，“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尧曰》)，“天下大悦而将归己。”(《孟子?离娄上》)《管子》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心须“令顺民心”，“从民所欲，去民所恶”，乃为“政之宝”(《管子?牧民》)。西汉贾谊说： “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国家的安危存亡兴坏，定之于民；君之威侮、昏明，强弱，系之于民；吏之贵贱，贤不肖，能不能，辨之于民；战争的胜败，亦以能否得民之力以为准。”(《新书?大政上》)这些思想历代都有，逐步成为管理国家的准则。 得人才是得人的核心。要得人才，先得民心，众心所归，方能群才荟萃，故《管子》把从事变革事业，注重经济建设，为人民办实事，视为聚拢优秀人才的先决条件，叫做“德以合人”，“人以德使”(《管子?五辅、枢言篇》)。 我国素有“求贤若渴”一说，表示对人才的重视。能否得贤能之助，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事业的成败。“得贤人，国无不安广…?失贤人，国无不危”(《吕氏春秋?求人》)。诸葛亮总结汉的历史经验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之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之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晏子春秋》则把对人才“贤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视为国家的“三不祥”，其害无穷。 在治生学方面，我国也有重视人才的传统。司马迁提倡“能巧致富”，他说：“巧者有余，拙者不足”，“能者辐辏，不肖者瓦解”(《史记?货殖列传》)。唐代陆贽说：“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则丰富，拙而兼隋则篓空”(《陆宣公集?均节财税恤百姓》第一条)。西晋的傅玄说：“夫裁径尺之帛，形方寸之木，不任左右，必求良工”。(《傅子?授职篇》)凡能工巧匠，或对生产建设有重大贡献者，如春秋时发明木作工具的鲁班，战国时修建都江堰的李冰，修建郑国渠的郑国，汉代发明二牛耦耕法和三脚条播器(三脚耧)的赵过，发明和改进炼铁鼓风器(水排)的后汉的杜诗和韩暨，对发展纺织工业有重大贡献的元代黄道婆等人，都传颂千古，流芳百世，为人典范。《管子》一篇国情普查提纲(《问》)中列专项调查国内的生产能手，树立“人率”，进行表彰。司马迁《货殖列传》记载，齐国的“奴虏”，即下等人，人皆贱之，唯刀间独具慧眼，赏识这些人的才能，收取重用，“尽其力”，“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发了大财。 3．人和。“和”就是调整人际关系，讲团结，上下和，左右和。对治国来说，和能兴邦；对治生来说，和气生财。故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管子》说：“上下不和，虽安必危”(《管子?形势》)。“上下和同”，“和协辑睦”(《管子?五辅》)，是事业成功的关键。战国时赵国的将相和故事，妇孺皆知，被传颂为从大局出发讲团结的典范。 求和的关键在于当权者，只有当权者严于律己，严禁宗派，不任私人，公正无私，才能团结大多数。《管子》提出“无私者容众”，要求君主切不可有“独举”、“约束”、“结纽”这些宗派行为，不可“以爵禄私有爱”，要严禁“党而成群者”(《管子》五辅、法法等篇)。李觏说国家的统治者必须“无偏无党”，“循公而灭私”，“天子无私人”，从国家机构中清除那些嫉贤妒能，钻营利禄，大搞宗派，戕害民生的 “恶吏”，以改善官民关系。唐太宗是个讲团结的君主，他不仅重用拥护自己的人，而且重用反对过自己的人，他救下了曾反对其父李渊的李靖，委以重任。魏征曾力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太宗就位后不计前隙，照样重用，且平时能“从谏如流”，“爱谏诤”，思己短，知己过，使群臣乐于献策，齐心治国。正因为唐太宗广泛团结人才，形成一个效能很高的人才群体结构，贞观之治才有了组织上的保证。 近代成功的企业家也都注重人和，创办申新纱厂的大企业家荣德生治厂以“《大学》之‘明德’，《中庸》之‘明诚”对待属下，“管人不严，以德服人”，“使其对工作不生心，存意外”，“自治有效”。他说用人“必先正心诚意，实事求是?，庶几有成。若一味唯利是图，小人在位厂…?不自勤俭，奢侈无度，用人不当，则有业等于无业也”。 (荣德生：《乐农先生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刘国钧办大成纺织染公司，以“忠信笃敬”为厂训。宋菜卿在公司悬挂孔子名言“己所勿欲，勿施于人”作厂训，他说“你愿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这些皆反映从自我管理入手实现人和，从而达到系统管理以协力推进事业的管理思想。 4。守信。治国要守信，办企业要守信。办一切事业都要守信。信誉是人类社会人们之间建立稳定关系的基础，是国家兴旺和事业成功的保证。 孔子说：“君子信而后劳其民”(《论语?尧曰》)。他对弟子注重 “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治理国家，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出尔反尔，从来是大忌。故《管子》十分强调取信于民，提出国家行政应遵循一条重要原则：“不行不可复”。人们只能被欺一次，第二次就不信你了，“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管子?形势》)。 、?治生亦然。商品质量、价格、交货期，以至借贷往来，都要讲究 一个“信”字。我国从来有提倡“诚工”，“诚贾”的传统，商而不诚，苟 取一时，终致瓦解，成功的商人多是商业信誉度高的人。明代徽商 唐祁，其父曾借某人钱，对方借据丢失，唐祁照付父债，后来有人拣 得借据，向唐祁讨债，他又照付。别人嘲笑他傻，他说，“前者实有是 事，而后卷则真也”(《安徽通志》196卷)。徽蚶另有一商人翁生，经 商“巧而不贼”，取得社会的信任，“人莫不以为诚而任之”，“虽不矜 于利，而贾大进，家用益富”(《王遵岩文集?黄梅原传》)，可见守信 是进财之道。 5．利器。生产要有工具，打仗要有兵器，中国历来有利器的传统。孔子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吕氏春秋?任地》篇说，使用利器可达到“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的效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其推广，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经济、文化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并使“利器说”成为中国管理思想的重要内容。历史上许多重大发明，如西汉出现的新式粮食加工机械——水碓，“役水而舂，其利百倍”。东汉和三国时出现的新式炼铁鼓风器——水排，大大提高了铁的质量，从而提高工具和兵器的质量，这些都是在当时政府官员的主持下发明和推广的。明清时代在长江下游乃至全国先后推广松江地区先进纺车，和纺技，也多是由地方官员出面相邀和主持，说明利器思想已引起当时国家管理机构的重视。 及至近代，一再出现机器兴邦说。如郑观应主张维护民族独立要靠“商战”，商战必赖机器，机器生产，“工省价廉”，“精巧绝伦”，可与外货竞争，因此必须自制各种机器。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孙中山实业救国的核心是技术革命，实现现代化，“用机器去制造货物，……把国家变成富庶”，争取驾乎英美日之上。可见，“利器说”贯乎古今，成为兴邦立业的重要思想。6．求实。实事求是，办事从实际出发，是思想方法和行为的准则。儒家提出“守正”原则，看问题不要偏激，办事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过犹不及”，过了头超越客观形势，犯冒进错误；不及于形势又错过时机，流于保守。两种偏向都会坏事，应该防止。 《管子》提出“量力”原则和“时空”原则。凡事量力而行，“动必量力，举必量技”，“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指挥作战，要知道自己兵力，装备的承受能力，“量力而知攻”，“不知任，不知器，不可”。切不可不顾主观条件的“妄行”，“强进”，“妄行则群卒困，强进则锐士挫”。(《管子》牧民、霸言、形势解等篇)用人也应注意因材施用，扬其所长，避其所短。不可求全责备，“毋与不可，毋强不能”。 “时控”原则就是办事要注意时间(时机)和地点等客观条件。 “事以时举”，“动静”、“开阖”、“取予”“必因于时也，时而动，不时而静”(《管子?宙合》)。治国和治生，不顾时间的变化，用老一套的办法，不注意“视时而立仪”(《管子?国准》)，“审时以举事”(《管子?五辅》)，必然招致失败。空间不同，政策措施也应有异，不可将一套办法到处运用，治家、治乡(农村)、治国(城市)各有特殊性，“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管子?牧民》)。韩非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事异则备变”。他以守株待兔的故事，告戒治理国家者不可是“守株之类也”。这是一切管理者都应引以为戒的。 7．对策。我国有一句名言：“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说明在治军、治国、治生等一切竞争和对抗的活动中，都必须统筹谋划，正确研究对策，以智取胜。研究对策有两个要点：一是预测，二是运筹。 有备无患，预则成，不预则废。《孙子》认为：“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管子》主张“以备待时”，“事无备则废”(《管子?霸言》)。治国必须有预见性，备患于无形，“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无形也”(《管子?牧民》)。范蠡认为经商要有预见性，经商和打仗一样，“知斗则修备”，要善于 “时断”和“智断”，比如要预测年景变化的规律，推知粮食供求变化趋势，及时决断收购和发售。他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待乏”原则。要观察市场物价变动，按“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的规律，采取“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的购销决策。(《史记?货殖列传》) 中国古代有许多系统运筹成功的实例。战国时期，田忌和齐王赛马屡败，后来他按照谋士的筹划，按马力的强弱，以己之下马对彼之上马，己之上马对彼之中马，己之中马对彼之下马，结果二胜一负，转败为胜。宋朝丁谓奉命修复焚毁的皇宫，需从远处运土和建材，他挖开大路取土，引水成河，船运各种建材，宫室修好后又以建筑垃圾填河恢复道路。一项正确决策使取土、运料、处理垃圾结合起来，“一举而三役济，计省贯以亿万计”(4》L笔》卷二)。在军事上通过运筹对策，以计谋取胜者更是不胜枚举。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如三国时代孙权、刘备对曹操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空城计，孙膑的“减灶骄敌”，都是运用战略策略以弱胜强的典范。 8．节俭。我国理财和治生，历来提倡开源节流，崇俭拙奢，勤俭建国，勤俭持家。节用思想源于孔子和墨子，孔子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述而》)。墨子说：“其财用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墨子?节用上》)苟子说：“臣下职，莫游食，务本节用财无极，”(《苟子?成相》)“强本(生产)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苟子?天论》)陆贽说：“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不节则虽盈乃竭，能节则虽虚必盈。”(《陆宣公文集》卷二二)纵观看史，凡国用有度，为政清廉，不伤财害民，则会国泰民安。反之，凡国用无度，荒淫奢费，横征暴敛，必滋生贪官污吏，戕害民生，招致天下大乱。这是中国国家管理历史提供的一条真理。在治生方面，节俭则是企业家致富的要素。司马迁说：“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史记?货殖列传》)汉初有个经营农业的任氏，一反当时“富人争奢侈”之风气，力行“家约”，“折节为俭”，以致“富者数世”，成为阊里的表率，受人赞颂。(《史记?货殖列传》)近代中国的企业家也多有勤俭治厂的经验，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的张謇在办厂时去上海联系业务，曾在街头卖字以解决盘缠所需，节约经费。在他的带动下，全厂上下力求节俭。张謇说：“通厂之利，人皆知为地势使然，然开办之初始竭蹶艰维，而上下同心力求撙节，其开办之省亦中外各厂所无。”(《实业文钞》卷一) 9．法治。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和《管子》，后来逐渐演变成一整套法制体系，包括田土法制，财税法制，军事法制，人才法制，行政管理法制，市场法制等等。韩非在论证法治优于人治时，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三个错误。韩非说这个办法不可取， “舜有尽，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所止者寡矣。”如果制定法规公之于众，违者以法纠正，治理国家就方便了。他还主张法应有公开性和平等性，即实行“明法”、“一法”原则。“明法”，就是“著之于版图，布之于百姓，”使全国皆知。“一法”，即人人都得守法，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各级政府官员不能游离法外，“能去私曲就公法者，民安而国治。”二 人本原理 质量管理,以人为本,只有不断提高人的质量,才能不断提高活动或过程质量,产品质量,组织质量,体系质量及其组合的实体质量.这就是人本原理. 一,人才是质量管理的第一要素 人才,是指那些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技能并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本职工作,对认识和改造世界,对人类社会进步作出贡献的人. 俗话说,"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质量人才,是指具有质量管理专门知识,技能并在质量工作实践中,以自己在质量事业上的创造性劳动,对国家,行业,地区,企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的振兴和发展作出贡献的人.在质量管理中,质量人才是第一要素,对质量管理的开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国际近代质量管理发展史来看,日本的产品质量,从低劣的"东洋货"到超过美欧的产品质量,其根本原因之一,就是日本十分重视并造就了一支质量人才队伍. 众所周知,现代质量管理的理论最早产生于经济最发达的美国,由于美国人休哈特,费根堡姆等率先研究和采用统计质量控制和全面质量管理科学方法,使美国产品质量迅速提高和稳定,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美国生产的汽车竟占领了国际汽车市场的80%.日本产品在40年代时质量低劣,当时的"东洋货"被世人视为"低劣产品"的代称,但50年代后,日本确立了质量兴国和教育立国的战略方针.先是从美国请来戴明博士等质量管理专家讲学,向美国虚心学习统计质量控制理论和技术,并培养和造就了水野滋,田口玄一,石川馨等一批优秀的质量人才,又把质量培训与教育贯穿于质量管理始终.到60年代,"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日本创造性地发展了全面质量管理理论和方法,先后提出了"品质圈","TQC","CWQC"和"全社会质量管理"等新理论和新方法,还培养了一大批各种层次的质量人才.人的质量决定了产品质量也决定了国家的经济.不到半个世纪,日本的汽车,钢铁,照相机等一大批产品质量超过美欧国家,位居世界前列.人口众多,国土狭小并资源贫乏的日本国一跃而起,成为当今世界的经济强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MP)在80年代末期就已超过美国. 以色列是一个土地瘠薄,资源贫乏的小国,1948年5月建国,1993年人均国民收入却已达1.27万美元.其电子,仪表,航空等工业产品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成为发达国家军事工业和许多大公司的长期用户;农业人口虽仅占全国人口的5%,却人均年产值42万美元,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农产品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大量出口欧美.其依赖的就是高质量的人才.目前,以色列每100O居民中有135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而美,日,德,英却分别只有70,65,48和28人.这些科学家和工程师发表的论文在1987年时就是美国,英国,加拿大的2倍,日本的4倍.以色列工厂或农庄的劳动者都具有相当高中毕业的学历,并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正是高质量的以色列人振兴了以色列. 从理论上分析,人也是质量管理要素中的第一要素. 目前,人们对质量管理的要素有"三大要素"与"五大要素"之说. "三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的要素是人,技术和管.但在这三大要素中,人是处于主宰地位的,就如骑自行车一样.自行车的二个轮子是技术和管理要素,而骑车者这个"人"的要素在其中起主导作用.没有人,这辆自行车只能如死物那样,停放在原地,不能发挥任何作用. "五大要素论"是说质量管理由人,机器,材料,方法与环境构成,但在这五个要素中,人是处于中心位置和驾驶地位的.就象行驶的汽车一样,汽车的四只轮子是"机","料","法","环"四个要素,驾驶员这个"人"的要素才是主要的,没有驾驶员,这辆汽车也就只能原地不动,成为废物了.俗话说:"谋事在人","事在人为".谋质量这事也在人,要把质量这事做好更在于人.就企业质量管理而言,更是以人为本.首先是企业最高管理者的质量素质;其次是各级管理人员,尤其是质量管理人员的质量;第三是企业全体员工的质量(技能).他们的质量决定了企业的质量,也决定了其产品质量,若以函数关系式来表示,可以写成 Q=fTM 式中:Q—一企业的质量或企业职工的工作质量; f——系数;T——企业技术水平或企业职工技能水平; M——企业管理水平或企业职工的管理能力和认真负责工作态度

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篇二 中西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摘要：翻译不仅是沟通世界不同民族文化的桥梁，翻译也为文化与文学影响的传播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媒介，而且翻译本身也是一种艺术，一种再创造，其“创造性的叛逆”及应用一向来都为国内外文学界所重视的课题。 比较文学的学者认为：能否超越原作的关键是翻译中的创造与叛逆性。由此，翻译中的创造性是译者通过个人的能力创造性地使译作回归原著作的实质内涵，相对而言，叛逆性则指译者未能如实体现和传达原著作的精髓，从而与原著作的理念相违背。但在翻译的实际过程中创造与叛逆是密不可分的。 中西文学翻译中译者经常思考究竟是按照源语规范直接翻译原文还是依照规范再创原文使其更能为读者所接受。事实上创造性本质蕴藏于任何文学翻译作品中。在某种程度上翻译作品不仅仅是源文本的再现而且与源文本相比是一种再创造。 基于这个原因，“创造性叛逆” 的术语被法国文学家罗伯特·埃斯卡皮首先提出，他认为“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并提出“说翻译是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参照体系里，说翻译是创造性的，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还因为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又赋予它第二次生命”。创造性叛逆是文学范畴的基本特征，它并不是单纯属于文学翻译。换而言之，创造性叛逆与文学的接受和传播息息相关，两者密不可分。在文学翻译的实践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创造性叛逆不同程度地体现在接受者、译者以及接受环境之中。 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界都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进行过系统的分析和阐释。翻译界泰斗谢天振先生认为译者的创造性叛逆一般划分为意识型和无意识型，并由以下几种类型构成：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误译与漏译、转译与改编等。创造性叛逆中的无意识体现，如误译与漏译，是因受限于译者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和情趣修养等因素造成的误读和误译。据此而言，其并不能简单称为“创造性”。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分为有意识和无意识，其包括以下四种情况： (1)个性化翻译。它表面是用自然、流畅的语言阐述原著的意图，但在深处却整合原著文化的问题。如果译作完全遵从原著文化，那语句会比较凌乱。 (2)节译与编译。节译与编译存在于《外国文学作品选》中有多种原因：为迎合读者或便于传播，为与接受地的风俗人情保持一致，或当地的道德、政治因素等，是有意识的叛逆。 (3)误译与漏译。例如：英译者把陶渊明《责子》中“阿舒已二八”翻译成了“阿舒十八岁”，他们认为“二八”是“一八”之误。误译，即对原著错误的翻译。它在文字和思想意义上背离了原文。在翻译中误译虽不可取但又客观存在，是无意识的叛逆。 (4)转译与改编。转译是是叛逆性最强的，是在翻译过程中无能为力情况下采取的方法。转译与改编体现在文学翻译上是创造性叛逆的特殊表现形式，其共性在于他们对于原作的两重更改。转译是一种语种转换。改编,节译和漏译各不相同。改编指改动整个内容情节，或体现对体裁的变动。节译是意识行为下对内容的大段改动。漏译则指无意识行为下改动少部分的情节。 对于中西方文学作品而言，译者永远不能全部表达原作者的真实想法，这在于两者不同的价值社会观和迥异的社会生活背景。译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文化修养使其对译作实行了“创造性叛逆”的解读，而译者的主观判断性也由其个人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所制约。 1 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 (1)文学翻译的创造性。翻译的实质是把一种语言中蕴涵的内容通过媒介转移到另一种语言中。文学翻译是为让读者意会到不同的文化习俗和社会风貌，并不仅仅是浅层的转述表达。但就现在的大量翻译作品显示，其翻译的水平和要求与文学翻译所界定的标准依然存在相当的差异性。 (2)文学翻译的叛逆性。如果说文学翻译的创造性是译者依靠自身的能力创造性地表现原作品的实质内涵，那么其在翻译过程中所体现的叛逆性则是译者为实现主观愿望而对原作进行的客观背离。但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是和谐共存的。 2 创造性叛逆的可接受性 创造性叛逆应遵循两重原则:充分原则与忠诚原则。文学翻译与其他形式的翻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受目的地控制，而创造性叛逆是保证文学翻译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充分原则要求创造性叛逆应实现翻译目的，忠诚原则限制了目的文本的合理应用性，要求译者担当社会责任和道德规范，以此确保人们能够接受对文学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创造性叛逆。 由于隐含的读者存在于一切中西文学作品中，因此作者把外界环境当作他在创作过程中的直接客体，其隐含的读者则是他的间接客体。但就译者来说，当其阅读原作品过程中，以前的间接客体此时变成为主体。原文虽然是阅读的直接对象，但原文作者心中或眼中的世界才是他通过阅读而理解的对象。所以，译者阅读和理解活动的间接对象是原文作者，这种主体间的交流就是话语对话的过程。翻译活动不是固定不变的语言转换，而是通过两种话语相互协商的产物。因为译者的不同的教育背景、人生经历和知识结构，所以翻译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作为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化活动，文学翻译应该是以多元而综合化的评价体系形式存在于现代复杂社会中。 从接受者和译文接受环境来分析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和叛逆性：(1)接受者的创造性叛逆。所谓接受者特指阅读翻译作品的读者。由于不同文化背景的接受者有着不同思维方式和知识修养，因此不同的读者会在分析读本时形成自己特定的评定准则。即使身处相同的历史背景，接受者也会因为拥有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结构，在文本的阅读中不可避免性地会主观性再创造，从而促使在翻译异质文学作品时的创造性叛逆的不断呈现。(2)译文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从译文的接受环境分析，迥异的文化习俗、时代背景以及语言环境使原著作不可避免地受到译文语言的影响和限定，从而接受并融合译语的文化内涵和特征。 纵观现今翻译研究的现状，中西文学翻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对源语文本与目的语文本的研究，而是将许多其他的因素也纳入其研究范围。评判译文好坏一直以“忠实”原则作为其评定的标准，但随着译者主体性研究的深入，文学翻译的重要显著特征之一是尤其注重创造性叛逆的应用。传统翻译研究否认创造性叛逆的作用和功效，而在比较文学范畴中则积极倡导其在文学作品翻译中的广泛应用。由德国功能派理论发展而来的目的论指出,翻译是一种基于源语文本的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任何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是整个翻译行为的目的，这一理论无疑为研究这创造性叛逆提供了一个崭新而有效的视角。 参考文献 [1] 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2] 钱利华.文学翻译与创造性叛逆[J].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1). [3] 乐黛云.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A].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 宋洪英.浅析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5). [5] 吕俊.跨越文化障碍—巴比塔的重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看了“关于文学的学术论文”的人还看： 1. 文学类学术论文范文 2. 关于文化的外国人学术论文 3. 汉语言文学学术论文 4. 美国文化学术论文格式要求 5. 读学术论文的心得体会